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盡 · 第五輯 懷念師友

紀念蔡元培先生[1]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雜誌》以時屆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屬為紀念之文。余於蔡先生逝世之初，曾為一文發表於重慶《大公報》，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偉大兼及余個人知遇之感於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預其間的。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說運會，是指歷史演到那時，剛好是上次大戰將了，好多舊東西於此結束，而人類一新機運於此初步展開。在社會人生，在經濟，在政治，種種上面都茁露新潮流，與十八九世紀所謂「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國呢，剛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發第一度革命之後，反動的（袁氏）帝制運動（民國五年，即1916年），清室復辟運動（民國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舊勢力相搏之際。蔡先生即於袁倒黎繼，南北統一內閣之下，應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之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況蔡先生以清朝翰林為革命巨子，新舊資望備於一身。此時欲從擴演近代潮流之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社會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於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這還不單是說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資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從世界大交通東西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類觀念，後來亦經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惟獨蔡先生富於哲學興趣，恰是游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裡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關於蔡先生兼容並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願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並包是可學的，出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得了。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兩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卻是胡先生為人和易平正，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持。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對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氣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問蔡先生何以能這般出大力氣支持他呢？就為蔡先生雖知他有種種短處，而終竟對他的為人抱有真愛好，對他的言論主張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換任何一人都不會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愛他、真同情他，亦不會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此則唯借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自清末以來數十年中西文化的較量鬥爭，至此乃追究到最後，乃徹見根底。儘管現在人們看他兩位已經過時，不復能領導後進。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風氣 （不問是好是壞）卻是那時他們打開來的，雖甚不喜之者亦埋沒不得。自然是說起當時人物並不止陳、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的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這時我個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攏包容之中，然論這運會卻數不到我。因我不是屬於這新派的一夥，同時舊派學者中亦數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馬夷初（敘倫）等等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當時北京大學內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不是在當時北大得到發抒的一個人。於此，我們又可以說蔡先生的偉大非止能聚攏許多人，更且能培養許多人。除了許多學生不說，如我這樣雖非學生而實受培養者蓋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講席始於民國六年（1917年），而受聘則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長之時。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決疑論》之作，發表於上海《東方雜誌》（約在民國五年夏，連載於六、七、八月三期，後來收入東方文庫為一單行本）。此論之作蓋興感於黃遠庸先生之慘死。那時我在北京得到遠庸從上海寫給我的信，同時讀到他的懺悔錄（渡美舟中作，發表於《東方雜誌》），隨亦聽到他在美國被刺的訊息。此論發揮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給章行嚴先生（士釗）。適章先生奔走倒袁離滬，為蔣竹莊先生（維喬）所得，付《東方雜誌》刊出。不久袁倒黎繼，蔡先生既應范公之請，由海外返國，我以自十幾歲愛好哲學，很早讀到蔡先生的《哲學要領》一類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談（民國元年我為新聞記者，蔡先生為閣員，見過幾面），特因范公介紹晉謁先生於其家，不料一見面，先生就說要請我到北大任教的話。 記得有一天，蔡先生約我與陳仲甫先生（獨秀）相會於校長室，提出請我擔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陳先生新聘為文科學長，相當今所謂文學院院長）。我說我何曾懂得什麼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麼多，我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冒昧承當。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我只有應承下來。 雖則答應了，無奈我當時分不開身。當時我正為司法總長張鎔西先生（耀曾）擔任司法部秘書。同時任秘書者有沈衡山先生（鈞儒）。沈先生多為張公照料外面周旋應付之事，我則為掌理機要函電。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為主，張公實代表西南滇川兩粵而入閣。正在南北初統一，政治上往來機密函電極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於此門功課夙無準備，況且要編出講義，如何辦得來？末後只得轉推許季上先生（丹）為我代課。 及至次一年，經過張勳復辟之役，政府改組，鎔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職南遊入湘。10月間在衡山的北軍王汝賢等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隨著潰兵難民退達武漢，就回北京了。因感於內戰為禍之烈，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制止內戰，養成民主勢力。自己印刷數千冊，到處分送與人。恰這時許先生大病，自暑假開學便缺課，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於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後共七年，即自民國六年至十三年（從新思潮的醞釀、五四運動的爆發，到國民黨改組）。中間曾因腦病求去兩次，皆經蔡先生懇切挽勸而留住，其詳不煩說了。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諸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之不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了我。論年輩，蔡先生長於我廿六歲，我只算得一個學生。然七年之間與先生書信往返中，先生總稱我「漱溟先生」，我未嘗辭，亦未嘗自稱晚生後學。蓋在校內原為校長教員的關係，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謙德。後來離校，我每次寫信，便自稱晚學了。 近中四川報紙有傳我初投考北大未見錄取，後乃轉而被聘為教授者，非事實。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時蔡先生以講師聘我亦非教授）。不過我初到北大時，實只廿四歲，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我大兩歲者。如今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諸君皆當日相聚於課堂的。更有少時與我為同學友，而其時卻正求學於北大的，如雷國能（在法科），如張申府（崧年，在理科）諸兄是。 當時蔡先生為什麼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屬新派（外間且有目我為陳、胡的反對派者），又無舊學，又非有科學專長的啊。此即上文所說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覺到我富於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裡總是好的。同時呢，他對於我講的印度哲學、中國文化等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這就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於哲學興趣相應而俱來的。換言之，若胸懷意識太偏於實用，或有獨斷固執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於一個為政於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 由於蔡先生愛好哲學，又請來有哲學興趣的教員，亦就開發了學生們的哲學興趣。在我眼見的七年中，哲學系始終是最重要的一個學系。當其盛時，比任何一學系的學生都多。除了註冊選修哲學課程者外，其他學生自由來聽講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廠高師的學生、太僕寺街法專的學生，還有些不是學生的人）經常來聽講者亦頗有之。註冊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為按照註冊人數，這間教室本可以容納下，而臨時實到聽講的人數卻加多，甚至加多達一倍，非掉換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經驗，當民國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講儒家思想時，必須用第二院大講堂才行。通常聽講人數總在二百左右，到課程結束，舉行考試時的試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註冊的學生了。聞人言近年（指抗戰前和抗戰中）南北各大學哲學系學生少得可憐，幾乎沒有人願入哲學系。此固一時一地風氣不同，然可見蔡先生當年倡導總算成功。 若問蔡先生何以能有這種種成功——他能羅致人才，能造成學風，能影響到全國大局，使後之言歷史者不能不看做劃時代的大節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訴你：此無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惡。何謂真好惡？儒書上指點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便是。有真好惡，而後他的一言一動，不論做什麼事，總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間。這樣，他便能打動人。人或者甘心情願跟著他走，或隨著他有一段鼓舞於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嘗說的一句話：「是真虎，必有風」，正謂此。他不要籠絡天下人，他更不想強制天下人聽他的。一切威迫利誘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卻自為他所帶動。他畢竟成功了，畢竟不可磨滅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覺得一世之雄，卻每每白費力，落得一場空。這亦就是儒書上「不誠無物」一句話了。 總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偉大在於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進一層說：坦率真誠，休休有容；亦或者是偉大人物之所以為偉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風動全國既二十年，距余之離開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滿兩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顧尚無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報北京大學之培養。竊不敢妄自菲薄，將致力於新文化運動之建設的工作，無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過去新思潮所表現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後之成果焉。是則區區心愿之所在也。因紀念蔡先生，並志於此以自勵。 附記 此文寫於民國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於亂紙堆中發現吾手稿原跡，計經廿有八年矣。既審視其不無可存，則重為抄錄一通，復就回憶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記於其後。 文中說蔡先生有多方面之愛好，極廣博之興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試舉其一。爾時（約在1917年）京中有蜀人張克成先生宣講佛家唯識論著於廣濟寺，任人聽講，蔡先生時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撥冗偕友幾次往聽。其實張先生信佛雖篤，卻不通唯識，其錯解可笑，愚著《唯識述義》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學豈可及耶？ 文中說北大哲學系爾時之盛況，曾及1923—1924年愚講儒家思想時來聽者之多。卻須知聽眾非盡屬思想上的同調，為求學習而來者。愚曾聞有反對派來聽，倡言「我聽聽他荒謬到什麼地步」。（註：同學中有彭基相、余文偉以我為唯心主義，夙示反對。）此正見出當時思想自由活潑之氣象；凡哲學界所以成其盛況者詎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記 又文中「他不要籠絡天下人，更不想強制天下人聽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覺得一世之雄，卻每每白費力，落得一場空；這亦就是儒書上『不誠無物』一句話了。」蓋有感於當時執政者蔣介石而發，時當抗日戰爭中期，百事望之於蔣，而誤於蔣，深有慨於心也。 同年11月8日 又記此文紀念蔡先生兼及當年愚受任北大哲學系講席之事，因回憶往昔同學盛況如次：計同班同學有孫本文、顧頡剛、馮友蘭、黃文弼、朱自清諸君。其時我廿四歲，論年齒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長者為譚鳴謙，即是後來革命運動中出名的譚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學諸友固遠不止此數，此舉其後來學問上各有造詣，且均為大學的名教授，我此一時偶爾回憶中者數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間，所熟識交好者初不止於哲學系諸同學，而泛及於其他系科。如羅常培、羅庸皆國文系，如陳政則德文系，如葉麐 理科，如黃艮庸則在預科，朱謙之（自由聽課，不屬任何學系）、王恩洋（旁聽生）。谷源瑞則屬哲學系，後因在國民參政會任秘書，而特別相熟。至如王星賢（英文系）雖在學校時不相知而晚年來過從頗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識 [1] 寫於1942年。 紀念梁啓超先生[1] 今天為梁任公（啟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張旭光、周之風諸君提議撰寫紀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嘗應友人囑寫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於蔡、梁兩先生，則茲於紀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辭。紀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偉大處，復自道其知遇之感。今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樣認識任公先生的偉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偉大，須從其前後同時人物作一比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後同時人物之一。兩位同於近五十年的中國，有最偉大之貢獻。而且其貢獻同在思想學術界，特別是同一引進新思潮，衝破舊網羅，推動了整個國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於蔡先生八歲，論年輩應稍後，而其所發生之影響卻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開始之時。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個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後的中國政治全為立憲運動所支配，而這一運動即以他為主。當他的全盛時代，年長的蔡先生卻默默無聞（蔡先生誠早露頭角，但對廣大社會而言則是如此）。蔡先生從「五四運動」打出來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歐戰以後的新思潮於此輸入（特別是反資本主義潮流），國民革命於此種其因。所以他的影響到大局政治，不過是近二十年的事。 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卻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但須注意者，他這一段時期並不甚長。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國二年，即1913年；民國六年，即1917年，兩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時代了。再進到「五四運動」以後，他反而要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民國八、九年（1919年、1920年）後，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蔣百里、林長民、藍志先、張東蓀等，放棄政治活動，組織「新學會」，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並在南北各大學中講學，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 [1] 寫於1943年。 因此，論到所給予社會影響之久暫比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評論他幾句話： 其出現如長彗燭天，如瓊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響絕，政治學術兩界胥不發生綿續之影響。——此正任公之特異處。 《陳伯莊通訊》 《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 這是很對的。我們由是可以明白諸位先生雖都是偉大的，然而其所以偉大卻各異，不可馬虎混同。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綿歷久遠。像是當下不為人所了解，歷時愈久而價值愈見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這亦就是為何他三十歲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卻要待到五十多歲的理由。他給中國社會的影響，在空間上大過蔡先生，而在時間上將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從前韓信和漢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個善將兵，一個善將將。蔡、梁兩先生比較，正復相似。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紀念前賢，亦許應當專表彰他的功德。無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來，總隨著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學術上的成就，量過於質，限於篇幅，不能悉數。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說一說。 清季政治上有排滿革命和君主立憲兩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間，而大體上站在立憲一面，且為其領袖。固然最後革命派勝利，而國人政治思想之啟發，仍得力於他者甚多，間接幫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國人應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為慰。 民國成立，宋鈍初（教仁）想實行政黨內閣，正與任公夙懷符合。當時曾約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兩派合作機會遂失。加以袁世凱方面種種籠絡，國民黨方面種種刺激，卒成組織進步黨對抗國民黨之局。更進而有熊希齡受袁命組閣，隱然由進步黨執政之局。末了，就陷於副署袁氏解散國會命令之重大責任，而不能逃。國會既散，政黨根據全失，熊閣當然亦站不住。政治脫軌，大局敗壞，任公於此悔恨不及。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敗。自然當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獨屍其咎。卻是春秋責備賢者，賢者引咎自責，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時，有奮起倒袁之舉。在倒袁運動上，先生盡了最大力量。假如說創建民國是革命派的首功，那麼這次再造共和，卻不得不讓他的一派居首功了。當日事實自有史家載之史乘，茲不多述。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動對於國家第一度偉大不磨之貢獻。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喪，袁倒後先生治喪持服，未得出而秉政。於是種下了民國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這裡面還夾著一段反對康（有為）、張（勛）復辟。信有如任公幾十年前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對於國家的貢獻。 復辟既敗，共和三造，段、梁攜手執政，居然又有幾分進步黨內閣氣概。此固為任公登台應有之陣容。但千不該，萬不該，不肯恢復國會，而另造新國會，以致破壞法統，引起「護法之役」，陷國家於內戰連年。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嚴重失敗。這次責任別無可諉，與前次不同。我們末學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於此告終。 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撼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這是與我紀念蔡先生文中所說：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學術，非事功，而在其釀成一種潮流，推動大局，影響後世，正復相同的。 三、我個人對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啟發甚深之一人。論年紀，我小於先生二十歲。當他二十幾歲舉辦《時務報》、《清議報》之時，我固不能讀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歲創刊《新民叢報》亦還不行。直待我十五歲，好像《新民叢報》已停刊，我尋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全年一巨冊（約五六百萬字以上），又《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本（任公與汪精衛、胡漢民等往復辯難所有文章之輯合本）才得飽讀。當時寢饋其中者約三四年。十八歲時，《國風報》出版，正好接著讀下去。這是比我讀五年中學更豐富而切實的教育。雖在今日，論時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們讀了還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僅存《飲冰室文集》，而原報殆不可得。那其中還有旁人許多文章和新聞時事等記載，約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來，我還認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無多，我讀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卻同深嚮往。民國五年（1916年）曾因范靜生（源廉）先生介紹而拜見蔡先生。但對任公先生則未曾求見。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當他從海外返國，親往訪四次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國九年（1920年），任公漸漸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蔣百里、林宰平兩先生移尊枉步訪我於家。由此乃時常往還。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編印先父遺書既成，送他一部。書中有先父自記屢訪不遇投書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嘆。我寫信特指出這段話，請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數百言，深自咎責。囑我於春秋上祭時，為他昭告說「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蓋先父於慨嘆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當為心快。而在我為人子者，當然十分感激他（註：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後）。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廣州聞任公先生逝世之訊，心中好大難過。念相交以來，過承獎愛，時時商量學問，虛心咨訪（先生著作關於佛教者恆以初稿見示征問意見），而我未有以報。第一，他奔走國事數十年，所以求中國之問題之解決者甚切，而於民族出路何在，還認不清。第二，他自謂服膺儒家，亦好談佛學，在人生問題上誠為一個熱心有志之士，而實沒有弄明白。我於此兩大問題漸漸若有所窺，亟思以一點心得當面請正。豈料先生竟作古人，更無從見面談心，只有抱恨無窮而已。今為此文，雖時間又過去十多年，還是不勝其追懷與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鑒： 讀報知巨川先生遺文已裒輯印布，正思馳書奉乞，頃承惠簡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讀簡後，更檢《伏卵錄》中一段敬讀，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許者如此其厚，而啟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記，而斷不敢有他辭自諱飾其罪。一言蔽之，學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誠負天下之重，以致虛情慢士，日儕於流俗人而不自覺，豈唯昔者，今猶是也。自先生殉節後，啟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原註：後讀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心益切）。豈知先生固嘗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絕如此耶！《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啟超者實至大。末數語，蓋猶不以啟超為不可教，終不忍絕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願兄於春秋絮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先生也。遺書尚未全部精讀，但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繼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創，課業頗忙。又正為亡妻營葬，益卒卒日不暇給。草草敬覆奉謝，不宣萬一。 啟超再拜。十月一日。 回憶李大釗先生[1] 李大釗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稱呼他「守常」——這是他習慣用的別號和筆名。在1919年以前和其後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學講課，在上課之前和下課之後，必定去他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盤桓十分鐘至二十分鐘。因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進門或離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編的《每周評論》，我順手取閱。他有時主動地要我看什麼書刊，便順手遞給我，亦不加說明。我接過翻閱後，往往亦無表示。遇有重要書刊，我就聲明帶回家去看，下次來時交還。總之，彼此十分隨便，沒有什麼客氣俗套。 我們相識稍先於北京大學同事之時，彼時（1916年）守常在北京《晨鐘報》（後改名《晨報》）任職。曾記得一次他宴客於南城瑞記飯莊，我和陳仲甫（獨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陳當時是為亞東圖書館募股來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長，蔡、陳早相熟，立即邀陳入北大擔任文科學長（後改稱文學院院長）。同時，我亦受印度哲學講席之聘，而守常則是以章行嚴（士釗）先生之薦接任圖書館主任的——此職原由章任之，章離京南去。於是，我們便同聚於北大了。 1921年冬月，我走訪守常於其家，告訴他我即將結婚。他笑著說，這在他已是過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後，而母親又在生他之後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沒有見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撫養長大。《光明日報》1979年10月31日紀念李大釗一文，說他兩歲喪父，三歲喪母，全不對。另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傳》一書，說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後十六個月母亦故去，與我所聞於守常自述者尚差不遠，祖父母自顧年老，便為他早早成婚。婚後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趙氏夫人。趙年長於他好幾歲——似是他十一二歲，而趙十八九歲。趙夫人甚賢慧，自願守在家園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學求學。中學卒業後，他進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後又去日本留學。這些是後話，非當時所談及。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為首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兩先生，一時曾有「南陳北李」之稱。我記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東交民巷舊俄國使館內訪看守常，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求見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擾他，隨即退出。不多日後就聞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來他家大小同住一起，還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時一同遭難者頗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門而幸免於難者。當時正是張作霖自稱大元帥駐軍和執政於北京之時，我聞訊從西郊趕入城內訪章行嚴先生，願與章老一同出面將守常家眷保釋出來，俾守常少牽掛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稱與張的親信參謀長楊宇霆相熟，他將去見楊，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結果，直至守常死時，不知道他的家屬兒女有沒有受到連累；熟友如我未得盡小小之力，抱憾於衷。 [1] 此文約寫成於1985年。 當我聞悉守常被害，立即從西郊趕入城內，一面看望其家屬情況，一面看視他裝殮的情況。他家屬已回到西城朝陽里舊居。我望見守常夫人臥床哀泣不起。我隨即留下十元錢，退出來，改往下斜街長椿寺——據聞守常遺體停柩在此。我到達寺門時，門外一警察對我說： 「你們親友到來，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點首應承，隨即入內巡視。只見棺材菲薄不堪，即從寺內通電話於章宅吳弱男夫人。蓋我夙知守常曾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師，賓主甚相得。弱男夫人來到時，各方面人士亦陸續而來，共議改行裝殮之事。 我出寺門，路遇陳博生走來。他是福建人，與守常同主《晨鐘報》筆政。其他的人今不盡記憶。 守常當年的熟友，眼前現有張申府（崧年）、於樹德（永滋）和我幾個人。張、於兩位原與守常同為中國共產黨人，但有始無終。我則根本是個黨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來，奇妙的是守常他們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紹我入黨——連半點意向亦不見。於此，顯然我這個人條件不合。守常為中國共產黨發起人和領袖，終且為黨捐軀，而我則根本不在黨。那麼儘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於交誼深摯之列了。此點應當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當「五四」運動時代的那些社會活動、政治活動，我十分慚愧沒有能像守常那樣勇往地和諸同學們在一起，甚且可以說，他是居於領導而我則追隨亦不力。因此，許多事就記憶不清，現在亦就說不清楚了。再則，事情過去且將六十年之久，而今腦力衰頹的我，就只能點點滴滴列舉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國學會組織的發起成立，守常實為骨幹。此會在當年十分重要，會員包含了南北許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 （中國青年黨）有些人就是從此會分裂出來的。傾左的有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黃日葵等人，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各自表現不同，而卻是具有一定分量的，雖然分量大小輕重不同。 我仿佛未曾參加此會為一成員，卻曾應邀為此會的田漢和曾琦兩成員之間在宗教問題上的爭論，作過一長篇講演（講詞大意可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二）當年守常先生的活動繁忙，有些群眾大會開在前門大街，我亦曾去過。有一次在總統府門外的集會，我沒有參加，類乎此者，現在記憶不清。 （三）記得守常和我兩人曾致力於裁兵運動倡導。當時蔣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寫出裁兵計劃一書問世。可厭的南北軍閥混戰既多年不休，在洛陽的吳佩孚頗有勢力，恰好守常的同學白堅武正在吳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紹，走訪洛陽，似乎不止一次。訪吳談一談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輿論，發動廣大社會力量才行。我們曾想聯絡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則在眼前的知識階層。正在要邀請北京八校同人聚談，不料被胡適、陶孟和等幾位搶先召集，且又轉變出「好人政府主義」一場戲來。隨後果然出現王寵惠、羅文干為首的政府。我們二人只有苦笑！王、羅二位即是參加了胡適那次集會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因學生李超自殺身死開追悼會，守常和我亦偕往參加，在蔡元培、陳獨秀、蔣夢麟各位講話後，守常和我亦各有發言，後來我的發言錄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五章內。 （五）我與守常既而相熟，有時便一同游息。中國革命博物館存有一張守常、張申府、雷國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園照的相片，推計其時間當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來，既有日軍入侵，世局動亂劇烈，此照片我手中無存，展視之餘，不勝追懷感嘆之情。 伍庸伯先生傳略[1] 伍庸伯先生名觀淇（舊名冠球），廣東番禺縣南浦村人，生於清末丙戌年（1886），卒於解放後1952年，壽六十七。南浦村在上番禺，舊歸慕德里司，所屬儘是土地瘠薄之區。當地人單靠農業生產不足以養家，多去佛山鎮作生意。他家亦如此，從事自產自銷的小手工業，描畫佛像神像等，不算讀書人家。到他這一輩才讀書。他先曾在廣東高等學堂肄業，卻在一次學潮中與其他幾個同學被開除[2] 。隨後考入將弁學堂。這是為了在兩廣創建新式陸軍而設的一種軍官學校。入民國後，廣東不少著名將領如鄧鏗、葉舉、熊略等均出身於此。而伍先生在同學儕輩中才學最稱優秀。當時創辦而又主持將弁學堂的為浙人周孝懷先生（善培），是個有思想有才能的官吏，而且後來還能深造於學問的人（著有《周易雜卦證解》一書）。他非常愛重伍先生，伍先生亦確曾受到他的教益。雖然此後兩入學問路數不同，卻結下了終身深厚交誼。伍先生畢業時以成績最優被任為新軍管帶（相當於營長）。他的同學友如鄧、葉、熊等都做了他的部屬（相當於連排長）。 伍先生任職管帶約近三年，自己年紀還很輕，特請離職北上，求學於保定軍官學校。辛亥革命軍起義，即南下投效於姚雨平部，又轉至南京臨時政府參謀部任職。清廷退位，大局既定，又繼續求學軍校。畢業時是作為陸軍大學第一班畢業的，其學業成績又是最好的一個人。[3] 在陸大畢業後就被留在陸大擔任教官，同時又兼任參謀本部某局第三科科長。這個科是主管空軍的，那時北京南苑有個航空教練所，即歸屬於它。這種官僚生活，伍先生大約度過有三年光景（1913—1916年）。這正是袁世凱武力統一全國，國內工礦企業因歐洲大戰機會而得到一些發展，北京相當繁盛時期。他官位雖不高而薪俸所入頗豐，生活安定優裕。並且他美滿的婚姻亦正成就於此時，——結婚在1914年12月，伍先生二十九歲未滿。然而他竟不願這樣生活下去，斷然辭職去官，結束了這種生活。 據我們所聞，伍先生早曾一度對軍人生活起過疑問：一個人究竟應該不應該做軍人？此一疑問起於何時，是在陸大學習時，抑或在陸大擔任教官時，現在不易查清楚。但其辭去陸大教官，確先於辭科長一年余。即是辭教官在1915年春，辭科長在1916年秋。所有職位先後辭脫，一家人生計斷絕來源，這是何等事？這勇氣不是平常人所有。平常人迫於謀生，在世俗種種需求上忙個不了，就把一切看做當然的，不起疑問，順流走去，沒有什麼不安於心。偶然受到刺激，引起反省，萌露反感，亦如電光一閃，在環境壓迫下，難得持續思索，追求究竟。人們一生大都這樣混過去。然而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明且強的人——如伍先生——卻每每疑悶不解，縈繞胸際，不容自昧；當其積悶成痗 ，便真有活不下去之苦，那只有擺脫眼前束縛，屏除百事，在維持此命不絕之前提下，專心致力於尋求真理功夫，務必得一安心立命所在。……一切一切要待自己有了安心立命處再說。 [1] 此系原文經編者作少量刪節而成。原文見《梁漱溟全集》卷四。 [2] 因有學生演說言詞涉及撲滅滿清，蓋受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之影響。學校當局大駭，以伍某素為學生首腦，竟開除先生及同學嚴博球等數人。 [3] 據聞陸大畢業考試，例以兵團為野戰實習行之，自排長以上至總指揮各員均由大學主考官就同學諸生一一點名分派充任之，以鑑定其學力成績如何。當諸同學各經指派後，臨末乃宣布以伍某為總指揮雲。——漱注 他正是在世俗所求都不成問題後，內心才開出空隙來，大大透露了對人生意義的根本懷疑尋問。質言之，伍先生之棄官求學頗有似於釋迦牟尼當初捨棄其正宮太子的生活而入山求道，要都從其對人生有絕大感觸，不得自安而來。[1] 據伍夫人黃敬如女士談，伍先生棄官求學之意萌露很早，早在他們結婚之前。當其懷有棄官之念，原亦不打算結婚。那時他已經各處求師訪友而尤多親近廣濟寺清一老和尚（此老為禪宗大德，湖南人方表曾為作傳，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亦敘述及之）。據說其結婚還是聽從老和尚之勸的，惜乎不知其詳。當他以辭官徵求伍夫人意見，伍夫人表示一切聽他自己決定，她不會因為怕吃苦而妨礙著他。這又是很難得的。 當他辭官之先，亦曾和朋友知交討論過，朋友中初無一人贊成其事。但辭官之後卻因朋友們資助得以度日。這就是張孟新（國元）、馮竹賢、李任潮（濟深）或尚有馮祝萬等幾位先生；每人每月各出銀幣五元。他們原都是班次稍後的陸大同學，又都是廣東同鄉（李雖為梧州人，其實何異於廣東同鄉），又都任職陸大教官，而且同住於禮路胡同陸軍大學宿舍的。他們平素都欽服伍先生，其後又都常聽伍先生談學的。（詳後） 辭官後便不能再居住公家宿舍，且須緊縮用度，夫婦一遷再遷，末後遷至伍夫人的母家同住西直門內火藥局七號，一直住到1921年8月伍先生挈眷回粵。 關於伍先生專力求學這一段經過的事情，未聞他自己系統地講述過，更缺乏有心人從旁留心注意其間思想轉折的首尾線索。今天所能說出的只有如下三層： （一）棄官求學之初，似曾作了個以五年為期的打算，即是暫定五年內專心解決自己思想上的問題。事實上，後來亦差不多就是五年而有了歸著。但若把棄官之前乃至結婚之前那二三年的奔走尋訪計算在內則首尾至少在七年以上。 （二）在此七年內，對於種種不同的人生思想——世法、出世法、中西、新舊——均加參訪，勤求不怠。當年他所請教過的那些人，今天多已指數不出。僅僅知道在佛法一面，同清一老和尚往還最密且久，時常留宿廣濟寺內。有一時期亦常常留宿西郊的圓廣寺，其所親近請益者何人已說不出。在道教方面，伍先生亦曾在白雲觀內借住和一位九十多歲的道士盤桓一個時期。天主教、耶穌教的禮拜堂或講道場所，在某一時期亦恆有伍先生蹤跡。在這方面且有海軍部次長李某（一個字的單名）先生似乎給伍先生印象頗深，我曾聞伍先生談其訪問經過，惜乎記憶不清。民國八年（1919年）新思潮正盛時期，伍先生每天從西直門步行到北京大學旁聽，前後約達一年之久。因而與北大一些同學接觸相熟。例如吳康（敬軒）即其最熟之一人。其間曾否叩訪於那時著名新思想家（如陳獨秀、胡適）則不詳。對於儒家之學似乎反覆研求用力最多，但伍先生所共切磋研究者只聽說有一位蕭隱公先生（住嘉應會館內），此外卻難於舉數。並且蕭先生往往是伍先生談學時一位爭辯的對手，而非多所受教之人。 （三）在幾個不同方向的人生思想都經過一番參訪研究後，伍先生終歸落實到儒家這一方面。不過人們切莫從自家舊觀念中的儒家去聯想伍先生之所心得。他的心得是他思想問題的最後解決，而在普通人卻沒有這樣深刻的問題。 我們又不要以為伍先生是從茫然無主中周覽了各不同思想後終於選擇其一。這是不合於實際的一種猜想。人生道路的取捨，主要在生活實踐中體認決定。見聞思辨信有助於實踐體認，而主要不在思辨上，見聞在外，體認在內。所謂安心立命者原是內心得其寧貼，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日益踏實穩定地走去之謂也。 還有兩點須得在此指出如左： 人生道路的取捨固必決定於自己內心，但伍先生取捨的標準則為一切人而設想，要能適應人間普遍的需要。他常說：學問必須是解決問題的，問題必須是人民大眾所同有的問題，而後這種學問乃為人人所需要，人人亦都能用功夫去學習。假如是社會上只有少數人才能去講求的學問功夫，那便證明這種學問——例如道家、佛家特有的功夫——尚未到講習它的時期。他發願，願為當前人們同樣需切之學而盡力。他在尋訪各宗教、各學派時，其取捨的標準便是如此。這是第一點。 伍先生早年（二三十歲時）立身行事恆自勉於「言忠信，行篤敬」兩句格言，後來感覺到不夠。怎麼不夠？要必掌握著認識忠信、理解篤敬的根本才行。要得其根本，從根本出發，忠信篤敬自在其中。這是他走上學問路數，逐漸講求到《大學》書文的由來。但原非為講書而講書的。他要走的道路既定，其他學問道路便絕口不講（亦少見評論）；為人講說時，除與《大學》相發明的古書文外，亦從不去談它。 當伍先生於人生道路自己體認有得，且認為人們普泛需要時，就出其心得者為朋友們講說，此事究始於何時無可確指，不過此講會之形成，大約在1919年下半年，而結束於1921年8月他移家回粵的前夕。參加講會的人似最多總不過十二三人。其間有的人或系臨時入座，亦有的人偶爾缺席。多半是陸大學友和兩廣同鄉，外人亦有之，不多。我僅僅在民國九年（1920年）臨時參加過兩次而已。 我與伍先生相識始於民國八年（1919年）在林宰平（志鈞）先生家。那時我正在北京大學擔任印度哲學講席，伍先生主動要林先生作介紹，意在問佛學於我。第一次見面談話，在彼此問答之間，並不投契。卻是我深覺他人的氣味好，心生敬慕，留有印象不忘。隔了許久，我自動訪他談學，才漸多往來。（關於我與伍先由朋友又成了親戚一段姻緣擬另述。）林、伍兩先生相熟識，較早兩年或三年。聽林先生談，他們第一次相遇是在嘉應館蕭隱公先生座上，當時林先生偶然不客氣地駁了伍先生一句什麼話，伍先生感覺他沒有世故俗套，因而漸漸相好起來。其後數十年關係不斷，彼此（林伍、伍梁）各都成了終身友誼。然而林先生和我卻非其講會中人。如上所述我只臨時參加過兩次，林先生大約亦只是偶爾參加過。 當年那講會上經常參加的人，是伍先生另一班朋友（見前）。然而其中特如李任潮先生亦就因在那會上同我和林先生相遇而結識了，成為後此關係非淺的朋友。 1921年8月初旬伍先生挈眷回到廣州，正值粵局在紛攏中。孫先生位居總統，下面陳炯明所部謂曰粵軍。蓋另有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湘軍譚延闓、程潛，豫軍樊鍾秀等等都來在廣東，而廣東省內尚有半獨立性的小軍閥鄧本殷等割據各方。（此為筆者粗略記憶，有待考訂。）廣州為陳部駐守，但市區內任聽各友軍隨意出入。各軍既不相統屬，且紀律不嚴，下級官兵有不法行為每每此軍諉過他軍，或彼此尋毆，秩序甚難維持。市內商民既不堪其苦，陳炯明乃設立軍警督察處，委任粵軍長官葉舉為處長，以策治安。伍先生適於此時返來，老同學葉舉立即求助於伍先生。伍先生覺得義不容辭，接受了督察處總參議名義，躬自率領數十名士兵日夜巡羅市街，遇有問題當下處理。兩三個月內竟在未殺一人的過程中完成其使命。伍先生居常每誦「勞謙，君子有終，吉」 （見《周易·謙卦》）一句話，而身體力行之。「勞」就是事必躬親，不怕勞苦；「謙」就是對人對事謙虛謹慎。其成功，夫豈偶然哉！ 伍先生從北京南歸的本旨，原是本著《大學》上修身齊家的理念，盡力於自己家鄉的事情。這便是去走明德修身的正當途徑。所以在廣州省城停留不久，就挈眷回他的南浦村，要在解決鄉里實際問題上，自己磨鍊學習。[2] 常時禺北地方緊急需要的，是平息械鬥和肅清盜匪。伍先生訪悉此兩大問題實有密切關係：械鬥之局非必是鄉村間彼此真有惡感深仇，而多是有槍的盜匪和地痞賭徒勾結所造成。待將各鄉地痞清查出來，加以處理，從而平息械鬥，進而肅清了盜匪。 在求得鄉里安定後，便要興教育。這原是伍先生回鄉抱的大願之所在。然而興教育於社會就在肅清匪患盜風中，既已開其端了。學校教育應即與社會教育並舉，於是有慎修學校小學班之開辦。校長先推鄉中老輩擔任，後來事實上名義上都落在伍先生一人身上。這又是他守定勞謙之訓。 1924年春，在孫先生主持下聯俄容共，改組中國國民黨，是其（國民）黨的生命一大轉機。1925年在蔣李合作下統一了廣東。1926年決定出師北伐，蔣為總司令要去前方督師，李為總參謀長負留守後方之責。並且國民政府不久亦將遷往武漢。 李自顧責任太重，於是向蔣提議請出伍先生幫他才行。蔣素聞伍先生賢名，甚表同意，屬李邀請來省當面商談。 伍先生身為粵人，關心粵事，兼以伍李關係勢須出為臂助。然自忖素不預聞國民黨內大事，仍不敢冒昧，隨李面蔣時，特提出三點請問：（一）孫總理的三民主義以及三大政策自己向少學習，尚待盡心研究，請允許他暫不入黨。——這在國民革命空氣高漲的當時，是無人敢於涉想的請求。蔣聞之，有些遲疑，卒亦微笑點首。（二）自己願為後方治安及後勤業務幫助李公；至如北伐戰略；國家大計則不敢妄參意見。蔣表同意。（三）自己身體瘦弱，精力有限，習慣午睡片時，願先聲請許可，以重紀律。蔣笑謂此無問題。最後協議伍先生以少將總參議名義擔任總司令部辦公廳主任。後來事實上總部大小印信，一切公章均由伍先生掌握，可以代李批答往來公文電報，只有少數待李決定。 我的行動應附帶在此際一為述及。我原想在廣東開辦鄉治講習所，試行鄉治之主張。但環境似乎不順，即借詞考察各地鄉村改進工作，於1929年春初（夏曆正月初旬）率領一部分同人北游江南、河北和山西，曾寫有《北游所見紀略》一文，可參看。而就在此時李公被扣，我無意回粵，便留於北方了。 日寇1937年大舉入侵，先華北，次華東，1938年10月遂及武漢並廣州。粵省當局事先部署抗敵，伍先生即被任為番禺縣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1938年成立民眾抗日自衛團隊統帥委員會，全省聘任二十餘人為委員。伍先生受聘為委員，負責番禺、花縣、增城、從化、三水等地區，稱為第二游擊區。廣州失守後，則令改編為游擊縱隊，不久則又令改游擊縱隊為挺進縱隊。伍先生於是受任挺進第四縱隊司令，以迄於最後日寇投降，首尾七年而無改。七年之間其各區負責的司令人選多更換，唯獨挺四縱隊負責地區無變，且由伍先生始終其事焉。其為偶然之事歟，抑非盡偶然耶！ 挺四主力隊伍時時狙擊敵人，實行游擊戰，一進一退大抵由伍先生親自率領指揮之；其各地分駐隊伍偵察敵情，亦復隨時襲敵。如是大小戰役實難計數。據伍先生舊部稱說，首尾七年，對敵大小作戰次數統計約在三百至四百次之間雲。 如是累年作戰次數中，最為人稱揚者是良田襲敵一役。良田駐有日寇統屬的偽軍一個大隊。深夜偷襲，先設法制止狗吠，次潑油縱火，用重機槍攻打炮台，當場生擒敵方顧問日軍中尉深丁為雄一名，擊斃深丁的老婆及另一名日軍顧問官，偽軍紛紛逃散，遂一舉而消滅其全大隊焉。 在七年對敵作戰中，先後俘獲之日寇官兵約計二十至三十之數，均隨時押送戰區司令長官部驗收，上級均有令嘉獎勉勵。據傳日俘供稱他們最怕我軍獨九旅（旅長姓名未詳）和伍觀淇的游擊隊，雖特加戒備猶不免時而受到損失雲。 1945年9月日寇既投降，挺四司令部暨所屬隊伍隨即奉令結束解散了。 時局既定，番禺縣成立縣參議會，伍先生當選為議長，同時兼任禺北聯防處主任、預聞本地方諸般之事。迨全國解放，局面一新，始引退而去。1950年北上入京訪友，寄寓李任潮先生家。時李公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經其向領導上介紹後得到生活照顧。我趁先生晚年閒暇，偕同學諸友共請先生講解《大學》及《論語》、《孟子》諸書而筆錄之。同人在其間亦頗有討論，今並錄存以貽後世。 此文自伍先生逝世之後即著筆，歷二十餘年，數易稿，乃得完成。其間所敘事跡蓋經多方訪查對證者。 1977年9月漱溟 [1] 伍先生任職參謀本部時，適有袁世凱帝制運動發生，北京政府大小官吏曾由各官署分別聯名具書勸進，人人在內，不可能有例外。伍先生獨不肯簽名其間，態度平實，堅定，從容，不失于謙謹。同官僚友雖多諫阻勸勉，心為之危，卒亦無事。他辭官是在袁死之後，部中長官曾給予參議名義，每日致送一百二十元車馬費，他辭謝不受。——漱注 [2] 以家族為本的中國社會，數千年來歷經了不少的變化。往古且莫妄談，例如清末即不同於明代和清初，而全國解放後的今天又大不同於清末和民國初期。如象《大學》篇內所云「齊家」的家，既不是今天幾口人的小家庭；「治國」的國，更不是今天幾億人民的大國。那時是貴族世家為主的社會，國甚小而家卻大。伍先生從他家鄉入手工作是不違古義而合乎他的現實情況的。——漱注 懷念熊十力先生[1] 1919年我任北京大學講席時，忽接得熊先生從天津南開中學寄來一明信片，略云：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一文，我見到了，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不久，各學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廣濟寺內，遂得把握快談——此便是彼此結交端始。 事情的緣起，是民國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編的《庸言》雜誌某期，刊出熊先生寫的札記內有指斥佛家的話。他說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 ，而我在《究元決疑論》中則評議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而指名說：此土凡夫熊升恆……愚昧無知云云。 因此，見面交談，一入手便是討論佛氏之教，其結果便是我勸他研究佛學，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1920年（民國九年）暑期我訪問南京支那內學院，向歐陽竟無大師求教，同時即介紹熊先生入學，熊先生的佛學研究由此開端。他便是從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帶說，此次或翌年，我還先後介紹了王恩洋、朱謙之兩人求學內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則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後此曾名揚海外南洋雲。 我入北大開講印度哲學始於1917年，後來增講佛家唯識之學，寫出《唯識述義》第一第二兩小冊。因顧慮自己有無知妄談之處，未敢續出第三冊。夙仰內學院擅講法相唯識之學，徵得蔡校長同意，我特赴內學院要延聘一位講師北來。初意在聘請呂秋逸（澂 ）君，惜歐陽先生以呂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時熊先生住內學院約計首尾有三年（1920年至1922年），度必飫聞此學，我遂改計邀熊先生來北大主講唯識。 豈知我設想者完全錯了！錯在我對熊先生缺乏認識。我自己小心謹慎，惟恐講錯了古人學問，乃去聘請內行專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氣橫溢的豪傑，雖從學於內學院而思想卻不因襲之。一到北大講課就標出《新唯識論》來，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無計。好在蔡校長從來是兼容並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時與南京支那內學院通訊中，竟然揭陳他的新論，立刻遭到駁斥。彼此論辯往復頗久，這裡不加敘述。我自審無真知灼見，從來不敢贊一詞。 [1] 寫於1983年。 計從1922年熊先生北來後，與從游於我的黃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處者歷有多年。1924年夏我辭北大，應邀去山東曹州講學，先生亦辭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處每有轉移，先生與我等均相從不離，其事例不必悉數。然而蹤跡上四十年間雖少有別離，但由於先生與我彼此性格不同，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而在治學談學上卻難契合無間。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書我必先睹。我讀之，曾深深嘆服，摘錄為《熊著選粹》一冊以示後學。但讀後，心有不謂然者復甚多，感受殊不同。於是寫出《讀熊著各書書後》一文甚長，縷縷陳其所見！ 如我所見，熊先生精力壯盛時，不少傳世之作。比及暮年則意氣自雄，時有差錯，藐視一切，不惜詆斥昔賢。例如《體用論》、《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筆行文的拖拉冗復，不即征見出思想意識的混亂支離乎。吾在《書後》一文中，分別的或致其誠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嘆其荒唐，要皆忠於學術也。學術天下之公器，忠於學術即吾所以忠於先生。吾不敢有負於四十年交誼也。 1983年4月23日於北京 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1] 《讀熊著各書書後》一文寫完輒引起四五十年往事之回憶，因略記當年諸師友會合之緣於此。 我與熊先生初不相識，約在民國八年（1919）忽接得其從天津南開中學寄來一明信片。內容大意云：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彼此相交往即由此開端。《究元決疑論》是我所寫一篇談佛理的文章（今天看起來實在是亂談一氣），先在民國四年夏季各期的《東方雜誌》上刊出（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來又收入《東方文庫》為小冊，我於文中有批評到熊先生的幾句話。因先時他在《庸言》（梁任公主編的定期刊物）上發表過札記式的文章，署名熊升恆（此為其本名，字子貞），代表宋明儒的思想，有反對佛家之語，所以引起了我對他的批評。他信片所云即指此。 不久他就從天津到了北京，住西四牌樓廣濟寺西院（當時寺僧以余屋出租給客人住）。彼此一見如故，從此，時相過從談學。他並於離京時，介紹張難先（義痴）先生與我相識，討論當時的新思潮問題，以後彼此亦成了很好的朋友。 次年（1920）我到南京訪歐陽竟無先生於內學院，盤桓經旬。我特向歐陽先生介紹熊先生來內學院求學。此時他正在江西德安鄉間，經我寫信敦促，他即到內學院，問佛學於歐陽先生，一住三年。 熊先生之到北京大學講唯識論，亦是經我介紹的。我在北大哲學系先講授印度哲學，寫有《印度哲學概論》（商務印書館出版），嗣後又添講佛家唯識學，寫有語體文的《唯識述義》，先後出過兩薄冊（京華印書館印行）。第三冊卻未敢付印。蓋自覺對於唯識學不全明白。要講此學，只有請內院的人來講才行。我先勸請呂秋逸（澂 ）先生來北京任教。他不肯來，大約歐陽先生亦不放他來。於是改邀熊先生。熊先生之到北大，似在民國十一年冬了。 他此番到京，即來在地安門內吉安所（街道名稱）和我及一些朋友同住。這裡離北京大學不遠。這些朋友亦多是北大同學，且多為北大哲學系的同學，如陳亞三、黃艮庸[2] 、朱謙之[3] 、王顯珠等。 [1] 寫於1976年。 [2] 黃艮庸（1906—1976），名慶，廣東番禺縣人。1919年入北大哲學系，同年參加「五四」學生運動被捕。次年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再次被捕。1926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師秘書。1927年任廣東軍事廳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廣東省一中校長。1933年參加福建人民政府，任文化委員會委員，次年因反蔣失敗被通緝。1934年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先後任研究部班主任、訓練部主任等職。1938年任四川省南充民眾教育館館長。1939年隨梁漱溟赴山東敵後巡視。1940年參加創立勉仁中學並任校長。1947年任中山大學教授。1941年加入民盟。1943年至1966年任民盟中委，1944年曾任中執委。1962年起先後任民盟史料組組長、盟史辦公室主任等職。 [3] 朱謙之（1899—1972），字情牽，福州人。1917年入北大法預科及哲學系。1920年因反對北洋軍閥、散發傳單被捕。1924年任廈門大學講師。1929年遊學日本。1931年任上海暨南大學教授。1932—1952年歷任中山大學教授，先後兼歷史系、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1952年後任北大哲學系教授。1963年起任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著述甚豐，有《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扶桑國考證》、《日本的朱子學》等。 關於我之到北大哲學系講課，亦可附此回溯一說。那亦是從《究元決疑論》一文引起來的。我十幾歲時就愛談哲學，而那時哲學書極少見。只見到蔡元培先生的《哲學要領》和王靜庵（國維）先生從日本文翻譯過來的《哲學叢書》（線裝本）等。民國元年我作新聞記者，對蔡先生言論丰采復甚傾慕。雖在一些集會上見到他，卻無緣接近請教。民國五年，我任職司法部秘書時，蔡先生以當時教育總長范靜生（源廉）先生力邀，從歐洲返國出任北大校長。我以《究元決疑論》文稿為贄，浼范先生送請蔡先生教正。經范公為先容後，我謁蔡先生於官菜園上街他的寓所，蔡先生一見面，即說早從《東方雜誌》上看到此文，並存記在心。此次就任北大，特加意辦好哲學系，希望我來擔任印度哲學講席。我回答，據聞歐洲人乃至日本人所謂印度哲學者系指數論勝論等六派哲學而說，其中並不包含佛家，而我至多亦不過稍通佛家之旨，對於六派全然未曾留意，何能勝任。蔡先生卻說，你固然於所謂印度哲學無研究，但誰又曾研究過呢？我就不知有其人。我立意要將好哲學的朋友聚攏來，創開風氣，互相幫助，促進研究。你應明白此意，作為共同學習的一個人來參加，不要以為來這裡就是來教人。我這才應承下來。雖應承下來，而牽於司法部事務繁重，終難兼顧，只得懇託許季上（丹）先生，代為授課約近一年。次年我離開司法部而許先生適因病缺課，乃接過手來。——這就是我到北大的一段經過。 再回頭來敘述吉安所的事。我到北大，正是「五四」運動前夕，國人接受西洋近代思潮（代表資產階級的）似較以前為深入，而現代思潮（代表無產階級的）則適於此時發端，整個學術界風氣是極其菲薄東方固有學術的。我既傾心東方古人之學，在精神上自感受到一種壓迫，必須在自己思想上求一解決。此即《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長篇講演的由來。先開講於北大，由同學陳仲瑜（政）筆錄，後講于山東暑期講演會，由同學羅常培（莘田）筆錄。講演中提出再倡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的社會運動結合為一的主張，所以要聚合一些朋友同志，而當時亦就有人響應我這一號召。除北大三五同學外，還有從四川遠道來投我的王平叔（維徹）[1] 、張俶知[2] 等。在吉安所租得的房屋，即為這些朋友同住共學之處。這些朋友論年齡均略小於我，而熊先生則長於我八歲。他們大都以師稱我，因而亦稱熊先生為師。後來凡是從我問學或隨我做事的朋友大都亦算熊先生的學生，且往往有結下多年密切關係者。尋其端倪蓋在此時。 熊著各書中多次提到的林宰平先生（志鈞），亦是因我之介紹而後他們才相識，以至成為數十年交契至好的。我寫《讀熊著各書書後》一文既竟，所最感缺憾者即不及奉此文以請教於林先生。林先生逝世迄茲經年矣。他長於我十四歲，其人品之可欽敬，其學識之可佩服，為我一生所僅見。（憶熊挽林聯語云：德備清和，先生既聖；學窮今古，當世幾人。）然而我之得以親近林先生，卻還由他先有納交之意。他正亦是為看了《究元決疑論》，乃囑託余越園（紹宋）致意於我，而後約會見面的，那時是民國五年 （1916），越園與我同在司法部任職，固朝夕間易得相見也。 《十力語要》中一次說及偕游赤壁的伍庸伯先生（觀淇），更是因我的關係而來。但伍先生和我的關係，卻又由林先生居間介紹來的。林、伍兩先生相熟在先，大約民國八年他托林先生約我相會於林家，向我問佛法。第一次會面談話，殊不投契。然我實心服其人之真切不苟，斷斷不肯放過，屢次訪他，卒成至交。熊先生與伍先生因之遂亦成為談學之友。 此外如夏溥齋先生（繼泉）、梅擷雲先生（光羲）亦均是看到我的《究元決疑論》而引起納交的。其人皆佛法中所謂大善知識，我從而受益不少。 因《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講演而引起結交的朋友更多。而關係最深，蹤跡至密，幾於畢生相依者，則為王平叔、黃艮庸、陳亞三[3] 。 平叔畢業於四川高師，依中等學校教書為生，而當「五四」運動前後，思想煩悶不得解決，幾於自殺。既得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決心從游於我。不顧家人生計，辭去教職。路費無所出，則盡賣去其書物。其事至足動人。熊書（《十力語要》）中所見有張俶知、鍾伯良、劉硯僧等姓名，蓋皆平叔在高師同學友好，有動於平叔之風，亦先後北來從我，並同問學熊先生者。惜伯良、硯僧故去均早。——似均不足四十歲。而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歲而已。平叔在吾儕朋友中最具有主動力，恆能主動幫助人，無論同輩後輩莫不身受其益。回憶我所得朋友的幫助，屈指而計，必首推平叔也。 後生如盧瀚、文德陽並因平叔而接近我。 艮庸、亞三同我的關係皆以北大同學之故而略先於平叔。然北大同學多矣，彼此之接近固自更有緣由。憶「五四」運動後，北京學生界（特別是北大同學間）各種群眾性運動甚多，曾有一種「反宗教同盟」，而「少年中國學會」則發起作討論宗教問題之講演。其時屠正叔（孝實）在北大講授宗教哲學，我則講印度哲學（其內容大抵出於宗教），因而首先被邀；此外則邀請有李石曾等多人。講演場在第三院大講堂（容量最大），愚講演長達三四小時之久，頗涉及人生問題。艮庸坐聽，似深深觸動其衷懷，次日訪我於家。此即彼此結交之始。當時愚所講實為後此《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長篇講演之一部分。 當時與艮庸一同坐聽者尚有葉石蓀（麐 ）[4] ，爾後亦多接近往還。葉、黃在彼時青年界中蓋同為傾向無政府主義者。因艮庸而接近我者有其友雲大琦。雲非北大同學，而是當時北京法專學生。在《十力語要》中屢見有雲頌天[5] 之名，頌天蓋即大琦之弟。頌天為學懇切為己，師友儕輩無不欽重其人。 自1924年遠從廣東海南島北來投我，同學共處數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頌天也 。 說到亞三，則必先說山東王鴻一先生（朝俊）。關於鴻一先生之為人，愚往昔有《悼王鴻一先生》一文宜參看。以今日眼光看去則其思想正富於人民性，其人正富於革命精神，其內蘊之俠義骨氣直可干雲。然先生於中國古人為己而盡倫之學獨能體會而力行之。清末之革命既為其先驅，對於「五四」運動新思潮之興起復深感興味。顧於深感興味之中，復大有所不安。不安於其菲薄固有學術文化也。恆謂時人之一意歐化或俄化者皆思想上之奴化雲。亞三為鴻一先生之得意學生。民國九年亞三在北大聆愚所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講演，暑假返魯為鴻一先生述之。先生大喜，謂頗能解決其思想上之問題，即來京相晤，並邀愚次年赴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即成於此。其後民十三（1924）為籌備曲阜大學而先辦曹州中學高中部（預備學生）及重華書院（預備師資），民十八（1929）出版《村治》月刊，皆由鴻一倡議而愚贊成之，兩人合作。時時居間聯繫並為愚助手者則亞三也。愚在曹州雖不過半年時間（其事當另詳），然其草創頗費一段功夫，聚合一些朋友，且因招收學生而引進一些青年，有自此相從數十年不離者，如武紹文、李淵庭[6] 、席朝傑[7] 、呂烈卿[8] 等皆是。 熊先生亦當時同赴曹州共事之一人。《十力語要》最初輯錄出於高贊非（佩綸）之手，題曰《尊聞錄》。贊非之從游熊先生即始於曹州。先是贊非之父高莊先生聞愚辦學曹州，特遣贊非兄弟自郯城來從學。愚審其資質及學歷未令入高中部，而令其專從熊先生。贊非既隨熊先生多年，莊由是亦與熊先生時時通信問學而相熟。今《十力語要》所存者不過其書信之一二。其後在鄉村工作中，贊非為愚得力助手之一。 《十力語要》中又見有馬乾符之名，乾符蓋其時曹州高中教員。當時高中教員親近熊先生者非止乾符一人，不過未見於《語要》而已。 1924年尾愚一人先離去曹州，仍囑同人繼續維持至次年暑期，滿一學年而後退出（惟亞三仍留於其間）。曹州高中暨重華書院為彼時聚合朋友，引進青年之一緣會。此一緣會既失，熊先生仍回北大授課，徐名鴻（艮庸之友）[9] 仍回師大附中，馬乾符仍回山西，鍾伯良則經愚介紹至南開中學任教，……其餘大都類是。唯愚及平叔、艮庸等數人益切志於學，不謀職業，則賃屋於十剎海東煤廠以為共學聚處。此處離北大不甚遠，熊先生仍同住。曹州新收學生武紹文、呂烈卿等，以平叔之啟發，向學情殷，亦相從不離，雖知此間無畢業文憑可得，不計也。 是年（1925）年尾，平叔、艮庸、名鴻偕同去廣州，旋即隨陳真如（銘樞）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而愚同熊先生挈諸生則於 1926年遷居西郊萬壽山大有莊一處大房內（其時尚有西友衛西琴先生同住）。 平叔等三人之去廣州，蓋由於其時廣州李任潮、陳真如、張難先三公迭次來信勸我暨熊先生南下（共事革命，勿閉戶講學），而我等則推平叔等先往。關於我與李、陳、張三公結識緣由，就此簡略一敘：愚之識李，系1920年在伍庸伯先生講學座上，詳愚所為伍先生傳略中。識陳則由1923年夏秋間（此時熊先生住纓子胡同我家），陳北來訪我於家。陳在歐陽先生門下學佛，曾與熊先生同住南京內學院相熟，從而知我也。識張則由熊先生之介紹，已見前。又經愚之介紹而張、伍遂相交好，張亦於伍先生講會上而熟李，李在粵任兩江督辦時，邀張共事；李平定南路後，推薦張出任瓊厓 民政廳長。1925年正是大革命前夕，革命空氣緊張熱烈，三公既投身其中，亦以革命大義責我等也。其後1927年愚乃應邀前往（平叔、艮庸偕行），則政治空氣既已大變矣。 熊先生與我有頗長一段時間分手，即在我赴粵以及我在河南、山東從事鄉村工作之十年間（1927—1937），抗日戰爭起後，彼此先後入川復相聚。然愚為抗戰奔走，殊少寧息，除在璧山來鳳驛西壽寺同住一時而外，蓋亦不多見面也。 我兩人間雖不多見面，其時平叔、艮庸、俶知、頌天以及其他諸友正亦籌辦勉仁中學，先則聚於璧山城內或來鳳驛，後則移至北碚，熊先生固時時與諸友相依而處，仿佛過去在北京聚處時。我偶得寧息，亦必回至其間，與熊先生及諸友盤桓數日也。蓋自1935年8月先室黃靖賢身故，兩兒皆在入學年齡，我自己既難照料，大抵皆依靠諸友為我照顧之。朋友聚處即是我的家。 附識一：艮庸為我二侄女培昭之婿，富眉生（介壽）為我表妹張敬孚之婿。兩兒失母后，皆嘗得昭侄、敬孚及平叔夫人陳慧卿女士之照料。 附識二：如上所說，1927年我南下到粵即與熊先生長時分手，抗戰入川乃始有時會合。此時熊先生思想似猶未大變，偶爾談學不契，亦不強求同。解放後聚首北京者三四年，各自有其所事，殊少深談。及至1954年熊先生移住上海之後，其《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各書陸續出版，種種怪論乃著見其間，則莫能救矣。愚為讀熊著書後一文所以未用與熊先 生通信論學方式，蓋深知此中是非難可與共商榷，只好不出以相示。此或者落於姑息而非君子愛人之道乎？抑亦勢所不得不然邪？愚竊莫能明審之矣。 以上為1962年舊稿，今1976年偶得便續寫其他各友關係於另紙，恐有疏漏不周。年逾八十後，精力漸漸不逮也。 今續記各師友關係，信手寫來，殊無次序。然大約有因北京大學而生關係者，有因河南山東鄉村運動而發生關係者，不妨分別敘述之。 我任北京大學講席是從1917至1924年之一期間。在人數眾多同學中結有友好關係者，其或既著見前文即不再贅及。前文未之見而精神上形跡上相親合者有羅膺中（庸）。1948年膺中應勉仁文學院之聘從西南聯大來北碚，不久竟爾身故，可惜莫甚。幸有王星賢（培德）[10] 廿年至今同住北京，時常相會，最為彼此得益。我的書籍大部分約三萬餘冊，1950年捐贈重慶的西南圖書館，小部分為京寓常用書，在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中為紅衛兵小將所撕毀或運走不知去向。治學寫稿不能離參考書，只有索借於朋友。索借對象王星賢其一。至今手邊案上架上蓋不少借之星賢者。我寫《人心與人生》，每寫出一部分即送星賢看，星賢有意見輒指出修改之。 十年來（1966—1976）我借書對象星賢而外約有如下幾家： 一為朱謙之。謙之收藏頗富，得其助益不少。謙之故後，其夫人何絳雲猶時時供給一些。（今其書或捐贈或出售，已無存。） 一為老同學張申府。申府好收書，又多舊藏。申府富於學識，資助我者不少。（七十年前申府與我在順天中學同學。） 一為郭大中（鏞）。大中的書不算多，但我今案頭用的書有些卻是他的。大中與我結識，由張雲川介紹，那是我1950年由川來京後的事。結交雖晚於他友，但近年過從較密者不能不數大中。 於是轉而談到張雲川[11] 。雲川原名張長濬 ，徐州人。為人爽朗有豪氣，其夫人李芸書則溫文有禮。雲川與我的關係似是從宋樂顏[12] 而來。1929年樂顏隨我在輝縣百泉河南村治學院時聞雲川在青島被捕，托我設法營救。現在事隔幾近五十年，記憶不清。樂顏與雲川相識似是在1927年北伐軍中。樂顏從我工作頗早，且甚久（雲川未嘗隨我工作），先在河南，後在鄒平，末後在北碚勉仁中學，竟故於勉中。 河南村治學院之設立，值得一為敘說：先是河南省教育界爭取得教育經費獨立，成立河南省教育款產處，由教育界推舉王柄程（怡柯）任處長，主持其事。柄程人格俊偉，尤長於經理營運財務，卒使全省教育經費無絀欠而外，且有儲存。村治學院即賴此儲存款項而得舉辦。柄程與鎮平彭禹廷（錫田）、孟縣梁仲華（耀祖）為兄弟交。村治學院即由彭任院長、梁任副院長。1929年設籌備處時，我適從廣東北返，且因廣東政局改變，不回廣東。經王鴻一先生介紹，與仲華、禹廷、柄程會晤於北京。我在廣東原有「村治講習所」之建議而未及實現。至此乃受聘為村院教務長，共同致力北方的鄉村工作。 1929年正是馮玉祥駐兵河南時，村院之得以建立據聞蓋經由王鴻一、梁式堂（建章）素為馮所禮敬的兩先生而建白於馮者。 然此事之發動亦自有其由來。民國以來河南一省為東西南北四戰之地，兵敗為匪，匪聚為兵，積年兵匪之禍迫使村農組成紅槍會以自衛。會中恆雜有迷信邪教，且有時為人操縱，彼此衝突。有心人士如彭王諸君蓋發願為知識分子領導的開明的農村自衛運動也。 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村院成立未滿周年，即以蔣軍入主開封而告終。學生三百餘人結業散去，其中有以精神感召始終不失聯繫者數人，為孟憲光[13] 、趙道一（德慶）、李健三、常泰和等。 繼河南村治學院而起者，是即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馮部將領韓復榘先為河南省政府主席（有名義無實權），馮部西撤入關中時韓脫離馮而東進，蔣以中央政府名義任命他為山東省政府主席。村院結束，副院長梁仲華去濟南向韓做報告，韓即面邀村院同人到山東來繼續未竟之志。我與仲華及諸同人商議不沿用「村治」或「鄉治」兩詞，而提出「鄉村建設」一詞，又改學院為研究院。院內分設鄉村建設研究部及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推仲華為院長而我為研究部主任。其他人事安排大抵多用一些山東人。 彭禹廷未預聞山東事，回其鎮平本縣，鬧「地方革命」（彭所創名詞），改革田賦制度，有地三畝以下者可不納糧，向地多之地主則累追加重徵收。全縣原分十個鄉區，即成立「十區聯合辦事處」，儼然將代行縣政府職權。凡其所為極得群眾贊同欽仰。然不幸其後竟為奸人殺害而死。 鄉建院於前述研究訓練兩部外，更有鄉村建設實驗區，即以院址所在之鄒平縣地區為之。縣政府隸屬研究院，縣長人選由院方提名而省政府任命之。其後在全國第二屆內政會議上通過縣政實驗區方案，則縣政府之組織規程亦得以自為設計實驗，不必循乎一般。 鄉建院始於1931年春季，至1937年日寇入侵而結束。七年之間我自己曾以院長兼縣長者偶爾有一次，時間不過兩個月。如此短時間更不必報省府，前後任縣長者不一其人，今不盡省憶。其間任縣長兩次且為1937年末任縣長者為徐樹人[14] 。 大約在1932年間，我兼主編《村治》月刊，月刊社設於北京舊刑部街（此街道，今併入復興門大路），我有時由鄒平回家（家屬在京）亦到月刊社看看。一日忽遇徐樹人來月刊社購書攀談相識。蓋徐有老父住家離月刊社不遠。他本人那時方任河北省東光縣縣長，偶然請假省親到京。據他談，我在《村治》月刊上發表的《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一文對時弊——中央部院官吏昧於地方基層病態實況——抉發最透闢。他初任縣長本想為地方自治事業建樹一點基礎，方符合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之意旨。豈知在現行法制政令之下，舉凡上級（中央或省府）所責成於縣鄉的一切事務只有假手土豪劣紳才得敷衍門面，應付辦到。自己內心痛苦不安而無可如何。東光適在津浦鐵路線上，我來往北京濟南所必經過，他遂邀我路過東光時，到他縣府休息一談。後來他竟辭去縣長到鄒平求學。經過一段時間，我用他為院長室秘書。後來就推薦他擔任鄒平縣長。 於是聯想到蕭克木[15] 。克木遇我於《村治》月刊社售書處，其情景恰與樹人相似。我見其意殷殷，即引其進客廳敘談。克木竟然伏地下拜，說對我欽仰已久，非如此不足以申其夙敬。他自陳先在上海新月書店學徒，後被召來京為胡適之掌理私人圖書，極有志進修云云。我即許其到鄒平一邊工作一邊進修。後來在鄒平院內擔任出版股工作，治事條理清楚，有創造計劃，而自己勤懇修學尤不可及。抗日戰爭中設鄉村書店於漢陽門碼頭，武漢退守又遷書店於重慶市衢，克木皆身為經理，功不可沒。（後以敵機投彈轟炸重慶乃歇業。） [1] 王平叔（1897—1940），四川巴縣人，成都高師畢業。1921年來北平隨作者共學，此後彼此即常往來或共事。 [2] 張俶知（1896—1989），四川石柱人。成都高師畢業。後在北大學習，得與作者相識。1926年參加北伐，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在廣東省一中任教。1930年工作於河南村治學院。1934—1937年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任總務長兼研究部導師。此後，先後任四川省南充民眾教育館、勉仁中學、勉仁文學院教師、校長、教授等職。 [3] 陳亞三（1895—1964），山東鄆城人。192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終生大部時間追隨著者左右。1931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創辦後，先後任訓練部主任，菏澤鄉建分院副院長。1935年任菏澤鄉建實驗縣縣長。1940年任著者創辦之勉仁中學校長（四川重慶北碚）。1948年又任教於勉仁文學院。解放後隨著者來北京。先生對先秦哲學、宋明理學均有研究，對易經研究尤有獨到之處，並深有道家修養。 [4] 葉麐 （1893—1977），字石蓀，四川興文縣人。1911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入北大哲學系。1921年赴法遊學，專攻心理學。1929年獲里昂大學博士學位。1930年起先後任清華、北大、川大、武大、山東大學等校教授、系主任、教務長等職。1952—1977年任西南師院教授。 [5] 雲頌天（1901—1983），海南省文昌縣人。自1924年來京從學於著者，即畢生追隨左右，1928年任廣東省立一中教員。1931—1934年在杭州問學於馬一浮先生。1934—1937年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講師。1940—1965年任勉仁中學教師，校長，並曾兼任勉仁文學院講師。 [6] 李淵庭（1906—1994），名澂 ，內蒙托克托縣人。1924年入曹州中學高中部，此後常追隨著者左右。1943年入民盟。1950年起任著者秘書。 [7] 席朝傑（1906—1952），四川秀山縣人。1924年至山東菏澤入省立六中高中部求學。 1925年隨著者至北京相聚共學，並在北大旁聽。1926年南下參加北伐。1927年參加南昌「八一」建軍運動，1928年任廣東省一中教員。1933年參加福建人民政府運動。1935—1937年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導師。1939年任四川南充省民教館實驗部主任，1946—1949年任鄉村建設學院教授。 [8] 呂烈卿（1909—1987），浙江嵊縣人。1924年入曹州中學高中部，後追隨著者至北平、廣州。1934—1936年就學於哈爾濱Y.M.C.A學院。此後在多處中學任教。1952年起任西南師範學院副教授。 [9] 徐名鴻（1897—1934），廣東豐順人。1919年北京高師畢業。北伐任國民革命軍四軍十師政治部主任，十一軍政治部主任。參加南昌「八一」起義。「一·二八」淞滬抗戰任十九路軍秘書長。1933年中央政府及紅軍簽訂《抗日作戰協定》。閩變失敗，1934年2月25日被粵軍殺害於廣東大埔。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10] 王星賢（1901—1990），名培德，山東威海人。1925年北大英文系畢業。後在威海、杭州、桂林等地中學或師範任教。1939年任教於浙大。1940年入復性書院隨馬一浮先生工作學習。譯有《修墓老人》等，並編校有《荀子集解》、《禮記集解》、《朱子語類》等古籍。 [11] 張雲川（1904—1965），安徽蕭縣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六期。1928年隨軍北伐。1930年加入鄧演達創建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41年加入民盟，任中委，同年赴港協助作者創辦《光明報》。解放後歷任民盟中委、副秘書長、農工民主黨中委、常委、執行局委員等。歷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12] 宋樂顏，山東菏澤人。曾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組主任、山東鄒平縣鄉村師範校長、縣教育科科長。抗戰中於魯西敵後任軍委政治部直屬第三政治大隊二支隊長。1951年起任勉十二中學校長。死於「文化大革命」。 [13] 孟憲光（1910—2000），河南滎陽人。河南村治學院學生，後在河北定縣平教會、鄒平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七七」後從軍抗日。勝利後在四川璧山縣平教會實驗區工作。解放後在南充任中學教員。 [14] 徐樹人（1898—1989），江蘇吳縣人。早年曾就讀於德人所辦之青島蘭森大學。1929年任河北東光縣縣長。1931年與作者相識。1933—1937年在山東鄉建院工作，曾任院長秘書、鄒平實驗縣縣長等職。抗戰時任湖南永順縣縣長、省府秘書等。勝利後在農民銀行總行工作，曾任秘書、農貸督導員、辦事處主任等職。解放後在人民銀行重慶分行工作。1958年被勒令退職。 [15] 蕭克木（1905—1985），江西永新縣人。1922年起先後就讀於北京匯文中學，中法大學。後曾供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32年起工作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任鄉村書店經理。解放後任東北銀行專門學校和東北財經學院副教授。1985年於遼寧大學退休。 有關師友同住共學的記述三則[1] 一、朝會的來歷及其意義 講到朝會的來歷，就要談到我的生活。大體上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九歲為一段落。此段落為出世思想，走佛家的路。二十九歲以後重轉回入世的路，一直到現在。二十九歲那年，在濟南教育廳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先時已在北大講過），民國十年付印，其中有一段意思曾說到求友；在結論中又曾說到我的主張和希望——要復興古人講學之風，使講學與社會運動打成一片。近十數年來我就是如此做，從那時起（民國十一年）也就有了許多朋友跟我在一塊。於是我的生活幾乎是成了兩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之一員，一面是朋友團體之一員。朋友們在一起相處，雖然是一種團體生活，但沒有什麼會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來共相策勵，每日只是讀書，講一講學問。民國十三年，我辭去北大教職，和一些朋友到曹州去辦高中，後來又辭職回北平，高中學生即有一些隨著我們到北平的。 在北平師生共約十人，我們在什剎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會自那時就很認真去做，大家共勉互進，講求策勵，極為認真。如在冬季，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後在月台上團坐，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皆在靜默，惟間聞更雞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的感覺心地清明、興奮、靜寂，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我獨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在我們團坐時，都靜默著，一點聲息皆無。靜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這樣靜默有時很長，最後亦不一定要講話，即[使]講話也講得很少。無論說話與否，都覺得很有意義，我們就是在這時候反省自己，只要能興奮反省，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可寶貴的一剎那。 十七年我在廣東接辦省立第一中學，朋友團體也隨著到了廣東，當時我同黃艮庸先生等擬了許多辦法，都是與其他學校不同的。其中最要緊者有五點，現在在鄒平還保存有二點，即朝會與部班主任制。十八年創辦河南村治學院，其學則是我擬的，內容大多是從那邊——廣東一中轉來的。現在鄒平則又是從河南轉來的。 在第一屆研究部時，朝會每由我來講話，初時都作靜默，要大家心不旁騖，講話則聲音低微而沉著，話亦簡切。到後來則有些變了，聲音較大，話亦較長。但無論如何，朝會必須要早，要鄭重，才能有朝氣，意念沉著，能達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強。 [1] 寫於1934年。 二、秋意 現在秋意漸深。四時皆能激發人：春使人活潑高興；夏天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覺得秋天的意思最深，讓人起許多感想，在心裡動，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餘節氣或過於發露，或過於嚴刻。我覺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動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無人生的反省，則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淺，太無味了。無反省則無領略。秋天恰是一年發舒的氣往回收，最能啟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動的時候。但念頭要轉，感情要平。心平下來，平就對了。越落得對，其意味越深長；意味越深長越是對。我在秋天夜裡醒時，心裡感慨最多。每當微風吹動，身感薄涼的時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涌。可是最後歸結，還是在人生的勉勵上，仿佛是感觸一番，還是收拾收拾往前走。我夙短於文學，但很知道文學就是對人生要有最大的領略與認識；他是與哲學相輔而行的。人人都應當受一點文學教育。這即是說人人都應當領略人生。心粗的人也當讓他反省反省人生。也當讓他有許多感想起來。當他在種種不同形式中生活時，如：四時、家庭、作客、作學生、當軍人、一聚一散等等，都 應使他反省其生活，領略其生活。這種感想的啟發都是幫助人生向上的。 三、我自己的長短 我的長處，歸結言之，可有兩點：一點為好學深思，思想深刻；一點則為不肯苟同於人。至於短處，不能用一句話說出來，大概說來就是自己不會調理自己，運用自己。頭腦好像一條長的繩索，發揮放射出去，就收不回來，如我之好犯失眠症即其顯證。要治此病，我自己也有一個方法，就是「誠」。大家或許也看出我是一片真誠；不過，實在說來，也在某一些地方上的念頭不單純。意思多就是不誠。不誠，則自己全副生命不能凝集於一處。意思分歧，念頭就拴不住，仍然是不由自主的在活動。 在表面上似是自己能管理自己，旁人也看我是如此，如吃苦耐勞，屏絕嗜好，食色都很淡泊，其實這都是自己在勉強自己，勉強就等於以一個我管理一個我。他不是整個生命力的偉大活潑，就是不誠、不真切，這是不對的。我自己很知道生命力要是活潑的整個的才對，可是老是做不到。別人看我像是很好，其實內里也有毛病。 求到而做不到，這在我的確很苦，所以我求師求友之念極切。常想如何得遇哲人救我一下。孔子，是千載不遇的；就是遇到陽明先生及其弟子來教導我一下也好。我如果遇到，就把全生命交給他，要我如何我便如何。但這樣的人在現在人類社會中仿佛沒有，也或許是我求師求友之念不很真切吧？ 大概一切生物都像機器一樣，不停止的、不自主的在那裡轉，只有中國和印度的古代賢哲是比較進步了好多，他了解自己是如何去轉，能以自動的轉，不是機械的轉。我自己覺得我現在還是在那裡不自主的轉。在學理上，我是比普通所謂學者的能了解人是自主的、自由的，自己可以運用自己，即中國印度賢哲的境界我知道了一點（普通人大都是不自主而自己還不了解，此實糊塗危險）；但還是沒有做到那一種地步。這是我的一個缺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