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五、混亂的北方政局
20年代初，北洋軍閥三大勢力為爭奪中央權力相互火拚，位於中原要津的直系先後擊敗皖系和奉系，控制了北京。但「賄選」醜行和內部分裂引出的「北京政變」，又使它很快敗落，代之而起的是已經失去軍事支柱、僅因軍閥間維持力量平衡的需要而復出的皖系首領段祺瑞。這一臨時政府不久又在直、奉兩系重新攜手後被拋棄，由張作霖建立了北洋軍閥最後一個政府。
逼宮與賄選
1920年的直皖戰爭後，皖系失勢，直、奉聯合控制北京。這一局面維持不久，1922年4月又發生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果奉軍戰敗出關，直系獨霸北方。直系在對於如何組織對全國的統治的問題上，曹錕與吳佩孚發生了爭執。曹錕熱衷於自己上台當總統。而有「儒將」之稱的吳佩孚比曹錕有頭腦，他提出「恢復民國法統」的主張。當時，南方護法政府已存在五年，北洋軍閥一直企圖武力統一而未逞。1922年1月，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曾代為設計：趕走徐世昌，讓黎元洪補足總統任期，則對南方各省談判統一的困難可以消除。芮恩施的主張正合吳佩孚之意。一批舊國會議員也竭力慫恿吳佩孚恢復在張勳復辟前夕被解散了的舊國會。吳佩孚看到，恢復舊國會、迎回黎元洪，不但可以博得「護法」的美名，而且將迫使徐世昌、孫中山南北兩總統下台，並藉以遏制聯省自治的潮流，真是一舉數得。於是他說服曹錕暫不提重選總統問題，同時授意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第一個公開提出：「統一之歸束，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即黎元洪——引者）復位，召集六年（1917年——引者）舊國會。」 一時政客、武夫，紛紛應和。在位大總統徐世昌被逼無奈，於6月2日宣告辭職。
關於迎回黎元洪復任大總統一事，奉系張作霖、皖系盧永祥（據有浙、滬）表示反對。他們看出直系此舉意在製造一個傀儡總統，便於他們挾之以令諸侯。盧永祥於6月3日發出通電指出：「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任期五年，河間（即馮國璋——引者）代理期滿，即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為公民，早已無位可復。」 國民黨議員丁超五等80餘人由廣東致電黎元洪：直系武人「擁公復位」，「聞公然受之而不辭，天下聞之啞然失笑」，「公一生為人傀儡，因以為利習與性成，無怪其然。」 對黎元洪進行了揶揄並表示憤慨。電文同時指出，黎元洪「已無職可復」。
所謂黎元洪的任期問題是：袁世凱於1913年10月10日就大總統職，任期五年，應到1918年10月10日期滿。但袁於1916年6月病死，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其任期即袁世凱的任期。1917年7月黎元洪又被軍人所逼而辭職，宣布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其任期仍是袁世凱的任期。1918年10月，馮國璋任滿，正常卸任。因此，從《大總統選舉法》的規定看，黎元洪確已無職可復。何況，當張勳復辟之亂敉平、馮國璋發出通電請黎元洪復職時，黎元洪就在復電中說過這樣的話：「引咎辭職，久有成見……按法已無復位之文，揆情豈有還轅之理」，可見他自己早已知道「按法」是「無復位之文」的。
但是，直係為了利用黎元洪作工具，辯稱：「黎元洪六年七月（1917年7月——引者）之離職，乃事實上之離職，非法律上之離職。馮國璋之代理，乃事實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今次復位，且任期尚有一年三月余。」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入京就大總統職。
不久，由於曹錕急不可待地想自做總統，加上黎元洪上台以後，想一改自己的傀儡形象，竟然提出「和平統一」方針，與吳佩孚咄咄逼人的「武力統一」方針唱對台戲，惹起直系不滿。1923年春，直系政客就著手驅黎下台，他們在國會中重提大總統任期問題，說「黎元洪此次復職，為補足洪憲改元，迄袁世凱死亡之日，其任期為百六十日。而黎氏自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復位，迄今已三百三十餘日，業超過任期一百七十餘日，應由黎氏自動退位，」公開發出了逐黎的信號。
黎元洪不願就此離開大總統寶座，想儘快制訂憲法，在總統任期問題上制訂有利於自己的條文，於是下令從建造海關用房的專款中每月撥出17萬元作為制憲經費， 議員每出席一次會議，可得款20元，以此誘使議員出席制憲會議。黎元洪的這一命令沒有經國務會議討論。直系軍閥就以總統破壞責任內閣制為由，指使內閣總理張紹曾於1923年6月7日提出辭呈，對黎元洪施加壓力。8日，北京警察廳組織便衣軍警以「國民代表」名義，在天安門前開「國民大會」，催黎元洪退位。由於到會的人太少，又派出巡官在附近召集閒人，凡願意到會的，每人給銅元50枚。12日，直系將領、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和陸軍檢閱使馮玉祥為脅迫黎元洪去位，藉口軍警餉薪竭蹶，向黎元洪提出辭職。接著，王懷慶、馮玉祥製造軍警罷崗，6月14日，連在東廠胡同黎元洪住宅的軍警保安三隊也撤走了。直系軍人又湧向黎元洪住宅索餉，整日圍住不走，黎元洪想去國會也無法脫身。次日，黎宅的自來水、電話都斷絕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黎元洪決定暫去天津避風，於6月13日悄然離京。直系發現總統出走，總統印璽則不知下落，急忙命直隸省長王承斌在楊村截住火車，逼黎元洪說出印璽所在。黎元洪「語意含糊，繼雲在北京法國醫院由其如夫人保管。」王承斌即將黎元洪軟禁在車站，並派人回京取到印璽，才許黎元洪進入天津英租界私邸。
直系「逼宮」的行徑，暴露了曹錕急欲當總統的野心，引起社會輿論普遍指責。梁啓超於7月4日有信勸曹錕毋爭總統，信中說：「最近中央政局之擾攘，其禍根全在公之欲為總統，此天下所共見，毋庸為諱也。」 但曹錕一意孤行，仍策劃選舉自己任大總統。按照《大總統選舉法》的規定，大總統選舉會必須有占國會議員總數2／3以上出席，才能進行合法選舉。當時國會兩院議員總數為870名，2／3就是580名。而自黎元洪離京後，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政學系議員、安福系議員等以褚輔成等為首，憤於直系的飛揚跋扈，醞釀另擇會址召開國會，相率離京。到7月，有眾議員281人，參議員105人，共386人到了上海， 留在北京的議員僅占半數。直系軍閥為了湊足大總統選舉會的法定人數，向各省攤派款項，稱為「最高問題助款」，1922年9月，就已「籌妥運動費五十萬元」 ，次年2月至6月，又繼續催逼各省籌款，直隸省長王承斌命令每縣籌足1萬到3萬元。連同財政部國庫支出，曹錕用於「大選」的錢共達1350萬元以上。用這筆巨款收買議員，價格是：議員出席國會，可得出席費500元；有病而出席者，另加300元；投票選舉曹錕為大總統的，每票5000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因主持選舉有功，一人獨得40萬元。聚在上海的議員中，有些人見利忘義，悄然北上。有些則羞羞答答，欲行又止。直系又耍弄新的花招，宣稱即將召開的國會系制訂憲法的會議。這就給了那些想拿錢又害羞的議員們以堂皇的理由。於是他們公開打出「北上議憲」的旗號，風塵僕僕地從南方趕到北京長安飯店去領賞。
這些見錢眼開的議員，把出席國會看作一場交易，與直系軍閥討價還價。直系應允票價5000元，議員則索價8000元、1萬元。直系要先投票後給錢，議員則怕軍閥賴賬，堅持先拿錢後投票。此外，議員為了替自己拍賣人格的行徑遮羞，主張先議憲法，後行大選，而直系則要先選總統後議憲法。由於交易暫時沒有做成，一些議員不肯出席國會。單獨領得巨額賞金的議長吳景濂指使人冒名簽到，單是被發覺的就有二三十人，由此遭到一些議員的抗議。但即使這樣，也還不能湊足法定人數。直系軍閥專門成立了「暗查處」，出動便衣偵探對拒不出席的議員進行暗查監視，尋找迫害的口實。幾個議員揭發了總統選舉預備會上的舞弊情形，直系就下令通緝，或派軍警包圍私宅以示警告，或實行所謂的「保護」（實為拘押）。
在直系不擇手段的操縱下，10月5日總算弄到587名議員出席， 達到法定人數。投票結果，曹錕得480票，超過出席者的3／4多數，當上了大總統。這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一件醜聞，全國人民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斥責「神聖議員變為泥塗豬仔，已極天下之奇觀」，諷刺曹錕「藉豬仔之肩以入新華門亦不知其有何趣味也。」 孫中山以革命政府名義，於10月8日宣布討伐賄選總統曹錕，18日又下令通緝參加賄選的「附逆國會議員」。許多人民團體宣布曹錕「僭竊名位，認為無效。」 浙江、安徽、貴州等省人民主張對賄選議員取消其議員資格，並鑄成鐵豬寫上賄選議員姓名，置於公共場所，受各界人民的唾罵。
賄選議員們鈔票既已到手，便草草召開了憲法會議，開了兩次會，就完成了「三讀」程序。難產12年的一部民國憲法，3天告成。這部憲法共13章、140條。這是中國反動政府的第一部正式憲法，儘管其中不乏「民主」「自由」的空洞字句，而它的出籠過程，恰巧是對民主、自由的絕妙諷刺。
北京政變
曹錕當上中華民國總統，既是直系勢力發展到頂峰的標誌，同時也是走下坡路的開始。分裂現象伴隨著全盛時期的出現而表面化。直系內部以曹錕的四弟曹銳為中心、以天津為活動基地的「津派」和以吳佩孚為中心、以洛陽為大本營的「洛派」，進行明爭暗鬥。以保定為發祥地的曹錕貌似超脫，實際支持「津派」，所以人們常把天津和保定勢力合在一起稱為「津保派」。
曹錕與吳佩孚之間的矛盾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打敗奉系後就明顯了。當曹錕急於想當總統時，吳佩孚是不贊成的，津保派熱衷於總統選舉，洛派著眼在武力統一。當時曾有消息說，津保派已籌集了400萬元巨款，作為總統選舉之用；如選舉不成，則採用武力擁戴方式，400萬元就充作軍費。吳佩孚對於武力擁戴一法堅決反對。後來津保派在北京的舉動，吳佩孚「甚為不滿」，「此意迭經吳氏對人為非正式之表示，業志各報。」
議會與內閣的矛盾也發生了。議長吳景濂在主持賄選時，曹錕曾經向他許願，如大選成功，曹錕當了總統，一定讓吳景濂當內閣總理。不料大選結束後，曹錕提名孫寶琦組閣。吳景濂大為光火，表示「只要我一日不離開眾議院，無論提名誰為曹家的內閣，我必定使他在議會中遭到否決。」直系對吳景濂的態度極為不滿，就一面在天津物色「拳手」，準備對吳景濂下手，一面把吳景濂的30多名衛兵全數撤走。吳景濂見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就攜帶眾議院議長印信，倉皇逃走。
此時，直隸省長王承斌與吳佩孚的矛盾也尖銳起來。王承斌在逼宮奪印中為曹錕立了功勞，便倚功與吳佩孚爭奪原來由曹錕擔任的直魯豫巡閱使一職。曹錕調處不成，只得把這一職務閒置起來。
總之，直系內部矛盾重重，險象環生。
對外，直系面對三股勢力：兩廣的孫中山，占據浙江與上海的皖系餘部盧永祥，以及東三省的張作霖。這三股勢力已於1923年冬結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吳佩孚加緊推行武力統一政策，計劃以福建的孫傳芳對付孫中山，江蘇的齊燮元消滅盧永祥，他自己對付張作霖。
各派軍閥間的矛盾實質上乃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鬥。英美支持直系，張作霖與日本訂約，法國援助盧永祥，而齊燮元則向美國提出，在攻下上海後，可任憑美國在上海設立無線電台。 1924年9月3日，齊燮元向盧永祥發起進攻，爆發了江浙戰爭（亦稱齊盧之戰）。孫傳芳由福建出兵配合，加上江西、安徽兩省直系軍隊的聲援，「四省出兵總數為八師，比之浙江之兩師兩混成旅，幾及三倍」。 盧永祥四面受敵，抵抗失敗，被迫宣布下野。齊燮元和孫傳芳分別占據了上海和浙江。
江浙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孫中山就召集軍事會議，決定起兵北伐，向直軍進攻。與此同時，張作霖也發出通電，為援助盧永祥，率奉軍入關作戰，於是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
9月15日，奉軍分三路發起進攻，一路走山海關；一路走熱河南部，指向錦州；一路走熱河北部，進攻承德和長城喜峰口。曹錕下令組織「討逆軍」，以吳佩孚為總司令，兵分三股迎戰奉軍：一股是吳佩孚嫡系部隊，扼守山海關；一股以王懷慶為總司令，阻擊熱河南路的奉軍；一股以馮玉祥為總司令，抵禦熱河北路奉軍。另有一支以張福來為總司令的支援部隊。北京的防禦由王承斌和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岳負責。
馮玉祥與吳佩孚本來就怨隙很深。馮玉祥原據有河南，後被吳佩孚擠走，只得到一個沒有地盤的陸軍檢閱使虛職，因而對吳佩孚深懷不滿。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吳佩孚指派他擔任征途最遠、地域最偏僻的熱河北路的作戰，目的就是不讓馮玉祥在與奉軍作戰勝利後有機會進入富庶的遼河平原，馮玉祥反叛直系的念頭由此加深。戰爭發起前，馮玉祥就秘密與反直三角同盟的孫、張、段三方都有聯繫，孫中山對馮影響尤其大。早在1920年，孫中山就「特意派徐季龍、鈕惕生二位同志帶著書信來看望」。 馮玉祥到北京後，與國民黨人黃郛、蔣百里等過往甚密。孫中山後來曾說：「這回北京發生政治上的大變化，有一部分是革命黨的力量。」 馮玉祥又秘密在直系內部聯絡了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岳和在直奉戰爭中擔任援軍的二路司令胡景翼，結成了又一個「三角同盟」，伺機起事。
直奉戰爭初期，奉軍精銳張學良部在山海關猛烈進攻，直軍形勢危急。10月中旬，吳佩孚匆匆離京前往前線督戰。馮玉祥認為時機已到，下令部隊從前線星夜回師北京，沿途割斷電線，封鎖消息，22日進入北京，占領火車站、電話局、電報局，軟禁大總統曹錕，迫使大總統及內閣發布了解除吳佩孚現任職務的命令。同時，又推倒直系內閣，以曹錕名義宣布，由與馮玉祥有密切聯繫的黃郛代理國務總理。隨即，迫使曹錕辭職，黃郛以代理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這就是「北京政變」。
馮玉祥取得北京後，又向天津推進。吳佩孚得知馮玉祥兵變消息，即將前線軍事交給張福來，自己急忙回兵天津，想阻擋馮軍的推進。但在山海關作戰的直軍已喪失鬥志，奉軍遂以破竹之勢長驅直入。山東鄭士琦又宣布獨立，在津浦線上阻攔南方直系軍閥援吳軍隊通過。吳佩孚進退失據，只得率殘兵3000餘人由塘沽登兵艦南逃。
吳佩孚原想依靠直系在長江各省勢力，重整旗鼓。但江蘇齊燮元、浙江孫傳芳、湖北肖耀南等這些直系將領，過去聽任吳佩孚頤指氣使，現在見到曹錕、吳佩孚已落到這般地步，樹倒猢猻散，都求自保，誰也不敢收留這個落荒而逃的「吳大帥」。吳佩孚只能住在軍艦上，漂泊兩湖，十分狼狽。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把軍隊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岳為副總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全軍擁有6個師，8萬人。張作霖曾在政變發生前與馮玉祥有約，推倒曹、吳後，奉軍不入關。但張作霖食言而肥，李景林、張宗昌大舉南下，占領天津。奉系由於收編了戰敗的直軍，實力大增，達到35萬人， 對馮玉祥構成嚴重威脅。為對抗奉系勢力，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大計。這時的北洋軍閥正統代表人物中，曹、吳已經失勢，王占元也在內部傾軋中失去實力，成了「社會名流」，只有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仍有相當的影響，因為他曾在四屆總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任內擔任過國務總理。為了協調和平衡新的局勢，各省軍事實力派，包括長江流域過去一直和皖系對抗的一些直系督軍，都希望段祺瑞出山，既對付馮玉祥，也抑制張作霖。江蘇督軍齊燮元等一連幾次發表通電，擁護段祺瑞組織政府。馮玉祥對段祺瑞亦無惡感，北京政變就是在段祺瑞的秘密支持下發動的，而且馮玉祥也正想借重在山東的皖系軍隊阻止直系沿津浦線北上。於是，馮玉祥在電邀孫中山北上的次日，發出擁段通電。段祺瑞就這樣成了北方各派勢力均能接受的主政人物。11月中旬，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在天津商定，由段祺瑞組織北京政府。同月24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並根據他自己手訂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亦稱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臨時執政府不設總統及國務總理，實際上是集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的職權於臨時執政一身；立法、行政、海陸軍都由段祺瑞主宰。由於沒有國會，所以不受任何監督與制約，只需擺平軍閥勢力之間的關係就行。段祺瑞依靠自己圓滑而老練的政治手腕，周旋於張作霖、馮玉祥兩大軍事巨頭之間，設法立定自己的腳跟，維持著北京政局暫時的平衡。
孫中山的北上與逝世
在馮玉祥於10月25日發出邀孫中山北上的通電後，張作霖、段祺瑞也不得不表示贊成。馮玉祥與張作霖還曾經醞釀由孫中山擔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11月10日，孫中山在廣州發出《北上宣言》，宣言中重申9月18日出師北伐宣言中所提出的目標：「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並提出：「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
關於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最早是共產黨人提出的。1923年2月，陳獨秀在《嚮導》發表《中國之大患——職業兵與職業議員》一文，提出由「現存各團體選舉代表組成國民會議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成為人民的真正權力機關，代替國會和各級議會行使職權」。同年7月，中共中央發表《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指出北京的國會已成為軍閥的傀儡，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來處理國家大事。當時，國共尚未正式合作，孫中山未能接受這一政治主張。北京政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又及時發表《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重申國民會議意見；孫中山也已經從實踐中認識到空泛的民權已不能對人民發生號召力，因而接受中國共產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建議，在《北上宣言》中還提出了在國民會議召集前，先舉行預備會議，由九團體代表參加，以決定國民會議的具體事項。孫中山並明確指出：「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惲代英立即著文讚揚「這是一個如何光明磊落的國民革命領袖的政治主張啊！」
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國共兩黨的共同組織下，國民會議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孫中山的北上，把這一運動的規模推向了新的廣闊階段。從南到北，國民會議運動蓬蓬勃勃，各地紛紛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為孫中山北上的政治行動作後盾。
11月13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離廣州北上。到達上海時，中國共產黨發動和組織各界群眾對孫中山舉行盛大的歡迎。英租界當局阻撓孫中山在外灘碼頭登岸，租界巡捕甚至無理逮捕了4名歡迎群眾。孫中山從帝國主義者和人民群眾對待自己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中受到很大啟示。他在上海、日本、天津，所到之處反覆強調這次北上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付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付帝國主義的。這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展中最具有光彩的論點，因而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沿途人民到處懸燈結彩，歡聲雷動，把孫中山看作挽救民國命運的偉人。
這種形勢，對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構成嚴重威脅，帝國主義也強硬要求北京政府就孫中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表示態度。於是段祺瑞作出了兩項政治決定，一是於12月6日發出致外國使團書，表示執政府對外總政策是「外崇國信」，即尊重歷年與外國帝國主義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安撫帝國主義各國。二是於同月24日，拋出《善後會議條例》，以「善後會議」抵制國民會議運動。規定善後會議由四種人員組成：一為「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二為「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首領」；三為「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四為「有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 根據這些條件，「善後會議」的出席者基本上是軍閥、官僚、買辦，僅僅列入了孫中山、蔡元培等幾個社會名流的名字以作點綴。為此，國共兩黨分別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召開善後會議。
12月4日，孫中山繞道日本後到達天津。在多年的艱苦鬥爭中，孫中山已患肝疾。北上途中，更加辛勞。抵達天津的當天，段祺瑞派代表許世英、葉恭綽前來迎接。孫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 當晚，孫中山肝痛加劇，從此臥床不能起。31日，扶病入京。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隨即由廣州移到北京。但這時，孫中山的病情日益惡化，「全肝堅硬如木，已成肝癌」，「斷為絕望」，醫治乏術。1925年3月12日，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一代偉人溘然長逝，終年59歲。全國人民對孫中山的去世極度悲痛，各地隆重舉行了追悼活動，中共中央沉痛指出，孫中山之死，「是中國民族自由運動一大損失！」同時又表示相信「這個運動是決不會隨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段祺瑞加緊策劃召集善後會議。原定2月1日開會，後因各省「代表」沒有到齊，延到2月13日才召開第一次會議。國民黨堅決抵制善後會議，議決所有國民黨員都不得接受善後會議邀請。段祺瑞推舉的善後會議議長是與奉系有舊關係的趙爾巽，此人耳聾目、老邁不堪，連行走都要人扶持，實際只是被用以穩定奉系軍閥對段政府的支持。
從東北到西南，各省軍閥都有代表參加善後會議，形式上出現了自從黎元洪1917年解散國會、南北分裂以來第一次全國統一局面。而實際上，北洋派和西南派不斷在會上發生激烈爭吵，動不動就以退會向對方施加壓力。奉系和國民軍系也進行著劃分勢力範圍的鬥爭。各地小軍閥之間的戰爭，在善後會議期間一直沒有停止。不久，五卅運動發生，軍閥們為共同對付蓬勃發展的人民革命運動，暫時中止了彼此的衝突，善後會議就此草草收場。
北洋軍閥勢力的重新組合
失去了軍事實力的段祺瑞，在奉系與國民軍系兩大軍事集團之間「走鋼絲」，以張作霖、馮玉祥力量的平衡作為他生存的條件，而當一方過於強大，足以壓倒另一方時，他的統治地位也就立即傾圮了。
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他們的勢力範圍，奉系除占有東北外，又沿津浦線南下，進入上海；國民軍系沿京綏線據有綏遠、察哈爾，並以二軍、三軍沿京漢線控制了直隸省的保定、大名和河南省的大部。
直系勢力在北京政變後發生了重大變化。吳佩孚喪失了主力，狼狽南逃，孫傳芳趁機發展自己的勢力。1925年10月，孫傳芳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通電反奉，奪取了上海、南京、徐州。從此，孫傳芳從直系勢力中派生出來，成為割據東南富庶地區的一股獨立的軍閥勢力。吳佩孚南逃後，過了一段流離生活，後利用湖南軍閥趙恆惕的掩護，與長江流域各省頻相聯絡。孫傳芳發出反奉通電後，吳佩孚亦打出了「十四省討逆軍總司令」的旗號，參加反奉戰爭。
孫傳芳、吳佩孚的反奉，客觀上與當時人民群眾的願望相符。「反奉」就成了這一時期的最重要口號。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青年團對反奉戰爭宣言》，指出：「現在的奉系軍閥不但代表中國軍閥階級的利益，並且代表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戰爭雖攙和了一些軍閥勢力，在客觀上卻是一種民族解放的戰爭」，「愛國的民眾是反奉大潮中的主潮，應該站在反奉運動之主體地位，組織人民自衛軍，積極參加戰爭。」 毛澤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起草了《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在國共兩黨號召下，從1925年11月起，一場相當規模的「反奉倒段」運動在全國掀起。中共北方區委決定領導北京工人、學生及市民，聯合馮玉祥部，開展大規模的反奉倒段鬥爭，以建立國民政府為目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也決定於11月28日在北京召開群眾大會，壓迫段祺瑞辭職，由此爆發了一場「首都革命」。28日下午，北京工人、學生和市民群眾5萬多人舉行示威，高喊「打倒奉系軍閥」「打倒段祺瑞賣國政府」「建設國民政府」等口號，包圍了執政府。但是由於國民黨右派事先向段政府告密，使反動派有了準備；由於中國共產黨對於奪取政權缺乏領導經驗，群眾沒有武裝起來；同時也由於原來已聯絡好的國民軍鹿鍾麟部改變態度對段政府實行保護，致使「首都革命」遭到挫折，中共北方區委關於通過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計劃沒有獲得成功。然而這仍是一次極有意義的嘗試，正如中共中央在12月1日的告民眾書中所指出的：「最近北京連日的民眾示威暴動，已是人民奪取政權之起點。」 北京爆發的這一次大規模群眾鬥爭，推動了上海、漢口、廣州等地的反奉倒段運動，並且成為北京地區自五四運動以後又一次群眾鬥爭的高潮。
中共北方區委利用反奉鬥爭的有利形勢，秘密策動奉軍將領郭松齡倒戈。郭松齡部當時駐紮在從天津到山海關一線。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中曾說：「郭松齡雖然列身奉系，為人卻極是忠正而有血性」，對於張作霖「禍國殃民的行為，久懷不滿之心。」郭松齡與馮玉祥簽訂密約，共同起事。第二天郭松齡率7萬人馬以「東北國民軍」番號，從河北灤州揮師出關，直指奉系老巢瀋陽，一舉打到了距瀋陽僅60里的巨流河。張作霖十分驚恐，曾「宣布下野意見。」 在此奉系處境危急之際，日本當局悍然出動駐在東北的部隊並從朝鮮增兵援奉。12月下旬，郭松齡兵敗被殺。「郭松齡之敗，非敗於張作霖，乃敗於日本帝國主義。」
在郭松齡起事過程中，馮玉祥利用奉系手忙腳亂的機會，完全取得平、津，擴大了地盤，遂使直隸、河南以及察、綏、陝、甘的國民軍勢力連成一片。中共北方區委發動工人、學生對國民軍廣泛施加影響，使國民軍控制地區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並與南方革命勢力遙相呼應。在這種形勢下，原來矛盾極深的英、美、日諸國及直、奉軍閥決定聯合起來，共同撲滅革命。1926年1月，直系停止反奉口號，與奉系在漢口與山東泰安舉行多次會談，訂立媾和合作條約。在「共同討赤」旗幟下，他們首先向國民軍進攻。奉系軍隊大舉入關。曾被國民軍從天津趕走的李景林與山東張宗昌組成直魯聯軍，合攻天津。日本軍艦駛進大沽口，掩護奉軍軍艦對天津的進攻。天津終於重新被奉系占據。在這同時，吳佩孚兵分三路，進攻國民軍第二軍所控制的河南省：一路命靳雲鶚由魯西進攻豫東，一路命劉鎮華由陝東進攻豫西，一路命寇英傑從京漢路正面進攻豫南。直軍先後攻占開封、鄭州、洛陽，吳佩孚再度奪得河南地盤。國民軍在直、奉軍閥聯合進攻下逐漸不支。1926年元旦，馮玉祥宣布取消國民軍名義，並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辭職，隨後取道蒙古庫倫（今烏蘭巴托）赴蘇聯遊歷。奉直聯軍向北京進攻。馮系將領鹿鍾麟發覺段祺瑞正與奉軍秘密聯絡，圖謀裡應外合，奪取北京城，就派兵包圍執政府。不意段祺瑞事先逃脫，在日本人保護下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鹿鍾麟宣布恢復曹錕自由，並表示他本人願接受吳佩孚指揮，企圖以此取得吳佩孚的諒解，實現「舊直系大團結」，共同對付張作霖。曹錕獲釋後也拍電報給吳佩孚進行勸說，但被吳佩孚拒絕。1926年4月15日，直奉聯軍攻入北京，鹿鍾麟率國民軍舊部退守南口。
直奉聯軍進入北京後，段祺瑞又從使館區跑回來，想重做他的中華民國執政。但吳佩孚和張作霖都不再需要這具政治殭屍，段祺瑞只得於4月20日下野到天津做寓公去了。皖系軍閥在北京政權中的勢力，至此告終。
執政府垮台後，根據吳佩孚與張作霖事先訂立的同盟公約，北京政權由吳佩孚主持，張作霖不加干預。吳佩孚決定恢復馮玉祥北京政變以前的顏惠慶內閣，由顏攝行總統職權，曹錕補行辭去總統職務的手續。張作霖對顏惠慶內閣極為反感，因為這個內閣曾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下達過討伐奉系的命令。但受同盟公約的限制，張作霖不好公然反對。同時英、日等國為了對付南方革命勢力，需要北方軍閥聯合行動。5月8日，奉方代表張學良與直方代表齊燮元達成協議，奉方同意顏惠慶內閣復職並攝政，不派人參加直系內閣。
吳、張兩方維持著一種外松內緊的狀態。吳佩孚故意對外國記者說他與奉系代表張學良就像初婚夫妻一樣，偶然拌幾句嘴是免不了的。實際上，實力強大的奉系不但最終控制了北京政局，而且以「討赤」為名，強行擠入吳佩孚所占據的地區。不久，廣州國民政府發起北伐戰爭，吳佩孚主力被消滅，失去了與張作霖稱盟的資格。1927年2月，張作霖發兵入河南，並發電報威脅吳佩孚：「倘有抗阻義師，亦應一致聲討。」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被孫傳芳、張宗昌等擁戴為安國軍政府大元帥，建立了末代的、短命的北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