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盡 · 第四輯 我的主要著作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 這是我今年八月在山東濟南省教育會會場的講演，經羅君莘田替我紀錄出來，又參酌去年在北京大學講時陳君仲瑜的紀錄而編成的。現在拿它出版，我特說幾句話在後面。 在別人總以為我是好談學問，總以為我是在這裡著書立說，其實在我並不好談學問，並沒在這裡著書立說，我只是說我想要說的話。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愛靠實，總好認真，就從這樣沾滯的脾氣而有這篇東西出來。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准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這句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著一條線去走。因為這樣，我雖不講學問，卻是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被我收來，加過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認真，從外面收來的東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的變，愈收愈多，愈來愈變，不能自休，就成今日這樣子。我自始不曉得什麼叫哲學而要去講他，是待我這樣做過後，旁人告訴我說，你講的這是哲學，然後我才曉得。我的思想的變遷，我很願意說出來給大家聽，不過此次來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歲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說。此刻先把變遷到現在的一步發表出來，就是這本書。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歡對人家講；尋得一個生活，就願意也把他貢獻給別人！這便是我不要談學問而結果談到學問，我不是著書立說而是說我想要說的話的緣故。大家如果拿學問家的著述來看我，那就錯了，因我實不配談學問；大家如果肯虛心領取我的誠意，就請撇開一切，單就自己所要做的生活下一番酌量。 還有，此刻我自己的態度要就此宣布一下。我從二十歲以後，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萬牛莫挽，但現在則已變。這個變是今年三四月間的事，我從那時決定擱置向來要做佛家生活的念頭，而來做孔家的生活。何以有此變？也要待「三十自述」里才說得清。此刻先說明所以致變之一端。現在這書里反對大家作佛家生活。主張大家作孔家生活的結論，原是三四年來早經決定，卻是我自己生活的改變，只是今年的事，所以我自己不認做思想改變，因為實在是前後一樣的，只不過掉換過一個生活。我以前雖反對大家作佛家生活，卻是自己還要作佛家生活，因為我反對佛家生活，是我研究東西文化問題替中國人設想應有的結論，而我始終認只有佛家生活是對的，只有佛家生活是我心裡願意做的，我不願意舍掉他而屈從大家去做旁的生活。到現在我決然舍掉從來的心愿了。我不容我看著周圍種種情形而不顧。——周圍種種情形都是叫我不要作佛家生活的。一出房門，看見街上的情形，會到朋友，聽見各處的情形，在在觸動了我研究文化問題的結論，讓我不能不憤然的反對佛家生活的流行，而聯想到我自己，又總沒有遇到一個人同意於我的見解，即或有，也沒有如我這樣的真知灼見，所以反對佛教推行這件事，只有我自己來做。這是迫得我舍掉自己要做的佛家生活的緣故。我又看著西洋人可憐，他們當此物質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復，而他們所謂精神又不過是希伯來那點東西，左衝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謂未聞大道，我不應當導他們於孔子這一條路來嗎！我又看見中國人蹈襲西方的淺薄，或亂七八糟，弄那不對的佛學，粗惡的同善社，以及到處流行種種怪秘的東西，東覓西求，都可見其人生的無著落，我不應當導他們於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來嗎！無論西洋人從來生活的猥瑣狹劣，東方人的荒謬糊塗，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說他們都未曾嘗過人生的真味，我不應當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貢獻給他們嗎！然而西洋人無從尋得孔子，是不必論的；乃至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也是一樣無從為人曉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那個出頭？這是迫得我自己來做孔家生活的緣故。 我在這書里因為要說出我自己的意思，不得不批評旁人的話，雖於師友，無所避忌。我雖批評旁人的話，卻是除康南海外，其餘的人我都極尊重。並且希望指摘我的錯誤；如我指摘別人那樣，因為我自己曉得沒有學問，無論那樣都沒有深的研究，而要想說話，不能不談到兩句，所以最好是替我指摘出來，免得輾轉訛誤。我沒出國門一步，西文又不好，我只能從我所僅有的求學機會而竭盡了我的能力，對於這個大問題，我所可貢獻於世者止此，此外則將希望於大家了。 又我在這書里，關於佛教所說的話，自知偏於一邊而有一邊沒有說。又我好說唯識，而於唯識實未深澈，並且自出意見，改動舊說。所以在我未十分信得過自己的時候，我請大家若求真佛教、真唯實，不必以我的話為準據，最好去問南京的歐陽竟無先生。我只承認歐陽先生的佛教是佛教，歐陽先生的佛學是佛學，別的人我都不承認，還有歐陽先生的弟子呂秋逸先生，歐陽先生的朋友梅擷芸先生也都比我可靠。我並不全信他們的話，但我覺得大家此刻則寧信他們莫信我，這是我要聲明的。 古人作書都把序放在書後，我並不要依照古人，但我因為這些話要在看過全書後才看得明白，所以也把序放在書後。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漱溟口說 陳政記 《鄉村建設理論》自序 當我將中國問題認識清楚，並將它的前途想通了的時候，讓我不能不嘆息佩服許多過去的和現在的有識之士，他們沒有多少憑藉而見事那樣的確，真是聰明！隨舉眼前遇到的來說罷。那日看《世界日報》（二十六年一月某日）有《中日關係的透視》一文，其中引用素日研究中國社會的斯密斯博士（Arther Smith）說：「中國如無外面力量而欲進行改革，正如要在大海中造船一樣。」 這是多麼罕譬而喻呢！後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人於盤旋不進的狀態，其自身永無從發生革命，完全從這句話給點透了。往日又曾見曾剛先生（紀澤）答友人書有云：「世界日辟，其機自外國運之，其局當於中土結之，其效即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 。」橫的東西兩世界，縱的千百年歷史變化，一語論定無遺。距今五十年前能說這話，又是何等的遠識卓見！像這一類的高明識見，我從各處遇著的還有，不過一時舉不出來許多。 高明有識之士，是見到了；一般人還是見不到。像斯密斯的話，多數中國人大概都不懂得。像曾公的話，多數中國人更相信不及。天下事，明白的人自是明白，不明白的人總是不明白，這又不能不讓我長嘆息！在這裡或者就用得著我這不算聰明也不算笨的人了嗎？我沒有將複雜問題一眼看透徹的聰明，但我有抓住問題不放手的研索力，就會有被我弄通了的一天。從這困勉工夫也能將高明人見到的而我也見到了。這本書，就是困勉研索的結果，正好給高明人的話作註解；給不明白的人作橋樑。 前些日又見美國名著作家丕斐（Natheniel Peffer）到滬，在太平洋聯會席上演講「遠東問題之局外觀」，對中國前途似示惋惜又懷疑問。他說： 歐西人士，今日已深感到陷入旋渦，無法自拔之苦；而遠東方面不引為前車之戒，反思效尤，其結果豈不將同出一轍乎？日本早已從乎歐西之後，今日更無選擇之自由。乃中國年來所採取之途徑，概括言之，也不過銳意發展物質建設與提倡民族主義兩者。此殆由某種環境之影響，中國人士 或認為非采此途徑不可；然循此途徑以往，將來所生之結果如何，實為一極端耐人尋思之問題也！（見二十六年一月十三日《申報》） 我於此有兩層感想。一是像丕斐先生所惋惜而懷疑的，大概多數中國人（尤其是所謂有知識的人）都不能了解；他們在今日除了發展物質建設和提倡民族主義外，真是沒有第二個念頭。他們或者要反問丕斐：你不贊成我們這樣干，你叫我們怎樣干呢？又一感想是可惜丕斐先生沒有讀到我這本書，他讀到也許疑悶之情為之豁然吧！丕斐先生的心境倒不是我很關切的事；我所關切的是怎樣讓多數中國人能了解丕斐先生對中國前途的惋惜之意。假令這意思得到多數中國人了解的話，那麼，我的主張也將不難獲得同情了。 這裡面的見地和主張，萌芽於民國十一年，大半決定於十五年冬，而成熟於十七年；曾講於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會（題為鄉治十講），自十八年春欲將全盤意思寫定成書，中間屢作屢輟，至今七八年未成。今天這本書，前一小部分是自己寫定稿，後邊大部分只是同學聽講筆錄的一種刪訂，所以稱「講演錄」。不過在政治問題、經濟建設各段中頗有自己動筆之處，所以又不像講時口氣了。希望將來能通體寫過一遍。今只為外間總不明白我的意思，先雜湊出版，以求教於各方，其中自己不愜意處是很多的。 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漱溟記。 總計在鄒平六年間，前後講此稿不下五次，末後在濟寧也講過一點大意；其時為余任筆錄者有李澂 、侯思恭、張汝欽、郝心靜、王靜如、李鼐、呂公器諸子。今附志於此，示不忘諸子之勞。 漱溟又記。 《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這是我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於1920—1921）、《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作於1929—1931）、《鄉村建設理論》（作於1932—1936）而後之第四本書。先是1941年春間在廣西大學作過兩個月專題講演。次年春乃在桂林開始著筆。至1944年陸續寫成六章，約八萬字，以日寇侵桂輟筆。勝利後奔走國內和平，又未暇執筆。1946年11月我從南京返來北碚，重理舊業，且作且講。然於桂林舊稿僅用作材料，在組織上卻是重新來過。至今——1949年6月——乃告完成，計首尾歷時九年。 前後四本書，在內容上不少重見或複述之處。此蓋以其間問題本相關聯，或且直是一個問題；而在我思想歷程上，又是一脈衍來，盡前後深淺精粗有殊，根本見地大致未變。特別第四是銜接第三而作，其間更多關係。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書，是明白第四本書的鎖鑰。第三本書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內容分上下兩部：上半部為認識中國問題之部，下半部為解決中國問題之部。——因要解決一個問題，必須先認識此一問題。中國問題蓋從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勢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東方來，乃發生的。要認識中國問題，即必得明白中國社會在近百年所引起之變化及其內外形勢。而明白當初未曾變的老中國社會，又為明白其變化之前提。現在這本《中國文化要義》，正是前書講老中國社會的特徵之放大，或加詳。 於此見出我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的。我是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決，從而根追到其歷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尋個明白。什麼「社會發展史」，什麼「文化哲學」，我當初都未曾設想到這些。從一面說，其動機太接近實用（這正是中國人的短處），不足為產生學問的根源。但從另一面說，它卻不是書本上的知識，不是學究式的研究；而是從活問題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點心得。其中有整個生命在，並非偏於頭腦一面之活動；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體驗在，並不是一些空名詞假概念。 我生而為中國人，恰逢到近數十年中國問題極端嚴重之秋，其為中國問題所困惱自是當然。我的家庭環境和最挨近的社會環境，都使我從幼小時便知注意這問題[1] 。我恍如很早便置身問題之中，對於大局時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雖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嘆「我終是一個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盡力于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然我卻自幼即參加行動。[2] 我一向喜歡行動而不甘於座談。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實踐。特別為了中國問題，出路所指，赴之恐後；一生勞攘，亦可概見。[3] 就在為中國問題而勞攘奔走之前若後，必有我的主見若心得。原來此一現實問題，中國人誰不身預其間？但或則不著不察；或則多一些感觸，多一些反省。多感觸多反省之後，其思想行動便有不得苟同於人者。縱不形見於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許一例相看。是之謂有主見，是之謂有心得。我便是從感觸而發為行動，從行動而有心得，積心得而為主見，從主見更有行動……如是輾轉增上，循環累進而不已。其間未嘗不讀書。但讀書，只在這裡面讀書；為學，只在這裡面為學。不是泛泛地讀，泛泛地學。至於今日，在見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體系滋大，吾雖欲自昧其所知以從他人，其可得乎！ 說我今日見解思想，一切產生於問題刺激，行動反應之間，自是不錯。然卻須知，盡受逼於現實問題之下，勞攘於現實問題之中，是產不出什麼深刻見解思想的；還要能超出其外，靜心以觀之，才行。 於是就要敘明我少年時，在感受中國問題刺激稍後，又曾於人生問題深有感觸，反覆窮究，不能自已。[4] 人生問題較之當前中國問題遠為廣泛、根本、深徹。這樣便不為現實問題之所囿。自己回顧過去四十餘年，總在這兩問題中沉思，時而趨重於此，時而趨重於彼，輾轉起伏雖無一定，而此牽彼引，恰好相資為用。並且我是既好動而又能靜的人。一生之中，時而勞攘奔走，時而退處靜思，動靜相間，三番五次不止。[5] 是以動不盲動，想不空想。其倖免於隨俗淺薄者，賴有此也。 就以人生問題之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東西百家。然一旦於人生道理若有所會，則亦不復多求。假如視哲學為人人應該懂得一點的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這是與專門治哲學的人不同處。又當其沉潛於人生問題，反覆乎出世與入世，其所致力者，蓋不徒在見聞思辨之間；見聞思辨而外，大有事在。這又是與一般哲學家不同處。異同得失，且置勿論。卒之，對人生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為人行事。同樣地，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動，並耽玩於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諸學。然一旦於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復以學問為事。究竟什麼算學問，什麼不算學問，且置勿論。卒之，對中國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今日我的主張和行動。 所以「我無意乎學問」，「我不是學問家」，「以哲學家看我非知我者」……如此累次自白（見前出各書），在我絕非無味的聲明。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起：梁某究是怎樣一個人？便為我回答說： 「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或說： 「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如其說： 「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 那便是十分恭維了。 這本書主要在敘述我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見解，內容頗涉及各門學問。初不為學者專家之作，而學者專家正可於此大有所資取。我希望讀者先有此了解，而後讀我的書，庶不致看得過高或過低。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是我的兩句口號。繼這本書而後，我將寫《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一書。蓋近幾十年來政治上之紛紜擾攘，總不上軌道，實為中國問題苦悶之焦點。新中國之建設，必自其政治上有辦法始。此無可疑也。然一旦於老中國有認識後，則於近幾十年中國所以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後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將繼此而請教於讀者。 1949年10月漱溟自記 [1] 具見於《我的自學小史》第四、五兩節。——漱注 [2] 此指八歲時在北京市散發傳單而說，事見《我的自學小史》。——漱注 [3] 少年時先熱心於君主立憲運動，次參與1911年革命，1927年以後開始鄉村運動，1937年以後為抗戰奔走，其中包含國內團結運動及巡歷於敵後。至勝利後又奔走和平。——漱注 [4] 人生問題之煩悶約始於十七歲時，至二十歲而傾心於出世，尋求佛法。——漱注 [5] 過去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有三時期：（一）在1912年後至1916年前；（二）在1925年春至1928年春；（三）在1946年退出國內和談至今天。——漱注 《人心與人生》書成自記 《人心與人生》一書1975年7月初間草草寫成，回想其發端遠在五十年前，中間屢為人講說，時有記錄，作輟不常，且以奔走國事不暇顧及者實有多年，而今卒於告成，殆非偶然。記其顛末於此，有許多感喟歉仄的複雜情懷亦並記出之。 1921年愚即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稿發表，其中極稱揚孔孟思想，1923年因又於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講「儒家哲學」一課。在講儒家倫理思想中，輒從我自己對人類心理的理解而為之闡說。此種闡說先既用之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其中實有重大錯失，此番乃加以改正。其改正要點全在辨認人類生命（人類心理）與動物生命（動物心理）異同之間。此一辨認愈來愈深入與繁密，遂有志於《人心與人生》專書之作。 1924年愚辭去北大講席，聚合少數朋友相勉於學。自是以後，數十年來不少相從不離之友，既習聞我「人心與人生」的講說，因之有記存其講詞至今者。據計算我以此題所作講演約有過三次。一次在1926年5月，一次在1927年2月，一次在1934年或其前後。 1926年春初愚偕同學諸友賃屋北京西郊大有莊（其地離頤和園不遠），現存有講詞一抄本，記明其時在5月。此一次也。1927年2月即為舊曆臘尾年初，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寒假期間學術講演會派人來訪，以講演相邀請。愚提出「人心與人生」為講題，聲明講此題需時一個月，未知是否適宜。來訪者欣然同意。愚又提議印發聽講證件，向各聽講人收費銀幣一元之辦法。此辦法意在使人耐心聽講，不忽來忽去，且因那時交通非便，我每次入城需要車資。似此收費取酬的講演在外國原屬常事，在國內似乎前所未聞，乃亦承其同意照辦。據我今天記憶聽講證計發出一百有餘，開講地點在當時北京大學二院大講堂（各排座位次第升高，可容一二百人），講期約近一月，所講原分九個小題目，僅及其五。此又一次也。第三次，則在鄒平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為研究部諸生所講者，今存其記錄而未標明年月，推計約在1934年或其前後。 如上所敘，多年只有講詞記錄，迄未正式著筆撰文。不過現存有一在1926年5月，有一在1955年7月，先後兩度所為自序之文兩篇。從可見其時時動念著作。此書撰寫實開始於1960年，顧未能傾全力於此一事。至1966年夏，計寫出第一至第七各章，突遇「文化大革命」運動，以自己所儲備之資料及參考用書盡失而輟筆。1967年遂改寫他稿。從1970年乃重理舊緒，日常以大部分時間致力於此，雖間雜為其他筆墨，而今卒得償夙願於暮年。 書雖告成，自己實不滿意。他且不說，即以文筆有時簡明順暢，有時則否，亦可見其學力才思竭蹶之情矣。蓋少年時因先父之教既恥為文人，亦且輕視學問，而自勉於事功。其後知事功猶是俗念，不足取；惟於社會問題祖國外患則若無所逃責，終不屑脫離現實，專事學問。一生學識既疏且隘，寫此書時屢有感觸。談古中國文化則於古來經籍未曾一日用功。甚且不能通其文字章句。談及現代學術，則未能熟習一種西文，尤短於自然科學知識。若問其何以於自己所不能勝任的學術上根本性大問題，——人心與人生——竟爾勇於嘗試論述者，則亦有故。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時對於人生便不勝其懷疑煩悶，傾慕出世，尋究佛法。由此而逐漸於人生有其通達認識，不囿於世俗之見，轉而能為之說明一切。環顧當世，此事殆非異人任。第二，生當世界大交通之世，傳來西洋學術，既非古人囿於見聞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歷史大變局、祖國歷史大變局的今天，亦非生活在幾十年前的前輩人之所及。當全人類前途正需要有一種展望之際，吾書之作豈得已哉！ 1975年7月15日漱溟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