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一、革命的新紀元
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歷史走過了109年，送走了「風雨如磐暗故園」的沉沉黑夜，迎來了「一唱雄雞天下白」的黎明曙光。這是一個承擔著反帝反封建偉大使命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時期，它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劃分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
五四運動前夕，一個嶄新的社會力量——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急風暴雨中崛起；一種嶄新的思想體系——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在俄國十月革命中顯示了無窮的威力，引起了先進中國人的注意。五四運動促成了兩者的結合，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五四運動則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巴黎和會關於中國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
德國帝國主義曾在1898年3月強迫中國政府訂立《中德膠澳租界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以參加對德作戰為名，派兵在青島登陸，強行占領膠濟鐵路沿線及濟南等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等「同盟國」的戰敗告終。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挨打受辱的中國，這次成了「戰勝國」。人們沉浸在「公理戰勝強權」的狂喜之中，他們「渴望那奇蹟的來臨」，期待著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和高唱「保護弱小民族」「公平解決一切殖民地糾紛」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能幫助中國「戰勝惡魔，一雪國恥。」 然而，27個戰勝國於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和會，只不過是英、美、法、日、意五國操縱的一次帝國主義的分贓會。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陸征祥（外交總長）、顧維鈞（駐美公使）、王正廷（南方軍政府代表）等人，向和會提出了收回山東權利、取消日本二十一條、廢除列強在華特權三項提案。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卻以北洋政府早在1918年9月《中日山東問題換文》的復文中有「欣然同意」 的表示，提出應由它來繼承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英、法、意等國支持日本的意見，美國也對日本作了讓步。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國在《凡爾賽條約》第156—158條中明文規定：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利益「放棄以與日本」。
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傳到中國，人們對和會的期望轉為不可遏抑的憤怒。陳獨秀大聲疾呼：「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李大釗在《五一節雜感》中明確指出：「直接行動」「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
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北大以及各校學生代表慷慨陳詞，發言者痛哭流涕，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將中指咬破，血書「還我青島」四字。北京各界人民原定在5月7日的國恥紀念日召開救國大會並舉行示威，此刻學生們群情激憤，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們一致決定：第二天上午發動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上街示威遊行。與此同時，北京高等師範的部分學生也徹夜不眠，討論如何實行「大暴動」，嚴懲曹汝霖、 章宗祥、 陸宗輿 三個親日派賣國賊。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北高師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手執「還我山東」，「廢除二十一條」，「寧為玉碎，毋為瓦全」，「殺千刀的曹汝霖，還我青島來」等標語旗幟，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的口號，從四面八方湧向天安門集會，聲討帝國主義罪行，痛斥賣國的北洋政府，一致要求懲辦賣國賊曹、章、陸。
會後，學生們上街示威遊行。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直奔使館區，但在東交民巷西口遭到武裝巡捕攔阻。這對於憤恨已極的愛國青年猶如火上添油，學生們決定去找曹、章、陸算賬。隊伍趕到位於北京東城的曹汝霖住地——趙家樓胡同。在「打倒賣國賊」的怒吼聲中，北高師學生匡互生等首先翻牆而入，開啟大門。據曹汝霖回憶：「我於倉猝間，避入一小房（箱子間），仲和（即章宗祥——引者）由仆引到地下鍋爐房。……我在裡面，聽了砰然一大聲，知道大門已撞倒了，學生蜂擁而入，只聽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裡去了。……後到汽車房，將乘用車搗毀，取了幾筒汽油，到客廳書房等處澆上汽油，放火燃燒。……仲和在鍋爐房，聽到上面放火即跑出來，向後門奔走，被學生包圍攢打。他們見仲和穿了晨禮服，認為是我，西裝撕破。有一學生，將鐵桿向他後腦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適日友中江丑吉聞訊趕到，……他雖知自衛之法，也已受鐵桿打傷多處，臂背紅腫，經月余才愈」。 烈焰沖天，人心大快，這就是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壯舉！這時，大批軍警趕到現場，許德珩等32人被捕。
軍閥政府的高壓政策，激起學生更大的反抗。5月5日，全北京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宣布總罷課。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但學生們在開始時還沒有提出遠大的政治目標，較多地把義憤集中於曹、章、陸三個賣國賊。5月18日，李大釗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指出作惡的並不是曹、章、陸，而是強盜世界，號召大家「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並提出了「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三大信誓。5月18日以後，北京學生愛國運動出現了新的高潮。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宣告總罷課，組織「十人團」「護魯義務隊」「國貨維持會」等到馬路、村鎮、鐵路沿線，向人民演講祖國危急，國亡無日，朝鮮、越南和印度的亡國慘史，以及當亡國奴的痛苦。講者「垂淚而道」，聽者「掩面而泣」。
日本帝國主義對北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北洋政府取締學生愛國運動。於是北洋政府對學生採取了蠻橫的鎮壓措施，破壞街頭講演，拘捕愛國學生，下令各校限期複課。
反動政府的鎮壓激起學生更強烈的愛國情緒。6月3日，北京學生1000多人湧上街頭，進行大規模講演。北洋政府派出大批軍警，用刺刀、槍托、水龍進行暴力鎮壓，當場逮捕學生178名。第二天，學生加倍出動，上街演講，又被軍警抓走700多人。警察廳容納不下，北大的法科、理科竟被當作臨時監獄，軍警在四周架武器、設帳篷看守，並斷絕被捕學生的食物供應。6月5日，北京出動了大中學生五六千人的宣傳隊伍，連警察廳門前也成了演講地點。學生們帶著行李，準備坐牢。北京學生聯合會向各界莊嚴宣告：「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現了崇高的愛國情操。
在北京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各地學生都起來響應，使運動由北京迅速推向全國。
北京和全國各地學生，在運動中發揮了先鋒作用。但是這一階段運動有一個明顯的弱點，即只限於知識分子，而沒有工人、市民參加，以致這場鬥爭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不能給予反動政府以有力打擊，不能迫使它接受人民的要求。
「六三」以後，運動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學生們受到嚴厲鎮壓的關鍵時刻，中國工人階級挺身而出，以空前的政治大罷工投入戰鬥，成為運動的主力。
首先發動罷工的地區，是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
從6月5日起的一周內，參加政治罷工的上海工人有六七萬人，包括罷市店員在內，總人數達10萬人以上。揭開罷工序幕的是日資紗廠工人。6月5日上午，日商內外棉紗廠第三、四、五廠5000多名工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號，撞破緊閉的大門，一齊罷工。與此同時，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職工，以及楊樹浦上海紗廠工人等也奮起鬥爭。罷工規模日益擴大，到了6月10日，鐵路工人、海員、市政等部門的工人也參加罷工。那一天，機器停止轉動，煙囪不再冒煙，電話呼喚不應，陸海交通斷絕。一個外國記者寫道：「上海的新興無產階級轉入行動。急進和愛國的學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成千成萬的苦力走出了他們燻黑了的工廠，到街道上來非常高興地而且非常強烈地抗議著。」「抗議凡爾賽和會侵害中國的權利，抗議白人侵害中國的權利！」他驚呼：上海工人「六三」大罷工「震撼了這個城市的工業結構」，鬥爭「顯然是政治性的」。 商界罷市，也是從6月5日開始的。廣大店員同仇敵愾，寧願犧牲職業，扣除薪水，也要堅持罷市，制止了部分店主的動搖和破壞。這樣，就在6月5日，上海實現了「三罷」（罷課、罷工、罷市）鬥爭。它標誌著五四愛國運動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繼上海工人「六三」政治大罷工之後，唐山、長辛店等地工人，也進行了罷工鬥爭和示威遊行；天津、南京、濟南、漢口、長沙、廣州、九江等大中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也都先後集會遊行。據初步統計，這次運動涉及從江蘇到四川，從黑龍江到雲南的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
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全國各界愛國群眾的廣泛鬥爭，給了北洋政府極沉重的打擊。總統徐世昌向國會提出辭職，被挽留；接著，教育總長傅增湘又掛冠出走。輿論認為現行政治制度是責任內閣制，對於國家的外交、內政方針，國務院應負主要責任。在輿論壓力下，國務總理錢能訓不得不引咎辭職，全體閣員一併引退。內閣的這一場政潮，對於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產生了直接影響。6月28日，中國代表終於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從鬥爭的直接目標考察，五四愛國運動是以人民勝利和反動派受挫而告終的。這個運動，突出地表明了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戰鬥力量，它給人民以振奮，而給反動勢力以沉重打擊。
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是一個分水嶺，它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以後，中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就不再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追隨者，而是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了。
五四運動促進了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是一個偉大的成果。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前，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雖然千辛萬苦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但因與工農群眾相脫離，以致多次奮鬥，一再歸於失敗。直到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獨立走上政治舞台，群眾鬥爭立即表現出無堅不摧的偉力。正如上海學聯在《告商工界同胞書》中所深切指出的：「學生聯合會對於此次救國運動，雖奮起在先，而決不敢居功。何也？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是故救國之業，學生可以鼓吹，而實行之責，實在我商工界同胞。」 顯然，通過親身參與的革命實踐，知識分子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拯救祖國的真正力量存在於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人，特別是工人階級身上。革命知識分子開始摒棄那種自以為「先知先覺」，以「救世主」自居的錯誤觀念，「到工人中去」成為當時一部分青年的口號。知識分子走向工人階級，兩股巨流開始匯合，中國革命開了新生面！
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
在19世紀末和五四運動前的20年間，中國雖曾有過馬克思學說的初始介紹，但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真正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促進它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則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
1899年，上海的外國傳教士主辦的中文期刊《萬國公報》，在一篇題為《大同學》的譯文中，提到了馬克思的名字，稱為「百工領袖」，並將馬克思學說，視作「安民新學之一派」。 《大同學》一文宣傳社會進化論，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介紹，但這篇文章是目前所知，國內中文書刊上第一次出現馬克思的名字。1902年至1903年，資產階級改良派梁啓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麥喀士」（即馬克思），說他是「社會主義之泰斗」與「鼻祖」。之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和中國留學生，經過日本這個中轉站，向國內介紹了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的生平及其學說，影響較大的有《浙江潮》《江蘇》《譯書匯篇》《民報》等刊物；《近世社會主義》（福井准造著）、《社會主義神髓》（幸德秋水著）等譯著；朱執信撰寫的《德意志革命家列傳》以及《天義報》刊登的《共產黨宣言》若干章節譯文等。然而，由於當時中國社會中民族資本主義很幼稚，工人階級隊伍也很弱小，還不具備傳播社會主義的必要的階級基礎和物質條件，人們還是對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有著較多幻想，因此馬克思的思想學說，只是在少數知識分子中，作為一種新的「學理」被引起注意。這種寂寞的狀況，延續了將近20年。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運動的實踐，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救國救民的新路徑。「另砌爐灶」，「另創一種新社會」的呼聲，日益高昂。「五四」後一年間出現的、以「改造社會」為宗旨的青年學生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加上「五四」前已有的社團，共計約三四百個。這些團體大都有自己的刊物，其中有不少像《新青年》一樣，以新冠首， 也有不少《每周評論》式的政論周報。 這些社團和刊物的顯著特點，就是把宣傳新思想同改造中國的鬥爭結合起來，競相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
這是一個思想解放、新陳代謝的大變革時期。各種主義，各派學說，蜂擁而來，接踵而去。這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徵兆，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矛盾的複雜性和尖銳性。然而，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運動與早期新文化運動相比有很大不同。早期的新文化運動，基本上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思想的範疇；而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以後，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俄國的問題提了出來，並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
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初，中國共產主義先驅李大釗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強調十月革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1919年4月6日，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第16號摘譯了《共產黨宣言》部分章節。5月，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接著，在《新青年》「馬克思研究專號」上，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突出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將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引薦給中國人民。這一切，標誌著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
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鬥。」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不僅被軍閥政府視為「過激主義」「洪水猛獸」，遭到暴力摧殘；而且受到來自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內部的資產階級學者的竭力反對。胡適，就是最早打上門來的一個掛帥人物。
胡適早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1910年赴美留學，先後就學於康奈耳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成為美國實驗主義（即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的高足。1917年返國，任教於北大，因提倡文學改良，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一起成為早期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胡適引進的實驗主義哲學，片面強調主觀經驗的決定作用，宣揚「有用即是真理」，主張一點一滴的進化和改良，否認科學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在美國，它只是一種「維持現狀的市儈哲學」，但在反對封建禮教和奴性邏輯的啟蒙運動中，卻「帶著科學方法到中國。」 成為資產階級衝擊宗教迷信和文化專制主義的一種手段。然而，實驗主義在中國還沒有施展自己的反封建能耐，便把攻擊矛頭指向馬克思主義。
1919年4月，胡適在《新青年》6卷4號發表《實驗主義》一文。5月初，杜威應胡適之請到中國，到處宣揚實驗主義。7月，胡適又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說：「空談好聽的『主義』」「外來進口的『主義』」，「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不但「沒有什麼用處」，而且「很危險」。主張「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謾罵「高談社會主義」、提倡「根本解決」，是「自欺欺人的夢話」。胡適的論調，並非反對各種「外來的主義」，他所反對的只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正在河北昌黎的李大釗，敏銳地察覺到這些論調的危害性，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批評胡適：宣傳主義和研究問題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而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社會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才有一個一個具體問題都解決的希望」。李大釗公開申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札維主義的」 ，明確表示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
胡適的進攻失敗了，但是社會改良思潮並沒有偃旗息鼓。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受到「勞工神聖」口號的影響，嚮往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勞心與勞力對立的社會，卻又還不曾建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不了解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幻想通過改良的試驗的辦法來實現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他們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歐文的合作主義，糅和在一起，於1919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工讀互助團」，上海、天津、廣東等地也先後成立。他們設計了一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的模式，希望通過這種「平和的經濟革命」，去改造社會。試驗僅三四個月，有幾百名青年參加的北京工讀互助團垮台了。其他地方的工讀互助團也陸續結束。實踐證明，改良方法決不能實現對社會的改造。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氣勢磅礴的思想解放運動和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湧現了出來。青年毛澤東等人是其中的傑出代表。1918年4月，毛澤東和蔡和森等在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1919年7月，他們創辦《湘江評論》，著文論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經驗，同時，組織和推動湖南人民的反軍閥鬥爭。1919年底，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次年4月赴上海，7月回長沙。在這半年多時間裡，他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和關於俄國情況的書，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進行多次討論。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毛澤東和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進行了關於建立共產黨問題的討論。毛澤東「贊成馬克思式的革命」，「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 的目的。在這個時期，他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從1920年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了進一步發展。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和列寧著作的一些中譯本陸續出版。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大學也有了自己的講壇。以革命知識分子為橋樑，通過辦工人刊物、工人夜校和補習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工人中傳播。
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引起研究系分子張東蓀、梁啓超等人的恐懼，他們以宣揚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進行對抗。趁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之機，張東蓀挑起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
羅素於1920年9月來到中國。他每到一地，便大講中國不能「奴隸地模仿布爾什維克」，勸告中國人「暫不主張社會主義」，要先發展實業，興辦教育，「二十年後才講改革」。10月，張東蓀陪同羅素到湖南講學。11月，張東蓀鸚鵡學舌，拋出《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現在和將來》等文，宣稱：「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開發實業」；「至於社會主義不妨遲遲」。 這些話出自原先曾鼓吹「資本主義必倒，社會主義必興」的張東蓀之口，就更加蠱惑視聽。
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連續發表《評張東蓀君底「又一教訓」》和《再評張東蓀君底「又一教訓」》等文，回擊假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挑釁，並將批評文章連同張東蓀的文章編輯在一起，題名《社會主義討論》，發表在《新青年》8卷4號（1920年12月1日）上，發動更多的人參加討論。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針鋒相對地指出，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落後的中國必須增加富力，開發實業；問題在於走什麼道路。他們反對採用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資本主義「一面固然增加財富，一面卻增加貧乏。」 這場論戰持續達一年多。後期，張東蓀又搬出基爾特社會主義（即行會社會主義）頑抗。這時，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已經組成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共產黨》月刊、《先驅》等革命刊物對張東蓀的觀點給予了更有力的駁斥。
這場辯論明確了中國應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假社會主義者的言論中也包含著某些合理因素——如中國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資本主義還有積極意義，實行社會主義條件尚未成熟等。這種「歪打正著」，促使早期共產主義者努力「把社會主義的本身下一番切實的研究工夫」，特別是「把他和中國的現狀連起來，研究一下」。
早期共產主義者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也打響了。五四以前，無政府主義就以「最徹底的革命」的面目，贏得了渴望從封建專制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好感；它提出的絕對自由、平等，反對一切約束、權威等主張，甚至侵入到工人之中。無政府主義者打著社會主義招牌，也被人稱作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但它恰恰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敵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廣泛傳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無政府主義進行鬥爭。論戰始於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3月，《新青年》9卷4號開闢了《討論無政府主義》專欄。《共產黨》月刊發表了《無政府主義之解剖》《奪取政權》等文章。1922年1月出版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也積極投入了這場論戰。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著重駁斥了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權，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論，重申了堅持十月革命道路和建立一個具有統一意志與嚴格紀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原則。無政府主義者雖然一再論辯，終因理屈詞窮而以失敗告終。一些已經混入共產主義早期組織的無政府主義者被清除出去。批判無政府主義的鬥爭，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在各派思潮中獨樹一幟的地位。
「兩論相訂，是非乃見」。馬克思主義在爭論中顯示了自己的革命性、科學性和強大生命力。經過反對實用主義、反對假社會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朝氣蓬勃地日益發展起來。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六三」政治大罷工以後，中國工人運動繼續前進。工人運動的發展，迫切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迫切需要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物質武器。順應這一歷史趨勢，革命知識分子衝破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樊籬，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之間架起了橋樑，從而引出了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在北京「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傳單被捕，9月16日出獄。1920年初，陳獨秀到武漢講學，「卓識讜論，傾動人群」 ，反動當局勒令「休止」，準備再次將他逮捕。2月，陳獨秀扮作商人，由李大釗陪同，逃離北京南下。兩位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在天津話別，相約在京滬兩地籌建共產主義組織。
在北京，聚集在李大釗周圍的青年學生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羅章龍、朱務善、張國燾等，於1920年3月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上海，以《新青年》社為中心，陳獨秀團結了一批熱心研究和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報刊編輯、記者和撰稿人，其中有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望道、陳公培、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等。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馬邁耶夫等人於1920年4月來到中國。當時，蘇俄政府宣布廢除沙俄對中國不平等條約的《第一次對華宣言》發表不久，中國各階層人民對蘇俄表示了歡迎和感激之情。維經斯基到北京後，在李大釗的幫助下，舉行座談、演講，並與李大釗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李大釗表示贊同，介紹他去上海和陳獨秀會見。
1920年7月19日，在有共產國際代表參加的座談會上，陳獨秀等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產黨。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正式成立。
10月，與陳獨秀一直保持密切聯繫的李大釗和張申府、張國燾等組成了北京共產黨小組。 11月底，北京小組吸收鄧中夏、高尚德、羅章龍、何孟雄等，成立黨的北京支部。
陳獨秀和李大釗分別通過各自的社會聯繫，指導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主義組織。
在武漢，董必武受上海發起組成員李漢俊的委託，同陳潭秋、張國恩一起，醞釀成立黨的組織。不久，陳獨秀又派劉伯垂到武漢，協助成立共產黨支部。1920年秋的一天，在董必武寓所，正式成立了共產黨武漢支部。
1920年12月，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一起到廣州，幫助改組了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的黨組織，同譚平山、陳公博等重建了廣州支部。
與此同時，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長沙建黨。在毛澤東、蔡和森的影響下，1921年初，新民學會大多數會員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新民學會的核心實際上起了黨的早期組織的作用。1921年10月，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正式成立。
在上海參加建黨活動的施存統和周佛海，於留學日本時組成「共產黨日本小組」。
1921年2、3月間，周恩來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在巴黎入黨，並與趙世炎等組成共產黨巴黎小組。 巴黎小組積極聯絡在法、德、比利時等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勤工儉學生的革命團體，於1922年6月建立統一的青年團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年底，中共旅歐支部正式成立。
以上海發起組為中心的各地共產主義早期組織，為成立全國性的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做了大量的實際籌備工作。
首先，積極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全國建黨作思想準備。1920年8月以後，上海黨組織決定以《新青年》為黨的公開的理論刊物，又在同年11月7日出版了由李達主編的黨內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這些刊物旗幟鮮明地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大力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理論和實際，譯載和出版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宣傳有關共產黨性質、特點和組織機構的基本知識，探討「共產黨在中國的使命」 ，醞釀製定中國革命的綱領。此外，還將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作為黨的外圍宣傳陣地。北京小組領導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專門建立一個名為「亢慕義齋」（即Communism的諧音）的共產主義圖書室，通過共產國際代表和其他途徑，搜集、翻譯馬列主義著作和共產國際文件。
其次，舉辦各類學校，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努力培養黨的幹部。上海開辦了「外國語學社」，廣州創辦了「宣傳員學校」「俄語學校」，這些學校都以培養具有初步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骨幹為主要任務。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等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後來成為共產黨的重要領導幹部。由俞秀松擔任書記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黨組織領導下成立後，向全國各地散發團的章程，推動各地建團工作。團組織團結和教育了一批進步青年，成為黨的預備學校。北京、長沙和濟南的黨組織的成員還在少年中國學會、新民學會、勵新學會等群眾團體中積極開展工作。
再次，把科學社會主義灌輸到工人群眾中去，致力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上海、北京、廣州、濟南的黨組織，編輯出版了《勞動界》《勞動音》《工人周刊》《勞動與婦女》《勞動者》《濟南勞動》等刊物，以通俗的文字，向工人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啟蒙宣傳。工人群眾將它們譽為「工人的喉舌」，踴躍向刊物投稿。各地黨組織還直接派黨員深入工人群眾，在北京長辛店、上海小沙渡和武漢等地，辦起了工人夜校和識字班。在提高工人群眾階級覺悟的基礎上，組織工會，開展工人運動。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專門成立了職工運動委員會。1920年11月，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12月，改組成立了印刷工會。在北京，黨通過勞動補習學校培養的積極分子，於1921年5月成立了長辛店鐵路工會，這個工會被稱為「北方勞動界的一顆明星」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人階級迅速地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同時，經過工人運動的鍛煉，一批革命知識分子也逐漸轉變為「言論和實行並進」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樣，正式成立全國性的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正當陳獨秀、李漢俊等醞釀起草中國共產黨黨章，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的時候，1921年3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6月初，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可爾斯基同期抵滬，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上海發起組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以及日本留學生中的組織或黨員，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出席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晚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為興業路76號）一棟石庫門房子裡舉行。一張長形餐桌四周，坐著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以及包惠僧。陳獨秀、李大釗因事未能出席會議。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在會上熱情致辭，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各自的工作情況，並交流經驗。經過兩天休會之後，7月27日開始，大會連續三天集中討論了由李達、董必武、張國燾起草的黨綱和黨的工作計劃。各地代表在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等主要問題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7月30日晚，代表們準備聽取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表決通過綱領和決議。但會議開始不久，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從後門闖入會場，說是找人走錯了地方。不速之客的出現，引起大家的警覺，會議立即中斷。代表們離開會場不久，一批法國巡捕包圍並搜查了會場。
事後，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艘畫舫上繼續進行。代表們通過了黨的綱領和關於黨的工作的決議，討論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最後選舉產生了由書記陳獨秀、宣傳主任李達、組織主任張國燾組成的黨的中央局。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申明了黨的政治主張，規定黨的奮鬥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廢除資本私有制」，「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 規定了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員個人必須接受黨的組織指導，地方組織必須接受中央的監督指導；黨內必須逐級建立嚴密的組織；黨員必須忠誠、保密、嚴格遵守紀律。黨綱還規定，黨員不得擅自做官、當議員，必須「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聯繫」。「一大」通過的關於黨的工作的決議，以主要篇幅論述了開展工人運動問題，提出了黨領導工人運動的任務、方針、政策、方法和要求。
「一大」通過的綱領和決議，是重要的歷史文獻。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處於秘密狀況，後來又經歷了長期的白色恐怖，這兩個文件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見到。現存俄文、英文譯本，經兩次轉譯，在文字上已不可能恢復原貌，但基本內容是一致的，都表明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一個完全新型的，以共產主義為崇高理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把近代中國引上了新的航程。從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民，有了指路的燈塔；鴉片戰爭以來，艱巨而曲折的中國革命，有了新的領導力量和堅強核心。
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
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把領導工人運動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強調指出：「我黨主要的目的，在組織各種產業工會」，「黨應以階級鬥爭的精神灌輸於各工會」。決議還具體提出：「每一地區，均可視其需要而發行一份工會雜誌，一份日報或一份周報，以及小冊子，臨時傳單等。」各種產業部門都應建立工人補習學校，「學校最重要的方針是喚醒工人們的覺悟，並啟發他們組織工會的需要。」
按照「一大」決議，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指導工人運動的公開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出版了《勞動周刊》。接著，北方、武漢、湖南、廣州和山東，相繼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分部或支部，出版了《工人周刊》（北京）、《勞動周報》（武漢）、《山東勞動周刊》（濟南）等工人刊物，開辦了一批工人補習學校和工人圖書館，用各種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工人進行馬列主義教育，喚醒工人的階級覺悟。1922年春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向上海各廠工人以至街頭勞動人民，分送了印有《太平歌》的賀年片：
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
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
誰也曉得，為富不仁是盜賊；
誰也曉得，推翻財主天下悅。
誰也曉得，不做工的不該吃！
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
這才是共產社會太平國。
各地黨組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北方的長辛店、唐山、張家口等地，南方的上海、湖南、廣州、武漢等地，都建立了黨領導的工會，一些車間、場房建立了「十人團」的基層組織。此外，還做了大量工作來改造舊式工人團體（如各種行幫、行會、公所、秘密會社），揭露資產階級或市儈、政客、流氓所把持的「招牌工會」。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場罷工鬥爭，發生於上海英美煙廠。1921年7月20日，8000多工人因反對洋監工剋扣工資而發生罷工。共產黨組織派李啟漢具體領導這場鬥爭。罷工工人發布宣言，提出撤換洋監工、增加工資、不得開除工人代表等8項交涉條件。黨組織並從社會上募款支援罷工工人的生活。罷工堅持21天，於8月10日取得完全勝利。同年9月和12月，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指導粵漢鐵路武長段機車處工人和漢口租界人力車夫罷工。鬥爭教育了工人，使一般工人都知道結成自己團體的好處。一遇資本家欺壓時，大家就群策群力，進行抵制。
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直接領導，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全國範圍出現了長達13個月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這次工運高潮，以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
香港中國海員受外國船主和封建「包工館」制度的雙重剝削。船主和包工頭還動輒開除工人，以致在香港街頭經常有萬餘失業海員痛苦掙扎。殘酷的剝削，嚴重的壓迫，十月革命的影響，歐美各國罷工風潮的耳濡目染，使香港海員的階級覺悟日益提高。在海員積極分子蘇兆征、林偉民的宣傳組織下，1921年3月，香港海員成立了自己的現代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
從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海員工會連續3次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資、工會介紹就業等要求，一無下文。海員工會決定組織罷工。1922年1月12日下午，所有香港開往廣東內地的輪船一律停駛，進港各國輪船上的中國水手也紛紛罷工，風潮波及新加坡、暹羅、上海、汕頭。1月，運輸工人舉行同情罷工，使罷工總人數達3萬以上。港英當局悍然宣布海員工會為「非法團體」，強行摘去工會招牌，驅逐會員。香港工人成立了「全港同盟罷工辦事處」。從2月28日起，郵政、銀行、電車、輪渡、屠宰、麵包、牛奶工人和僕役、廚司、轎夫、用人，一起加入罷工行列，人數激增至十幾萬。成千上萬的工人步行返回廣州。
3月4日，大批英國軍警在沙田地區阻攔回省城的罷工工人，開槍打死工人6人，傷幾百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沙田慘案」。此後，罷工鬥爭更加激烈。罷工得到了孫中山的廣東政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海外華僑的熱烈聲援和物質資助。港英當局不得不於3月6日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將工會招牌送還。3月8日，談判達成協議，資方答應增加工資1成半至3成。香港和廣州工人興高采烈，笑稱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持續56天的香港海員罷工有著鮮明的政治色彩，它的勝利，推動了全國罷工高潮的到來。為了團結全國工人，迎接日益高漲的罷工鬥爭，1922年5月1日，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來自全國12個城市的，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100多個工人團體的代表，聚集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得到大會承認。會議同意在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這就在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向全國人民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此後，罷工鬥爭在各地展開，北方鐵路工人走在鬥爭前列。當時，以李大釗為首的北方黨組織利用直系軍閥吳佩孚與把持中國鐵路的交通系集團的矛盾，通過私交將共產黨員何孟雄、張昆弟、安體誠、陳為人等介紹給直系所控制的交通部，取得了密查員身份，活躍在津浦、京綏、京漢、京奉、正太各線。他們免票乘車，通行無阻，表面上執行交通部的公務，實際上卻擔負著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工運的使命。京漢鐵路沿線都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共計16個之多。從1922年8月至12月，京漢路長辛店、京奉路山海關、唐山，京綏路和正太路工人，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先後舉行罷工。
在鐵路工人勝利的鼓舞下，10月23日爆發了開灤煤礦5萬工人的大罷工。這是北方區工人規模空前的一次罷工。礦方調集英國武裝和中國反動軍警2000餘人前往唐山。寧死不屈的工人臥軌截車，流血請願，罷工堅持25天，在滿足一部分條件後於11月16日復工。
這時，湘、鄂、滬、粵的工人運動，也同北方遙相呼應。7月漢陽鋼鐵廠，8月長江海員，9月粵漢路武長段、安源路礦和漢口揚子機械廠，10月長沙泥木工人、漢口英美煙廠、上海金銀業，11月上海日華紗廠、英美煙廠，12月水口山鉛鋅礦以及長沙手工業工人的罷工，匯成洶湧澎湃的怒潮。其中，湖南共產黨組織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發動十多次罷工，大都取得勝利。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指導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是全國最堅強的工會，它勝利地領導了安源路礦罷工鬥爭。在1923年直系軍閥的白色恐怖中，當各地工會被迫轉入地下時，它是「碩果僅存」的「工人的世外桃源」 。
1922年被稱為「中華勞動運動紀元年」。這一年，全國共建立工會100多個，會員達八九十萬。 工人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這種鬥爭，在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的大罷工時，達到了最高潮。
如前所述，由於利用吳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到1922年底，京漢路已有16個站建立了工會組織。工人們決定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大會，成立統一的京漢鐵路總工會。然而，吳佩孚撕下了「保護勞工」的假面具，用武力禁止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工人們不畏強暴，高舉紅旗，衝破軍警封鎖，進入會場。在軍樂聲和「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的歡呼聲中，京漢鐵路總工會莊嚴宣告成立。反動軍警未能制止召開大會，便包圍代表和來賓的住所，搗毀總工會會所。為反抗軍閥的鎮壓，總工會決定於2月4日舉行全路總同盟罷工，並將總工會移至江岸辦公。
1923年2月4日中午12時，京漢路全線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開，3萬工人在3小時之內，實現了總同盟罷工。驚恐萬狀的直系軍閥，分別在鄭州、長辛店、江岸等地搜捕工會領袖，強迫工人復工。工人們一致回答：「沒有總工會的命令，決不復工」。
2月7日，在帝國主義指使下，吳佩孚向京漢鐵路工人舉起了屠刀。湖北督軍肖耀南派出兩營士兵包圍江岸總工會，瘋狂射擊，當場打死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32人，傷200餘人，捕數十人。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被綁在車站電線杆上，軍閥強迫他下令復工，林祥謙嚴詞拒絕。劊子手向林祥謙連砍數刀，滿身鮮血的林祥謙忍著劇痛大呼：「頭可斷，工不可上！」終被劊子手砍死。當晚，武漢工團聯合會律師、共產黨員施洋，也被軍閥逮捕，並在2月15日英勇犧牲。與此同時，長辛店等京漢路沿線各站，都發生了屠殺工人的慘案。「二七」慘案犧牲的烈士，共計53人（其中江岸38人），受傷300餘人，被捕入獄40餘人，被開除和流亡在外的有1000多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全國50多個工會相繼被查封，許多工人領袖被通緝。從香港海員大罷工開始的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持續一年多的工人運動高潮，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戰鬥威力和優秀品質，培養鍛煉了一批黨和工人運動的優秀幹部，提高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二七」慘案的挫折和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單靠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工人階級獨立的爭鬥是不能得到勝利的」 。工人階級必須廣泛聯合各種革命力量，才能打倒封建軍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