五四後三十年 · 十五、三十年代的文化與科學
中國現代史上的30年代是指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基本結束到抗日戰爭爆發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民黨對革命發動了兩種反革命「圍剿」：軍事的「圍剿」和文化的「圍剿」。結果不但未能撲滅革命，反而導致了兩種革命的深入：農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由於鬥爭的需要，革命文化工作者改變了以往的分散狀態，結成了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革命文化團體，進行有組織、有陣線的鬥爭，由此不但挫敗了國民黨的政治迫害，而且擊退了三種反動文藝——買辦文藝、封建法西斯文藝和國民黨「幫閒」文藝的進攻，開展了社會思想論戰，發展了革命文化陣營。在科學技術領域中，愛國科學家頂破國民黨統治的凍土，艱難地綻出了幾朵科學的花朵，為開創中國現代科學事業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左翼文化運動
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後，在各地實行白色恐怖政策，文化界發生了分化：一些人依附大資產階級加入了反動陣營；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經不起考驗，有的頹唐，有的隱退；革命的知識分子則從血腥的現實中認清了敵人，提高了自己的覺悟，堅定地以文化為武器堅持鬥爭。一批共產黨人從廣東、兩湖的戰場上退下來，雖然「離開了群眾鬥爭的旋渦的中心」，而在來到大城市以後，卻「在文學事業上找著了他們的鬥爭的門路。」 左翼文化運動於是逐漸開展起來。
創造社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等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革命文學運動，使《創造月刊》面貌一新；1928年1月又出版了綜合性理論刊物《文化批判》；同年3月，陽翰笙（當時名華漢）、李一氓合編的《流沙》雜誌出版，壯大了革命文化的陣地。為適應文藝戰線鬥爭的需要，蔣光慈、錢杏？等一些共產黨員作家又於1928年1月發起成立了「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等，共產黨並在「太陽社」內建立了基層組織。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魯迅逐漸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經過長期的磨鍊、深刻的觀察與總結，以及共產黨員作家的幫助，使魯迅從革命者的「許多血和許多淚」中，「轟毀」了他頭腦中的進化論，確立了階級論，拋棄了個人解放的個性主義而進步到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從而成為革命文學戰線一名無畏的戰士。1928—1929年間，在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若干作家之間，曾經發生過一場「革命文學論爭」。這是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一場爭論。創造社、太陽社的一些革命青年作家，為敵人的血腥鎮壓所激怒，一方面正確地提出了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另一方面對中國革命形勢和性質作了不符實際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認為「革命的潮流已經到了極高漲的時代」，因而革命的性質「已經不是單純或民族或民權的革命了。」 魯迅清醒地看到了革命已處於低潮的現實，認定反對官僚、反對軍閥是革命者的任務。魯迅批評「創造社」「太陽社」的一些青年革命作家「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運用了。」 然而創造社、太陽社的一些青年作家卻不能對魯迅有正確認識，對魯迅進行了不少錯誤的批評，還將「五四」以後的若干新文學的著名人物如葉聖陶、郁達夫等視作「沒落」人物。為此，魯迅進行了必要的反批評。
這一場發生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爭論，歷時一年，直到中共中央干預才結束。在爭論過程中，有些買辦階級作家打著擁護魯迅的旗號介入論爭，企圖渾水摸魚，使得論爭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但革命文學的論爭雙方終於認清了那些人的真面目，進行了嚴肅批判，促進了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了解和一致。
革命文學論爭的積極結果，是使革命作家們認識到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必要。魯迅說得好：「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後，轉而去求醫於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因此，論爭結束後，革命文學運動的內容轉向學習、介紹、翻譯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書籍，僅魯迅就在1929年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蘇聯文藝政策》等五六種。瞿秋白總結這場論爭的積極成果時說：「這時期的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
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又一突出事件，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的產生。這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左聯內部，由共產黨黨團和左聯常委會負責領導。常委會成員中，大部分是共產黨員，他們和魯迅在一起，支持、協助魯迅工作。
左聯的成立，一方面是由於1928年的文學論爭，革命文學內部意見趨於一致，認識到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政策和買辦資產階級文藝派別等的進攻下，革命作家有組織起來的必要；另一方面是共產黨加強了對革命文學運動的領導，創造社、太陽社、我們社、引擎社等文學社團里都有許多共產黨員，太陽社全體成員都是共產黨員。1929年2月，創造社被反動政府查封，其他社團也被迫解散，共產黨決定成立新的統一的文學團體，以便有領導、有計劃地為革命文學而鬥爭。
1929年10月，中共江蘇省委開始和魯迅一起醞釀籌備左聯的成立工作。籌備小組經黨組織決定由12人組成：魯迅、鄭伯奇、馮乃超、彭康、陽翰笙、錢杏？、蔣光慈、戴平萬、洪靈菲、柔石、馮雪峰、夏衍。其中除魯迅和鄭伯奇外，都是共產黨員。中共中央宣傳部派來潘漢年向以上10名黨員傳達了黨中央關於停止文藝界「內戰」，組成以魯迅為「盟主」的左聯的意見。1930年3月2日，左聯正式宣布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有50餘人，由於安全的原因只發表了30人姓名。大會推定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7人為執行委員，周全平、蔣光慈為候補委員。 左聯是一個公開團體，由魯迅擔任領導，重大問題在內部由共產黨黨團討論後取得魯迅同意，才作為左聯的正式決定。所以這是一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群眾團體。先後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有潘漢年、馮乃超、陽翰笙、錢杏？、馮雪峰、丁玲、周揚等。左聯先後在北平、廣州、武漢設立「分盟」，在日本東京建立「支部」。根據歷史資料和目前健在的左聯成員的回憶，當時左聯在全國的成員總計在150人以上。
瞿秋白在被王明路線排擠打擊以後，轉向文化工作。他不但對左聯進行思想領導，而且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代表，領導過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左聯繫文委的一個下屬機構）。在他為文委所起草的一份指示性文件——《蘇維埃的文化革命》中，明確規定了「文委的任務是在文化戰線上，動員廣大民眾來參加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蘇維埃革命。」
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著整個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在文委之下，先後成立了9個文化工作機構，除左聯外，還有：
社聯，全稱「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1930年5月20日成立，負責人有杜國庠、彭康、李一氓、錢亦石、王新之、何敬之、艾思奇等。並在復旦、交大、大夏、光華等大學建立小組，在閘北、小沙渡、楊樹浦設立工人讀書班。其成員最多時達300餘人，知識分子占半數以上。社聯中有中國共產黨黨團，先後擔任黨團書記職務的有朱鏡我、王學文、許滌新、馬純古、陳開泰等。社聯的機關刊物為《新思潮》。
劇聯，全稱「左翼劇團聯盟」，1930年成立，這是一個以進步劇團為團體盟員所組成的戲劇界組織，著名的成員有上海藝術劇社、南國社、摩登劇社、復旦劇社、戲劇協社等。不久，部分劇社被國民黨政府查禁，因而1931年起改稱「中國戲劇家聯盟」，成為一個以戲劇家個人名義參加的戲劇團體。
此外，還有「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簡稱「美聯」）、「中國教育工作者聯盟」「中國新聞記者聯盟」「左翼電影小組」「左翼音樂小組」「蘇聯之友社」等左翼文化團體，形成了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隊伍，他們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將「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30年代的文藝成為中國現代文藝的一座突起的高峰。
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
國民黨反動派在對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進行反革命的軍事「圍剿」的同時，也對左翼文化運動發動了反革命的文化「圍剿」。
國民黨制訂了一系列反動法令，對進步書刊濫施查禁，肆意剝奪革命文化的出版權利。1930年12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出版法》，對報紙、雜誌、書籍進行嚴格控制。1931年10月，又頒布了《出版法細則二十五條》，比原來的《出版法》作了更具體的規定。1932年11月，國民黨中宣部又規定了《宣傳品審查標準》，把宣傳共產主義，批評國民黨政府，要求民主與抗日的文字統統誣為「危害民國」。而在此之前，國民黨政府已經頒布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規定，「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叛國之宣傳者」要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國民黨政府認為僅僅對已經出版的書刊加以查禁，還不足以完全徹底地扼殺進步文化，於是在1934年6月又頒布了《圖書雜誌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將稿本送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國民黨的審查官員不但可以任意刪削文章中一切使他們害怕的字句，還可以無恥地篡改文稿的內容。魯迅曾憤怒地指出，那些被刪改後的文章「有時竟像講昏話。」
為阻止進步書刊與讀者見面，國民黨政府採用了種種卑劣手法。他們在郵局派有爪牙，見到左聯、社聯出版的書刊，就偷偷地扣押。他們進而公開下令禁止進步書刊發行，就連封面是紅色的，或作者是俄國人，均在被禁之列。1931年被查禁的進步書籍有228種。1933年有所謂查禁普羅文藝（即無產者文藝）的密令。1934年2月又密令上海黨部派人到各書店挨家查禁文藝書籍149種。1936年，秘密制訂了《取締反動文藝書籍一覽》，被禁文藝書籍364種。同年又印發《取締社會科學反動書刊一覽》，被查禁的社會科學書刊達676種。
國民黨政府還派出大批特務打手，襲擊進步文化機構，逮捕、暗殺革命文化工作者。1930年秋，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員宗暉在南京被殺。1931年2月，「左聯」五作家殷夫、柔石、胡也頻、李偉森、馮鏗在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被害。1933年5月，國民黨特務綁架了丁玲和潘梓年，詩人應修人因與特務搏鬥墜樓而死。同月，左聯領導人之一洪靈菲在北平被捕。就連文化泰斗魯迅也被列入了國民黨暗害的黑名單，使他不得不三次避走別處，最後終因國民黨對魯迅在國內外的聲望有所顧忌，才不敢貿然下手。許多進步書店被國民黨強行查封如「現代」「北新」「群眾」「江南」等。而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則被特務搗毀。所謂「影界鏟共同志會」的暴徒襲擊了進步的上海藝華電影公司，並警告其他電影公司不准上映由田漢、金焰等編導或演出的影片，「否則必以暴力對付」。1934年11月，因《申報》發表了反對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義，主張「停止內爭」的一些文章，愛國的報業資本家史量才被軍統特務暗殺於滬杭道上。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因《新生》周刊登載了《閒話皇帝》一文，以妨礙「中日邦交」為名，下令查封，並將主編愛國人士杜重遠判了一年又兩個月的徒刑，關押於上海漕河涇監獄。
國民黨在對革命文化進行暴力「圍剿」的同時，又進行精神「圍剿」，力圖用封建法西斯主義禁錮人們的思想，以反動文化取代進步文化。蔣介石親自出馬，鼓吹「四書」「五經」的道理是「永久不變的」，要人們「常常去研究」，「尤其是非讀《大學》《中庸》不可」。國民黨政府下令「尊孔祀聖」，將孔子生日作為全國慶典。為了給法西斯禁錮主義披上理論色彩，蔣介石鼓吹「行的哲學」，說「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大力販賣熔王陽明的「心學」與西方法西斯主義的「行動哲學」於一爐的反動統治哲學。陳立夫緊跟蔣介石，拋出「唯生論」，宣揚所謂「誠的哲學」。
為了對人們進行法西斯式的思想禁錮，國民黨政府還強制推行所謂「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先後拋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綱要》等文。1934年7月在南昌成立「新生活運動總會」。各省各縣成立分會。宣揚要使全體國民的衣食住行都合乎「禮義廉恥」。蔣介石所謂的「禮義廉恥」，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正正噹噹的行為，清清白白的辨別，切切實實的覺悟」。一句話，就是要使全國老百姓都俯首帖耳地聽從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做他們的順民和奴隸。但是，儘管國民黨上上下下紛紛出動鼓吹新生活運動，並不惜動用警察機關頒布種種奇怪的條例，如女子不准燙髮、袖長必須過臂等，否則就要被警察管制，但這種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受到人民的抵制。如蔣介石駐節南昌城時，軍警規定行人必須扣上衣扣，一些衣衫襤褸的乞丐因受到警察呵責，衣上卻又沒有扣子可以扣，就乾脆赤了膊在街上行走，表示了一種無言的抗爭。叫嚷多年的新生活運動，並未取得國民黨所企圖取得的效果，只是作為一場鬧劇而留在現代歷史中。
國民黨在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過程中，拚命指使御用文人，開設書店，舉辦刊物，竭力與革命文化爭奪陣地。他們把幾家較有影響的書店老闆和店員趕走，換上自己的爪牙。但這樣的書店總是維持不久便被迫關閉，「因為裡面滿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 國民黨文化官僚、CC骨幹潘公展等人赤膊上陣，冒充文化人，自己動手寫文章，辦刊物。但這種刊物只能被真正的文化人嗤之以鼻。魯迅尖銳而辛辣地指出：「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是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先生不談汽車，卻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
面對敵人空前規模的反革命文化「圍剿」，革命文化工作者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巧妙地與敵人周旋，努力保存革命的文化陣地，宣傳革命思想。魯迅為了不使敵人發覺是他寫的文章，經常變換筆名，有些名字用過一、兩次就不能再用。據《魯迅全集》《魯迅全集補遺》所輯，魯迅在這一時期所使用過的筆名達70多個。為了不讓敵人的鷹犬辨認字跡，魯迅往往在寫好文章後，托別人抄寫後寄出。
革命文化工作者不但要時時對付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迫害，衝破反動派的禁令宣傳革命思想，同時也要對文藝思想上的敵對派別進行反擊。這種敵對的文藝思想派別，有的是國民黨的政客、文販子所組成，有的是依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文人所提倡。它們共同參與了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它們的進攻終不免被革命文化所擊退。其中最著者有：
反對「新月派」的鬥爭。20年代前期被革命文化工作者所打垮的「現代評論派」胡適、徐志摩、陳西瀅等人，又與梁實秋、葉公超等，於1928年3月辦了《新月》月刊，一上場就攻擊革命文學，咒罵革命文學是「不正當的營業」；說文壇太「混亂」、太「自由」，「結果是無政府的凌亂」。「新月派」的文藝理論家梁實秋在《文學與革命》《文學有階級性的嗎？》等文章中，集中宣揚資產階級超階級的「人性論」，反對文藝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新月派」的進攻遭到左聯成員有組織的反擊。魯迅為文駁斥梁實秋的言論時指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魯迅無可辯駁地證明，在階級社會裡，超階級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它只是資產階級的一種騙術。馮乃超在《拓荒者》雜誌上著文，揭穿梁實秋的文章是「資本家走狗」的腔調，梁實秋不服，竟反唇相譏，嘲諷革命文化工作者是要領取「盧布的賞賚」。魯迅立即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篇膾炙人口的雜文，惟妙惟肖地刻畫了「新月派」一班人是活生生的走狗，「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在左聯的反擊下，「新月派」狼狽地敗下陣去。
反對「民族主義文學」的鬥爭。「民族主義文學」是在「新月派」被擊敗，國民黨糾集起來的一個法西斯文學派別。1930年6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組織部共同策劃，由潘公展、朱應鵬等發表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此文打著愛國招牌，實際上只是上海灘上一群已經死亡的各種「主義」的流屍的漂集。左聯對「民族主義文學」進行了痛擊，向人民揭露作為國民黨兇殘爪牙的「民族主義文學」的面貌。瞿秋白的《屠夫文學》《狗道主義》《民族的靈魂》，魯迅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等文章，痛斥「民族主義文學」的反動，受國民黨豢養的卑劣。到1931年底，「民族主義文學」徹底失敗，它的主要刊物《前鋒月刊》的最後一期總共才銷行了3本！
反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鬥爭。這場鬥爭，發生於1932年。號稱「知識階級的自由人」的胡秋原和打著「第三種人」招牌、偽裝中立的蘇汶（即杜衡），攻擊左聯，反蘇反共。他們表面上裝作不是同夥，蘇汶聲稱自己是除了「智識階級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人以外的「第三種人」，但他們所攻擊的目標卻是共同的。他們攻擊蘇聯文學，進而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最後把矛頭指向蘇聯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魯迅拆穿了「自由人」的假面具只不過是「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的幫凶；指出了「第三種人」好像不偏不倚，其實總是有偏向的，平時遮掩起來，「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外地顯現」。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在於胡秋原等人打著「批判」民族主義文學的幌子，掛著「左翼」的招牌，如瞿秋白所指出，他是「紅羅卜……外面的皮是紅的，裡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紅，正是為著肉的白而紅的」，「這種敵人自然更加危險。」 經過一年之久的鬥爭，左聯終於取得勝利。
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在鬥爭中發展起來。國民黨發動的文化「圍剿」並不能扼殺左翼文化，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關於中國社會的論爭
30年代中期，在理論戰線上，接連發生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社會史和中國農村性質的深刻論爭。這些論爭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派分子之間進行的。
中國社會性質的論爭，最初起於共產國際內部。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多項決議，明確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托洛茨基則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論戰隨後也在中國發生。1930年上半年，「社聯」的機關刊物《新思潮》連續刊登了王學文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潘東周的《中國經濟的性質》等文。緊接著，社聯另一刊物《社會科學講座》第1期（《社會科學講座》只出了1期 ）又發表了潘東周《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一文，這些文章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民主革命的思想。由於王學文、潘東周的文章都發表在《新思潮》上，所以被稱為「新思潮派」。托派分子竭力反對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見解，他們拋出一系列文章對此進行反駁和攻擊，其中主要的有任曙在1931年初發表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和同年6月嚴靈峰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兩本書，均是他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的匯編。兩人在文章中常常互相大罵。嚴靈峰罵任曙是「偵探先生」「下流的經濟研究者」「過左專家」，任曙則罵嚴靈峰是「叛徒」「機會主義者」；任譏笑嚴「東抄西襲」，嚴又嘲諷任搞的是「先天理論」。但從本質上看，兩個人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由於他們的文章常發表在《動力》雜誌上，所以人們理所當然地將兩人歸作一類，稱之為「動力派」。他們的中心論點是認為帝國主義侵華「絕對地破壞封建勢力」，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係的發展就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占領導的地位」，從而認定「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的革命就是「追隨先進的歐洲以馳驅於打倒資產階級的戰線之上」，反對中國共產黨制訂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革命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撰文對托派分子上述謬論進行了反駁。《新思潮》被反動政府查封後，曾改名《新興科學》，不久又被封禁。「當時我們的雜誌不能出了，主要是通過幾所大學的校刊及《書報評論》 來反駁他們。」 張聞天用筆名參加論戰。1931年6月，發表了署名劉夢雲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一文，明確指出帝國主義侵華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為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成它的附庸」。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工作者在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托派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謬論是要用「社會主義的空口號來和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口號相對立。」這場論戰從1930年上半年持續進行到1934年上半年，前後達四年之久。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文章中雖然也有某些錯誤和缺陷，但總的說來，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思想，縮小了托派的影響，有利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行。
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與社會性質的論戰相聯繫，是在社會性質論戰開展後不久就發生的。核心問題是中國歷史上有無奴隸社會的階段，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學說是否適用中國社會。托派分子李季的《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和杜畏之的《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都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在原始公社崩潰以後，沒有像外國那樣進入希臘、羅馬的奴隸制，而是「在氏族的廢墟上產生了封建社會」。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等研究了古文物與古文獻，認為中國有奴隸社會的階段。這一見解逐漸為史學界普遍贊同，雖然對奴隸社會的起迄時間還有不同意見。這場論戰還涉及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駁倒了托派認為這一時期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論點，從而維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關於農村性質的論戰是在前兩場論戰的基礎上發生的。在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過程中，已經提出了中國農村性質問題。1933年起，城市銀行為尋找投資的出路，下鄉舉辦農產品抵押和運銷貸款，對此，有人以為農村已資本主義化了，托派分子藉此歪曲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鼓吹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他們以《中國經濟》月刊為中心，代表人物有王宜昌（原名倪金生）、張志澄、王景波等。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工作者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等以《中國農村》月刊為陣地，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農村經濟，對「《中國經濟》派」的錯誤見解進行駁斥。錢俊瑞反對王宜昌提出的研究農村經濟主要應研究農村資本關係的論點。錢俊瑞指出，中國農村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全國耕地的70％集中在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手裡，農村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和資金積累，都與土地有關，都集中在地主富農手中。因此只有從土地問題出發分析農村經濟，才能認清農村社會性質。當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農村推行消滅富農的錯誤政策，這恰好成為托派分子歪曲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根據。王宜昌說，蘇區「反對富農的資本主義關係，表示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關係，已經發達到很高程度了。」 孫冶方以農村經濟的大量材料，說明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相互勾結，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農業生產內部講，半封建經濟占據優勢，而不是資本主義關係占優勢。這場論戰，不但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科學見解，而且實際上否定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誇大中國社會中資本主義成分的錯誤理論，有利於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的進行。
在掙扎中的科學技術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戰火與紛亂連綿不斷，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科學技術的發展處於極端困難的條件之下。直到1935年至1936年間，國民黨內部逐漸穩定，南京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得到確立和加強，「剿共」戰爭主要局限於西北一隅，廣大國統區基本上無大的戰爭，經濟略有上升，這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有利條件。國內不少自然科學家懷著「科學救國」的心愿，憑著個人的刻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這是從掙扎中生存和發展起來的難能可貴的成果。中國現代科學技術主要是在30年代科技水平的基礎上發展的。現代著名的老一輩科學家也主要是在30年代科技事業中成長起來的。
中央研究院是根據孫中山1924年北上時提出的設想，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1927年5月9日決定成立的全國最高學術機構。第一任院長為蔡元培。在他的慘澹經營下，中央研究院共成立了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動植物、社會科學、歷史語言、心理等10個研究所和1個博物館，共擁有專任、兼任、名譽、特約研究員91人，助理員64人，編輯8人。1935年成立了由31名評議員組成的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大都是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學者，他們是：物理，李書華、姜立夫、葉企孫；化學，吳憲、侯德榜、趙承嘏；工程，李協、凌鴻勛、唐炳源；動物，秉志、林可勝、胡涇甫；植物，謝家聲、胡先、陳煥鏞；地質，丁文江、翁文灝、朱家驊；天文，張雲；氣象，張其昀；心理，郭任運；人類，吳定良；社會科學，王世傑、何康、周鯁生；歷史，胡適、陳垣、陳寅恪；語言，趙元任；考古，李濟。另外還確定了各研究所所長，他們是：物理，丁西林；化學，莊長恭；工程，周紅；地質，李四光；天文，余青松；氣象，竺可楨；心理，汪敬熙；動植物，王家楫；歷史語言，傅斯年；社會科學，陶孟和。科學人才的薈萃，使蔡元培為院長的中央研究院有所建樹。下面所列舉的科學技術成就，都是30年代創造的。
數學方面，我國有不少數學家取得突出成績。熊慶來的一項研究成果，當時被國際數學界命名為「熊氏無窮級」。在古典微分幾何方面，蘇步青在當時的研究具有開創的意義，他還是我國最早從事K展空間研究的數學家。在數論方面，華羅庚1936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時，解決了當時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數學難題，如「華林問題」「泰利問題」等。
物理方面，吳有訓早有盛名。他在20年代就與美國物理學家康普頓合作研究，創立了著名的「康普頓—吳有訓效應」；30年代他繼續在「單原子氣體」理論上作出了貢獻。嚴濟慈在法國科學院周刊等刊物上所發表的光學研究成果，使他得以在1939年製成我國第一台顯微鏡，這在當時是一項重大成就。此外，周培源對於引力論、張國藩對於湍流理論、張文裕與錢三強對於核物理的研究，都居於領先地位。
化學方面，侯德榜在1933年寫成《純鹼製造》一書，被世界學術界認為是制鹼專著的首創。他公布的制鹼法，被稱為「侯氏制鹼法」。分子化學家孫承諤與美國化學家艾林1935年合著的關於三體碰撞反應的論文，具有很高學術價值。1976年美國化學會舉行百年紀念，在《物理·化學一百年》一書中把該文列為百年成就之一。此外，盧嘉錫對於放射化學和結構化學、趙承嘏對於植物化學的研究，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地質、地理方面，李四光從1933—1936年在廬山和黃山等處的實地勘察，發現了冰川遺蹟，推翻了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無第四紀冰川的結論，轟動國際地質學界。在大地測量方面，方俊和別人一起編纂了我國第一部較完整的地形圖——《中華民國地形掛圖》。地震學家李善邦1930年在北京西郊建立了我國第一所用現代儀器裝備的地震觀測台，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我國現代地震研究從此開始。
動、植物方面，朱元鼎在30年代初期編成我國第一部魚類專著《中國魚類索引》，匯集了1500多種魚類資料，一直被中外魚類學者視為必讀書籍。真菌學家鄧叔群在1932—1940年間發現了4個真菌新屬，120個新種。為國際上公認，被列入英國著名的《真菌學字典》。淡水藻類專家饒欽止1935年發表的著名學術論文被國際上列為這方面的經典。在古生物研究方面，袁復禮於30年代初在新疆吉木薩縣三台以南的地方發現了大量中生代爬行動物化石，被國際上定名為「袁氏三台龍」。這項發現引起世界學術界轟動。
醫學方面，中國解剖學家首次解剖出了完整的人體腎單位，發現了腎單位的三種不同類型。生理學家張錫鈞首先提出大腦化學傳遞的概念，並創立了「迷走神經垂體後葉反射」的理論。人類學家吳定良1934年發表的關於華南、華北、貴州等地人的體質的調查，開創了我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工作。兒科專家諸福棠1931—193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兒科研究室中成功地提取了胎盤球蛋白，聞名於中外醫務界。
縱觀我國30年代的科學技術狀況，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科學技術較過去有了一定發展，在中國現代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於當時國力薄弱，政局腐敗，國民黨政府只熱衷於橫徵暴斂，鎮壓人民，根本不重視科學技術，不少科學技術人士雖有救國的志願，往往報國無門，許多重要的科學技術成就，是中國科學家在國外創造出來或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而被世界所承認的。這一時期以理論研究的成果為多，工程方面的成果寥寥無幾，充分反映了科技資金的嚴重匱乏。30年代後期，直到整個40年代，中國進入了十四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的統治癒加黑暗，科技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和破壞。因此，在舊中國的科技發展史上，只有30年代這短暫的幾年間，才閃現出了自己的幾星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