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七、爭奪革命領導權

隨著國民革命的深入，混跡於國民黨內的地主、買辦、軍閥、政客日益驚恐不安，造成國民黨左、中、右的分化。鬥爭主要圍繞著應否堅持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贊成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這三個政治綱領進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的出現，預示了中國革命的巨大危機。 革命陣營內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 1924年建立的革命統一陣線，其成分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它們之間的關係，瞿秋白在1923年6月《〈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在社會關係之中，自然處於革命領袖的地位，」「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之指導，不能成就」，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地位問題。同年12月，鄧中夏在《中國青年》上著文指出：「工人的群眾不論在民主革命或在社會革命中都站在主力的地位……是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鋒隊。」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的動搖軟弱表現，為共產黨人提供了階級分析的新認識。在實踐的基礎上，毛澤東等著名共產黨人進行了階級論的理論創造。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重要文章，清楚地區分了敵我友。他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由於國民黨原來組織成分的複雜性，在國共合作的情況下，革命陣營內部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 地主階級是封建制度的物質代表。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義與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是不相容的。但大革命的統一戰線，卻在一開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地主階級分子，不但有中小地主，還有某些大地主。這是一些「自由派」的大地主。他們不害怕資產階級的某些口號，如民主、自治，甚至他們自己也使用這些口號，以控制當前新的政治潮流。買辦階級也是大革命的對象，但由於中國被各個帝國主義強國分割瓜分，買辦階級也分別依附於不同的帝國主義主子，而帝國主義之間又是既有一致又相互矛盾的。所以買辦勢力相互之間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有時會形成激烈衝突。中國的三大財團——江浙財團、天津財團、廣東財團對待南方革命勢力的態度也就有所不同。封建軍閥更是國民革命的直接對頭，革命陣營中理應沒有他們的地位。但孫中山在歷史上已同某些封建軍閥結成了特殊的合作關係，一批地方軍閥在革命武裝中掌握了權力。於是，地主、買辦、軍閥中的一部分人，先是統一戰線的參加者，後來又成了統一戰線的掘墓人。這就是大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出現爭奪革命領導權鬥爭的階級根源。 國民黨內左右派的分化，是當時階級鬥爭的必然產物。當時，國民黨是中國第一大黨。大革命開始時，國民黨共擁有15—20萬名黨員。 國民黨是一個複雜的團體。據1924年彭述之、陳潭秋分別發表在《嚮導》《中國青年》上的兩篇文章 的分析，在國民黨成員中有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知識階級、工商業家、大商人、銀行家、地主，此外還有軍人、政客、買辦。並指出：從知識階級以上為被剝削者，以下為剝削者。國民黨左中右的分化，就是以此為經濟的與階級的背景。國民黨左派代表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意志，擁護孫中山實行新三民主義，其代表人物為廖仲愷、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右派代表了國民黨內的地主、買辦、右翼資產階級黨員，他們反對三大政策，主張投靠外國帝國主義。屬於中間派的，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對新三民主義不十分贊成，只因孫中山的態度堅決，左派力量強大，他們也就跟著走，而每當政治氣候發生變化時，他們當中就總有一些人動搖出去，加入右翼陣營，胡漢民和蔣介石都是從中派轉向右派的。1924年10月，廣州商團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叛亂。主持廣東政權的中派領袖舉棋不定，蔡和森在《嚮導》發表《警告中派諸領袖》一文，不指名地批評了國民黨領袖的猶豫、動搖，並公開挑明了中派的態度與地位問題。這表明當時左右派爭奪領導權鬥爭已趨激化。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中央又決定產業工人儘可能不加入國民黨，共產黨不要再在組織上幫助國民黨發展， 隨後，又根據國民黨右派不斷向共產派和國民黨左派進攻的事實，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 廖仲愷被害 廖仲愷被害是國民黨左右派鬥爭尖銳化的表現之一。 廖仲愷，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工人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他是孫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國民黨左派著名領袖。他的被害，有深刻的背景。 當時，廣東政府財政困難，軍需軍餉均由各部隊自行就地籌集。一些軍隊雖號稱革命軍，實為未經改造的舊軍閥部隊，他們紛紛圈地自封，巧立名目，徵收形形色色的捐稅，甚至開設賭局，販賣煙土，聚斂不義之財。廖仲愷堅決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竭力推行維護軍事、財政統一的重大措施。著名共產黨人羅亦農曾撰文分析，當時廣東政權內部，許多人反對軍政、財政的統一，反對改組軍隊，滇軍、桂軍、閩軍自不待言，即使革命因素較多的粵軍，「誠心悅意改組者只有李濟深和許濟，其他如梁鴻楷、李福林、林樹巍、莫雄、鄭潤琦、楊坤如、羅翼群等，不僅不願改組，且公然表示反對，占據財政機關，包煙包賭，干涉民政，毫無顧忌」，「粵軍大部分有五分之四，立於反革命地位以與革命政府相抗，其餘之五分之一又多不甚可靠」，「贊成軍財兩政統一禁菸禁賭改組軍隊者，以廖仲愷為最力。」 因此大招右派之忌。此為廖仲愷被刺的首要原因。 廖仲愷被害的另一個原因是帝國主義者對失意政客、官僚的策動。由於左派掌握了廣東革命政權中的主要職位，「許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欲望」，「如胡毅生、林直勉等都是賦閒。」 胡毅生是胡漢民的堂弟，曾入同盟會。在胡漢民任大本營代理大元帥時，他大肆進行賣官鬻爵的活動。胡漢民因對平定楊劉叛亂態度曖昧而降為外交部長後，胡毅生心懷不滿。林直勉曾是孫中山的秘書和國民黨中央負責工作人員，因公開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而被斥責並受到冷落。帝國主義者利用這些失意政客對革命的不滿，以大筆金錢通過買辦商人出面，在廣州沙基設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俱樂部，供這批人經常聚集之用，同時資助胡毅生、林直勉等創辦《國民新聞》，「專門與政府為難」。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對右派的猖獗活動早有警惕，1925年8月初，曾醞釀對反動勢力採取行動。1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省港罷工工人以「肅清內奸」為口號舉行示威，赴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右派，要求解散一切不良軍隊。 然而，右派搶先採取了行動。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坐汽車去國民黨中央黨部開會。車子剛到達中央黨部門口，突然從大門裡衝出幾名刺客，向廖仲愷的座車連開幾槍，廖仲愷身受重傷。衛士開槍打傷了一個名叫陳順的兇手，其餘兇手逃逸。廖仲愷立即被送往醫院搶救，終因傷重而不幸去世。 廖案發生後，群眾十分震驚，堅決要求國民政府追緝兇手及其指使者。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廖案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3人組成，這是一個權力很大的機構，「委員會的權力是受之中政會，不止可以調動軍警緝兇，而且可以擴張範圍乃至於鎮壓反動。」同時成立了由朱培德、周恩來、陳公博等9人組成的廖案檢察委員會，負責審訊兇犯。但陰謀集團成員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樹巍、趙士覲等均已逃走，只捕到梁鴻楷、林直勉等人。在共產黨支持下，國民黨中央免去許崇智重要部將魏邦平、梁鴻楷、張國楨、楊錦龍、梁士鋒、林樹巍等人之職，將他們的部隊繳械遣散或收編。蔣介石又進而派黃埔學生軍包圍許崇智的粵軍總部，迫使許崇智離開廣州，逃往上海。胡漢民因廖案涉嫌，十分驚惶，倉皇避到親戚家中，旋即被蔣介石軟禁。後雖恢復自由，但已名望大損，無法繼續留在廣州。9月2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汪精衛提議，派遣胡漢民去莫斯科「考察」。 廖仲愷被害，是左派一大損失。但因此而逼走了右派領袖胡漢民和在軍事上根深蒂固的許崇智，解除了一部分右派軍官的軍權，「廣東政權完全遞入左派之手。此一時期，可說是左派執政。」 處理廖案也出現了另一個結果，即蔣介石地位和權力上升。廖案發生前，廣東國民政府中掌握實權的四巨頭是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汪精衛、財政部長廖仲愷、外交部長鬍漢民、軍事部長許崇智。而此時，一個被殺害，兩個被逼走，「四巨頭」只剩下了一個汪精衛。許崇智離粵後，他的軍隊便落到蔣介石手中。從此，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廣州衛戍司令的身份，成為掌握廣東實權的顯要人物之一。 反對西山會議派 左派勢力在廣東的增長，使右派的活動日益困難，因而逐漸向上海、北京轉移。如戴季陶因不滿於聯俄聯共，辭去國民黨中央常委與宣傳部長等職，離粵赴滬。謝持向孫科要了1000元錢後亦去了上海。張繼竟上書孫中山：「恥於為伍，請解除黨職與黨籍」，北上從事反共聯絡活動。右派勢力在「反共產」旗幟下成立了一些小組織，最主要的是1925年2月在北京成立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石青陽、居正、石瑛、覃振，候補執行委員茅祖權等人都是它的成員。實際領袖為馮自由、彭養光，他們從段祺瑞政府秘密取得資助，進行破壞國民黨的活動。此外還有林森、張繼、沈定一等人的「辛亥革命同志會」，鄒魯、謝持等人的「民治主義同志會」等。在以上這些人中，馮自由是國民黨內的著名老右派，早在國民黨「一大」前就堅決反對聯俄聯共，因達不到目的，就離開廣州前往北京，繼續從事反對孫中山聯共方針的活動，被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張繼曾在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秘密接觸時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國民黨「一大」後，卻走上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道路，向孫中山提出分共，遭到孫中山斥責。鄒魯與林森在廣州從事反對三大政策的活動，1925年9月，國民政府在處理廖仲愷被刺案的過程中，決定派他們以外交代表名義去上海、北京等地宣傳國民政府外交政策，實際上是不讓他們在廣州當絆腳石。這是國民黨中央當時處理不同政見常用的方法。 林森、鄒魯到達北京後，即策劃奪取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執行部當時由共產黨員李大釗、於樹德主持。林森等糾集幾十名民治主義同志會成員，手執鐵手杖，企圖沖入北京執行部。那天正逢大批工人集結在執行部內準備出發遊行。民治主義同志會的打手們見形勢對己不利，未敢下手。 北京當時處在封建軍閥的統治中心，這一環境對國民黨右派的活動極有利。11月下旬，先後聚集到北京來的右派人物已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邵元沖、葉楚傖、鄒魯（以上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謝持、張繼（以上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沈定一、茅祖權、傅如霖、張知本（以上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等人。他們於23日在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集會，自稱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史稱「西山會議」），除以上諸人以外，「吳稚暉署名通電召集西山會議，並於西山會議第一次預備會出席且做主席的」 ，戴季陶也趕到北京參與他們的活動，但會議開場前夕，老右派中有人認為戴季陶曾與中共有過關係，因而把他綁架出去並痛打了他一頓，威脅他不准再來，他才被迫離京回滬，但臨走仍留下一份書面聲明，表示在一定條件下他將同意會議的決議。 西山會議共開會22次。他們作出決議，宣布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開除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林祖涵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於方舟、張國燾的候補執行委員職務，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籍6個月。他們在組織上分裂國民黨，宣布停止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取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選出25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決定將國民黨「中央」設在上海，推居正為「中央」組織部長、戴季陶為宣傳部長、葉楚傖為青年部長、茅祖權為婦女部長、沈定一為工人部長、覃振為農人部長、孫科為商人部長、林森為海外部長、石青陽為調查部長。並決定於3月29日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篡奪上海《民國日報》為「機關報」。 西山會議是一次非法集會。國民黨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共有成員24人。按國民黨黨章規定，中央會議至少要有13個正式委員出席才有效，而西山會議「實際只有9個正式委員出席，根本不得謂之中央全體會議，更不得有所決議。」 並且，根據國民黨黨章，取消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資格和開除其黨籍的處分，必須留待國民黨全體代表大會決定，幾名中央委員根本無權作出決議。 廣東的國民黨中央認西山會議為非法，決定在廣州另行召集一屆四中全會並籌備召開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但中共主要領導人認為，西山會議派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可以爭取，並主張向右派作某些讓步，以維持聯合北伐的局勢。於是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3人為代表，與西山會議派的孫科、葉楚傖、邵元沖3人在上海蘇聯領事館談判，爭取他們回廣東，並為此而特地致電國民黨中央，推遲國民黨「二大」召開的日期，以等待他們去廣州開會。 國民黨「二大」是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的積極籌備下召集的。負責實際籌備工作的是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共產黨員）、林祖涵（共產黨員）和吳玉章（共產黨員）；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5名委員中有共產黨員毛澤東、譚平山和林祖涵。1月4日，國民黨「二大」正式舉行。大會秘書長是吳玉章，出席大會的共產黨員數占代表總數256名中的1／3以上。 在「二大」上，林祖涵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作關於大會準備工作的報告，董必武作代表資格審查的報告，吳玉章作大會秘書處的工作報告。「其他由共產黨擔任一連串的報告，其數目之多，令人矚目。」 據統計，由共產黨員擔任報告人的，共14人，占報告人總數37人的1／3強。大會對各項報告進行審查。大會主席團指定16名代表審查中央組織部長譚平山的報告，其中10人是共產黨員；指定28人審查中央常務報告，其中9—11人為共產黨員。以上數字，反映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二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處理西山會議派是「二大」的主要議程。大會決定永遠開除鄒魯、謝持黨籍；居正、石青陽參加了馮自由的反動團體「同志俱樂部」，石青陽並「勾結軍閥，陷害同志」，大會決定開除兩人黨籍。其他西山會議派分子受到書面警告，限期悔過，否則亦予除名。對戴季陶也發出了「促其猛省，不可再誤」的警告。 「二大」以記名投票（在選票上簽名或蓋章）方式選舉了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共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6名（其中有共產黨員李大釗、林伯渠、譚平山、吳玉章、惲代英、楊匏安、於樹德等7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名（其中有共產黨員毛澤東、許盨魂、夏曦、韓麟符、董用威〔即董必武〕、鄧穎超等6名），中央監察委員12人（其中有共產黨員高語罕1名），候補監察委員8人。 二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常務委員9名（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蔣介石、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其中3人是共產黨員。 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國民黨左派人士占了很大比重。有宋慶齡、何香凝、陳友仁、彭澤民、徐謙等多人。 國民黨「二大」本來可以有更多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進入中央領導機構，但中共中央決定主動讓權。張國燾以共產黨黨團負責人身份向汪精衛表示中共中央並不希望共產黨員占據太多名額，因此瞿秋白和他本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職務可不再連任。於是他們兩人的姓名就從國民黨二屆中央執委候選人名單中刪去了。與此相反，中共中央某些領導人設法使國民黨右派進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右派領袖胡漢民在廖案審查中被放逐赴蘇聯後，自充左派，以革命言詞迷惑人們，由此受到蘇聯方面的盛大歡迎。陳獨秀也在《嚮導》撰文稱胡為國民黨左派。在「二大」上，胡漢民以最高票數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繼而又進入中央常委會。「得票結果很難令人相信不是事前經過安排的」 。另一著名右派戴季陶也連任中央執行委員，「主要原因為受到蔣介石的支持」 。蔣介石竭力主張戴季陶必須當選。右派人物占據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情況依然如故。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蔣介石由於表現出積極反對西山會議派、批評了戴季陶的文章，以及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提高了他在國民黨中央的地位，在會上先後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不久又被任命為指揮全部武裝力量的訓練總監。這就為他進一步奪取權力提供了有利條件。 國民黨「二大」堅持了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政治方向，堅持了「一大」所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反擊了右派的進攻，對革命事業起了推動作用。它的缺點是對於從中間派分化出來的一些新右派認識不清，以致留下了革命事業的隱患。 與戴季陶主義的鬥爭 戴季陶主義的出現，是國民黨內左右派鬥爭加劇的又一表現。它成了國民黨右派共同的反革命理論基礎。 戴季陶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擔任過護法軍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和大元帥府秘書長等重要職務。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還翻譯介紹過馬克思主義的部分著作，與陳獨秀有過密切交往。但當孫中山著手改組國民黨，決心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時，戴季陶卻對孫中山在政治上的前進表示反對。戴季陶寫信給廖仲愷，明白地提出他「根本懷疑」聯合共產黨方針的正確性，認為「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或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的。」 戴季陶在國民黨「一大」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接著又當選中央常務委員，並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但他對廣東的革命氣氛深感不安，經常離粵居滬。孫中山去世後，他開始無所顧忌地反對國共合作。他以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理論「正宗」自居，「見著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講其『孫文主義』，上海講到廣東，又從廣東講到上海。」 在他的參與下，1925年4月24日，黃埔軍校內的一些右派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這個右派組織後來發展到全國許多地方。5月，戴季陶在國民黨中央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一個所謂「建立純正三民主義」的政治口號。在這前後，他住在上海的「戴季陶辦事處」內從事反共理論著述。6、7月間，他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出籠。這兩本小冊子在所謂建立「純正三民主義」的口號下，歪曲、篡改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學說，被稱為「戴季陶主義」。 「戴季陶主義」把孫中山學說歪曲為「仁愛」說，反對階級鬥爭。他說孫中山學說「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在中國「不需要取階級鬥爭的形式……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本家，使之尊重工農群眾的利益」。戴季陶打著孫中山的旗號，鼓吹「和平中正」「溫和中庸」，叫喊「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以「中庸」的面孔來掩蓋其反共的真面目。 反共是戴季陶主義的實質。他說團體具有「排他性」，攻擊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是「CP 的寄生政策」，寄生在大團體中，儘量吸收大團體的營養，使舊的細胞失去生命力。他認為國民黨要圖生存，就必須排他獨立。因此他發起了所謂國民黨的「獨立運動」。 中國共產黨對戴季陶的進攻給予堅決回擊。1925年8月，惲代英發表了《讀〈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9月，陳獨秀寫了《致戴季陶的一封信》；瞿秋白在同月發表了《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10月，蕭楚女撰寫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出版。在這些重要論著中，他們首先揭露了戴季陶關於仁愛的騙人說教的實質是要工農停止自己的鬥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指出戴季陶口頭上主張放棄階級鬥爭，而他拋出戴季陶主義這一行動本身，就是對工農進行思想上的階級鬥爭。其次他們批判了戴季陶反對國共合作的論調，指出共產黨員之所以跨黨，是因為國民黨的政綱部分地代表工農群眾的利益，所以具有合作的基礎，污衊共產黨實行寄生政策，是荒謬的，共產黨有它堂堂的組織，堂堂的言論機關，堂堂的鐵的紀律，共產黨有光明磊落的立場，它決不是寄生的。 戴季陶的小冊子在國民黨內也受到譴責。在北京、廣州、武漢等地被燒掉了幾萬冊，連蔣介石也說：「吾儕當鳴鼓而攻之」。事後，戴季陶哀嘆說：共產黨人對這本小冊子下總攻擊，是「無足怪的，然而國民黨的同志當中……亦復一樣對這本小冊子下總攻擊」，致使戴季陶的同夥們「一半是忍淚吞聲，一半是委曲求全。」 1926年1月的國民黨「二大」有關決議中，對於戴季陶的「未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許可，以個人名義，刊布《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遂使黨內引起糾紛，發生不良影響」，提出了嚴厲警告，並規定「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 。 中山艦事件 經過「廖仲愷案」的查處和國民黨「二大」的召開，蔣介石在廣東已居於高層的領導地位。他企圖進一步擴張自己的權力，而面臨的最大障礙是蘇聯顧問、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為此，他於1926年3月製造了一起重大陰謀事件——中山艦事件。 關於中山艦事件的原委，在國民黨官方出版的書刊中一直蒙著一層迷霧，蔣介石本人也始終秘而不宣。他在事件結束後到黃埔軍校發表演說時曾說「我要講也不能講，因為太離奇太複雜了」，「今天還有我不忍說的話，只有我個人知道」。這一陰謀事件的主要打手、孫文主義學會頭子之一的王柏齡也說：「當中詳細惟鄙人與蔣先生二人知之，未得蔣先生許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蔣先生對學生訓話，『有如果要知道此回事變真相等，我死後，看我的日記。』」 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是因為對左派勢力的發展發生恐懼。1926年2月的國民黨「二大」標誌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巨大勝利。鮑羅廷看到廣東革命形勢很好，就放心地回國述職，將首席顧問一職託付給季山嘉代理。季山嘉是個軍人，秉性剛直，缺少鮑羅廷所具有的政治經驗，以致與蔣介石發生幾次爭執。蔣介石對他極為惱火，多次在汪精衛面前訴苦：「蘇俄同志疑忌我，侮辱我」，要求汪精衛下令辭退季山嘉，甚至以辭去軍事總監及廣州衛戍司令對汪精衛進行要挾。據蔣介石多年以後所寫的文章記載，汪精衛聽了蔣介石的訴苦，非但毫無辭退季山嘉的意思，反而暗示蔣介石離開廣州。 蔣介石由此產生一種危機感。汪、蔣之間的這種矛盾，被西山會議派所發覺並加以利用，他們採取尊蔣抑汪的方針，拉蔣介石向右，孤立與打擊當時的左派領袖汪精衛。於是，在廣州傳出謠言，說汪精衛已加入共產黨，共產黨要綁架蔣介石去俄國。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在蔣介石指使下對這些謠言竭力進行播揚，作為發動一場打擊共產黨的陰謀事件的藉口。 3月18日，發生了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北京愛國群眾的「三一八慘案」。無獨有偶，廣州的反革命事件也出現了。當晚，三名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給當時擔任廣東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的李之龍（共產黨員）送去一封信，信是黃埔軍校駐省城辦事處秘書寫的，內容大意是：接到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通知，校長蔣中正命令海軍局派得力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使用。李之龍接到這一任務後，因另一軍艦正在修理，就給中山艦下了命令。19日晨6時，中山艦奉命到達黃埔，向軍校報到，但無人接頭。中山艦不敢熄火，停留黃埔待命。李之龍見中山艦並無任務，而蘇聯的一個高級代表團當天要參觀中山艦，於是命令中山艦駛回廣州。這就是中山艦在這一天中的全部行動。而蔣介石卻據此硬說中山艦在沒有得到命令的情況下駛向黃埔軍校所在地，「無故升火達旦」，圖謀反叛，因而在20日凌晨派出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將李之龍從床上拖起，蒙上眼睛，進行綁架和囚禁，並宣布廣州全城戒嚴，派出第一軍占領海軍局和中山艦，扣押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工作的共產黨員50餘人，包圍廣州東山的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奪了工人糾察隊槍支。這就是「中山艦事件」。因為發生在3月20日，所以亦稱「三二〇事件」。 國民黨新右派這一猖狂的反共行徑，激起廣大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憤慨。在國民黨中央工作的毛澤東和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周恩來等都主張對蔣介石組織堅決反擊，並認為依靠共產黨人葉挺所領導的四軍獨立團和省港罷工工人的力量，完全可以制服蔣介石。但蘇聯顧問團和中共中央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卻害怕刺激蔣介石，決定對這一事件採取妥協退讓方針。中共中央派張國燾為代表從上海專程趕到廣州，對蔣介石進行「親善訪問」，並竭力壓服黨內主張反擊的正確意見。陳獨秀接連在《嚮導》撰文推崇蔣介石，表白共產黨不可能有推翻蔣介石的計劃。陳獨秀寫道：「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 6月4日，陳獨秀又發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並對蔣介石說：「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他」，「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那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 處心積慮打擊共產黨的蔣介石，非但沒有受到應得的反擊，反而備受共產黨主要負責人的頌揚，蔣介石的氣焰自然更形囂張。 蔣介石在廣州調兵遣將，實施軍事政變式的嚴重行動，竟連軍事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也被蒙在鼓裡。汪精衛不敢與蔣介石抗爭，先是稱病在家，接著又棄官出走，「從此以後汪精衛『失蹤』了，國民黨左派束手無策。」 以後，國民政府要人們才知道汪精衛已悄悄離開廣州，經香港去歐洲。蔣介石「一石二鳥」，既打擊了共產黨，又打擊了國民黨左派。在蔣介石壓迫下，共產黨員從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退出，蔣介石完全控制了第一軍。4月16日，蔣介石取代汪精衛爬上了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寶座。他又趁勢從黨權上進一步發起進攻。5月15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等人提出了以「整理黨務」為總題目的四個提案，內容包括：共產黨應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保存；共產黨員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人數不得超過執行委員總數的1／3；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共產黨發給跨黨黨員的一切訓令，應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嚴重削弱了共產黨在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組織——國民黨中的地位和作用，許多共產黨人認為不能接受，但陳獨秀派了張國燾、彭述之來領導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黨團會議討論了7天，多數人還是反對。「後來張國燾用了非常不正派的辦法要大家簽字接受。」 這個以限共為宗旨的提案才勉強在共產黨的黨團會議上被接受。於是，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正式通過了「整理黨務案」。 二中全會後，國民黨中央的人事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在國民黨中央任部長的毛澤東、譚平山、林祖涵被迫辭職，蔣介石的親信紛紛上台執掌要職，「右派的蔣介石占了極大的優勢。他把張靜江捧出來做中央執委會的主席。」 「蔣介石親自做了組織部長，新設軍人部長也是由他兼任。組織部長實際上由陳果夫代理。」 二中全會後不久，蔣介石又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集大權於一身。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由中派蛻變為新右派領袖的標誌。但因他羽毛未豐，還不能完全脫掉左派的外衣，他還要繼續利用共產黨，繼續借重蘇聯的影響。於是，他著手了結中山艦事件，下令釋放李之龍，處分了王柏齡、歐陽格等幾個孫文主義學會頭目，「又囚了廣州的公安局長吳鐵城，接連又迫走廣州市長伍梯雲。」 他繼續大唱「左」傾高調說：「我對於共產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殺共產黨，無異他自殺。」 蔣介石就這樣仍然以「左傾」面目混跡在革命陣營中。但是他的政治立場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蔣介石在大革命初期，起了一些一般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作用，但在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以後，很快就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