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 · 新版序
遠在四十年代,我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時曾經寫了「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一文,收入當時發表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一書中。後來,我在此文的基礎上,於1945年寫成《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時,便將「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作為第一章,題目改為「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其後各章分別為:第二章,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第四章,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此書涉及面很廣,包括五十多年來中國哲學的各個方面及其逐步發展的線索。此書於1947年[1]在重慶勝利出版公司印行。當時讀到此書的人可能不多。近年來有同志問及此書是否再版,他們認為有再版的必要。再版書名改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明確限於從1884年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之時為起點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這一階段。全書在不影響原書的體系及主要論點的前提下,作了適當的修改和補充。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中第一第二兩章除個別字句稍有修訂外,儘管有的老一輩哲學家已經去世,有的青年哲學家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卓有成績,我也並沒有為他們增加篇幅,未免有遺珠之憾。只有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為涉及政治問題,且系基於學生的筆記寫成,由於我當時對於辯證唯物論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不妥之處,在所難免。
上篇的附錄「康德、黑格爾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一文,是我在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哲學》第二輯中發表的「康德黑格爾哲學東漸記」一文略加修訂而成。作為歷史性的記述,對於我國哲學界的老前輩直至中年哲學家在建國以前(包括我自己在內)所作的康德、黑格爾哲學的翻譯、介紹、論述,都儘量記載。正好補充了第二章「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使其相得益彰。
下篇目的在集中深入討論知行問題,我認為知行合一問題是中國近代哲學界討論得很多而貢獻最大的問題之一。無論程朱與陸王、王陽明與王船山、孫中山與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都對知行合一問題有過重要的貢獻,而以《實踐論》更為突出。
「知行合一新論」,我於1938年曾在昆明西南聯大哲學討論會上講演過,並編入《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內。此文似有不少新意思,對於討論程朱陸王以及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和知行合一都有幫助,故置於首篇。
此外各篇總的目的都在於從各方面去說明並論證「《孫文學說》的哲學意義」,特別作了一引言,以概括以下四篇的要旨,歸結到《孫文學說》是始於革命實踐,經過革命實踐的考核,有了他自己豐富的革命知識和經歷,特點是他對醫學專業鍛煉而寫成的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哲學學說,稱之為《孫文學說》,我們決不可等閒視之。
末章談的是「知行合一問題——由朱熹、王陽明、王船山、孫中山到《實踐論》」——的曲折發展過程,正好達到了一個全面的總結。——這就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賀 麟
198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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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據版權頁所示,初版時間為1945年11月。——編者注,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