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 · 第五章
「說話輕點，我的孩子。巴贊法官不是用那些伎倆胡來的人，但是這裡什麼樣的人都有。」
他們倆面對面已經有一刻鐘了，瓦爾坐在這裡唯一的一張椅子上，時不時往攤在他面前的那些文件上記些什麼。鮑什挨著小床邊上坐，手肘撐在膝蓋上，兩手托著下巴。
剛過下午沒多久，天卻陰沉得很。有一會兒，連頭頂的燈泡都亮了。可不管怎樣，鮑什始終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地洞裡。外面的世界似乎異常遙遠。鮑什想像律師在進到這兒來之前行走在大街上，和行人擦肩而過，覺得滑稽。
「如果我掌握的信息無誤，是他先聯繫你，要給你提供一個工作？」
「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我一直到今天上午都是這麼認為的。但警長今早對我確認，那個時候他已經認識費爾南德了。」
鮑什的反應著實讓瓦爾憂心，似乎總繞不開這個女人。他不由得皺起眉頭，將這個問題放到後面再說。
「現在不要去想這些了。說點別的。你那個時候在工作嗎？靠什麼生活？你那時候到巴黎多久了？我猜，你爸爸那時已經去世了吧？」
律師差不多每年都去勒格羅迪魯瓦度假。可這又如何？他對那裡根本談不上有回憶。
「已經去世了，沒錯。是冬天的事，您是第二年來度假時才知道的。沒有人預料到。他跟往常一樣開著自己的船出去釣魚。他回來的時候有點鬧脾氣。後來，我母親去叫他吃晚飯，發現他在自己的床上躺著。他什麼都沒說，就睡過去了，也不讓我們去把醫生叫來。我當時還在蒙彼利埃。我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半夜十一點。那個時候，盧貝醫生已經被喊到家裡來了。天亮之前，他就走了。」
「他得的是什麼病？」
「我到現在都不清楚。醫生也一直沒有對我們家說實話。他好像已經病了有一段日子了，沒有告訴我們，一直偷偷治療。」
說到底，對鮑什來說，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從他從蒙彼利埃回來時起，這一切才開始的。他希望能夠讓瓦爾理解，畢竟瓦爾知道他生活過的環境。他總去那個地方，每次都穿著休閒短褲或是松垮垮的棉長褲，每天不是釣魚就是在傑斯廷家小酒館的露台上待著，喝喝飲料，看看港口，然後每天下午關上百葉窗睡個兩三個小時的午覺，再出門去和當地人打打球。
「您也知道我們家是怎麼個情況——」
鮑什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一切好不真實。父親已經去世七年。他來到巴黎後，離感覺不太真實的過去越來越遠。
他們一家人住在一幢大房子裡，房子是他的外祖父加爾桑自己用雙手建造起來的。他做了五十年磚石工匠，那是一個工匠只為自己造的房子，是他所有認知、技法的試驗品。粉色的磚面，不同造型的窗戶，圖案各異的方形瓷磚，和鑲嵌在不同位置的精心雕琢的石頭，在庭廊里還有一處鑲嵌圖案，是老加爾桑用這輩子收集來的大理石樣品創作出來的，跟那些郵票收藏家用極致的耐性將自己的收藏拼構成的畫作一樣。
加爾桑用了二十年時間建築這幢屋子，從他還在蒙彼利埃做事時就開始建了。他只在周末去勒格羅迪魯瓦。其實他從沒有停止建造那幢房子。肯定到現如今都還在忙碌——他還活得好好的。常能看見房子的庭院裡或是外牆旁邊堆著零零散散的工具、材料，他在這裡加個陽台，那裡加個外牆樓梯，或者擺弄出個裝飾噴泉。
加爾桑有一頭濃密的白髮，面色紅潤，他的妻子跟他一樣精力旺盛，有一樣的頭髮，一樣的面色。他們長久地生活在一起，最終彼此相像。
這兩人應該也已經讀了報紙上的報道，勒格羅迪魯瓦的所有人都應該讀到了。
「我父親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當然了，我的孩子，我在你父親那兒喝到過最好的普羅旺斯魚湯。」
鮑什為什麼要反覆強調，一定要得到律師的反覆確定呢？
「他是個誠實的男人，對吧？」
「天呀！你有什麼好懷疑的嗎？」
他不懷疑。他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但最近一段時間，一個問題老糾結著他，一個他在那裡生活時從來沒有正視過的問題。
父親從戰場回家時，是四十二歲。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做截肢手術，但是那片炮彈碎片還在他的肩膀里，沒有取出來，讓他受盡折磨。全家住在蒙彼利埃，那個他們之前一直住的地方。父親回來後只在那裡待了短短几個星期，絕口不提回雜貨店干老本行的事，就決定到勒格羅迪魯瓦定居了，搬進那幢還沒有完工的房子裡。
他的脾氣也大不如前。隔一段時間，父親就會有那麼幾天不跟任何人說任何話。之後，那時才九歲的阿爾貝就開始聽到關於截肢的諸多討論了。
一個月後，父親提著一條空落落的袖子出院了。沒有人談論他該如何工作這個問題。或許他是無法再回雜貨店擔任戰前的工作了。難道少了條胳膊，就沒有別的什麼工作可以做了嗎？
大家閉口不談。阿爾貝知道家裡有一份撫恤金，一位在當地有影響的人物關照他們。這人有時會來見父親，兩人還會關上門討論什麼。於是乎，他見到父親走在老兵組織列隊的前排，威風凜凜，提著一隻空落落的袖子。大家任命他為領導者。
家裡算不上說富有，但也不缺錢。二三年後，加爾桑老夫妻倆也搬進房子，加入這個家庭。從此，他們在磚牆石瓦之下自由自在、無憂無慮，恰如每年都看見擁擠在去往聖馬蒂拉莫路途上的吉卜賽人。
老加爾桑點上菸斗，反覆折騰自家的房子。阿爾貝的父親每天一睜開眼就趿著拖鞋，冬天就在睡衣外披上一件外套，到港口那兒溜達一圈，還得在傑斯廷家小酒館裡來上一杯白葡萄酒。有時他也會乘著自己的綠色小木船出海去釣魚，從岸堤望去，只見船錨下海，一個人坐在太陽傘下，一動不動。
也總是他回家做飯。他會帶上朋友、漁民和過往趕路的人。夏天，他們就在老加爾桑在院子中央搭的一個爐子上給大家做普羅旺斯魚湯。
可以說在勒格羅迪魯瓦一年到頭都有陽光。大家幾乎都不怎麼開燈。阿爾貝大一點後，就去尼姆上中學了，可他也是早上坐班車，晚上回家來，還是和大家在一起，還是大家庭的一分子。那時的尼姆，對他而言顯得消極、疏遠。
他最終還是得到了畢業文憑，雖然不易。他對將來沒有什麼想法。或許是因為一個里昂的記者連著兩個夏天都來度假，他也半真半假地說道：
「我寫的東西也會上報的。」
父親過世那天，他在蒙彼利埃滿大街跑，找尋回家的途徑。第二天，他被告知家裡沒有多餘的錢，繼而得知是母親的娘家付了安葬費，連他的孝服都是他們給買的。除了這幢房子，外祖父母也所剩無幾。至於說到撫恤金，也是湊湊合合夠用，而且眼下他們只能領取一小部分，因為還得為寡母和尚未出嫁的妹妹以後的生活著想。
他本可以在蒙彼利埃或者尼姆得到一個辦公室職位。他去世父親的老東家也向他提供了雜貨店內的一個職務。
他倒是輕輕巧巧就決定，要去巴黎碰碰運氣。
「在那裡，我根本就沒有什麼未來。」他這麼跟律師說。
「我關心的，就是確切知道你從那個時候開始到底都做了什麼，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到時都會一樁樁被翻出來，要講清楚的。我猜你剛到巴黎的時候，肯定很不容易吧？」
「母親給了我一點錢。我寫了點文章，然後自己去一家家報社，給他們看。我列過一份詳細的報社清單。」
「他們都拒絕了你？」
「是的。都讓我以後再來。我一天就吃一頓飯。我見過一些以前夏天在勒格羅迪魯瓦認識的人，但他們——」
「我明白。」
他咬了咬嘴唇。他差點把這段給忘了。他何嘗沒有找過瓦爾，他還欠著那時林林總總借的錢，從不曾想過還給人家。
「我在一個不怎么正規的公司工作過一段日子，可幾個月後那裡就倒了。就是從電話簿里挑出一些合適的住址，給他們寄傳單，全法國都有，得有上千份。辦公室就在聖馬丁門那兒的一幢樓房裡，我就是在那裡認識了費爾南德。」
「她也是那裡的職員？」
「是。我們兩個的任務就是往信封上謄地址。」
「她那時候幾歲？」
「跟我差不多大。」
「她是巴黎人？」
「蘭斯人。她沒辦法再跟父母一起生活下去了，就離開了家。」
「你們很快就結婚了嗎？」
「沒有。」
「你們那時候就在一起了？」
他回答「是」。簡明扼要，對大家都好。但這只是所有事實中微小的一部分。如果詳述，文字只會讓別人對他過往歲月造成誤解。巴黎灰暗，不討他喜歡，來來往往的身影，不知道是在忙些什麼，急急忙忙的不知道是要趕赴哪裡。他到巴黎後，先在一處旅館住著，離他工作的地方不遠，在一條和大馬路平行的小街上，裡頭有一股強烈的氣息，讓人想到某些不堪的事，確也充斥著讓人浮想聯翩的可疑的雜音。
在頭幾個月里，他最大的擔憂不是沒有錢吃飯，而是口袋裡沒有足夠的錢付給在人行道上徘徊的某個姑娘。那份渴求有時強烈到難以忍受，他只能哭泣。一天晚上，他沒有錢，把父親留下的手錶給了一個姑娘，她肯定以為那是他偷來的。
他獨自一人，本能地、憤恨地體會著這種主觀認為的不公帶來的痛楚。他長時間駐足在櫥窗外，看著裡面的陳設樣品，鼻子湊近玻璃，雙拳使勁攥緊在那件一直讓他覺著冷的雨衣口袋裡。他在信用所附近，在錦衣街 1 上一處不很體面的店鋪里，把能賣的都賣了，其中包括他的喪服。他還總是在等著匯款，他向母親、外祖母，編不一樣的故事，還求她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只有兩個人，他和費爾南德，為奧爾維茨工作。這就是個才到巴黎幾年的匈牙利人，他的法語那叫一個難懂。辦公室就是一處小公寓，三間方寸大點的房間，低壓的天花板，必須整天都把燈開著，因為房間其實是夾在底樓和二樓之間。走廊盡頭有個廚房，裡面的爐子已經生鏽。
費爾南德跟他一樣，在報紙上讀到了招聘啟事，但早於他在那裡工作。從上班第一天起，他就看到她和又矮又肥、四十歲已經完全禿了、還散發出油膩味兒的奧爾維茨把自己關在一間屋子裡。這讓他噁心，她看上去是個規矩得體的女孩。她不怎麼用胭脂，根本不塗口紅，穿的是看得過去的普通衣服，好像完全不在意外表。
她偷偷觀察這初來乍到者一整天，但他在將近一個星期里都沒怎麼注意她。他清楚每天上午的哪個點，她會進奧爾維茨的房間，隔門沒那麼厚實，他輕易就明白了裡面是在幹什麼。或許她是故意提高聲音，好讓他聽到。有時她叫喚出的詞叫他聽了臉紅。事後，她走出那間房，看著他，眼神閃亮，帶著挑釁。有時，她會故意緊挨他坐的位子經過，在他身上摩挲好一會兒。
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想這些無濟於事。瓦爾剛才問他什麼了？她從那時起就是他的情人了？沒錯。後來奧爾維茨消失了，無影無蹤，只剩他們兩人面對空空如也的辦公室——奧爾維茨連電話簿都捲走了。他們決定合租房子，出於經濟上的考量。
僅一年後，他們結婚了。
「您明白了吧，瓦爾先生？這不是什麼衝動犯罪。我就是要他們明白這點。」
「遭殃的人可是你，我的孩子！」
「我已經說過，我殺塞爾熱·尼古拉，是因為我沒有別的選擇。沒錯，我跟他相識，等於引狼入室。但那時我的情況已經慢慢好轉。我幾乎每星期都有文章刊登在報紙和電影周刊上，反響不錯。總有一天，我會得到一個專欄的，雖然那時還沒有。他們是這麼跟我保證的。我們是沒有什麼錢，費爾南德和我，但是最糟糕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你得把那些跟你合作過的報紙列張表給我。這很重要。」
「我會寫一張給您的。我唯一的失誤就是不夠謹慎。說來也怪，我都已經在奧爾維茨那兒吃過虧了。我們那晚第一次見面是在富凱飯店，他跟我說我的工作就是讀劇本——他每天都能收到差不多十二份劇本——然後給他意見。跟藝術總監差不多，我當時覺得自己幹這個綽綽有餘。」
「然後呢？」
「那時，他還沒有租香榭麗舍大街上的辦公室。他總是約我去酒館談事情，我連他的確切地址都沒有。公司還沒有籌建起來，只是在準備必需的材料。」
「你在簽那些文件和合同之前，怎麼不來問問我的意見呢？」
「因為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他沒有馬上介紹我認識奧茲勒，只是表現出他的後台很硬，能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還老說大多數影片其實一文不值，那些製作人不怎麼有擔當，太過追求商業性，扼殺了電影之類的話。他以前在UFA做事，後來希特勒上台，他就去了維也納。他介紹我認識了不少明星，他和他們都關係良好。後來我們由一個室內設計師陪著，一同去看他打算要租的辦公室。」
「那時他已經跟你明說，要用你的名字註冊嗎？」
「差不多就是在那段時期說的，是的。他跟我解釋說，他是外國人，他的名字還是不出現在這個行業為好。他說，說到底，這是個互相信任的問題。反正是他出資，我也沒什麼風險。公司成立前一夜，他帶我去了他的裁縫那兒，對我說：
「『我親愛的朋友，在巴黎，其實只有兩種人：那些有高級裁縫的人和其他人。其實到今天為止，您缺的就是一個好裁縫。您經過我的師傅的打造，自我感覺會完全不同，您會煥然一新。」
「簽署合同時，還有誰在場？」
「他的律師在場，也是個外國人，不是律師協會名單上的律師，就住在弗里德蘭大街上的一幢大樓里。」
「你是公司的法人嘍？」
「是的。」
「那你有股份嗎？」
「從理論上來講，我最開始有。後來我們簽訂了一份秘密協議，在協議上我把股份都讓給尼古拉。關於我的薪酬也有兩份合同，原合同書上標明的數字相當高，但第二天我們就又簽了一份合同，數字變低了，以前的那份合同作廢。」
「你花了兩年的時間才發覺自己不過是個傀儡？」
「我要不是無意間聽見尼古拉和奧茲勒的對話，可能還要更久才明白。」
「這個奧茲勒是誰？住在哪裡？」
「他住在格蘭德酒店。我在公司成立幾個星期後才認識他。塞爾熱對我介紹說，他是一個朋友，相當富有、有影響力，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有投資，在美洲有合夥生意。
「這人幾歲？」
「四十多歲。中亞人的樣貌。很胖，就像一攤軟綿綿的肉，非常注意儀容，就差像女人那樣化妝了。他常在土耳其浴室里打發時間。所有他從口袋裡拿出來的東西，像煙盒、打火機、小刀、鑰匙鏈什麼的，都是黃金的。我見到他時他總是在微笑，佛像一般的笑容，他太有禮貌了。
「我注意到他經常打電話來，而且只要他一到香榭麗舍的辦公室，塞爾熱和他兩人就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還說不見任何人。
「我還發現塞爾熱從不在第一時間就下決定，總是先擱一擱，到第二天才給出答覆。
「『先擱一擱，親愛的！』他總是笑著這麼說。」
「根據你的所言，奧茲勒才是關鍵人物？」
「我確信是這樣。」
「塞爾熱和奧茲勒就不怕你知道這些？」
「奧茲勒擔心我知道他們耍花樣，但尼古拉回答他，我不管知道了什麼都無所謂，沒什麼需要擔心。他說我太單純無知了。
「就這些？」
「就這些。」
「你讓我用這些來為你辯護？」
瓦爾感覺完全無從下手。他看著對面的這個年輕人，帶著驚訝也疼惜的複雜表情。
「那麼你來告訴我，如果事情就像你說的那樣，那為什麼你殺的是尼古拉，而不是奧茲勒呢？你就是指責他們欺騙你，利用你，讓你打頭陣，擔當一項有問題的業務。如果出了什麼事，所有罪責都會被推到你的身上。」
前因後果被概括成這幾句話，顯得可笑。
「首先，我們得證明公司業務是有問題的。」
「這個不難。」
「怎麼說？」
「有一部電影的膠片被燒毀了，獲得了相當高的保險金。那是部糟糕的電影。我後來明白過來，尼古拉那時候為什麼好像不在乎演員怎麼演，也不在意拍得怎麼樣。他為了和發行商簽約，給這個片子做了誇大的宣傳，這是他的拿手好戲。您知道這行是怎麼操作的吧？」
「大概知道。你繼續說。」
「這部電影如果上映了，票房肯定慘敗，公司只能關門大吉。然而這個燙手山芋卻在一場火災中燒毀了，保險公司的調查到現在還沒有完結。他們沒有證據證明火災是有預謀的。其中一位調查員似乎對電影行業的內幕很了解，來我辦公室找過我十多次，一直笑嘻嘻的，但很堅持有預謀的說法，還跟我提了很多敏感問題。這位調查員也很關心我是怎麼做到主管的，還問我以前是做什麼的，甚至有意無意提到了我的妻子。」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他最後一次來是十天以前。他本來應該還會再來。」
「尼古拉對此是什麼說法？」
「說這些調查毫無意義，說這個調查員應該做自己份內的事。」
「就這些？」
「什麼這些？」
「除了他和你妻子那檔事，你對他只有這些不滿？你聽著，孩子，你剛才說的這些還是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麼你責怪的人不是奧茲勒，既然連你自己都承認極有可能他才是那個幕後大老闆。」
「是尼古拉影響了我的生活。」
「他帶你到他的裁縫那兒，給你做衣服，給你錢，請你去最好的餐廳和夜總會。你因為怨恨他這些事，所以趁他獨自待在床上、毫無防備時殘忍地殺了他？你得知道，我說的話都是有意義的。你先讓我把話說完。我了解法庭是怎麼回事，我清楚陪審團是怎麼想的，什麼會讓他們有所觸動。舉個例子來說，你要是在一個小酒館裡，在狂歡亂醉的香檳盛宴上把他打死，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但事實不是這樣！你去了他家。他在家裡等你，對你非常信任。你也承認他在等你，他還給你留了門。而且你清楚他生病了。」
「他在見我之前還和秘書亂搞。」
「就算你能提出相關證據，我也懷疑這件事能不能對案件產生影響。那是那個男人的權利，是他自己的事。可你有什麼權利用他的手槍，把他殺死在他自己的床上？」
「我就算沒有殺他，還是要去坐牢。那樣我就成了一個騙子，垃圾。」
「這也有待證明啊。你就算能證明你剛才說的這些，他們會跟你說詐騙自有法律管，你可以舉報。你得明白，我的職責就是把這些都跟你說明白。目前，根據你跟我說的和我掌握的情況來看，你在回答他們的提問時就像個小孩子。你要是能早一點通知我來，我會阻止你跟他們說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你殺尼古拉就是因為你嫉妒他。」
「不是這樣。」
「你不僅是因為費爾南德嫉妒他，還單純嫉妒他這個人。你自己剛才提到他和秘書之間的事，你說這件事時候的樣子，就證明了我說你嫉妒他的事實。那個秘書是你的情人嗎？」
「不是。」
「你們之間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什麼？」
「沒有。」
「你也沒有想過要發生什麼？」
他還是回答「沒有」，卻低下頭去。律師嘆了口氣，從口袋裡摸出一塊厚重的表：
「現在這個時候，你妻子應該在巴贊法官那裡了。天知道如果她還是跟今天上午一樣的精神狀態，她會說些什麼。我們只能慢慢去了解了，反正法官會用她的證詞來和我們對質的。你到底對費爾南德做了些什麼，讓她這麼恨你？她一直都愛著尼古拉？」
「也許吧，用她自己的方式。」
「那你呢，她不愛你嗎？」
「她需要我。」
「怎麼個需要？想成為鮑什太太？還是為了你的錢？」
「當然不是這些。她總歸需要我。您得知道，瓦爾先生，她是個很不幸的女人。」
「我感覺她才是你的不幸。」
「這都不是她的錯。我不怪她。」
「說到底，你只怪罪尼古拉一個人？」
律師有好幾次氣得差點站起來。他不是覺得對方不成熟，或者無思考能力，而是覺得他無法控制住自己，像一個頑固的一根筋的小孩兒。
「我得親自見見她，跟她談談。」
「沒有用的。」
「我起碼能知道她那副殼子下面都有什麼。」
他說這話時估計沒察覺字裡行間的歧視，公然的諷刺。
「也就是說，你和她共同生活了五年？」
「是的。」
「差不多四年是婚後？」
「對。」
「在這段你們共同度過的歲月里，出現過幾個尼古拉這樣的人？」
鮑什假裝都沒在意什麼「你們共同度過」。
「我沒有數過。」
「你都默認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
「你為什麼不離婚呢？你是天主教徒嗎？」
「不是的。我放不下她。」
「那麼現在呢？你必須得戒了她，不是嗎？」
瓦爾馬上就對自己的一時之氣感到後悔，這話有點殘忍。鮑什看著他，眼裡儘是驚嚇。瓦爾百分百確信他都沒想過這茬。他只看到自己被光禿禿的四壁和門上的鐵窗圍困，卻沒有想到要和費爾南德永遠隔絕了。
「我放不下她！」他不禁重複這句話。
「別再犯傻了，好嗎？成熟點。是時候了。」
但鮑什什麼都聽不進，只有幾個沒有任何意義的音節在腦中轟鳴。一陣沉寂之後，他低吟道：
「他們或許會叫我們去。」
「誰叫我們去？」
「上頭，法官辦公室。您說她就在那裡。」
「等到我們上去，她應該早已經走了。這次法官肯定會叫你回答那個最關鍵的問題，我也問過你了。」
「哪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殺了塞爾熱·尼古拉？」
「我都跟您說了。」
「你要是只有這些話，那從現在開始就做好被判死刑的準備吧。聽著，孩子，我已經做了三十年律師了。我不是什麼大律師，沒有辦過什麼大案子，大家也不常在報紙上看到我的照片。但是為做了蠢事的小年輕辯護，比如像你這樣的，我經驗不少。你和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我不認識那些人的父親，也不會為他們如此痛心。你還有母親、外祖父母和妹妹。我這麼說，不是為了感動你，可你總得為自己想想。你今年才幾歲？」
「二十七。」
「那好吧！讓我們忘了你到目前為止跟法官警察之類說過的所有話，懂了嗎？從前一天晚上開始，你所說的，所做的，怎麼去理解很重要，他們只會從對你不利的一面去理解，而我的任務就是要讓他們從我們希望的角度來理解整樁事件。不管你出於什麼原因，你都要想盡辦法不能把你妻子扯進這樁事裡來。你愛她，可以！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見識這種情況。但她是婊子，或者差不多就是，所有人都清楚這一點。你如果承認你殺人是因為嫉妒，或許會被人看成是傻帽，但我想你不會因為這一點就否決這個理由吧。」
鮑什確定地搖了搖頭。
「現在把我怎麼樣我都無所謂了。」他抿著嘴嘀咕。
「你既然這麼說了，那你就作回傻子吧，讓我來保你的命。」
「我會說出事實真相的。」
「哪個事實？什麼真相？你剛才一直跟我重複的那些？就是你所謂的老實人突然發覺自己是被玩弄了？首先，你得知道，真正老實的人是不會整天把自己老實掛在嘴邊的，可你呢，成天就只知道說自己誠實。你知道警長是怎麼說你的嗎？你發這狂就是因為尼古拉和你老婆有一腿，又把她給甩了，然後待你又不似以前了。」
「這不是真的。」
「那你聽好，我的孩子，你現在跟我說說到底什麼是真的。否則，整件事情就真的是個天大的笑話了。你得時刻記住一件事：昨天現在這個時候，有個年紀還算輕、活得相當自在快活的男人因為嗓子有點痛，在家臥床休息，讀讀劇本。就是你，不是嗎，去到他家，往人家腦袋上來一槍，把人給擊倒了，而且還嫌不夠，還要——」
「行了，夠了，拜託您！我想您是來為我辯護的。」
律師的怒火突然間平息下來，面帶憐惜。
「我正在努力做這件事呀，傻子！你的執拗讓我不能妥善處理這一切，這不是我的錯。看來我全弄錯了。我們兩個可能都弄錯了，看來是要讓醫生明天來做個結論。」
「您認為我瘋了嗎？」
「我現在是這麼希望的。恐怕這是能讓你免遭死刑的最保險的辦法，而且——」
律師聽到走廊里守衛的腳步聲，便起身，整理零零散散的文件。
「來吧！是叫我們的。」
接著，鑰匙在鎖眼裡旋轉的時候，他壓低聲音說：
「上帝保佑，不要再像這樣回答提問了。如果你還想繼續這樣，不如閉上嘴，管他們推斷出什麼結論呢。」
鮑什確實閉上了嘴，說得更確切一點，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只回答「是」或者「不是」，並不擔憂這樣回答可能會讓對方有何聯想。其實他並不是按照瓦爾的建議行事。在將近兩個小時的訊問中，他們重新過了一遍他在奧爾良以及巴黎警察總署的問答筆錄。他沒有一次回過頭尋求律師的幫助，連眼神的交流都沒有。但他知道律師對他的表現是滿意的。一想到瓦爾全盤搞錯了，鮑什差點露出微笑。
說得簡單點，鮑什放棄這裡了。反正對關於自己的部分是如此。他不再對事態的進展有任何關心。他覺得自己不再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有了其他消遣，關注那些無關緊要的小細節，比如他在猜書記官的筆是什麼牌子。他還跟孩子似的焦灼盼了很久，好長一段白色菸灰才總算從法官抽的雪茄上掉下來。
室內熱烘烘的。燈光似乎在炙烤著他們。他的手從手銬里解放出來，他正柔緩細膩地揉撫著自己受累了的手腕。瓦爾給他遞過一包薄荷味的糖果，他含在口裡，慢慢回味，感覺仿佛在電影院裡。
沒有必要再和他們爭論了。而且，他們講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剛才律師那麼真情實感地跟他講了那一通，他自己也有了同樣的念想。說實話，他早就開始有所猶疑，甚至從昨天晚上就想到了。不是在殺了人之後馬上就有了這個念頭。他剛開車那會兒，還在一種劇烈的亢奮之中。他倒是沒有想過維護名譽，因為他殺了人之後，覺得名譽已經無關緊要。然而，他仍然清晰地記得自己當時懷疑能否做到。
所有模糊、錯結的猶疑成形於安格拉內的小屋裡。然後在奧爾良繼續發酵。或許是因為那個胸脯豐腴的女孩，他對自己不再那麼確定。
一切得重新來過，他這麼決定，默默暗許，誠如我們平時說翻開新的一頁，從新開始一樣。他會在那間單人拘留室里獨自梳理反省。這將是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他會面面俱到，把所有細節都扯出來，繼而接近並發現人人都向他索取、好像他理所應當明晰的所謂真相。
壁爐上有個黑色大理石紋時鐘。他起先認為就是個擺設，因為這類鍾基本上都不走（在勒格羅迪魯瓦家裡的餐廳里，也有這麼個玩意。有時候，不知道誰覺得好玩，會去裝上發條，卻發現鍾走了十分鐘後就停了）。過了一小會兒，他發現指針已經前進了一刻鐘了。
五點半時，他覺得血液洶湧進腦袋。他坐立不安，好像等不及那個時刻，就是前一天他殺了尼古拉的那一刻。他清晰記得殺人前的每一分每一秒，離開辦公室前跟安妮特說的每個字。關於安妮特，他沒有說實話，假裝自己從來都沒有幻想過她。正因為此，他那時才會不禁低下頭。他也渴望安妮特，尤其是知道尼古拉把她弄到手之後。昨天，他知道安妮特不止是去送劇本。
有一次，在他自己的辦公室里，他讓安妮特聽寫一些信件。其實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幹什麼。那天巴黎熱得跟在勒格羅迪魯瓦差不多。安妮特從塞爾熱的辦公室里出來還不到一個小時。他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她平靜地脫了身，冷漠地微笑著：
「別讓我覺得您是這樣的人，鮑什先生！」
他不明白安妮特的態度。她並不是尼古拉真正的情人，而且她已經跟在比他們低兩層樓的電台里工作的一個年輕人訂了婚，後者每天晚上都在門口等她下班。她接受尼古拉，隨時都行，在辦公室的角落，在椅子的扶手上。但秘書光是想到要跟他這樣就笑了。
「如果我理解得沒錯，您從來沒有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
「是的，先生。」
律師給他暗示了，但他全然不理。
「所以在此時此刻，您還處於跟當時一樣的精神狀態？」
大概因為鮑什的視線始終盯著那個時鐘，法官也撇過頭去，看到此時是五點三刻，也想到了昨晚的事件。
「我想是的，法官先生。」
「也就是說，假使昨天什麼都沒發生，您今天也是這個時候離開辦公室，要到達呂街去，也有一模一樣的時機擺在您面前，您還是會有一樣的反應嘍？」
「我不知道。」
「是什麼讓您又不確定了？」
確定？這個抑揚頓挫的詞讓他頓了頓，尋思要說什麼。
「我還是不知道。」
「或許是您夫人的反應，對您產生了影響？」
「不是，先生。」
法官和律師互換了一個眼色，瓦爾覺得又有了轉機。
「她的態度對您沒有影響嗎？」
「我預料到她會有什麼反應。」
但他沒有料到那幾個耳光。不過他也從沒有想像費爾南德會伏上他的肩膀，投入他的懷抱。再過些日子會的。然後她又會再恨他。他們倆在一起的日子一直都是這樣。命中注定。他們自己根本無需探究為何會如此。
「昨天這個時候，您在哪裡？」
時鐘指著五點五十分多一點。
「如果這個鐘的時間對，我正在達呂街，上樓。」
「您是不想再像以前一樣，做個自由人了？」
他要思索一下。大家在等他的回答。瓦爾就像學校的老師在上級視察員下訪時擔心自己學生的表現那樣，咳嗽了幾下。鮑什完全意會，但置若罔聞。
「我寧可就這樣都過去了。」他如是說。
他聽到一聲舒氣。接著律師站起身來，到法官身邊，俯在他的耳畔低聲言語。後者邊聽邊注視鮑什，最後點點頭，好像在說：
「或許您說得有點道理。」
法官隨即填寫一份表格，交給書記官。
「明天一早交給拘留所的特別診療處，」他邊說邊走向擺放著他衣服的壁櫥，「讓他在筆錄下面簽字。」
鮑什沒抬頭看，但覺得一扇門關上了，心滿意足。他立即開始體會現下難得的只屬他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