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十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
大革命失敗後，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中國大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這時剩下了三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反革命的力量顯著超過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員由5萬銳減至1萬，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面對著革命遭受慘重打擊的現實，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深深地思索：中國革命向何處去？進行武裝起義，實行土地革命，創建革命根據地，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大無畏的革命實踐中所作出的正確回答。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
面對蔣介石、汪精衛的瘋狂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從自己痛苦的經驗中，從血與火的洗禮中悟出了手握武裝的重要性，他們沒有被反動派的氣焰嚇倒，「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為了領導處於極端困難的時局，中共中央停止了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在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於1927年7月12日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後瞿秋白加入）組成。並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7月13日，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宣布中國共產黨人將繼續不妥協地和新舊軍閥、帝國主義作鬥爭。
當時，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駐在九江附近。中共中央曾派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去九江相機策動二方面軍起義。但他們到達九江後，發覺張發奎已暗中布置「清共」，於是在7月20日向中央建議拋棄原來依張之策，在南昌實行獨立的軍事行動。7月25日，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決定，依靠黨所能支配的武裝力量在南昌舉行起義，反擊蔣汪反動派。同時，委派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織前敵委員會，周恩來為書記，籌劃、領導起義。
當時中共掌握下的武裝主要有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葉挺領導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以原葉挺獨立團部分骨幹編成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留校學員和南昌市警察武裝，盧德銘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和陳毅帶領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員，此外還有蔡廷鍇的第十師可作借用力量，總兵力近3萬。而南昌之敵僅6個團，1萬餘人，力量相對薄弱，守備比較空虛。
7月26日，賀龍、葉挺分別率部自鄂東、武漢到達南昌，同日，周恩來亦趕至。27日前敵委員會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7月30日、31日前委兩次召開緊急會議，受中央委派來南昌參與指導工作的張國燾「主張等待張發奎之態度，還須聯張動作。」 會上展開激烈爭論。最後，前委否決了張國燾為等待張發奎而推遲起義的意見，決定於8月1日凌晨4時發動起義，由葉挺起草起義命令，以賀龍名義發布。並規定頸系紅領帶，夜晚左臂另纏白毛巾為起義軍標誌，「山河統一」為起義口令，所用手電、馬燈一律以紅十字為記號。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發現有叛徒告密，前敵委員會立即決定起義提前舉行。
8月1日零時許，偉大的南昌起義爆發了。按照預定計劃，賀龍、劉伯承指揮第二十軍與第十師進攻敵第五路軍總指揮部及警備團和第九軍的第七十九、八十團；葉挺指揮第二十四師與部分廣東農軍圍殲敵第三軍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團和第六軍的第五十七團。經四個多小時激戰，殲守敵6000人，占領了整個南昌城。不久，駐守馬回嶺車站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主力，在前委委派的聶榮臻帶領下，擊潰了張發奎、李漢魂的追擊，開至南昌，與賀龍、葉挺部會師，完成起義計劃。
8月1日上午，前委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了《聯席會議宣言》等文件。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尚未作出退出國民黨的決定，因而起義後仍打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成立了以共產黨人為核心、有國民黨左派參加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選周恩來、李立三、宋慶齡（未到）等25人為委員，公推宋慶齡（未到）、譚平山、賀龍、惲代英、郭沫若、鄧演達（未到）、張發奎（未參加）7人為主席團委員。當天的南昌《民國日報》上，以孫宋慶齡、鄧演達、彭澤民、林祖涵、柳亞子、屈武等25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名義，發表了《中央委員宣言》，揭露了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反革命行為，號召國民黨人「擁護總理實現民權民治民享社會的三民主義，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掃除蔣馮唐等新式軍閥」，「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等。
在前委領導下，起義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各級領導作了調整。賀龍任第二方面軍代理總指揮，葉挺任代理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長，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轄3個軍，第二十軍軍長賀龍，黨代表廖乾五（轄一、二、三3師）；第十一軍軍長葉挺，黨代表聶榮臻（轄十、二十四、二十五3師）；第九軍軍長韋杵（未到），副軍長朱德，黨代表朱克靖（轄教導團）；南昌衛戍司令彭干臣。共3萬餘人。
南昌起義的勝利，震驚了國民黨反動集團。汪精衛急調朱培德的第三、第九兩軍主力向南昌推進。這時，起義軍決定撤出南昌，南下廣東，以東江為基地，依託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建廣東根據地。8月3日至6日，起義軍分批撤離南昌，途經進賢李家渡時，蔡廷鍇率第十師離去。起義軍在前委領導下，在臨川短期整頓後，繼續前進。
蔣介石發覺起義軍直指廣東，急令李濟深8個師分赴江西、湖南南部，截擊起義軍南下。起義軍「鐵甲滿關山」，英勇奮戰，一路擊破黃紹、錢大鈞等部阻擊，克廣昌，下瑞金，破會昌，經福建汀州（今長汀）、上杭到達廣東三河壩。9月中旬，根據前委汀州會議決定，朱德率二十五師留守三河壩，主力繼續前進。至9月24日，連克潮州（今潮安）、汕頭。26日留周逸群率第三師警備潮、汕，主力6000餘人轉而西進，意欲尋機奪取惠州。但出於三河壩、潮汕兩次分兵，起義軍進擊的兵力十分單薄，而且由於沒有經驗，未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在湯坑地區，遭優勢敵人攻擊，激戰竟日，損失慘重，潮州、汕頭亦相繼失守。30日張太雷由上海繞道香港到達，代表黨中央向前委傳達「八七」會議精神，並指示起義領導人離開部隊。10月3日流沙一仗後，主力僅剩第二十四師餘部1200餘人，由黨代表顏昌頤及第七十團團長董朗率領，突圍進入海陸豐地區，與當地革命武裝結合，改編為紅二師，堅持鬥爭。留守三河壩的第二十五師在敵軍進攻下失利，撤退至饒平，與從潮州、汕頭撤出的第三師一部會合。這支部隊在朱德、陳毅率領下，經閩南、贛南、粵北，歷經千辛萬苦，保存了革命力量800人，轉戰至湘南，開展游擊戰爭。
南昌起義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優勢兵力圍攻下失敗了。但它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是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是創建人民武裝的起點。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豎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鬥爭旗幟，它的歷史功績永放光芒。因此，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每年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由於5名常委中有3名參加南昌起義，緊急會議的籌備工作由瞿秋白主持。李維漢、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參加了籌備工作。會議在漢口鄱陽街139號舉行，在武漢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黨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希賢（鄧小平）具體組織會務工作。為了防止意外，會議只開了一天。「八七」會議徹底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內的統治，成立了以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常委的新的黨中央領導機構，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提出黨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在廣大區域組織秋收農民總暴動。但是會議也有過分強調進攻的缺點。毛澤東在會上首次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一重要思想。會後，他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和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回到湖南。18日湖南省委在長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秋收起義計劃。8月30日，省委決定集中一切力量在以長沙為中心的湘東、贛西地區之醴陵、瀏陽、平江、岳陽、湘潭、寧鄉和安源礦區發動起義。同時組成了領導起義的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
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召集軍事會議，討論起義的具體部署和部隊編制。確定以進攻長沙為總目標，將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安源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及平江、瀏陽等地的農民自衛軍統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轄3個團，約5000人。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任師長。不久，又將夏斗寅殘部收編為第四團。
9月9日，參加起義的鐵路工人和農民一舉破壞了岳阻至黃沙街、長沙至株洲兩段鐵路線，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同日，一團在前，四團在後，自修水出發，向平江進軍，在攻打長壽街時，第四團突然叛變，一團腹背受敵，被迫向瀏陽轉移。第二、第三團分別從安源、銅鼓出發後，遭優勢敵人圍攻，作戰受挫。
9月19日，部隊先後退集至文家市。當晚，前委召開會議，討論部隊的進軍方向。毛澤東分析了敵強我弱，革命轉入低潮的客觀形勢和工農革命軍面臨的困難局面，指出目前攻占中心城市在事實上已不可能。經過討論，否定了師長余灑度「取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根據中共江西省委來信， 決定部隊沿羅霄山脈南下，到蓮花、寧岡一帶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去，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
9月29日工農革命軍來到江西永新三灣村，部隊減員至1000人。同時部隊內舊軍閥作風嚴重存在，隨意打罵士兵事件屢有發生。為鞏固和發展這支新生的革命軍隊，當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將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重新任命各級軍事幹部，並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支部設在連上，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又在部隊中實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官兵平等。「三灣改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隨後，部隊向井岡山進軍。
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和向井岡山進軍，開闢了中國革命在國民黨反動統治較為薄弱的農村聚集和發展革命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並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其他地區也發動了秋收起義，著名的有洪湖、鄂南、清澗、渭華、海陸豐、黃（安）麻（城）、弋（陽）橫（峰）等。
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中國共產黨再次領導了震驚世界的廣州起義。1927年11月張發奎和桂系軍閥為爭奪廣東地盤發生衝突。中共廣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乘粵軍主力離穗赴西江與桂系軍隊作戰之機，發動武裝起義。11月底成立了領導起義的總指揮部——革命軍事委員會，省委書記張太雷擔任起義總指揮。並成立廣州工人赤衛隊五人委員會。參加起義部隊有葉劍英領導的第四軍教導團、警衛團和以周文雍為總指揮的廣州工人赤衛總隊，總兵力約5000人。
12月11日凌晨3時，在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下，教導團按事前部署，在駐地廣州四標營上空升起鮮艷的紅旗，全體官兵莊嚴宣誓。3時30分，教導團發出三聲炮響和一連串信號彈，宣告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開始！經2個多小時激戰，起義部隊攻下了公安局和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占領了市內大部分地區。當日，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亦稱廣州公社），主席為蘇兆征（未到任，由張太雷代理）。蘇維埃政府制定了對內對外的總政綱，宣布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和各式軍閥，保證勞動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和罷工的絕對自由；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並出版了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旗日報》。起義軍稱工農紅軍，葉挺、葉劍英分任正副總指揮。次日，廣州蘇維埃政府在西瓜園召開慶祝大會。
廣州起義，使中外反動派十分震驚，各派軍閥立即停止混戰，調轉槍頭，以5萬之眾，勾結美、英、日、法等國，進攻廣州。在數倍於我之強敵進攻面前，起義軍浴血奮戰三晝夜，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起義主要領導人張太雷英勇犧牲。部隊被迫於13日撤離廣州市區，大部在廣東花縣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在師長葉鏞、黨代表袁裕（袁國平）率領下，赴海豐、陸豐地區，堅持武裝鬥爭。另一部分進入廣西左江、右江地區，與當地農民起義武裝會合，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
廣州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為挽救革命，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進攻而進行的又一次英勇反擊，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奪目的篇章。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 這三次起義欲占城市而未遂，使黨獲得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從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廣泛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創建革命武裝和工農民主政權，開創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各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一些共產黨人為國民黨的反革命行動所激怒，而對鬥爭形勢缺乏科學分析，產生了「左」的冒險傾向。這種傾向在「八七」會議上已經露頭，至1927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展成為統治全黨的主要傾向，表現為不顧條件地命令少數共產黨員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舉行冒險的起義，凡不同意他們主張的，一律進行宗派主義的打擊。由於廣大共產黨員的抵制和共產國際第九次執委擴大會議的批評，這個錯誤傾向在1928年4月得到糾正，中國共產黨在城市暫時實行退卻，而在農村則英勇進攻。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後，繼續向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進軍。10月3日到達寧岡縣古城，前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0月底部隊到達井岡山茨坪，開始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工作。
在毛澤東領導下，工農革命軍制定了打仗、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以及「三項紀律」「六項注意」，從根本上劃清了人民軍隊與舊軍隊的界限。並建立了正規軍隊、地方武裝赤衛隊和群眾武裝暴動隊三結合的體制，結合土地革命，發動群眾，打擊地方反動武裝，恢復基層組織，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及群眾武裝。11月下旬，成立了井岡山根據地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1928年2月，井岡山區及其附近地區均為工農革命軍掌握，遂川、寧岡工農兵政府相繼成立，這標誌著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形成。
革命的道路並不平坦，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強令工農革命軍冒進湘南，井岡山根據地被國民黨反動派占領。4月，在毛澤東努力下，部隊返回井岡山。4月底，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農軍會師。5月4日在寧岡礱市正式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井岡山會師壯大了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武裝，使根據地重新獲得恢復，並發展至寧岡、永新、蓮花三縣全部，吉安、安福各一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的廣大區域。5月20日召開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特委書記。同月，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同時，根據地黨的隊伍有了很大發展，各縣、區、鄉都建立了黨的組織。土地革命的廣泛開展，使經濟日益繁榮，工農業生產蓬勃發展。這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全盛時期。
6月至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批評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盲動主義錯誤，但當這一精神還來不及貫徹到實際工作中時，在8月間，湖南省委代表再次命令紅軍冒進湘南，攻打郴州，紅軍遭慘重損失，根據地的縣城和平原地區全部被敵人占領。9月上旬，在毛澤東接應下，紅軍大隊回到井岡山。至11月10日，紅軍在遂川、寧岡、永新先後四次予進犯之敵以沉重打擊，恢復了大部分失地。
10月4日，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茨坪舉行，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的決議，總結了井岡山根據地和其他地區一年來武裝鬥爭的經驗，並根據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規律，第一次從理論上系統地分析和論證了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光輝思想，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30年1月毛澤東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的國情，認為城市中心論思想不適合中國的實情，而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工農民主政權，擴大人民武裝，用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進一步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標誌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基本形成。
1928年冬，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發動第三次「會剿」。為粉碎敵人的進攻，1929年1月的柏露會議決定紅五軍和紅四軍第三十二團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由毛澤東、朱德率領向贛南進軍，轉攻敵人後方，以解井岡山之圍。1月14日，紅四軍主力近4000人離井岡山奔赴贛南。
由井岡山點燃的星星之火變成了燃燒全國的熊熊烈火。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地的革命人民進行了100多次武裝起義，各地武裝起義保留下來的革命武裝，進入農村，開闢了一塊又一塊紅色區域，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農村革命根據地。
中央革命根據地。位於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由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合成。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出發，進入贛南、與當地游擊隊會合，開闢了贛南根據地。1930年，江西省工農政府在贛南東固成立。在開闢贛南根據地的同時，紅四軍三次入閩，與鄧子恢、張鼎丞領導的地方黨和游擊隊相結合，開闢了閩西革命根據地。1930年3月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1930年，8月組成當時最大的一支紅軍——紅一方面軍。次年9月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後，使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擁有21座縣城，5萬多平方公里的面積。250萬人口，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大的一塊根據地。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位於湖南、湖北兩省西部邊界地區。1928年1月賀龍、周逸群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湘鄂西地區，當地已有段德昌等領導的農民游擊武裝和洪湖游擊區。賀龍、周逸群來到後又發動荊江兩岸的年關暴動和湘鄂邊起義，經幾度起落，歷盡曲折，終於在河湖港汊交錯地區，開闢了湘鄂邊和洪湖兩塊革命根據地和建立了紅四軍、紅六軍兩支部隊。1930年7月，紅四軍和紅六軍在公安會師，組成紅軍第二軍團，共1萬餘人，兩個根據地連成一片，發展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聯縣政府，擁有2萬平方公里土地，100餘萬人口。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邊界的大別山區。1927年11月，潘忠汝、吳光浩、戴克敏等領導了湖北黃（安）麻（城）農民起義，開闢了鄂豫邊根據地。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維炯等領導了河南商（城）南起義，建立豫東南根據地。同年11月，舒傳賢、周狷之、余道江等領導了安徽六（安）霍（山）武裝起義，建立皖西根據地。1930年4月和6月先後成立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及蘇維埃政府，同時成立了紅一軍，乘蔣馮閻中原混戰之際，大舉出擊，三個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0餘縣，約350萬人口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位於福建、浙江、江西三省邊界地區。1928年1月方誌敏、邵式平、黃道等領導江西弋（陽）橫（峰）農民起義，組織了贛東北紅軍，創建了贛東北根據地。1930年7月與在1928年10月崇安起義後建立的閩北根據地合併，成立紅十軍和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發展為擁有20餘縣，100萬人口的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紅軍亦達萬餘人。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位於湖南、湖北、江西三省邊界地區。1928年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在湖南平江黨組織和地方武裝配合下，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部隊改編為工農紅軍第五軍，旋即撤離平江，進占江西修水、銅鼓等地，發動群眾展開游擊戰爭，開闢了湘鄂贛邊革命根據地。同年11月，紅五軍主力開赴井岡山，餘部由黃公略率領堅持當地游擊戰爭，開展土地革命，成立湘鄂贛工農民主政府，使根據地發展至20餘縣，55萬人口。
湘贛革命根據地。位於湖南、江西邊界地區。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後，留在井岡山地區的紅軍，與敵人進行英勇艱苦的鬥爭。井岡山曾一度被敵人占領。同年5月，彭德懷率紅五軍從贛南重返井岡山，同堅持井岡山鬥爭的紅軍會合，恢復了湘贛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以江西永新為中心的寧岡、蓮花等十幾個縣的革命政權，成立了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擁有人口約120萬。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位於廣西西部左江、右江流域。1929年12月，兩廣軍閥混戰正酣，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等領導廣西百色起義，成立了工農紅軍第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翌年2月，鄧小平、李明瑞、俞作豫又領導龍州起義，成立工農紅軍第八軍和左江蘇維埃政府，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不久，紅八軍因強敵進攻，退至右江，併入紅七軍。1930年9月，紅七軍奉命從廣西出發，攻打長沙，後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留在廣西的部隊由韋拔群率領，堅持游擊戰爭。
陝甘革命根據地。位於陝西北部和陝西、甘肅邊界地區，包括陝甘和陝北兩區。1927年10月和1928年春，中共陝西特委和唐澍、劉志丹、謝子長等分別領導清澗、渭南、華縣等地農民、士兵舉行起義。經長期鬥爭，終於成立紅二十六、二十七軍，開闢了以保安（今志丹）以南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和包括安定（今子長）、清澗、綏德、吳堡、神府等邊界地區的陝北根據地。
此外，還有彭湃開闢的廣東海陸豐根據地，楊善集、王文明、馮白駒等領導的瓊崖游擊根據地，以及蘇北泰興、南通一帶的「通海如泰」游擊區等。
到1930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創建了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游擊戰爭遍及十幾個省約300多個縣，形成了星火燎原的可喜景象。全國紅軍也在頻繁的作戰中得到發展，總兵力逾10萬，有槍械6萬，炮200門，飛機5架，給國民黨的統治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
白區鬥爭也開始復興，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都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卻錯誤估計了形勢，以為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提出了錯誤的政策和行動計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誌著「左」傾錯誤統治了中央領導機關。他們命令組織全國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命令全國紅軍進攻武漢、長沙、南昌等中心城市，結果使革命事業遭受重大損失。直到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才停止了「左」傾錯誤政策的推行。
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紅軍的發展，根據地的壯大，使國民黨反動派極度恐慌。1930年秋，蔣介石在結束了對閻錫山、馮玉祥的中原大戰後，憑藉英美等國的物質援助，組織了龐大的「圍剿」軍，一改過去一省或幾省地方軍閥組織「進剿」「會剿」的做法，集全國軍力、財力，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發動連續的大規模的反革命「圍剿」。來勢之凶，規模之大，大有不滅紅軍，不除根據地不肯罷休之勢。中國工農紅軍、革命根據地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
1930年11月，蔣介石調集各地雜牌軍10萬餘人，以魯滌平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採取「分進合擊」「並進長追」戰術，向紅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當時紅一方面軍約4萬人，駐在贛江以西袁水流域。得到敵人「圍剿」的消息後，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舉行聯席會議（即「羅坊會議」），會議根據敵強我弱，敵大我小情況，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 主力移師贛江東岸，實行「求心退卻」。以黃公略領導的紅三軍在地方游擊隊和赤衛隊配合下，節節阻擊，消耗和疲憊敵人，並誘敵南下根據地中心地帶。
11月中旬，敵在袁水兩岸地區撲空後，以主力轉向贛江東岸，急於尋紅軍主力決戰。至12月1日，紅軍主力已全部集結於寧都縣的黃陂、小布地區，養精蓄銳，以逸待勞，尋機殲敵。
12月中旬敵人由吉安、建水一線分為8個縱隊繼續向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地帶大舉進攻，兵力分散，東西相距800里，造成紅軍反攻的有利條件。12月29日，走在最前面的張輝瓚師進至龍岡，鑽進了紅軍的「大口袋」。30日紅軍突然發起猛攻，關門打狗。激戰至晚，全殲該師近1萬人，繳獲各種武器9000餘件，並生擒張輝瓚。敵軍心動搖，全線崩潰，譚道源立刻扔下源頭陣地，向東北轉移。紅軍乘勝揮戈東向，星夜急進，於1931年1月3日趕至東韶，乘該敵落足未穩之機，發動突襲，殲該師3000餘人。其餘各路敵軍倉皇逃走。5天內紅軍兩次大捷，殲敵1個半師13000餘人，繳槍12000餘枝，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
僅過3個月，不甘失敗的蔣介石從各地拼湊7倍於紅軍兵力的20萬雜牌軍，命軍政部長何應欽為南昌行營主任，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方針，從福建建寧到江西吉安，構成800里弧形陣線，齊頭並進，緊縮包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大規模「圍剿」。
紅一方面軍繼續採取「誘敵深入」方針，除留一部監視北面之敵外，主力於3月下旬轉移至廣昌、寧都等地區，進行反「圍剿」準備。同時，中共蘇區中央局 在江西寧都青塘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反「圍剿」的基本方略，否定了退出江西根據地，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意見，決定「集中兵力，先打弱敵」，以剛從北方調來、不習慣南方山地作戰的王金鈺第五路軍為第一打擊目標，而後由西向東橫掃各路敵軍。
1931年4月1日，敵分數路以江西寧都為目標向中央根據地全線進攻。王金鈺第五路軍第二十八師和第四十七師一部進占富田和固陂圩。紅一方面軍主力亦移至預定的退卻終點東固地區，隱蔽集結待命。
5月中旬，敵二十八師和四十七師一個旅離開富田、固陂圩，分兩路向東固推進。5月16日，紅一方面軍分左中右三路在白雲山地區向行進之敵發動猛攻，經一晝夜激戰，殲敵大部。旋向東擴大戰果，自16日至31日，紅軍自富田向西至建寧，「七百里驅十五日」，「橫掃千軍如卷席」。 五戰五捷，共殲敵3萬餘，繳槍2萬多，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並乘勝進擊，解放了閩西泰寧、邵武、光澤、將樂、順昌、寧化等縣城，大大擴展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東部區域。
反革命「圍剿」連遭失敗，蔣介石惱羞成怒，僅隔一個月，即糾集30萬兵力（其中動用了10萬嫡系部隊），帶著德、日、英等國軍事顧問到南昌，親自擔任「圍剿」軍總司令，以何應欽為前敵總指揮，居中路；朱紹良為左路，陳銘樞為右路，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方針，於1931年7月1日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並宣布「限三月之內肅清江西共軍，如不成功則成仁，如不獲勝自刎首級」。於是大批蔣軍侵入蘇區，占黎川，侵廣昌、寧都，進而轉向西，直逼贛江。
3萬紅軍連續作戰後未得到休整補充，而且敵人已深入根據地，紅軍則還在閩西北一帶。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以一部在地方武裝和赤衛軍配合下，阻擊、襲擾、遲滯敵人的行動，主力日夜兼程，克服炎熱、饑渴等困難，經十餘個晝夜行軍，繞道千里，於7月28日回師贛南興國西北的高興圩地區，準備首先以富田為目標，突破一點，然後由西向東追殲。但這一行動被敵人空中偵察所發覺，於是紅軍改變作戰計劃，命一部佯攻富田，迷惑、牽制敵人，主力於8月5日深夜從敵軍間一個20公里空隙地帶向東突進，到達蓮塘。當晚，先殲上官雲相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又東進至良村殲敵郝夢麟第五十四師師部及兩個旅。然後向東急行軍，8月10日一舉攻占黃陂城，殲敵毛炳文第八師約4個團。
紅軍三戰三捷，敵人發覺我主力向東，亦掉頭東向，回撲黃陂。8月15日紅軍以一部兵力偽裝大部隊將敵向東北方向吸引，主力則從兩路敵軍之間的一個10公裡間隙穿越而過，由東向西回到興國境內均村、茶園岡休整。及至敵人發覺，回頭西進時，我軍已休息半個月，而敵軍人困馬乏，飢疲沮喪，士氣低落，不能再戰，只得退卻。紅軍抓住戰機，乘勝追殲逃敵，擴大反「圍剿」戰果。首在興國城北的老營盤、黃土坳地區，隱蔽設伏，9月7日殲敵蔣鼎文師一個旅。9月15日又在東固山區方石嶺附近全殲掩護之敵第五十二師6個團及第九師之炮兵團。敵人的第三次「圍剿」被徹底粉碎。紅軍在2個半月內以3萬兵力擊潰敵7個師，殲滅其17個團，斃傷俘敵3萬餘，繳獲各種槍枝14000餘支，迫擊炮55門，馬400餘匹，又一次創造了劣勢紅軍戰勝強敵的戰例。
與此同時，鄂豫皖、湘鄂贛、贛東北、湘鄂西等革命根據地亦先後三次粉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圍剿」，發展、壯大了紅軍及根據地，使紅色政權呈現出從未有過的鞏固、興旺景象。中國革命出現了空前的良好局面。
在反「圍剿」戰爭中，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逐漸形成。毛澤東回顧這一過程時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後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
1931年夏，全國各地建立的紅色區域面積已達十五六萬平方公里，人口逾1000萬。白區黨的組織也已恢復，工人運動漸趨高漲。為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統一中國革命的指揮與行動，使鄉村和城市，工人和農民，紅軍和各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緊密聯繫起來，促進革命事業的勝利，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在紀念蘇聯十月革命14周年之際，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來自全國各革命根據地及紅軍、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朝鮮族的代表610人參加大會。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及紅軍問題、經濟問題等重要決議案。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民主，對地主階級及其他一切反動階級實行專政，直至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並規定實行8小時工作制，改善人民生活，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沒收帝國主義在華一切金融及工礦企業，否認帝國主義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等對內對外政策。大會選舉毛澤東、周恩來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25日又組成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中央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為內務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兼最高法院院長，張國燾為司法人民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又規定臨時中央政府的基層行政機構為縣、區、鄉（市）三級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英勇的武裝鬥爭的光輝成果。它局部地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從而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的先聲，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管理國家的偉大實踐。從此，中國大地上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權——紅色政權和白色政權並存，構成了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