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十、思想文化戰線的鬥爭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大革命失敗的六年間，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也在文化領域中激烈展開。新文學挾著「五四」的強大聲威，擴展著自己的陣地，成長起了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第一批革命作家和瞿秋白、蕭楚女等早期無產階級文藝理論戰士。舊文化頑強地反撲，在它們旗幟上寫著的是復古主義。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而買辦階級卻搬來了帝國主義哲學，與封建文化結成了神聖同盟。年輕的無產階級勇敢地走向文化戰場，使得這裡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呈現出十分壯麗的景色！ 新文學的成就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雖然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作家隊伍，但隨著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許多進步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已開始了從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魯迅就是一個最好的典型。在這同時，新的文學社團和文藝刊物在全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從1921年到1923年，全國出現文藝社團40多個，出版文藝刊物52種，其中影響最大的社團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 文學研究會1921年成立於北京，後遷到上海，由沈雁冰（茅盾）、鄭振鐸、葉紹鈞（聖陶）、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等發起，以「研究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在廣州、寧波、鄭州等地設有分會，其主要出版物為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鄭振鐸主編的上海《時事新報》副刊之《文學旬刊》和王統照主編的北京《晨報副刊》之《文學旬刊》也是文學研究會的重要陣地。 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一般都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有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要求。在文學觀上，他們繼承了《新青年》的寫實主義傳統，主張文學應該「為人生」，認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 「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沈雁冰提出只有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才是「真文學」，鄭振鐸主張文學的主要任務是反映被壓迫者的血與淚。從這種文學觀出發，文學研究會的許多作家熱心於寫作反映社會問題的「問題小說」。在創作方法上，他們主張「深入自己周圍的人生世態」，「實地觀察，客觀描寫」。但文學研究會成員間的思想並不完全一致，也有周作人「與人脫離關係的藝術」的主張；同時，對於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界限也不能準確把握。這就是後來文學研究會分化的思想根源。 與文學研究會較接近的新文學團體有在1924年成立於北京的「語絲社」和次年成立於北京的「未名社」，它們都是魯迅參加發起的。 與文學研究會齊名的另一社團是創造社，1921年7月在日本東京成立。這是五四以後第一個浪漫主義文學團體，由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發起。創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1922年5月）、《創造周報》（1923年）、《洪水》（1925年）和《創造月刊》（1926年）等。 創造社從成立到1929年遭到封閉，前後八年，大體上以五卅運動為分界，分成兩個階段。正如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郭沫若所說：「它以有產文藝的運動而產生，以無產文藝的運動而封閉。它的封閉剛好是說無產文藝的發展，有產文藝的告終。」 創造社的成員都是在國外生活較久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弊端有深切的感受，從西方「理智主義」的破產中受到較深刻影響，於是就選擇了反「理智主義」的浪漫主義為自己的信條。它的成員的特點是對舊的人生不滿，對新的生活充滿幻想，從而萌發出創造新人生的願望。他們很重視文學的使命，郭沫若希望作家「對於社會的真實要求要加以充分的體驗，要生一種救國救民的自覺。」 它的成員的另一個特點是崇尚靈感，重視「內心的要求」，尤其在它的初期，表現了浪漫主義傾向。認為文學創作「本來只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麼預定的目的。」 郭沫若也認為「文藝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上述兩者的結合，表現為創造社的積極浪漫主義的特色。五卅運動後，特別是1927年，朱鏡我、馮乃超等從日本歸國，加入創造社，不久就響亮地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從而推動了創造社成員中的多數人走上革命文學道路，成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早期戰士。 這一時期新文學的成就，表現在創作方面，首推魯迅和郭沫若。魯迅的小說集《吶喊》與《彷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成為高聳的豐碑。它們不但奠定了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基礎，而且越出國界，走向世界現代文學之林。它們代表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傾向，是反映社會矛盾和人民大眾呼聲的最深刻而有力的傑出作品。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開創了中國一代詩風，確立了新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女神》所塑造的舊世界叛逆者和宇宙主宰的形象，溶革命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於一爐，把人類的願望通過壯麗的語言、激越的氣勢、強烈的節奏表現出來，達到了同時代人所達不到的藝術境界，從而整整影響了一代新詩人。著名詩人殷夫、艾青等，無不受到了郭沫若詩風的薰陶和影響。這種積極浪漫主義的詩風也成為中國小說創作中浪漫主義創作手法的來源。 新文學運動的崛起，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引領和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在介紹、闡發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們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進行文學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文學中的封建統治思想和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意識。他們主張新文學應當是社會寫實的文學，在社會革命中應發揮自己巨大的功能。他們認為新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不是以好名心為基礎的文學。」 中國共產黨人為指導新文學運動發展，英勇地同一切陳腐的文學進行鬥爭。1919年與「保古派」林紓作鬥爭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誕生，由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擔負了鬥爭的責任。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武器的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等，向當時的一切反動文藝進行猛烈攻擊。鴛鴦蝴蝶派在20年代中期的消逝，就是這種鬥爭的結果。這是一個消極頹廢的文學流派，盛行於民國初年，以創作「言情小說」為主要活動特色，在《禮拜六》（周瘦鵑主編）等刊物上充斥了反映紅男綠女的腐朽生活的作品，發出沒落階級的哀鳴。鄧中夏連續發表了《新詩人的棒喝》《貢獻於新詩人之前》等文章，嚴正指出「廝混男女交際場中做新詩的，便是肉麻的謳歌戀愛；飽食終日坐在暖閣安樂椅上做新詩的，便是想入非非的讚頌虛無」，「以之遺害社會則有餘，造福社會則不足」。蕭楚女批判道：「他們的一切言行，在他們自己尚且自命為『名士』『為藝術而藝術』、為『風流才子』、為高人逸事，而在我們常態心理客觀者看來，只是『瘋人』」。 在革命文學打擊下，鴛鴦蝴蝶派一度趨於衰落，《禮拜六》被迫停刊，一向控制在他們手中的《小說月報》被文學研究會接辦，改造成為新文學的重要陣地。但鴛鴦蝴蝶派中的少數人仍堅持這一反動文學傾向，堅持其誘惑、腐蝕人民群眾的活動，30年代以俠客加美人的武俠小說作為鴛鴦蝴蝶小說流派的延續。 「假古董的假毫光」 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和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封建軍閥的統治岌岌可危。於是，在文化戰線上，一批封建買辦文人臨危而動，對革命的新文化進行攻擊。復古主義就是他們這一個反革命神聖同盟的口號。 「學衡派」是到外洋鍍過「金」的一些封建舊文人所結成的一個復古主義派別。其代表人物為南京東南大學教授胡先、梅光迪、吳宓等人，他們於1921年創辦《學衡》雜誌。他們自稱既「尊崇孔孟之道」，又「肆力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哲理」，以博學者的面貌招搖過市，販賣他們的為封建文化招魂的貨色。他們宣稱：「凡讀西洋之名賢傑作者，則日見國粹之可愛」。《學衡》雜誌曾連續刊載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吳宓的《論新文化運動》等。在這些文章中，他們反對「文學進化」（即革命），說：「西國名家，多斥文學進化為流俗之錯誤」，主張文學應「力效前人，節節規撫」，而後「始能自出心裁」，認為文學創作應來自對舊文學的模仿，「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他們尤其反對馬克思主義，說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是「專取外國吐棄之餘屑。」學衡派是當時江南地區宣揚封建復古主義的主要勢力。 與《學衡》遙相呼應，在北方，胡適打出了「整理國故」的旗幟。這時的胡適，已進一步向右轉，公開了他反對革命運動的立場，創辦《努力周報》，從事改良主義的政治活動。1922年11月，《努力周報》每月附出4開一張提倡「國學」的《讀書雜誌》，1923年又辦《國學季刊》。由胡適提出的「青年必讀書」書目，開列古書近200種，其中佛經就占了22部。 胡適的「整理國故」的口號是借「國學要淪亡了」的聳人聽聞的宣傳提出來的。他說，「古學大師漸漸死完了」，「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古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胡適的口號提出後，得到一些人的響應。響應者的成分比較複雜，各有不同的目的。郭沫若曾指出在響應者中間，「石玉雜糅珠目淆混」 。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是應該正確繼承的，而胡適則另有所圖。他企圖將青年從革命的潮流中引開，吸引他們去鑽故紙堆，蹲象牙塔。在反動統治者的支持下，各地開辦了許多「國學館」，不少幼稚的青年「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居然形成一個「運動」持續了相當一個時期。 一南一北兩股逆流的出現，對新文學運動造成了一定壓力。而這時，陳獨秀、李大釗忙於領導政治鬥爭；新文化運動的另幾個先行者中，錢玄同退隱，劉半農出國，都離開了文化戰場，剩下的已經「布不成陣」了。 魯迅勇敢地擔起了鬥爭的重任。他站在激進民主主義的革命立場上維護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成果，堅決反對「學衡派」和「整理國故運動」。魯迅尖銳而辛辣地指諷「學衡」派貌似學通中外，實際上是一些不學無術的文人：「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是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 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四大副刊——《晨報副鐫》《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京報副刊》——發表了不少文章，反擊在政治與文化上所出現的封建復古逆流。魯迅犀利的雜文，就是在副刊上發表而吸引了廣大讀者。在魯迅等的打擊下，「學衡派」的宣傳就失去了市場，雖然它還勉強存在了幾年，但起不了什麼作用了。 反對「整理國故運動」的鬥爭則要複雜得多，因為它涉及對整個民族文化的態度，並且有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對立。共產黨人瞿秋白、蕭楚女、鄧中夏等走上鬥爭第一線。《中國青年》雜誌加強了指導青年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工作，保護了廣大進步青年。該刊在第24期，發表了「國故毒」的調查報告，揭露了整理國故運動糟蹋青春、企圖使青年忘記祖國危亡、忘記青年責任的陰謀。瞿秋白寫的《王道詩話》無情剖析了胡適「文化班頭博士銜」「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實質。蕭楚女在《中國青年》發表文章，指出國故運動「是一股教育界老朽流氓和野心軍閥的『法西塞』運動！」 革命文學工作者在鞭笞國故運動政治陰謀的同時，還向胡適等所販賣的煩瑣考證方法進攻。胡適鼓吹在整理國故時，採用實驗主義研究方法，即所謂「索引式的整理」「結賬式的整理」「專史式的整理」等，完全抹煞了古典文學的現實內容，拒絕考察它的社會意義，而是為材料而材料，作枝枝節節的考證。胡適的這一套實驗主義方法，曾經毒害了許多學術工作者。當然，人民並不一概拒絕作任何考證工作，但正如成仿吾當時所指出的，考證必須有「批評的精神」（即一定的思想指導），否則，「充其量不過能造出一些考據死文字的文字，充其量不過能增加一些更煩瑣的考據學者。」 新文學工作者的鬥爭，使封建復古主義受到嚴重打擊，對大革命的形勢的發展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一代文化泰斗魯迅正是在這些鬥爭中，不斷地推進著自己的立場與世界觀的轉變。 《現代評論》的「落水」與《甲寅》雜誌的偃旗 1925年前後，國民革命進入空前高漲的階段。第一次國共合作已經建立，五卅運動與省港大罷工的掀起顯示了大革命的偉大聲勢，廣東革命根據地在文治與武功中得到了鞏固，這一切都敲響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封建軍閥統治的最後喪鐘。於是，在文化戰線上，帝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進一步攜起手來。《現代評論》和《甲寅》的合作，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 《現代評論》派是以胡適為首領的一幫右翼資產階級文人所形成，主要代表人物還有陳西瀅、徐志摩、梁實秋等。1924年12月，由陳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周刊得到段祺瑞的津貼而在北京出版。在這同時，由於宣傳新文化的《晨報副鐫》向右轉，孫伏園憤而辭去副刊編輯職務，《晨報副鐫》落到徐志摩手中。這些文人就以這兩個刊物為陣地，著力宣傳胡適的政治與文化主張，用白話文為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罪行辯護。陳西瀅在文章中，嘲笑中國100餘民眾怒斥兩名美國侵略士兵的情景時寫道：「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露骨地表現出了他的洋奴嘴臉。1925年，北京學生一再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鬥爭怒潮，軍閥政府實行血腥鎮壓。「現代評論派」配合反動當局攻擊群眾鬥爭，尤其攻擊進步教師。陳西瀅在文章中說：「學校漸漸失去了講學的風氣，變成了政治運動的集合所。一般野心的政客，利用青年學生們的熱心，達到他們特殊的目的。一般好活動的教員，也鼓動種種的風潮，為他們出頭進身的梯階。」 他向反動當局進言：對學生要實行「相當的懲罰，萬不可再敷愆姑息下去」。此外，現代評論派還著力販賣西方資產階級文藝觀點，包括虛偽的「人性論」，唯心主義的「靈性論」，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等等，以此向新文化進攻。 《甲寅》派的首領是章士釗。他先後擔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和秘書長。1925年7月，他創辦《甲寅周報》，完全拋棄了過去所辦的《甲寅》雜誌和《甲寅日刊》的某些民主性因素，成為形式雜七雜八的「廣告性的半官報」。章士釗利用自己的地位，依仗封建軍閥勢力，從政治上、經濟上壓制新文學運動。他尤其竭力提倡古文，宣揚封建思想，反對白話文，公開宣布《甲寅》決不刊登任何用白話文寫的文章。他還認為文化無新舊之分，從事新文學運動是「避難就易」，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不同「宗」的派別，卻為著共同的利益而聯合了起來。1925年，胡適與章士釗拍了一張「雙雙並坐」的相片。兩人各寫了一首詩互贈對方。滑稽的是兩人都各投其所好，胡適寫給章士釗的是一首七言古詩，而章士釗卻以白話詩回贈。章士釗在詩里寫道：「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這兩個人，一個是右翼資產階級的代表，另一個是文化頑固派的代言人，他們的聯合，是一種對抗新文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同盟。 反對《現代評論》派和《甲寅》派的鬥爭，是這一時期政治鬥爭和思想文化鬥爭中的一件大事。共產黨機關刊物《嚮導》、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以及《政治生活》《中州評論》等雜誌都參加了這一場鬥爭。魯迅在這一時期寫了大量極其鋒利的雜文，《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投向這一班人的匕首。魯迅深刻地、惟妙惟肖地刻畫出他們是「媚態的貓」，是「比他們主人更嚴厲的狗」，是「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一通議論的蚊子」，是「嗡嗡地鬧了半天，停下來舐一點油汁，還要拉下一點蠅矢的蒼蠅」。魯迅除了鞭撻現代評論派的醜態以外，尤其重要的是他尖銳地指出這班人的醜惡本質是充當帝國主義的領頭羊，這些羊們，「脖子上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向帝國主義者所指的所在」，他們誘惑青年人，「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者及其在知識界的奴僕們醜惡的行徑。但是，當時在進步思想界中，對這一場鬥爭的本質並不都像魯迅那樣認識得清楚，如同瞿秋白所指出的：「當五卅時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國內的階級戰鬥的同時展開，」 因而，這場鬥爭聲勢不大，在一定意義上說主要是魯迅在孤軍奮鬥。 對「甲寅派」的鬥爭，是在林紓、「學衡派」先後被新文化擊敗以後的又一場反對封建復古主義的鬥爭。著文批判「甲寅派」的，遠遠勝於批判「現代評論派」。成仿吾的《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郁達夫的《咒甲寅十四期〈評新文學運動〉》、魏建功的《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等文章，對「甲寅派」發起了猛烈圍攻。而戰鬥最堅決、最有力的，還是首推魯迅。他寫了《十四年的「讀經」》《讀經與讀史》《答KS君》等文，抨擊「甲寅派」的讀經復古主張，諷刺這些自稱讀古書讀得很多的人，卻文理不通，「我中國自有文學以來，實在還沒有過這樣滑稽體式的著作。」諷刺他們不過是一些把文章寫得「有如泥漿混著砂礫一樣」的假古文家。「倘說這是復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只見得復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 與此同時，《嚮導》周報和《中國青年》發表了《段執政的甲寅》《章士釗和段祺瑞》等文，從政治上對甲寅派的充當北洋軍閥工具進行揭露。「甲寅派」在革命者的進攻下，無力抵禦，拖到1927年4月，只得停刊。 「玄」「科」兩派論爭 1923年，在中國哲學思想領域中，發生了一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論戰的一方，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為代表，稱「科學派」，另一方以張君勱、梁啓超為代表，稱「人生觀派」，或「玄學派」。所以這場論爭亦稱「科學與玄學之爭」。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營壘內部兩個支派之間的一場爭鬥。在論戰過程中，雙方互相詰責、反覆駁難，恰好暴露了各自唯心主義的本質，使得主張唯物主義的人們看清了他們的面目，從而有效地同他們進行鬥爭。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日益深入，中國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覺醒起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勢力作鬥爭，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懼。他們急急從外國召喚亡靈來庇護與解救自己。來自國外的帝國主義哲學，與中國封建文化結成同盟，共同反對馬克思主義。而在它們相互之間，有時也不免發生摩擦，甚至迸出激烈的火星。丁文江、胡適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哲學與張君勱、梁啓超所代表的中國封建哲學之爭，說到底是誰應在反對馬克思主義傳播事業中撐大旗的一場爭執。 論戰起因於張君勱1923年2月在清華大學所作的《人生觀》的講演。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報》刊出《玄學與科學》一文，向張君勱發出駁詰，一場論戰由此引起。 張君勱先後發表了《人生觀》《〈人生觀之論戰〉序》《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等文。他用西方的柏格森主義「激活」中國古代唯心主義哲學宋明理學。他列舉了人生觀上的幾大問題，包括大家族主義與小家族主義、男尊女卑與男女平等、專制婚姻與自由婚姻、財產公有與私有、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守舊與維新、為我與利他、悲觀與樂觀、有神論與無神論，等等。他認為這些問題都是「人類之自由行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無所謂意義，無所謂方法」，「故曰直覺的也」。梁啓超也寫了《人生觀與科學》一文，說「生活的原動力，就是情感」，「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他們一方面販賣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另一方面又著力尊崇中國古代唯心主義的宋明理學，說「欲求發聾振聵藥，惟在新宋學之復活。」可見張君勱、梁啓超的「人生觀派」即「玄學派」是柏格森主義與宋明理學的雜拌，是公開反對科學的露骨的唯心主義學派。 對「玄學派」首先發起進攻的丁文江，打著「保衛科學」的幌子，先後發表了《玄學與科學》《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等文章。他雖然肯定地提出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與張君勱的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論斷相對立，但他所說的「科學」並非真科學，只是「心理上的感官感觸」所產生的概念和推論，「科學的材料是所有人類心理的內容。」他認為物質並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人的「感官」感觸的集合。他的這一套馬赫主義的偽科學，不但沒有與「玄學」劃清界限，反而給「玄學」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在論戰中，胡適提出了所謂「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吳稚暉則宣布了他的所謂「人慾橫流的人生觀」 ，他們都自詡是「科學」的護衛者，是反對「玄學」的。 在唯心主義兩個支派的混戰中，馬克思主義者清楚地看到了這場爭鬥的本質。鄧中夏尖銳指出張君勱的哲學「底子上雖然是中國思想，面子上卻滿塗著西洋的色彩。他們講玄學，卻把西洋的『玄學鬼』如柏格森的『直覺』、倭伊鏗的『精神生活』、歐立克的『精神元素』，都搬來做他們的幌子。這就是他們的花樣子。」 彭康揭露了爭鬥雙方從本質上全無什麼區別，「從『玄學鬼』張君勱、『科學神』丁文江一直到『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吳稚暉，都沒有區別，只是蛇蠍一簍，你撞我，我沖你，總不能跳出這個簍子。任你如何『無賴』，任你如何『靈通』，任你如何『人慾橫流』，終於是『漆黑一團』，扭住一塊，分不出個黑白來。」 瞿秋白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論證了每一時代的人生觀總是與這一時代的經濟基礎相聯繫，總是由當代的知識所組成，由於技術的進步和階級鬥爭的社會經驗，產生了新的科學知識，出現了新的科學人生觀，人類欲求得自由，就必須掌握與運用客觀規律，才能從「必然世界」進入「自由世界」，從「自由之奴」進於「自然之王」。 以上三種理論的提出，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一定社會經濟和社會階級鬥爭的產物。鄧中夏對此作了透徹分析，他指出：「東方文化派可說代表農業手工業的封建思想（或稱宗法思想），科學方法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資產階級思想，唯物史觀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無產階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