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八、北伐戰爭

國民黨內左右派的鬥爭因北伐戰爭的發動而得到緩衝。北伐的勝利進軍、農村大革命的掀起、工人運動的由罷工鬥爭發展為武裝起義——三支大軍蔚為壯觀，形成了空前的革命高潮。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 北伐戰爭是國民政府發動的打敗盤踞在北方的封建軍閥的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發動北伐戰爭的根據，是國民黨「一大」制訂的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綱領。它的直接起因，一方面是國民政府實現了兩廣統一，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全國民眾翹首盼望國民政府儘早消滅禍國殃民的軍閥勢力；另一方面是吳佩孚、張作霖兩大軍閥在1926年春聯合起來，進攻馮玉祥國民軍，使國民軍被迫退出京、津，退守西北。吳佩孚、張作霖企圖在完全消滅國民軍後，回過頭來對付南方革命勢力。國民政府雖然統一了兩廣，但仍處在反動軍閥的三面包圍之中：北面是直系主要魁首吳佩孚，據有兩湖及河南；東面是從直系中獨立出來自成一派的孫傳芳，控制著蘇、浙、皖、贛、閩五省大片地區；西面是川、康、滇、黔地方軍閥。國民政府如果不早作準備，而讓軍閥從容地消滅馮玉祥國民軍，再掉頭南下，則中國革命必將出現一個險惡的局面。 北伐既是革命形勢所迫，同時亦是廣東各派勢力的共同要求。當時的廣東，包容了江浙勢力、廣東勢力、西南地方勢力等幾股力量，它們既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又有共同的需要。以江浙勢力為背景的蔣介石，為了儘快回到江浙富庶地區去，積極主張北伐；廣東財團則希望通過北伐使各路「客軍」離開廣東，實現「粵人治粵」的目標；桂系、湘系等也都想在北伐中擴張地盤，改善條件。 中國共產黨是北伐戰爭的領導者和推動者。早在1925年11月，毛澤東在起草《反奉戰爭宣傳提綱》時就指出，廣東根據地已經鞏固，國民黨應積極準備實力，在最短時間內「發兵北進」。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指出「現時政局，是中國革命發展中非常緊急時期」，「是國民革命的生死關頭」，「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 會議還決定了要發動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來接應北伐軍。接著中國共產黨領導召開了廣東工人代表大會（4月）和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5月），號召在北伐所必經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尤其重視農民起來暴動。後來的實踐證明，正是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組織，對北伐戰爭起了巨大作用。 陳獨秀因病沒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他沒有參與北伐的決策。在他病好後回到中央工作時，曾對北伐持不同意見。他在《嚮導》撰文認為北伐時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 陳獨秀個人的這種消極看法，並不代表中國共產黨。後來，他改變了自己的上述看法。 國民政府於1926年6月4日通過出師北伐案。6日，國民黨中央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指揮各軍進行北伐。7月初，發布《北伐宣言》並頒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組織大綱規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轄全部陸海空軍，原來隸屬於軍事委員會的政治訓練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及兵工廠等均轉隸於總司令部。北伐動員後，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各部亦均置於總司令指揮下。由於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長等亦均由蔣介石兼任，蔣介石已掌握了黨、政、軍、民、財的最高權力。 7月9日，在廣州東校場舉行北伐誓師典禮，由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授印，吳稚暉代表國民黨中央授旗。蔣介石慷慨宣誓：「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為不斷之決戰，決無妥協調和之餘地。」 北伐戰爭發起時，國民革命軍共8個軍，約10萬人。北洋軍閥方面，吳佩孚擁有20萬人，孫傳芳擁有20萬人，張作霖擁有30萬人。鑒於敵眾我寡的形勢，蘇聯軍事顧問團制訂的作戰計劃是採取各個擊破的戰略，即先以主力進攻兩湖，打敗吳佩孚，占領武漢，而對孫傳芳則采守勢；在消滅了吳佩孚主力後，再將兵力轉向孫傳芳，擴大戰果於寧滬杭。 根據這一作戰計劃，湖南首先成為主要戰場。投入這一戰場的為國民革命軍第四、七、八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任總指揮。以葉挺為團長的四軍獨立團充當開路先鋒。葉挺獨立團成立於1925年11月，原為四軍十二師三十四團，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的部隊，軍官由共產黨遴選，士兵由共產黨各地方組織輸送和補充，因而這個團戰鬥力很強。它於1926年5月20日首先奉命出征，全團2100餘人。 在北伐戰爭中，獨立團戰旗指處，所向披靡。在北伐軍打擊下，7月9日，吳佩孚部將葉開鑫棄長沙逃走。22日，北伐軍又占領岳陽，結束了對湖南的戰事，揮師進入湖北省。27日，四軍十師、十二師及葉挺獨立團血戰汀泗橋，打開了通向武漢的險關。29日，獨立團會同四軍、七軍、八軍各一部再戰吳軍於賀勝橋。這兩次血戰，擊潰吳佩孚主力10萬人，吳佩孚逃入武漢，北伐軍四軍、七軍乘勝向武漢三鎮發起進攻。由於吳佩孚所屬湖北陸軍第二師的起義，北伐軍順利地於9月6日攻占漢陽，7日占領漢口，吳佩孚倉皇逃往鄭州。但北伐軍對武昌城的3次進攻均未能得手。10月10日，北伐軍對武昌發起總攻，獨立團首先攻占蛇山制高點，居高臨下猛襲武昌市中心，直軍無心作戰，湖南第三師一個旅反正，在保安門、中和門和楚望台等處接應， 北伐軍終於占領全城，直軍2萬餘人被俘。至此，吳佩孚主力基本被消滅，北伐戰爭的重心轉移到江西戰場。 此時，孫傳芳早已將主力集中到江西，原企圖乘北伐軍遠出湖北之機，出兵湖南平江，打擊北伐軍後路，但因北伐軍對吳佩孚作戰攻勢凌厲，孫傳芳不敢貿然行動。9月上旬，蔣介石在武漢三鎮尚未全部攻克時，不顧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反對，指揮第二、三、六軍發起江西戰役，雖一度於9月19日攻入南昌，但很快被孫傳芳軍隊擊退，蔣介石又調動總預備隊——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第一師投入戰鬥，也在南昌城下被孫傳芳軍全部殲滅，師長王柏齡、黨代表繆斌雙雙被俘。10月，武昌被北伐軍攻下後，北伐軍一軍、二軍、三軍、四軍、六軍、七軍及賀耀祖師合力會攻南昌、九江。11月5日占領九江；8日，南昌城破，孫傳芳主力大部被消滅，被俘者4萬餘人。孫傳芳率殘部逃往南京，隨後投靠奉系張作霖。 北伐戰爭的東戰場——福建、浙江一線的作戰，由第一軍主力擔任。蔣介石的第一軍軍長職務已於1926年1月交給何應欽。北伐戰爭初期，一軍主力駐在閩粵邊境，監視孫傳芳。及至孫傳芳主力在江西被殲，何應欽才率一軍向福建推進。孫傳芳餘部紛紛投降，何應欽輕取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於3月上旬到達上海近郊。3月22日，上海80萬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奪得上海城，成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24日，北伐軍二、六軍擊敗十幾萬直魯聯軍，進入南京。至此，北伐軍全部占有長江中下游，取得了輝煌勝利。 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鼓勵和支援了北方的國民軍。8月，國民軍全軍集體加入國民黨。9月17日，馮玉祥在劉伯堅、鄧小平等共產黨人幫助下，舉行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東征陝西，進入河南，與北伐軍南北呼應。 北伐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原因，在於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它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獲得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援。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治指導和共產黨人在戰爭中的先鋒作用，是北伐勝利的重要保證。但是，共產黨人在北伐進軍過程中，對於獨立掌握軍隊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在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基本上都是政治工作人員，沒有取得對軍隊的指揮權。除了葉挺獨立團（占領武漢後擴編為師）以外，共產黨沒有建立自己的武裝。相反，蔣介石卻在北伐過程中，以高官厚祿大量收編被擊潰的舊軍閥部隊，大大擴展了自己的軍事實力。 農村的大革命 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是由這個階級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和中國農業社會經濟的具體情況決定的。國共合作後，廣州政府曾三次發表對農民運動宣言，把革命政府支持農民運動的態度昭告於世。為加強對農民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於1926年10月決定成立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這一機構於11月正式成立，委員7人，毛澤東為書記。同月，中共中央制訂《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提出「推翻農村中劣紳的政權」，由革命的農民建立「平民的政權」，「武裝農民」，「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等主張。 但是，同年12月16日在共產國際第七屆擴大執行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由布哈林、羅易、譚平山起草的《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其中關於中國農民問題規定：共產黨及國民黨為了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應立即實行以下措施：第一，最大限度減低地租；第二，取消農民身上的雜捐，代之以唯一的農業累進稅；第三，減輕基本農民捐稅負擔；第四，沒收反動軍閥、買辦、地主與土豪的寺廟與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第五，佃農所耕種土地有永久租賃權，並由農會和革命政權代表共同確定地租的最高額。 這個決議沒有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比中共中央的《農民政綱》後退了一大步。這是後來農民的實際行動超出共產黨所引導的軌道呈現自發性的原因。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村的大革命逐漸形成。 北伐前，各地的農民協會會員還比較少。北伐軍到來以後，農民大量參加農會。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湖南省召開了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大大推動了湖南農村的革命。到1927年1月，全省農會會員已由北伐戰爭前的三四十萬人猛增到200萬人。按當時習慣，每戶只由戶主1人列名於會員冊，因而已入冊的200萬會員代表著約1000萬農民。除湖南外，湖北、江西及北方許多省的農民運動也發展起來，到1927年3月中旬，全國農會會員達500萬人。 北伐戰爭在兩湖地區勝利推進的7月—10月間，農民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支援戰爭。農民組織運輸隊、擔架隊，踴躍支前。因此這一時期，各方面人士對農民都是一片叫好聲，連大地主出身的北伐軍軍官，也曾下令嘉獎農民協會。10月攻下武昌，11月打下江西後，湘、鄂、贛戰事已基本結束，三省農民開始把鬥爭的矛頭轉向當地的地主和土豪劣紳，於是農村的一場「大地震」發生了。1927年1月，湖南省公布了《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成立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及地方特別法庭。在農民的強烈要求下，3月，國民黨中央作出農民問題決議案，規定沒收腐敗官僚、土豪劣紳及反革命者的土地、財產。但什麼是「腐敗官僚、土豪劣紳及反革命者」，決議未作具體說明，「實質上交給當地的農民協會來判定了。」 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掌權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於1927年4月10日發表的《告全省農民書》指出，農民運動的目的不僅是打倒土豪劣紳、地主，並要打倒土豪劣紳、地主賴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僅是減租減息，而要解決土地問題；並且一定要讓農民掌握農村政權，組織農民自衛軍。這些主張，不但突破了國民黨中間派、新右派對農民運動的限制，而且突破了共產國際所提出的政綱。 農村的大革命取得的主要成就是：第一，農民掌握了農村政權，「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反映了農村權力的轉移；第二，經濟鬥爭由減租減息發展到沒收土豪劣紳財產和要求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第三，建立農民武裝，收繳了地主武裝的槍支；第四，廢除神權、族權、夫權，注入平等觀念；第五，破迷信，辦學校。這些都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確實成為「翻天覆地的大事變」。因此，一些人對農民的觀感立即發生變化。不少中等以上階層的人開始埋怨農民，許多人罵農民運動「糟得很」。豪紳階級則勾結民團和官吏摧殘農會，迫害農民領袖。廣東農協常委羅綺雲、阮嘯仙、彭湃等五人於1926年9月14日為花縣民團摧殘農會向國民政府提出的一份呈文中揭露，「花縣民團長江俠庵等督率土匪民團六百餘人，於8月26日圍攻焚殺楊村鄉，摧殘該鄉農民協會及國民黨區分部，而後連日……焚殺擄掠姦淫，無所不至。」廣西的情況更嚴重。據廣西省農民部長陳協五調查反動勢力製造東蘭縣農民慘案的報告書所揭露，1926年夏，反動勢力在東蘭縣武篆、蘭泗兩區焚掠農民579戶，擄掠960戶，農民損失牛馬1924頭，被勒索款項47378元，被殺害農民110人。反動勢力見到農民就問：「你是否『拔黨』？」（農民領袖韋拔群在東蘭縣領導農民運動，反動勢力遂稱農會為「拔黨」。） 陳獨秀對農村中出現的這種嚴重鬥爭視而不見，反而跟在土豪劣紳的屁股後面指責農民運動過火。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會上指出，當前主要危險是農民運動日益相左，蔣介石因恐懼民眾而日益相右，左右距離日遠，會破裂統一戰線。會議在陳獨秀操縱下，作出了限制工農運動的決議，規定今後不許再提「耕地農有」的口號，死硬地將農民運動限制在減租減息的框框內，壓抑農民對獲得土地的強烈要求。漢口特別會議沒有什麼積極意義，它成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形成的一個標誌。 為了回答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毛澤東於1927年1月到湖南作了農村調查，走遍湘潭、長沙等5縣，歷時32天。回到武昌後，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初發表在湖南省委刊物《戰士》雜誌上。《嚮導》曾發表了前半部分，後因彭述之的反對而未刊載全文。瞿秋白對此文極表贊同，決定付長江書局出版，並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對農民運動的高漲作了熱情讚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鮮明地指出整個農民階級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他們中間的貧農則是革命的先鋒。這些創造性的思想豐富了中國革命的理論。 工人運動的大發展 在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同時，全國工會組織也有了極大發展。1927年2、3月間，全國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120萬增加到200萬人。 廣州市共有200多個工會，大都在1925年後成立，共有會員29萬，占當時全市各業工人總數48萬人的62％。他們分屬兩個工會系統：市勞工總會與市勞工代表會。這兩大系統的政治態度有所不同。「勞工總會因有極守舊但有效力的機器工會做領袖，所以竭力反對共產制度」，勞工代表會則「十分傾向於蘇俄的政策，並且表示非完全打倒資本主義不行。」 守舊的勞工總會只擁有40個左右的基層工會，廣州市的大部分工會組織都隸屬於勞工代表會。 上海共有工人125．3萬人。在軍閥孫傳芳統治時期，工會活動完全被禁止，僅有秘密工會會員約5萬人。隨著北伐軍向上海推進，工會迅速活躍起來，到1927年春，會員人數達到82萬餘，占全市工人總數的65．6％。 湖北的工會運動在北伐軍占領後迅猛發展，全省成立工會510多個，擁有會員45萬人。省城武漢有工會200多個，會員30餘萬。 1927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湖北省成立總工會，選舉李立三、向忠發、劉少奇等為省總工會執行委員。 各地工人有了工會的領導，又有北伐軍作靠山，鬥爭熱情十分高漲，他們組織起來以各種方式支援北伐戰爭。廣州鐵路工人組成「北伐交通隊」，隨軍出發，保障北伐軍的交通暢行無阻。省港罷工工人組成運輸隊，在湘粵邊的叢山峻岭間肩挑步行，備極艱辛。由於當時國民政府軍費不足，隨軍行動的工人們餉銀缺乏，連每日兩餐都難以吃飽，但他們仍以驚人毅力堅持行進。工會還組織工人群眾維持城市革命秩序，制裁反對北伐的行為。無論是店主還是店中的管事，若有攻擊北伐的言論，工會就將他戴上綠色的高帽子，插旗、捆手、鳴鑼、遊街，並須口中喊自己為工賊。工人們的工資普遍得到提高，有的加到一倍甚至數倍。當然，在這些行動中，已經出現了某些過頭的苗子，而這在革命高漲的潮流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在工人運動高漲的形勢下，工人們的創舉之一，是漢口與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1927年1月3日，武漢各界民眾舉行慶祝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和北伐戰爭勝利大會。宣傳隊在漢口英租界旁的江漢關空場上演講。英國水兵從租界衝出來，用步槍上的刺刀向聽講群眾身上刺來，「傷我民眾五人，其二人傷勢尤重。」 釀成「一·三慘案」。次日，武漢各界群眾40萬人舉行抗議大會與示威遊行。工人糾察隊與示威群眾高呼「收回租界」口號，衝進租界。英國水兵和租界當局官員大驚失色，倉皇逃逸。英駐漢口領事不得不請求國民政府派軍警入租界維持秩序。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國民政府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設立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以國民政府外交、財政、交通三部部長為委員，外交部長為主席，主持租界的管理事項。英租界在臨時管理委員會的管理下，秩序井然。1月6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九江挑釁，英國軍艦突然向九江城發炮，打傷我工人糾察隊員1名，打毀部分建築物。九江工人和市民憤然反擊，一舉奪回九江英租界，成立了九江市民對英行動委員會，處理租界內的一切事宜。英國政府企圖以武力重新占領租界，於1月中旬從國內及地中海派遣巡洋艦、炮艦和驅逐艦等75艘艦隻來華，艦上有海軍陸戰隊1萬人，陸軍16000人。北洋政府外交部對英國的大規模軍事侵略行徑卻並不表示義憤，僅通知中國駐英代辦向英國政府摸底，了解英方的上述舉措「是否僅對南方示威抑有用武決心」，「倘竟演成衝突其範圍至何限度。」而武漢國民政府則堅決維護民族尊嚴，不怕英國的威脅恫嚇，公開聲明支持群眾愛國行動。英國政府看到無隙可乘，只得命令英艦停泊於香港附近海面，並被迫於2月19日、20日在向中國交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協定上簽字。這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一個巨大勝利。 在工人運動高漲形勢下，工人們創舉之二是上海工人通過武裝起義奪取上海。 上海工人階級為配合北伐軍奪取上海，先後舉行了三次英勇的起義。 第一次武裝起義發生於1926年10月23日深夜。當時，北伐戰爭已發展到江西、福建。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組織部長趙世炎、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著手組織上海工人發動武裝起義。他們組織了一支2000人的工人糾察隊，但武器很少，只有20餘支短槍。他們得悉國民黨派駐上海的軍事特派員鈕永建也在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後，就決定與他聯合行動，並由他統一指揮。鈕永建沒有自己的武裝隊伍，他把起義勝利的希望寄托在浙江省長夏超的倒戈上。鈕永建與夏超秘密約定，夏超在杭州宣布獨立後，即率部向上海靠攏，占領上海，以等待北伐軍的到來。並決定於10月23日夜由停泊在黃浦江中的一艘軍艦發炮為信號，鈕永建負責進攻江南製造局，工人糾察隊進攻北火車站。不料，夏超在杭州宣布起義後，迅速被孫傳芳所擊敗。鈕永建得知這一消息後，並未通知工人糾察隊就擅自停止了起義。工人糾察隊在指定地點集結後等了一夜，沒有聽見炮聲，見天色已明，以為炮聲已經響過了，匆忙衝上大街，結果很快被軍閥部隊擊垮，一部分工人壯烈犧牲。 第二次起義發生在1927年2月21日。這時，孫傳芳主力已被擊潰，直魯聯軍正在南下準備接替孫傳芳軍隊占領上海，北伐軍前鋒已到達浙江嘉興。中共江浙區委認為孫傳芳軍隊和直魯聯軍的交接，正是起義的好時機，並預計北伐軍將很快向上海推進，於是決定組織第二次武裝起義。部署是：首先發動全市大罷工，然後適時轉入武裝起義。2月19日，罷工開始。直魯聯軍迅速趕至上海，實行武裝鎮壓，全市到處出現罷工工人與軍隊的自發搏鬥，工人損失很重，而北伐軍卻依然停留在嘉興觀望。這時需要斷然作出或起義或復工的決定，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優柔寡斷，遷延不決，而罷工卻已在軍閥的屠殺下趨於低潮。在這種情況下，罷工指揮機關又下令從21日下午6時起轉入武裝起義，然而最佳時機已經喪失，起義又告失敗。 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了兩次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特地派周恩來到上海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勇敢精神和非凡的組織才能認真著手起義的準備工作。他組織了工人糾察隊5000人，進行軍事訓練，將全市攻擊目標具體劃分給各糾察隊，同時秘密召集市民代表大會，產生了包括工人、職員、民族資本家及其他市民在內的上海市革命臨時政府執行委員31人，通過了革命的施政綱領，將這次起義的勝利建立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 3月20日，北伐軍先頭部隊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領下到達上海新龍華。直魯聯軍軍心恐慌，武裝起義時機成熟了。21日，中共江浙區委發出命令，於當天中午12時舉行總罷工及武裝起義。全市80萬工人拿起武器投入戰鬥。南市區工人以4個小時占領了警察局、電話局、兵工廠和南火車站；虹口區工人迅速占領了指定目標後，派出工糾隊員代替警察站崗；其餘各區也比較順利。作戰最艱巨的是閘北區，在全市工人支援下，閘北區工人糾察隊首戰天通庵火車站，再克東方圖書館，然後，集中兵力圍攻頑固堡壘北火車站。直魯聯軍在這全市最後一個據點內負隅頑抗，且有白俄僱傭軍配合，工人作戰十分艱難。工人糾察隊派出代表團去新龍華面見白崇禧，要求北伐軍向北火車站進兵。但白崇禧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坐視工人在血戰中犧牲而按兵不動。工人們對白崇禧極度失望。周恩來親臨火線指揮作戰，終於在當天黃昏打下了北火車站，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第三次武裝起義經歷30小時浴血奮戰，殲滅反動軍警5000人，繳獲長短槍4000餘支和機槍數十挺。工人糾察隊的裝備由此得到極大改善。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直接領導人民武裝取得奪取大城市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