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序

這本《五四後三十年》，與1983年出版的《近代中國八十年》的體例完全一致，書名也相呼應，它們是姊妹篇，也可以說是一部書的上下篇。 為什麼一部書要分成兩橛而不是一氣呵成呢？因為許久以來，我們講革命史固然是以「五四」為發端，講近、現代史也是以「五四」為界標，近代與現代兵分兩路，各守防地。近年，史學界雖然多已贊成把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在講堂和論著中仍是兩路人馬，搞上段的下不來，吃下段的也上不去，要上下貫通還得有一個互助熟悉的過程。所以，「八十年」與「三十年」只好分作兩期工程由不同的作者來完成。這將是史學史中值得注意的問題，也反映了我們在治學上有「劃地為牢」的弊端。 近代史應該是1840—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全過程，不這樣，只寫「八十年」，腰斬北洋軍閥的統治而戛然中止，近代社會則好像懸掛在牆上的擺鐘，沒有歸宿。 除了上述感知外，還有一層意思得說一說。幾年前在一次討論會上，我玩笑地說：李新同志等在大治民國史，戴逸同志等在致力於清史，兩家合龍，就會把近代史滅亡了。這不僅是清史的後期和民國史的全部在時間進程上取代了近代史，而且斷代史一般比通史詳盡，在內容上也會覆蓋近代史，所以近代史有「亡國」之憂。要救近代史之「亡」只有一條，就是把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十年歷史，作為一個過渡的社會形態來研究。這個社會，不管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還是別的什麼社會，它是在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又滅亡不了中國，中國在夾縫中發展資本主義又不能蛻變為資本主義，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都處在嚴重的裂變和不斷的新舊衝突中，表現為一種特有的社會形態，是此前所未有的，後此也不會再有。以此為研究對象，不受朝代的限制，也不因新舊民主的界線而分割，全面地、縱深地論述這個社會的新陳代謝關係，則是清史和民國史所不能代替的，也是整個中國通史歷朝以來內容最為豐富的時代，它同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有相似之處而又是遠為發達並與世界緊密聯繫的世紀。 時代是不斷推移的，若干年後，「近代」一詞勢必轉讓給後來的歷史。作為鴉片戰爭開始的近代史名稱本來帶有暫時性，它只能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或其他專稱的命名，才是穩定的、恆久的。 由於我們一直是把「八十年」與「三十年」分作兩個課題來研究的，雖有追述和外延，前後照應，總還是按各自的特定範圍構思和論述。我們編撰的「八十年」和「三十年」即使在結構上做了一些調整，也仍然擺不脫原先各自分立的格局，「三十年」受革命史框架的約束，尤其如此。如果把「八十年」和「三十年」貫通起來，把「八十年」和「三十年」放在一百十年的過渡社會形態中來觀察，廣泛地探索近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將發現縱的發展和橫的聯繫都會有較多的變動和補充，使讀者對近代中國社會有一個完整和明晰的輪廓，從中得到啟迪。 我期望，在已撰「八十年」和「三十年」的基礎上，不久將寫出一部豁然貫通的中國近代史來，把一百十年作為一個過渡社會形態來研究，研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前的特殊歷史。 1987年5月陳旭麓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