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十三、革命命運的轉折

30年代初，中國革命出現了新的發展形勢。工農武裝割據勝利展開，蘇維埃政權次第建立，在苦難深重的人民大眾面前展現了富有生命力的人民共和國的雛形。正當中國革命高潮將要來到時，王明等人錯誤估計形勢，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導致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共產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未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進行長征。中國革命又一次面臨了生死絕續的嚴重關頭。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紅色共和國的土地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占農村人口90％的貧農、僱農、中農僅占全國可耕地面積的20％至30％；而占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卻占有可耕地的70％至80％。他們利用所占的土地，殘酷地剝削農民，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民鬥爭的第一個主要要求是要得到土地——耕者有其田，這個要求在下層農民——僱農貧農尤為迫切。」 因此，進行土地革命，廢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農民和農村生產力，就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和中心內容。 早在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注意農民的土地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曾提出將生產工具，包括土地「收歸社會公有，社會公用」。1921年共產黨領導了浙江蕭山衙前農民運動。秋，誕生了中國第一個農民協會，進行了減租鬥爭。 北伐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各地領導農民起來鬥爭。部分地區並自動地開始分配地主土地。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土地問題議決案》中，提出「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交與農民耕種」的口號。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廣大農村的土地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是大革命失敗重要原因之一。 革命失敗，得到了慘痛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對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有了較清楚的認識。為了正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制定了一條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路線。它的形成，大體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7年的「八七」會議所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規定，沒收大地主、中地主及「一切所謂公產的祠族廟宇等土地」，分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對小地主的土地實行減租。這些規定是正確的。同年11月，受「左」傾盲動錯誤支配的中共中央又發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提出了一套「左」的階級路線和土地政策。1928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將「左」傾中央規定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正確地解決了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沒收對象問題。並指出貧僱農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聯合中農是保證土地革命勝利進行的重要條件；對富農和地主的政策亦作了基本正確的規定。但「六大」未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 第二階段：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年12月頒布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由於沒有經驗，該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農民分得土地後只有使用權，所有權屬於蘇維埃政府。但它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對推動土地革命的進行仍具有重大意義。 1929年4月，毛澤東領導紅四軍到達贛南興國，根據「六大」決議，制定了《興國縣土地法》，明確規定只「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耕種。糾正了《井岡山土地法》沒收一切土地的規定。「但其餘各點均未改變，這些是到了1930年才改變的。」 同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毛澤東的指導和幫助下，討論了農民土地問題，制定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比《興國土地法》又有所前進，如提出分田時，在原耕基礎上，實行「抽多補少」；不損害中農利益；對富農，只沒收多餘的土地；將小地主和大地主區別對待，以及保護私營商業等。但決議案仍然沒有解決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問題。 1930年6月，第二次「左」傾錯誤出現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被否定，代之以組織集體農場，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及堅決反對富農等「左」傾錯誤政策。以致在一些根據地中由反富農發展到「採取打土豪方式去打擊富農」，「結果不獨富農恐慌，一般中農貧農……也同樣發生恐慌，以為蘇維埃政府不容許農民有一點存積。」 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從中國農村階級狀況的實際出發，在工作中儘可能縮小中央的錯誤政策的後果，提出了對富農的正確策略。1931年2月8日，蘇區中央局發出第9號通告，提出了「組織僱工工會」，「組織貧農團」，「團結中農在貧農團的周圍」，反對富農的「半地主的剝削」等重要原則。 至此，土地革命路線基本形成。 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路線的基本形成及實行，摧毀了封建的土地剝削制度，「掃蕩了一切封建的殘跡，千百萬人民從長期的黑暗中驚醒起來」，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解放，「取得了主人翁的資格」。 他們的革命熱忱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促進了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1931年1月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始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統治。他們反對黨的土地革命路線，在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名義頒布的《土地法》中錯誤地提出「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並於1933年6月開始的查田運動中，推行大規模的過火鬥爭，實行侵犯中農利益，消滅富農的政策。使本屬檢查土地分配情況的正常工作偏離了土地革命的正確軌道。同年10月10日，毛澤東主持制定了《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並發表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排除「左」的干擾，使各地的土地革命重新走上正軌。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同時，大力進行了經濟建設。在農業方面，號召大量開墾荒地，擴大耕種面積；組織耕田隊、勞動互助社與農業合作社；積極興修水利，發展畜牧業。在工業方面，建立兵工廠，擴建和新建民用工業，如製糖、製鹽、造紙、織布、農具、菸草等工廠和開發鎢礦，並積極發展手工業合作社。在商業方面，為保障根據地的供應，實行大力發展國營和合作社商業，保護私營商業的政策。又成立各類消費合作社、供銷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等。根據地的農、工、商業及其他經濟事業都超過了土地革命前的水平，保障了根據地軍民的吃穿用需要，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戰爭。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 對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1904—1974），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選送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深受副校長米夫信任。1927年在校內組織宗派小集團，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1929年回國。他雖然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著作，但並沒有真正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而是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不顧中國具體情況，生搬硬套，誇誇其談。 1930年秋冬之際，王明得悉共產國際指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對第二次「左」傾冒險主義的批判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就搶先拋出由王明起草，經小團體傳閱、討論和修改的意見書《兩條路線——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 《兩條路線》指責「立三路線」是以「左傾」詞句為盾牌的「右傾機會主義」，是「從右方來取消革命」。並認為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繼續著立三路線」。《兩條路線》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比重，否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認為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是「反動營壘的一翼」，是「最危險的敵人」，對它們應實行「一切鬥爭」政策。《兩條路線》否認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否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長期性。脫離實際地強調所謂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因而片面主張「進攻路線」，認為在白色區域應準備武裝起義，「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王明及其後台把目光緊緊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位置。為此，王明宣稱「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不能領導全黨工作」，要「以能積極擁護和執行國際路線的鬥爭幹部」，「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 由於《兩條路線》的結論可從共產國際有關文件中找到出處，因此，它的「左」傾形態更完備，更有「理論」，氣焰更逼人。 同年12月，米夫被派來中國任共產國際代表。在米夫的壓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第96號通告，接受《兩條路線》的主張。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一手策劃和操縱下，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於上海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指定了參加全會的人員。在米夫的強行壓制下，會議通過了他事前擬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補選中央委員的名單。被米夫吹捧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出色」「最有才華」的領導人王明成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他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宗派集團實際上取得了中共中央領導地位，向忠發雖仍任中央總書記，但並無實權。從此，開始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冒險主義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給中國革命帶來了空前深重的災難。 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王明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但仍對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局實行遙控領導。「左」傾中央命令黨組織在城市組織公開的、無掩護的罷工、示威、「飛行集會」，以致遭敵人殘酷鎮壓，白區黨的組織損失殆盡，臨時中央亦無法在白區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春作出決定，遷往中央蘇區」 。「左傾」冒險主義政策的推行，徹底葬送了「九一八」事變後出現的有利革命的大好形勢。 臨時中央在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前，已於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先後撤銷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總政治委員等重要職務，「他雖然還是臨時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響和迄今為止的權力。」 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後，又發動了一場所謂的反「羅明路線」和「羅明路線在江西的代表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鬥爭，使「左」傾冒險主義者控制了紅軍和蘇區。 在這個時期中，根據地的鬥爭形勢日益困難。蔣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於1932年6月對鄂豫皖、洪湖、湘鄂西三塊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迫使紅軍主力放棄根據地。隨後，蔣介石以主力50萬人於1933年2月對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雖已離開了紅軍主要領導崗位，但他的一整套作戰方針在紅軍中有深遠影響。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等指揮下，採取聲東擊西、大兵團伏擊、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弱敵的戰術，全殲了蔣介石嫡系五十二、五十九兩個師，陳誠賴以起家的第十一師亦大部被殲，「迫使陳誠不得不打電報向蔣介石辭去本兼各職」。 第四次「圍剿」就這樣以慘敗告終。 1933年10月，蔣介石以66個師和8個獨立旅（占其全部軍隊90個師的2／3），共60—70萬人， 對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吸取過去連續四次慘敗的教訓，這次「圍剿」採納了柳維垣、戴岳的意見，取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經濟封鎖的堡壘政策。面對蔣介石新的反革命軍事「圍剿」的嚴峻形勢，「左」傾冒險主義的推行者在1934年1月召開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這次全會「是第三次『左』傾錯誤發展的頂點」 。他們盲目斷定第五次反「圍剿」就是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決戰，異想天開地認為奪取全國政權的形勢已經到來。剛從上海進入蘇區，取得紅軍指揮權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及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等，反對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他們先採取軍事冒險主義，實行「兩個拳頭打人」，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錯誤地發動了一系列向敵重兵扼守據點的進攻。均遭失利後，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採取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並坐失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的良機，使蔣介石以大軍削平了福建人民政府後，立即向中央根據地大舉反撲，中央蘇區處於敵四面包圍之中。1934年4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後，在敵六路進攻面前。「左」傾中央又採取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戰術，分兵六路，全線抵禦，實施「短促突擊」，大打陣地戰。高虎垴之戰，是第五次反「圍剿」中陣地戰的最高峰，紅軍遭到嚴重傷亡。隨後的驛前之戰，蔣軍以飛機大炮摧毀了紅軍三道陣地，表明「左」傾教條主義者的「乞丐與龍王比寶」的戰法必然失敗。此後，紅軍輾轉尋敵於敵重兵和堡壘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經一年苦戰，紅軍元氣大傷，根據地逐步縮小。打破敵之「圍剿」的希望全部落空，毛澤東提出的向廣大的敵人無堡壘地區轉進的建議又被拒絕，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其他主要根據地的紅軍（除陝北外），亦先後退出各自的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 鐵流兩萬五千里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一、三、五、八、九、十軍團及中央縱隊與軍委縱隊共8萬餘人，被迫於16日退出革命根據地，北上長征。由於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軍事退卻時又犯了逃跑主義錯誤，致使紅軍在敵軍前堵後追中數次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雖經浴血奮戰，突破4道封鎖線，但損失過半，只有3萬餘人於11月30日渡過了湘江。在一連串的失敗和挫折面前，黨的幹部和廣大紅軍指戰員產生了強烈的懷疑和不滿。毛澤東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使他們認識到，正確的戰略戰術曾指引紅軍取得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目前的失敗和挫折，是實行了錯誤領導的結果。部分犯有「左」傾錯誤的同志亦開始轉變。李德早已發覺「洛甫（即張聞天——引者）在政府中與毛緊密合作，在毛的影響下，逐漸改變了他的立場。」 這時，蔣介石已察覺紅軍北去湘西，欲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遂急調40萬大軍在城步、綏寧、洪江、黔陽、靖縣等地構築碉堡，布下口袋陣，企圖全殲向湘西轉移的紅軍。而「左」傾的領導者對蔣介石的軍事部署和紅軍戰鬥力嚴重減弱的情況熟視無睹，仍然命令紅軍去鑽敵人的「口袋」，這意味著紅軍的全軍覆沒。在這危急的關頭，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兵力薄弱的貴州挺進。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紅軍領導人的支持。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正式確認和接受了毛澤東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意見， 並解除了共產國際駐中國蘇區軍事顧問李德的作戰指揮權力。「黎平轉兵」是紅軍長征的一個重大轉折。 1935年1月7日，紅軍強渡烏江，占領遵義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秦邦憲）、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洛甫，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及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鄧小平。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也參加了會議。到會者共20人。 會議先由秦邦憲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認為「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的幫助，白區反帝與革命運動不能與紅軍戰鬥配合，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與白區工作的極端薄弱」 等是反「圍剿」作戰失敗的原因。隨後，周恩來作副報告，分析了紅軍在反「圍剿」和長征初期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以對革命高度負責的精神作了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總結了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對「左」傾教條主義者在軍事領導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質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評。與會其他同志也發了言，多數人明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 李德則「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經3天激烈的討論，會議原則上通過了以毛澤東的發言為基礎、委託洛甫起草、最後由常委審定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徹底否定了李德、博古在軍事領導上的「左」傾教條主義。認為博古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指出紅軍具備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條件。而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會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下，與會者認為「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這使得中央紅軍能以主要精力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而未在政治問題上引起爭論。會議確定紅軍的行動方針是「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 會議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從組織上進行了整頓，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決定取消三人團 ，恢復以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2月5日紅軍由遵義出發至威信，路經雞鳴三省的村子時，常委進行分工，以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又為能在敵情緊急，戰機瞬息萬變情況下有一個指揮作戰的權威機構，於3月11日左右，在行經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時，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處理最緊迫的軍事指揮工作。 至此，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組織調整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的一次成功的實踐。 一切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渡過了它的幼年時期，進入了成熟時期。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直插雲南，又巧渡金沙江，跳出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圈，完全掌握了戰略主動地位。隨後又通過大涼山，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道路險峻的皚皚雪山——夾金山，跨過渺無人煙、氣候無常的茫茫荒原——松潘草地。接著，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於1935年9月27日到達甘肅通渭縣榜羅鎮，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正式決定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不久，中央紅軍又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與徐海東、劉志丹領導的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11月，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指揮下，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給中共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在長征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克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表示服從中央，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1936年10月9日，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與前來迎接的紅一方面軍第一師（師長陳賡）勝利會師。22日，紅二方面軍到達寧夏靜寧縣興隆鎮，與一方面軍會師。至此，三支紅軍都勝利到達西北。11月21日，在中央統一指揮下，「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滅胡宗南部一個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中國革命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中央紅軍主力北上長征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了由項英、陳毅、賀昌、瞿秋白、陳潭秋、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毛澤覃、梁柏台等12人為委員。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後改東南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梁柏台為副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10月22日又成立了以項英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央軍區。紅軍第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奉命留在中央根據地堅持鬥爭。 紅軍主力撤離革命根據地後，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進行了滅絕人性的「清剿」。他們糾集豪紳地主組成「返鄉團」「民團」「鏟共團」「暗殺團」「壯丁隊」「義勇隊」「靖衛團」「清鄉委員會」以至「殺人會」等，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的反攻倒算。他們每到一處，搜山、封山、燒山、移民、抓丁、販賣人口，對紅軍家屬和根據地普通群眾施行活埋、槍殺、挖心、肢解，碎割等酷刑。僅閩西一地被殺絕的農戶有4萬多家，被殺害的群眾達10萬餘人。原有12萬人口的湘鄂贛區的連雲山地區，被摧殘成杳無人跡的荒漠地區。連國民黨當局也承認，根據地內「無不焚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燒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間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 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並不能殺盡蘇區革命人民，撲滅革命烈火。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廣東等8省紅軍游擊隊，在當地人民群眾的支持下，開闢了贛粵邊、閩贛邊、閩西、閩北、閩東、閩粵邊、皖浙贛邊、浙南、湘鄂贛邊、湘贛邊、湘南、鄂豫皖邊、桐柏山、瓊崖等14個主要游擊區 ，頑強地進行武裝鬥爭，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在艱苦游擊的1000多個日日夜夜裡，紅軍游擊隊風餐露宿，青天作帳，大地為床，枕戈達旦，忍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種種困難，陳毅在《贛南遊擊詞》中所記述的「飢腸響如鼓」，「野菜和水煮」；「三月肉不嘗」，「捉蛇二更長」，即是游擊隊艱苦生活的真實寫照。但游擊健兒們以非凡的革命意志，以毛澤東遊擊戰爭十六字訣為指導，與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各游擊區不但戰勝了敵人的反覆「清剿」，而且有了發展。如在中央分局所在的贛粵邊地區，紅軍游擊隊活動範圍發展至十多個縣。在閩西地區紅軍游擊隊建立了3個軍分區，游擊隊員達1000餘人。在鄂豫皖地區，游擊區擴大至51個縣的範圍。桐柏山游擊隊由4條槍起家，發展至600餘人。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優秀幹部、戰士和革命群眾的鮮血、意志與生命的結晶。賀昌、何叔衡、阮嘯仙、劉伯堅、毛澤覃、瞿秋白、方誌敏及無數有名的或無名的英雄為革命而英勇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誠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對南方游擊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英勇的游擊戰爭，保存了各游擊區，使之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主要支點，使紅軍游擊隊成為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其寶貴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