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十一、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
國民黨背叛國民革命後，派系林立，四方割據，都自封為孫中山信徒，實際上是幾股國民黨新軍閥。他們為爭奪國民黨的正統地位，從1927年夏起，進行了四年多的混戰。一些黨棍和政客，又掀起了幾場堪稱「轟轟烈烈」的反蔣政治浪潮，但最終都被蔣介石採用縱橫捭闔、鎮撫並用的手段一一征服，建立了以蔣介石為總頭子、以各帝國主義為總後台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統治。
爭奪國民黨正統地位的爭鬥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糾集國民黨少數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於1927年4月15日在南京召開會議，決定另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國民政府等機構於南京。18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開場，由蔡元培授印，胡漢民代表國民政府委員會受印，蔣介石、吳稚暉在會上講話，再次鼓吹驅逐共產黨、開展「清黨」運動的必要。從此，中國出現了武漢、南京、北京三個政權鼎立的局面。武漢政權在一個極短時期中，仍是革命的，但「七一五」汪精衛集團叛變後，同樣淪落為地主資產階級的工具，與南京政府為一丘之貉。為了自封「中央」，南京方面罵汪精衛是「赤色帝國主義的代表」，武漢方面則回敬南京方面是「目中無黨」。國民黨左派人士宋慶齡發表聲明指出，蔣、汪先後叛變，「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 西北軍實力人物馮玉祥，企圖在協調寧、漢雙方關係過程中抬高自己的地位，於是在鄭州會議、徐州會議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斡旋，多次發出勸和通電，呼籲雙方「共圖和平」，統一國民黨。
7月16日南京電告馮玉祥，武漢方面已公開反共，「漸似覺悟」。馮玉祥立即致電寧、漢，力言「內訌妨害對外」，主張和平解決爭端。 7月24日漢方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唐生智四人聯名電馮，表示願意「和平統一」，同意「遷都南京」。但另又聲稱「如欲整肅黨權，非除蔣不可。」 8月2日寧方以胡漢民、鈕永建、李烈鈞等人的名義電馮，贊成放棄黨爭。8日又以李宗仁等10人的名義，通電歡迎武漢重要分子「至寧炳權」。
正當寧、漢雙方逐步妥協之時，桂系終因與蔣長期貌合神離，矛盾重重，在同何應欽達成默契之後，發起了一場誰主「寧府」的爭鬥。何應欽率領的第一軍，雖是以黃埔係為核心的蔣介石嫡系，但經過北伐戰爭，何應欽自恃羽翼漸豐，聲望日隆，意欲取蔣而代之。
8月8日，蔣介石與奉軍作戰從徐州前線戰敗。逃回南京後，蔣連日在丁家花園召集將領開會，冀圖「激勵袍澤，共其始終」。但李宗仁等對此「付之一笑」。 8月12日晚，蔣介石再次召集軍事會議，李宗仁、白崇禧在會上竭力主張與武漢合作，諷喻蔣介石「不宜因個人地位而犧牲黨國大計。」 蔣介石回顧何應欽，何應欽故意默不作聲。蔣介石大憤，不待會散，拂袖而去。這時，蔣介石感到：自己的地位還不牢固，只有「靜鎮謹守，持之以定」，「待機而動」，才能「得最後之勝利」， 於是決定以退為進。當晚11點30分，蔣介石離寧赴滬，次日在上海發表下野宣言，聲稱「余之存在既非黨之利益，故余毫不躊躇，即刻下野。」
蔣介石下野後，南京政府中的胡漢民、吳稚暉、張靜江等也紛紛辭職去上海，寧方實權主要落入桂系手中，寧漢合流有了新的契機。8月12日，當蔣介石一離開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即聯名通電汪精衛、譚延闓等創議寧漢聯合。電稱：諸公毅然「清黨討共」，「已與寧方一致」，蔣介石已「離寧休養，所有總司令之職權，交軍事委員接收」，「黨內政治問題，亟須推誠計議，迅謀解決」。 8月19日武漢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決定將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克日遷往南京。8月22日寧漢雙方要員攜手共上廬山，協商統一大計。會後，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陳公博等先後被迎往南京。汪精衛遂以國民黨最高領袖的身份進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並力主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試圖獨攬國民黨最高權力。但桂系不僅不積極響應，還提出要請寧方已辭職的「元老」胡漢民、吳稚暉等出山。
當寧漢兩方在爾虞我詐、你爭我奪中逐漸合流時，西山會議派乘機活躍起來。蔣介石「清黨」時，曾把他們設在上海環龍路44號的「中央黨部」查封，蔣介石下野後，他們死灰復燃，獨樹一幟，以「滬方」身份，躋身於寧、漢之間，企圖以同等地位參與三分天下。因此西山會議派要員紛紛出入於深府大院，策劃於秘閣偏室，周旋於酒宴茶會，邀寵於政派軍界，正是「前本門可羅雀，今則終日車水馬龍，哄鬧若市。」
9月5日，譚延闓、孫科在桂系的策動下，由寧赴滬，代表漢方同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等商談合作事宜，邀請他們出席擬於9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但胡漢民回絕了與汪精衛合作的提議。在有人提出「前因反共聯共而分裂，此日大可由清共絕共而合作」 的建議下，9月9日汪精衛又親赴上海，邀請胡漢民、吳稚暉等籌組並參加四中全會。胡、吳以反共「先進」自居，藉口武漢「清黨」無誠意，拒絕會見。汪精衛碰了一鼻子灰後，不得不擺出虛懷若谷的「君子」風度，於9月13日自責「防共過遲」，表示接受批評，並「自劾下野」，「自請處分」，放棄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的主張。孫科提出成立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職權，得到寧、漢、滬（西山會議派）三方的贊同。9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在南京舉行，寧、漢兩方代表20人出席。會議決定設「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推定寧、漢、滬三方共32人的特委委員名單，其中包括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但這三巨頭都未出席會議。同一天，滬方（西山會議派）亦在南京紫金山開會，作出同樣決定。9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進行改組，並發表寧、漢、滬國民黨合作宣言，宣布黨政「統一」完成。但是這個「合作」很快就因政治分贓不勻而呈分裂。
特委會成立，汪精衛的「合法」領袖地位被剝奪，汪派要員也遭歧視，尤其是陳公博還被9月15日的會議作「附逆」嫌疑交中央審查。汪精衛心惴惴，意悻悻，乃於9月21日率餘黨重返武漢，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武漢分會，策動唐生智占領湘、鄂、皖，與南京對峙，重演寧漢分裂。10月，唐生智被李宗仁戰敗。10月底，汪精衛到達廣州，即糾合在粵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7人開聯席會議，發表通電，主張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並決定中央常務會議與秘書處照常辦公，另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通訊處，公開掛起「中央」招牌，與南京抗衡。寧、粵對立就這樣取代了寧漢對立。
這種錯綜複雜、混亂多變的政局十分有利於念念不忘捲土重來的蔣介石。蔣介石在下野以後，回奉化老家住了約一個月。9月28日與張群等東去日本。11月5日，蔣介石到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的青山私邸訪問，與田中作了兩小時長談。田中對蔣介石許諾說：「在國際許可的範圍以及日本權利不作其他犧牲的範圍內，對你的事業不惜充分的援助。」田中並向蔣介石交底，日本已決定拋棄張作霖這一舊工具：「世上動輒認為日本是助張的，這種說法完全違反事實。日本絕對沒有助張，物質不必說了，即使勸告和其他一切援助也是沒有的。」 美國也派駐日本公使與蔣介石拉上關係。蔣介石在取得日、美支持的許諾後，躊躇滿志地於11月10日回到上海。
蔣介石為了東山再起，與汪精衛秘密商定，兩人同時復職，蔣介石復任總司令，汪精衛恢復政府主席職務，為此就必須一起制服桂系勢力。根據這一秘密協議，汪派採用「調虎離山計」，有意拉李濟深同汪精衛一起離廣州，前往上海參加籌備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隨即趁此機會由張發奎、黃琪翔、李福林等以「護黨」名義於11月17日凌晨發動了「廣州兵變」，驅逐桂系軍隊出廣州，黃紹逃走。12月2日，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張發奎與黃琪翔，張、黃率部隊與南京方面的軍隊戰於梧州、肇慶一帶，廣州城內守備空虛。同月11日，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發動了著名的「廣州起義」。反對汪精衛的各派以此為口實，指控汪精衛、陳公博「通共」，「縱袒弄兵，釀成共變」，並罵他們是「准共產黨」。汪精衛在遭到軍事、政治雙重打擊之下，難以招架，先是躲進上海的醫院，後又逃往法國。這樣，蔣介石重新成為國民黨的中心人物，各派紛紛發出通電促請他復職。1928年1月，蔣介石回到南京，復任總司令職務，並負責籌備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
2月2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整理黨務案」，各地黨部一律停止活動，黨員重新登記；決定改組南京政府，新設考試院、監察院、最高法院、大學院、審計院等機構；會議選舉蔣介石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控制了黨、政、軍大權。國民政府主席則選了被稱為「八面玲瓏」人物的譚延闓。
蔣介石取得了勝利，但反蔣派也不肯善罷甘休，屈居卑位，新的爭奪戰又在醞釀中。
「二次北伐」與東北易幟
當南方風雲變幻之際，北方仍然處在北洋軍閥統治下。在津浦線上，奉軍占據徐州以北；京漢線上，奉軍雖被迫退出河南，但仍據有黃河以北廣大地區；京、津牢牢控制在奉軍手中。孫傳芳被北伐軍擊敗後，投奔張作霖，獲得安國軍副司令職位，其軍隊在淮海一帶活動。吳佩孚的軍隊基本被北伐軍擊潰，只剩于學忠一部。這時，只有山西的閻錫山，保持著自己的實力，左右逢源。而山西的地理位置，處在京、津的側背，十分重要。因而張作霖竭力加以拉攏，亦封閻錫山為安國軍副司令。但當長江下游全被北伐軍占領後，閻錫山於1927年4月8日發出通電，表示擁護三民主義，隨後又聲明廢除北京政府所授予的山西督辦名義，改稱國民革命軍晉綏總司令。閻錫山的變化對張作霖構成重大威脅。張作霖決定取消顧維鈞內閣，組織軍政府，自任大元帥，總攬大權。1927年6月18日，於北京懷仁堂就大元帥職。其軍隊亦進行改組，編成7個軍團，分別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皗、褚玉璞為軍團長。
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將軍隊編為4個集團軍，原來由何應欽掌握的軍隊編為第一集團軍，蔣介石自兼總司令，就此悄悄地奪了何應欽的兵柄，報了一年前蔣介石被逼下野時的一箭之仇。
1928年4月，蔣介石部署繼續「北伐」。但這時的戰爭性質，已不是革命階級對封建軍閥所發動的正義戰爭，而是新、老軍閥之間的爭鬥；不論哪一方面取得勝利，其結局都將是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對中國人民的統治的鞏固和加強。9日，蔣介石下令第一集團軍沿津浦線北上進攻，第二集團軍沿正太線攻取石家莊，第三集團軍進攻京漢路沿線，第四集團軍成立在後，一個月以後，李宗仁發表通電，表示擁蔣北伐，該集團軍沿京漢路展開，攻擊前進。
第一集團軍分左右兩翼向津浦沿線的直魯聯軍張宗昌部進擊，張部聞風而逃，第一集團軍不戰而取韓莊，然後越過微山湖，占領台兒莊與郯城。
正當張部節節敗退時，孫傳芳部十萬人馬從濟寧出擊，強攻蔣軍左翼，一舉突破，占領金山、魚台、豐縣等地，逼近徐州，打得蔣軍驚慌失措。幸虧馮玉祥部孫良誠、方振武由隴海路推進，繞道金鄉兩側，經巨野襲擊濟寧，造成了孫傳芳部後顧之憂，孫傳芳才被迫回撤濟寧。
孫部與馮軍一時處於膠著對峙狀態，而張宗昌12個新旅卻源源不斷地從前線潰退，徑自撤回濟南。孫傳芳無法單獨支持戰局，便於夜間下令全線向濟南方向撤退。同時，西路奉軍被迫轉攻為守。張作霖急調吳俊皗後備部隊入關，企圖作垂死掙扎。4月27日，蔣軍、馮軍分別由魯南和魯西合擊，攻克泰安。4月29日，津浦路上的國民黨軍進至界首，西翼占領肥城。這時國民黨軍已從正面、右翼逼近濟南，濟南守軍已成驚弓之鳥。4月30日晚，張宗昌偷偷渡黃河逃至德州。孫傳芳得悉後，於5月1日凌晨3時也棄城北逃。同日上午10時，國民黨軍開進濟南。晚上蔣介石入城，在舊督署設總司令部。
早在1927年夏，當蔣介石軍隊第一次進入山東與張宗昌、孫傳芳作戰時，日本就藉口保護僑民，出動軍隊強行在青島登陸，並派兵開往濟南，嚴重侵犯中國主權，使張宗昌、孫傳芳得以反攻徐州，然後再攻蚌埠和宿遷。蔣介石無力挽回頹勢，只得從前線返回南京。8月，蔣介石的下野，前線失利也是原因之一。如今，蔣介石再次率師進入山東，擊潰了張宗昌和孫傳芳，田中內閣便決定再次出兵山東。於是在蔣介石還沒有占領濟南以前，兩股日軍約1000餘人於4月下旬到達濟南，在鬧市街頭構築工事。5月2日，就在國民黨軍劉峙、顧祝同等部開進濟南的第二天，日本又以一個師團的兵力強行進入濟南城，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
3日，日軍在濟南街頭挑釁，禁止國民黨軍隊的徒手士兵通過四馬路的一個路口，並開槍打傷在場軍民多人。接著，日軍向駐在廣東會館的中國軍隊進攻，中國軍隊一個營被日軍殲滅。濟南衛戍部隊一個師憤而發起反擊，遏止了日軍的進攻。4日，日軍氣焰更形囂張，凡日軍所到之處，見中國人就殺，見中國士兵就令其繳械投降。日軍衝進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公署，對外交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先是肆意毒打，繼而割去耳鼻，最後將他殺死。公署內的17名隨員全部被害。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蔣介石畏敵如虎，竟以「勿以一朝之憤而亂大謀」 為由，下令中國軍隊不許還擊，並於5月4日將中國軍隊全部從商業區撤出，把赤手空拳的濟南市民置於日本軍隊的殺人機器之下。日軍的屠殺更加肆無忌憚，據事後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共死傷8800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
具有「能忍人所不能忍」的奴隸性格的蔣介石，由5日倉皇逃出濟南，命令軍隊退往徐州、兗州、泰安等地。10日，在兗州召開的黨政聯席會議作出了繞開濟南、繼續「北伐」的決定，而蔣介石已被日軍嚇破了膽，託病將北伐的指揮責任交給馮玉祥，自己匆匆乘車南返。
日軍對濟南的武力占領，後來繼續了10個月之久。國民黨軍隊繞道「北伐」，美其名曰「忍辱負重」。直到1929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才在國內外普遍反對的情況下，被迫宣布在兩個月內將山東日軍撤走。
蔣介石處事歷來老謀深算。他一方面把繼續北進的指揮交給了馮玉祥，另一方面又怕馮玉祥由此而壯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整個華北有可能落在馮玉祥手中。何況京、津地區在1924—1925年間就曾經是馮玉祥的勢力範圍，馮玉祥在這一地區有著相當的影響。為了制約馮玉祥，蔣介石特意前往石家莊會晤閻錫山，允諾將京、津地盤交給閻錫山，委任他去接收北京與天津兩大城市以及直隸省。6月初，蔣介石回到南京。
蔣介石重用閻錫山，除了為制約馮玉祥外，還因為顧慮京、津地區有大量外國軍隊，尤其是日軍有整整一個師團駐紮在天津等地，叫嚷要以武力阻止國民黨軍隊北上。南京政府害怕外國軍隊介入，因而確定了「和平接收」京津的方針。閻錫山素來就與日本方面關係較密，同時他和奉系也一直若斷若續。由他出面接收京津，將較容易被日本和奉方理解。
國民黨軍隊的北進部署是：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北進，第三集團軍沿京綏路和正太路向東。這兩支部隊所面對的都不是奉軍主力。奉軍中最有戰鬥力的是京漢線附近的張學良和楊宇霆兩部。蔣介石把硬仗交給了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和由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領的第四集團軍。
張作霖早在5月初就開始做退出關外的準備，許多物資財物源源運往東北。現在，面臨著國民黨軍隊大軍壓境，德州、石家莊、張家口等戰略要地一一失守，便決定放棄京津，退保東北。奉軍倉皇出關，孫傳芳得到張作霖允許先期到了東北，他的殘部則在天津寶坻一帶向國民黨軍隊投降。張宗昌也想率他的直魯軍去東北，被張學良拒絕後，走投無路，丟下部隊化裝潛逃，直魯軍被白崇禧改編。至此，除了張學良、楊宇霆的部隊還警戒在山海關內以外，奉軍已全部敗退關外。
這次北進，國民黨各集團軍中出力最大的是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但當這支軍隊的韓復榘、劉汝明、馮治安、劉驥四個軍和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差不多同時到達北京近郊時，蔣介石從南京發來命令，只允許晉軍進城，馮軍只能留在南苑。6月4日，閻錫山正式被任命為京津衛戍司令，6月12日，晉軍入城。
張作霖已於6月3日乘專車離京撤返東北。多年來，他為了擴展自己的勢力，不惜投靠日本，出賣部分主權。但當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他對日本也有不滿和抵制。尤其對於日本政府變東北為殖民地的計劃，他不止一次作了抵制。現在，他兵敗出關，專心經營東北，使日本強烈地預感到他的存在是「滿蒙獨立計劃」的大礙。於是，當6月4日晨，張作霖乘專車到達離瀋陽六里遠的小站皇姑屯時，被日本關東軍河本大佐預先埋下的爆炸物炸成重傷，僅存一息，說了一聲「這是日本人幹的」， 回到瀋陽城內，立即氣絕。
張作霖死後，奉天省長臧式毅，以事出非常，張學良、楊宇霆所率奉軍主力尚未回瀋陽，故喪事秘而不宣，只發表大元帥受傷療養的消息。張學良悄然隻身化裝士兵，搭乘兵車，潛返瀋陽。這時，東北處在危疑震撼之際，內部人心惶惶不安，外有日人虎視眈眈。憂心如焚的張學良，這時沉靜地處理這一突發事件，初步穩住了東北局勢，到6月19日才公布張作霖傷重身亡的消息。同時，張學良也被舉為奉天督辦，7月4日又正式就任東三省保安司令。
在複雜而又嚴峻的形勢下，年僅27歲的張學良主政東三省。他清醒地認識到：御外侮，報父仇，必須首先謀求全國統一，全力對外，始克有濟。6月22日張學良發表了四項施政綱領，即停止內戰；採取睦鄰主義外交，冀達共存共榮目的；採取精兵主義，收縮軍隊；整理財政，免除苛捐雜稅。7月1日，又通電錶明，「決不妨礙統一 。並秘密同南京國民黨就東北易幟問題保持聯繫。
然而，日本對張學良卻步步緊逼，力阻東北易幟。日本新任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關東軍司令村岡、日本前駐華公使林權助、田中首相的外交顧問佐藤中將等人輪番對張學良施加壓力，並公然以「使用武力」，「發生重大事情」和不惜干涉內政等赤裸裸的強盜語言進行威脅。但具有民族意識和個人抱負的年輕的張學良，既不願作民族叛徒、又不想在日本人手下充當傀儡，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干一番。他頂住了日本當局的壓力，毅然於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換下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插上國民黨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這之前的10月8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已推選了張學良為國民政府委員。接著，南京政府又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長官。至此，南京政府便從名義上「統一」了全國。
新軍閥混戰
國民黨新軍閥對奉系軍閥的戰爭剛剛結束，它們相互間的矛盾就立即尖銳化和表面化起來。正如毛澤東指出：「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的臨時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後，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面，」 這四派的鬥爭首先在軍隊「編遣」問題上爆發出來。
蔣介石明知國民黨內派系林立，各集團軍之間積怨極深，為使各種勢力都能聽從他的擺布，只有借用孫中山的旗幟。於是，他以中央政治會議名義，決定在北平舉行一次盛大的祭靈典禮。蔣介石特意從南京繞道漢口與李宗仁同行，然後到鄭州邀馮玉祥同赴北平。閻錫山本來就在北平。四大集團軍總司令和各路總指揮以及其他文武要員7月6日齊集北平西山碧雲寺，向孫中山靈柩施大禮，蔣介石撫棺痛哭，狀極悲戚。魯迅曾有詩作過辛辣的諷刺：
大家去謁靈，強盜裝正經；
默哀三分鐘，各自想拳經。
謁靈後，蔣介石開始實行「削藩政策」。他打著「勵行裁兵，以蘇民困」的幌子，向各實力派提出裁兵主張。7月6日，他在西山開談話會，提出《軍事善後案》。這個方案的實質是只裁馮、閻、李的兵，蔣介石的兵非但不裁，實際上還可以擴充。因而遭到反對。11日，蔣介石又召集湯山會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軍事整理案》，這個方案的奧妙是以統一全國軍事為名，讓蔣介石同化異己軍隊，使全國軍隊都變成蔣軍。這個方案又遭各派反對。蔣介石只得將裁兵主張暫時擱置起來，到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再行設法。
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開場。蔣介石將《軍事整理案》在會上提出，得到不掌握兵權的汪派中委陳公博、王法勤、顧孟余等人的支持而得以通過，成為國民黨中央的決議。
蔣介石手中有了「中央決議」，便於1929年1月1日正式召集全國國軍編遣會議。財政部長宋子文在會上報了一筆賬，為蔣介石的裁兵主張提供根據。宋子文的賬表明，1929年的軍費支出占全年國家財政收入的78％；全年預算收支相抵，有5000多萬元赤字。宋子文並提出了嚴格規定軍費，統一全國財政的主張。這實際上是用遏止財源、切斷軍餉的辦法逼馮、閻、李裁兵。蔣介石在會議過程中施展縱橫捭闔的手段挑起實力派之間的矛盾，經過一番激烈爭吵，最後確定了一個極有利於蔣介石的方案。這個方案規定全國設立8個編遣區，除了二、三、四編遣區分別屬於馮、閻、李，第五編遣區屬東北軍以外，其餘的四個編遣區（中央直轄部隊編遣區、中央直轄海軍編遣區、第一編遣區和編遣川康滇黔地方部隊的第六編遣區）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會議又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17條，規定各集團軍總司令、各總指揮及其他高級戰時編制立予取消；編定之各部隊中下級官長，輪流至中央軍校接受教育；現有各部隊應留駐現地不得移動……等等，這些規定，無異於將馮、閻、李的兵權削奪殆盡，西北軍、晉軍和桂軍實際上也將不復存在。馮、閻、李當然不會就此俯首帖耳，而是各自暗暗準備著與蔣介石開戰。會後不到兩個月，「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蔣桂戰爭首先爆發，揭開了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序幕。
蔣介石之所以首先拿桂系開刀，是因為1927年蔣介石被迫下野時，桂系是倒蔣的主角，因之蔣桂積怨很深。平、津打下後，桂系勢力發展很快，白崇禧率兵10萬駐在平、津、唐地區；李宗仁坐鎮武漢，擁有兩湖；黃紹留守廣西。廣東的李濟深也與之策應。因此，南到廣州，中經武漢，北達平津，都是桂系勢力區，對蔣介石構成嚴重威脅。
蔣桂戰爭的導火線是李宗仁不經蔣介石批准，撤了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的職。魯滌平是譚延闓的親信，蔣介石與譚延闓這時關係密切，蔣介石想利用魯滌平反桂系，特意給魯滌平的軍隊運去大量槍械裝備。李宗仁發覺這一情況後，決定趕在蔣介石下手之前搞掉魯滌平。2月22日，武漢政治分會藉口魯滌平「把持稅收，『剿匪』不力，重征鹽厘，有瀆軍紀」，撤了他的湖南省主席兼十八師師長職，並派葉琪率第九師進入湖南，控制省城。蔣介石大怒，於2月26日秘密下令集結軍隊，作討桂的準備。在這同時，蔣介石又使用機巧權術，為討桂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北方，他挑動駐平津桂系軍隊中的唐生智舊部起來「反白迎唐」，把白崇禧逼走；在南方，他把與桂繫結成聯盟的廣東軍閥李濟深誘騙到南京加以軟禁。蔣介石的這兩著，大大削弱了桂系勢力，使武漢「形單影隻」，處境孤立。3月18日，國民黨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決定開除李宗仁、白崇禧、黃紹三人黨籍。完成一系列準備後，3月26日，蔣介石正式下令討伐桂系。
蔣介石為進攻武漢，自任總司令。以朱培德的第一路軍，西取武長路，截斷桂系南逃之路；以劉峙的第二路軍沿長江西逼武漢；又命馮玉祥的韓復榘部為第三路軍，從河南沿平漢線南下配合。蔣軍剛向兩湖推進，桂軍第一路軍總司令何鍵就在長沙宣布歸順「中央」。第二路軍總司令葉琪將自己的部隊交給何鍵改編，本人遁往廣西。湖南就落入了蔣介石手中。3月31日，蔣介石下令對武漢總攻擊。各路蔣軍逼近武漢。4月3日晨，桂系第三路軍代理總司令李明瑞事先已與蔣介石取得聯繫，這時宣布倒戈。第四、五路桂軍聞變後無心作戰，倉促退向鄂西，不久都被蔣介石打敗並收編。5月，蔣介石又命令何鍵、陳濟棠、龍雲圍攻桂軍老巢廣西。桂軍徹底戰敗，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往越南。
蔣介石討桂獲勝後，又尋找新的捕獵物。在編遣會議上，閻錫山對蔣介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而馮玉祥則或明或暗地多次抗爭。在蔣桂戰爭中，馮玉祥表面上支持蔣介石對桂系用兵，將韓復榘部安置在武漢以北的平漢線重鎮信陽，作出策應蔣介石攻武漢的姿態，而骨子裡卻是坐山觀虎鬥，命令在山東的孫良誠部南下駐徐州。他的打算是：讓蔣桂兩家打得精疲力竭，然後由他見機行事。如蔣軍不支，孫良誠就可南下浦口，占領南京，反之，則令韓復榘直下武漢。不料桂軍迅速失敗，馮玉祥來不及占便宜，反而讓蔣介石發現了自己的企圖。
蔣介石在占領武漢後，就決定發動對馮玉祥的戰爭。5月7日，他發表《和平統一為國民政府唯一之希望》一文，提出「剷除軍閥」和「根本撲滅封建地盤思想」，製造討馮輿論。馮玉祥看到戰爭即將爆發，命令在山東的孫良誠部西撤潼關，縮短戰線，以免被蔣介石分割殲滅。蔣介石重施倒桂故技，以河南省主席官位和數十萬元巨款收買了馮的部將韓復榘，又以幾十萬元買通了馮的另一部將石友三。韓、石兩人便公開叛變馮玉祥，聲明「擁護中央」。此外，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也先後被蔣介石拉攏而叛馮，使馮玉祥實力嚴重削弱。蔣介石又出動嫡系部隊沿隴海路西進。馮玉祥看到自己處境十分困難，為保持西北軍建制而不被蔣介石在戰場上消滅，他於5月27日通電下野，「入山讀書」。其後，蔣、馮、閻之間出現了十分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先是閻錫山誘騙並軟禁了馮玉祥，以取媚於蔣介石。但當馮玉祥的部下因對閻錫山的行徑表示憤慨而靠攏蔣介石，並得到蔣介石的任命後，閻錫山又害怕孤立，轉而表示願意與馮玉祥合作。中秋節，閻錫山親自前往軟禁馮玉祥的建安村，向馮玉祥賠禮。本來，馮玉祥指使其部將靠攏蔣介石，就是為了拆散蔣、閻勾結。現見目的已經達到，就表示願意合作反蔣。
10月10日，宋哲元、孫良誠等27名馮軍將領聯合通電反蔣。次日，蔣介石下令討伐，親自擔任總司令，並有德國軍事顧問隨軍指導。宋美齡也帶了巨款上前線慰勞。在關鍵時刻，閻錫山又一次不顧信義，於11月5日宣布就任南京政府所任命的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位，還在太原召開了所謂「討逆」大會，公開以西北軍為「逆」，使西北軍陷於孤立境地。從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蔣軍發動了三次總攻，西北軍眾寡不敵，作戰連續失利，登封、洛陽、老河口、南漳等地先後被蔣軍占領。當時，馮玉祥不在軍中主持工作，西北軍各將領之間互不服氣，指揮不統一，只得退守潼關。西北軍第二次反蔣又告失敗。
1929年是個內戰連綿之秋。北方的血刃相見尚未平息，南方的反蔣戰爭復又興起。與前不同的是，這一次的反蔣戰爭有了政治派別從中串聯組合，因而文武俱備，使中國出現了更繁複而多變的局面。這一政治派別就是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 地方實力派之所以與改組派聯合，是因為他們自知在政治上無法抵抗蔣介石借孫中山的亡靈所施加的巨大壓力，於是他們紛紛派人到上海找到改組派總部，並接受了改組派所提出的「護黨救國大同盟」的政治綱領，打出「護黨救國軍」的旗幟。9月的第二次蔣桂戰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
第二次蔣桂戰爭開始於張發奎的起兵反蔣。張發奎在歷史上與汪精衛、陳公博有較深的關係，蔣介石對這支軍隊很不放心，儘管它在第一次蔣桂戰爭中為蔣介石立了功，蔣介石還是決意借編遣會議的決定，對它大加縮編。9月中旬，蔣介石下令張發奎部由湖北宜昌調往江蘇北部海州，企圖在張部移防途中突然下手。張發奎發覺蔣介石居心險惡，乃公開宣布反蔣，然後率兵經湘西下廣西。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廣西省編遣特派員兼十五師師長李明瑞早已與改組派秘密商定實行反蔣。張發奎南下途中，俞作柏於27日發出反蔣通電，宣布就任護黨救國軍總司令之職，率兵與擁蔣粵軍陳濟棠部作戰。但由於廣西內部分裂，俞作柏兵敗，隻身匿居香港，反被蔣介石特務暗殺。李明瑞則在中國共產黨人鄧斌（即鄧小平）和張雲逸幫助下，參加了龍州起義，成為一名紅軍指揮員。俞作柏失敗後，張發奎經過改組派的牽線，到梧州與桂系黃紹會晤，商定軍事合作事宜。李宗仁、白崇禧也分別從國外回到廣西。李、白、黃在南寧成立了「護黨救國軍」，李宗仁為總司令，黃紹為副總司令兼廣西省主席，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下轄第三路軍（張發奎為總司令）和第八路軍（李宗仁兼總司令）。蔣介石派何應欽入廣東指揮軍隊討伐張桂聯軍。戰事於12月4日正式發生。蔣軍分兵五路，並有海空軍助戰，張桂聯軍除白崇禧部外均被戰敗，第二次蔣桂戰爭結束。
與第二次蔣桂戰爭相呼應，唐生智又在河南鄭州發起反蔣。12月1日，唐生智等75人發表通電，主張「立息內爭，一致對外」，「有違斯旨，仍存自私者，即為全國公敵。」 3日，唐生智宣布奉汪精衛轉來國民黨二屆中央執委會訓令，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職。同日又發表《擁汪聯張電》。駐安徽的石友三原來已與唐生智有秘密聯繫。唐生智反蔣通電發出的第二天，石友三也宣布反蔣，並就任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他將數十門大炮排列在浦口江岸，突然向南京猛轟，又派便衣混入南京城，進行騷擾。變起倉促，南京大亂。但石友三是個反覆無常的人，不久又宣布退出護黨救國軍，反對改組派，蔣介石遂以全力進攻唐生智。12月中旬，蔣介石嫡系劉峙等部沿平漢線北上，閻錫山指揮孫楚、楊愛源等部從河北、山西南下，夾攻鄭州。唐生智兵敗，失去抵抗能力，請求准予隻身出洋。蔣唐戰爭又以蔣介石的勝利而結束。
蔣介石接連取得勝利，十分得意。1930年元旦，他以勝利者姿態發表文章，宣稱他的行動是「以順討逆」，炫耀他的進軍「如摧枯拉朽」。蔣介石這一姿態，使得各實力派都產生了兔死狐悲的悲涼心緒，就連一直為蔣介石作倀、在蔣馮、蔣唐戰爭中出了大力的閻錫山，也不免擔憂，生怕蔣介石下一步可能會向自己開刀。1930年1月22日，閻錫山借補行宣誓就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儀式之機提出「整個的黨，統一的國」的主張，反對蔣介石獨攬大權，用武力消滅異己。2月，他發動對蔣介石的「電報戰」，譴責蔣的武力統一政策和個人獨裁。指出：「戡亂不如止亂，不止亂而一味戡亂，國內紛亂，將無已時」，並以「禮讓為國」之名，請蔣介石下野。 蔣介石連續取得了對桂、馮、唐等戰爭的勝利，正趾高氣揚，欲成一家之天下，對閻錫山的態度當然不能容忍，便針鋒相對地反駁閻錫山，謂：「國有綱紀，黨有紀律，個人進退，絕無自由。本人在黨國命令之下，須用武力以戡亂，下野無異為反動者解除武裝，阻止本黨革命。」 語氣十分蠻橫。雙方各執一端，唇槍舌劍，互相攻訐，函電紛馳，以牙還牙。
閻錫山反蔣大旗剛一打出，國民黨內對蔣介石的統治心懷不滿者便紛紛來訪。汪精衛1928年被蔣逼出國，屢謀反蔣，但屢遭敗北，正急於翻本；西山會議派一再遭蔣打擊，已黔驢技窮，正企求生存；桂、張軍閥窮蹙於廣西一隅，不甘心坐以待斃，欲求一搏；馮玉祥被蔣介石兩次打敗，舊部韓復榘、石友三、楊虎城等都被蔣介石一一從西北軍中分化、肢解，痛定思痛，亟圖報復。於是各派反蔣軍閥和政客的代表齊集太原，策劃結成「同盟」，最後演成了以閻錫山為首的大規模倒蔣戰爭——中原大戰。
1930年3月21日，閻、馮公開發出倒蔣通電，全國各反蔣的大小軍閥紛起響應，就連吳佩孚、孫傳芳、齊燮元等北洋軍閥舊人物也冒了出來。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職，馮玉祥在潼關、李宗仁在桂平分任副總司令，並編制了「中華民國軍」的戰鬥序列：張桂聯軍3萬人為第一方面軍，西北軍30萬人為第二方面軍，晉軍20餘萬人為第三方面軍，石友三部10萬人為第四方面軍，以上共約70萬人。此外內定東北軍為第五方面軍，四川劉文輝部為第六方面軍，湖南何鍵部為第七方面軍，河南樊鍾秀部為第八方面軍。5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在鄭州會晤，商討作戰方略，決定前線軍事由馮玉祥完全負責，指揮部設在洛陽，閻錫山主持後方一切，保證糧餉及軍火的供應。兩人並對作戰部署作出共同決定：沿津浦線南下之第三方面軍，與沿隴海路東進之第二方面軍及第三方面軍之一部，在第四方面軍的配合下，攻占濟南，會師徐州，進兵南京。第一方面軍沿粵漢路北上，與沿平漢線南下之第三方面軍南北對進，夾擊湖北蔣軍，會師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一舉推翻蔣記南京政府。
當反蔣陣線集中70萬大軍，分別在津浦、隴海、平漢、湖南四個戰場協同進兵時，蔣介石也早已有了應變的準備。他以韓復榘為第一軍團總指揮，率部在津浦路布防，阻晉軍南下；主力劉峙的第二軍團精銳部隊投入主戰場隴海路作戰；何成浚的第三軍團配備於平漢路，阻扼馮玉祥南下。5月11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第二軍團由魯西南，豫東，沿隴海路兩側向西直趨歸德（今商丘），雙方開始了大規模交火。
蔣介石憑藉他裝備精良，兵種齊全，並有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指揮等優越條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企圖以外線進攻戰，一舉奪取歸德，以便扼隴海入豫之咽喉，控皖、魯、豫三省之要衝，然後與馮、閻主力決戰。5月18日，反蔣聯軍果然在蔣軍的猛烈攻勢下防線瓦解，第二軍團進駐歸德。但到5月下旬，第二軍團在閻馮軍聯合攻勢下，開始遭受挫折，並節節敗退，6月上旬全線退至定陶、曹縣、民權、河陽集一線，方始穩住陣腳。蔣軍銳氣頓時大減。平漢路上蔣軍，以攻擊許昌為主要目標，雖一度得手，但也很快遭到馮軍反擊，全線潰退，狼狽南逃。津浦路蔣軍韓復榘部沒有認真組織抵抗，晉軍第二、第四路軍乘蔣軍主力在隴海路鏖戰之機，從河北南下山東，5月底渡過黃河，6月25日，傅作義、張蔭梧部攻下濟南並南下追擊。從廣西北上策應閻馮的張桂聯軍則攻入湖南，先後占領長沙、岳州。初期戰爭，蔣軍不但全線敗退，蔣本人還在柳河車站險些成為馮軍鄭大章騎兵隊的階下之囚，只因鄭部不掌握蔣介石的行蹤，部隊匆匆轉移，才使蔣脫險。
7月下旬，蔣介石開始調整作戰部署，對隴海路、平漢路，暫取守勢，在津浦路則調集大軍，配以重炮，分三路猛攻晉軍，晉軍節節敗退。馮玉祥在閻錫山的要求下，發動了「八月攻勢」，企圖打通隴海、津浦路，與晉軍在徐州會師，但未成功。8月15日蔣軍重新進占濟南，並繼續追擊，迫使晉軍逃往黃河以北。8月底蔣軍主力又回師隴海路和平漢路，並以平漢路為重點，發動鄭州會戰，使久已沉寂的平漢、隴海戰場再次翻騰。9月17日，蔣軍楊虎城部攻占洛陽附近的龍門，截斷了馮軍西撤之路，馮軍孤掌難鳴，只得退向豫北。這樣，戰場形勢以濟南落入蔣軍之手為轉機，反蔣聯軍如江河日下，出現了無法挽回的敗局。
當蔣、閻、馮戰事進行之時，反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也正在籌備和舉行。充當「擴大會議」主角的是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和以鄒魯、謝持為首的西山會議派，他們都想利用閻馮的軍事力量作後盾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組織一個非蔣的「正統」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7月13日，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預備會議。23日，一直住在香港的汪精衛回到了北平。8月7日擴大會議正式舉行，推選出汪精衛、趙戴文、許崇智、王法勤、謝持、柏文蔚、茅祖權等7人組成常務委員會，領導擴大會議工作，以改變「黨既不黨，國亦不國」狀態、「依法」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和籌備召集國民會議、制定約法為號召。9月1日，擴大會議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並推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等9人為政府委員，以閻錫山為主席。閻錫山素來迷信，特地挑選民國19年9月9日9時9分為黃道吉日，在汪精衛與謝持陪侍下宣誓就職。然而由於戰場上的突變，反蔣軍失利，及張學良通電擁蔣，派兵入關，汪、閻的好景僅為曇花一現。
當時，任東北邊防長官的張學良，擁兵30餘萬，在時局上舉足輕重。閻、馮反蔣戰起時，雖發表張學良任反蔣聯軍副總司令，但張學良以東北軍前輩不同意反蔣為託詞，暫持中立。經數月觀望，並在蔣介石以高官厚祿相誘之下，終於在9月18日通電擁蔣，派兵參戰，整個形勢因而急轉直下。不僅擴大會議被迫撤往太原，而且威脅反蔣聯軍的後路，閻、馮在河南作戰部隊，大為動搖，無法繼續作戰。9月30日馮軍全線崩潰，部下紛紛倒戈。10月3日蔣軍進占開封，6日攻克鄭州，9日洛陽陷落，馮、閻軍10餘萬人被俘。10月15日閻、馮決定聯袂下野，於11月4日通電聲明「釋權歸田」， 取消設在太原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閻軍和馮軍分別被張學良和蔣介石改編。與此同時，擴大會議仍在演出最後一幕：10月31日正式公布了一個共8章211條的約法草案，作為汪記「民主政治」的標本。11月2日發表了最後一篇宣言後，宣告結束。
蔣、閻、馮這場國民黨統治時期規模最大的新軍閥混戰，總共投入百萬大軍，戰線綿延數千里，曠時7個月，死傷30多萬人，耗資無法計算，給人民造成空前深重的災難。蔣介石通過這場大戰，不僅吃掉了閻、馮等強硬對手的幾十萬軍隊，還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在軍事上暫時沒有人能同他匹敵的局面，從而使他的獨裁統治得到了鞏固。
五院制政府的出現
1928年6月國民黨軍隊從奉系軍閥張作霖手中奪得北京和天津後，南京政府即於當月15日發表宣言，聲稱中國的「統一」已告完成，並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
同月，在巴黎的胡漢民與孫科聯名拍電報給譚延闓、張靜江、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電報中提出了一份名為《訓政大綱》的政治設計書，主張著手建立五院制政府，實行「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孫中山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加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科舉與監察制，冶為一爐而產生的五權分立的一種政權思想。國民黨叛變革命後，需要藉助於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名義實行反革命統治，於是就由胡漢民等提出了著手建立五院制政府、實行五權憲法的主張。
9月初，胡漢民、孫科回到上海，與蔣介石進行了多次商談。15日，胡、孫兩人又聯名提出了一份《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對訓政時期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原則作了詳盡的設計，「訓政褓母論」就是首次在這份「說明書」中提出的，它公然宣稱「本黨始終以政權之褓母自任」， 將廣大人民當「阿斗」。胡漢民、孫科的這份說明書成為國民黨五院制政府建立的基本依據。
9月，國民黨中央推定胡漢民、戴季陶、王寵惠三人著手起草五院制國民政府組織法，同月經政治會議審查修正後，10月3日，由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還通過了《訓政綱領》。《國民政府組織法》和《訓政綱領》，成為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根本法。它們規定了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領導政權，治權由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對政府的監督則歸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換言之，在這種政治制度下，人民既不能行使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也不能使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一切權力歸於獨裁專制的國民黨。10月8日，《國民政府組織法》正式公布，共7章48條。引言稱：「國民黨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中華民國，已用兵力掃除障礙，由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允宜建立五權之規模，訓練人民行使政權之能力，以期促進憲政，奉政權於國民。」 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監督下「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治權即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5項。故第5條規定：「國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組織之」。五院之上設國民政府，主席委員1人，委員12人至16人，委員兼任五院正副院長。國府委員組成國務會議，負責處理國務，並協調五院間的關係。國民政府主席擔任國務會議主席。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國務會議決定，由國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長署名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不設立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負實際政治責任，併兼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不久，又裁撤原設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和海軍總司令部，其事權劃歸軍政部、參謀本部及訓練總監部。
10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還公布了五院組織法。五院中，以行政院的規模最為宏大，下設內政、外交、軍政、財政、農礦、工商、教育、交通、鐵路、衛生等部，及建設、蒙藏、僑務、勞工、禁菸等委員會。立法院主要對於法律、預算、大赦、宣戰、媾和、條約等案進行議決。司法院下設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官吏懲戒委員會（後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考試院下設銓敘部及考選委員會。監察院則行使彈劾和審計職權，並設審計部。
如何拼湊五院分立的政府，為眾人矚目。蔣介石要借重組政府之機，以對各實力派首領封官晉爵、晉調中央供職為名，嚴加控制，對外則虛張「空前統一與團結」。各實力派則希冀通過五院分立，分散蔣介石的權力，共坐天下。於是，密室偏閣，台前幕後，一次次算計，一番番策劃，經緊張的政治交易，10月8日中常會通過了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的提案，確定了南京國民政府委員的名單，即：蔣中正、譚延闓、胡漢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寵惠、馮玉祥、孫科、陳果夫、何應欽、李宗仁、李濟深、楊樹莊、閻錫山、林森、張繼、張學良等17人；通過了各院、部的組成名單：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副院長馮玉祥；立法院院長鬍漢民、副院長林森；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副院長張繼；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副院長孫科；監察院院長蔡元培、副院長陳果夫。此外，胡漢民派的古應芬任國府的文官長，蔣介石的軍師何成浚任國府參軍長；李濟深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何應欽任訓練總監部總監；李宗仁任軍事參議院院長。行政院各部：內務部長閻錫山，次長趙戴文；外交部長王正廷；軍政部長馮玉祥，次長鹿鍾麟、張群；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王伯群；鐵道部長孫科；工商部長孔祥熙；農礦部長易培基；教育部長蔣夢麟；衛生部長薛篤弼。10月10日晨8時，蔣介石帶領五院院長在南京中央總部宣誓就職。
南京國民政府五院陸續建立起來。1928年10月，行政院最早成立。立法院成立於同年12月5日。司法院的正式組成是同年11月。1929年公布考試法，翌年1月成立考試院。成立最晚的是監察院，因蔡元培拒不就任院長職務，1930年11月，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改任於右任為院長後，才開始籌備。1931年2月正式成立。
蔣介石的宣傳機器吹噓這一套政權機構是什麼「大一統的國民政府」，從表面上看來，確定五院分立，各有事權，互相制約，形成了一架大機器；國民黨的各派，也都在這架機器中各有其位。但透過現象看本質，蔣介石的個人獨裁統治並沒有發生變化，相反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被賦予了遠較西方總統制下的總統職權更大的權力。各實力派首領對於到南京來做官並不感興趣，他們害怕蔣介石耍弄「杯酒釋兵權」的手腕，中了他的「調虎離山計」。因而馮、閻和二李（李宗仁、李濟深）都以各種藉口推辭就職，或找人代理，或稱病「休養」。而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派在這次政治分贓中沒有分得一絲一毫的殘羹，從此他們就打出「改組國民黨」的旗號，在國民黨內興風作浪，動搖蔣介石的統治寶座。
蔣汪爭權與「改組派」的產生
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矛盾早在大革命的中、後期就產生了，但當時，蔣介石是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而汪精衛則被視作左派。1927年兩人先後叛變革命，從本質上看，他們已表里如一地站到了同一條戰線上。但為了爭奪國民黨內的「正統」地位，又發生了種種摩擦與紛爭。1928年南京政府實行五院制，汪精衛集團沒有分得一席之地，表明這兩個集團全面、深刻的對立。從那時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汪重新合作為止的幾年中，汪精衛集團的主要政治活動是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簡稱「改組派」），反蔣反共。
「改組派」的出現自然不只是蔣汪矛盾的產物，它有著更進一層的政治經濟背景。大革命後期，中國資產階級追隨大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原指望能將中國引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前途。但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的現實卻使他們大失所望。誠如毛澤東所精闢地分析的：「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此次失敗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資產階級（非買辦豪紳階級）也受了打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中間階級，他們一方面與工農有矛盾，另一方面又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有矛盾；客觀上，後一種矛盾超過前者，只是他們自己有時不能清楚地認識，1927年就是這樣。走了彎路，才認識到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下，得不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於是民族資產階級又發生分化，有一部分因為自己的利益，開始逐步形成蔣介石政權的在野反對派。「同時資產階級在汪精衛、陳公博一派鼓動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發展著頗大的改良主義運動。」 所以改組派的產生，既是汪精衛等一些政客在國民黨內爭權奪利的反動活動的需要，同時也迎合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改組派的中、下層成員，大多屬於這種心理。
最早提出「改組」國民黨的是汪精衛。緊接著，陳公博於1928年5月在《貢獻》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國民黨「只有一條出路，就是『黨的改組』」。 這一主張得到國民黨內一些失意分子的贊同。陳公博等就於5月7日創辦《革命評論》雜誌；6月1日顧孟余創辦《前進》雜誌。他們以此為陣地，口誅筆伐蔣介石的專制獨裁，鼓吹「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改組國民黨」。8月與9月，《前進》與《革命評論》被蔣介石下令查封。同年11月底，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王樂平、白雲梯、朱霽青、潘雲超、郭春濤等，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以國民黨二屆中執監委汪派委員組成臨時中央總部，陳公博為總負責人（後來由王樂平接任），尊汪精衛為精神領袖，下設組織、宣傳、總務三部門。並在寧、滬、平、津等大城市和浙、蘇、皖、湘、贛、粵、川、豫、魯、晉、遼、甘等省，海外的法國、日本、越南、菲律賓、新加坡、美國及香港設立支部。
1929年3月，改組派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責蔣介石把持黨國，篡改三民主義；宣布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訂綱領，改組國民黨。他們認為「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是「復活革命的國民黨」的根本所在。所謂「十三年改組精神」，應該是指1924年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國民党進行改組的基本原則，就是孫中山對三民主義所作的重新解釋。而「改組派」卻認為1924年只有「容共」，並無「聯共」，三大政策是「共產黨之先生們（在十五年十月）才創造出」。改組派所要「復活」的黨，不是實行三大政策與新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而是「以黨治軍」「以黨治國」「實行黨的專政」的國民黨。他們「根本反對第三黨的存在」，「贊成一黨主義，贊成黨外無黨」，主張「以黨的專政來泯除不平階級，免社會再生出階級的鬥爭。」 可見改組派的主張，是打著「恢復十三年精神」的旗號，把國民黨「改組」為獨裁黨，而這與蔣介石當時實行的政策並無區別，所區別的只是由誰來掌握這個獨裁黨而已。
改組派的反蔣活動首先集中在反對蔣介石包辦國民黨三全大會上。1929年，蔣介石籌劃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保證將這次會議開成蔣介石的御用大會，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出席大會的代表半數由各省市選舉，半數由中央指派和圈定。指派和圈定的毫無疑問都是蔣介石集團所信任的人；各省市的選舉也往往被CC派操縱。改組派利用了國民黨內的不滿情緒，起來反對。1929年3月，他們控制了南京市黨部代表大會，提出了《抗議中央指派圈定三代會代表案》。他們並鼓動其他不滿分子，發通電，寫文章。國民黨福建48縣各級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在通電中說，南京中央指派三全大會代表是「背叛總理」「蔑棄黨綱」「毀法亂黨」……改組派這種舉動，並不能阻止蔣介石集團對「三全大會」的操縱包辦，只是招來了特務、憲兵、打手對改組派的鎮壓，強行解散了「悲壯的南京市代表大會」。3月25日，蔣介石包辦的「三全大會」如願召開，大會代表總數366名中，特派與圈定的279名，占代表總數的76％，「三全大會」根據蔣介石集團的意圖，通過決議，對汪精衛予以書面警告，陳公博、甘乃光永遠開除黨籍，顧孟余開除黨籍三年。
改組派在「三全大會」問題上的鬥爭失敗以後，便走上了聯合地方軍閥，進行軍事倒蔣活動的道路。然而，他們籌劃的組織「護黨救國軍」以及聯合各派軍閥、進行中原大戰等倒蔣軍事活動，都被蔣介石所擊敗，改組派悽然作鳥獸散。1931年1月，汪精衛逃到香港，宣布改組派解散。
此後，改組派有過一次死灰復燃。起因是蔣介石與胡漢民發生政爭，蔣介石又一次耍弄無賴手段將立法院長鬍漢民軟禁於南京湯山。胡漢民一派的鄧澤如、林森、古應芬等群起反對，汪精衛趁機帶領原改組派成員百餘人趕往廣州，聯合桂系、粵系「再造派」等，於1931年5月27日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次日成立「國民政府」，汪精衛等5人為政府常務委員，輪流擔任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斷送了東北，在全國引起空前強大的抗議浪潮，危及國民黨的統治。在這種形勢下，寧粵雙方為了維護國民黨統治這一共同利益，才借著「共赴國難」的冠冕堂皇的口號，聯合起來。12月15日，蔣介石宣布下野。24日，蔣介石派、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合作的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成立了短命的孫科內閣。不到一個月，孫科即被蔣介石所設置的種種障礙所絆倒，自行辭職。於是，1932年1月，蔣汪「聯袂入京」。28日，汪精衛當上了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與行政院長，主持政務；3月6日，汪精衛提名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雖聲言掌握軍事，全力「剿共」，但實際上他在行政院的軍政部、財政部等幾個最要害的部門中都安插了親信去當部長。汪精衛也分到了外交、鐵道、實業等幾個舉足輕重的部。於是，蔣汪分贓，聯合執政。
從1927年至1931年，蔣、汪之間爭鬥了4年。從1932年初至1935年底，蔣、汪又合作了4年。1935年12月，蔣介石奪了汪精衛的行政院長職位，這兩個集團又一次公開分裂。無論爭鬥與合作，它們之間的關係始終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理人之間從各自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所釀成的離合關係，其結果是兩個，一是加深了全國人民的苦難，二是暴露了他們自己的反動性，客觀上有利於人民對他們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