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將軍傳 · 第二章 秀才造反

開平一老同學也來依吳,想過「知縣」癮,上了個條陳自稱「文武兼資尤富於政治常識,大帥不信,請令河南省長張鳳台以優缺見委,必有莫大貢獻」。吳親批「豫民何辜」四個字,原件發還。他又請委充混成旅長:「願提一旅之眾討平兩廣,將來班師回洛後,釋甲歸田,以種樹自娛。」吳批「先種樹再說」。 首次入湘止於岳州 民國成立後,第三師調駐南苑,曹錕仍為師長,曾演「南苑兵變」之一幕。其時革命黨人為避免流血起見,推舉袁世凱為總統,派員迎之南下,袁恐南下後將受制於黨人,而口頭上又無戀守老巢之理,乃密令曹等耍了一套「奉令兵變」的戲法,然後假口以北方治安為重,婉拒南下之請。時吳已升任炮兵團長,由娘子關移駐長辛店古廟中。[民國元年(1912年)一月十三日第三鎮炮團劉團長所部在娘子關譁變,劉奉令撤職,以吳繼任。]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後,袁削除民黨勢力,以海軍中將湯薌銘督湘(袁呼為中將湯),令曹錕以長江上游總司令名義率第三師駐岳州為之聲援。吳以團長左遷為師部副官長,氣得幾次想走。副官長一席其地位雖頗重要,可是軍營中往往把它當做馬弁頭兒,任職者以巧言令色為必要條件。呼之為牛,不敢應之為馬。像吳這個氣概洸洸的奇男子,其個性與其地位恰恰相反,不但他自己想不干,他的長官也覺得他是個「不稱職」的副官長。 天下事往往在極端絕望中閃出堆花疊錦的新希望來。一天,長沙某團體開會,湯督與各軍將領均出席。吳代表第三師師長致詞,湯聽了大加稱賞。不久曹到長沙來拜會湯督,湯向曹說:「三哥,你手下有個出類拔萃的人才,請你介紹給我,我學借將的故事何如?」曹問:「誰?」湯說:「就是你的副官長吳子玉。」曹「哦」了一聲含含糊糊地應著。他平日深佩湯鑄新(薌銘)眼力過人,回到岳州後馬上把吳叫過來談了一會,看不出他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可是他覺得湯的賞識是不會錯的,與其楚材晉用,何如楚弓楚得?曹生平的嫵媚處在此,用人不求甚解,一口氣竟保薦吳升任第六旅旅長,事無巨細,必以諮詢。第五旅旅長張學顏怫然不悅,以為:「子玉區區馬弁頭耳,今竟與我分庭抗禮,將來難保不爬在我頭上。」這是後來張與第三師脫離關係的一道伏線。 吳以湯一言之力受曹特達之知,更以湘紳一席話奠定了問鼎中原的霸業。岳州紳士某進言於吳:「外傳湘人富於排外性,實則湘人重氣節而輕死生,倘北人以征服者態度高壓湘人,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反之如以合作手段延攬三湘豪傑,約束士兵毋許動民間一草一木,《書》謂撫我則後,湘人必翕然歸之矣。」吳聽了這番話,不覺肅然起謝。 民國四年(1915年)籌安會起,袁世凱僭號稱帝,蔡松坡起義雲南。袁恐川督陳宧不可恃,令曹以「援川」名義駐重慶監視陳的行動。陳部有三混成旅,旅長為馮玉祥、伍祥禎、李炳之等。當時陳與湘督湯薌銘為勢所迫,對袁宣布獨立,袁怒,免其成武將軍之職(其時都督改稱將軍,陳駐成都故授為成武將軍),以重慶鎮守使周駿為重武將軍,實即以周代陳之意。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氣死在新華宮,黎黃陂以副總統依法正位。陳與黃陂同為鄂人,首先取消獨立,他卻不曾想到取消獨立後,既失其都督名號(起義各省均恢復都督名號),又不能恢復將軍的地位,所以周駿打著重武將軍旗號演「取成都」之一幕。馮玉祥迎戰不利,李炳之在重慶被曹扣留,陳只得率部倉皇出走。因重慶有曹、周兩部扼守,遂取道綿陽,又以道路險仄,人馬困頓異常。曹、陳雖處於對敵的地位,但陳既決心離川,曹有意送個順水人情,勸他改取水道出川,陳遂下令由綿陽轉趨重慶。他的部屬都出來諫阻說:「不要中他的計,切莫自投虎口。」陳堅決地說:「豈有忍人曹仲珊?」他放心大膽地通過了重慶,曹果然按兵不動,絕無「落井下石」之舉,只有馮玉祥仍由綿陽取道劍閣北上,從此與陳脫離關係。陳部到宜昌後自動解散。 二次入湘止於衡州 帝制失敗,五年(1916年)七月第三師班師保定,曹授直隸督軍,為段閣健將之一,主張對德宣戰甚力。不料黎、段府院之爭釀成了民六解散國會及張勳復辟的大怪劇,曹在段領導下與段芝貴、李長泰等起兵平亂,迎副總統馮國璋繼黎之後。段性最褊窄,接著又有馮段之爭,惶惶不可終日。段內閣欲貫徹其「武力統一」政策,六年(1917年)九月令湘督譚延闓改任省長,簡其戚傅良佐(時任陸軍次長)督湘,譚部將林修梅、劉建藩遂在零陵宣布獨立。不久桂軍譚浩明大舉援湘,傅被驅走。段赫然震怒,派曹錕、張懷芝為兩路司令,分由鄂贛攻湘。曹以湘、贛、川、粵四省經略使名義駐漢口,命吳代理第三師師長兼任前敵指揮,率一師三混成旅南下。一師即第三師兩旅(第五旅旅長張學顏、第六旅旅長吳佩孚),三混成旅旅長為王承斌、蕭耀南、閻相文等。 前面說吳是「第五縱隊」的老前輩,他又是「閃電戰」的開山老祖,譽之為「用兵如神」誠未免言過其實,但「不怕死」是他的最大本領。早年臨陣時往往頭裹青布,騎著一匹駿馬,馬蹄得得,身先士卒,這是他戰勝攻取的唯一因素。他的個子越長越瘦,眼睛越顯得大而有神。當七年(1918年)「春季攻勢」發動後北軍衝進長沙時(四月一日),他一馬當先,較之當年窮途落魄的酸秀才神氣自不可同日而語。他越打勝仗進兵越快,不使對方有集合整理的機會,所以他下岳州、入長沙、直趨衡陽一路勢如破竹,為期不及三個月。加以湘桂將領內訌,岳陽既挫,月波聯帥(譚浩明字月波,時號稱湘桂聯軍總司令)引兵回桂,湘軍益無鬥志,造成了吳一舉成名的良機。 第五旅長張學顏的資格較吳為高,吳以第六旅長代理師長,張不禁為之眼熱。張入湘潭時以旅長名義遍貼安民布告,吳召張聽訓,張推說抱病,吳自往旅部責張不應以旅長名義出示安民。張忿然說:「難道你代理師長不出面,就不許我正式旅長出示安民嗎?」吳一怒而走,打電報給曹錕說張不聽約束。曹調張赴漢另候差遣,以團長董政國升任第五旅長,張福來為第六旅長,此外三混成旅第一旅長為王承斌,第二旅長為閻相文,第三旅長為蕭耀南,吳則由「代理師長」改為「署理師長」。 曹以為論功行賞,湘督非吳莫屬,不料段把這一席畀予未建寸功的皖人第七師長張敬堯,這是段不善將將及缺乏政治手腕的明證。張縱兵殃民,湘人諡之為「民賊」;吳則凜於岳紳「湘人可撫而不可虐」之戒,以治軍嚴肅稱。同系北軍,同處湘境,而一暴一仁,兩兩對照,暴者乃愈形其暴,仁者愈見其仁。吳到衡陽後忽頓兵不進,與湘軍譚、趙諸將為羊陸之歡,信使往還,別有天地。吳以區區師長立於舉足輕重之地,大為國人所推重,這是民國史上罕有的奇蹟。段疑其有異志,實授為第三師長兼錫孚威將軍之名以資籠絡,授意「討伐」兩廣後將以粵督一席為酬。吳的主見則有三點:第一,持盈保泰的做法。他明知北人不服南中水土,離鄉愈遠則思歸更切,苦征不已則軍心渙散,不但驅湘軍作困獸之鬥,尤慮粵桂痛感切膚,西南聯為一體,那麼北軍不敗則已,一敗將頹然不可復振,所以他主張軍事上「適可而止」。第二,他看到段閣受群小包圍,北洋諸將驕奢淫逸,他視第三師為北洋正統,隱然以移風易俗及復興北洋係為其職責。第三,他看到外交問題之嚴重,不願續有同室操戈之舉。他在衡州賦詩飲酒之餘,偶然談及時政,以官吏不賣國、武人不爭地盤及召集國民大會為解決國是的三大條件。 國民自救運動 七年(1918年)段召集安福國會,九月四日選舉徐世昌為總統,自居太上政府之地位。他假名參戰與日本簽訂若干密約,大借外債編練參戰軍,他在北洋三傑中原有剛正不阿之美譽,其令名自是而衰。其時馮國璋以長江諸督為其羽翼,北洋派分裂為直、皖兩系,段欲練新軍造成其「迪克推多」(英文:dictator,獨裁者)的地位,故去馮而以徐為傀儡,哪知徐亦不甘以傀儡自居,暗中惡段而親直系。七年(1918年)八月二十一日,前敵師長吳佩孚發表「息爭禦侮」的電報,西南聞風響應。徐藉此機會於七年十一月下令停戰,與軍政府合組南北和會於上海。北方總代表朱啟鈐、南方總代表唐紹儀等於八年(1919年)二月二十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乃以陝西問題(陝督陳樹藩不聽約束,仍與靖國軍作戰)及參戰借款問題(南方主張停止假口對外而系用以對內的參戰借款)。和會僅開六次,至五月十四日南代表提出:(一)不承認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之決議案;(二)不承認中日一切密約;(三)懲辦簽訂密約者;(四)不承認民國六年(1917年)六月十三日的解散國會令;(五)承認徐世昌為臨時總統至國會正式選舉總統之日止等等條件。北代表不允接受,於是南北代表宣布總辭職而和會竟告流產。 這當中穿插有民國歷史上驚心奪目之一事:一方外交失敗,一方則內爭不息。當局迄無悔禍之誠意,對外委曲求全,而對內殘民以逞,激起了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毆打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大風潮。這風潮馬上蔓延全國成為「國民自救運動」,而北廷斥之為「學閥操縱,學匪幹政,不啻另一義和團之出現」。那時遠戍衡陽的吳受了救國熱情的驅使,一面援救被捕學生,痛數曹、章、陸等之賣國行動(該電直接打給徐),一面願負弩前驅,移師對外,其電中有云:「以有用之兵置諸無用之地,玩歲愒日,壯志全消……」他的電報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張取消《中日密約》、召開國民大會、反對簽字和約(指巴黎和會對膠州之決議案)、敦促南北代表賡續談判等等。總之,他的主張完全站在民眾之前,其動機純由救國救鄉之一念(他是山東人),所以國人視之為「民族救星」,而段的眼光中則認為「北洋系之一叛徒」。 徐在段的高壓下進退失據,不得已於八年(1919年)六月十三日向國會宣布辭職,並解除其心腹錢能訓的國務總理一職,以財長龔心湛代理閣務。當然,徐無求去之決心,但段早亦不滿於此老之「忘恩反噬」(徐主持南北和議非段所喜),遂以王揖唐繼朱啟鈐之後為北方議和總代表,一面改參戰督辦之名為邊防督辦。十二月二十九日馮國璋病逝津門,段以為他從此成了北洋系唯一領袖了。 電 戰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時代的浪花,侵蝕了軍閥政治的堤岸。當時魯案未解決,《中日軍事協定》未廢止,段政府擅借日款成立邊防軍,以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邊防軍內有日本軍官教導團,同時安福系欲包辦南北和議,以該系首領王揖唐為北方議和總代表。這些事湊合起來使向來安天樂命、順「帝」之則的中國人不能再容忍下去,從絕望眼光中發出一片怒吼。以學潮為急先鋒,繼之以各界請願團在新華門死守不去,這風氣由北京波及津滬,推而至於全國。各省推派總代表聯合北上請願,紛紛組織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等團體進行抵貨、罷工、罷市、罷課運動。北政府忙於逮捕請願代表,禁載請願新聞,造成了空前的不寧局勢。 段以「督軍團」為工具向黎、馮採取攻勢,軍人干政由是開其端。當時報紙滿載軍人干政電,伐異黨同,徒逞私臆,而置國家利害於不顧。吳處此氛圍下雖屢有建議,卻完全站在國家立場,戛然不同流俗,所以事實上他是革命者,僅未高張革命軍之旗幟耳。八年八月卅一日他警告北政府:「自王揖唐任議和總代表以來,惡聲不絕。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國心理非一人所能制,雙方和議非一人所能專。佩孚等鑒於時機危迫,未歃撐持重任,特此奉告。」該電明明有以「罷戰」為抵制之意,與罷市、罷工、罷課異曲同工。此後他發表任何主張馬上風行全國,這因為他的主張是全國所欲言而未敢言或言之而無效的,他俄然成為時局動盪中的核心人物。 反對王的第一炮由北洋軍一個前敵師長發出,而敵方反做了他的應聲蟲—西南軍政府遲至九月五日才發表同樣主張,這是民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蹟。自然,北政府復電予以申斥,可是不申斥則已,一經申斥後激起了他再接再厲的勇氣,九月一日竟與當時對敵的湘軍將領譚、趙等會銜通電,九日又與湘、粵、桂將領譚延闓、譚浩明、莫榮新等會銜發表佳電。北廷為之大震:「他竟投降了南軍嗎?」 倒運的是代人受過的龔代閣,他是段的代言人,吳就把一口毒氣呵在他的身上,一次、兩次、三次,把他罵得狗血淋頭。龔與之打筆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始而只罵王,繼而罵安福系,終至無所不罵,直把龔代閣罵倒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無不極口反對,而對南則露著伸手待握的姿態。 區區一師長「信口雌黃」,何以北廷僅加申斥而不敢下令撤職?這有多方面關係:第一,他的地位是當時北方所謂「南天柱石」,激怒了他怕他敞開大門來放出南軍;第二,他是曹的大將,當時「四省經略」的曹與「三省巡閱」的張(作霖)已有結合(曹弟與張為兒女親家),不無投鼠忌器的心理;第三,時有馮(國璋)、段之爭,馮以長江三督(江蘇李純、江西陳光遠、湖北王占元)為背景,本人則高臥津沽與曹聯絡,頗有舉足輕重之勢;第四,皖系又有靳(雲鵬)、徐(樹錚)之暗鬥,靳為持重派,主張採取「軟化曹吳」的政策。 段知北洋系行將土崩瓦解,一心一意地編練邊防軍想造成個人獨有的新武力,所以他一再表示讓步。其步驟如下:(一)邀馮入京,以馮為副總統而自為總理為合作條件;(二)令曹約束吳的行動;(三)九月二十四日以靳閣代龔閣。只是有一件,為維持北廷威信計,王揖唐萬無撤換之可能。(按:馮段合作未成而馮死。) 曹在表面上站在段、吳的中間,段往這邊拉一把,吳往那邊扯一下。曹的地位近在肘腋下,不能像吳之劍拔弩張,所以他假裝著一副怒容,責吳不應「阻撓和議」,一面卻向北廷催索吳師欠餉,以為不如此不足以平其氣。有人獻策於段:「吳之不馴是未得湘督之所致,給他督軍做,萬事皆休。」段頗心動,遣吳光新赴湘試探吳的口氣,吳馬上提出「不要地盤」的口號來。 要地盤好辦,不要地盤就無法向之進行「綏靖政策」了。魯督張樹元、皖督倪嗣沖等請予吳以嚴厲之處分,段遲疑未決,只責成鄂、贛駐軍嚴密監視其行動。且自靳閣登場後,首先是吳打來捧場電報,隨之而曹、張兩使聯電擁靳,段為之啼笑皆非。另一方面,日本公使小幡質問北廷:「靳閣是否將與西南聯合而將《軍事協定》取消?」靳期期不知所答。 九月十一日王揖唐驅車南下,抵滬時且向西南七總裁宣誓:「本人誓以至誠與西南謀和,有違此言,神必殛之!」然而魚行老闆還是魚行老闆,西南置之不答,匪惟不答而已,且暗受吳的指示,有舍和言戰進兵贛、湘之意。而吳呢,一則受了曹的「假訓斥」,諒解曹的環境,九月後果然守口如瓶;二則感於口舌力爭之無益,下了「直接行動」的決心,欲與西南組織「愛國同盟軍」,又欲只手擎天—撤防北歸,單獨與皖系作戰。這時期外表上風波已平,一切返於靜態,實際是「萬木無聲待雨來。」 直到九年(1920年)一月中旬,他才以「久戍疲勞」為由輕輕巧巧地發出請求撤防的電報。另一電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措詞尚屬溫和(日使小幡對魯案向北廷提出通牒請由中日直接交涉)。 除對外問題發表主張外,吳在衡陽的一切行動亦值得一寫。吳與湖南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第一次入湘時岳州為其發跡脫穎之地;第二次入湘時衡州為其揚眉吐氣之始。那時他的環境和個性都有劃期的大轉變:過去他是個落落寡合、沉默寡言的軍人,同僚呼之為「吳傻子」,沒一個看得起他,沒一個不討厭著他,他既無拳無勇,只能「我行我素」置而不較,那時他得力於一個「忍」字;現在他功成名就,竟然是雄辯滔滔的一流人物,高談春秋大義,狂呼愛國口號,國人愈推重他,曹的左右愈厭惡他,曹卻愈信任他,常說「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錢」。所以恨吳的當面不敢說,只竊竊私議而已。吳過去並非循規蹈矩一流人物,駐長春時的一段佳話依然嘖嘖人口。自駐軍衡陽以來,卻變成了道貌岸然的老學究,惡鴉片如蛇蠍,視嫖賭為畏途,其軍紀之佳在北洋團體中數一數二。有人說吳前後判若兩人,但吳過去無權責,雖細行不檢,不會影響到別人的頭上,後來爬到了「南天柱石」的地位,自覺前程無量,所以他要把自己做全軍模範,推而及於北洋團體。 吳治軍極嚴,違反軍令者死。某日命張福來率兵一團進占一座山頭,吳用鉛筆畫著地形,把原紙遞給福來說:「須照這路線進兵。」福來領著兵馬走到山腳下,知道上山有一條迂迴曲折的山路,他打開紙頭一看,筆尖直指山頂,福來連聲說:「糟了!糟了!」左右詢知原委,都說:「我們應循著山路走,難道叫我們攀藤捫葛而上?」福來說:「咱們正得從直線攀登山頂,否則師長叫我們的腦袋搬家。」他咬緊牙關,帶隊爬上顫巍巍的高山。不到一刻鐘之久,湘軍趙部從側面包抄而來,正想占領高地,遠遠望見山巔上飄動著吳軍旗號,以為良機已失,且不明敵軍虛實,只得引兵退去。這裡是兩軍作戰的險要,假使福來繞著山路走,湘軍必捷足先登。後來福來逢人恭維「主將妙算如神」,實則偶然巧合而已。即此一節,可見吳的軍令之嚴。 吳在衡陽改取守勢後,近而張敬堯弄得烏煙瘴氣,遠而安福系、交通系把持政柄,各武人割據地盤,視軍隊若私人所有,促吳下了「革命行動」的決心。當王揖唐派周渤等赴湘辦理國會選舉時,吳把湘南紳耆及英彥之士叫過來說:「你們莫同流合污,跟著我不愁沒有出路。」那時他暗中拆安福系和張的台,與南軍精神上成立「停戰協定」,雙方信使不絕。湘督譚延闓(零陵獨立後譚以湘督名義設行署於永州)派廣西人張其鍠為代表,其鍠系一才氣縱橫之士,吳與之一見如故。此後吳與湘軍譚、趙間不僅不採敵對態度,且為生死患難之交,更以湘軍為媒介,與西南各將領莫逆於心。 探馬早報到北京,說吳怎樣通敵,怎樣養寇自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是不會因此放棄的,可是北洋諸將除吳肯打硬仗外只知刮地皮、抽大煙,不足以當衝鋒陷陣之任。段的智多星徐樹錚有鑒及此,暗中也有改造北洋系的計劃,向日本成立西原借款為購械練兵之用,輿論為之譁然。針對著這些行動的便是吳的「反對借款、不住租界、不與外人勾結、不做督軍、不搶地盤」的幾大主張,一薰一蕕,雙方摩擦日甚,遂演為直皖兩系的一場大戰。 撤防與驅張 七年(1918年)南北之役,吳師一馬當先攻入長、衡,張敬堯以皖系爪牙現現成成坐上「湘督」交椅。張部軍紀蕩然,尤以其義子第五團長張繼忠即所謂「少帥」者招撫了齊魯之交的散兵游匪,開到湖南後燒、殺、搶、奸,無所不用其極,不獨湘人怨氣衝天。西報記者亦嘆湘省之暗無天日為舉世所無,即帝國主義者對其征服地亦未嘗至於此極。直到現在,任何湘人談及當年張的禍湘史無不咬牙痛恨,而當年中外各報之口誅筆伐幾於無日無之。試舉張縱兵殃民之一例:第七師犯了重大案件,苦主向督署控訴,張氣得暴跳如雷說:「這些都是私通南軍的亂黨。本軍秋毫無犯,豈容血口噴人!不砍下幾個腦袋來不足以儆刁頑之風!」苦主們有的家裡死了人,有的被第七師兵士放了火,有的妻女被姦淫,還得賠上一個腦袋來補償張家軍名譽之損失,哪個再敢來多討苦吃?這一來張果然收了「政簡刑清」之效,而張部無不歌頌「督帥」之神明。此後奉令姦淫,奉令搶劫而益無忌憚,湘人暗中呼之為「張毒」或「毒菌」(督軍諧音)。 當時流行幾種術語:劫案謂之「打起發」,奸案謂之「玩花姑娘」;湘人有由城市避居鄉下的,因為城市北兵太多,又有由鄉下逃到城市來的,因為鄉下更是無法無天的世界,逃來逃去謂之「躲北兵侉子」。城市每天有血案,夜間行人絕跡,街頭但聞北兵嬉笑怒罵之聲。鄉間輪流「望風」,如有「灰面袋」(北兵之另一稱呼)經過時趕忙把女眷送往山後藏躲,而金銀細軟則早已窖藏起來(城市居民則將箱簍存於各洋行),是為湘省之「黑色恐怖時代」。 蹉跎復蹉跎,容忍復容忍,湘人的怒火終於按捺不下,旅京湘紳向北廷請願易督。北廷對各報之口誅筆伐是「熟視無睹」,對湘人之奔走呼籲是「充耳不聞」,一如張之包庇其部下者然。湘人鑒於夏蟲之不可語冰,遂將目標移向廣州及衡陽,始而組織各界聯合會,繼而推派驅張請願團。九年(1920年)春間衡城變成了各省請願代表的山陰道,近之有湘代表請願驅張,遠之有京滬各地代表請願聲討安福系,而兩問題就是一問題—張僅為安福系搖旗吶喊之馬前小卒而已。 吳目擊湘人之陷於水深火熱,暗暗叫聲慚愧:「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駐防衡州不啻「虎倀」的地位,何顏久居是邦?加以邊防軍士飽馬騰,日本人推波助浪,諺謂「先下手者為強」,所以他下了撤防北上的決心。 他一再請求撤防而北廷「相應不理」。事實上北廷一方恃之為對南的「萬里長城」,一方又慮其北歸後將為「害群之馬」,所以一味地採取延宕政策。吳的請求撤防電有云:「遠戍湘防,瓜期兩屆。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鬩牆煮豆,何敢言功。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讎外患,何須重兵防守……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 九年三月北廷電曹給以直截了當的回答:「不准吳師撤防。」吳因之忿激更甚。時值豫督有易人之說(以吳光新代趙倜),他借題發揮打了個「指桑罵槐」的電報:「比年以來,政府舉措投施無不違反民意,全國所痛絕者則保障之,全國所景慕者則排擠之,順我者存,逆我者亡,舉滿清所不敢為、項城所不肯為者而政府悍然為之!曾亦思武力權威較滿清項城何若?全國之大,能否盡為一系所盤據?疆吏之多,能否盡為一黨所居奇?兆民之眾,能否盡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徒見其心勞日拙也。」 一請不準則再請,再請不準則三請,三請不準則四請、五請以至請之不已,請之不已而不准,是終不准撤防也,超過了他的最大忍耐限度,才自動地撤起防來。三月上旬他電請張敬堯派隊接防,一面派人護送全師官眷七百餘家北歸,一面令兵士不得無故請假,不得向商民賒欠,沿途擾及民間一草一木者死。五月二十五日開始撤防,軍士沿途唱著吳所親撰的「登蓬萊閣歌」,其詞如下: 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墮,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 段聞吳軍撤防之報,急令沿途各督截堵,並命第三師前旅長張學顏密往勾結舊部。第一個段視為北洋驍將的張勳臣(敬堯)就不敢硬著頭皮試傢伙,睜眼放吳過去。吳以「環次隊形」揚帆而下,第三師居中,兩岸有掩護隊,後有殿卒。二十七日過長沙時吳不曾正眼相覷,直向岳陽進發,過岳陽亦未停留,出湘江,越洞庭而入長江,直趨武漢。三十一日舍舟登陸,自龜山至諶家磯步步為營。鄂督王占元替他辦糧草,備火車。過漢時武漢學生向之獻花,呼為「革命將軍」。 吳抵漢後做詩一首,題曰「回防途次」。原文如下: 行行重行行,日歸復日歸。江南草木長,眾鳥亦飛飛。憶昔赴戎機,長途雨雪霏。整旅來湘浦,萬里振天威。孰意輦轂下,妖孽亂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斷淝。我今定歸期,天下一戎衣。舳艫連千里,旌旗蔽四圍。春滿瀟湘路,楊柳正依依。和風送歸鳥,綠草映晴暉。少年惜春華,勝日斗芳菲。來路作歸程,風景仍依稀。周公徂山東,憂讒亦畏譏。軍中名將老,江上昔人非。建樹須及時,動靜宜見幾。何日摧狂虜,發揚見國威。不問個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貴兼濟,功德乃巍巍。江上送歸舟,風急不停揮。得遂擊楫志,青史有光輝。春日雁北鄉,萬里動芳徽。鴻漸磐石願,衍衍不啼飢。止戈以為武,烽煙思郊圻。同仇復同仇,歸願莫相違。 當時吳的政治主張博得全國盛大同情,所以吳師撤防一事成為赫然觸目的大新聞。雖婦人、孺子、販夫、走卒,亦無不耳聞吳將軍的赫赫大名。因其反對日本,有人贈給他「英美派」的新頭銜。不錯,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與英美民主潮流暗暗相合,英美報紙都把吳捧成了新中國的大英雄。但吳卻是個不偏不倚的土貨,他宣稱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託庇外人,對日本如是,對英美亦復如是。英美對中國未采攻勢,所以他撇開未說。 那時湘軍地小餉絀,人不過一萬,槍不滿兩千,兵士衣不蔽體,官長月餉數毛,人呼為「叫化隊伍」。可是張敬堯呢?第七師擴充至四萬,乃弟敬湯以「小諸葛」自負,除其直屬部隊外,尚有李奎元、范國璋兩師,安武軍(倪嗣沖部)及魯軍張宗昌各部亦約三四萬人,聲勢異常浩大。在吳眼光中看起來,湘事湘人自了,驅張直如驅豕羊耳,同時他把兵精械足的邊防軍視若糞土,憑他一師三旅不難一舉蕩平。他是武備學生出身,所以認段為師,並以段過去曾反對洪憲、削平復辟之亂,雖剛愎自用,究不失為公忠廉介的老前輩,其一切誤國行動乃受群小包圍,為愛惜國家領袖計,對段頗欲留有餘地,只以「兵諫」為名,「清君側」為其目的。 六月七日吳師由漢登車,八日抵鄭州,一路目中無人去赴遙遙數千里的「閃電戰」。豫督趙倜感其相援之德,派乃弟宏威軍司令趙傑蒞站歡迎。吳以洛陽駐有西北防邊軍張亞威、宋一勤兩旅,命第五旅長董政國率兵赴洛鎮懾,其大部則渡河北上,本人於六月中旬抵保定部署前方軍事。 當吳軍開始撤防時,張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臥榻之側從此無人鼾睡,懼的是吳殺到長沙來奪取帥印。不久吳軍從湘江飄然而過,張不覺以手加額,以為「從此莫餘毒」,至於對付蹙處郴、永的「蠻子軍」,以為直摧枯拉朽之勞耳。不料湘軍緊接吳師撤防之後全力衝過來,五月二十七日下總攻擊令時,全軍歡聲雷動,其統兵將領譚、趙等初未嘗料及士氣如此之盛,但終以槍支太少、子彈無接濟為慮,約束兵士非至敵人逼近時不許放槍。兵士交頭接耳地說道:「我們不要子彈,把肉彈代替了子彈!」 一戰而吳新田棄衡州不守,再戰而田樹勛棄寶慶潛逃,三戰而張宗昌由攸、醴逃入江西境界。護湘關之役,湘軍惜彈如金,以爆竹裝入洋油箱鳴放助威,第七師因之大潰,時人笑為「假子彈嚇走真敵人」。張命敬湯以援衡總司令名義赴湘潭督師,敬湯拍著胸脯說:「包管旗開得勝,大哥別忘記,打退南蠻子後須把第七師長讓給我。」頭一天敬湯耀武揚威南下,第二天旗靡轍亂而歸,嗒喪著向他大哥說:「南蠻真厲害,我的師長做不成,你的江山也坐不穩了。」 張向北廷連連告急,請速頒「討伐令」以作士氣(段力主下令,徐世昌則堅持大事化小之說),一面則通電謂:「為顧全和局起見,我一再讓防,而南軍進逼不已,請主持公道。」湘潭告警時他把大小箱簍千餘件運走,威逼榷運局、總商會籌餉巨萬,違則槍斃負責人,嚇得商會鳴鑼徵收房市捐,鬧得滿城風雨。六月十一日張假名督戰逃走,臨走時把督署「鎮湘樓」付之一炬。是時潰兵在城內放火劫洗,哭聲震天。十二日湘軍總指揮趙恆惕率部入城,十三日督軍譚延闓亦到,秩序才告恢復。 湘軍以寡敵眾,以飢疲之師當數萬虎狼之眾,一路勢如破竹,士氣誠大有關係,而關係之最大者莫如取得民眾之合作。鄉下農夫自動組織「吆呵隊」(即游擊隊),拿著鋤耙、肉彈和「灰面袋」拚命,後來湘軍大擴充就是這些「吆呵隊」勇士湊合而成的。張在湘省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回敬物就是成千成萬的槍支,事後湘人戲呼為「運輸司令」(運財物出境而將軍火留下)。九年(1920年)湘軍驅張似為內戰中之一奇蹟,實則一點兒不奇。湘軍迫於自救抱破釜焚舟之志,而張部每個兵士腰包里塞滿了珠寶大洋,沒一個願出死力,沒一個不想溜回老家做富翁,其望風而潰是有其必然之勢的。 湘軍入長沙時家家戶戶放爆竹,爆竹衣鋪滿地面變成了溫軟的厚毯。市民摩肩企踵,歡迎著自己的軍隊,都說:「老總們辛苦,怎麼來得這樣慢?」這比之過去第七師隊伍經過時人人閉戶掩柴扉恰成反比例。其時長沙街市甚窄,軍民打成一片,隊伍幾於不能通過,有些從來不出房門一步的老婆子也要擠出來看熱鬧。哪知不看猶可,看了時都是些面目黧黑、軍衣襤褸、草鞋塗滿了黃泥的叫化隊伍,但他們精神煥發,每個兵士都浮著「光復舊物」的笑容。 次日,各公團假又一村歡迎收復淪陷區的譚、趙各將領。譚即席發表演說:「我們慚愧之不暇,怎當得『歡迎』二字?我們是三千萬父老兄弟的罪人,過去不努力,苦我湘民一至如此,今天才得著一點點贖罪的機會。」他說到這裡,淚痕一絲絲從眼角淌下來,大家的眼睛同樣濕潤潤地揮著痛定思痛的熱淚。 長沙人是解放了,但由長沙至岳州沿線各村莊都被第七師蹂躪殆遍,財物無分巨細,婦女無分老幼都是他們的目的物,慘聲不絕於耳,屍骸遍地可見。潰兵殺紅了眼睛連外國人也不認得了(過去頗有懼外心理),在岳州燒了美國教堂,殺了美國教士,惹起嚴重交涉。恬不知恥的張也學了吳的那一套—電北廷要求撤防,否則兵士不服約束,本人惟引咎辭職。他自知罪孽深重,卻委過於乃弟敬湯臨陣退卻,養子繼忠軍紀不良,請北廷褫奪這兩人的官勛。北廷初僅予張以革職留任的處分,後來越來越不像,才下令以王占元為兩湖巡閱使,吳光新為湖南檢閱使(即督湘之先聲,民國二年湯薌銘亦以檢閱使名義入湘改任將軍)。然而這只是一道滑稽命令,此後北廷的後台老板其自身亦已岌岌難保,過去的「征湘夢」不啻自己吞了一顆炸彈。 直皖之役 吳師撤歸保定後,曹電請解除「四省經略」之職,北廷尚欲另以厚爵羈縻之。但吳的主張就是曹的主張—吳主張解散安福系、解散新國會、取消《中日密約》、取消邊防軍及西北籌邊使,而這些都是段萬萬辦不到的。 六月中旬徐樹錚匆匆由庫倫返京,始知京漢線各據點已被直軍占領,而奉軍又在京奉、津浦各據點增兵布防,有一觸即發之勢。那時奉張扮「兩面光」之一角,美其名曰「中立」,進而以「調人」自居。他與曹吳一個做好,一個做歹。他暗中向曹說:「三哥,邊防軍兵力比你大,器械比你精,你有什麼把握?」曹說:「我沒有把握,子玉說有把握,他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徐電召直、奉、蘇三督入京共商大計。曹自然不敢入虎穴,答以「撫慰歸軍,無暇分身」。李純說:「我害病,病好了就來。」只有以調人自命的奉張於六月十九日應召而至,俄然負著「霖雨蒼生」之望。他提出調停辦法:(一)取消《軍事協定》;(二)取消籌邊使;(三)勸靳親家(他和靳雲鵬是兒女姻親)勉為其難。段不允。他馬上向徐、段辭行。段軟了半截說:「且慢,有話好商量。」 張以「辭行」為武器折服了剛愎自用的段,對第一條允接受辦理,第二條開去樹錚的西北籌邊使,改任為遠威將軍,留京供職,第三條靳既求跳出火坑,遂以周樹模組閣。這一面(段)商妥了之後,那一面(曹)還在未定之天。張拍著胸脯說:「曹三爺不肯來,我到保定邀他同來。」 經他指手畫腳地擺布後,一天雲霧幾化歸烏有,不料段的火性終於按捺不下。張由保定回京時,段忽提「吳與樹錚同時免職」的交換條件。張吐著舌頭說:「這怕辦不到吧!」段固執地說:「辦不到也得辦!」七月上旬,段逼徐下令:「吳佩孚擅離防地,著褫奪中將及勳章,交曹嚴加看管。」張說:「還不是一切努力都完了嗎?」段悻悻然說:「你得早出京,莫干預我的事。」先則招之使來,今則揮之使去,段的火性已升到極點而無絲毫挽回之餘地了。 張出京後,段決計進一步拿吳入京問罪。距前令僅隔兩日之久,逼徐補下一令:「吳免去第三師長本職,軍隊由陸軍部接管。曹錕著革職留任。」一面組織定國軍自為總司令,以樹錚為參謀長,下分三路:第一路段芝貴兼京師戒嚴總司令,第二路曲同豐兼前敵總司令,第三路魏宗瀚,其兵力計有邊防軍三師、西北籌邊軍三旅及第九、第十三兩師。他呈請下「討伐令」,痛斥曹吳之驕蹇不法,有「本上將軍創建民國,至再至三,參戰一役煞費苦心,我國際地位始獲超遷」等語。對徐言外之意:「你是我所擁立的,你不下討伐令,本上將軍也得自動地討伐。」 十三日吳發表元電直斥這位創建民國至再至三的上將軍為漢奸,文中有云:「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罪莫大於賣國,丑莫重於媚外……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張邦昌、石敬瑭、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寧飲彈而瞑目,不為外奴以後亡。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南北本屬一家,直皖豈容二致?今日之戰為救國而戰,為中國民族而戰,其戰而死,為國民爭人格,死亦有榮無憾。」他的革命行動是井然有次的行動,初以安福係為目標,漸及籌邊使,至短兵相接之一瞬才向段及段之背景進攻。他是反對內戰的,所以他表明直皖之戰非內戰,尤非如一般曲解者所稱之「北與北戰」,而系清內奸以除外患之必要動作。 半空中打來霹靂,奉軍於十三日入關,以張景惠為關內軍司令,這個調人似由「非中立國」走到「非交戰國」的階段了。段不覺慌了手腳,迫徐於十四日下令停戰,飭各軍調歸原防。其時已有能發而不能收之勢。十四日兩軍既接,東戰線在楊村一帶,日本巡路隊曾開至楊村與直軍稍有接觸,但奉張於十六日到津有助直攻皖之意,直軍聲勢為之一振。西戰線在長辛店一帶,吳以討逆軍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名義站在最前線。十六日雷電交作,大雨滂沱,定國軍大炮失其效用。那天吳喝得酩酊大醉,親帶一部從側面包抄曲同豐的司令部,曲在涿州、高碑店之間松林店被圍,吳衝進了司令部,勒令曲的衛隊繳械。曲正在茫茫然摸不著頭腦之際,吳向之舉手敬禮道:「車已預備好,請老師上車。」(曲曾任武備學堂教官)外傳為長辛店活捉「曲辮子」之一幕。隨後把曲解往保定光園(曹錕款留賓客之地),還有更精彩節目—曲向曹舉行獻刀禮。曹連連拱手說:「豈敢,豈敢。」仍將軍刀發還佩帶。 捉住了曲同豐,嚇壞了西路軍總司令段芝貴,他做夢不料二十年前他手下小小戈什哈現在變成了喑嗚叱吒的敵帥。他未及趕赴前方即逃。當戰機已迫時,曹雖跟在吳的後面走,暗中告誡他「多多小心」。吳說:「大帥放心,一星期動員,一星期作戰,一星期復員,沒有大不了的事。」後來兩軍既接,吳把小山炮密布於第一線,這完全違反戰略,倘一戰而敗,則山炮盡為敵有。所以參謀官都請吳「再加考慮」,吳卻抱定「速戰速決」宗旨,自以為勝算可操,不讓敵方稍有集合整理的機會。果然一戰而捷,定國軍一敗不可收拾,奉軍張景惠部乘勢在津發動,派梭鏢隊二百名夜襲楊村。徐樹錚以奉軍既變,亦化裝逃走。直到戰事解決時,曹三爺還莫名其妙,他把一切功勞都推在吳的身上。 保府提出懲辦禍首名單:第一批名單為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禎十人。一時魚行中達官貴人有的像喪家之犬,有的像漏網之魚,都以日使館為其逋逃藪。七月二十一日段引咎自劾,呈辭一切職務。二十七日徐下令:(一)准段辭職;(二)撤銷邊防軍;(三)撤銷曹、吳處分令;(四)懲辦禍首。說者謂:從吳師撤防到直皖戰爭醞釀了一年之久,其間「電戰」、「神經戰」又經過若干時期,而兩軍接觸只短短四天便告解決,與湘軍驅張同其神速,則當年戰爭直等兒戲耳! 定國軍潰退後,日使小幡正式照會外交部,認匿居館內的徐樹錚等九人為國事犯,予以保護。吳則目之為內亂犯,且有侵吞公款之事,請外交部交涉引渡。北廷對此則不感興趣,以為直皖同屬北洋團體,應留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所以那次政爭結果,禍首逍遙法外,去一段而代之以兩段—由段的一人太上政府變成了曹、張的兩人太上政府。 關於段的處置問題,吳主張遷之於湯山而予以保護、優禮。段本人不離京,由團河退居府學胡同私邸,後來吳在津失敗時亦不肯走,這兩人雖處於政敵之地位,其嶙嶙傲骨正復相同。 軍事勝利後,吳以為其政治主張亦必隨之而勝利,新國會不難解散,和會不難重開,國民大會不難實現。哪知事實與預期者截然相反。關於解散新國會問題,徐首先不贊成。他的總統地位是由新國會產生的,倘認新國會為非法國會,則其總統亦為非法總統。關於國民大會問題,奉張首先反對,那時吳發了一個促進國民大會的電報,張通電反對,這兩個電報都被曹在電局裡扣留了。[按:《中日軍事協定》於十年(1921年)一月取消。] 吳建議第三師退駐洛陽,奉軍退回關外,均不得干預政治。張蹙著眉頭向曹說:「三哥,子玉今天一個建議,明天一個主張,你得約束他少開口,少出風頭為妙。」曹暗中告誡吳說:「凡事鎮靜點!我們剛打完一仗,難道再打一仗?」 張不滿吳的態度漸漸露骨,七月二十七日天津西報記者赴地緯路恆記德軍衣莊謁張,詢以對吳將軍之感想。張岸然說道:「我只知向曹使商談大事。吳是區區師長,全國師長有好幾十個,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預聞政治那成什麼話!」八月十三日張在北京奉天會館接見日本記者時又說:「國民大會是吳子玉個人的主張。我不能讓他胡鬧,已囑曹使叫他少說話。」 那時全國把吳看作天字第一等人物,尤以西報記者為之大吹大擂,而階級觀念甚深的張則視之為偏裨小將,揚揚然不屑與之為伍。全國對吳歌頌有加,張對之不滿益甚,他口中常掛著這句話:「子玉算什麼?區區師長耳!」總之,直皖之役吳、張兩人記賬不同。吳以「戰勝者」自居,以張為「坐觀成敗者」;張則自居於「舉足輕重之地位,有拔刀相助之功」。那次苦經驗使吳不復視天下事如前此所想像者之易,頭腦漸漸冷靜下來,所以八月二日曹、張在天津會晤時他遲到一日。五日北京東車站鋪著黃土歡迎「兩帥」入京,吳亦後到一日。而當公府大宴曹、張之日,吳飄然到鄭州下榻華商旅館,接見報界人物時且說:「這次戰勝是一件痛心可恥的事。」 那次推翻皖系的結果,只造成了靳閣之復職,曹、張之正式聯姻(曹以其弟銳之子為子,張女許嫁銳子),李純之議和總代表及巡閱使地位(初任為長江巡閱使,後改為蘇皖贛巡閱使,未久李自戕),直系旅長王承斌、蕭耀南、閻相文、馮玉祥之師長地位,而國民大會遽歸道山,一切改革計劃均成泡影。武人之弄權如故,南北之對峙如故。 北廷也曾考慮到吳的地位,欲畀以魯督,他又來一次「不要地盤」的聲明。後來曹改「四省經略」為「三省巡閱」(直魯豫巡閱使)時,堅以副使一席相屬,「毋許一再固辭」,吳只好不置可否。此外徐世昌邀吳加入晚晴彩詩社做了一名社友。 九年(1920年)十月陳炯明攻入廣州趕走桂系莫榮新之前,軍政府總裁岑春煊宣布取消自主,西南各省紛紛通電否認,但北廷據以宣布「統一」,並發表「籌備新選舉」命令,時人稱之為「紙頭統一」。那時吳在洛陽練兵,準備實力充足後再來一次「革命」。他常寫兩聯語贈人,其一聯云:「欲平大難須嘗膽,誓掃倭人不顧身。」又一云:「花開陽春惟三月,人在蓬萊第一峰。」 第一知己 自民國成立後,郭梁丞歸隱膠縣,眼巴巴只等吳子玉抬頭。吳駐軍衡陽時聲譽鵲起,有人送喜信給郭說:「可了不得,你的老把弟一爬爬到半天雲里了!」郭微哂著說:「這用得著你來報信?哪一天報上沒有他的消息?」那人嬉皮笑臉地說:「我哪有千里眼順風耳,也是從報上看來的,我來勸勸你的駕。」 郭大模大樣地說:「慢來慢來,區區師長,容得著我這樣人物?讓他做了督軍再說。」 北廷授吳為孚威將軍,那個「喜報神」又向郭大獻殷勤:「將軍就是督軍,也許在督軍之上。現在該是您出山的機會了。」 郭說:「慢來慢來,將軍不過是候補督軍,讓他實授了再說。」不料吳發表「不要地盤、不做督軍」的兩不主張,那人哭喪著臉又來糾纏著郭道:「咱們吳將軍一輩子不做督軍,那麼您一輩子也不出山?」郭深以那人為奇,不禁反詰了一句:「他做不做督軍,我出不出山干你什事?你好像比我們更著急。」 那人撲哧一笑說:「您是明白人,這正是一人得道,雞犬飛升……」 郭喃喃罵道:「做雞做狗聽你的便,你這個不長進的東西。」 直皖戰後吳以第三師長兼直魯豫巡閱副使及兩湖巡閱使,這比做督軍更大,郭才檢點行李由膠縣投奔到洛陽來。不用說,吳蒞站歡迎,即日置酒高會,有久旱甘霖之樂。郭向吳預作聲明說道:「聽說老弟禁止部下抽鴉片,我上了這把年紀戒菸是戒不了的。你容得我抽菸便好,不然的話,我打馬就走。」吳皺眉一想,微此公無以至今日,萬無放他回去之理。但禁令亦萬無收回之理,他下了一道手諭:只許郭公過癮,不許僚屬破戒。 參謀長為軍中首屈一指的幕僚,吳對郭敬禮有加,不欲作第二人想,便欲以此席相屬。郭謙遜著說道:「舞文弄墨尚可承乏,運籌帷幄則吾豈敢。」吳乃聘為巡署高等顧問。郭偶然害病,吳親侍湯藥,郭有所進言,吳從不討價還價。吳是個目空一切的傲漢,對郭獨不然,每逢盛怒,郭至馬上霽威。他命手下人待郭如待自己一樣。 吳學畫於蔣羅賓,學詩於楊雲史。吳畫竹只畫竹竿,蔣替他添上枝葉,做詩則命楊改正後發表。蔣是吳的開平老同學,說起來有一段笑話。過去在同學時期,一天蔣買了一柄白扇放在桌上,吳提筆便寫。蔣回來看見了說:「我不叫你寫,幹嗎寫得一塌糊塗?」吳自傲地說:「也許有一天,咱的字求都求不到手。」蔣說:「不成,你得賠我。」吳自知理屈,怏怏地買著扇面賠他。事隔多年,蔣到洛陽來投效,吳任為軍事參議。那天蔣拿著中堂紙敬求「大帥墨寶」,吳說:「別人叫我寫都寫,你不成。」蔣愕然問故,吳說:「你記得我寫壞了你的扇面嗎?我不能老賠你。」蔣笑著說:「此一時,彼一時。」不久翁欽生也到了洛陽—就是那個一腳把吳踢出煙館的劣紳,吳亦委之為咨議兼教官,月薪百元,翁喜出望外。百元不算優差,喜的是奉了吳大帥的差委,從此可驕其鄉黨鄰里了。 開平另一老同學王兆中也來依吳,得委上校副官。王頗想過「知縣」癮,上了個條陳自稱「文武兼資尤富於政治常識,大帥不信,請令河南省長張鳳台以優缺見委,必有莫大貢獻」。吳親批「豫民何辜」四個字,原件發還。王不懂這四字的意義,欣然如奉丹詔,以為縣篆穩穩在握。遲之又久,百里侯始終輪不到他的頭上,他才帶著原批請教那位代撰條陳的朋友,一經說破,才啞然若失。他又央求著那位朋友另作條陳請吳委充混成旅長:「願提一旅之眾討平兩廣,將來班師回洛後,釋甲歸田,以種樹自娛。」吳批「先種樹再說」。 其時秘書長因事撤職,應由機要秘書楊雲史升任,偏偏來了個郭梁丞,吳不委他委誰?郭在北洋團體中素有「郭嘉」之稱,學問平平而機謀甚富。吳向來不到八大處(其時吳幕中著名人物有參謀長李倬章、政務廳長白堅武、參謀處長張方嚴、副官處長孫芝田等),只常在秘書處閒坐談天,一談談上好幾個鐘頭不倦。郭若要天上月,吳恨不爬上天去把月亮捧下來。本來重感情是人類的通性,也是人類的美德,但吳之重感情有時嫌其太過,對郭和對張夫人都有太過之處。下舉一事以證其對郭之太重私恩。 那時吳夫人李氏已死,張佩蘭變成了唯一的吳二奶奶了。一天張偷吸大煙被吳撞見,不禁跳起來說:「這還了得!家中人首先犯禁,教我如何約束部下?」張從來少見吳的疾言厲色,這次例外的盛怒使她慌了手腳,吞吞吐吐地說:「我害病,偶然抽幾口當藥吃。」吳指著張的鼻子罵道:「生病?我有醫院。這勞什子要能治病的話,那麼不用開醫院,都開煙館好了。」他們兩口子在內房鬧得天翻地覆,張的母親從後房爬了起來向吳說:「好了,你現在做了大官兒,把咱們娘兒倆都逼死了吧!」吳倏地把煙槍擲出去,老太太嚇得抱頭鼠竄而去。 有人把內房的事報告郭,郭到任何處是不用通報的,他趕忙地跑來說:「老弟,我剛來找你時不是有條件在先,答應我不戒菸嗎?」吳諾諾連聲。郭說:「現在把我抽菸的傢伙都摔掉了,這不是成心和我開玩笑!」吳呆了一呆說:「老哥的傢伙?怎麼不早說!快快拿去。可是下次別再借給你的弟婦。」事實上哪裡是郭的菸具,不過藉此打打圓場而已,也許吳亦藉此下台,不然的話,難道真和張夫人鬧離婚不成? 郭在吳處言聽計從,惜年老善病,有黃昏夕陽之感。他雖做到洛帥的上客,畢竟還是幕僚,從段芝貴手下做起直做到老把弟由戈什哈變成了威震八方的上將,始終不脫幕僚的地位。他動了「衣錦還鄉」之思,偶然向吳提及,吳說:「這事好辦。」隔了幾天,北京政府發表郭為山東鹽運使。郭撅著嘴向吳說:「你倒好,自己高高在上,你看我就不夠當一任省長嗎?」吳連連說:「是我一時糊塗,讓我保柴欽唐做鹽運使,替老哥另保省長位置。」 郭吁了一口氣說:「老弟,聽我說。我不做省長則已,一做非山東本省不成。讓我在家鄉露露臉,死亦無憾。」吳不禁倒抽一口冷氣說:「別省好辦,山東就難如登天了。山東省長熊炳琦是曹老帥的參謀長,難道他的參謀長不配做省長,得改用我的秘書長去做!」(熊任魯長是十一年十月間事)郭冷冷說:「我不過偶然說說,聽不聽由你。」 天津會議 直皖戰後吳的地位在奉張看起來依然「區區師長」,而國人崇拜之者愈多,推為北方唯一的偉大人物,其享名之久及得民之專非其先輩項城、合肥所及。但吳與戰前判若兩人:戰前指陳國事,盡口誅筆伐之能事;戰後不建一言,不劃一策,埋首洛陽,像一個「與世無爭」的隱者。 十年(1921年)四月中旬,北廷因矇事吃緊,電召曹、張入京。曹、張先往天津舉行所謂「巨頭會議」,張下榻恆記德軍衣莊,曹居曹家花園。所謂「巨頭」是曹、張和靳雲鵬,後又加入王占元為「四頭」,而區區師長乃「不巨之頭」,自無列席發言之資格。論者謂:「奉張打不破階級觀念,然那次堂堂三位巡帥的出身—一個鬍子,一個布販,一個馬弁,不見比秀才出身的吳高貴許多。」 其時中山先生已當選為非常大總統,湘省則宣布自治,北廷仍粉飾「統一」,籌辦選舉甚力。天津會議主題為援蒙問題,而彼此謙遜不遑,對地盤之爭及閣員之分配則又「當仁不讓」。奉張保薦其親家張勳為長江巡閱使,又欲收察、熱、綏三特區為己有,進而攫取京畿軍警大權。因分贓問題一會兒抓破了臉,幾不歡而散,一會兒「各取所需」,又呼兄喚弟親熱異常,與市井小兒之乍啼乍笑者竟無區別。 曹反對張勳再執長江之牛耳,想來想去,給他個「林墾督辦」的位置,張勳則薄此而不為。後有改任為「征蒙總司令」、「察熱綏三特區巡閱使」、「平南總司令」種種擬議,因而「復辟」之謠大盛。安福系復從中構煽,奉張亦思利用皖系殘餘勢力對抗直系,因而直奉決裂之謠亦大盛。 奉張借征蒙問題領得軍餉二百萬及開拔費百萬,曹僅索回直軍欠餉五十萬,曹銳看了不服氣,責靳偏向親家(靳與奉張為親家),不能公平待遇。靳說:「四爺,你不知道當家人的苦處。」曹銳大怒,倏地飛起茶碗來向靳擲去,口中喃喃然罵道:「你不配當家就得滾蛋!」靳也跳起來大罵:「我不當讓你來當,誰當總理誰是王八蛋!」奉張連連頓足說:「糟了,糟了,快快備車讓我回家。」 「群英會」一劇變成了「探親相罵」(曹、張亦為親家),親戚雖親,不如權利親。幸有王占元左面一拱,右面一揖,他到天津來只做了一個冷角(不能加入雀局),不料他不善捕雀而善解圍,還算不虛此行。 此後他們的日常起居主要是打牌和看戲。牌打完了,戲看完了,過度疲勞的身體往床上一躺,非到天黑不起床,起床後仍然不外乎打牌和看戲。偶然興之所至,討論到地盤問題和用人問題,而這些就是他們心目中之軍國大事了。靳陪著打牌,每次有輸無贏。不是他手氣不好,是官場秘訣之一—官場中陪上司打牌以輸錢為不二法門,你輸得越多,上司越歡喜你而造成了「紅員」資格。靳是國務總理,其地位應居巡閱使之上,但巡閱使是當年的「太上政府」,所以事實上是靳的上司。靳輸了不必掏出自己的腰包來,反正這筆糊塗賬都寫在交際費項下。 到五月上旬,曹、張等才入京覲見「總統」。他們有一套「此處無銀三百兩」的做作,聲稱除覲見外不談政治。而局外人所聞,他們一言不合即以「備車」為要挾,慌得北廷忙於挽駕,忙於疏通,結果直系所得者為陝西地盤(閻相文督陝),奉系所得者為三特區地盤(奉張兼任蒙疆經略使,察、熱、綏三特區概歸節制),心滿意足之後,在春藕齋賞牡丹或往居仁堂赴宴,以示封疆大吏與「政府」之和衷共濟。 有兩事值得一寫:其時河南兵變,奉張為豫督趙倜緩頰,這是後來趙與奉系通款的一道伏線(吳駐洛陽,趙感芒刺在背之苦,亦為吳、趙不睦之另一原因)。鄂王與陝陳(樹藩)訂有攻守同盟條約,陝陳被迫去職,王有「兔死狐悲」之感,這又是王與直系乖離的一個動機。 總之,天津會議以奉張為主角,而曹為配角,王則僅處於「掃邊老生」之地位而已。那時遠處洛陽的吳一再促曹返任,有「久滯都門,無裨國事,群居終日,轉多紛擾」之語。 三次入湘友乎敵乎 天津巨頭會議後,王占元取道京漢路回鄂。車過鄭州時吳派學兵隊蒞站歡迎,正巧下了一陣急雨,青年學兵鵠立於大雨滂沱中一個個胸脯挺直,儀容異常整肅。王跑回湖北來劈頭便說:「說起來真慚愧,人家是什麼軍隊,咱們是什麼軍隊?」 假使王安於腐化生活,讓他的部隊擾民有餘而臨敵不足,他的紙老虎不會戳穿,也許還可以多做幾年「巡帥」(王兼任所謂兩湖巡閱使)。不料他覺悟得太快,轉變得太快,迫不及待地下令裁汰老弱、添練新兵和整飭軍紀,第一次就來一個「宜昌兵變」,接著又鬧「武昌兵變」,兵變變成了湖北省的傳染病。 鄂人深受兵變之禍,且受湘省自治之影響,乃發起「驅王運動」,與湘人前此之「驅張運動」同。北廷置之不理亦同。鄂人轉而向湘省請願亦與前此湘人之向吳師請願如出一轍。 湘人自民九(1920年)驅張後,感於北軍視湘省為其征服地,且南北戰爭以三湘七澤間為戰場尤為切膚之痛,所以揭櫫「湘人治湘」。湘軍總司令譚延闓發表「倡制省憲」的禡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其後趙恆惕繼起頒布省憲法。這在北政府看起來,湘省不受號令,擅改官制而自立省長是個離經叛道的省區,而西南則以湘省為革命之前哨乃獨樹一幟,不啻脫離了革命領導而為變相之割據。 湘省欲超然於戰局外,而結果兩面不討好。那時北方有直奉暗鬥無暇南犯,南方革命勢力尚在培植中,雙方無形中把湘省當做緩行地帶。不過吳屢次打電報責湘人「破壞統一」,威逼取消省憲。 湘軍驅張是得了吳師撤防的機會,所以在道義上雙方有著深摯的友誼,可是事實上呢,一方要統一,一方高唱「聯省自治」論,卻又處於對敵地位。假使湘人僅求保境息民,吳或者還可以馬馬虎虎留以有待,不料湘軍進一步掛出「援鄂自治」的招牌來,吳覺得忍無可忍了。 平心而論,湘趙對「援鄂」不感興趣,他只求自保而無向外發展之志。但鄂人蔣作賓、孔庚、李書城、吳醒漢等紛紛入湘效秦廷之哭,一面向趙遊說,一面運動湘軍將領建議出師,並列舉援鄂之有利無害:(一)湘省自治已得川黔諸省之響應,倘能直下武漢,把湖北拉過來做休戚相關的同志,則進可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退可團結西南使北人不敢南犯,否則湘憲處於曲高和寡之地位,不能局部自保;(二)王占元弱點暴露,不堪湘軍之一擊;(三)王以陝西問題與直系齟齬,洛吳必不相助;(四)廣東久欲興師北伐,湘省對客軍假道多所顧慮,倘湘軍直搗武漢,則粵軍北伐時必假道江西而不通過湘境;(五)鄂人無自己的軍隊(僅夏斗寅一旅駐湘),湘軍以兩師駐守鄂境,其軍餉當由鄂省擔任。 這些都是當年娓娓動聽的理由,所以湘軍將領均覺援鄂即所以自助,有毅然肩荷之必要的。此外還有兩個動機:第一,驅張之役湘軍奪獲了大批槍支,軍額已擴充為兩師十混成旅(有區司令之名稱),因之軍餉奇絀。且湘省無兵工廠,其子彈除向漢陽兵工廠購買外別無他法,而購買時必得鄂當局之同意,倘攻下武漢,則漢廠為湘軍之外府。第二,湘省內部有暗潮,以對外轉移視線確亦當年出師援鄂的另一隱衷。 援鄂之議一波三折,卒於十年(1921年)七月下旬決定。趙為援鄂自治軍總司令,第一師長宋鶴庚為總指揮兼第一軍司令,第二師長魯滌平為第二軍司令,旅長賀耀祖、唐生智、劉鉶、唐義彬、葉開鑫為一至五縱隊司令(葉兼右翼司令,由平江出通城,唐兼左翼司令,由常灃出公安),夏斗寅為湖北自治軍前敵司令,與湘軍主力沿粵漢路前進為正面。並由旅湘鄂人推舉蔣作賓為湖北自治政府臨時總監,孔庚為政務院長。湘方聲明將來以鄂省還之鄂人,鄂方則聲明驅王后將借鏡湘省制訂省憲。 這消息像焦雷般打下來,王立刻召開緊急會議,主張打電報向吳請援。一般雄冠劍佩的軍官們無話可說,只有政務廳長鬍鄂公反對。王問他:「高見如何?」胡謂:「只有打電報問湖南,他們要怎樣辦我們就怎樣辦。」 王說:「這是什麼話?敵人沒打倒我們,我們先把自己打倒!」 胡不慌不忙地說道:「假使照春帥的計劃,吳軍來援時,吳要怎樣辦我們也只好怎樣辦。與其聽吳擺布,何如就商於湖南,也許湖南的條件比較寬。」 督署秘書長孫百福站起來說:「這太過慮了,你不知道山東五子的關係[山東五子有吳子玉、王子春(王占元)、盧子嘉、張子志、周子廙等五人]。並且玉帥也不是這樣人。」 胡解釋他的理由:「我知道玉帥不是這樣人。不過,他的部下一個個都做了督軍,只有共患難的蕭珩珊(耀南)未得地位。吳自己不要地盤,不能禁止他的部下不要地盤。蕭是湖北人,早就有衣錦回鄉之志。我的意思是,坦白地問湖南的來意,你說政治不好,我們可以改良。」 王的意思大不謂然,列席軍政長官也大不謂然,結果拍了請援電報。吳果然派蕭為援鄂總司令。蕭來得很快,把部隊由京漢路轉到武長路,他既不前進又不後退,夾在當中做了個待機取利的漁翁。 王以孫傳芳為前敵總司令,率孟昭月等旅擔任正面,王都慶等部把守公安、石首,劉躍龍部在崇、通一帶布防。湘軍自驅張以來,早不把北軍放在眼下,且視王為北洋系之「弱蟲」,估計他的實力遠不逮張敬堯的實力,以為一鼓可下武漢。自二十三日兩軍接觸以來,葉部攻陷九嶺,劉躍龍棄通城而遁,惟正面孫傳芳系一知兵之將。而羊樓司至趙李橋一帶又是一片嵯峨雄偉的大山嶺,北軍架炮山巔居高臨下,又在半山腰裡架起機關槍來掃射衝鋒前進的湘軍,血戰八日之久,才把孫部擊退。事後魯滌平對人說:「民十援鄂之役,其作戰之艱苦遠過於民九驅張之役。」 孫部既退,王的最後本錢化歸烏有,才想到胡的主張,派孫百福跑去問計。胡主張「自動辭職,薦蕭耀南自代,這樣才是不傷和氣的辦法。不然的話,走路還是走路,將來見面時即很困難了。」 孫把這話復命時王低頭無語。到晚上,把孫喚了進去:「快快照計而行。」同時電吳陳述自己不願戀棧及薦賢自代的經過。八月九日北廷下令以吳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孫傳芳為第二師長兼長江上游總司令。十一日王乘輪離鄂,全城文武官吏歡送如儀,十二日吳乘車抵漢,各官吏又歡迎如儀。 王氏離鄂前發了兩個電報,其一云:「占元默察時局,非自治無以順應潮流。況軍閥攬權,久為世所詬病,占元素性淡泊,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軀,為擁兵自衛之舉。」又一述戰事經過云:「我軍與敵激戰八晝夜,困頓異常。蕭總司令到漢逾五日,迭經商請赴援,雖承慨允,奈以預定計劃須俟全軍齊集後方能前進,而開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總司令命令不便自由作戰。」其言外之意,對湘軍尚諒解,對直軍則有「同舟敵國」之感。 吳下車後頭一句話就是說:「快找寇弼臣來!」弼臣是前任旅長寇英傑的別號,他是王的部下,因暗中與吳通信,被王檢獲後把他的位子撤換了。吳的第一道命令恢復了寇的原職,不久擢為師長,與陳嘉謨同為蕭手下的兩位大將。 許多人勸胡快點走路:「你是反對向吳請援的,現在湖北是吳家的天下,外間有不利於你的傳說,你該可以走了。」胡岸然不答。他一不上吳的衙門,二不上蕭的衙門。於是者兩月之久,不利的傳說消滅了。他一面上辭呈,一面到蕭處辭行。蕭對之倒很客氣,勸他打消辭意,他不聽。四個月後北政府才發表鄧振磯接替他的位置。 王占元既去,湘鄂間乃成不戰不和之局。湘省出師之前曾派員赴洛徵求同意,不得要領而返,湘方估計已得吳之默許,至少他不會出頭來助王攻湘,所以決然一試。現在立於前線的是吳蕭的軍隊,打呢不便再打,不打呢總得商量條件,萬不能「以屢戰屢勝之師而為無條件之屈服」。湘方所擬條件:(一)蕭為鄂人,所以不反蕭,但須廢督改稱總司令,宣布湖北自治;(二)吳自動辭去兩湖巡閱使;(三)以蔣作賓為鄂省長;(四)賠償湘省軍費。 蕭迭電聲明:「我們是老友,一切都好商量。請停戰維持現有陣地。」同時張福來(蕭為第二十五師師長,張為第二十四師師長)亦有同一口吻,湘方遂按兵不動以待有利之解決。其時湘軍已抵汀泗橋,武漢無險可守,倘長驅而入,無論怎樣武昌是守不住的,但以不願與吳為敵之一念,所以武漢在望而勒馬不前。不料直軍最前線第八混成旅長靳雲鶚想建頭功,八月十日乘湘軍停戰時暗襲湘軍陣地,被湘軍擊退,且在其司令部搜出靳雲鵬的電報,有「南人禽獸也,對之無他法,惟有殺盡無遺耳!宜一面與之敷衍,一面乘其無備……」等語。湘趙將原電拍照保存,並電蕭是否以謀和為緩兵之計?蕭答:「這是小小誤會,請勿介意。」 如此延續至十餘日之久,吳一面抽調大兵,一面令海軍第二艦隊杜錫珪由湖口到漢口待令出發。事為湘軍所聞,知吳、蕭無謀和之誠意,兵士推舉代表向趙、宋請願:「我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人人怕吳佩孚,我們則不怕,定要與之見個高低。」趙乃北上督師,曾大敗直軍,進至賀勝橋以北地帶,武昌可聞炮聲。湘軍且有於攻下武漢後推舉譚延闓為湘鄂聯軍總司令之議。同時吳的海軍配備就緒,一舉而岳州不守,湘軍之前功盡棄。 吳自推倒皖系以來,其聲譽為北方首屈一指之人物,而十年援鄂之役,軍事雖取得勝利,名譽卻大受影響。論者謂:「吳不要地盤,要的是兩省地盤;不做督軍,做的是兩省巡閱使。過去不投機、不取巧,現則借湘軍之力倒王,以緩兵之計敗湘,而湖北地盤穩穩到手。」 吳則以為其苦衷不為人所諒:王既身敗名裂,助之則為不順,此其一;部下(指蕭)有衣錦回鄉之志,背之則有不祥,此其二;湘軍倘下武漢,則西南之聲勢大振,「聯治」論高唱入雲,任之則有未便,此其三。他根據這些見解決定了先戰後和的策略。 他並未低估湘軍的實力:湘軍驅張後養精蓄銳一年,倘與之一決雌雄,正未知鹿死誰手。但他抓著湘軍三大弱點:(一)軍餉不足;(二)軍火無繼;(三)無海軍。所以他避開正面,以海軍直搗岳州。當湘軍餘勇可賈之際,他悄然率領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艦由簰州、嘉魚、寶塔洲、新堤前進,八月二十八日到岳州,開炮擊毀粵漢路南江橋,截斷了湘軍歸路。 假使湘軍懂得「分段作戰」的戰略,後路儘管被截斷,前方繼續前進,充其量演成雙方換防的局勢—吳攻入長岳,湘軍攻入武漢,而海軍不能占領土地,也許吳的大膽嘗試將受嚴重之打擊[十六年(1927年)國民革命軍一面圍攻武昌,一面渡漢水北伐,十七年(1928年)五三之役日軍炮轟濟南,北伐軍繞道渡黃河繼續作戰,均為分段作戰之戰略]。那時湘軍未發明這種戰略,聞後路有失,軍心渙散,前線像潮水般退下來,造成了吳的閃電戰「另一勝利」。可是吳事後向人說:「援鄂之役,其作戰之艱危遠過於聲討安福之役。」 吳又機敏地有一次「適可而止」的動作。其時湘漢兩地英領提出調停之議,吳慨然接受,保證無侵略湘省之意。道義上他固無繼續用兵的理由,事實上尤有「適可而止」之必要,因:(一)恐奉軍躡其後;(二)川軍亦以「援鄂」為名揚帆東下,且聞湘軍將退往湘西,讓粵軍開進湘南來,粵直相爭,湘軍也未嘗不可做「漁人」。 九月一日趙乘英國兵艦到岳州,吳不以戰勝者自居,待之頗有禮貌。談了一會兒,他忽然背起《孟子》一段來:「天下烏乎定?定於一!孰能一之……」他還沒說到「我能一之」,趙即反覆陳說武力統一之不可能。吳要廢除省憲,趙毅然答以「不能」。吳又說:「宋、魯(宋鶴庚、魯滌平是湘軍第一、二兩師長)是湘軍援鄂的主動者,至少應予以免職處分。」趙說:「我是總司令,應負一切責任。」吳露著不豫之色向左右說:「炎午很夠朋友,可是他的主張不對,他的態度太固執。」他掉轉頭來向趙說:「有一位朋友要會你。」 後面鑽出個戎服煌煌的漢子,是趙的士官同學孫傳芳—這次湘鄂之戰的正面敵人。孫說:「你好,無緣無故地打起老同學來了,今天得算算這本爛賬。」趙頗感忸怩,倒是吳走過來替他們解交。那次湘鄂之役,三個「二爺」(吳、趙、孫均排行第二)胡亂談了一會,簽訂了一張停戰協約,大家握手而別。 湘軍打倒王占元直接替蕭造成了督鄂機會,間接也替孫造成了扶搖直上的機會。吳因此賞識孫的將才,初任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後任為閩粵邊防督辦及浙閩邊防督辦,創立了雄踞東南的基礎。 湘事既了,川軍發動亦被吳分途擊破。他以為天下事大定,「國民大會」不難求其實現,乃授意張紹曾發起「廬山國是會議」,分國民會議與國軍會議兩種。而湘趙自和議告成後,因軍餉不繼而裁兵,因裁兵而內爭以起,以與本書無涉,姑略而不提。 討「財神」檄 十年(1921年)十二月十四日奉張入京,推薦交通系首領梁士詒組閣,並邀曹錕入京捧場。曹初則不欲往,終以情面難卻,於十九日由保抵京。吳對梁閣曾表示反對之意,張勸曹加以抑制,曹亦馬馬虎虎答應,北廷遂於二十四日命梁組閣。 過去張說師長無過問國事之資格,只有巡閱使才配。現在吳亦為「兩湖巡閱使」,但他仍是曹的部下,曹、張既為敵體,則曹的部下就是張的部下,所以張對之仍不以正眼相覷。張以巡閱使一席無異爛羊頭,索性推薦張勳為蘇皖贛巡閱使,盧永祥為浙閩巡閱使(因曹反對未發表)。事實上,吳的巡閱使是半邊巡閱使,湘省不承認,始終呼之為「吳巡閱副使」。 梁閣產生後吳的賀電不到,梁慌了手腳,派人疏通,吳置之不理。張勸梁不必多所顧慮,「一切問題自有本帥作主」,所以梁也不以正眼覷吳,而僅以張一人之意旨為意旨了。其時張與交通系、安福系均有聯絡,一會兒推薦曹汝霖入閣,一會兒主張特赦安福禍首,一會兒保舉張敬堯才堪大用,其目無曹、吳可知。徐懾於奉張之威,赦免了段芝貴、曲同豐等六人,任汝霖為實業專使。張的發言權高到極點,直系在中樞的地位幾降為零。 是年美國召集華府會議討論有關太平洋的一切問題,中國欲將日本在華所掠得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則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魯案中之膠濟路問題尤為爭論焦點,中國堅持備款贖路之議(由北廷發行公債,債券只許國人購買)。梁閣登台後,日使小幡向外部交涉須向日本借款,日本有薦用路員之權。事為吳所聞,十一年(1922年)一月發表歌電斥梁:「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 梁閣雖電辯無與日使直接交涉之事,而人言嘖嘖,深以秘密外交將危及國本為慮。吳一連發表庚、佳、蒸、真、文各電,庚電略云:「華會閉幕在即,梁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盜賣伎倆。吾中國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詒,梁何心而甘為外人作倀!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梁則兼而有之。」佳電反對滬、寧、漢長途電話借用日款。蒸電根據華會國民代表余日章、蔣夢麟電告,謂:「梁電告專使,接受日本借款贖路與中日共管之要求。梁登台甫旬日,即援引賣國有成績之曹汝霖為督辦實業專使,陸宗輿為市政督辦,拔毛連茹,載鬼一車,以輔其賣國媚外之所不及。」真電勸梁引退,其中有云:「洪憲蹉跎,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來而竊高位,餘孽群醜咸慶彈冠。鄙人與公素無芥蒂,何至予公以難堪!而不謂秉揆未及旬日,偉略未聞,穢聲四播。首先盜賣膠濟鐵路,促進滬、寧、漢長途電話,援引曹陸朋比為奸,實行鹽餘公債九千萬借款。旬日之政績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時日,我國民之受福於公者更當奚若……今與公約,其率醜類迅速下野,以避全國之攻擊,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去。吾國不乏愛國健兒,竊恐趙家樓之惡劇復演於今日,公將有折足滅頂之凶矣,其勿悔!」文電之結論:「燕啄皇孫(隱藏燕孫二字),漢祚將盡,斯人不去,國不得安。倘再戀棧貽羞,可謂顏之孔厚。請問今日之國民,誰認賣國之內閣!」 梁有元電復吳除解釋無賣國行動外,對吳備至推崇,有云:「執事為吾國之一奇男子。然君子可欺以其方,彼己之懷未能共喻,至足為大局惜。平生好交直諒之友,諍論敢不拜嘉。」吳復以刪電極嬉笑怒罵之能事,有云:「鄙人本諸公意,迫於鄉國情切,對公不免有煩激過當之語。乃公不以逆耳見責,反許鄙人為直諒之友,休休有容,誠不愧相國風度!鄙人樸野不文,不禁有褻瀆之感,公之元電心平氣和,尤不能不嘆為涵養過人。赫赫總揆,民具爾瞻,魯案經過,事實俱在,公應下野以明坦白。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以公明哲,諒不出此。承許諒直,敢進諍言。歲暮天寒,諸希自愛!」 吳自戰勝川湘以來,國人恆錫以「常勝將軍」之名,其聲勢赫弈無比。而當年內閣又以武人之喜怒為進退,何以吳以獅子搏兔之力推倒梁閣,一電不能則三電,三電不能則五電,五電不能則七電,而梁閣屹然不為動搖?不用說,梁以奉張為後盾,張叫他「安心供職」,所以他有恃無恐,要與酸秀才互爭一日之短長。 國人對外交、內政腐心已久,而看了報端所載唇槍舌劍,亦為之忍俊不禁。這是吳的第二次「電戰」,而第二次電戰較之推倒龔代閣之第一次電戰更為有聲有色。他套用《討武則天檄》、《驅鱷魚文》,而梁閣風吹不動,浪打不翻,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國人目吳電為《新古文觀止》,都說讀此妙文,可作國文範本而不愁文思之不暢,文筆之不雄健了(時有山東第一混成旅長張克瑤揣摹風氣,完全套駱賓王檄文發表討梁通電)。 直系將領及其「附庸」一致做吳的應聲蟲,秘書室忙於起草,電報局忙於收發,而梁閣之為梁閣也如故。到最後一關,吳搬出最大武器—率領魯、豫、陝、蘇、鄂、贛六省將領聯名發表效電,宣布與內閣脫離關係,請徐:「罷梁以謝天下。苟以佩孚等為無狀,請即解佩孚等之職以謝梁;苟忠佞不分,則佩孚等為順國民公意,惟有與內閣斷絕關係,遇事直接元首。」 事情糟到這地步,徐命周肇祥赴奉詢張:「梁閣是老弟捧出來的,現在下不了台,請教有何辦法?我本人也干不下去了!」張躲在關外不說話,一由於吳抓著了正大光明的好題目,留下來給張的是「與國人為敵」的難題;二則明知吳一面握著筆頭,一面捏緊著拳頭,而孚威之威是凜乎不可犯的。直到徐向之「請示」,他不能不拿出個辦法來,否則梁閣不足惜,奉軍從此不能問天下事矣! 吳的電戰愈戰愈強,武器愈出愈多,梁的勇氣終於消失。二十三日梁請假赴津,以外長顏惠慶兼代國務總理。三十日張電請將梁閣辦理外交情形宣示國人,略云:「事必察其有無,情必審其虛實。如果實有其事,即加以嚴譴,梁閣尚有何辭,倘事屬子虛或系誤會,則鍛煉周內以入人罪,不特有傷鈞座之威德,且何以服天下之人心?況內閣為全國政令所由出,進退同於傳舍,國事何堪設想!以愛國熱誠轉而為禍國之導線,以演出亡國之導線,試問與賣國之結果有何差別?伏願鈞座飭紀整綱,淵衷獨斷,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後國家有真人才。作霖疾惡素嚴,當仁不讓,必隨賢哲之後而為吾民請命也。」奉張此電雖保持其相當的「涵養工夫」,但已下「以拳頭對抗拳頭」的決心,同時想出來另一好題目—擁護「元首」,制止武人干政。 十一年(1922年)二月四日,魯案在華會解決,日本放棄從德人手中取得之特權,膠濟路由中國估價分期贖回。六日《九國公約》成立,三月三日北廷派王正廷督辦魯案善後事宜,田中玉為會辦。 一段笑話 直皖之役,張聯直是與曹的結合,始終沒把吳放在眼下,吳亦始終沒把張放在眼下。邊防軍既敗,張恃有拔刀相助之功欲與直系「平分天下」,一會兒保舉這個做某省督軍,一會兒推薦那個當某部總長。所謂「天津會議」不啻直奉兩系的分贓會議,爭地盤,搶位置,一會兒紅臉,一會兒攙手,商妥後才打幾圈牌、叫幾個局作為雙方聯歡的表示。吳又另有見解:「聲討安福系就因為安福系是喪權媚外的集團,但張與之相距幾何?」 莫說北政府在曹、張之間感得「兩姑之間難為婦」,同時曹在張、吳之間亦處「左右做人難」的苦境。他左面一揖,右面一拱,活像黃鶴樓劇中的劉皇叔。 且說一段笑話:前清督撫被人尊呼為「某帥」,民國成立後,過去一般舊軍閥仍沿用這稱呼,尤盛行於北洋團體,如呼張為「雨帥」,曹為「仲帥」之類(張字雨亭,曹字仲珊)。這風氣漸漸傳到西南來,所以陸榮廷也稱「斡帥」(陸字斡卿),譚浩明以湘桂聯軍總司令名義公然自稱為「本帥」,而部屬則呼之為「聯帥」了。後來這稱謂發生變化,兼任省長的武人稱為「兼帥」,部屬呼長官則曰「帥座」。漸漸地愈變愈奇,督軍既稱「帥座」,於是乎師長也稱「師座」,推而至於「旅座」、「團座」、「營座」,無論大小官兒都加上一個「座」字。張敬堯的第七師中竟有「連座」之稱。 「帥」的稱謂高不可攀,但自普遍化之後,那些兵微將寡的督軍們尚無話說,而兵多將廣的督軍漸覺得呼「帥座」之不過癮。於是手下人恭上尊號曰「大帥」,如張勳稱「張大帥」之類是。直皖一役後,曹、張是當時兩大柱石,他們的部下尊之為「張大帥」、「曹大帥」。同時吳以赫赫之功亦被尊為「吳大帥」,曹、吳本是一家,豈可「天有二日」?便有善用心機的幕僚們請曹晉一級呼為「老帥」以示區別之意。 張是不甘居曹之下的,聽得曹三爺爬上了三層樓,馬上自加「老帥」尊號而呼其子學良為「少帥」。 這雖是一段小掌故,而奉張恥與吳為伍之心理則昭然若揭。 十一年(1922年)二月為調人僕僕奔走之月,為軍閥岌岌備戰之月。王承斌、張景惠往返於保、沈之間,曹銳以祝壽為由親自出關斡旋。奉張始則不開口,讓曹四撞木鐘撞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才命孫烈臣間接向之示意:「老帥的意思想問三爺、四爺,還是親戚親呢還是部下親?」曹四自然不會答以「親戚不親」,於是張提出兩條件:(一)吳辭去直魯豫巡閱副使,專任兩湖巡閱使;(二)梁閣銷假後再上辭表,如此則吳的主張勝利,而張的體面保全。張還有「以退為進」的一套本領,他說:「你們不接受,我將關內奉軍撤回,從此不過問中央的事。」 曹四把這話電告乃兄,乃兄對張、吳之間頗有嚴守中立的樣子,馬上回電:「請挽留關內奉軍,萬勿任其撤退。」後來張據以斥曹之出爾反爾。 兩曹一面向張賠著笑臉,一面向吳採取高壓手段,命之向奉張賠個禮兒:不然的話,我們姓曹的一個辭巡閱使、督軍,一個辭省長,讓你姓吳的來干。吳吃不起這一下,只得發表蒸電聲明:(一)反梁乃反對其媚外政策,絕不牽涉他方;(二)佩孚絕對服從曹使,對張使亦然,既服從矣,其不反對也明甚;(三)共和國家人民皆有主權,佩孚以國民之資格反梁,不能以此疑及奉、直間別有問題;(四)曹、張二使如平、勃交歡以安劉,廉、藺共濟以存趙,詎有自殘之理;(五)兩使以袍澤之舊誼,結秦晉之姻親,表面雖有奉、直之名,內容實無畛域之見。吳生平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高帽子來壓。也許是他的緩兵之計,其時豫督趙倜不穩,他暗中調動馮玉祥一師出陝監視趙的行動,同時西南北伐之說亦盛。 徐的態度更可笑,二月二十五日他發了一電:「中樞進退皆屬大總統之職權,而本大總統於人才進退之際,但期有利國家,初無絲毫成見。至於整飭紀綱,督促進行,則本大總統職責所在,不敢不勉。」他想罷梁以平吳之氣,同時訓斥吳以平張之氣。 莫說訓斥吳做不到,連罷梁亦有所不敢。梁本無出京之意,且曾向徐表示:「個人進退無問題,但總統威信要緊。」徐做梁的擋箭牌做得焦頭爛額,忽然聽了這句刺耳的話,才冷然說了一句話:「我管不了許多!」梁自悔失言,乃向徐辭行赴津。 梁到天津後,不辭,不干,一連續假五次,看徐把他怎樣。徐果然著了慌,電邀入京一談,梁以病辭。這時顏代閣代得不耐煩,東也要擺脫,西也要不干。徐說:「駿人要看我的老臉。」顏一度送眷赴津,徐更著了慌,派吳笈孫赴津苦苦把他找回。徐素有涵養工夫,這時不禁也連連嘆氣:「要不干我也不干。」 顏代閣執意不干,四月八日徐命周自齊署理內閣總理,這是他獨斷獨行之一次(周亦交通系)。先是奉張派第廿七師長張作相率部入關,其通告有「奉令拱衛近畿,暫駐軍糧城聽候調遣」之語。吳亦抽調二十四師(張福來)、二十五師(蕭耀南)由鄂北上,十一師(馮玉祥)由陝東來,會師鄭州。周閣登台後,直奉炮火做了新閣的爆竹道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