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讀書 · 十九、談婚姻

1953年11月為「青年講座」播講 古希臘一位喜劇作家亞里士多芬（公元前448~前380）說過一個具有深意的故事，謂諸神造人，初時是兩性合一的，那就是一身而兼具男女兩性。這種兩性合一的人初時度著異常愉快與和諧的生活。後來不知何故開罪於神，神加以懲罰，把他分割為半體的兩個人，一男一女。從這時起，人即變為半體的不愉快生物，無時不渴望複合為一體。但是一對半體人往往結合錯了，原來它們並不是從前給神從整體分割出來的兩個半體。這樣勉強而錯誤的湊合，自然會產生不安、不滿和摩擦，於是結合之後，又不免要離異。但如兩個的半體人配合得當，它們在本能上便立即認識其本來真相，於是充滿了和諧與親愛，成為美滿的夫妻。 基於這樣一個寓言，英美在習慣上遂常稱妻為「較優的 半體」(Betterhelf) 又由於同一寓言，可以證明夫妻的關係當以愛情、平等及恆久結合為其主要條件。 愛情具有神秘性。英國文豪莎士比亞稱它為「盲目的，愛之極者不可能察見自己的痴迷」。德國文豪貝靈豪森VonMunchBellinghausen)則描寫為： 「兩個靈魂只有一個思想， 兩條心做同一的跳動」。 前者形容痴情，後者極言深情，雖表面各有不同，然皆出自真情則無疑義。因此，婚姻的第一條件當為愛情。美國富蘭克林有一句名言：「婚姻苟不基於愛情，則愛情將不屬於婚姻。」於是夫婦之道苦矣。 關於夫妻的平等，則儘管許多外國人指摘我國重男輕女，但在夫妻的關係上，我國在很古的時候，已有相當的平等觀念。「妻」字的意義，據《說文》為「與己齊者也」。《禮記》也有「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又《禮記》哀公問：「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則因妻為父母所主婚，故有特別尊重之必要。其在另一方面，即中古以前的歐洲，習慣上婦女在幼年依賴其父母，在青年依賴其夫，夫死則依賴其子；她如果沒有兒子，則依賴其夫之男性最近親屬。此與中國舊日的三從又有什麼不同？遲至宗教改革之時，馬丁路德才開始說：「婚姻為生育與教養兒女的準備，而這些兒女是仿照上帝的形狀而長成的。」他強調：「父母之慈愛與上帝之慈愛相似，兒女即在此種慈愛之下發見聖心的肖像」。從此以後，夫妻的關係遂被認為具有神聖的使命，妻的地位才獲得尊重。 所謂恆久的結合，則在我國《易經,序卦傳》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其在西方，則《新約•馬太篇》有言：「凡上帝所已結合的，人絕對不要把它分裂。」在常用的祈禱書內，有專供結婚時的祈禱文，其中有「從今以後，彼此結合，不論未來的環境較佳或較劣，資財較富或較貧，身體患病或健康，相親相愛，永矢不渝，死而後已」。 以上是說婚姻的正軌，如果人人都能遵循正軌，自然是恆久的美滿姻緣。不過人事未必盡能如意，好景亦往往不常。富勒湯姆論婚姻說：「人不要對婚後幸福因過存奢望而陷於自欺。記取夜鶯只在春時幾個月歌唱，其在孵卵的時期通常是默不作聲的。」英儒培根《論結婚與獨身生活》中稱：「妻是青年人的情婦，中年人的伴侶，老年人的護士。」其意殆謂擇妻如純粹以「美麗」為條件，則年老色衰，愛情隨而變動，惟以愛情為主者，始能歷久而不變。這些名言雖出自男性的立場，而以女性為對象，但倒過來說，改以女性的立場，而以男性為對象，也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純粹的愛情雖可貴，然由於婚姻的影響甚廣，愛情遇有特殊情形亦不能不受約束，芬蘭哲學家魏斯達馬克(E.A.Westermarch)(1862-1939)於其名著《人類婚姻史》中有言：「與其說家庭植根於婚姻，毋寧說婚姻植根於家庭。」其意蓋謂婚姻之目的在成立家庭。本此目的，則婚姻是對社會與種族的一種義務。因此愛情雖為婚姻的第一條件，卻不是惟一條件，也就不得不受道德與理智的約束，我民族向來主張同姓不婚，一般人以為是道德的問題，其實也寓有理智的意義。《國語•晉語》：「同姓不婚，懼不殖也。」又《白虎通》：「不娶同性者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此與西洋生物學原理，謂血親相婚，所生子女多為不健全者正同。不過同性與血親究有同，西人只認血親不宜相婚，疏遠之同姓固無疑，實則周朝以前的殷人，親屬經過五世以後則可通婚。到了周朝以後更嚴格，故《禮記•大傳》有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有關民法親屬編規定「與下列親屬不得結婚：（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二）旁系血親及旁系姻親之輩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親在八親等之外，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之外者不在此限；（三）旁系血親之輩分相同而在八親等以內者，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是則非同宗之同姓固可自由通婚，即同宗之同姓在八親等之外者，亦不禁通婚。此項規定更合乎理智。至於直系姻親與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之內不得通婚，則完全由於社會道德的關係，而非受理智上之生物原理所拘束矣。 本著同樣的理由，患有不治之疾病者，在結婚後，固當如常用的祈禱書所稱：「不論身體患病與健康，永矢不渝」。然在結婚以前，卻須審慎抉擇，以免結婚後不能實現對社會與種族所負的義務。至於道德上有重大缺憾者，其嚴重性且較不治之病為尤甚，勉與結婚，不僅未實現其對社會的義務，即愛情亦斷難持久。但是話又說回來了，真正的愛情，斷不是德性欠缺的人所具有，反之，德性欠缺者所表現的愛情定然不是真的。只要運用理智，細加體察，將不難發見愛情的真偽。自由結婚首需要男女雙方都有高度的閱歷與抉擇的眼光，才不致受對方的欺騙，或為自己的感情所蒙蔽，致種下終身的大恨。 所謂閱歷和眼光與年齡大致有關係。《禮記》內則規定「男子二十冠，始學禮，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在古代社會中，婚姻雖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男子畢竟均有部分之抉擇權，故年齡須稍長；女子因不其抉擇之權，故年齡規定略低。現在男女均有同等擇配之權利，故有的民法規定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即假定成年人才具有行為的能力，對於配偶的選擇才能做適宜的考慮。又有民法規定男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不得結婚，則多分基於生理的關係，與抉擇權無何關係。因為無論男女均以滿30歲為成年也。現代男女教育漸趨於平等，經濟也漸趨獨立。為著對於生活水準渴想提高，男女雙方輒將結婚時期儘量延緩，希望可藉此達致其所渴想成立家庭後的生活水準。這固然有其好處，但是結婚過遲，則男女交際之勾心鬥角，固耗時而枉費不少的心機，且不免陷於西諺所謂「老年才結婚，婚事冷如冰」之弊。總之，凡事過猶不及。結婚過早，固有選擇未能審慎，家庭負擔過早之虞；結婚過遲，也難免有蹉8它自誤，與稽延其對社會應盡責任。因此，無論男女在巳達成年之若干年內，男子具有贍家之能力，女子具有合作維持家庭之能力，彼此均有相當的閱歷，與抉擇的眼光者，則遇有適當的對象而感情融洽者，隨時運用理智與德性加以考核仍認為適當者，實亦不宜故意延遲其結婚時期。我以為，理想的結婚時期，無論男女，當為成年後5年至10年之間，男子自不妨有較多的例外也。 末了，我還想補充幾句話，就是夫與妻既以平等為主要條件之一，在理想上自然以學問家世資財相等者為宜，但由於男子有負擔家庭生計的更大責任，則學問資財較女子為優尚不成問題，但如女子的學問家世與資財優於男子者，往往產生不良的影響，特別是家世與資財方面。昔齊侯以文姜嫁與鄭太子忽，太子忽辭謝；人問其故，太子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此中實含有至理。 王雲五先生小傳 王雲五先生，字之端，號岫廬，原籍廣東香山，中國出版家、教育家。 清光緒十四年六月初一日（1888年7月19日）王雲五生於上海。他幼年家境貧寒，由大哥在家教讀《三字經》、《千字文》等。又因體弱多病，11歲才開始入私塾讀書，斷斷續續不足三年。他14歲時進上海一家五金店當學徒，開始半工半讀去夜校學英文，亦然斷續不足兩年。 王雲五18歲時由上海同文館學生拔任英文教生，兼授算學。因讀英文《中國》引發對中國史的興趣，遂涉獵《二十四史》等典籍。19歲，他由益智書室（英文專修學校）教員轉中國公學任英文教師，所教功課是最高兩班的英文法和作文，後又兼任留美預備學堂教務長。任教期間曾以分期付款辦法購得一套35冊的《不列顛百科全書》，每日以二三小時閱讀，兩三年時間通讀一遍。他沒上過大學，無一紙文憑，甚至幾乎沒有接受正規學校教育，但他學識淵博，勝任教學，乃至成為大學教授，全憑自學成才。他公學任教時的學生有胡適•、朱經農等，日後都成為一代文化名人。後來他在台灣政治大學授課，13年間指導論文無其計數，碩士、博士出其門下者不下百人，被尊稱為「博士之父」。 1912年，王雲五應孫中山先生邀聘，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府秘書。1913年，應蔡元培邀請就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專門司第一科科長，與普通司科長許壽裳、社會司科長周豫才（魯迅），並享譽「三司之秀」；他同時兼任國民大學教授，翌年專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 1921年，王雲五經他的學生胡適推薦進商務印書館，從此與商務印書館結下不解之緣，除1929~1930年間一度離館5個月外，一直工作到1946年，歷任編譯所所長、總經理等職。這期間，商務印書館幾遭劫難，「一•二八」戰役中，商務總廠和東方圖書館被日寇炮火炸毀，他作為總經理領導同仁重整旗鼓；「八一三」事變時，商務館再度遭日機轟炸，他主持商務館撤退長沙、重慶，在救亡圖存中留有口碑。 抗戰軍興，王雲五曾以社會賢達身分參與國民參政會。 1946年起，他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官至行政院副院長。1949年後，王雲五由香港抵台灣，從1952年起出任台北故宮中山博物館聯合理事會理事長，先後達28年；1954年任「考試院」副院長；1958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63年12月辭職，受聘為「資政」。他對社會公益和文化教育服務極為熱心，先後擔任嘉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台北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私立銘傳商業專科學校董事長，並獨立創辦雲五圖書館。 1964年後，王雲五不憚年邁而東山再起，戮力主持台灣商務印書館，鞠躬盡瘁，死而後己。1967年，台灣商務印書館組織《東方雜誌》復刊，使其成為台灣雜誌中歷史最久、刊行最早的學術性期刊（《東方雜誌》於清光緒三十年即190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創刊，發行人初為高夢旦，後為王雲五，1946年改由朱經農接任，1949年停刊），復刊版仍由王雲五擔當發行人。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四十年中，均銳意推行科學管理，致力輸入新知，發揚國故，普及文化，開拓文化疆域，是中國出版界的「拓墾英雄」。在王雲五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適應時代的教科書、工具書，翻譯出版世界學術名著，整理出版有價值的古籍，以及推出《萬有文庫》、《大學叢書》和《叢書集成》等等，對當代中國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王雲五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他的「身分證」學歷欄記錄著的是「識字」。但這個「識字」學歷的人，卻在20世紀上半葉給渴望識字的同胞主編了《王雲五大字典》和《王雲五小字典》，而且還倡導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那時，凡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幾乎無不知其「王雲五」，他的事跡充滿了傳奇色彩。然而他的成才成功歷程，實在是充滿了勤奮也充滿了睿智，王雲五是人們 尤其是自修求學者的一個榜樣。 1979年8月14日，王雲五在台北逝世。他留給中國現代文化史的東西很多，包括他的著作一百種，其中有關政治思想史和教育思想的論著各逾一百萬字。* ♦本文據台灣王壽南先生《王雲五先生傳略》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