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九、腥風血雨湮江南
革命由南向北銳進，嚴重威脅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買辦階級，他們聯合起來，精心選擇了一個共同的突破口——國民黨新右派，發起政治攻勢，把蔣介石拉向革命陣營的對立面。階級力量對比的客觀條件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終於導致國民革命的中途夭折。
反革命的政治「南伐」
正當北伐戰爭由珠江勝利推進到長江流域時，革命陣營內部爆發了一場「遷都之爭」。這場鬥爭，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蓄意分裂革命的一個嚴重信號。
武漢三鎮被攻下後，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鑒於廣州偏處一隅，與日益向前進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於11月16日派出宋慶齡、陳友仁、徐謙及鮑羅廷等為調查委員前往武漢，調查國民政府遷移武漢的可行性問題。根據調查結果，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26日正式決定遷都武漢，另設立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於廣州，就近協調粵、桂、閩三省政務。隨後，在廣州的中央機構分批遷漢。有的走旱路，從粵漢大道經長沙到武漢；有的走水路，從贛州坐船到南昌再轉武漢。
蔣介石在打下南昌後，設總司令部於南昌。他處心積慮地謀劃著牢牢控制中央機構，因而以「軍政一致」為藉口，主張南昌為國民政府所在地。他設法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張靜江和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弄到南昌，以造成「中央」已到南昌的假象，並把假道南昌前往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留在南昌，企圖在南昌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實現他遷都南昌的陰謀。
已經到達武漢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領導成員徐謙、陳友仁、宋慶齡、吳玉章以及鮑羅廷等由於蔣介石對遷都的阻撓，不能在武漢及時召開中央全會。為保證中央機構能正常工作，他們於12月13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在政府未遷到以前，設立一個新機構，名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履行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權，其成員為宋慶齡、陳友仁、徐謙、吳玉章、孫科、蔣作賓、柏文蔚、王法勤及鮑羅廷等，推徐謙為聯席會議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1927年1月1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以武漢為首都，並開始在此執行職權。（後來，中央政治會議又作出決定，國民政府駐武昌，中央黨部駐漢口。）
蔣介石蓄意破壞上述決定。他於1月5日盜用國民黨中央名義向各省黨部發出電報，稱「現因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住南昌」。 蔣介石並親赴武漢，逼武漢中央同意遷都南昌，遭到堅決拒絕。蔣只得悻悻然離開武漢。3月8日，蔣介石被迫表示承認中央關於國民政府遷武漢的決定。
遷都之爭雖至此結束，但它所預示的政治風暴則僅僅開始。它不但表明蔣介石篡奪中央領導權野心的升級，而且公開向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宣告，南方革命陣營已走向分裂。於是，內外反動派就紛紛向南昌伸出手來。
首先是江浙資產階級發現了蔣介石的反共傾向，便立即進行拉攏。後來，蔣介石到上海，反共態度明朗化，上海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陳光甫為資助蔣介石，在銀行和錢莊業中積極活動，於4月1日由各銀行墊借200萬元，各錢莊墊借100萬元， 資助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
華北財團也不甘落後。著名金融資本家周作民與蔣介石的親信黃郛是莫逆之交，因而很容易地同蔣介石掛上了鉤。就連中國銀行——北洋政府的官辦銀行——也派了總文書（即秘書長）吳榮鬯到南昌活動。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集團，同樣也是帝國主義者爭取的對象。英國政府派蘭浦森來華，進行分化革命陣營、拉攏右派的活動。蘭浦森到華後，與北洋政客、買辦金融家梁士詒進行了一番秘密談話。蘭浦森問：「南方之右派，可以與北方聯合否？」梁士詒答可以。蘭浦森說：「此乃鄙人最喜聽者，因其可以鼓勵我等進行，請言其詳。」於是梁士詒分析了南方革命陣營中分為青年及共產派、國民黨即反共派、老軍隊派等三派的情形。蘭浦森又問：「聽傳近日黨軍右派，已比左派優勝，閣下亦有所聞否？」梁答：「此乃真實消息，觀乎黨軍近日，已改變宗旨，不在武漢建設首都，而在南昌，可為明證。」 蘭浦森雖也曾於1927年1月間去武漢與國民政府要人有過接觸，但在他確知南方左右派已分裂，並且「黨軍右派已比左派優勝」的情況後，就著手拉攏蔣介石。日本政府也出動許多「要人」，以「考察」中國經濟為名，奔走於東京——南昌之間。後來在抗日戰爭中成了中國派遣軍參謀長的永見俊德，曾在《生平最大難忘事件》一文中談到他於1927年2月奉派到南昌活動的背景：「1927年2月，北伐軍有席捲長江下游之勢，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中國革命成功指日可待」，「因此日本陸相宇垣焦急萬狀，派我和松室兩大佐作破壞中國革命之企圖」。隨後，蔣介石派吳鐵城去日本，向日本政府保證「中國人永不反日」，以換取日本政府的支持。美國亦派人到南昌進行聯絡。如此眾多的神秘人物紛至沓來，以南昌為目標進行了一場政治「南伐」，破壞國民革命的繼續進行。當時的報紙上發出了一連串南北即將妥協的報道。如：
電通社1月27日東京電：「中國南北妥協之機運，漸呈濃厚之狀，雙方嘗有代表往來，結局或將以穩健之孫文主義實現大同團結。」
東方社2月5日漢口電：「蔣介石及其幹部已取締過激運動。」
申報2月18日北京電：「南北協調某顧問斡旋最力。該顧問日前曾赴匡廬，16日返京，攜去條件七，帶回條件四。」
帝國主義者所提出的條件，早已見諸報端。英國《士林西報》1月27日社論說得很明白：蔣介石如要取得外國承認，必看群眾是否「壓靜」了，罷工與抵制是否消除了，外國貨能不能自由進出中國，「中國最需要之事，莫如武力維持秩序，負責任，有決斷等等，應該做出來讓全世界看看。」
在帝國主義者及國內封建買辦勢力的鼓勵與支持下，蔣介石悍然向革命舉起了屠刀。3月6日，他下令槍殺了贛州市總工會委員長、優秀共產黨員陳贊賢。16日，蔣介石又授意組織南昌市的國家主義分子和地痞流氓，搗毀國民黨左派掌握的南昌市黨部和市總工會、農協，搜捕市黨部執行委員。當天，蔣介石離開南昌。次日在九江，又派總司令部特務處長楊虎指揮暴徒搗毀市黨部、總工會、農協和國民新聞報社。市黨部被暴徒打死3人，農協和總工會各被打死1人、重傷2人，國民新聞社一記者被綁走後失蹤。此外共有六七十人被捕。之後，蔣介石離九江前往安徽省會安慶。在這裡他重施故技，以重金收買了一批敢死隊（講明事成之後，輕傷可得100元，重傷500元，喪命1000元）將省黨部、市黨部、總工會悉數搗毀。
蔣介石就是這樣走一路、殺一路，帶著滿身血污，前往上海。
武漢方面早已覺察蔣介石篡權野心。2月9日，即蔣介石被迫同意以武漢為國民政府所在地的次日，國民黨中央在漢口召集高級幹部會議，會上嚴重地提出了反對獨裁、提高黨權、實行民主的問題。為了提高中央領導機構的革命權威性，中央聯席會議於2月21日舉行擴大會議，決定原來作為臨時性中央機構的「聯席會議」宣告結束，自即日起，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即正式恢復辦公。24日，武漢地區國民黨舉行代表大會，董必武任大會主席。會議一致提出了「加強中央權力」「統一黨的領導機構」，「立即召集中央全會解決黨的問題」等要求。根據當時形勢的迫切需要，國民黨於3月7日舉行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託故未出席這次會議。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是「提高黨權」。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會議通過的《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對黨、政、軍領導機關作了重大改組，規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均採取主席團制，實行集體領導，實際上取消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會議還規定，軍委會一切決議、措施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再交總司令執行，這就把總司令的職權降為黨和軍委會的執行者地位。會議還選舉在國外的汪精衛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並決定撤銷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這就等於撤了蔣介石這兩個部的部長職務。
三中全會是對國民黨新右派鬥爭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蔣介石還擔任著國民黨中央主席團、軍委會主席團成員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仍具有控制軍隊的實際權力，但在當時條件下，三中全會的這一系列措施畢竟已是革命派所能做到的較合理結果了。
正當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左派對蔣介石新右派的抑制措施著著進行時，帝國主義者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亦加緊實行。政治「南伐」在繼續，尤以炮轟南京、製造「南京慘案」為高潮。
早在1927年初，英、美、日、法等國家為阻止革命軍向長江中下游發展，就增派軍隊和軍艦來華。據英國《泰晤士報》報道，到1927年2月，聚集在上海的外國軍隊有英軍12700餘人，日軍4000餘人，美軍3500餘人，法軍2500餘人，連同「萬國商團」等，外國兵總人數達到3萬餘。當時已到達中國領海的帝國主義軍艦有170餘艘，其中英艦76艘、日艦48艘、美艦30艘、法艦10艘。以上軍艦大部分停泊在上海附近。各國還將在華軍隊組成所謂「聯合軍」，隨時準備投入武裝干涉。2月25日，英軍占領梵皇渡車站以南，日本、義大利軍隊分別占領江灣、楊樹浦。
3月24日中午，北伐軍第二、六、四十軍各一部約2萬人，分別由軍長魯滌平、程潛、賀耀祖率領攻克南京。北洋軍的潰兵有的倉皇過江，有的隱匿里巷。就在這混亂時刻，發生了一些穿軍裝的人搶劫外國教堂和外交官住地的事。英、美兵艦即以此為藉口從軍艦上向人口密集的南京城發炮轟擊，中國民眾被打死打傷者近2000人，大批民房被轟毀。這就是「南京慘案」。搶劫外僑者原系一批不明身份的暴徒，革命軍入城後當即「槍斃搶犯數人並護送外人赴外艦」，但帝國主義者一口咬定是革命軍的排外事件，蓄意以此為藉口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下令撤退江西、湖北、四川等地僑民，並增調日本驅逐艦8艘、美軍1500人赴上海震懾中國人民。武漢國民政府站在維護中國主權的立場，向英國駐漢口領事當面抗議，指出搶劫本是反動派所為，事件過程中外人傷6人，死亡4—6人，這與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炮轟而死傷者為一與百之比，為此，對英、美兵艦炮轟提出嚴重抗議。 據《國聞周報》記者向現場目擊者的調查，行劫者目的在得財，外人的死傷是因這些人手持兇器，與行劫者對刺所致。帝國主義者還大事渲染某領事夫人被奸云云，「記者再三詢問，均視為笑談，謂外人不惜自污其名譽以訛人，未免太卑下。」
帝國主義者製造南京慘案的目的，是對革命勢力進行武力威懾，並促使蔣介石從革命陣營中分裂出去。蔣介石果然不負所望，他從安慶前往蕪湖時，上岸向各國領事進行疏通，隨後匆匆趕往上海，進行反革命政變的最後部署。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革命危機越來越嚴重，武漢方面決定採取斷然措施以制裁蔣介石。鮑羅廷估計蔣介石乘兵艦經過南京時必將上岸，因而派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兼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動員六軍軍長兼南京衛戍司令程潛就地逮捕蔣介石。但程潛顧慮自己力量不足，並且蔣介石經過南京並未上岸，以致武漢方面的計劃未能實現。 武漢政府中又有人建議將四軍從武漢「調到南京去加強南京的防禦，呼應上海的革命勢力，並監視蔣介石的行動。」 四軍作好了出發的糧秣、槍彈、船隻等準備，並決定4月4日出發。但另外有些人怕這樣做太刺激了蔣介石，因而取消了原來的決定，終致錯過時機，倒被蔣介石先下了手。蔣介石以對北方作戰需要為名，將駐守南京的二、六軍調往浦口，而以何應欽的第一軍接防南京，從而得以放手在寧滬發動反革命政變。
從4月1日起，在蔣介石主使下，右派分子在上海連日緊張活動。吳稚暉提出了一則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的呈文，在滬的中央監察委員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通過決議，開展一個所謂「護黨救國運動」，規定「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於查辦」，「並列出一份包括鮑羅廷、陳獨秀等190餘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名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致活動。」蔣介石又召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黃紹、何應欽、吳稚暉、張靜江及剛從國外歸來的汪精衛等人舉行秘密會議。會上，蔣介石堅決主張立即反共。汪精衛一方面也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不易繼續相安」，但另一方面又不主張立即反共，「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蔣介石與吳稚暉都竭力籠絡汪精衛，吳稚暉提出，「倘雙方不能維持，請先生中立，無論我方失敗或勝利，以後大事請先生主持。」 汪精衛拒絕了吳稚暉提出的由軍方採取行動的主張，而要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解決一切。
在國民黨右派即將公開反共的危急時刻，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卻嚴重右傾麻痹，4月5日，與汪精衛在上海聯合發表告兩黨同志書（即汪陳聯合宣言），否認蔣介石將反對共產黨，「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這份宣言，分別受到左右派的指責。左派批判它麻痹革命者的警覺性，掩護了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右派罵它繼續宣傳聯共，「有允許共產黨共治中國之意」。從客觀效果看，其危害革命的一面是主要的，所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蔣介石施展種種手法，剝奪上海工人階級在三次武裝起義中所獲得的勝利成果。他指使吳稚暉、白崇禧、陳果夫、吳宗信、葉楚傖等拼湊成「上海市臨時政治委員會」，強行禁止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成立的「上海市民代表大會」及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受到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委任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委員會」。又指使大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盜用工人名義於4月4日成立「上海工界聯合會」，企圖以它代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市總工會。反動社團「中華共進會」亦在這時成立，便於蔣介石以這一「民間團體」出面在工人中製造事端。6日，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發出布告：「一切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允許存在」，露出了殺機。駐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雖是蔣介石嫡系，但下級軍官及士兵大部分曾在廣東革命根據地受過革命薰陶，進入上海後表現出對工人的同情。蔣介石為鎮壓上海工人，將這支部隊調出市區，代之以剛從北洋軍閥收編過來的周鳳岐部二十六軍，成立了以白崇禧、周鳳岐為正副司令的淞滬戒嚴司令部，並於9日公布了《戰時戒嚴條例》，嚴禁集會、罷工、遊行等。白崇禧根據蔣介石命令，派兵查封了武漢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設在上海的以郭沫若為首的辦事處。郭沫若針鋒相對，於9日公開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尖銳揭露「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
蔣介石的這一系列部署，深得帝國主義者的賞識。英國駐滬海軍司令鄧肯說：「蔣介石已獲得人們的敬佩，因為他不僅發表言論，而且照樣實行。」 另據外國報刊透露，中外反動派送給蔣介石1500萬元作為反革命政變的活動經費。 並答應再給3000萬元以資助他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權。
於是中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天到了。
4月11日，蔣介石發出密令，「已克復各省，一致實行清黨。」12日凌晨，大批「中華共進會」流氓分子身穿藍布工裝褲，臂纏白底黑字的「工」字袖章，從法租界衝出，在蔣介石軍隊配合下，襲擊工人糾察隊。
凌晨4時，上海市總工會會所——湖北會館——突然被六十餘名持槍暴徒包圍並射擊，工人糾察隊當即組織抵抗。不到十分鐘，就有二十六軍一部來到，團長邢霆如對工人糾察隊說：「請你們不要還擊，我們來為你們繳他們的槍」。說畢即繳下了所有暴徒的武器，並用繩索將暴徒捆綁起來。工人糾察隊見狀，即請二十六軍官兵入內喝茶吸菸。不料邢霆如突然逼使工人糾察隊放下武器，占據了總工會會所。
晨5時20分左右，設在閘北商務印書館俱樂部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總部也遭到一股暴徒襲擊，邢團長依舊前往充當調人，對工人糾察隊態度十分「和善」，在「解決」了暴徒以後，提議工人糾察隊與士兵共同徒手遊行，「表示切實聯絡」。工人糾察隊信以為真，放下武器，出發遊行。大股士兵突然湧進來，占據了工人糾察隊總部，搶去步槍1000多支。
同一天裡，閘北商務印刷所、華商電車公司、南市三山會館，以及曹家渡、浦東、吳淞、江灣等地的工人糾察隊都遭到突然襲擊，許多工人糾察隊員被打死或打傷，駐地「牆壁上之槍洞，密如蜂窩」。 據帝國主義設在租界的工部局警務處情報稱，蔣介石共派出暴徒15000人，二十六軍繳獲的工人糾察隊槍支共計：步槍3000支，機槍20挺，手槍600支，各種子彈80萬發，長矛2000支。工人糾察隊員被打死120人，被打傷180人。
面對蔣介石的血腥屠殺，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同志臨危不懼，領導工人糾察隊員英勇反擊，並廣泛發動群眾，揭露蔣介石的罪惡行為。 12日中午，閘北數萬徒手工人舉行集會與遊行，當行經被26軍強占的湖北會館時，工人們奮勇衝進大門，從軍隊手中奪回了市總工會會所。總工會在群眾歡呼聲中宣布繼續辦公。當夜，有1萬餘名徒手工人露宿在湖北會館門前保衛總工會。
為了有力反擊反動派，市總工會決定發動全市工人舉行大罷工。13日上午10時，根據總工會命令，全市各業工會一律罷工。市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大會，抗議反動派對工人的摧殘。由於蔣介石下達了戒嚴令，使滬東、滬西、南市的工人與市民不能到會，但閘北等區工人、學生與市民到會者仍有6萬餘人。大會通過了「收回工人武裝」，「嚴辦破壞工會的長官」「撫恤死難烈士家屬」「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抗議」「通電中央政府及全國全世界起而援助」「軍事當局負責保護上海總工會」等六項決議。到會群眾高呼「打倒新軍閥」「擁護武漢國民政府」等口號，開始遊行，向駐寶山路天主堂的二十六軍二師師部請願。當隊伍到達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早已埋伏著的該師士兵向徒手的隊伍開槍，甚至用機槍掃射，傷者死者紛紛倒地，血流滿街。士兵瘋狂地在街上橫衝直撞，逢人便打，工人被打死100餘人，傷者無數。反動派為掩蓋血腥暴行，下令禁止行人通行，匆忙用大卡車把死者運往郊外掩埋。附近居民偷偷看到，有的被難者重傷未死，也被兵士橫拖倒曳載走活埋。接著反動派又下令解散上海總工會，查封其他革命組織，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與工人，上海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據「四一二」後三天的不完全統計，被殺者達300多人，被捕500多人，流亡失蹤5000多人。
接著，廣東的國民黨當局也在4月15日響應蔣介石的大屠殺政策，殺害了蕭楚女、熊雄、鄧培等共產黨員與群眾2100餘人。廣西、江蘇、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繼舉行反共反人民的「清黨」與屠殺。
蔣介石踏著人民的鮮血與屍首，走上了統治寶座。他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和中央軍事委員會。4月18日，成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南京「國民政府」。
蔣介石在南方的大屠殺與奉系軍閥在北京的反革命暴行相呼應。4月6日，北京反動軍警得到外國使團同意，入使館區包圍、搜查蘇聯大使館及其遠東銀行與中東鐵路辦事處，逮捕了隱匿在那裡的李大釗等共產黨員與革命分子60餘人。28日，張作霖採用殘酷的絞刑殺害了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據英國報道，用絞刑來代替一般斬決，是為了使一切同情赤色分子者有所震悚。」
蔣介石在南方的殘殺行為和張作霖在北京的暴行，是一條黑色鎖鏈上的兩個鐵環。這條鎖鏈的鍛造處既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帝國主義的聯合參謀部里。這就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國政治的真相與本質。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汪精衛因1926年3月在「中山艦事件」中受到蔣介石的輕慢，消極辭職，同年5月自香港赴法國。1927年初，國民黨左右派鬥爭越來越劇烈。國民黨左派提出「迎汪復職」，意在揚汪抑蔣。汪精衛後來說道：「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蔣同志又來一電報，說你如果再不回來我也走了……後來再接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來。」 其實蔣的電報，純屬言不由衷。3月8日汪精衛離法國經德國、蘇聯回國。在蘇聯曾與第三國際領導人作了重要會晤。第三國際對於汪精衛的回國表示了極大希望。
4月1日，汪精衛到達上海，參加了蔣介石的反共會議。汪精衛認為政策關係重大，應該開中央全會解決。蔣介石說已經開過三中全會了，肯定了聯共政策。汪精衛說：「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汪精衛與陳獨秀的聯合宣言寫好後，蔣介石反對，汪精衛想收回，但「報館已上版，來不及抽回」， 第二天遭到吳稚暉痛罵。汪精衛一怒，離滬赴漢，「就這樣他成了左派領袖，大叫革命的左邊來，這完全是投機的。」 蔣介石悍然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還處在革命高潮階段的武漢地區，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作出決議，開除蔣介石黨籍，免去他所兼各職，並命令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他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懲治。
當時的武漢政府，面對著兩大敵對勢力，一是據有北方、其勢力已直接危及武漢脊背的奉系軍閥；二是新叛變的蔣、桂集團。武漢政府的戰略打擊目標應當主要指向哪裡？這是涉及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聯名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見書，指出：「蔣氏之叛跡如此，苟再猶豫，圖謀和緩或預備長期爭鬥，則蔣之東南政權將益固，與帝國主義關係將益深」，「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 東征蔣介石在當時不但是形勢的需要，也是革命的主客觀條件所允許的。曾在北伐中打下南京、後被蔣介石擠壓至津浦線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六軍在蔣介石叛變後表示服從武漢中央，退至安徽境內，與桂系軍隊對峙於蕪湖——安慶間。周恩來主張，以江西的第三軍第二師和安徽的二、六軍合攻蕪湖，則蕪湖的桂系第七軍必然支持不住。蕪湖一下，南京必震動。蔣介石能直接用於守南京的只有5個師，其中第一軍第一師和第廿一師本來頗有戰鬥力，但自蔣介石趕走了師長薛岳、嚴重等左派軍官後，戰鬥力已大大削弱。第一軍第二師是失敗之師，沒有什麼戰鬥力。剩下第三與第十四兩個師如何抵抗得住東下的革命軍？此外十四軍、十七軍、廿六軍、四十軍有的已損失慘重，有的已萌反蔣願望。所以取得蕪湖後直下南京是可能的。但武漢政府和中共中央拒絕了周恩來等提出的正確意見，置蔣介石於不顧，而決定北伐張作霖，鑄成了大錯。
在武漢掌握軍事實力的是唐生智。國民政府的軍隊建制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下轄第一方面軍總指揮何應欽、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程潛、第三方面軍總指揮李宗仁、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唐生智。此外，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武漢政府下令撤去蔣介石的職務，下轄的四個方面軍直屬於中央，但實際上武漢政府只指揮得了在安徽的程潛和在兩湖的唐生智。唐生智是一個有野心的舊軍官，他在北伐戰爭進行中就想奪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位，指望蔣介石戰敗。當蔣介石在江西戰場上打得難解難分時，唐生智不肯出兵。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蘇聯顧問鐵羅尼說，唐生智「不僅不希望蔣獲得勝利，反希望他被擊潰。」 只是由於第四軍與第七軍參戰，蔣介石才奪取了南昌。隨後，蔣介石挑起了「遷都之爭」，遭到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反擊。唐生智利用這一時機攻擊蔣介石，並且不斷地表示自己對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熱心，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入黨。 這給了鮑羅廷和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以錯覺，以為唐生智比蔣介石好，有意扶植唐生智。於是，汪精衛、唐生智就成了武漢地區政治、軍事的領袖人物。實際上，汪精衛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代表」，「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而唐生智則是被吳佩孚趕得走投無路才來到革命隊伍的一個大地主和地方軍閥。
在一個短時期中，汪精衛和唐生智充當了武漢政府革命權威的代表，當革命不斷深入、階級關係發生進一步變化時，他們的真面目就逐漸暴露出來。兩湖和江西地區的工農群眾，趁著討蔣運動的浩大聲勢和對反革命勢力的同仇敵愾，向城市中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勢力和農村的土豪劣紳加緊發起進攻，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罪犯，各地普遍建立了農民自衛軍，城鄉鬥爭都向著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發展，這就引起了土豪劣紳、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恐懼和攻擊。武漢政府和軍隊中的不少官員、軍官如譚延闓、唐生智、何鍵等，本人就是大地主，他們的政治態度就與武漢外部的反革命勢力呼應起來。
外部的包圍形勢是嚴重的。東有蔣介石、李宗仁，南有李濟深，西有四川軍閥劉湘、楊森，北有奉系張作霖。帝國主義軍艦停泊在漢口江面進行直接威脅，江浙財團、華北財團和南方財團攜起手來對武漢製造經濟困難，阻斷武漢與外地的貿易往來。武漢的資本家有的抽逃資金、關廠歇店，有的製造謠言，散播不滿。勞資關係在政治的與經濟的雙重原因下日益緊張，生產縮小，失業擴大，政府財政困難加重，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廠主、店主更加無心營業，關廠關店的更多，形成惡性循環。到5月中旬，幾乎所有商店都關了門。工人們起來反對，在鬥爭策略上又出現了「左」的傾向，使階級關係更緊張。
汪精衛的叛變正是武漢地區資產階級對革命不滿的表現。汪精衛的叛變過程，經歷三個階段。他自己說過：「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制裁共產黨「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
汪精衛所謂共產黨「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就是指武漢地區工農運動繼續高漲的形勢。這一形勢使汪精衛等嚇破了膽。從4月中旬起，他們以國民黨中央名義下達了一系列命令和決議，其目的都是為束縛工農手腳，阻撓革命事業推進的。他們在湘、鄂、贛三省成立「特別委員會」，任務是檢查各級黨部、政府、民間團體的「過激」言論和行為。國民黨中央發布《保護公正紳耆訓令》，保護土豪劣紳。汪精衛並公開聲言制止赤化，否則就逮捕工會和農會領導人。
不久，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相繼發生了三起嚴重反革命事件，即夏斗寅叛變、「馬日事變」和朱培德反共事件。分別發生在三個省的這三起事件，為汪精衛集團的全面反共作了準備。
夏斗寅是武漢國民政府所屬獨立第十四師師長。他被蔣介石收買，勾結四川軍閥楊森（被蔣介石封為第五路軍前敵總指揮）於5月13日發出反共通電，率全師由宜昌乘船向武漢下駛，企圖占領武漢，一直進抵距武漢只40里的紙坊。當時武漢軍隊主力已開赴河南前線與奉軍作戰，後方空虛，情勢危急。17日，武漢政府任命葉挺為前敵總指揮，發起反擊，程潛、魯滌平的援軍亦由安徽開到，形勢漸轉。夏斗寅軍沿武長路退卻。事後，汪精衛在中央政治會議上為夏斗寅的反革命叛變開脫，說，「這次的變化只當作一件小事」，因為「楊森是明明白白奉南京政府的命令，夏斗寅的通電只說是要清君側。」
實際上夏斗寅的叛變，事先與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有過密議。「按夏斗寅舉兵東下，原與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相約內外夾攻，剷除共黨。」 不料何鍵恰巧奉武漢政府之命率部開赴河南前線，夏斗寅失去呼應，因之兵敗。
許克祥在長沙製造的「馬日事變」，是何鍵直接指使的結果。何鍵是湖南大地主。湖南農民運動高漲起來後，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紛紛從鄉間逃往城市。城市工人群眾積極幫助農民搜捕隱匿在城市裡的土豪劣紳與不法地主。5月19日，長沙總工會領導工人糾察隊搜索了何鍵在長沙城內的住宅，搜出了何鍵的父親，並加以拘捕。何鍵一面從前方致電湖南省政府指責工人「搗亂後方」，一面「密定反共大計，以迅雷手段先發制勝，密約駐省八軍師長張國威克日發動，張猶豫，將所部開鄂，計不得行。」 後又物色到剛由軍閥部隊改編的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等，遂於5月21日黎明發動了軍事叛亂。21日的韻目代日為「馬」，故稱作「馬日事變」。這一天，許克祥率領1000餘人襲擊省總工會、省農協、省黨校、省農講所，槍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00多名，釋放了在押的全部土豪劣紳，並與湖南國民黨右派頭目相勾結，組織所謂「救黨委員會」，瘋狂鎮壓工農運動。
武漢國民黨中央事先就得知湖南將要發生兵變。汪精衛承認他早已知道湖南駐軍與工農將要發生衝突，他在5月25日的中央政治會議上說：「大家知道湖南的這種衝突是要發生，所以才有特別委員會的組織。」他之所以不加以有力干預是因為軍官對農運的不滿情緒與汪精衛害怕群眾的情緒相一致。實際上，中共中央事先也了解軍隊的這一動向。蔡和森說：「從5月18日以來，省委即知道許克祥將響應夏斗寅。」 但中共中央及鮑羅廷認為「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國民黨「沒有什麼錯誤和不好傾向」， 因而非但不堅決防止湖南軍隊的破壞，反而主張中共中央發表宣言，以表示「擁護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締民眾運動過火和錯誤的法令。」
「馬日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驚慌失措，未能組織有力的反擊。湖南省委個別負責人不辭而別，逃離長沙。從事變發生的次日起，湖南省委已無人負責。25日，武漢政府派出由鮑羅廷、譚平山、陳公博等人組成的代表團赴湘，其任務是「一面查辦許克祥，一面查辦農運『過火』。」代表團在赴湘途中到達岳州後，得悉岳州警備司令與許克祥有密切聯繫，有加害於鮑羅廷、譚平山的可能，代表團當夜即嚇得回到武漢。
湖南反動派的氣焰更加囂張，他們發布「討共通電」，在各縣成立「救黨委員會分會」，厲行清黨。並宣布「擁護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擁護蔣汪合作」。蔣介石立即升任許克祥為獨立師師長。 各地土豪劣紳紛紛反攻倒算，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屠殺事件。在長沙，反動派將搜捕到的革命者斬腰剖腹、斷頸挖心。在常德，200餘人被殺死，600多人被打傷。半個月內，全省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達1萬人以上。
「馬日事變」不僅僅是個別反動軍官的叛逆行為，而是把持著武漢政府及其軍隊的代表著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汪精衛集團仇視革命運動的表現。孫科在「七一五」政變當天曾直言不諱地說：「湖南上次的事變發生，大家都舉手加額，喊許克祥為許青天，視許克祥為救主。」
夏斗寅、許克祥相繼叛變後，5月29日起，江西省長朱培德先後將方誌敏等100多名共產黨員在武裝人員看押下「禮送」出境，並下令禁止江西全省的農工運動。
武漢國民黨中央的叛變，已是指日之間的事了。
當武漢地區政治局勢日益嚴重時，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卻在繼續發展。陳獨秀與鮑羅廷一起，為了使號稱「左派領袖」的汪精衛和「左派將領」的唐生智等人不與共產黨分裂，不惜進一步壓制工農運動，犧牲革命利益，以屈從汪精衛的意志。這一條右傾錯誤路線自從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開始統治全黨，雖不斷受到黨內持正確意見的同志的批評，但一直未能糾正。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曾對鮑羅廷、陳獨秀的「失敗主義傾向」「恐懼失敗的情緒」提出了批評，瞿秋白在會議開始時向與會代表散發了他寫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尖銳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但由於全黨對陳獨秀的右傾危害認識不深，加上鮑羅廷與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在會上發生嚴重爭論，加劇了黨內的意見分歧。因之，共產黨的「五大」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未能承擔起挽救中國革命危機的急迫任務。
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指導也有錯誤。史達林把國民黨內偽裝的左派汪精衛錯誤地判斷為「小資產階級代表」，稱讚已經著手壓制工農運動的武漢政府為「它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但已走上這種專政的道路。」 這種看法指導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陳獨秀推行對右派的妥協退讓政策。在蔣介石已經叛變，汪精衛集團的反共暗潮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共產國際不允許中共退出國民黨以便獨立組織革命力量應付突然事變。5月30日，共產國際發來緊急指示信，要求在維持國共合作的前提下採取下述措施：堅決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從下面吸收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去；動員2萬名共產黨員、5萬名工農組成新的軍團；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這些措施的提出，表明共產國際已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教訓，意在挽救中國革命於嚴重危機之中。雖然緊急指示信中仍然主張維持國共合作，要求這些措施都由武漢國民政府去做，這顯然是行不通的；但陳獨秀看不到指示信中有合理與積極的一面，不加分析地認為它根本不能實行，於是，他封鎖了這個文件，拒絕討論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提出的多項重要建議，只是一廂情願地想拉住汪精衛不向右倒，為此不惜一再向汪精衛作出遷就與妥協：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解除農民自衛軍武裝，甚至交出童子軍木棒，等等。6月1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將共產國際緊急指示信拿給汪精衛看，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這恰好使已經決心反共的汪精衛獲得了打擊共產黨的口實。這時，武漢政府的北伐在馮玉祥配合下於6月1日占領鄭州。軍事上的勝利更壯了汪精衛的膽。6月5日，武漢政府解聘鮑羅廷等100多名蘇聯顧問，緊接著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徐謙、孫科、張發奎等赴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會上決定河南的軍事政治交由馮玉祥負責，武漢政府的軍隊全部撤出河南。於是晉升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的唐生智回到兩湖全力鎮壓工農運動。鄭州會議實際上是「分共」的準備會議。
鄭州會議結束後，馮玉祥又於6月19日趕往徐州，與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胡漢民、張靜江等舉行會議，策劃反蘇、反共、寧漢合作等。以馮玉祥為中介，把鄭州會議和徐州會議聯結在一起，出現了反共大聯合的趨勢。
汪精衛從鄭州回到武漢，「分共」步驟著手進行。「從6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黨部非共產黨的同志，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產黨的武裝同志，將那決議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範，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 何鍵的三十五軍移駐漢口，公開發出反共宣言，準備向革命開刀。6月底，唐生智到長沙後，向國民黨中央發出電報，稱「許克祥的行動乃是受了正義感的驅使」，並請求授予全權「對那些踐踏國民政府命令的人以反革命論處。」 7月15日，汪精衛最終正式召開以反共為主題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到會者除宋慶齡、陳友仁、何香凝外，都同意「分共」，決定「制裁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汪精衛集團「分共」之初，曾標榜採取「溫和的態度」，實際上不久之後，就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展開了瘋狂的大屠殺。
「七一五」政變表明第一次國共合作最後破裂，孫中山的革命的三大政策被國民黨完全拋棄。至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變成了買辦地主階級專政，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陷入了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