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四、第一次國共合作
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是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敵人。中國共產黨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民族資產階級是一支可以聯合的力量。五四運動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思想循著革命民主主義軌道不停息地前進，直到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建立起革命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黃金時代」之後的重重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各國捲土重來，洋貨充斥中國市場。中國民族工業結束了曇花一現的「黃金時代」，又陷入了重重危機之中。中國的外貿入超逐年上升：1919年入超1618萬海關兩，1920年為22061萬海關兩，一年就增加了十幾倍；1921年又比上年增加38％。各國壟斷公司的在華機構急劇增加，外國銀行紛紛在中國大中城市開設總行、支行。帝國主義各國通過「獨資」和「中外合資」形式，向中國輸出大量過剩資本。特別是日本，在華「獨資」或「合資」經營的企業激增，僅1921年至1922年間，在華新設的紡織公司就有9家；1918年至1924年，在華擁有的紗錠數竟增加了388％。
面對國際壟斷資本的猛烈衝擊，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難以招架，終於陷入危機而無力自拔。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一度出現的繁榮景象，轉瞬即逝，「黃金時代」過去了，蕭條與危機接踵而來。中國民族工業的衰退，可以從歷年向農商部註冊的新廠數顯著下降上看出：1920年註冊新廠70家；1921年開始走下坡路，降為61家；1922年再降為46家；1923年猛跌到14家；1924年就只有11家了。
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化學燃料、金屬材料和機器設備，基本上依賴國外進口。大戰期間，由於中國民族工業有所發展，上述重工業產品的進口額呈增長趨勢，1918年相當於1913年的241％。但是到大戰之後，儘管帝國主義各國對華輸出劇增，中國從國外進口的主要重工業產品數額卻一降再降，1924年只相當於1920年的66％（見表1）。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之後逐漸處於停滯和下降的狀態。
表1 1913—1924年 中國主要重工業產品進口額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簡史》，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棉紡織業是中國民族工業最集中和發展最快的部門，自19世紀末以來，一直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工業。但是，它也無法逃脫厄運。1922年春，因國內連年軍閥內戰，市場極不景氣，棉價猛漲，紗價暴跌。無獨有偶，世界花紗市場上也出現了原棉匱乏、棉紗滯銷的情況。中國的棉紡織業，棉價向來隨世界市情而左右，而紗市則根據國內銷行滯暢而定。因而內外市場出現的花貴紗賤，使華商紗廠贏利驟減，虧損劇增，1923年生產的棉紗，每包（400磅）虧損12兩銀，相當於1922年的4倍（見表2）。本已資金奇缺、管理不當，加上國內苛稅繁興，金融貸款則利息極重，於是，華商紗廠在同外商尤其日商紗廠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有的停機減工，有的以設備、廠房作抵向外商借貸。及至負債纍纍、走投無路之時，只能售廠倒閉。據統計，自1921年以後的幾年間，「紗廠之破產換主者，……公司之消滅，或改換面目者，且二十餘廠。」 其中有的破產不足抵債，有的被日資吞併，有的為外商債主控制，有的出租拍賣，「無不憔悴以盡」。
表2 1921—1923年 華商紗廠盈虧情況 （單位：兩／包）
（資料來源：皮爾斯：《日本和中國的棉紡織業》，曼徹斯特1929年版。）
民族資本家為了挽救危機，成立了華商紗廠聯合會，並派代表赴京，請求北洋政府「保護」。著名企業家聶雲台、穆藕初等，迭次呈請農商部和國務會議，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原棉出口，阻止棉價上漲；以海關附加稅作擔保，出售公債，重振紗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強烈呼籲下，1923年2月，北洋政府頒布了禁止原棉出口的命令，但因受到帝國主義外交使團的壓力，才過三個月便急忙宣布取消。1923年4、5月，在北京召集的國會，根本不理睬華商紗廠聯合會出席國會陳述舉債方案的三名會員代表。
蕭條的陰雲籠罩著中國民族工業。「鐵廠積貨如山，無人過問」，「上海數十年之三大油廠，竟同年倒閉。其他工業，亦皆消沉。因歐戰致富之實業家，營業失敗重入漩渦者，乃時有所聞。」
蒙受了巨大損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終於意識到：外人「壓迫吾人」，軍閥「為虎作倀」，是中國民族工業迅速由「黃金時代」轉入危機狀態的根源。他們憤慨地寫道：「歐美政府，對於國內實業，莫不維護不遺餘力，我國則否。政客互忤，軍閥壟斷。……禁棉出口，因循苟且，使團反對。（政府）不事抗爭，致事敗於垂成……故事之呈請於政府者，十無一成。」
危機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充分表現了自己的「雙重人格」。一方面，由於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他們只得把挽救危機的希望寄託於內外反動派的「善心」上；另一方面，隨著幻想的徹底破滅，他們對內外反動派的不滿情緒日益滋長，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這個階級反帝國主義反軍閥政府的革命積極性。這就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1924年革命高漲的形勢下，能夠加入大革命的洪流中來。
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發展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固然是當時具體的政治、經濟因素使然，但也與這個階級的旗幟——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發展分不開。
孫中山是一位充滿了奮鬥、進取、求索精神的革命家。他不斷從總結自己的經驗和吸收當代新思想中充實自己、發展自己。他幼年身居農村，深知中國農民生計的困難。以後多年因從事革命活動而浪跡天涯，既看到西方社會的繁榮，也觀察到資本主義的弊端。他還較早接觸到了歐美的社會思潮，這使他的前期思想呈現出複雜的混合：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小農的平均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等，甚至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曾表示讚許，說「其學說得社會主義真髓」。 但占主導地位的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篡奪後，孫中山有一年時間（1912年4月—1913年3月）以主要精力用於探索民生問題。在這個階段中他常常比較突出地論及社會主義，包括肯定地評價馬克思的《資本論》。只是由於宋教仁案的發生，孫中山迅速發動二次革命，因而暫時中止了他對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
從十月革命爆發到聯俄聯共方針的確立，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1917年，由革命黨人辦的上海《民國日報》在十月革命發生的第四天就迅速以大號標題報道：「美克齊美（Maximalist的音譯）占領都城」。以後又有連續的報道。1918年夏，當蘇俄處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瘋狂攻擊中時，孫中山在上海通過美洲華僑向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發去賀電，並表示希望「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孫中山對於蘇俄發生的變化極感興趣，為此他特地要朱執信等學習俄文，以便去蘇俄實地考察。因此，毛澤東評論孫中山時說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 。孫中山確實把蘇俄的成就看作革命的好榜樣，一個意義深刻的例子是在1921年他就自己辭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職位一事進行自我批評時，與列寧作對比，他說「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 在這一時期中，孫中山的思想由於順應著歷史的潮流，使他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向著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在談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時說它「在許多方面都是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利益」 。
孫中山同時又是一位敢於從中國具體情況，從自身的經歷中總結經驗教訓，改變舊的道路和方法的革命家。辛亥革命失敗後，雖然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5年的護國運動、1917年的第一次護法鬥爭又相繼失敗；但是五四運動的發生，使孫中山耳目一新，開始認識到群眾威力的強大：「可知結合者即強也」。於是孫中山決定對党進行改組，於1919年10月10日，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然而由於支撐國民黨的還是原班人馬，旗幟也還是中國人民已經失去興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這次改組黨的活動失敗了。
1920年，孫中山依靠陳炯明的粵軍，奪回被桂系陸榮廷把持多年的廣州。11月，孫中山返回廣州，重開非常國會，成立正式政府，開始了第二期護法鬥爭。英美帝國主義為了撲滅孫中山在廣東的革命勢力，直接從財政上施加壓迫，拒絕孫中山提出的收回廣東關稅餘額的要求，卻把他們保管的「關余」250萬兩，劃歸北洋政府。
帝國主義者的這種舉動只能促使孫中山進一步把自己的目光轉向友好的蘇維埃政府。蘇俄已經粉碎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中俄交通已經恢復，與蘇俄接觸的客觀條件大為改善。1920年11月，在上海幫助籌建共產黨組織的維經斯基在陳獨秀陪同下，訪問了即將離滬返粵的孫中山 ；次年四月，孫中山在廣州接見了蘇俄遠東新聞社記者，十分高興地打聽關於蘇俄發生的一切，甚至詢問了在廣州和海參崴建立電台聯繫的可能性。
經過各種途徑的了解，孫中山得出了「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 的結論。他公開讚揚蘇俄革命、蘇俄的黨和軍隊，並在1921年7月，開始產生「中國宜以俄為鑑」的思想。同年8月，孫中山在收到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第一封來信後，立即寫了熱情洋溢的回信，在揭露列強支持北洋政府的同時，表達了自己向蘇俄學習的心情，提出了希望同蘇俄領導人建立通訊聯繫的要求。 年底，應共產國際邀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民族革命團體代表會議。會議期間，還同齊契林達成雙方進一步保持聯繫的協議。
顯然，在第二次護法期間，孫中山萌發了「師俄」思想。但是還沒有公開聯俄的勇氣。
1921年12月下旬，孫中山在桂林大本營接待了從上海專程南下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討論了「關於蘇俄承認他以及與之結成聯盟的可能性問題」。 孫中山希望同蘇俄建立聯繫，但因香港近在咫尺，擔心過分接近會「招致列強的干涉」。他告訴馬林：「為安全計，今僅能與蘇俄作道義上之聯絡」，等到北伐吳佩孚勝利後，再與蘇俄公開結盟。
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這個創巨痛深的打擊，幫助孫中山下了斷然的決心。
陳炯明本是清末廣東省諮議局議員，後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孫中山原認為他是「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在1917年護法運動後，即以全力培植陳炯明統帶的粵軍。1920年秋，孫中山回到廣州後，重整旗鼓，希望陳炯明支持他的北伐計劃。但是羽毛已豐的陳炯明，在平定廣西之後，一心想搞「聯省自治」，割據南隅，而對孫中山由桂入湘的北伐部署，陽奉陰違。由於英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暗中拉攏，陳炯明殺害堅決支持孫中山北伐的粵軍一師師長鄧鏗，囚禁廖仲愷，並悍然在1922年6月16日稱兵作亂，炮轟總統府、火燒粵秀樓。孫中山在革命衛隊掩護下脫險，登永豐艦指揮北伐軍回師平叛，鏖戰50餘天，終因孤軍無援，於8月14日敗走上海。孫中山沉痛地承認，這是他一生中最慘酷的失敗。
在孫中山處於絕望和危難的關頭，共產國際、蘇俄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伸出了援助之手。8月23日，李大釗在上海會見孫中山，暢談「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孫中山對這次談話非常興奮，「幾乎忘食」。25日，馬林作為蘇俄全權特使越飛的代表會見孫中山，同他商談蘇俄與國民黨的合作問題，同時陳述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孫中山表示贊同。中國共產黨還對孫中山以往的錯誤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希望他在今後的革命中，「一面與民眾為親切的結合，一面與蘇俄為不二的同盟。」
共產黨人的幫助加快了孫中山前進的步，他熱誠地歡迎俄國人幫助中國人，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他向李大釗表示：「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儘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 並在上海和陳獨秀等商討「結合『民主的聯合戰線』democraticfront，與反動派決戰。」 9月，孫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各省國民黨負責人五十餘人討論改組國民黨問題，大家一致贊成改組。
1923年1月22日，越飛在上海會見孫中山。四天之後，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雙方確認：「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公開確立。
1923年2月，陳炯明叛軍被滇桂軍和許崇智粵軍逐出廣州，孫中山第三次返回廣東，組織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3月，蘇聯政府決定給予孫中山約2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6月，應孫中山之請，一個有第一流軍事專家參加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到達中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於10月6日到達廣州。孫中山也派出由蔣介石等人組成的軍事代表團赴蘇聯考察。11月，當孫中山面臨東江陳炯明叛軍猖狂反攻的緊急關頭，鮑羅廷等和中國共產黨人一起，迅速召集工農群眾，開赴前線，擊退敵人，挽救了廣州。這次危機的克服，使孫中山大為感動，他把鮑羅廷視為中國的「拉斐特」 。危機過後，孫中山加快了改組國民黨的步伐，並且領導了向帝國主義收回海關主權，截留「關余」的鬥爭。他真切地體會到：「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常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吾黨，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受屈之人民耳。」
經過反覆實踐與思考，孫中山終於比較牢固地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思想，奠定了新三民主義的基石，表現了他「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不斷追求進步的宏偉氣魄。
從「聯合戰線」到黨內合作
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公開倡議邀請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把中國人民從「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明確指出：「這種聯合戰爭……是中國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戰爭。」 同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二大」，重申了這一主張。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聯合戰線的政策，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
中共「一大」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採取排斥和否定的態度。決議「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相互聯繫」。但是，革命實踐要求中國共產黨人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況，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的方案」。1922年初，他們逐步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首先是「封建的反動的紛擾的武人政治」以及「援助反動勢力」的國際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同當時正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對中國社會狀況的分析基本吻合。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舉行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從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發，得出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結論。會議認為，中國勞動群眾的革命，「應分兩步去做」， 即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次會議的召開，幫助中國共產党進一步了解並接受了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以及共產國際在東方的戰略決策，提高了對於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戰線的必要性的認識。
列寧在1920年6月，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指出：共產國際要在幫助落後國家的先進分子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前提下，援助那裡的反封建的農民運動和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民族運動，並同那裡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正是根據列寧的思想，共產國際在幫助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同時，積極物色能與之結成暫時聯盟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經過接觸，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對孫中山領導的南方政權做了比較肯定的評價，認為它代表著中國「方興的有產階級」，「正預備一個戰爭去推倒北方封建式的軍閥。」 特別是馬林到桂林會晤孫中山後，共產國際終於選擇孫中山的國民黨作為結盟對象。1922年3、4月間，馬林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建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這種方式同國民黨合作。但中共中央及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的共產黨組織均斷然表示反對，只同意建立黨外的聯合。馬林決定親自去莫斯科，爭取共產國際採納他的方案。而陳獨秀也急忙寫信給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維經斯基，要求他代向共產國際陳述中共中央反對馬林建議的理由。
7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正式決定在中國實行馬林提出的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並提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須在與菲力浦同志密切聯繫下進行。」（「菲力浦」系馬林的化名）。共產國際的指示信列印在馬林的襯衣上。27日，馬林趕回中國，推動國共合作。當他到達上海時，中共「二大」已經結束。「二大」作出的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決議，不同於馬林所建議並經共產國際批准的黨內合作方案。為此，馬林建議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指示。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聽取馬林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經兩天討論，多數人表示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同意讓一部分共產黨員，在國民黨改變過去做法的條件下加入國民黨。不久陳獨秀、李大釗、張太雷等便先後加入了國民黨。
「西湖會議」雖然原則上接受了「黨內合作」方式，標誌著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政策有了重大進展。但起初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僅限於中央領導幹部，人數很少，「大多數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
「二大」以後，中共中央在新創辦的《嚮導》周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反覆說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說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具有共同受壓迫的地位和不同的革命作用，說明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同一時期，共產國際也作了許多指示，幫助中國共產黨糾正「左」的情緒，認識反帝統一戰線的重要性。1923年1月，共產國際又作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指示中共加快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步伐。
「二七」慘案以後，北方革命力量遭到摧殘。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及馬林等，被反動派列入通緝名單。在上海的中央領導機關，因租界當局的迫害，於1922年9、10月間遷往北京，旋又因軍閥壓迫而南移。這時，整個中國除了孫中山領導的廣東之外，其他地方根本沒有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條件。嚴峻的現實再一次告訴中國共產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實現國共合作，是中國革命發展的需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有利於中國共產黨廣泛接觸各階層群眾，以公開合法的身份推動工農運動；又有利於擴大國民黨左派力量，由內部促進國民黨的改組和進步。
1923年春夏間，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遷到廣州。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先後來到廣州，表明共產黨已經把實現國共合作體制，提上議事日程。1923年6月10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開幕。這次大會的主要議程就是正式確定與國民黨建立「黨內合作」的方式，以實現革命統一戰線方針。大會否定了下述意見：中國工人階級的主要任務是反對中外資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革命的，加入國民黨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大會批評了這種「非常狹隘」的思想，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同時要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國民黨的改組
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一向重視建立革命黨的工作。辛亥革命以後，他曾作過多次努力，以求改變黨內意見分歧，品流不純、思想腐敗、紀律渙散的狀況，但未見成效。孫中山為國民黨積重難返而痛心疾首，他感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決定聯共，就是為了吸收更多的進步青年參加革命。
1922年9月4日，孫中山召集了在上海的各省國民黨負責人會議，討論改組國民黨，馬林、陳獨秀、李大釗應邀參加。孫中山指定張秋白、覃振、陳獨秀等9人為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從1923年1月起，孫中山主持起草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和國民黨的《黨綱》《總章》先後發表。接著，孫中山又以總理名義任命國民黨本部各部部長、幹事（其中林伯渠任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任宣傳幹事）和陳獨秀等21名參議。《宣言》的發表和國民黨本部在上海的建立，成為國民黨改組的先聲。
但是，由於國民黨內右翼勢力的阻撓，尤其是海外黨員的反對，使孫中山的改組計劃進展遲緩。1923年10月6日，根據孫中山的要求，蘇聯政府派鮑羅廷到達廣州，幫助改組國民黨。鮑羅廷是一位在1903年就加入布爾什維克的幹練的政治家。18日，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訓練員。他對鮑羅廷十分重視。19日，孫中山委任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等5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密電正在北京的李大釗赴滬就職。24日，又委任廖仲愷、胡漢民、譚平山、陳樹人、鄧澤如等9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李大釗等5人為候補執委。次日，廖仲愷受命在廣州召集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28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決定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改組問題上，國民黨臨時中執委內部存在尖銳的鬥爭。以廖仲愷為代表的左派，積極支持鮑羅廷；而張繼、鄒魯、鄧澤如等右派勢力，則反對所謂「把廣東蘇維埃化」。1923年11月29日，鄧澤如等11人上書孫中山，指責國民黨的改組實「多出自俄人鮑羅廷之指揮」，「新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之議定」；認為改組後的國民黨，規定總理一職由選舉產生，「五年之後，將見陳獨秀被選為總理矣」。鄧澤如原系南洋僑商，長期資助孫中山。然而，孫中山並不因此寬恕其反共言論。孫中山在信上批示：「黨章黨綱等草案稿，為我請鮑君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勸其「切不可疑神疑鬼」。孫中山重申，改組國民黨是為了「圖進步改良」，不能因為怕共產黨員被選為國民黨領導人，而放棄容納共產黨和民主選舉的政策。 針對這股反共思潮，孫中山斷然表示：「你們願意跟著我革命的就來，不願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強拉你們來革命，你們也不能拉我不革命。」
孫中山排除各種干擾，在廖仲愷等一批左派人士的積極支持下，推動廣州、上海和全國各地的國民黨改組工作。對此，中國共產黨做了相應的有效的配合。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三屆一中全會，通過了《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要求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必須努力站在中心地位，成為國民運動的主幹。在建立和擴大國民黨組織的同時，要矯正國民黨的政治觀念，促進它做反帝的宣傳和行動，12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第13號通告，要求各地共產黨員積極幫助國民黨地方組織進行改組，或籌備建立國民黨組織，預備參加國民黨「一大」。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積極開展工作。在廣州，有近20名黨團員擔任國民黨區黨部或區分部委員，通過廣泛吸收群眾加入國民黨，到1924年1月上旬，廣州的國民黨員已增加到8000餘人。在上海，中共中央派中央委員毛澤東、王荷波、羅章龍和團中央負責人惲代英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擔任領導工作，使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迅速發展。在北京，李大釗主持國民黨北方支部工作，國民黨的北京、天津市黨部和直隸省黨部都在共產黨人積極參加下建立起來，短時期中發展國民黨員1000餘人，其中1／3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中共湘區委員會也在軍閥統治下的湖南籌建國民黨省黨部和各地支部。1923年11月，中國旅歐共青團員80餘人，在法國里昂成立國民黨旅歐支部，周恩來、李富春分別任支部總務主任和宣傳主任。
隨著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漸趨迫近，迅速重新闡明三民主義革命綱領的必要尤見突出。1923年底，鮑羅廷在上海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11月28日通過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起草了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初稿。 初稿經瞿秋白翻譯後，提交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修改。為了說服國民黨核心同意這個宣言，原定1月15日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不得不推遲了5天。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禮堂召開。大會的中心任務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
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的代表共196人，其中165人出席了大會開幕式。各省代表中，一半由孫中山指派，一半由各地黨部選舉。共產黨員為代表者共23人，其中陳獨秀、李大釗、於樹德、譚平山、沈定一等系孫中山指派；毛澤東、林伯渠、李維漢、張國燾、宣中華、李立三、夏曦、韓麟符、王盡美、廖乾五等，由各地推選。
孫中山以總理身份主持會議，並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組成大會主席團。由於孫中山和共產黨人緊密合作，大會在1月23日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專門向大會說明宣言之旨趣，指明了國民黨聯俄的益處，以及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能夠成為好朋友的理由。當孫中山獲知，有人將宣言的政綱中關於「收回租界、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條文抽去，代之以籠統抽象的詞句時，他十分憤慨，指示廖仲愷臨時動議，重新加上被刪去的條文。右派勢力反對這項動議，孫中山親自登台干預，他斬釘截鐵地表示，涉及反帝鬥爭的具體條文，必須「大書特書」。正因為孫中山義無反顧地摒棄各種偏見，才使大會的氣氛，從「陰霾四布中趨向明霽」。
1月25日，大會獲悉列寧逝世的噩耗。孫中山在會上沉痛悼念列寧，重申了學習俄國革命的決心，要求把國民黨改組得如同列寧的黨那樣穩固堅強。大會決定休會三日，以誌哀悼。
國民黨右派勢力利用休會的時機，暗中策劃。1月28日，當大會復會討論通過國民黨黨章時，方瑞麟（廣東代表）等提出黨章應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妄圖以此阻止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面對挑戰，李大釗代表共產黨人向大會發表了聲明：「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新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 共產黨人情詞懇切、光明磊落的態度，博得了廖仲愷等大多數國民黨與會代表的贊同和支持，方瑞麟等的提案被否決。
1月30日，國民黨「一大」在國共合作的氣氛中，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大會宣言是國民黨「一大」的「精神生命」。它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使國民黨有了一個適應時代和人民需要的，以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基礎的新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過去只指反對滿族統治，「一大」重新解釋為：「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國主義的侵略；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關於民權主義，孫中山過去以歐美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為目標，現在他的重新解釋是：「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並明確規定，「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都不得享有民權。這就對民權主義作了革命性的規定。新的民生主義，除規定「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外，還強調發動全國農夫工人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新三民主義和它所規定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內軍閥的奮鬥目標，與中國共產黨「二大」所制定的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新三民主義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也是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旗幟。
國民黨「一大」通過的黨章，學習聯共（布）黨章，採取中央委員會制，在保留「總理」的名義下，改個人集權為「民主主義的集中制度」。大會議決：承認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不斷吸收工農革命分子入黨，堅決淘汰反對革命的不良分子。大會選舉產生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4名（總理孫中山未包括在內），候補執行委員17名；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5名，候補監察委員5名。其中既有老同盟會員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張繼、居正等人，也有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毛澤東、瞿秋白、林伯渠、韓麟符、於方舟、張國燾、沈定一等。在中央執、監委一中全會上，又推定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為常務委員；確定設置中央秘書處和組織、宣傳、青年、工人、農民、婦女、海外、軍事八部；成立上海、北京、漢口三個特別區執行部和各省、市、縣、區黨部。這次大會的成功表明，由於共產黨人與工農群眾的加入和組織體制的健全，國民黨已改組成為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參加的革命聯盟。
在國民黨「一大」召開期間，孫中山下令籌備陸軍軍官學校，實現他「以俄為師」，建立一支「黨軍」的願望。在蘇聯軍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廖仲愷負責籌備的軍官學校很快就在珠江的黃埔島上籌建就緒。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黃埔軍校的建立，使國民黨有了培植革命軍事幹部的基地。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成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