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二、北洋軍閥的統治

從1912年袁世凱竊國到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是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16年。在這16年中，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北洋政權，走馬燈似的更換了13任總統 、44屆內閣。北洋軍閥各派，南北軍閥兩造，大小軍閥之間，連年混戰不息。為爭權奪利，他們時而窮兵黷武，時而高唱「和平」；時而割據稱雄，時而合縱連橫。「城頭變幻大王旗」，軍閥禍國殃民，黑暗不亞於晚清。 打著「共和」的旗號 1917年7月張勳復辟失敗後，段祺瑞一變而為「再造共和」的英雄，重任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從這時起直到1920年皖系因戰敗而失勢的三年間，段祺瑞都是北洋政府幕前的或隱身幕後的控制者。皖系控制政局，靠的是「安福俱樂部」「督軍團」和「邊防軍」這三件武器。 安福俱樂部是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年輕而極富謀略的徐樹錚組織起來的一個私黨，因經常活動於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它正式形成於1918年3月，是段祺瑞軍閥政治的主要策劃所。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每月都以「參戰秘密費」名義支付安福俱樂部14萬元的巨額經費，這使得安福黨人有雄厚的資本與其他黨派進行鬥爭。安福系分子一手操縱1918年國會議員的選舉，占據了大部分議席，人們稱這一屆國會為「安福國會」。他們「在內閣則占閣席大半」，「聲勢之盛，冠絕一時」 。安福系分子還控制了大總統的選舉會，按照段祺瑞的意旨，擠走馮國璋，將手中無兵、不可能與段祺瑞抗衡的北洋派老官僚徐世昌選為傀儡大總統。段祺瑞就是這樣玩弄著「共和」的騙局。 基於上述事實，孫中山尖銳地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國民未能享受共和幸福，原因在於：「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也。」 段祺瑞操縱北京政權的另一件工具是督軍團。1917年，段祺瑞為追隨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強要國會通過宣戰案，遭到總統黎元洪和國會的反對後，就以舉行軍事會議為名，將各省督軍20餘人召進京，結成「督軍團」，對總統和國會施加壓迫。此後，督軍團一再無理干政，破壞國會，干涉制憲，脅迫選舉。當段祺瑞迫於形勢暫時辭去內閣總理職務時，督軍團破壞新內閣的組成；以後又竭力叫嚷要段內閣復出。 段祺瑞的軍事支柱是一支為皖系封建軍事集團服務的軍隊——「參戰軍」。它是段祺瑞藉口參加對德作戰，使用大量借款建立起來的。1919年6月，由於大戰已經結束，對德和約亦已簽訂，這支軍隊改名為「邊防軍」，段祺瑞自任該軍督辦。「邊防軍」擴展為3個師4個混成旅，無論人數、武器、訓練、軍餉，都優於其他軍閥系統的部隊。段祺瑞一再堅持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就是自恃擁有軍隊力量的優勢。 皖系軍閥以日本為後台，企圖獨霸全國的做法，引起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怨恨，也加劇了皖系與其他軍閥系統的矛盾。尤其是實力與皖系不相上下的直系。當直系首領馮國璋任大總統、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期間，直皖矛盾常常表現為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政見分歧，人稱「府院之爭」。馮國璋被擠下台後，段祺瑞為不致引起直系嚴重報復，並為拉攏直系軍隊討伐南方軍政府，曾授意安福系分子將直系實力派之一曹錕選為副總統。後由於研究系和舊交通系的反對，副總統選舉會幾次「流產」，段祺瑞的目的未能達到，直皖矛盾並未得到緩和。 當時的另一實力較強的軍閥系統是張作霖的奉系。起先，段祺瑞竭力籠絡張作霖，以便共同對付直系。但在直皖矛盾演進過程中，奉系勢力逐漸發展起來，張作霖不再甘居於皖系之下，同時，張作霖早就覬覦著徐樹錚所控制的西北和內、外蒙等地區，於是奉系與皖系的矛盾也發展起來。1919年冬，直系在長江流域的四省和奉系的東北三省結成了七省反皖同盟，皖系政府由此面臨十分嚴峻的局勢。 軍閥混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的分裂剝削政策，是軍閥割據混戰的根源。民國以來，各派軍閥之間連續不斷的戰爭，反映了帝國主義各國在華利益的爭奪。正如毛澤東所說：「只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醞釀著明天的更大的戰爭。」 大大小小的軍閥，只信奉「有軍則有權」的道理。在他們心目中，搶奪地盤靠手中有軍，帝國主義青睞也靠手中有軍；有軍便有一切，無軍則喪失一切。 從五四運動後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各派軍閥征戰不已，比較大的軍閥戰爭有：1920年7月的直皖戰爭和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戰爭。 隨著段祺瑞軍事實力的不斷擴張和對中央政權控制的日益加緊，直奉兩系與皖系之間的裂痕不斷擴大。1919年7月，曹錕和張作霖聯名通電，催促重開南北和議。8月，吳佩孚更是利用五四運動的聲勢、攻擊「安福系危國禍民，腥聞於天」，聲稱：「為國鋤奸，義無反顧，為民除害，仁者所為。」 直皖矛盾愈演愈烈，與戰後日美在華爭奪有著密切關聯。直系由於得到英美輿論和外交支持，不但反皖言辭激烈，而且倒皖見諸行動。11月，吳佩孚與西南軍閥代表，在衡陽秘密擬訂「救國同盟軍草約」，結成「團結一致，好惡同之」 的反皖軍事同盟。與此同時，直系四督和奉系三督（直督曹錕、蘇督李純、贛督陳光遠、鄂督王占元；奉督張作霖、吉督鮑貴卿、黑督孫烈臣）正式結成七省反皖同盟。稍後，豫督趙倜亦加盟。1920年4月，曹錕在保定召集聯盟八省開秘密會議，決定撤回南征之軍，宣布安福系罪狀，令其解散。由於北京政府接連下令，不準直軍北撤，5月，吳佩孚自行率軍北歸，直達保定。早先駐在陝西的一股奉軍為策應直軍北上，也東移到華陰、潼關。6月，在關外的奉軍又藉口「拱衛京師」進入關內，先頭部隊到達天津、廊坊一帶。段祺瑞見狀加緊調兵遣將，一面令徐樹錚將全部邊防軍集中京畿附近；一面將邊防軍改為定國軍，自任總司令，命段芝貴、曲同豐、魏宗翰三路大軍布防京津。日本答應向皖系提供500萬元作軍費（後因英美干涉未成）。直系針鋒相對，在保定成立「討伐軍」，吳佩孚、曹各領東西兩路大軍占據高碑店、楊村。至此，直皖劍拔弩張，奉軍暗為奧援，戰爭一觸即發。 6月22日，直系提出「解散安福系」「驅除徐樹錚」等五項解決條件，為皖系拒絕。7月9日，皖系逼徐世昌發出懲辦曹、吳令。曹、吳即以直系全體將士名義，宣言：「直向神京，驅老段，誅小徐。」張作霖在天津北倉一帶配置兵力7萬，並發布討段檄文，與直系相呼應。 1920年7月10日，皖系下總攻擊令。7月14日，雙方在東西兩翼同時開戰。直系初戰不利，相繼退出高碑店、楊村。17日，西路吳佩孚率兵突襲邊防軍前敵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將領曲同豐被俘投降。京漢線皖軍立即潰散。直軍占領涿州，向長辛店逼近。東路徐樹錚見西線失利，奉軍又大兵壓背，無心戀戰，匆匆逃回北京。19日，段祺瑞見大勢已去，引咎辭職。其他皖系軍人和安福系政客狼奔豕突，紛紛藏匿於日本兵營，託庇於外國主子。23日，直奉軍進入北苑、南苑。直皖戰爭以直奉兩個軍閥集團取代皖系、奪得中央政權而告結束。 在戰勝皖系之後的一個短時期內，直奉在權力分配上達成暫時協議，即雙方在中央人事問題上「共相商榷」「共相示知」「共相辦理」； 承認各自的勢力範圍——奉張的東三省，直曹的直魯豫。但是直奉的合作不能維持很久。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不甘心讓以英美帝國主義為靠山的直系軍閥統治中國，它立即換馬，起用奉系作爭奪中國的新工具；此外，直奉之間原已存在的矛盾，也因分贓不勻，而日趨激化。直系對於奉系在反皖戰爭中出力少而得利多——搶到大批日援輜重財物而憤憤不平；奉系則對直系唾手取得江蘇、湖北地盤而忌恨在心。奉系一面加緊投靠日本主子，一面採取遠交近攻戰略，聯合浙江皖系軍閥盧永祥和南方的孫中山，結成反直三角聯盟。 直皖戰後，直奉互爭對內閣的控制權。1921年12月，奉系決定捧出梁士詒組閣，推倒親直疏奉的靳雲鵬內閣。以梁士詒為首的舊交通系，在財政和對日本外交上居有優勢，但因參與洪憲復辟，一度退出政壇。由於吳佩孚一向力勸曹錕多注意擴張軍事實力，少過問政府事務，因而張作霖捧梁倒靳的計劃順利實現。12月24日梁士詒親日內閣上台後，即主張借日款贖回膠濟路，赦免被通緝的皖系軍閥政客，重新起用曹汝霖、陸宗輿為「實業專使」「市政督辦」，並削減吳佩孚的軍餉。吳佩孚毫不示弱，公開指責梁士詒內閣「犧牲國脈，斷送鐵路」，「勾援結黨，賣國媚外」，敦促梁「率醜類迅速下野，以避全國之攻擊」。這時，中國對外問題的焦點是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吳佩孚指責梁內閣媚日，得到了廣泛共鳴，而吳佩孚的本意則在反奉。1922年1月11日，他在通電中表示：「若有袒護梁氏者，即為吾人之公敵，當誓死殺盡，以除國奸」，暗中點出了張作霖。直奉之間圍繞著梁閣去留問題，從唇槍舌劍，終於升級為拔刀相向。 4月14日，張作霖下令奉軍入關；27日，對曹錕、吳佩孚宣戰。29日，張作霖到軍糧城自任「鎮或軍」總司令，出動125000兵力，沿津浦、京漢及其以東地區，分三路同時開火。直系12萬軍隊以吳佩孚為首，分別在琉璃河、固安和馬廠迎戰。長辛店至琉璃河一線，炮火最為激烈。至5月3日，奉軍炮火消耗殆盡，直軍反守為攻，並派精兵繞攻盧溝橋，使奉軍腹背受敵。5日，直系援軍急沖豐臺，迫使奉軍放棄長辛店。長辛店失守，其他各路奉軍軍心大亂，造成全線總崩潰，張作霖只得率殘部倉皇出關，梁士詒內閣隨之壽終正寢。曹吳控制了北方政局，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 除上述大軍閥爭奪中央政權的混戰之外，還有小軍閥爭奪各省地盤的混戰。例如，在四川就有1920年川軍與滇黔軍之戰，1922年熊克武與劉湘之戰。在湖北，有1921年的援鄂戰爭。湖南、福建、雲南、陝西，也都發生過軍閥之間的火併。每次戰前，雙方都要假借民意，發表一通冠冕堂皇的文告。戰後，勝者控制政權、財權，擴充地盤，收編敗軍殘部，於是小軍閥就成為大軍閥。前台打仗的，是各派大小軍閥；後台牽線的，是各帝國主義；受盡災難的，則是中國人民。 武力統一和聯省自治 「武力統一」和「聯省自治」，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叫得最響的兩個口號。 當時，由於國內分崩離析，嚮往國家統一成了社會的共同心理。掌握中央政權的北洋軍閥集團，並未致力於謀求中國社會經濟和民族市場的統一，相反，卻把統一當作自己擴展地盤、專制集權的尚方寶劍。這種超經濟的統一，只能靠濫用武力。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所奉行的，正是此類「統一」。然而，在農業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分裂和不平衡的中國，任何一個封建軍閥若離開帝國主義的支持，就休想搞什麼「武力統一」；並且，中國又是被幾個帝國主義同時侵略的國家，誰也不可能獨占中國，這就決定了，「武力統一」的政策只能使中國社會遭受愈來愈多的災難。 控制中央的北洋軍閥越是推行「武力統一」，盤踞地方的各派軍閥就越加使勁保持割據狀態。地方軍閥用以對抗武力統一的堂皇旗號，就是「聯省自治」。 由「省自治」發展起來的「聯省自治」，在政治制度上歸於聯邦制。1914年至1916年間，由於袁世凱帝制自為，從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學者到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客，「鑒於現行無條件之中央集權，其流弊至無所底止，於是地方分權論大昌。」 1920年前後出現的自治運動，其政治動機則大不相同，捲入這場運動的成分也極為複雜。由於北洋軍閥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妄圖征服全國地方軍閥，小軍閥岌岌自危，於是省自治之說就提出來了。他們主張，中國應以省為組織國家之單位，各省自設民選議會，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管理本省事務，而後再由自治各省聯合起來，統一中國。向地方軍閥獻上「省自治」之策的是研究系的代表人物。1918年1月，研究系名流熊希齡，策動南方軍政府「改行地方分權之聯邦政治」 ，以對抗北洋政府的武力統一。各地小軍閥，為了在內戰夾縫中保住自己的地盤，大聲附和。尤其介於南北政府之間的省份，民眾苦於拉鋸式戰爭的禍害，渴求中立，以免成為南北戰爭的犧牲品。地方軍閥正是利用這種「息境安民」心理，打著「自治」旗號，來達到自己割據一方的目的。 作為政治運動，「省自治」和「聯省自治」均發軔於湖南省。1920年初，地處南北要衝的湖南省，以「湘人救湘，湘人治湘」為號召，掀起一場驅逐皖系督軍張敬堯的運動。5月，湘籍官僚、軍閥譚延闓、趙恆惕等趁直皖大戰之機，發動「驅張戰爭」，取得湖南軍政大權。8月22日，譚延闓發表「 」電，主張湖南自治，由省議會制定省憲法，採行民選省長制。譚延闓的老朋友熊希齡即請梁啓超代擬了湖南省自治法條例、大綱及說明書等。11月初，譚延闓和湘軍將領先後通電聲明：「各省以武力戡禍亂，不如以民治奠國基……實行聯省自治」 ，表示要以湖南自治，樹全國聯省自治之基。但同年底，譚延闓就被湖南倒譚派排擠而被迫辭職赴滬。趙恆惕繼任湘軍總司令後，繼續鼓吹自治。1921年3月，省議會請湖南籍學者李劍農、彭允彝等11人以及蔣百里、王正廷起草省憲法，全文共141條，基本上是國家憲法的「微型化」，如規定湖南省為中華民國自治省，省自治權屬於省民全體；具有中國國籍、居住湖南省兩年以上者，具有湖南省省籍；省成立省務院，協助省長執行省務；省議會由省民選舉成立，等等。 由於起草者多為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因而省憲法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從中央高度集權的北洋政府手中轉移權力的要求，而這恰好為湖南地方軍閥所需要。1922年1月1日，趙恆惕下令省憲法公布施行，全省慶祝三天。 各地軍閥先後步湘省後塵：1920年12月，四川軍閥劉湘等在重慶軍事會議上議決，制定省自治法，次年1月正式公布，並於2月，川湘互派代表協議聯防事宜；1921年1月，貴州宣布自治，4月，黔軍首腦盧燾通電響應聯省自治，組織省憲法會議；接著，浙江公布了「九九憲法」，廣東制訂了省憲法草案，江蘇頒布了省自治會議組織法。蘇、贛、鄂、魯、豫、皖、滇、桂、陝、甘、綏等省的地方軍閥和地方團體，廢督制憲、民選省長的呼聲此起彼伏，匯成了省自治的第一次浪潮。 1921年7月的川湘援鄂戰爭，把省自治運動推向聯省自治階段。這年春，湖北省民眾在湖南驅張運動影響下，紛紛要求撤換直系軍閥、鄂督王占元，實行鄂人治鄂。他們派代表赴長沙請兵援鄂，企圖仿效湖南驅張運動，達到湖北自治目的。7月，趙恆惕決定成立「援鄂自治軍」，川軍也派出由但懋辛統率的援鄂軍。8月，在川、湘兩面夾擊之下，王占元倉皇敗走。趙恆惕抓緊時機，一面派人遊說西南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一面於8月11日通電全國，建議在漢口召集各省聯席會議，成立聯省政府。與此同時，浙江盧永祥、廣東陳炯明也通電建議召開各省聯席會議，協定自治大法。 但是，人民卻在這時從「自治」聲浪的鼓譟中清醒起來。他們看到，口口聲聲主張「一省管一省自己事」的川、湘軍閥，竟然出兵鄰省。儘管他們自詡「為自治而戰」，不忘「省與省之間」的「互助之誼」，但仍然掩蓋不住其向外擴張，占據要津，攫取財源，以及為川湘的土產、資源開闢銷路的自私動機。事實證明，地方軍閥口中的「自治」，與人民大眾嚮往的自治，不啻南其轅而北其轍。 正當地方軍閥熱衷於聯省自治時，兵強氣盛的吳佩孚引兵入鄂，擊敗川湘兩省的援鄂軍，迫使趙恆惕從公布省憲法倒退到實行自治法。1922年4月，吳佩孚在直奉戰爭中獲勝。他把張作霖趕出山海關後，也走上了段祺瑞武力統一的老路，舉兵入川、征閩、攻粵，地方小軍閥處境危殆。 處在退守中的各派軍閥，再次祭起「聯省自治」的法寶。1922年5月12日，張作霖在灤州宣布獨立，20日，即在東三省議會宣布「聯省自治」；6月4日，張作霖以「東三省自治保安總司令」名義，再次發表「閉關自治宣言」。6月中旬，浙江盧永祥宣布廢督，雲南唐繼堯和湖南趙恆惕，通電主張聯省自治。7月，陳炯明、趙恆惕、唐繼堯、盧永祥、張作霖、劉湘等，同時主張召開聯省會議。又形成一片「小氣候」。 但是，「聯省自治」的醜惡本質已經暴露無遺。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指出：「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聯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設民主政治的國家，並算是明目張胆的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總之封建式的軍閥不消滅，行中央集權制，便造成袁世凱式的皇帝總統；行地方分權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據的諸侯，那裡能夠解決時局？」 9月20日，蔡和森又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大小軍閥的鬼蜮伎倆：「力能進取的軍閥，便倡武力統一，或主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吳）；僅能自保或希圖自保的軍閥，便倡聯省自治或籌備制省憲，舉省長（如川滇）；同一軍閥，進攻時宣布武力統一，退守時宣布聯省自治（如奉張）；……凡此種種，無非是封建的殘局之下，軍閥專政、軍閥割據的必然現象和趨勢。」 隨著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運動的興起，軍閥鼓吹的聯省自治和武力統一，都被中國人民所唾棄。 「好政府主義」 20年代初，資產階級的活動十分活躍。 在地方軍閥「聯省自治」的鼓譟聲中，資產階級加入了這個大合唱。他們除了各自在省內參加省憲活動外，商業界和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在1921年10月聯合倡議，召開由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律師公會、銀行公會、報界聯合會代表參加的「國是會議」。1922年6月，「國是會議」制訂了一個憲法草案，提出「定中華民國為聯省共和國」，「列舉中央政府與省政府之權限」，「劃定中央與各省收入範圍」。這是資產階級迎合地方軍閥聯省自治要求的結果。黃炎培、章太炎、張君勱等對「國是憲草」大事鼓吹，但由於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性，當直系軍閥借民國「法統」加強自己的統治時，資產階級就向之投降了。隨後，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與政治家，尤其是親英美的知識分子（如胡適等），直接投靠直系軍閥。 吳佩孚控制北京中樞後，大唱「恢復民國法統」「廢督裁兵」「南北統一」，這一切，使國內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誤以為終於盼到了改良政治的機會而躍躍欲試。這批學者對於「軍閥的橫行」和「國家破產丟臉」是不滿的，對於自己的改良方案無從施展也感到不得志。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親英美的知識分子。由於華盛頓會議後，英美勢力在中國逐漸占上風，而直奉戰爭又促使親日的中央政權倒台，這就使他們產生了一種時來運轉的感覺。他們幻想在直系軍閥支持下，「吾曹好人」能「發揮吾曹之好者……則今日惡局勢乃有轉移」。 1922年5月7日，胡適在北京創辦《努力周報》，鼓吹「好人」努力奮鬥，「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以改良政治。梁漱溟約請胡適、陶孟和、沈鈞儒等人，聚談如何發揮「好人」生氣。14日，《努力周報》發表了由胡適、梁漱溟、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陶知行、陶孟和、高一涵、丁文江、李大釗等16人署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建立所謂「好政府」的主張。他們認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憲政的」「公開的」「有計劃的政治」的好政府。他們認為「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重要原因是「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好人」出來奮鬥。他們主張召開「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舊國會，實行裁兵、裁官，改良選舉制度，實行財政公開和量入為出等。這些主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要求民主政治的合理因素（這恐怕也是李大釗在這個「主張」上署名的原因），但是企圖在保持直系軍閥統治的前提下，建立一個所謂的「好人政府」，這不僅是政治幻想，而且還會變成軍閥統治的騙人工具。 為了揭露吳佩孚的假面，打破「好政府主義」者的幻想，中國共產黨當即尖銳地指出：「吳佩孚和張作霖都是妨礙民主政治的軍閥」，「封建式的北洋軍閥不消滅，……有何總統國會能夠行使職權？」又「如何能夠創造民主憲法與民主政治？」中國共產黨強調，中國人民需要的民主政權，要由真正的民主派聯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動派官僚軍閥」才能建立；而「決不是在封建的軍閥勢力之下，選一個民主派人物做總統或是選幾個民主派的人物組織內閣」就能實現的。 時局的發展很快驗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論斷。9月19日，主張「好政府」的王寵惠受命組織內閣。「好政府主義」者羅文干、湯爾和也同時入閣，分別當了財政和教育總長。外長顧維鈞也屬英美派，他們四人都被稱作無黨無派的「好人」。胡適等人慶幸「好人政府」出現，英美報紙歡呼「自由主義者」已被邀入政府之中。 但是，「好人政府」是靠吳佩孚撐腰而上台的，它自然不能不唯吳佩孚馬首是瞻。為了「武力統一」，吳佩孚屢屢向內閣索餉。羅文乾的財政部竟變成吳佩孚的賬房，源源不斷的金錢運到洛陽。為了掩人耳目，內閣給洛陽的錢，從來不由財政部直接撥交，而是先撥給交通部（吳佩孚的親信高恩洪為交通總長）作為償還鐵路債務之用，再由交通部轉手交付洛陽。這一套「飛過海」的手法，使吳佩孚在半年裡不聲不響地比曹錕多拿了260萬元軍餉。 直系內部保派（曹錕駐保定）、洛派（吳佩孚在洛陽）的矛盾日益加劇。 由於直系軍閥貪得無厭，生財無道的內閣唯有向外舉債。親英美的閣員與西方國家密商，擬用整理舊債為幌子，向以美國金融資本為主的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借債1億元。義大利公使提出，整理舊債應首先簽訂「中國對奧國借款展期償還合同」，英國等9國也附議。所謂奧國借款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中國向奧國所借的570萬鎊，這筆債券在巴黎和會上早已宣布作為奧國對中國的賠償。但是德奧兩國商人以低價購進大批債券，加入了義大利國籍，然後由義大利政府出面，要中國政府承認舊債券繼續有效並換取新債券。「好人」內閣為了應付吳佩孚的索款，竟答應了義大利的無理要求，以換取四國銀行團的巨額貸款。1922年11月14日，財政總長羅文干同義大利華義銀行代理人簽訂了對奧借款展期還款合同。作為交換，華義銀行向中國財政部支付支票8萬英鎊（折合華幣60餘萬元）。為了讓洛陽方面獨吞這筆款子，洛派閣員決定，不將此事提交國會和國務會議討論，而採取總理批准的辦法，瞞過保派。但在17日，保派通過在華義銀行的內線，得到了消息，便聚集在國會議長吳景濂私宅秘密開會，策劃倒閣。18日，吳景濂帶著人證物證和蓋有眾議院大印的公函，指控羅文干納賄，迫使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干，解送法庭審理。一場軒然大波由此而起。 北京城裡，內閣閣員與舊國會議員互相攻訐；北京城外，洛陽與保定之間爭執不已。11月20日，吳佩孚致電黎元洪，責以閣員未經罷免，總統下令逮捕，破壞責任內閣制。23日，曹錕通電則罵羅喪權瀆職，必須「依法」追究。直系一些督軍本來就對吳佩孚大權專擅極表不滿，這時就一致附和保派，形為打羅，實則攻吳。吳佩孚處境不妙，只得於25日通電聲明，擁護黎元洪，服從曹錕，對羅文干案不再置喙。25日，王寵惠內閣停止辦公。所謂「好人政府」，在政治舞台上來去匆匆，只是給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跑了2個月另6天的「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