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 · 《當代中國哲學》原序

在中國，特別在八年多抗戰時期的中國，不僅是物質方面的交通不便，即精神方面的交通似乎也很不方便，即以中國哲學界而論，有的人著成了書，但迄今沒有印行。有的人雖有了書出版，但或因淪陷在上海或香港，無法運來內地，或因在這一城市出版的書刊，銷行只限於這一城市附近一帶，無法銷行到別的城市。又如中國哲學會在抗戰前兩三年內，每年舉行年會一次，宣讀論文，討論問題，頗有自由交換意見、切磋辯難的機會，而在八年來的抗戰期中，除了1939年的夏天，在昆明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小的年會外，迄今未能舉行第二次年會。總之，我們很難有機會彼此互相知道同時代的別的人在哲學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我很欣幸在中國哲學界這樣隔閡的情況下，我個人比較多有機會得讀中國現時哲學上的許多著作，並得與中國哲學界許多人士晤談領教。因此出版家要請我寫一冊《當代中國哲學》，我便欣然應允了。本冊里所提到幾十位在中國哲學上有貢獻的人，除開極少數業已死去的，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其餘的人，或是我所親炙的前輩，或是在北平或昆明的哲學討論會中，我聽過他們的演講，與他們討論辯難過哲學問題的同道，或是與我見過面通過信討論過哲學的朋友。篇中對於他們的哲學思想的敘述，固然表示我對於他們的著作之客觀地同情地了解，同時亦即表示我在學問思想上曾受過他們的益處，借這裡的篇幅略表我對他們的感謝和敬佩之忱。雖然篇中有幾處，我曾對於有幾位先生的思想，約略加了幾句極簡短的批評，這並不表示我對他們缺乏同情的理解和重視，這些批評，只表示我對他們的思想有了批評的興趣和批評的反應，我相信他們即使不接受我的批評，但至少會有寬容我批評的雅量。 中國傳統的著述家有一個錯誤的、不健全的態度，就是他們對於同時代的人的思想學術，不願有所批評陳述。他們以為評述同時代的人的著作，容易陷於標榜與詆毀——標榜那與我感情相得、利害相同的人，詆毀那與我感情不洽、利害相違的人。他們要等著同時代的人死去之後，然後再加評論，這叫做「蓋棺論定」。記得有一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朋友——錢穆先生，在他這書中對於那時尚活著的章太炎一字不提，雖然他與章太炎並無私交，而那時章氏年已老邁，他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已相當確定。一直到他這書業已出版後，章太炎才逝世。於是他等著章氏逝世以後，方特別著一篇長文，講述章氏在中國學術上的貢獻。這種態度我認為是不妥［1］的，不健全的。第一，這種態度假定著述家評述時人只有標榜與詆毀兩途，沒有其他合理的持中平正的路途，如同情的了解，客觀的欣賞，善意的批評等等，這未免自貶著述家的品格。殊不知，評論時人，抱超然的無關利害的態度雖較之評論古人為難，卻應勉力予以提倡鼓勵的。第二，堅執「蓋棺論定」之說，亦嫌失之狹隘偏執，因為有許多人未蓋棺而論已定。又有許多人已蓋棺了千百年，而議論紛紜，猶不能定。若偏執「蓋棺論定」之說，誤認對於同時代的活著的人，社會上絕無確定的公論，根本否認「輿論」、「時論」的公正性，尤屬偏激。且評論之公不公，定不定，須視其評論之出發，是否基於理性，有無證據，決不應以生理方面的死或活為標準。第三，這種不評述時人的著作的態度，大有妨害學術思想的進步。因為一個著作經人評述之後，可以多引起世人的注意，促進學術思想的自由交換流通。而著述者本人經過評述者的批評或鼓勵後，也可以使他加以改進和愈益努力。所以評述時人著作，實有鼓舞玉成，使學術空氣濃厚並進步的好處。尤其我們應了解著作家的心理，他的著作出版後，他不怕別人的批評或攻擊，他最怕的是他的著作如石沉大海，無人理會。所以評論時人的著作，不怕率直無忌，公開批評指斥，而最切戒的，是不寫成文字公開評論，而但於背後說長道短，私自發出些偏狹嫉刻、不負責任的詆毀。 我自信本書對於時人的哲學著作，搜羅相當的廣，我尤其要感謝北大哲學系教師石峻、任繼愈兩先生，還有在美國留學的韓裕文先生（他病逝在美國），是他們供給了我不少的材料。但我們所未曾讀到的哲學著作，當然還是很多。即就我們所讀過的著作而論，我們在本篇中的評述，或亦不免有欠公允、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除表示歉意外，只有希望不久我們中國哲學界也可以採取英美德等國刊行《當代哲學家自述集》的辦法，各人自述各人的哲學思想，庶可彌補本書的遺憾了。記得張東蓀先生在抗戰前即曾提倡過編輯中國當代哲學家的自述集，希望在抗戰勝利後不久的將來，可以實現。 此外我還須表示一點歉意的，就是中國哲學界有一些人哲學造詣很深，境界很高，講授哲學，成績很好，但因他們平日不立語言文字，使我們無得而稱焉。此外還有許多非哲學界的人士，他們對於哲學的興趣很濃，見解很好，有時以新穎有趣的思想和文筆，發揮為非專門性的著作，有時他們自己身體力行，發為事功。我們因限於體例，殊以未能略記一筆為歉。又近年來有幾個大學哲學系的講師、助教、研究生和哲學編譯機關的哲學編譯人員，很有不少富於哲思和研究興趣的有希望的人才，我希望十年後有人再寫《當代中國哲學》時，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會占很重要的地位。總之，須知本篇掛漏的地方甚多，讀者幸勿以本篇即代表中國當代哲學之全，或誤以中國當代哲學即盡於斯矣。 本書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是應《五十年來的中國》一書的主編者［2］之約而寫的，曾以「五十年來的哲學」為題，首先發表於該書之內。（1945年5月，勝利出版社）茲略加修改補充，列為本書的首篇。此篇實為刊行此冊的導端。蓋因此篇未能寫完，方承編輯者［3］的好意，提議並再三催促我寫完此文，另刊單行本的。第二章，「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是特為刊行此單行本而寫的，沒有在別的地方發表過。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是三年前在青年夏令營的一個演講，由樊星南君的筆記整理而成的［4］。第四章，「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足以代表中國現代哲學中討論得最多，對於革命和抗戰建國實際影響最大的一個問題。這篇文字指出知行問題，自王陽明以來，直到近十餘年，的確有了新的進展和發揮。此文最初曾分五篇發表過［5］。此五篇文字某書店曾印有單行本，但因未得我的允許，且錯字太多，紙張太壞，故特略加增刪，收在本書內，作為第四章。就編排的體裁論，是單就知行問題作較深廣的論述。但就內容實質說，實本書中最關重要的一篇文字，望讀者特別留意。因為我自己覺得這篇文字似乎對於關係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和時代思潮很大的知行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第一，明白指出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不但不衝突，而且互相發明。第二，指出從知難行易說推繹出來的「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兩原則，較之知難行易說的本身尤為重要，尤為根本且較深於學理基礎，較便於指導生活，較能表現近代精神。第三，指出我們還可進一步肯定地說「由知難行易說到知行合一說」的邏輯發展，因為「知難行易說應以知行合一說為基礎，不然則理論不堅實；知難行易說應以知行合一說為歸宿，不然則理論不透澈」。［6］ 1945年8月30日於昆明 ———————————————————— ［1］ 「不妥」舊版作「錯誤」。 ［2］ 舊版此處下接「潘公展先生」等文字。 ［3］ 「編輯者」舊版作「公展先生及印維廉先生」。 ［4］ 舊版此處下接「曾在《文化先鋒》上發表過。篇中或不免有欠補充欠發揮易引起誤會的話，但我實在沒有工夫重新再寫了。只好請讀者原諒」等文字。 ［5］ 「發表過」舊版作「發表於《三民主義周刊》。當時李惟果兄主持該刊，此五篇文字之寫成，應感謝惟果兄函電催促之力」。 ［6］ 舊版此處下接「附錄內所收浙江大學謝幼偉教授所撰《抗戰七年來之哲學》一文，足以印證並補充此冊所評述者，系自《文化先鋒》第三卷第二十四期轉載過來，特此聲明，並感謝謝先生」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