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六、大革命的高潮

國共合作建立後，中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五卅運動的發生及其對全國的廣泛影響，是中國大革命已進入高潮的里程碑，反映了人民群眾對革命的熱烈呼喚。 五卅的碧血 從1924年起，中國工人運動逐漸由低潮走向復興，主要原因是國共合作的建立。國民黨「一大」後，國民黨左派廖仲愷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對工人運動進行扶掖。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更多地採用由國民黨出面、共產黨員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方式，取得了較好效果。1924年5月1日廣州市工人代表會召開，這是「二七慘案」後首次舉行的大規模工人集會。在北方，北京政變後，馮玉祥的國民軍控制了平、津和京漢路北段，這是「二七慘案」直接受害最嚴重的地區。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對國民軍施加革命影響，廣州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與馮玉祥會晤，取得了馮玉祥對北方工人運動的同情，「二七慘案」中被捕的工人領袖因而恢復了自由。 工人運動走向復興的第一聲信號，是1924年7月15日爆發的廣州沙面工人罷工。沙面是廣州南面珠江中的一個半島，被英、法帝國主義占為「租界」。英、法租界當局懾於廣州地區工人運動的發展，宣布在沙面實行「新警律」，以限制中國人自由出入租界。具體辦法是凡中國人出入租界，必須出示身份證件，這種證件上不但貼有本人照片，還應當有僱主的相片，而外國人卻不需任何證件就可自由出入。這種對中國人的公然侮辱和剝奪中國人自由權利的法令，激起沙面中國工人的強烈反對。從7月15日起，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廢除「新警律」。沙面罷工發生後，廣州市各工團當即發起募捐，支援沙面罷工工友。北京、長沙等地各團體通電全國，表示反對「新警律」，鼓勵沙面工人鬥爭到底。在各地工人支援下，沙面工人鬥志益堅。罷工亦得到廣東革命政府的支持。沙面法國領事致函廣東省長公署，指責廣東政府，提出應由廣東軍警制止沙面工人罷工。廣東省長廖仲愷於7月19日復函法領事予以駁斥，指出這次罷工，「全由沙面英法工部頒布新例所激動而成」，「非政府所能制止」，「如貴領事官嗣後允許本省武裝警察隨時進沙面協助或可防患於未然。」沙面罷工堅持到8月17日，英法租界當局被迫屈服，宣布取消「新警律」，罷工取得完全勝利。 沙面罷工的勝利，打破了「二七」以來工人運動中「黑雲壓城」的局面，鼓舞了工人群眾的鬥爭意志，不但轟動了廣東和香港，並且推動了中國中部和北部工人運動的復興。 中國共產黨預見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為了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於1925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來、李維漢、向警予、鄧中夏、張太雷、惲代英、譚平山、項英、彭述之等20人，代表著全黨994名黨員。大會通過了關於民族革命運動、職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宣傳工作、組織問題等決議案，通過了黨的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會宣言。大會作出了如此眾多的決議案，突出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已經對於自己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問題有了基本的認識。這次大會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尤其是工人運動的廣泛展開是有功績的。但是當時的中央對於同國民黨右派爭奪領導權還認識不足，把領導權看作是「天然的領導權」，也沒有明確提出怎樣滿足農民土地要求和掌握革命武裝。 「四大」以後，各地罷工鬥爭勃興。1925年2月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的罷工（史稱「二月罷工」），4月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的罷工，以及在這同時發生的北方鐵路工人的罷工，表明革命高潮的勢頭已開始出現。尤其是「二月罷工」，更成為偉大的五卅運動的直接導火線。 「二月罷工」是著名工人領袖李立三、鄧中夏在出席「四大」回上海後迅速發展起來的。當時之所以選擇日本資本家為罷工的第一個打擊目標，因為日本的經濟侵略當時居於各帝國主義之首。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蘇聯十月革命所激發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急風暴雨以後，從1924年起，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這個時期一直延續到1929年新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為止。在這個相對穩定時期中，帝國主義各國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競相增設銀行、興辦企業、擴大資本輸出、操縱中國的金融和市場。在這一股侵略的狂潮中，日本的來勢最凶。如1925年，中國鐵礦總產量為101．9萬餘噸，全部被日本通過投資或貸款所控制。 日本資本還控制了同年中國全國紗錠數的73％。1926年，中國煤炭業投資總額為3．53147億餘元，其中日本直接投資和中日合辦的為2．00358億餘元，占投資總額的56．7％。 外國資本家對中國工人的壓迫與剝削十分嚴重，而日本資本家手段的殘酷性更較其他幾個國家資本家為甚。在日資紗廠中，中國工人每班要做12小時，車間裡沒有一張凳子，工人即使極度疲勞也不能稍事坐息。上廁所要領取牌子，每一車間七八百名工人只設兩個牌子，一些童工有時就只得尿在褲子裡。工人稍有不慎即遭到打罵。在日資紗廠里，工人的工資極其微薄，而資本家還要扣除其中的1／10，聲言10年後發還，如不滿10年離廠即被廠方沒收，從而迫使工人忍飢受辱地長期為日本資本家賣命。因此，罷工運動在日資工廠中首先發生不是偶然的。 日本「內外棉公司」在日本國內和中國共擁有15家紡織廠，其中有11家開設在上海小沙渡。1925年2月9日，內外棉八廠工人為抗議日本資本家開除大批男工，以養成工和女工代替，並無理拘捕工人代表而舉行罷工。在共產黨人鄧中夏、劉華等領導下，三廠、五廠、九廠、十三廠、十四廠等廠的2萬餘工人也舉行大罷工。隨後，罷工規模繼續擴大，曹家渡、楊樹浦紗廠工人也舉行同盟罷工，參加的工人共有7萬餘人。 日本資本家被迫與工人談判，簽訂了不准無故辭退工人、釋放被捕工人、罷工期間工資照發、加工資1／10等四項協議，罷工取得勝利。繼上海「二月罷工」之後，青島日本紗廠工人也於4月19日起宣布罷工。罷工堅持了23天，工人們也取得了勝利。 帝國主義從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中預感到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逼近，就積極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先後在福州、青島製造了兩起重大慘案，打死、打傷和逮捕了大批群眾，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到處都發生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國出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預示著大革命暴風雨的來臨。另一方面，福州、青島慘案的發生，也表明了帝國主義者決心以血腥屠殺政策對付中國人民的反抗。顧正紅事件和南京路慘案，就是帝國主義者這一政策的惡果。 顧正紅事件是五卅運動的直接爆發點。顧正紅是內外棉七廠青年工人，共產黨員。「二月罷工」結束後，日本資本家撕毀協議，取締工會。工人起來抗爭，日本資本家以關廠相威脅。5月25日，顧正紅等幾十名夜班工人進廠上工，日本廠主緊閉大門，不讓工人進廠。顧正紅率領工人沖開鐵門，日本廠主的兒子元木殘忍地向赤手空拳的工人開槍，顧正紅被當場打死，十餘名工人被埋伏在大門內的打手打傷，7名工人被拘捕。受傷的工人經簡單治療後也被投入監獄。 顧正紅事件發生後，上海的報紙不敢揭露日本工廠主的暴行。內外棉五、七、八、十一等廠在事件的次日就舉行政治性罷工。上海印刷工會等35個團體組成雪恥會，響應日本紗廠工人的正義鬥爭。罷工工人抓住了兇手，顧正紅烈士親屬在工人們的支持下向租界的會審公堂提起訴訟。帝國主義法官竟不准上訴，反而污衊工人擾亂秩序，下令監禁工人代表。租界的軍警、巡捕又逮捕為死傷工人進行募捐和參加追悼會的上海大學、文治大學等校學生。在各方的抗議下，租界會審公堂雖不得不接受訴訟，卻又藉口「事關日本工廠」，要把工人、學生關押到5月30日，由該日值堂的日本官員來審理。 為反擊帝國主義暴行，中共中央於5月28日在上海舉行緊急會議，決定於5月30日在租界舉行反帝示威運動。代表中共中央領導青年團和全國學生運動的惲代英，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委員會負責人。他在國民黨江蘇省黨部設立了5月30日示威總指揮部，擔任總指揮。 30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的幾條馬路上，以上海大學為主的2000多名學生散發傳單，發表演講。帝國主義巡捕四出捕人，僅南京路英國老閘捕房一處就關押了100多人。大量群眾湧向南京路，要求捕房放人。到下午3時，聚集在南京路老閘捕房門前的群眾達萬餘人。「西捕始而阻止，繼而棒擊，終乃開放排槍，屠殺我愛國青年」 ，當場打死13人，打傷幾十人，愛國青年的鮮血灑滿了南京路。 當晚，中共中央再次開會，決定發動「三罷」（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並成立行動委員會，領導這場反帝鬥爭。上海市總工會也於5月31日公開成立，李立三、劉華分別任正副委員長，劉少奇任總務科主任，決定6月1日起舉行全市工人總同盟罷工。上海市學聯也決定於同日舉行全市學生總罷課。工人、學生一致要求上海商界實行罷市。上海商界有兩個組織，以小資本家為主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對工人、學生的愛國行動採取同情與支持態度；代表大資本家的上海總商會對工人、學生的舉動一般也表示同情，對於反對租界當局的「增加碼頭捐」「增加印刷附律」「交易所註冊」及取締童工法案的口號尤表讚賞，但害怕採取激烈行動而得罪帝國主義。市總工會、市學聯聯合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共同對上海總商會施加壓力，學生們把設在天后宮的總商會會所圍得水泄不通。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當時不在上海，副會長被迫同意罷市。 6月1日，全市勝利實現「三罷」，成千上萬的徒手群眾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為死難者復仇」的口號，集中到南京路來。下午，帝國主義者調集了大批海軍陸戰隊、萬國義勇隊，把南京路團團圍住。先施、永安公司的屋頂上架了機槍和炮，又一次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參與屠殺的一名劊子手寫道：「登時便有八個人吃著槍子，四個人死在捕房門外頭，還有許多死的傷的，都歪斜地躺在街心……門上濺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為流血過多，漸漸地濘滑起來」，「我們開起鐵甲車……開足了馬力直往人堆里衝去。」 自5月30日到6月10日，英、日兩國巡捕多次在租界內甚至越界進入華界捕人和屠殺上海人民。中國共產黨發表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各被壓迫階級群眾起來「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中國國民黨中央也發表宣言，表示「全力奮鬥，伸張人權，恢復國威」。帝國主義者為撲滅中國人民的反抗怒火，勾結奉系軍閥進行鎮壓，封閉上海總工會和工商學聯合會，通緝五卅運動的工人領袖。在這同時，帝國主義者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威脅和拉攏，分化聯合陣線。他們一方面以召開「關稅會議」為釣餌，引誘民族資產階級上鉤；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控制著上海金融、電力、交通的有利條件，對民族資產階級施加壓力。親日的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回滬後，立即著手破壞聯合陣線。於是，6月23日，商界停止罷市。這時，暑假已到，中間狀態的學生群眾陸續離滬返家。五卅運動的群眾聲勢大為減弱。共產黨根據敵我友情況的變化，決定改變鬥爭策略。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告工人、兵士、學生書，提出了「滿足自己經濟要求與法律要求而上工」，實行「有組織的上工」的主張。上海總工會根據中共中央文告精神，通知各基層工會在達到了「承認工會」「增加工資」「補發罷工期間工資」三項要求的情況下，個別談判，逐步復工，這樣，從8月25日到9月30日止，各業罷工工人先後復工。震驚中外的上海五卅運動至此結束。 五卅運動不僅局限於上海，全國各地都相繼掀起了工人鬥爭的巨瀾。當上海工人復工後，全國性鬥爭仍在繼續進行中。直到1926年發生反奉戰爭，鬥爭的具體口號由反帝轉為反奉，五卅運動掀起的全國性鬥爭才告終結。 五卅運動是規模空前的反帝運動，它嚴重打擊了帝國主義氣焰，鍛煉了工人階級大軍，初步取得了建立聯合陣線的經驗，它使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有了較清醒的認識。五卅運動把中國大革命推向一個轟轟烈烈的階段，具有巨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省港的怒潮 在聲援上海五卅慘案而發起的各地罷工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是省港大罷工。 當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後，廣東與香港的工人情緒十分激昂。中華全國總工會考慮到廣東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參加國民革命，在廣東舉行聲援罷工會損害他們的利益。而香港則與廣東不同，在香港發動罷工能直接打擊上海五卅慘案主要元兇之一的英國。因此，著名共產黨人蘇兆征、鄧中夏就到香港去組織罷工。 香港工人的反帝罷工自6月19日開始，「最先發難的是海員、電車工人、印務工人，接著就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各種工人相繼踵起，機器船塢工人殿後。前後約十五日，完全罷盡。」 25萬工人紛紛離香港回廣州。 6月23日，罷工工人與廣州市工人、市郊農民、學生、革命軍士兵等共10萬人在廣州舉行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經過沙基時，對岸沙面租界中的英、法統治者命令水兵與巡捕從沙袋後面突然用機槍向密集的群眾掃射，當場有52人被打死，重傷170餘人，輕傷者無數。這就是沙基慘案。帝國主義者的這一暴行，更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於是香港的罷工鬥爭就發展為廣東省與香港工人的一致行動。 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共產黨（通過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建立了嚴密的組織。罷工領導機構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共13人（香港工人代表9名，沙面工人代表4名），委員長為蘇兆征。罷工委員會執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每50名罷工工人選舉一名工人代表，共有代表800餘名。罷工委員會除領導其下屬行政部門外，還設有司法機構（會審處和監獄），有法制局制訂法規，有工人糾察隊和偵緝隊等武裝隊伍。「這個罷工委員會，按其實際，實不啻一個政府，它有絕對權力，可以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之事，廣東政府不得過問，所以後來香港帝國主義宣傳廣東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罷工工人一回到廣州，各工會就根據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時的經驗，自動組織糾察隊封鎖香港。統一的糾察隊成立後，省港交通完全斷絕。不久，因澳門當局附和香港當局的立場，罷工委員會又決定同時封鎖廣東和澳門間的交通。東至汕頭，西至北海，糾察隊旌旗相望，金鼓相聞，蜿蜒千里。這樣一來，香港的肉食蔬菜供應中斷，商店貨源枯竭，街上垃圾糞便堆積如山，使繁華的香港成為「臭港」「餓港」「死港」，商店大批倒閉，僅1925年11、12兩個月中，倒閉的商店就達300餘家。 港英當局為了打擊罷工，一面申請英國政府出兵干涉，一面勾結盤踞廣東的反革命勢力陳炯明、鄧本殷等進攻國民政府，一度使廣東的形勢十分險惡。陳炯明軍隊侵入潮（州）、惠（州），鄧本殷進攻江（門）、台（山），北洋軍閥也與英帝國主義相策應，派兵艦南下。北方和中部的工人運動，幾乎全部被反動勢力所摧垮，只有省港大罷工如一支暗夜的火炬，依然在熊熊燃燒。 省港大罷工在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時，採取了正確的政策與策略。起先，由於封鎖了省河，致使廣州的資產階級也受到經濟損失。英國當局即藉此挑撥廣東民族資產階級反對罷工。罷工委員會及時宣布，「凡不是英貨英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這一政策保護了廣州商人的利益，孤立了英國。「省港罷工能夠維持如此長久，工商聯合政策，亦是各種原因中之一重要原因。」 省港罷工鬥爭得到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有力援助。他們建立各種支援罷工的團體，發動群眾性的募捐，以及從政治上給予聲援，使罷工工人受到極大鼓舞。 這次罷工一直堅持到1926年10月，由於北伐戰爭推進到長江流域而主動宣布結束，歷時16個月。罷工使英國受到嚴重損失。1924年，香港的輸出額為881萬磅，1925年降到470萬磅，僅為前一年的53％。輸入方面，1925年亦僅為1924年的1／2。從航業來看，省港罷工以前，平均每日到港船隻156154噸，而罷工期間，每日僅55819噸，減少了64％，表明了香港這一國際商港的衰敗。 中共中央高度評價省港大罷工，指出「粵港工人罷工的結果，曾經幫助國民黨肅清了廣東內部的反動勢力，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並統一了廣東。香港對廣東的政治和經濟侵略勢力及其本身的經濟地位，都被削弱。罷工工友自身亦獲得很寶貴的經驗，組織力量因而日見加厚。」省港大罷工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 國共合作建立初期，在革命政府管轄下的只有廣州地區和粵漢鐵路廣州——韶關段。北江雖有革命方面的湘軍、滇軍，西江有李濟深第一師，可是「力量殘破」。 廣東大部分地區在軍閥手中，陳炯明據有東江流域和潮、汕一帶；廣州以南、雷州半島和海南島則為陳炯明的老部下鄧本殷所占據。 這時，在港英當局的操縱和支持下，以陳廉伯為團長的廣州商團勢力迅速擴大，成為一個買辦地主階級的反動武裝集團。從1924年5月始，廣州商團公開與廣州革命政府對抗。8月上旬，商團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購大批武器彈藥偷運廣州。孫中山得訊後立即命令扣留槍械、通緝商團頭目陳廉伯、陳恭綬。廣州商團通電各縣商團驅逐縣長、宣布獨立，並煽動全省商人罷市。10月10日，商團軍開槍射擊慶祝雙十節遊行的工團軍和學生，打死打傷數十人，併到處張貼反革命標語，妄圖推翻廣東革命政權。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支持下，孫中山採取斷然措施，鎮壓商團的反革命叛亂。政府軍和黃埔學生軍在人民群眾協助下，迅速平定了商團叛亂，使革命政權得到初步穩定，為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1924年冬，孫中山離廣州赴北京後，陳炯明勾結江西軍閥方本仁，準備進犯廣州。廣東革命政府——大元帥大本營決定先發制人，東征討伐陳炯明。參加東征的部隊有粵軍、湘軍、滇軍、桂軍和黃埔學生軍。東征聯軍總指揮由當時兵力最大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擔任。蔣介石這時為粵軍參謀長兼領黃埔學生軍。東征聯軍兵分三路，滇軍為左路，桂軍為中路，粵軍和黃埔學生軍為右路。2月初，攻擊開始。黃埔學生軍雖缺乏作戰經驗，但有周恩來等大批共產黨人從事政治工作，蘇聯顧問參與指揮。因而部隊覺悟高，戰鬥力強，成為東征的主力。平山一仗，以3000人的隊伍擊敗擁兵萬餘的洪兆麟部主力，接著在汕頭人民暴動的響應下，克復了陳炯明的司令部所在地汕頭市。但擔任左翼和中翼作戰任務的楊希閔、劉震寰部卻按兵不動，以致在他們正面的陳炯明部下林虎的萬餘人得以轉移兵力向黃埔學生軍全力反撲。雙方在棉湖進行了東征以來最激烈的一場戰鬥。學生軍在兵力十分懸殊的情況下，前仆後繼，激戰竟日，終於將林虎擊潰。這兩仗，奠定了第一次東征勝利的基礎。3月20日，東征軍占領興寧，陳炯明殘部竄入福建，陳本人逃至香港，第一次東征勝利結束。 第一次東徵結束後，滇軍、桂軍趁粵軍和黃埔學生軍駐守潮、汕，其他部隊則已出師北伐，均遠離廣州的機會，由楊希閔、劉震寰為首，發動武裝叛亂。「滇軍集中省垣，布防瘦狗嶺一帶；桂軍調北江構工。6月4日，復占領廣東省長公署、財政部等機關。」 廣東政府主要領導人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撤往黃埔港，政府機關人員退至珠江南岸，有些高級官員跑到香港、澳門。廣州全城被叛軍控制。 在這緊急情況下，代理大元帥胡漢民主張對叛軍妥協，派鄒魯去邀楊希閔、劉震寰兩人共同參與改組大本營領導機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堅決主張討伐叛亂。胡漢民只得下令調東征的黃埔學生軍回省城討逆，任命蔣介石為討逆軍總指揮。6月11日，黃埔軍經過長途奔襲，到達廣州，發起進攻。駐西江的李濟深軍也開赴廣州靖難，廣州工人、農民紛紛參加戰鬥，城鎮居民也勇敢地動手打擊「紅帽子」（滇軍用紅布做帽圈），僅兩天就將叛亂滇軍肅清。桂軍見大勢已去，繳械投降。劉楊叛亂乃告敉平，廣州革命根據地轉危為安。 6月15日，國民黨中央舉行會議，決定廣東革命根據地各部隊改稱國民革命軍，改組大元帥大本營為國民政府。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政體採取委員合議制，以汪精衛、胡漢民、孫科、許崇智、伍朝樞、徐謙、張繼、譚延闓、戴季陶、林森、張靜江、程潛、廖仲愷、古應芬、朱培德、于右任等16人為政府委員。並推汪精衛為主席委員。胡漢民由於在平定楊、劉叛亂中立場不堅，地位下降，任外交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隨後，又決定設立軍事委員會，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與監督。 軍事委員會成立後，著手軍事的統一。8月1日，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滇軍總司令朱培德、攻鄂軍總司令程潛均發表通電，宣布自行解職，將軍權交還軍事委員會，以示支持軍事統一的方針。8月26日，軍事委員會正式將各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黃埔學生軍及一部分粵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介石；湘軍為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滇軍為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粵軍主力為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福軍為第五軍，軍長李福林。隨後，在結束了第二次東征後，程潛率領的攻鄂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程潛。1926年3月15日，國民黨中央採取兩廣統一措施，廣西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同月，湖南省防軍第四師師長兼湘南督辦唐生智受吳佩孚逼迫，願投效國民政府。軍委會下令將唐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為軍長。至此，國民革命軍共8個軍，兵員近10萬人。各軍中設黨代表及政治部，許多共產黨人曾先後擔任了各級黨代表或參加政治部工作。如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羅漢、林伯渠、黃日葵、彭澤湘分別擔任第一、二、三、四、六、七、八軍副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另有約60名蘇聯顧問分布在軍、師、團，參與指揮和決策。軍事上的整編，大大加強了廣東國民政府的力量，成為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有力保障。 當廣東革命政府正在平定楊、劉叛亂時，陳炯明認為有機可乘，即整理餘部，捲土重來，驅逐許崇智派在潮、汕的官員和軍隊。「許部不戰而退，潮汕全為陳軍所占。」 陳炯明又聯絡駐粵北的川軍總司令熊克武和駐雷州半島的鄧本殷，企圖三路進攻廣州。熊克武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0月初，蔣介石發覺熊有通敵嫌疑，即將他拘捕，並解散了他的軍隊。為了徹底消滅陳炯明，統一革命根據地，國民政府決定組織第二次東征。10月1日，以蔣介石為總指揮，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東征軍誓師出征。當時，省港大罷工已進入高潮，罷工工人和東江流域的農民熱烈支援東征軍。10月底，陳炯明軍隊被趕出東江，後全殲於福建永定附近。在這同時，第四軍1個師在第七軍配合下，南征鄧本殷。12月初，擊敗鄧主力於欽州。接著，四軍渡海追擊，於1926年1月將鄧本殷殘部殲滅在海南島。 至此，廣東根據地全境統一，後方安定，軍政、財政逐漸走上正軌，為發起統一全國的北伐戰爭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