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三、太上政府與洋人新仆

內政腐敗和外交賣國，是北洋軍閥統治的一對孿生子。前者是後者的根由，後者是前者的蔓延；兩者互為作用，形成惡性循環。 為了維護和擴大自己的統治勢力，除局處內陸的一些小軍閥外，各派軍閥無不引狼入室，心甘情願地投靠外國帝國主義；各國壟斷資本為了保持和強化對中國的殖民掠奪，總是揮舞金錢和武器兩根大棒，驅使大小軍閥作為它們的走狗。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太上皇與奴僕之間狼狽為奸，共同欺壓中國人民；各派軍閥時而爭鬥，時而勾結，為各自的帝國主義主子效力。 門戶開放，協同侵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美兩國是爭奪中國的主要對手。對於日本獨占中國的行徑，美國自然很不甘心，但是它心有餘而力不足，往往在表示抗議之後，又向日本讓步。戰後，情況不同了。由於美國在大戰中損失最小，得利最大，成為一個經濟實力最強、擁有大量債權的暴發戶。美國壟斷資本趾高氣揚地向東方擴張，它和日本爭奪中國的鬥爭愈來愈激烈。美國政府知道，明目張胆地取代日本，獨占在華利益，這「不特為日本所反對，且招英國之忌，而法國亦必隨英日之後而抵抗之。」 因此，它重申其1899年9月首次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力圖在其他列強支持下，打破日本在華的獨占優勢，進而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 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議建立國際聯盟組織，主張由國聯委任共管德奧戰敗國權益，包括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但是日本對於美國這一可能動搖它在華特權的提議，極力反對，並以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相要挾。英法兩國當時也傾向對日妥協，因而巴黎和會滿足了日本繼續占領膠州灣的要求，德國在廣州、上海的財產則由英法瓜分。這樣，戰後美國在與日本的第一次較量中遭到了挫折。為此，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對德和約。 美國的對華國際共管的主張被日本抵制後，又想通過對華金融壟斷來控制中國，因而提議成立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美國政府的意圖，在其駐華公使芮恩施1919年5月的一份備忘錄中暴露無遺。備忘錄首先表白說：「新銀行團之組織，非欲以外人參預中國政務凌駕華官，而操縱中國也。中國之統治權，仍由中國人掌之。」但接著，它就聲稱：對於中國政府的「收支與國家預算」，銀行團有權「查賬」，對於中國官員的「任免」，銀行團有權「預問」。 不言而喻，所謂新銀行團，只是帝國主義共同掠奪和支配中國的一個國際托拉斯組織。它的倡議者美國，更是企圖利用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在銀行團中獨占鰲頭，加強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實現其所謂「幫助中國遠離日本在財政方面的引誘」，即削弱日本在華地位的目的。 日本雖然參加新銀行團的籌備會議，但卻堅持要把「『日本有特殊利益的滿蒙地區之一切權利及選擇權』排除於共同事業對象之外。」 經過長時間的討價還價之後，1920年5月，英美方面表示尊重日本在南滿鐵路及其支線上的具體利益，雙方達成協議。10月15日，四國銀行團在紐約正式成立。 新銀行團的成立，並沒有達到美國預期目的。日本對銀行團始終採取消極態度，只是想盡辦法擴大它自己在滿蒙的侵略權利，阻止歐美資本滲入。這就預示著，一場新的日美爭奪中國的惡鬥，勢所難免。 1920年11月，共和黨哈代出任美國總統後，主張對日強硬，採取拉攏英國，孤立日本的策略。 1921年，當英日同盟期滿時，美國慫恿英國廢約。7月，美英聯合發起一個縮減軍備會議，兼討論遠東與太平洋問題。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英、美、日、法、意、中、荷、葡、比等九國代表，在華盛頓集會。 華盛頓會議實質上是巴黎和會的繼續，是帝國主義各國尤其是日美兩強，對遠東、太平洋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再分割。北洋政府派出以駐華盛頓公使施肇基為首、駐倫敦公使顧維鈞及前司法總長王寵惠為副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代表團雖然向華盛頓會議提出「十項原則」，要求帝國主義各國「尊重並遵守中華民國領土之完整及政治與行政之獨立」，但與會列強藉口這些原則「過於廣泛，過於不切實際」而不予討論。 美國由於採取了離間英日關係的策略，在華盛頓會議上明顯地占了上風，關於限制海軍軍備問題，會議決定：美英日三國海軍噸位數，分別限制在五、五、三的比例。關於中國問題，美國政府提出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為基調的四項原則，要求廢除1917年11月美日簽訂的美國正式承認日本在華特別地位的藍辛—石井協定，對日本在華特權提出挑戰。日本方面被迫聲明：將原由日本資本獨享的滿蒙鐵路及滿蒙地區的借款權，「開放與新近組織之國際財團共同經營」，並放棄南滿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方面必須聘用日本顧問的優先權。這就打開了滿蒙的門戶，使美國獲得了向中國滿蒙地區輸出資本的機會。在英美壓力之下，日本被迫同意中國以價值5340萬金馬克的巨款，贖回膠濟鐵路。但在《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中又規定：在償款未清之前，「中國政府應選任一日本人為會計長」。日本雖然同意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但又在條約中規定：中國政府應將上述租借地「全部開為商埠，准外人在該區域內自由居住並經營工商及其他合法職業」。這樣，膠濟鐵路名義上收回了，實權還是在日本手裡；膠州灣形式上回歸中國，實質上不過由日本獨占變為帝國主義各國共用。至於1915年強加於中國的「二十一條」，日本仍然堅持不肯拋棄。 1922年2月6日，華盛頓會議簽訂了《九國公約》。這個公約標榜：「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維護中國之權利與利益」，「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反對「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但這一切只是虛偽的表面文章，騙人的官方文書。帝國主義各國在處理中日山東懸案的過程中就充分暴露了它們從實力地位和各自需要出發，對侵華權益進行再分配的本來面目。 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日本獨霸中國的局面被美國所打破，但帝國主義支配中國的本質特點絲毫未變。中國共產黨明確指出：「華盛頓會議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就是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拉斯的奴隸。」 東交民巷 的施捨 「中國軟弱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們，沒有後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 北洋軍閥的統治，就是依靠帝國主義主子的支持。就連江、浙和西南小軍閥，也離不開帝國主義者金錢的施捨。昔日的皇室家奴，如今成了洋人新仆。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政府繼承舊衣缽，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囊中物。徐樹錚毫不隱諱地供認：「我北軍權勢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日本「認定東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為政局之中心」，「扶持我派宗旨，始終不變」。 他們將大批國家利權賣給日本，換取了日本5億元以上的巨額借款。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一浪高過一浪，親日的皖系政權岌岌可危。日本原敬內閣為了穩住陣腳，主張「外則採取竭力協調各國，內則堅持援助親日派，勿使彼等失望之方針」，每年向段祺瑞政府撥款500萬至1000萬日元。 然而，原敬內閣的輸血接氧，依然未能挽救皖系軍閥的失敗命運。 皖系政府於1920年7月垮台後，日本又將奉系軍閥作為自己的新走狗。當時正與直系共執中央大權的奉系集團，出於擴張軍政權勢的需要，對日本百般巴結，1920年11月，張作霖派親信去日本活動。日本首相原敬認為：「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必須要好好對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 為此，日本竭力扶植張作霖，日本軍方甚至主張：「當此之際，（帝國）應支持張作霖壓制吳（佩孚）的野心，打破英美以吳為傀儡的陰謀，相信這是為了維護帝國地位不可避免地採取的正當防衛手段。」 為了控制中國，美國早已在中國外交界扶植了一些親美派。但美國感到，由於日本已經在北洋軍閥中物色了代理人，自己必須在軍閥中有親美的實力派，才有利於它在戰後「獨立地從事對中國的開發。」 吳佩孚在五四時期及稍後抨擊皖系政府賣國，支持工人學生愛國的一些舉動，曾被人看作「愛國將軍」和「進步軍閥」。於是吳佩孚就被挑中做英美帝國主義的總管家，英美政府向吳佩孚運去大批軍火，意在幫助直系同親日的奉系再戰。日本政府也認為：直奉戰爭的本質就是「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圖驅逐日本在華勢力，使帝國喪失對中國的權威。」 不久，直系在這場角逐中取勝，使日美在華的力量對比，進一步發生了有利於美國的變化。 美英壟斷資本集團為了能在中國攫取最大和最可靠的投資場所，便加強支持吳佩孚實行「武力統一」，瘋狂鎮壓人民的反抗。1923年12月，美英等國派出大批軍艦，對孫中山施加壓力，制止廣東革命政府分取「關余」的行動。英國以使廣九、粵漢兩路銜接為條件，撥出700萬鎊，接濟背叛孫中山的粵軍軍閥。美國炮艦還在湘江幫助直系爪牙趙恆惕，抵抗南軍北伐。一向標榜「民主」「友誼」的美國人，赤裸裸地宣稱，它應對中國起作用，「如果這會近於干涉中國的政治，那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責任。」 毛澤東說：「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鬥爭，反映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鬥爭。」 直奉兩大軍事集團的戰爭，只不過是帝國主義代理人之間的爭鬥而已。據不完全統計，從1922年到1924年，美國供給直系軍閥的軍火，價值達328萬美元；美國商人賣給吳佩孚步槍1萬枝、子彈2000萬顆、機關槍250挺，幫助他組織和訓練了飛機隊，修建了飛行機械廠；還向江蘇督軍齊燮元提供「導淮」借款1000萬美元。英國也向吳佩孚提供道濟鐵路借款150萬英鎊。「至於張作霖與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於曹吳與英美。張作霖與日本訂約，任其在滿洲取得30年租借權，以換得軍火與財政之援助。」 帝國主義將他們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財產中分出一小部分用於豢養走狗，使之剝削和殘殺中國人民，這就是帝國主義操縱舊中國政治的真相。 北洋政府的媚外外交 北洋政府的命運既然控制在帝國主義手裡，它也就只能聞叱聲而左右，視鞭影而行止。《每周評論》在一篇「隨感錄」中辛辣地嘲諷：「中國人上自大總統，下至挑糞桶，沒有人不怕督軍團……但是外交團比督軍團還要厲害。」 1921年12月24日，日本帝國主義通過奉系軍閥之手，把梁士詒內閣扶上台。才過了四天，即28日，日本駐華公使小幡就與梁士詒秘密談判自巴黎和會以來一直成為「懸案」的山東問題。梁士詒為討好日本政府，乞取財政支持，竟無視公眾輿論對中日直接交涉的堅決反對，答應日方提出的中日舉行秘密直接交涉、中國向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將該路改為中日合辦的方案，準備向四國銀行團舉債9000萬元，以鹽稅餘款作抵押。這筆交易後來由於全國公眾的激烈反對，四國銀行團的英美銀行家也拒絕提供這一借款，因而沒有成功。 直系軍閥曾經猛烈攻擊皖、奉賣國媚外，痛斥梁士詒：「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 但是一旦它自己控制了中央政權，同樣採取了賣國媚外的態度。所謂「金法郎案」和「臨城劫車案」就無情地剝下了直系軍閥的假面。 1922年7月，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與法國簽約，決定恢復一年前倒閉的、兩國合辦的「中法實業銀行」。法國答應以部分庚子賠款作為銀行資本，但是中國必須以金法郎（硬金價格）計算全部庚子賠款。關於金法郎問題法國在華盛頓會議以前就已提出，由於未達到目的，法國政府一直拒絕批准九國公約。法國這一無理要求純屬訛詐。因為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償付法國的賠款系指金本位制的法郎，中國歷來也是按紙法郎的匯率付款。歐戰之後，法郎大大貶值，照當時紙法郎和所謂金法郎（當時法國早已不使用金法郎）的差價計算，中國是要大大吃虧的。但法國硬要中國改用金法郎賠款，於是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憤。曹錕政府不顧輿論反對，於1923年2月10日接受法國的無理要求。當此案送國會討論時，議長吳景濂為爭當內閣總理未成而遷怒於曹錕，因而阻撓國會批准。法、比、荷、西、日、英、美七國公使，聯合催促中國以金法郎償付法國，並要求中國同樣按硬貨計算各國庚子賠款。在帝國主義壓力下，直系軍閥曹錕和財政總長王克敏企圖瞞住國人，出賣利權。後因直系內部矛盾日益嚴重，曹錕得不到各省直系軍閥支持，不敢一意孤行，金法郎案就此拖延下來。1925年4月，段祺瑞執政時，為了渡過財政「饑荒」，不惜「飲鴆止渴」，與法國簽訂了《中法協定》，於是，轟動一時的「金法郎案」竟以接受法國提出的以金法郎償付法庚子賠款的無理要求而告終，使我國多付法國關銀6200餘萬兩。 「臨城劫車案」發生在1923年5月6日。這天清晨，1000多名武裝土匪，在山東臨城附近的津浦鐵路襲擊一列北上的客車，搶劫財物，綁架中外乘客100餘人，其中外國人26名。這股土匪本是軍閥張敬堯舊部，落草後一向在豫魯一帶橫行。這次扣留人質，意在脅迫北洋政府答應收編。事件發生後，帝國主義各國以營救被擄僑民為藉口，提出種種無理要求。5月7日、8日，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嚴厲抗議。駐京美軍揚言要直接行動；美國國防部長台維士，公然向國務卿休士建議，出兵干涉中國。日本報紙則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 這時，北洋政府慌作一團，趕緊罷免鐵路警察首腦，撤換地方駐軍司令，派官員前往匪巢談判，許以同意收編，償付巨額贖金，才使被扣的外國人得到釋放。然而在北京的外交團仍不滿足，他們在聯合照會中，把這次事件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相提並論，提出了和辛丑條約相類似的苛刻要求，包括重新組織有外國人參加的路警隊，中國政府「永不敘用」對臨城事件負有責任的官員，賠償被擄外僑損失每人每日150元，逾期未釋則加倍償付等，還要中國政府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為了向帝國主義謝罪，北洋政府完全不顧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一面「懲辦」山東督軍田中玉，一面答應各國駐華使團組織委員會，分赴中國各鐵路線調查護路情況，接受外國對中國路政的干涉，致使「列強共管中國」的叫嚷，甚囂塵上。 諸如此類喪權辱國的醜聞，不勝枚舉。例如，北洋政府為了迎合帝國主義的要求，下令商標公報改用英文，並在商標局聘用外人顧問；英美公使抗議徵收地方紙菸稅，北洋政府立即聽命停徵。更可恥的是，當1923年上半年，全國人民為了收回旅順大連，掀起新的反日運動時，北洋政府竟屈從日本公使的照會，禁止人民紀念「五七」「五九」國恥。湖南人民開展對日經濟絕交運動，駐長沙的日本水兵悍然槍殺市民三人，傷數十人，造成「六一慘案」，軍閥當局不僅不敢向日本提出抗議，反而通緝群眾領袖，鎮壓愛國行動。 北洋政府對帝國主義列強百般獻媚，對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卻極端敵視。十月革命勝利不久，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於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兩次發表對華宣言，鄭重宣布：「以前俄國政府歷次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 宣言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高度讚揚。帝國主義列強竭力遏制蘇俄對中國的影響，阻撓中俄邦交正常化。1920年8月，蘇俄遠東共和國政府代表優林等來華談判建交。由於列強幹涉，北洋政府只敢給優林以非正式的接待。為了取悅帝國主義，北洋政府拒絕了蘇俄政府恢復邦交的努力，甚至將俄國公使館及其附屬財產交給外交團代管。 在蘇聯政府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全中國人民的一致推動下，北洋政府被迫於1924年5月31日與蘇聯正式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這個協定規定：將在雙方商定的會議上，「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允予拋棄前俄政府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之一切租界」；「將彼此疆界重行劃定」，未劃之前，維持原界；「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雙方認定：「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除鐵路業務由兩國「公同經營」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概由中國官府辦理。」 同日，兩國政府宣布恢復正常外交關係。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條約。這個協定，充分體現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對外政策，表明了社會主義蘇聯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 中俄協定的簽訂以及中蘇邦交的恢復，推動了中國人民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反帝運動的高漲，引發了中國人民對北洋政府賣國媚外政策的強烈憤恨。一場更大的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風暴即將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