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盡 ·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值得感念的歲月[1] 我入北大，時北大建校將近二十年，我年僅二十五歲。今值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謹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時一些往事，以表達我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於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歐洲歸來，應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我請范公代為先容，往謁蔡先生於其南菜園上街寓所。辛亥革命勝利民國建立，1912年蔡先生參加首屆內閣為第一任教育總長，而我此時於同盟會《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身份，出入於國會、總統府、國務院及各政黨總部，因此於採訪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談。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決疑論》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當我說明來意後，先生回答說：「我過上海時已在《東方雜誌》上看過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過目，並對這篇如今看來是東拉西扯的文章給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隨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說：「我是喜愛哲學的。我此次來北大重點要辦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學係為重點，你就來哲學系講印度哲學好了。」我忙回答說：「先生之喜愛哲學我知道，早在中學時即讀過先生翻譯的《哲學要領》一書，至於我，實在不懂印度哲學。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鑽研了一些佛典，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說：「你說你不懂，但又有誰懂呢？我尋不著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承當。先生於是申說道：「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麼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蔡先生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抱這種態度再好不過，而我又怎會不願來學習呢。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 敘說至此，不由聯想到近年有關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實的傳聞。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兩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後又再度傳播開來，且更加離奇、廣泛；大小報刊且不說，雖《北京大學學報》亦不能免。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後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於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1916年我雖應聘，卻因尚在司法部任秘書，一時不得脫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後先開「印度哲學」一課，此課自非哲學系重點，但聽課者似仍不少。後來講授「儒家哲學」，聽課者更多，註冊部原安排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於是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此課聽講者約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數即為註冊之學生，如馮友蘭、朱自清、顧頡剛、孫本文諸位均是如此得與我相聚於課堂的。至於其餘半數即為自由聽講者：有的來自其他高校，有的來自社會。蓋當時北大對外開放，任人來聽課。以我所知，如軍界前輩廣東伍庸伯先生（與李濟深同學），江蘇江問漁先生（後隨黃炎培先生工作，是時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來聽課。湖北張難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來聽課時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輕後輩如我者，聽課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踴躍，更可想而知了。於此可見蔡先生兼容並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於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在講授「印度哲學」（其中包括佛學）之後，我又開有「唯識學」。但在因愛好哲學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後又請來張爾田先生講「俱舍論」（代表小乘）、張克誠先生講「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鄧高鏡先生講「百論」（代表性宗），雖時間不長，也未列為哲學系正式課程，卻仍可見蔡先生銳意繁榮學術和好學之精神。佛學不屬舊學之列，卻亦不合於新思潮，因此難免遭非議。此時，於學生紛紛建立之種種社團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顧名思義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該「同盟」曾組織講演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者發表意見。我研究佛學、講佛學，自是被邀對象。我應邀作了題為「宗教問題」的講演，地點在三院南河沿室內操場，可容千人左右。記得當時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講。從早八點多開始，講了一上午，意猶未盡，下午又繼續講，待結束時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講演人李石曾先生（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當時倡導無政府主義），在台下自早聽到晚，最後竟無時間供他發言。聽講者眾多，且有耐心，可見對講演內容感到有興味。但須知對主講人觀點持反對態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講「儒家哲學」時，有學生對旁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採取此種態度，實未可厚非。學問學問，學而不問怎能求得真學問。彼此質疑，互相問難，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當時北大此種風尚是極可珍貴亦應加以發揚的。 當時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西方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而貶抑東方文化，於是「東西文化」常成為談論的問題。我於教學之外對此時時思考，探究不輟。友人張申府、屠孝實等嘗加勸阻，或說問題範圍太大，難於著手，或說問題尚遠，可俟諸來日。我均不以為然。那時以陳獨秀、胡適之等為代表的新派，多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新青年》雜誌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麼？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舌。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於舊學之中，仿佛彼此並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新派刊物名《新潮》，宣傳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內容充實而有生氣。傾向於舊派的學生辦有刊物名《國故》，卻只是示人以一堆陳舊古董，根本無力與新派對壘。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於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蓋自鴉片戰爭以來，隨帝國主義勢力之入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受到懷疑，似中國之有今日全由於我們的文化。這明明是逼著中國人討一個解決。試想，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果真不能與西方文化並存，而要根本絕棄，我們應趕快自覺改革，不要與它同歸於盡；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壓迫，並不足慮，而中國文化終有翻身之日，那也應積極去做，不要再做夢發獃；又如果確如一些人所說，東西文化可以融通調和，那也應弄清調和之必要及調和之道，絕不應消極等待。誰說問題不嚴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個很笨很呆的人，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就愛尋個准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便不肯忽略過去，而對此問題如果我說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沒有道理。中國文化問題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怎可輕輕放過，漠不關心？同時北大以及整個社會當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人們關心國事，文化問題成為學術界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這種主觀要求和客觀環境推動下，1919年我首次將個人對此問題研究結果，在課外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題作連續多次講演，介紹給北大同事、同學。1920年又於濟南向社會公開報告。第一次由陳政同學（哲學系）記錄。第二次由羅常培同學（中文系，解放後曾任語言研究所所長，1958年病故）記錄。後將兩次記錄稿加以整理，以講題為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我生平第二本專著。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注意，引來評論不少。可以說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張考卷，記錄了我在校期間學習與研究成績的高下優劣。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將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加以比較，各給予人類文化發展史上以適當位置，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於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轉為儒家思想，決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為實行自己的辦學理想，我向蔡先生辭去教職，從此離開了北大，而北大影響仍留在我心上。我這個根本未曾入過大學之門的人，得以走上大學講台，就我個人說，只不過因為我鑽研了一個冷門——佛學，而從根本上說，則是由於蔡先生實行兼容並包的主張，是由於蔡先生對後學的關心與愛護。而在進入北大之後，我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說之不盡，於是得以經過自學鑽研，在學識上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並開始走向成熟。 我嘗說過，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是因蔡先生包容於北大而得到抒發的人，而我則不是；我是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 [1] 寫於1985年。 我從事鄉村工作的簡略回顧[1] 抗日戰爭前，我做鄉村運動曾有較大發展，此種發展有客觀原因。在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當時國內社會經濟有了大變化，既不出也不入。原來中國出口靠農村（農產品），進口也是為農村（農村需要的煤油等），這時銀行業首先感覺到這種不出不入的現象。這正是鄉村運動在國內開展普遍的一個原因——農村破產。正為農村破產，才有救濟農村呼聲，南京政府亦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在這裡我想說一下我從事鄉村運動的由來。 我們開頭並不是在農村破產刺激之下從事這一運動的。我本生長於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兩代也如此。為什麼一個在都市生長的人想去搞鄉村運動？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響，灌輸了愛國思想，我於是很早就熱心國事，從而熱心憲政。我認為皇帝專制為中國腐敗的根源，救國必須從政治入手，憲政首先出現於英國，應以英國為藍本，實行憲政。清末大家都要求憲政，清廷因此有憲政十九條的宣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布了臨時約法，這也是模仿英國憲政。後來袁世凱又背叛民國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會民眾沒有實行憲政的要求。如果公眾沒有參與國政，爭取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的要求，憲政只在上層說來說去，是無用的。在這個問題的推動下，我想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從基層的農村入手，於是我拋棄都市生活，到鄉村去。 最初想在廣東試辦，因為與我相識的李濟深當時在廣東當政，民國十六年我在廣東發起創辦鄉治講習所，並且作了「鄉治十講」的講話，講述鄉治的道理、辦法等，可惜講習所未辦成，此講稿也已不存。後來政局變化，李濟深為蔣介石扣留，我於是回到北方。剛好我回到北方遇見朋友王朝俊（鴻一）、梁仲華等人。王是山東人，當時為山東省議會副議長。馮玉祥、閻錫山二人對王很禮遇，因此王是馮、閻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熱心鄉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與朋友在河南輝縣辦河南村治學院。《村治月刊》在經濟上得到閻的資助，村治學院則得到馮的同意。村治學院院長為彭禹廷、梁仲華，我為教務長，村治學院的旨趣書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後不超過一年，因為民國十九年蔣閻馮中原大戰，學院被迫倉促結束。當時名義上河南省主席是韓復榘，實際上他並不能主持省政。韓原是馮的部下。中原大戰結束後，蔣拉韓，委以山東省主席的職位，韓於是脫離了馮。在學院結束後，副院長梁仲華去山東向韓報告，韓即表示河南辦不成，請都來山東好了，於是學院的全班人馬去山東，考慮如何做法。當時社會各界都高談「建設」，我們在此影響下就提出「鄉村建設」，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址選在距濟南不太遠，又靠近膠濟路的鄒平縣，劃縣為實驗區。院以下除實驗區，另外兩個部分是訓練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務是訓練做鄉村工作的幹部，後者做鄉村建設的研究工作、策劃工作。梁仲華任院長，我為研究部主任。 進行鄉村建設工作，我頭腦中所設想的有兩個要點，因為從我的眼光看，中國有兩大缺欠。中國農民的散漫幾乎到了自生自滅的程度。農民不關心國家，國家也不管農民。農民散漫，缺乏團體組織，這是一個缺陷。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學技術。我所想的憲政的新中國，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須從團體自治入手，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實現。我夢想的團體自治是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主要是生產合作，也包括消費合作、信用合作。西洋進步從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發展貿易，而犧牲農村發展起來的。我們不能走這個路子。總之，中國缺乏「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八個字。將這兩方面補進來，中國即發達進步，成為很好的國家。這個好，要勝過西洋，因為其富強是建立在廣大農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將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引進於鄉村：團體組織引進一分，即可引進一分科學技術，同樣科學技術引進一分，又可推動團體組織一分。為此，我們在鄒平成立了農村金融流通處，併兼理縣金庫，流通處不貸款給個體農民，只貸給農民組成的合作社，以推動合作社的發展，促進農民組織，又促進了科學技術。例如鄒平孫家鎮為棉花集散地，農民將生產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運給青島紗廠。我們即做棉種改良工作，推廣紗廠需要的長絨棉（美棉），紗廠高價收購，農民歡迎。我們還計劃在當地自辦紗廠，這樣可以農工結合，增加農村財富，後因七七事變，未及實現。 搞鄉村運動，我本從主觀認識出發，而在農村破產的客觀形勢推動下，運動有了較大較廣泛的發展，於是我們連續三年舉行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第一次在山東鄒平，隨後兩次先後在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這三次會議的記錄由章元善、許仕廉編輯，以《鄉村建設實驗》為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附 以出家精神做鄉村工作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他看到眾生均循環沉淪於生死之中，很可憐的，所以超脫生死，解決生死，遂拋棄一切，不顧一切。現在我來做鄉村運動，在現在的世界，在現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離開了朋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裡去般的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地占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人仍占在他的心內。在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做鄉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這樣激動，這樣決心，自動發願出家；如果那樣的出家，等於未出家，他雖出了家，不過隨隨便便念念經，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樣的無聊。這樣的生活是無味的生活。如果鄉村運動者不是自動出家，在內心並沒起了激動，仍系鬼混度日，這是最冤枉最無味的生活。如果我們真是發願而來，我們應當真的像和尚一樣感到孤獨，常常念著眾生，常常念著一件事，常常像要解決一個很急切的問題似的。（我在廿歲時曾經想出家，後來沒有；可是到現在還常常覺著出家的味道。）一個人很容易一陣明白，一陣糊塗；明白時很容易明了他的責任，糊塗時便恍惚忘記了。這隻有常常提醒自己，要問出一個很真切的心來。如果不是真想干，乾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麼應該很深沉的內決於心，雖有時糊塗恍惚，也可覺醒的。 [1] 1984年據口述整理而成。 我努力的是什麼[1] ——抗戰以來自述 1940年底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後，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論機關，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籌辦《光明報》。1941年9月18日報紙創刊，作者被任命為報社社長，主持該報工作。《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即寫成於此時，並在《光明報》連載達一個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記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至1941年離渝赴港之前四年間所參與的種種重要活動。五十年前的這些往事，因時移事易，有些細節已無多大意義，故現在重新刊出時略有刪節。至於文章中的多處「天窗」，則系當年被香港當局新聞機構所檢扣的部分，因作者無法填補，只得付諸闕如。 編者 引言 我努力的是什麼？這原是要讀者看了這篇自述之後，從四五年事實經過中認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點出來： 一、是國內的團結； 二、是民眾的發動。 發動民眾為抗戰所必需，國內團結為抗戰所必需，這是人人都知道應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過追從國人之後之一份。事無新奇，不足稱述。不過我四五年間翻來覆去，努力不已，不是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終，一貫不移。述說出來，使國人關心這兩大問題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個念頭原在發動民眾，因為意想中全國一致對外不成問題，後來曉得事情不這樣簡單，還必須先求團結才行，否則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動手發動民眾，愈發動即愈衝突，衝突大了，國事便不可為。但如有人問我：定要團結好了，再發動民眾，事實是否能許可呢？我回答不出。我總強調「團結第一」就是了。 我是個謹慎人，我□□□□□□□□□□ 像共產黨一樣，可以去發動民眾。我當然要從團結入手，求取全國有計劃的合於理的民眾大動員（此事我有主張計劃見後）。無奈我的氣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還盤旋在團結問題上，沒有進展，因此四五年間所努力的，核實了仍只是團結一事而已。試看後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託，辦理本報，仍是為了團結運動。現在自述其四五年來努力經過，藉以求教於當世賢達，亦正是表出本報宗旨的一種工作，倘得各方讀者同情指教，使團結運動得些進益，豈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敘述上，擬將最近在重慶我們一些朋友，為團結而奔走的一段經過敘列為開卷第一章，然後翻回頭來，再從抗戰之前敘起，直敘到最近，使與開端的敘述環扣起來，其順序約略如下： （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四）國防參議會 （五）訪問延安 （六）國民參政會 （七）改善兵役運動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九）巡歷華北華東各戰地 （十）統一建國同志會 （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 （十二）總結全文 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 這一段經過，我看見曾有兩個刊物提說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編的《中央周刊》似用《勸駕記》為題，一是鄒韜奮先生寫的《抗戰以來》第七十五節《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不過，都語焉不詳。我現在較精確地記述當日事實（其中自然仍省略許多），讀者不妨取以與前兩文相印證。 這一段經過，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為止的，其內容如下。其時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對於1月間新四軍事件表示抗議，用書面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說：在他們所提善後辦法十二條未經政府裁奪前，即不出席參政會。而參政會已定3月1日開會，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參政同人，不便坐視，特於2月22日集會商談。當日在座者，計有張君勱、羅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鈞儒、鄒韜奮等各位，黃炎培、冷 遹 等各位，而前屆參政員章伯鈞、張申府亦參加，連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談結果，推定左、羅及我共三人，負責起草幾條意見，作為向雙方說話的根據。當晚左、羅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換意見，而委託我來執筆。23日晚我寫好之後，通知各位朋友於24日集會。大家看了，我所寫好的無甚修改，即依年齡為順序而簽名。第一為張表方（瀾）先生，第二為褚輔成先生，余不必細數。除章伯鈞、張申府兩位未簽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數。褚先生為國民黨老前輩，素不存黨派成見，此次亦自願列名。 我寫的共四條，其條文如下： （一）為昭示全國團結，此次大會中共參政員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為永杜紛爭，全國一切軍隊，應與任何黨派絕緣，統一於國家。 上項原則之實行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秉公監督辦理。 （三）抗戰建國綱領公布瞬滿三年究竟實行者幾何？而現在事實，背乎各條規定者又有若干？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切實檢討。其有實行不力者，應督促實行；背乎各條規定者，應加糾正。並以此委員會為常設之監督機關。 （四）根據二三條，合設一委員會，以最高領袖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時，派負責代表主席。設委員八人，網羅各方面充任之。委員會議決事項立即生效，不再經任何機關核定。 蔣公的表示 十六人簽名的一份，又在四條前後加了頭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準備呈給蔣公。中共方面，則約了周恩來、董必武兩位來面談。周談話甚多，總其要點，不外兩層：第一層表示，極歡迎第三者出來說話，他們願與第三者共同推進民主，可以將自己的事，加倍讓步；第二層表示，四條主張甚好，若得當局接受，則他們出席，亦即不成問題。這是25日的事。27日早，蔣公約去見面，除面呈那四條外，又加口頭說明。大意著重兩點：一點是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方為根本杜絕紛爭之道；一點是國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即其一例，我們不多要求旁的東西，只要求兌現，我們要求給我們監督兌現的權。蔣公對此兩點，皆表示甚以為然。總結來說，就是接受我們的建議，可以組織那個委員會。至於中共參政員出席問題，則囑咐我們去勸他們，並約第二天再見面。我們當將此意，即刻轉告周、董兩位。除中午一度談話外，當晚復在油市街四號（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由同人與周、董切實商討，請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書。周、董二君迄未同意，僅允電延安請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見蔣公，即以周君已電延安為告，接續商量組織委員會事，甚為順暢。臨末，蔣公追問中共出席不成問題否？無人敢負責答覆。於是蔣公嚴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們出席，即當按一個黨派參加主席團一個主席之原則，推選周恩來為主席團之一；如其不出席，則是他們不惜以國內裂痕暴露於外，他們要負責的。以後即無話談。請你們去告訴他！ 那時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諸公顧不得吃飯，趕去訪問周、董兩位。既傳達領袖的話，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請決定出席，勿負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無甚固執之點，僅謂必須候取延安復電。他們自己有電台，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後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所以周君對我們說，至遲夜晚必有復電。收得復電，馬上通知我們。政府諸公關心此事者，都向我們問消息。我們皆做樂觀的答覆。因當時空氣確實不像有問題的。但不料我同黃先生坐候一夜，屢次用電話詢問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電，到底不得複音。天明周、董兩位親來見我們，說電台發生障礙，收不到延安電報，不便出席。經再三懇談，終無法相強。已到開會時間，忽於電話上，蔣公親語黃先生，囑我們代表他，敦勸董、鄧兩參政員速即出席（因七參政員中實只有董必武、鄧穎超在渝）。我們只得再跑去勸駕。他們自然不肯來，寫了一封抱歉的信，聲明沒有黨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們趕至會場，將此信回復蔣公，大會早在開幕了。 我們將信面呈蔣公，並代為解釋，說他們第因電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蔣公當表示可以等待他們一天。於是由黃炎培、張君勱等四十二人臨時動議，將下午大會停開，所有主席團的選舉改在第二天舉行。為是等到他們出席後，便可選出周恩來參加主席團。 延安提新十二條 到了第二天，3月2日黎明，我同黃先生又用電話詢問周君。復言延安電報已到，我們正色然而喜，卻不料其又有十二條的提出，要當局接受了，然後出席，十二條件如下： （被檢） 這是所謂新十二條，比較前次十二條降低甚多（□□□□□□□□□□□□□□□ ），但不論條件高低，我們從來不預聞討價還價之事。我們是以國民立場過問國事，本著我們的主張和信念（見前述四條）而奔走努力。我們並非做和事老，調停的人。何況這種分家的辦法和我們要求國家統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覺失望，不能贊一詞，國民黨方面的情緒如何，更不必說了。 一個委員會問題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團的五位，當日選舉出來（有左舜生、張君勱），自無周恩來在內。正午十二時同人聚於一心飯店，商決我們今後動止如何。我提出意見說：中共的十二條我們實不願加以討論，況且逐條磋商，必致延過了參政會期；要當局一口答應，又萬無此理。可否向他們作如下的商量： 一、原提之第十二條，今事成過去，不必再議； 二、原提之第十一條，似相當於我們所主張的那個委員會，請按照我們的四條主張繼續進行商量； 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條都暫不討論，候那委員會成立時，交委員會裁決之。 此即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而委員會如何組織，則請周恩來先生和張岳軍（群）先生直接見面，較易解決，更加上君勱、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請領袖核定，一經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員會，而一面中共出席參政會。若能在此屆大會內終得圓滿出席，尚足以安慰國內人心及國際友邦之望。 個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極，我的意見未被採納。結論是：我個人可以單獨進行，不與大家相關。黃先生對我說：你如果要進行，我勸你先問得張岳軍同意，然後再見周恩來。君勱先生對我說：你欲晤張岳軍，我可替你向他約個時間。張表方先生亦鼓勵我。我接受了幾位先生的美意，自願試一試看。 3月4日乘張岳軍先生過訪，相談甚暢。他還提到二十八年（1939年）秋間，我從華北回來，力主軍隊應屬於國家之說，當時不過一空想，而今則居然得到兩黨的承認，何等可喜。又說：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國之道更無餘義矣！但我提議請他們與周君恩來直接商談委員會事，他卻說且待請示最高當局再說。於是我再三叮嚀，請其於請示好之後，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訪君勱先生，恰又與岳軍先生相遇。他說：今晚蔣公在嘉陵賓館招待全體參政員，他亦被邀陪坐，屆時定可答覆我。而在他走了之後，君勱極力勸我不必等待他，盡可先訪周恩來。我想亦無礙，就去訪周，未談眼前具體之事，而從根本大端上有所討論，如軍隊統一於國家等問題。其詳容另記。到晚上，嘉陵賓館席散後，岳軍招我於一旁，問我曾否進行，若未進行，過了明天再說。我轉問何故。他答：蔣公定於明天（6日）親自代表國民政府，向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並希望參政會對此問題有所表示。所以我們看了明天的形勢再進行。言罷，匆匆分手。 周恩來的意見 我聞言，急覓君勱商量。我說：不知蔣公將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參政會作何表示？假若雙方洽商好，而以領袖之宣布，參政會之表示，作一轉圜文章，最妙。否則，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層痕跡，更難轉圜，我願盡今夜做一度努力，請你代約岳軍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蔣公出席參政會之前，能洽商一結果。君勱允為照辦。我即刻訪周傾談，當夜宿於周家。 我對周君誠懇地爽直地說出下列兩層要緊意思： 一、當局決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囑託張岳軍候我消息。我們都是愛護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來請教你，要趕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結果，俾大局從此轉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來商量。商量時最好請你與張岳軍直接談，而第三者參加討論。委員會事確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員會解決，請先出席參政會，以慰各方之望。 周先生答覆我的話，總結有下列幾層： 一、由於王秘書長（世傑）何部長（應欽）連日在大會上的兩次宣布，我們出席參政會問題，可說已成過去，不必再談。我們固不知蔣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響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裡，壞亦壞不到哪裡。——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開參政會出席問題，我們不拒絕任何的商談。像是各方合組委員會的問題，尤所願談。委員會如成立，一定參加。 三、同張岳軍先生直接談，無所不可，梁先生問得張先生同意，我馬上去見他。 四、前於3月2日有一件簽呈，系以周恩來名字，作為下屬長官（不作為黨派關係）口氣，列舉幾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處扣車，某處扣人，幾個月不發下護照等等，請求委員長批交各該機關制止或糾正者，請轉懇張岳軍先生向委員長促請早為批下。——能批一「查明辦理」的字樣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話，第二天據實轉告張先生，張表示且待過了下午再商。 這天（6日）下午蔣公代表國民政府對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詞義嚴重，並且話很長。報紙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著參政同人臨時動議，表示盼望中共參政員出席之意。其決議文，和中共參政員的答文，均經揭載於報紙，此亦不敘，彼此一往一復文章愈多，彼此間的距離愈遠。我適有自己事待辦，亦就離渝回鄉了（我居住四川璧山縣鄉間）。 參政同人繼續努力 聽說我離渝期間，大會上有某參政員（陝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關涉到陝北邊區和十八集團軍，亦經議決通過，此事後來亦生影響。 10日我自鄉趕回重慶，大會已行閉幕式，因聞張岳軍先生將於翌日返成都，特於夜雨中偕張表方先生訪之。我對他說，那個委員會就是最好的辦法，一切問題可在委員會上有清楚明白的解決，並且馬上解決，不予拖延；解決時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討論，自必有正義公道；萬一某方違背諾言，自由行動，則輿論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當局不要以為那委員會是只利於共產黨和第三者的。蔣先生為中共問題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籌劃，我們都盼望你能幫助他。岳軍先生似頗以為然。他說他十天後將再來重慶，希望我亦繼續努力。 參政會開罷過去，中共問題原無時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盡力。13日午由黃炎培、沈鈞儒、張君勱、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飯店請客。被請的都是參政同人，而以中共參政員為主要對象，當由眾人公推褚（輔成）、黃、張、左及我五個人共負繼續進行之責。 蔣公傳見周恩來 14日下午聞訊，蔣公手諭張沖轉周恩來，約於15日下午見面。據說自上年冬以來，周君屢次求見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葉劍英與軍令部劉次長接洽。因政府認定系軍令軍紀問題，葉為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在軍令部系統之間必須服從，無多少商量。而周君則代表共產黨，不見周即不願落於黨對黨的問題上也。忽然傳見，意必有話商談。 待到17日晚間，周、董各位回請我們吃飯之時，周君將15日謁見情形，說給我們。則據云並未談到要緊處，蔣夫人先面見，甚親洽，蔣公後出來，亦無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問題來說，僅提到3月2日的簽呈，請早賜批示，蔣公謂這很容易。又謂你可再寫了來，周君自雲本日（17）遵即再度寫簽呈八件遞上。前次系一簽呈列舉多事，今改為一事一呈，委員長喜歡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委員會組織草案 在我們想，大局問題的解決，仍有待於那個委員會。適國民參政會王秘書長（世傑）亦向同人表示，委員會事仍可商量進行。遂根據從前我們的四條意見，經他協助，草成一個委員會的組織章則。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記。大致是這樣： 一、名稱定為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 二、委員定為十五人，設常委三人。委員人選不限於參政員，意在軍政實際負責人參加。 三、蔣委員長為主席。因事缺席則指定一常委臨時代理。 四、關於推進民主，加強團結，督促軍隊國家化，監督抗戰建國綱領之實行等四項，有權調查提議，決議並促其實行。 五、議決案由主席負責執行。 王秘書長前任法制局長多年，對於起草法規具有專長。其一條一條的文字，都經苦心斟酌，並不像我寫的這樣拙笨，但大意確是如此。 19日我們五人先在秘書處與王君洽談後，約好20日面呈蔣公核定。20日中午原系蔣公宴請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廿五人。飯罷留下我們五人細談。對於草案認為可行，僅將常委改為三人至五人，委員改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無改動。問我們若未曾與中共談過，可即往商談。 委員會之難產 22日我們約了周、董兩位於君勱家談話。即以委員會草案給他們看，而征其意見。周君說話雖多，但重要爭點則似無幾。最重要只有一點：他們反對以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我們說：此委員會必有系屬之處，與其系屬於政府，不如屬於參政會。並且大會已閉幕，我們準備由駐會委員產生出來（且準備作為主席團的提議）。因為照駐會委員會的新章增加了建議權。周君亦認為不妥。他指出此屆大會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議決 （特別是陝西某參政員的提案），使他們落於絕對不利地位，他們無法再出席產生於此參政會而且隸屬於此參政會之委員會。他又指出駐會委員會的建議，照章程上規定以不背大會議決案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員會不合於大會議決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員會所行者不合於大會所議決，那麼，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堅決地說：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員會時，他亦要堅辭不擔任。 我們覺得他的話相當有理，亦不強爭。更恐除此點外，尚有其他問題；恐周君意見外，延安尚有意見；故結論請其以草案全文電達延安征問後，再作討論。周君謂一二日必有復訊，遂約於 24日再會面。 23日午前我們同訪張岳軍先生。——他已因國民黨中央開全會由成都來渝。我們將一切情形都說給他，並表示我們已不考慮這委員會隸屬參政會的問題，須另想辦法。他覺得其他辦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無辦法。不過，若不屬於參政會則委員會的名稱即又成問題。因為當然不再稱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而亦不能禿頭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那就很費思索了。最後我個人聲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張君勸我等待有結果再去。 在此期間，蔣公夫婦曾請周恩來夫婦吃飯（是為第二度見面）。其確期，今指不出。據聞仍無重要談商。 24日午後，如約與周君等重行會見，忽有某君貿然來參加，致妨礙談話。又因周君亦稱延安尚無詳復，遂改期27日再談。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隱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強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異者，25日我國際宣傳處收錄敵人廣播，此委員會乃為東京所宣說出來。 27日同人與周君等再相會見。周君報告延安意見共有七點之多。其中大問題有二：一、反對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而認為不必有其所系屬；二、主張此委員會定名「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其他尚有各黨派委員平均各一人等五點。同人聞訊均有難色。而周君則稱他在黨內甚難勸說讓步的話。因為前將極痛苦的幾件小事簽請批示查明辦理者，至今仍不得批。黨內責他，一點小事都辦不了，何顏徒勸自己讓步。同人互商，認為雙方誠意不足，此事殆無成功之望，只好結束，不再進行。除當面向周君聲明外，同時向王世傑先生聲明，托其代陳於蔣公，於是近四十日來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頓。 29日一早我即離開重慶，去桂林了。 我努力團結是為了統一 這一段經過的敘述至此為止。末了，要總結來說幾句論斷的話。 這結論在我胸中有若干話欲說，但在筆下能寫出發表的，卻只兩點，如後。 一點是：事雖無成，而在全國團結（或統一）運動上卻已有了進步。說老實話，我是要求統一的（看以後所述自明）。不過我認定統一要從團結得之。所以我努力團結，是為了統一。國家統一不統一，於何處決定呢？那無疑是以軍隊的統一不統一為決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軍隊，任你如何說國家統一亦是假話，而且內戰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軍隊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就是為此。許多朋友聽見我的主張，都笑我太書生。□□□，□□□□□□□□□□□□□□□□□□□□□□□□□□□□□□□□，絕對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說，乙如此說，丙如此說……幾乎沒有人贊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搖惑起來，怕是距離事實太遠，實現無望。然而武力統一，強迫地將軍隊收歸一處我是早確認其無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敗。倘若和平統一是空想，武力統一又是徒勞，則中國豈非沒有統一之日。沒有統一，即沒有建設與進步；沒有建設與進步，就沒有中國。沒有中國？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軍隊統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這一信念，總算從經過事實中，沒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從華北游擊區目睹我軍□□□□□□，回至大後方，倡言軍隊須統一於國家之時，雖贊成的很少，而到這次參政同人商量向兩黨提出我們的主張意見時，卻被列為最重要之一條，並且得到幾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聯署。這給我的鼓勵不小。更增我希望的，兩黨皆慨然同意，並沒有碰釘子回來。廿八年切實指教我，說我是幻想空想的張岳軍先生，亦轉過來替我樂觀。還間接聽到張君勱、李幼椿（璜）二位轉述何部長應欽、陳部長立夫在不同地點對不同的朋友談話，或以軍隊脫離黨派為莫大之幸，或以軍隊直屬國家為素所主張。不論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認為是進步。□□□□□□□□□□□。 今事雖未成，這一句話卻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說那委員會沒有成，就令委員會成立，亦不免吵鬧一場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種委員會即未吵過，其事見後），軍隊統一亦不易辦成，但我以為儘管不成，而原則已昭示天下，□□□□□□□□□□□。□□□□□□□□□，□□□□□□□□□□。□□□□□□□□□□□□□，總有一天要交出給國家。所以這原則的承認，實在是統一運動向前邁了一大步。 既有進一步，就不白努力；當然我要再努力下去。——這是第一點。 又一點是：看清楚事之所以無成，都為第三者太無力量。在四十日的經過中，□□□□□□□□□□，□□□□□□□；□□□□□□□□□□，□□□□。□□□□□□□□，□□□□□□□。□□□□，□□□□□□□□□，我們沒有力量於其間。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來。□□□□□，□□□□□□□□□□□□□□，□□□□。□□□□□□□□□□□□□□□□□□□，□□□□□□□□□□，□□□□，□□□□□□。□□□□□□□□□□□□□□，□□□□□□□□□□□□□□□□□□□□。□□□□□□，□□□□□□□□，□□□□，□□□□□□□。□□□□□□□□□□□□□□□□□，卻亦有一種和平正義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難好轉。今後再度努力的方針方法就是如此。——這是第二點。 就以上面兩點，為此一段經過的敘述作結束。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敘述後，我們翻轉來再從抗戰之前敘起。 抗戰之前，我本來是在山東做鄉村工作，其詳情不敘在此篇。現在只敘逼近抗戰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講演。從這一講演中，說明了我平時努力的鄉村工作和抗戰的關係，使讀者了解我四五年來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盧溝橋炮聲未響之前，我們抗敵的情緒已經緊張了。 6月13日我在成都省黨部大會場，作了一次「我們如何抗敵」的講演。事緣四川省政府劉主席（湘）屢次函電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經過南京、武漢飛到重慶、成都兩處，曾為一個月之盤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講演（有時一天兩三次），此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廳長蔣志澄先生陪著去，地點借省黨部，性質是公開的任人來聽，事後成都各報皆有登載。今撮舉大意如下： 開首： 今講「我們如何抗敵」一題，是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們鄉村工作和應付當前國際問題的關係，嫌我們緩不濟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們正是準備抗敵，才從事鄉村工作之理。 次段： 中國今日要抗敵，應采兩原則：一是必須靠無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為不足。中國常備軍雖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備軍便無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過可用一時而已，萬萬不足用。非化民為兵，求之於無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敵於一朝，而要能與之作持久戰，取得最後勝利。因為我們的國防軍備是不足以和敵人為主力之決勝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內潰。 三段： 假定上面的話不錯，就必得認定兩點去下功夫： 一、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 二、加強政府的統制力量。 從第一點，就是求得無限兵力的法子；從第二點，就有了如何指揮運用此無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 要政府的力量強大，有賴於多數國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統制，有賴於下層機構的健全靈活。但照現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難；民眾都缺乏組織與訓練，要下層機構健全靈活更做不到。 五段： 所以我們必得要啟發出老百姓擁護政府的情緒，並且加以訓練及組織才行。然而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因此，前認定兩點或作功夫者，核實只一樁事而已。 這一樁事是什麼呢？就是要從農業和農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 所謂從農業和農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農業上種種妨害（災害，匪患，苛捐雜稅等等），更進而積極促興農業（技術，金融，合作等等）； 二、切近農民日常生活予以組織訓練（自衛，自治，合作等等），更進而為臨時對外抗敵的組織訓練。 七段： 為何定須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點： 一、國民之大多數在農民； 二、非政府關切農民生活問題，替他設法，則農民不會愛國，不會擁護政府； 三、非感情相通，則組織訓練不會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組織訓練，則臨時抗敵的組織訓練就無根。 八段： 我們的鄉村建設工作，正是切近農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組織，健全地方下層機構，為政府統治運用之準備；正是解除一點農業上痛苦，培養農民愛國情緒，並增加其抗敵能力的。所以我們正是從事抗敵的工作，縱使緩不濟急，但似別無更急切有效的辦法。 我們主張擴大鄉村建設工作以應敵。完了。 抗戰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張，是這個。當然，抗戰起來了，更將本此方針，要求發動民眾。其奔走事實經過見後。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時，盧作孚、陳築山兩先生適從廬山回川。他們給我講，政府當局為大局問題將約集在野人士，同到廬山，彼此商討。給我的一份請帖，由作孚轉來，切囑於7月初間到廬山去。 我於6月29日出川，經武漢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時北平謠言甚多，情勢緊張，已有風雨欲來之勢。7月4日南下，於津浦車中遇胡適之、林宰平兩先生，他們都應約到廬山談話會的。我告知他們，我隨後亦到。5日在濟南下車，折返鄒平一視。旋即回濟南，準備南下，而盧溝橋炮聲發作矣。 從此以後，我即為抗戰奔走，東西南北，沒有休息。瑣事不足記，記我當時的主張。此主張發表於「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載上海《大公報》。題目是：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今記其內容如次： 開首： 提出三條大原則—— 第一，全國軍民的動作，乃至他們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統一的軍令政令下面而動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與社會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 三條原則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現代戰爭都是以整個國力相較量，勝負關鍵在於後方。而況我們欲為持久之計，更非深蓄其力於廣大的社會不可。第三條即與全國人力物力合為一國之力以應敵。如何合法？則不但要有「節制之師」，更須有節制之民。一切統一節制之後，可以舉全國人力而化為一個抗戰工具。——這就是第一條之意。但要想舉國工具化，還得要舉國主體化。那即是使舉國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發抒，意識到為他自己而抗戰，不是給人家作工具。第二條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與社會打成一片者，在此。 綜合起來說，要在以第一條的系統化，第二條的民主化，來完成第三條的一切國力化。 次段： 指出這三點都是理想，距離事實現狀甚遠甚遠。 例如中國事向來無系統無條理，國家最近才統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 提出十四條較為具體的主張辦法來。（中略）此其內容實包括有： 一、國家行政以訖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關於第一項，是為要適應戰時動員需要，將中央地方軍政一切機關係統化，合理化。（下略） 關於第二項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來的主張。那就是廿二年應教育部之約，寫的「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 關於第三項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當時亦聲明將另成專篇討論之，後來亦是沒有寫。（下略） 總起來，我是採取兩大方針：一方向統制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四、國防參議會 「八一三」以前的幾天，我在上海，每天與蔣百里先生見面，商討時局。11日因聽了蔣先生的話，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車開行之前，適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來晤談。他將敵我兩方緊張情形告知我，說不一定馬上開火。我心中忐忑而興奮。 夜車開行不久，乘客人睡甚熟之時，忽聞人馬聲喧。車正停在無錫車站。站台上滿是軍隊，站長傳知客人一律下車，奉命火速運軍隊去滬。當時眾人紛紛下車，我亦同英國友人戴樂仁先生互相幫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傳說甚多，而我心裡則認為已經開火了。 當日幸得附他車，繼續起行。但我已認定開火之故，過南京即未下車，逕返山東，準備自己崗位內之事。12日經兗州到濟寧，剛下車入門，我們工作同人即謂中央連電促我入京，正轉電至上海覓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車回兗州，候南下車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張岳軍、熊天翼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開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將成立國防參議會，要我參加。 關於國防參議會，鄒韜奮先生的《抗戰以來》第四節《參政會的胚胎》曾加敘述。但其中所述，不無記錯之處。即如原書說，國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國各黨派領袖們組織國防參議會云云，其實「八一七」就舉行第一次會了。那天是夜間集會的，到的人有張伯苓、胡適之、周恩來、蔣百里、李璜、傅斯年諸先生。在上海的沈鈞儒、黃炎培等各位尚未趕到。因聘書15日才送出，秘書長是彭學沛（交通次長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臨末了，參議會將結束，才來擔任幾天。 我想分幾層來敘述敘述： 一、這個會無疑地是民主在抗戰期間的萌芽（鄒先生語）。從內容人物來看，幾乎全是在野的，黨外的。即為國民黨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樞的，如馬君武先生。這種精神，的確表見政府要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的意思。從這個會追上去，便是廬山談話會。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陽國難會議，其命意和性質皆大致相同。 從國難初起的國難會議，直到今天的國民參政會，實是一脈下來，平時並沒有這種集會，更未成立為機關。而由國難逼來，則馬上召集之，就充分證明其為這時所必需，翻過來，平時政府固不見得找這些人來中央，而這些人在平時亦未見得願意來。今天政府願意大家來，大家亦願意來，一面是政府開誠延納，一面是大家竭誠擁護。團結在此，民主在此，統一在此，進步在此。氣象光昌，三十年來所未有：誰說敵人不大有造於我！ 二、任何一樁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無一段真意存於其間。國防參議會雖小，形式多不具備，而我感覺卻還不錯，似較今天的國民參政大會還好些。這就是初起時，意念較真。論人數雖後來增至廿五六人，而開會時總不過十餘人，可謂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蔣百里先生、胡適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國，毛澤東先生在延安沒來，周恩來後亦不到，黃炎培、沈鈞儒二公常往來上海，張耀曾、顏惠慶兩位訖未入京，晏陽初先生和我亦是往來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談話親切，亦從容隨便。這樣倒使彼此少隔閡，而易溝通。開會時間亦多，多時每周至四次（當九國公約在北京開會之時，為聽取國際消息）。有不少軍事外交財政金融上較機密的事亦可知道一點，亦正為其人少之故。到後來參政大會上，幾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報告了。參政大會先是三個月一集會，後改半年一集會。政府報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冊，數目字很詳細，各部長朗誦一番。形式整齊，而意味卻減多了。大會有議長，議事有規則，提案有手續，表決算人數，種種形式當然比較從前好看。開會時車馬雲集，亦甚熱鬧，但按實來，卻按不到一點東西。 鄒先生書中，說國防參議會在組織及職權上，簡單之極，根本沒有什麼文字上的規定，連全體參議員名單亦未見過。這大致是事實。我們收到的聘函，原來就是密件（開首稱密啟者），所以沒有向外發表名單。開會時，交換意見，每每就是口說，用不著書面。然正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語對政府有所啟發，或往復斟問使我們得所了解。鄒先生又說「代理主席汪精衛把大家意見口頭轉達政府當局，有時亦把當局意見口頭轉達給該會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實。然而比較後來參政會上文書印件傳來遞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無用。我想中國政事一切落於「等因奉此」，正應當矯正。而見於有名的英國憲政，全靠習慣和精神，不假條文規定；似乎我們亦不要盡在條文上作功夫，而要培養起憲政的精神和習慣，才有希望呢！ 三、國防參議會組織及職權的條文規定，亦許有的，我卻未看見。我只記得第一天的會上，張伯苓先生曾問及參議員的選任，以何為標準原則。胡適之先生曾問及參議會怎樣去實行參議。當時代主席汪精衛對於頭一問題，大致回答說著重在野黨派，社會人望，和具有專長的人，總之，政府為了抗戰，認為必須借重的，就可選任。對於第二問題，則分三層：一層是政府認為時局嚴重無比，特請大家來共商國事，亟願聽取各方意見——這就是說，看大家有什麼建議；二層政府應付時局或將有些計劃方案之類，交到會上請大家共同參酌；三層政府隨時以國際情勢前方戰況以及如何應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現在想來，三層之中，實重在第三層。不只是政府主觀要求在第三層，末後收到一點效用亦在第三層。 論到第一層，大家懷抱的意見，向政府建議的，軍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為眾議所集中的，約有三四點。頭一點要調整政府機構，使之合理化，簡便化。因為五院各部會太龐大，不合戰時需要。又加戰時新機關層出，疊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減少。曾慕韓先生創為「袖珍政府」之議，主張縮小組織，取其輕便，易於移動。此一要求，實是眾議所同， □□□□□□□ 。大抵裁減人員容易，裁減機關較難；裁減小機關容易，裁減大機關較難。政府遷武漢後的改組，各部曾有裁併，五院就不行。 再一點，要發動民眾。三一點，要成立民意機關，認為參議會不夠。四一點，肅清貪污。直到我軍退出上海，政府將要西遷，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沈鈞儒、羅文干、馬君武、李璜、楊賡陶和我九人尚聯名提出這幾點，懇切地面呈當局。 論到第二層，政府交議之件亦不少，最大的一案要數全國總動員計劃大綱。此與後來到武漢時，交議的節約計劃大綱，同為洋洋大文。參議同人亦費不少心思去討論，□□□□□ ，□□□□□□□□□□□□ ，□□□□□□□ 。 論到第三層，政府確曾將軍事外交各種情報，說給我們不少，使我們於大局情勢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責備政府的心理，為之減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緒增加。舉一個例來說：抗戰前段，尤其初起之時，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蘇聯幫忙，亦極相信蘇聯一定幫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見蘇聯積極幫忙之時，就以為政府不肯接近蘇聯。於是由責備而不諒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會。但參議同人曉得事實不如此，便對政府沒有不諒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黃老先生都是在上海為多數人所信仰。他們的態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氣不易起來。這種減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隔閡，而溝通之的效用，怕是國防參議會收效的一點。 但前兩層亦不是沒有效用。例如，當時後方幾個省政府主席，都空著，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勱先生提請政府注意，大局嚴重時不宜如此。政府於是就調動補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關於農產工商的調整機構，在記憶中仿佛出於黃先生建議的。 四、參議同人總是不滿意參議會這一機關。共產黨方面總不肯到會，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機關者很多，當局亦表示接受，請大家提出方案來。聞當時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衛曾向我們述說，黨內對這一問題甚為躊躇。他說有三點困難：一點是人數上困難；一點是產生方法的困難；還有一點是職權上困難。 何謂人數上困難呢？他說人數少了不像民意機關（參議同人即自覺人數少不足代表國民，沒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幾百人的會議，實不切眼前緊急狀態中的需要，而且沒有地方開會（當時我們在鐵道部地下室開會，大本營亦在地下辦公）。事實上確有困難。 何謂產生方法的困難呢？他說正式民意機關總要用選舉方法產生出來，但要辦選舉卻是一大事。戶口不清，選民難計，地廣人多，交通不便，今戰事緊急，安得從容舉辦？而況從來的選舉（他包括國民大會的選舉說）都辦不好，人人皆不滿意，今倉促中更辦不好，或者為戰事的影響，根本辦不成。 何謂職權上困難呢？他說自戰事起來後，黨內曾有決議說，今後要多數人工作，少數人討論，一個人決定。——這一個人當然是說蔣委員長。若正式民意機關必應有最後決定之權，沒有決定之權，不成一民意機關；但這樣便與上面的原則衝突了，所以很困難。 這是在南京的話，後來遷到武漢，卒成立國民參政會。而由於這三點困難不易解決，只能勉強算一個準民意機關。 五、末了，說到我個人在參議會中的盡力，卻無多。參議會在南京時，我常常跑回山東照顧我們自己的工作。參議會在武漢時，我又跑一次延安，並駐於徐州許久。所以黃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課。——每次開會我們坐下來聽代主席委委宛宛談各種消息情報，黃、沈諸老均筆記甚勤，如像學生上課一樣，因以缺席為缺課。 我所盡力者，總是我的老主張，發動民眾。第一天（8月17日）會上，我就拿出來說。我要求建立一個擔負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以應付大戰。大意就是《大公報》所發表的（見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節內）。那話說起來，未免長些，內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來阻止我，不要說下去。他以那時上海的炮火正緊，應當商量軍事，商量外交，你怎麼說這個呢？當時會議席上參議諸公而外，政府各部長均在座，看神氣能理會我的意見的人很少。大約他們都覺得我「文不對題」罷！我的話，亦實在說早了些。但不知抗戰四五年的今日，對於這個需要，這個主張可有人認識否？ 8月19日我奉蔣公命，陪同蔣百里先生到山東，視察防務，離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鈞儒先生在會上提一建議案，大致主張利用失學失業知識分子（如留日學生回國的，華北各大學學生及其他）組織鄉村工作團下鄉工作。原案經國防最高會議採納，交下參議會再擬具體方案。於是促動我，為再度之獻議。 那具體方案，是經秘書長彭學沛，邀集參議同人，會同各有關主管機關（例如大本營第六部、內政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實業部合作司、衛生署等）擬定的。從我看去，於事實無益有損，不能附和。原案要點： 一、開首點明，此種工作系補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為原有其負責機關的。 二、列舉工作項目，內計有民眾訓練，抗戰宣傳，農業改良，合作指導，公共衛生等若干項。 三、工作團或稱服務團由知識分子青年們組織起來，得請當地行政機關審核許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迴於各處的。 四、經費由政府酌量補助之。 此案若在負地方之責的行政機關（如省政府，專員公署，縣政府）看去，一定反對。不但民眾訓練一類事，不能隨便付給這工作團去做，即宣傳的事、指導改良的事亦都不願他們來添麻煩亂手腳。在工作團方面，無權無責，職位不明，亦斷斷無法工作。又如農業改良等，亦斷非平素無設備研究，可以行的。如其工作，亦只是兒戲般的工作。在行政上，其弊不止於駢枝；在動員上，收效等於零。所以說它無益有損。 我認為凡事不做則已，要做便須責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識分子下鄉，從事動員工作，原為當務之急；但無條理無計劃，以雜湊出之，以點綴出之則不可。必要將他納入負責機關係統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難處，使他沒得躲閃，心思力氣都用出來，事情才辦得好。這樣，就必須建立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而改造現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聽了我的話的人，多舌撟不下，覺得豈不牽動太大？誰都沒有這個勇氣。 適晏陽初先生亦為此事被促到京。我們二人即相約面見蔣公，陳述所見，那天恰好黃任之、江問漁兩先生亦有事見蔣公，其被指定的時間又恰與我們差不多。於是我們四人就一同來陳說。經我們一番陳說，又指摘當時動員工作的甚多缺點。蔣公很樂於接受，就指定我們四人擬定計劃，並囑咐在旁的張岳軍先生協助進行。 我們四人奉命之後，曾為數度集議，一度訪陳立夫部長。又承政府將關於動員的一切計劃草案法令送來參考。乃一面就動員說話，對於那些法令章則，條陳了十幾條的意見，復一面就鄉村說話，提出一個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請政府擇行其一。那時節，上海戰事我軍已退出大場，黃先生急欲回滬一視，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則赴武漢的約期已屆。所以此計劃大綱就囑我一人起草。我起草出來的時節，則我軍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於西遷，草案雖經托岳軍先生轉呈，而在那時情況下，卻無從談起了。 五、訪問延安 11月16日政府開始西遷，當晚有船先送參議員赴漢口。我因顧念山東事情，仍先回山東，又應李宗仁司令長官之邀到徐州。遲至12月9日，乃到武漢。曾臥病旬日。病癒，即於新年（1938年）1月1日飛西安。 本來退出南京時，各參議同人有奉命視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韓先生奉命視察雲南之類），我自請視察陝西及河南。所以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實是延安。先經與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好，又經與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備車，遂於1月5日往延安。關於這一段訪問經過，我擇要分述於次： 訪問延安的動機 我去延安是有兩件事要做： 一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 二是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 若論其意緒動機，則蘊蓄已久。我是要求社會改造的人，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我認定北伐後，老社會已崩潰，只須理清頭緒來建設新社會，沒有再事暴動破壞的必要。這裡有兩句話： 從進步達到平等； 以建設完成革命。 這是我的信念。不斷地暴動與破壞，將只有妨礙建設，梗阻進步，延遲革命之完成，實在要不得。（中略） 所以自從共產黨放棄對內鬥爭，國民黨堅苦淬礪領導國人，共同抗戰以來，當然是民族命運一大轉機。我們欣喜之餘，不能不考慮兩個問題： 一、多年對內鬥爭的共產黨，一旦放棄對內鬥爭，可謂轉變甚大；但此轉變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敵愾而得見國家統一，誠足欣幸；然為鞏固此統一，似非國人有進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對於暴動破壞痛惜於衷者愈久，則對於第一個問題想求得解答愈切，於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從事鄉村建設多年的我，無時不夢想國家統一，以便整個規划進行，覺得眼前抗敵的統一總不滿足。對於第二個問題就懷抱一些具體意見，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說，我訪問延安的兩件事，其一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為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其一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 延安所見 我於廿七年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於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隨行者有黎君鄒君兩位。車是軍用大卡車，無篷。路是軍用公路，一切寬度，坡度，轉彎角度，均不合於公路規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橋樑涵洞，車行危險而且費事。時當嚴冬，奇冷難支，舉目所見，荒涼悽慘。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窮苦，一望而知，可不待問。而愈問愈驚，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謂陝甘寧邊區者，聞其代主席張國燾（主席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個縣又半。人口是九十餘萬，而實只五十餘萬（張言如此）。即平均一縣兩萬多人，豈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許多遊記筆記，於那裡生活情況，各有記述，亦不必詳及。我只證言約近四年前的延安確是苦（後來亦許不同）。 然而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無悠閒雅靜之意。軍隊皆開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隊。所見那些制服的人，多數為學生。 學校似有六處，所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主義學校（簡稱黨校）、魯迅師範、摩托學校（機械學校），如是等等。花樣新鮮，趣味豐富。內容組織，課程科目，教學方法，生活上各種安排，值得欣賞之點甚多。自然其中魯莽滅裂，膚淺可笑者亦正不少。這是大膽創造時，所不能免，不足深怪。並且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因為許多學生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處，現在的起居飲食，比了從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學興趣轉勝，一般身體並不見差，不是成功嗎？[2] 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的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的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一種的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腦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黨部及司法機關，皆曾參觀。邊區政府亦分民財教建四廳。縣政府則有兩個：一個是邊區所屬的，一個是自省政府來的。法院院長為廣西雷君，據談他們的法律大半遵照國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還有一種露天開會的審判，最為特別（偶一行之）。監獄內亦有可記之處，惜記憶不清。 共黨人物多半會見。惟軍事領袖朱、彭、劉、賀、林諸位不在延安，未見到。又惜未多住些時，謀與鄉民接近，藉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關於邊區的民主政制，從條文及傳說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鄉長，都是選舉出來的。並且各級都有議會。手邊無材料可資敘述，暫亦不願隨便批評。雖然是一個要緊問題，卻從略了。 中共轉變問題 我們參觀地方黨部的時候，由郭君洪濤接談。談到民眾運動，指出農民會從前是不許地主、富農參加的，現在都許可參加。延安城內從前只有市民會，沒有商會，現在亦照外面一樣有商會組織。總起來說，民眾團體以前是階級性的組織，現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運動亦改變以救國為號召，一致對外，不再向於內部作階級鬥爭。——這是一種轉變。 我們參觀地方政府的時候，由代主席張國燾接談。他談邊區的民主政制甚詳。指出現行政制與從前蘇維埃不同之點，例如從前沒有選舉權的人現在都有選舉權被選舉之權。同時談到土地革命之放棄，地主多已回來了。不過土地已經分配，不許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處補還給他。 關於土地問題，張國燾、毛澤東都表示今後的方針政策尚有待研究，並希望各黨派共同研究。——這自是一種重要轉變。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論大事小事，似乎都與從前蘇維埃時代不同。參觀曾有筆記，今不在手邊。記得教育廳正在改編各種教材（小學用的，民眾用的），亦拿出來給我們看。建設廳指導辦理合作社，因大環境改變（從前被封鎖現在開放），政策改變，亦變更甚多。 從事情上所見，大致如上，從理論上，則對於中國前途，似抱一種三段的看法。他們都說：要在抗戰中爭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當實現民主（第一段）；從實現民主，逐步前進中，就可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第二段）；從社會主義進一步到共產，亦許是我們子孫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兩種責任或兩大任務的說法：一種是現時實際任務，就是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一種是將來遠大理想，就是完成共產主義。 這就是說，他們沒有什麼不可與其他黨派合作的，他們將求著與大家合作；他們將爭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著暴動和破壞。 我又曾提出幾個問題，問他們。譬如我問：你們都說團結禦侮，是否不禦侮即不團結呢？明白地說，對內鬥爭是一時放棄呢，抑永久放棄？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張聞天君答覆我，他們原來與國民黨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鬥非其所願，今得重合，將長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戰，共同建國。 我又問：過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鬥爭之客觀因素是什麼？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經轉變不存在？請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觀因素，則從前錯誤，□□□□□□□□ □ ？ □□□□□□□□□□ ，□□□□□□□□□□□□□□ ？——這一追問，倉促之間張君未能給我好的答覆。 我又問：照一般之例，為完成革命，革命黨當必須自操政權施行其有方針有計劃的建設才行；那麼，今後中國共產黨是否必要取得政權呢？假如說，不一定自操政權，然則將如何去完成共產革命，願聞其詳！張君對此的答覆，大意是說他們將幫助國民黨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權。如何完成共產革命，似未說清楚。 敘起來太長，我作個結論罷。大致所見事實，和談話接觸上，使我們相信中共在轉變中。他們的轉變不是假的，不是一時策略手段如此。他們不願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他們對中國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們說的兩大任務，是切合於他們理論的，不是飾詞。 但這只是結論的一面。還有一面，即其轉變雖不假，卻亦不深。因為他們的頭腦思想沒有變。他們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換句話說，根本上沒有變。似乎只是環境事實要他變，他自己情緒亦在變，而根本認識上所變甚少。 當時有當時的事實，當時有當時的情緒；今天何如，不在我這觀察結論之內。 毛澤東的會談 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和毛澤東先生。前後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餘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因為毛先生夜裡不睡覺，而白天睡，談話多從晚飯後開始，不知不覺到天明。他這種生活習慣，聽說是在軍中養成的。夜裡面他將作戰計劃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戰，他便睡覺。傍晚起來，聽取報告，又做計劃入夜。明天大家作戰，他又睡覺了。 毛先生民國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做事，而那時我正在北大教書。毛先生的老師（又其岳父）楊懷中先生（昌濟）又同時教授於哲學系，彼此相好。楊老先生住居地安門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隨他同住。我去看楊先生，亦和他碰過面。——這是一點舊緣。此番會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於聽你談話時，喜用筆隨手記錄。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我一邊談，他一邊寫。我談完，他便手指所記要點，一條一條答覆。條理清楚，句句到題。我將我的一兩種小冊子和四十萬言的一部《鄉村建設理論》都贈他，請他指教。隔一天再見面時，他取出一沓紙來，紙上已將我書內要點或他認為好的地方，皆摘錄排列，井井有條。這都是可佩服之處。不過他太忙，雖喜歡看書，未能沉潛反覆。況對我的書，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這是我一點小不痛快。 從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體，不免使人替他擔心。夜間不睡是其一例。還有嗜煙嗜酒，亦太過。談話時，他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著菜餚。煙亦恆不離手。我曾問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說，人家傳我有肺病，醫生檢查過沒有的，但我患神經衰弱。在他們的社會中，似對他特別優待。飲食 （夜間同飯所見）卻看來亦儉素。唯所住屋內，不火自暖。是從屋外掘地，轉於地下燒煤，所費不資。在全延安更無此設備。又他出門走路，有四衛士相隨，別的人俱未見有。 我和他的談話，除交換意見者，另記於後外，茲選擇幾段，敘於此。 我問張聞天先生那兩個問題，亦向毛先生問過。對於造成 1927年後分裂鬥爭的客觀因素，他有答覆。大致分別為國內的因素，國際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對照言之。即如國際一面，在那時各帝國主義者雖彼此有矛盾，而同懼中國之赤化，卻使他們可以統一起來。於是他們就來分化中國內部，使國共分裂。國共之分裂，此蓋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來則相反。今天國際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邊，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蘇一邊，而統一不起來。他們就不能共同來對付中國。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於中國之分裂，而行動適足以反迫成中國之團結。反侵略者則不願中國再有內戰，處處從正面助成我們團結。上年（指廿五年）西南兩廣為要求抗日有所舉動時和「雙十二」事變之時，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動，皆為最好例證。他說：這就是今昔客觀因素之不同。由於這些因素（國際的更甚國內的），他相信國共前途只會團結，不會分裂。——這是一段。 對於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權問題，他先轉問我：我們（他自指）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假如國民黨邀我們參加到中央政府去，我們亦可以參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強求。即使他來邀，而我們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於國際情勢有所不便時，我們還是不參加的。但往長遠里看，國共必是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中，少不了參與政權。——大意不否認要有政權，而表示不奪取政權。這又是一段。 我又問他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過去最大錯誤是什麼？聽說共產黨朋友常作自我檢討，不知亦曾檢討及此否？是否亦可說給我們外邊人。他笑著答我道：你且說一說看。我說據我所見，有兩個對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時，革命軍並非以兵力或戰術戰略制勝，而成功在政治上適合當時大勢需要。對照來看，十年間共產黨之革命無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敗，政治上路線錯誤。因其在政治上若適合時勢需要的話，則配合起軍事，應當早成功了。 一是抗戰之前到現在（指談話之時），共產黨博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擁護和期待，聲光出於各黨之上。這其中並無別的緣故，只為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線走對了。對照來看，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僅僅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政治路線之不對可知。 我末了說：我們祝望中國共產黨今後繼續爭取政治上的勝利，而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毛君笑顏相謝，說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見的交換 我迫切地要求統一，但我絕對不承認有武力統一中國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國人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得到國家統一。這一信念，被抗戰前後的事實證明了。在抗戰上中國表現了從來未有的統一。然而這是不是從一個武力中心向四外發展，征服全國的結果呢？誰都可以看見沒有這事。反之，誰都看見是全國各方甘心情願來擁護一個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來，各方的力量都貢獻給國家），中央亦開誠接納的結果。 但這個統一明明是外來的。只為暴敵愈逼愈緊，使不同的中國人感受到同一威脅，眼光不容旁視，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國人意志的統一。由意志統一於對外，而國家內部統一了。這全為暴敵之所賜，其勢不可久恃。我們必須乘此時機，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 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這如何可以做到呢？這並不難做到。只從本身「如何建設新中國」大題目上，能集中全國人意志而統一之，當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轉變，同時亦是測探統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見中共正在轉變中，因進一步提出這一問題，問中共負責人毛澤東。以下便是交換意見的大概。 我問他：以我看中國問題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對內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你看對不對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問他：這兩面問題應當分別解決呢，抑或一併解決，不得分開？他答：這原是相關的事，不應分開來談。但究非一事，在進行解決上或時有輕重賓主之異。譬如眼前應當一切服從於抗戰，第二問題只能附在第一問題里去作。 我說，這在我亦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之事。我認為此一決定，正為對外抗戰所必要，有兩個理由在這裡： 一則必團結而後能抗戰，團結不力則抗戰不力。但如今日的團結明明植基甚淺，幾乎是一時手段，甚感不夠。完成社會改造為吾民族自身基本問題，必在此問題上徹底打通，彼此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隱略不談，必生後患。 二則抗戰必求與國，而我們的友邦一面有資本主義的英美，一面有共產主義的蘇聯，若我們自己國策未定，恐難交得上朋友。中國要決定自己要走的路，並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啟覬覦。胸中無主，外交無成。我們必須認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開在國際環境中的局面。 他對於我的話認為很對。 我於是提出我的主張，要確定國是國策，所謂國是國策，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並其達於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他表示單為抗日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 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於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後結果。 他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麼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假若國民黨或其他願為此根本商討，那他們共產黨當然歡迎之至。 他又對我說：此時（1938年1月）他們正請得國民黨同意，兩黨起草共同綱領。在武漢有八個人——國民黨為陳立夫、康澤等四人，共產黨為陳紹禹、周恩來等四人——正在蔣先生指導下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國是國策亦甚相近。假若由兩黨的擴而為全國的，由側重眼前抗戰的，進而包括建設新中國，便是了。你何不趕回武漢，去推動推動呢？ 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又問他，並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覆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合的大黨。 關於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麼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攏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一問題略記於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於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事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於中國前途的了。我對於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於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於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麼，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於民主化和經濟上趨於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並進，以抵於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於是我便成「一段論」了。——其實在我並無所謂「一段論」。 問題太大，話說起來太長，現在記不勝記。他們的書報刊物甚多，讀者不難考證。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間流行卻少（內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難）。今將舊文摘幾句於此以見意： 中國政治問題必與經濟問題並時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並時解決；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後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見，或以為政治問題解決，而後產業得以發達，而後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為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於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之建造。是或狃於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於俄國布爾塞維克之企圖，而皆昧於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 這是民國十八年為河南村治學院所寫旨趣書中的話。又後來《鄉村建設綱領》第十八條有云： 吾人所見，中國政治得進於民主化，將有賴其經濟生活之社會化，此與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於個人主義者適異。經濟上之社會化，有助於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復有助於經濟上之社會化；如是輾轉循環向前進，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經濟上之社會主義與政治上之民主主義，同時建設成功。 這些話均待另外詳談，才得明白。彼此對中國前途看法之不同，從何而來呢？當然由於對中國老社會認識不同，從而對近百年所起變化的了解不同，從而對前途估計不同。所以從談未來問題，就追溯到過去歷史文化。我總執持兩句話：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的，不是內部自發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會之特殊構造來。他相當承認我的話，但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我與毛先生兩人間的爭論，到此為止。 六、國民參政會 我訪問延安後於1月25日回抵西安，29日去開封。在西安、開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復命參議會。2月2日到山東曹州與舊日山東同人會晤。2月4日到徐州，一面系應李德鄰（宗仁）先生之約，一面亦系謀與魯西、魯南同人恢復聯絡，鼓勵抗敵。留於徐州者一個月之久（住北關農場內）。 3月3日回到武漢，訪聞所謂八個人起草共同綱領的事，已陷於停頓。蔣公曾一度熱心混合全國為一黨，旋亦作罷。所以我想求得進一步團結的事，那時不便談。 4月曾往潢川，往長沙等處，5月曾往南陽、鎮平等處，6月曾入川往返於重慶成都。跑來跑去，無非為了抗戰，第以其中事情敘起來太煩，均從省。現在只記一記7月的國民參政會。 在前敘國防參議會時，已論到國民參政會。因有前次提到的三點困難不易解決，人數時有增改，產生不由選舉，職權只備諮詢。第一屆人選發表，輿論尚表滿意。第一次開會，各黨派互相約定要會內保持一致，故團結精神很充分。其後，此種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屆延到廿九年底為止，第二屆產生。二屆人數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臨時又增多二十），但黨外人數（其他黨籍或無黨籍者）則顯著減少，所增多為黨內人士。一個並無決定之權的機關，並不需在表決票數上競爭，這樣增減寧有必要？而當初國防參議會務以黨外者在野者為主的精神，遂不可見。 現在不欲作何評量，略述我在會內一點經過，以存客觀事實。 我在第一次參政會上，提有一個建議案，三個詢問案。那一個建議案是請政府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並於政府設置常設機關，其原文錄後： （理由）中國自1930、1931而後，農村急劇崩潰，除1936年以全國農產豐收，市價又不壞，稍得喘息外，問題之嚴重未解，而大戰遽起。此時國家抗戰，所需人力物力，既無不責之於鄉村，鄉村負擔加重若干倍，而農產或以貿易停頓不得輸出於外，或以運輸困難而滯銷於內，正苦無負擔之力。此為農村戰時最大問題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縣以下），自清末以來日在紛更，迄未確立。自治固不能談，即官治亦且難言。加以數十年來受西洋影響，無論政治教育經濟，皆使人才錢財集中都市。都市有擁擠充斥之患，而內地鄉村空乏，幾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級行政機構之不能充實健全自屬當然。此時國家百事責之地方，地方一切歸於鄉村。鄉村無力負擔是一個問題，辦理不善是第二個問題。例如兵役問題其最著者也。在上級政府嫌其質量兩差；在中級（專員縣長）已竭蹶萬狀；在鄉村則擾亂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獨痛苦，抑且前途危險之至！此為戰時農村最大問題之二。國家抗戰既依靠於農村，農村問題嚴重如此，豈容忽視！擬請行政院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詳加討論，亟籌整理補救之方。 會議後所以必須更有常設機關者，以一次整理未盡得宜，下情必須不斷了解，此其一。農村問題，關涉許多方面，雖在政府各有職司其事者，而互相間聯絡不夠，必須加以推動，使其常得商討設計，而後分別執行，庶乎事業可舉，此其二。 （辦法）戰時農村問題會議由行政院或軍事委員會召集之，其組織及工作進行應注意下列各點：（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錄原文於此者，以見內容平常，並未能替農民說話，而仍是為國家為政府設想，政府實不必害怕。果能實行，則上下之情得以稍通，鄉村實際好處卻不小。同時各部門各機關互得配合聯絡，一切事業才得進行起來，於工作效率關係亦大。原案經審查會修正（增加與會人員）通過，送經大會照案通過。秘書處咨送政府，經國防最高會議發交行政院核議。行政院又交經濟部核復。經濟部翁部長文灝、何次長廉，私人請我商談一度後，具復行政院認為事實可行。行政院又照樣具復於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會議亦曾將經濟部行政院的核議可行，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但除公文往來復去而外，事實上並無下文。——此會經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 （1941年）的今天，還沒有召集。 此外之三個詢問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八條，有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之文，此誠當前首務。惟此中關係方面甚多，例如，農村金融系統之樹立、農業技術之改進、農產之輸出與流通、合作組織之普遍推行、農民教育以及農村治安諸端。想在政府必有統籌之規劃，切實之進行。規劃者應請提交本會議決，進行者應請提交本會報告。 此案後經政府答覆說，在經濟部工作報告中，不另答覆。 第二件詢問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廿五條，有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為抗戰而動員之意。在各職業團體中，應以農會為最關重要，誠以民眾動員大部分為農民之動員也。各地農會素來有名無實，或並其名而無之，只臨時為應付選舉而設。究應如何改善而充實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計，請答覆。 此案當時經政府中的軍委會政治部答覆說，本部對於農會正在一面調查，一面計劃改善，現尚無可報告。我於是在第二次參政會上，再提詢問，事隔幾個月，究竟調查所得如何，改善計劃確實否，請答覆。而這次忽然變了，由行政院經濟部出來答覆。說本部調查得全國農會共有一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個，改善計劃早經確定，並已實行云云。這樁事不知究竟應當歸誰掌管？ 第三件詢問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四條，有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使簡單化合理化，並提高行政效率以適合戰時需要之文，又風聞內政部於省縣各級制度，亦曾有改訂擬議。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對於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辦理行政人員訓練外，並已涉及制度之變更。究竟此一問題，在中央正計劃者如何，已實行者如何，請答覆。 此案當經政府回覆說，已有提案到會。會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內容涉及各省縣制度、保甲制度，還有省縣參議會問題。這是屬於內政方面的，應歸第三組審查會審查，我正負第三審查會召集人之責。當時經過頗有許多曲折，外間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說的好。第二次在重慶開會，我又擔任第三審查會召集人。我們審查內政部工作報告時，何部長鍵親自出席審查，彼此面談，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現在都不說。到廿八年冬有「新縣制」之頒定，並有以廿九年為「新縣制年」之說，是此一問題中一極重大改革，然而並沒有經過參政會。 在第二次參政會內，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將來另記。當時正是廿七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不守之後，大局嚴重，我特臨時動議，開全體審查會，請政府當局出席切實檢討抗戰工作。所謂全體審查會，是出席人數與大會同，而不作為大會，因為大會發言有限制，而審查會較容說話。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參政同人和政府負責諸公作了一次檢討。——這算比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會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會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參加。因為那八個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戰地旅途中。 七、改善兵役運動 抗戰工作不外分一個前方，一個後方。對於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學生（特別是豫北和山東的朋友學生），原為有計劃的努力，我間接地幫助他們做，其詳另記。在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後，我力辭駐會委員，即恐入川便與前方同人不易聯絡。自廿六年12月到武漢，我即對人說，你們向南我向北，你們向西我向東。蓋此心實不安於退居後方也。但後來到底入川了，與豫北山東相隔太遠，消息阻斷，對於前方既不能有所盡力，我即決定在西南大後方擇一緊要問題而盡力。 在西南大後方說，當然以補充兵員，多多徵集，好好訓練為第一事。而兵役問題，恰辦得不好，談者莫不疾首蹙額。在鄉村已痛苦不堪，而國家亦得不到好壯丁。我們從來做鄉村工作的人，對此鄉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視，不能躲閃，而為了抗戰亦非給國家求得好兵員不可。於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盡力之道。 這一研究不是書本上的事，一面要在鄉村調查，匯集事實，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尋求了解除法令外並及辦理實情。我在此兩面皆有機緣可資進行，又恰得著朋友和社會大眾幫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國農村社」的，曾在武漢主持「戰時農村問題研究所」的座談會，因而相熟。這次相遇於重慶。彼此談起來，相約於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約了孔庚、呂超兩位先生，借他們的資望地位（呂為川軍前輩，現任國民政府參軍長）好辦事。四人出名發起兵役問題座談會於重慶。其時社會上各方面正為兵役問題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踴躍參加，而兵役負責機關（包括上下級）亦時常派員出席說明。此一座談會，不斷舉行，從廿七年9月亘續至一年以上，實為難得盛事。到廿八年10月又正式改組成立兵役實施協進會。可惜到廿九年（1940年）有人進讒言於最高當局，經蔣公召呂先生面諭解散了（我於發起後五個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績實王、呂之功）。 先是廿七年6月間，我到成都，趕好省府召集十八個行政專員和保安副司令開會，就商議兵役問題；王主席纘緒要我出席指導。我那時於實際問題尚未調查清楚，無從有何指點，只就辦理徵兵幾個大條件來說明其辦不好之故。我說很粗淺的四大條件：甲，政令統一，事權統一；乙，秩序久定；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層機構充實；丁，人口戶籍清楚。今天就全國說，初見統一；就四川一省說，亦是初初統一。其政令的統一，事權的統一，以事實上未曾就緒，多談不到。秩序久定一點，就全國說，好多地方難講，就四川說，亦正難講。若地方制度，則自清末以至現在三十餘年紛更不已，未得確立；下層機構，更是人才錢財兩俱缺乏，離著健全充實四字不知有幾千里遠。人口戶籍一向虛偽造報，無司依據。四個基礎條件沒有，辦不好是當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問題以後，方知道原來就未曾實行依法徵兵。說是11月1日起依法施征，尚未見諸事實，所以國家徵兵法規是虛設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層實際辦理情形，卻又與其上級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於是國家法制為一事，政府政令又為一事，實際辦理者又為一事。所謂兵役一事，竟可析而為三。在此狀態下，我們只有要求政令符合於法制，實際辦理者符合於政令，還三為一。換言之，就是認真依法徵兵。 我根據此意，擬成具體計劃，於全省動員機構、兵役監察系統、出征軍人家屬協助委員會、出征軍人家屬聯合會各有所建議。這些建議一面須得行政當局了解採用，一面須得地方有資望有信用的各級（省、縣、鄉）領袖熱心出頭贊助才行。那時就四川說，省政府兼軍管區司令的王主席纘緒自為正負責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揮他的則為一軍委會重慶行營主任張群。關於兵役一事，重慶行營實居主腦地位，倒不是軍政部直接來指揮軍管區。王主席一面，我在6月間已和他談過此事（見前），決繼續訪他談談。然而最要緊的，還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張表方先生（瀾），又與我相好。至於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來明通。政府和地方兩面肯積極做，教育界大家幫忙，是不成問題的。 9月末到10月初，張表方先生已被我說動，願意為此一大問題努力。我們就偕同訪重慶行營張主任岳軍先生商量。張主任正為兵役辦不好發愁，聞言十分欣喜。對於三方面配合的原則極承認，對於表方先生肯幫忙如獲至寶。馬上即從人的方面、費用方面，分別籌計有著。趕好王主席自蓉來渝，又一同商談極洽。10月7日張（為監督）、王（為就職）同飛成都，便邀了表方先生同我一齊去。雙十節省府全體宣誓就職後，即按照預定步驟，第一步先改組省動員機構。表方先生而外，邵（從恩）、尹（昌齡）、盧（廷棟）諸公皆參加。改組成立的一天，岳軍先生並親自出席指導。當時氣象極好。 當時氣象甚好，而不料後來卒作不通。 （被檢扣一段） 張邵諸老先生消極，我一個外省人無所用其力，就自動退下陣來——退下政治鬥爭的陣來。 四川的事從此罷手。但我仍將改善兵役的意見辦法貢獻於參政會。當時參政會同人注意此問題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雲先生（庸）家聚會來交換意見，交我起草提出，是為第二次參政會上的改善兵役實施辦法建議案。提出後交付審查，結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審查報告（因為深夜審查，被指定的委員多不到）。此案經大會通過，咨送國防最高會議，交下行政院軍委會辦理。原案附錄後面，備讀者參考。 西南大後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問題盡不上力，我即決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時，參政會開第三次會。我雖未出席，仍有「辦理兵役亟應改善各點分別提出建議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內容是從各地訪察得許多事實問題，分別指出建議改善。我的改善兵役運動到此為止。（附錄建議案略）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我在巡視華北華東起行之前，還有一件事要敘述在這裡。此即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之提出。這是廿七年（1938年）12月的事。大約在11月間張君勱先生於《再生》雜誌發表一文，題為《一封公開給毛澤東先生的信》。內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會上的報告。說到國共長期合作的話，張先生則進一步要求國家統一。仿佛毛先生有「從中央軍到八路軍，從國民政府到邊區政府」的話，張先生以為何必如此排列對峙，痛快地成了一個軍事系統，一個政府系統，豈非國家之福。此文發出以後，各方均極注意，而黨派問題遂為一時所熱烈討論。我的主張之提出，即有感於時論紛紜，不覺引起我的夙懷。 當時系用《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為題，寫好之後寄《大公報》發表，《大公報》樂於發表，而在新聞檢查方面被扣。那時劉伯閔先生主持檢查事，特枉步來看我，解釋此事。我又請劉先生介紹我，訪葉楚傖先生（當時的宣傳部長）面談一度。據劉先生、葉先生表示都頗同情我的主張，原可發表，其所以阻我發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討論之後，文章愈寫愈多，不能促問題之解決，轉增不愉快的情緒。他們說，黨派現狀固不令人滿意，但如無好轉的把握，有惡化的可能時，仍以少談為好。於是就沒有發刊，只有手稿兩份，分送各黨派領導人看一看。 今將當時原文大意，分段略述於下： 開首說： 此為抗戰建國中最大問題之一，或且為最難問題之一。但我們不要在緊張的情緒下，急謀辦法，而應當先靜下心來做一些研究；因為解決的途徑，是必須在問題頭緒，從頭理清楚以後，才發現的。例如從清末中國革命同盟會、政聞社和資政院時代一些政團，以至民國初年許多黨派的演變，中間毀黨造黨，要黨不要黨（民五國會第一次恢復時），那些議論，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累次改組，並與共產黨一再分合的經過，要用心察考。這樣做了之後，必可發現其中一些道理，為我們今日寶貴的教訓。 歷史的研究而外，更須作理論的探討。我們要問：這些政黨是哪裡來的？它基於何種必要而存在？中國政黨它的任務是什麼？假定我們說不要它，行不行？諸如此類。 次段講： 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 ——這是討論黨派的社會基礎（或背景）問題。 我平素認定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所有封建社會資本社會這一套觀念都適用不上。大致說，其社會內部形勢散漫流動，階級分化不著；乃至職業的聯結，或經濟上同地位的聯結，亦每為家族鄉土關係之所掩。雖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後，受世界影響，漸漸變質，已非原來的社會；而像日本那樣追步西洋，工商業發達，有新興階級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階級勢力不是形成中國黨派的因素，中國黨派缺乏其一定之階級基礎。然而家族鄉土關係能形成政黨嗎？當然又不能。中國亦並沒有什麼「地方性的黨派」。 說到宗教，中國雖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幾大宗教，但並沒有從宗教不同，而凝成幾大勢力，表現於政治場上。說到種姓部族，雖有漢滿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劃分為幾方面。 總起來說，所有這些社會的分野——階級、職業、地方、宗教、種姓部族等——原為外國黨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國或分不清楚，或聯結不固，或雖分得清，聯得起，而未嘗構成政治上鬥爭的問題，形成政治上競爭的勢力。 三段講： 中國問題是什麼問題？——這將討論到中國應有些什麼運動，亦就是中國黨派所要負的那些任務。 我平素認定中國問題是外面引發的，而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的，此其一；我又認定中國問題有其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對內完成社會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謂中國問題不是自發的，正由於中國社會構造特殊，歷史上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無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國仍為中國，則我們不能想像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發生。滿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將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說中國問題富有其外面性。 中國問題雖具有外面性，然而說到問題之如何解決，乃又重在內部，積極求得本身之進步，為文化之補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經濟改造），俾一新中國建設成功，方為問題解決。斷斷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為問題之解決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時為建設新中國之前提；但假使自身無整頓之進步亦無從去排除外面迫害。兩面相關，不可強分先後。 四段講： 假如上面所分析認識的不錯，則恐從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政黨，倒不免有些錯誤了。 因為照上面所說中國國情論斷，外國政黨的兩種方式都不適合的；而從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政黨，卻總想要在這裡面走上一條路去。所謂兩種方式： 一種是兩黨以至多黨分立，彼此承認而互相競爭政權的方式。這在一般謂憲政國家的政黨，大約都是這樣。過去中國曾為此模仿，乃至現在亦還有人想走這條路。 一種是一黨獨操國權，不容許他黨並立的方式。如蘇聯和德意等國家，均屬此例。這亦是中國人看見了，很想走的一條路。以蘇聯而論，共產黨原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在他們社會上的基礎，是很分明確實的。為了渡達於階級消滅，而實行其階級專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雖標榜民族立場，不從階級說話，然其以一種階級勢力為中心，而壓服其餘，亦初無二致。 社會形勢散漫的中國，只能合攏為一，卻無法排他而立。合攏為一，可以對外抗戰；合攏為一，可以建設新中國。排他便不能抗戰，排他便不能建國。 總起來說，在中國國情之下，尤其在當前抗戰建國大任務之下，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是不對的。 五段講： 中國政黨應走的路。 上面說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是不對，好像使人無所適從，其實不然。這中間是有一條路走的，即要從聯合求統一。從聯合求統一，一面既免多黨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無主一而排他之弊。這名曰「二重組織」，即各別黨派為第一重組織；全國許多黨派之聯合體為第二重組織。 總起來說，這種方式既非多黨制，亦非一黨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這種方式既非有分無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後合。為了切合中國社會形勢，適應中國問題需要，非此不可。 此處說各黨聯合，是一簡便粗略的說法。仔細講，我是主張一種「綜合制」。其具體方案另詳。 六段講： 以二重組織扣合當前事實來講，我以為中國國民黨為第二重組織，即是黨上之黨，而以國民黨外之各黨派和國民黨內之各派係為第一重組織，即各小單位。 此其理有三點可說： 第一，按道理而論，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原可以為解決中國問題之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事實上，國民黨之三民主義或得他黨之接受擁護，或得他黨表示意見相合，在國內大致已不生異議。 第三，國民黨素來包羅甚廣，內部早有許多不同（傾左傾右）之理論主張門戶派系，亦應當痛痛快快表露出來，不必勉強作一個單位。 葉楚傖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一面勸我不發表，一面說他很同意的，似指此一段。這與中國共產黨提議以國民黨為民族聯盟，各黨派都加入，而仍各保持其獨立性者，亦甚近似。但共產黨既不是抄襲我的，我亦不是抄襲他的。在枝節上彼此尚亦有出入，更且各有各的本源。 七段講： 實行這一方式，所必具的兩大條件。 要實行這二重組織的新方式，有其在前的一大條件，即是國是國策確定；有其在後的一大條件，即是政權治權劃開。 要確定國是國策的話，前已講過。假若沒有去確定國是國策，就來改組成功二重組織，那徒有表面而已，骨子裡未得意志集中，什麼都是假的，必不能久；所以開誠交換意見，收得意志集中之效，是全國黨派改組的前提。在國家為國是國策，在各黨派為共同綱領。綱領為行動之指針。既有共同綱領，行動上即一致同趨，此為改組二重組織的理由。所有夙昔排他性的、對立性的各黨，至此乃轉變為同在國策下服務，又且協力配合工作的團體。 所謂政權治權劃開，就是全國性的大國民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而國民政府則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兩面不能相混。譬如上面所說都是政黨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黨的事，就只是這些事，不要插手於政府。政府必須不著黨派顏色，而應為無色透明體。凡政黨中人而服務於政府者，都要聲明脫離其原來黨派關係。軍隊和警察，都是國家所有，而為政府行使治權的工具，與黨派無關。——這是最必要的一點。 八段講： 這一特殊方式的正確性，可以從過去得些證明。 這一方式，實是一特殊方式，他處所未見。但於中國政黨問題則是正確的。正確性，自然有待將來的事實證明。但從過去看，亦可得些證明。過去的中國黨派在空間上沒有很大分別，而時間上的分別大。或者再清楚地說，中國的黨派在空間上彼此名為兩黨的，其分別還不如在時間上前後名為一黨的分別之大。——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請問：一個國民黨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後的分開，是不是大過北伐始期國共兩個黨的分別？又一個共產黨在抗戰前和在抗戰後的分別，是不是大過抗戰始期國共兩個黨的分別？豈但國共兩黨而已，其他正多類此。辛亥革命，並非一黨之力，亦非幾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來不同黨派，合起干成的。恢復共和亦是各黨派一齊來的。 在平時，中國問題僅止於刺激中國人發生救國運動；至於如何救國，則從各自社會背景而異其見解主張，意志趨向不能統一。抑此種不相背反（同欲救國），而又不一致之志趨，最表現散漫微差性。此種在寬泛邈遠目的下，為其一種方法手段（如何救國）之志趨，最表現流動不定性。全不似從階級問題發出的趨向簡單明切，一貫不移。歷來意志趨向不得統一，多誤於此。只在問題逼緊時，可表現一致趨向；問題一鬆弛，馬上又分散了。我們現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戰的機會，組織起來，不讓它再分散去。不過要因其不同，而綜合之；不要抹殺其不同，而混合之。 這就是所謂從過去可以證明這方式的正確性。 九、巡歷華北華東各戰地 當我於兵役改善不得盡力，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不得發表時，我感覺留在西南大後方沒有意義，便決心到華北戰地去。彼時第二次參政會仍選我為駐會委員，經力辭得脫。又特請示於蔣公，得其嘉勉贊助（予以軍委會特派員身份，發給路費一萬元，派專車送隨員至廣安，發電令知各戰區長官遇事照料等等）。於1939年2月1日成行。經過八個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慶。此中見聞甚多，有些不便發表的，而且日記手冊以遭敵人追擊，全行失落，僅憑記憶亦甚有限。下面分為幾層，敘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華北去，是因為我與華北地方有多年的關係。我同一般朋友所做鄉村工作，先是以河南為對象，而訓練機關設在豫北輝縣。後來移山東，有三個中心，一鄒平，二菏澤，三濟寧。前後合計經我們訓練或培養的下層幹部，有三四千人。過去的成功失敗，此處不敘。單說國軍退出豫魯以後，我們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數人實不易離開鄉土，且已經失去聯絡。其中只有濟寧的一批人馬（包含教職員學生和鄉民壯丁）約七八百人是整隊退出的。先退到豫東淮陽，又退南陽鎮平。因此抗戰初期，即以徐州為前方聯絡站，以鎮平為後方收容集中地，而駐代表於武漢，以與政府和各方取得聯繫。當時計劃，在鎮平一面收容，一面訓練回鄉抗戰。所以商得軍委會政治部陳部長（誠）許可，將鎮平一部分收歸該部直轄，名為戰時幹部訓練團直屬第一訓練大隊。乃至徐州不守，武漢會戰，又請得政治部許可，編為該部第三政治大隊，開赴豫魯戰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隊開拔 （全副武裝而且槍多於人，又現款十餘萬，皆原來攜出者今又攜回），渡過黃河，留第五支隊於豫北工作，其餘經冀南入魯。初時以為攜有無線電台，可通消息；後來乃久無消息。這是促使我去華北的一原因。 說到敵後的工作，我素抱有極大的興趣。我在戰前就想像到一旦中日作戰之後，會要有很多地方我軍撤退，敵軍未到，因為在空間上敵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會要有許多地方，我行政機關已撤，而敵人御用機關未立，因為在時間上也來不及的。在這許多地方，鄉下人頂需要知識分子領導或幫忙。而此時的鄉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為平素我們工作時，雖處處為農民打算，而以我們趨新，他們守舊，我們多所興舉，他們懶得動，我們不免站在政府一邊，他們好似是被統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對立的樣子，實為工作中一大苦悶。今天敵人（或擾害地方的人）壓迫來，我們和鄉下人要共同應付環境，便從相對轉為相合以對外。同時非團結組織無以應付環境，鄉下人將自然走上團體生活之路。凡此皆敵人之賜，要趕緊利用，這是我們想去華北的一種心理。 還有，我對於敵後工作，早在抗戰前就認識其重要。我曾說過：「我認為中國不應當在如何摧敵處著想，而應當在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乃至在我們被毀滅後如何容易恢復處著想。——但所有這些功夫將怎樣做呢？那就是當下講的鄉村建設。鄉村建設是我們在國際大戰前，最好的準備功夫。」（見《鄉村建設理論》第441頁）當我大軍從華北華東撤退以後，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棄了華北華東，其實華北華東的抗戰工作，方於此開始。更到了今日，敵人已無力再西進；敵我所爭全在那片廣大疆土資源是他能利用嗎？還是我們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數人到華北華東去，與敵人相爭持不可。 但我到敵後去，卻非有什麼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敵後的真情實況，是否與我在徐州所寫「抗戰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對許多在敵後的同人同學加以鼓勵；第三將我們在抗戰中的進步，敵人在戰爭中的困難，以及國際情勢等，宣說給敵後的同胞，堅定其意志；第四在從事研究工作——研究鄉村在敵後起的變化，對於未來大局政治的影響關係；第五則願盡力調協於各方，促進團結。 往返所經路線 2月1日隨行人員黃秘書艮庸、王參謀靖波、王醫官福溢等乘軍委會卡車先出發，約於西安相會。2月2日我飛成都，停三日飛西安，適西安有敵機來襲，改飛蘭州降落。於是無意中得一游蘭州，看見蘭州幾個朋友。 抵西安後，晤行營主任程頌雲（潛）先生商量所走路線，不能決定。一面亦問之第八路軍辦事處，並托其電知前方將領，如遇我經過時請為照料。又晤山東省政府駐西安辦事之戴君、孫君等，承見告他們所常走之原武陽武一路，今被敵人封鎖，許多人員及器材均停滯不能走。於是我就先訪閻百川先生於宜川之秋林鎮，其事另記。訪閻歸來，赴洛陽晤衛俊如（立煌）先生。衛公極殷勤代籌，又堅勸莫忙，候機會東行。 最後決定，乘於孝侯（學忠）總司令入魯之便，隨他同行。於是趕赴皖北阜陽（穎州），與之相會。沿途經漯河周家口、黃河泛濫區域，乘小輪入皖。但我抵阜陽，於公已先行。幸其王參謀長靜軒初自陝之白河來，因又為同行之約。不意行抵蒙城，則前行之於軍已被敵人截擊，三團人損失半數，由津浦鐵路東又退回鐵路西。所有我們想於宿州車站南衝過津浦路之計劃，不能不重行考慮。 王參謀長改變計劃，不向東而向北。我亦改變計劃，不隨大軍而行。隨大軍而行，當然可得到保護，但亦就成了敵人的目標，不一定平安的。我與隨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渦陽，派人通知永城（屬豫東）書案店（一鄉鎮）新四軍彭司令雪楓，請其代為布置路線，並覓嚮導，輕裝前進。於是經永城入蕭縣（屬蘇北），在碭山境越過隴海鐵路，轉經豐縣沛縣而到山東之單縣。所有這些地方縣城都在敵手，我們都是晝伏夜行。越過鐵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敵軍偵知襲擊。幸得八路軍彭明治部，派隊千餘人來接，得以脫險。 單縣居山東西南邊角，我們即經歷魯西南各縣（舊曹州屬）渡黃河而北，到濮縣范縣朝城一帶（此是范專員築先領導抗戰之地帶）。轉而向東，經壽張東平寧陽等，在津浦路南驛車站之南衝過鐵路，向魯南去。這次過鐵路，亦是靠八路軍一一五師王參謀處長秉章率隊護送。 當時山東省政府沈主席在魯南沂水縣之東里店，於總司令則在上高湖，八路縱隊司令部則在蒙陰王莊。我們一部分同人編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隊亦駐於附近。我們奔赴魯南，意在與各方會見。不意正會見的幾天，敵人舉行他所謂的魯南大掃蕩，從四面八方攻進來（軍事上所謂分進合擊），於軍方師長叔洪 （范）竟以陣亡。從此我們輾轉于山谷之間，度其游而不擊的生活約近一個月。最後轉至費縣境，稍得休息，便由魯南返回魯西。 這次系從泰安附近越過鐵路。到達魯西時，亦正在敵人所謂魯西掃蕩之後，情形完全不是初時經過景象。前後在山東境內共歷四個月，於8月23日離魯西之濮縣而入河北省之濮陽。此地為丁專員樹本領導抗戰之根據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後面略記。承丁君派人送我們經滑縣濬縣，在湯陰境越過平漢鐵路，轉至林縣——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帶，原有我們朋友同學從事抗戰工作，多在林縣會見。由林縣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壺關陵川晉城等縣，這是所謂晉東南，我軍與敵人迭次大戰之地。當時得在朱軍長懷冰、龐總司令炳勛兩軍中各盤桓數日。隨又轉出太行山，到河南濟源孟縣等處。從孟縣渡河回抵洛陽，恰是「九一八」紀念日的前一天。 總計此行，經過有皖、蘇、魯、冀、豫、晉六個省份。半屬華東，半屬華北。經過之處，都是戰地，凡有我軍政長官者，必會面。只有經過陵川時，卻沒有看見朱德總司令，因為事後才曉得他在那裡。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軍隊同行護送。這種可以穿軍裝或穿長衫，並可以騎馬代步。又一種是自己少數人輕裝走。這便須改服鄉村的短衣，只可騎驢，不宜騎馬 （騎馬則目標大），最好步行。無論哪一種，都須好的嚮導。正確的情報，為起行前所必須；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變路線。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總有九十八次），因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沒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經兵災破壞了。 各戰地情形不同 從秋林鎮回西安轉洛陽，不久即登上巡歷戰地之長途。每承朋友見問，戰地情形如何？我輒張口難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舉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時情形不同之兩點，提出來說，倒是使人了解戰地情形一好辦法。 先說各地不同之一點。例如我所見的皖北各縣和蘇北各縣相較，有一大不同處。在皖北完全沒有八路軍新四軍勢力，行政專員郭造勛拒絕其入境；而在蘇北豐沛蕭碭則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縣雖經敵人重大破壞，各縣城內房屋存者不及半數，但行政權已恢復。專員郭君原為廣西軍隊中一團長，阜陽縣長亦為廣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廣西作風。舉辦各種訓練（如保甲訓練等）皆採用廣西教材。蒙城渦陽兩縣長則是本地人。因為李司令長官宗仁，是採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體上說，這裡情形要算不錯。郭專員之拒絕新四軍入境，他說：你們是為抗戰而來，此地敵人已退；如或有上級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無，所以拒絕。言之有理，對方亦即不來。 蘇北當時情形最奇妙。豐縣縣長董玉珏、沛縣縣長馮子固、蕭縣縣長彭效騫、碭山縣縣長竇雪岩，都是各自本縣人士。——此即李長官的政策。他們或奉委於失地之前（如馮），或奉委於失地之後（其餘三人），卻都是奉命於省政府（當時在淮陰），而且除馮外皆隸國民黨籍。然而他們所憑藉的武力，竟可說清一色的八路勢力。據聞當地失陷之後，董等三人自淮陰奉委，隻身潛蹤回鄉。全以鄉里自衛的意義，得到鄉人擁護，而恢復其政權。所謂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號蘇魯豫支隊），是外邊開進來的；還有一半是本地發動成立的。四個縣長（馮在內）的隊伍各有數千人不等，當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屬八路軍系統，卻從發動，掖助，以至領導皆出於八路，甚而系統，亦有分不清的了。他們時常不斷與敵人應戰，既無其他大軍，非靠八路不可。倒頗能為國共合作表現一好例。 可惜皖北蘇北情形，皆不長久。我離皖北，敵人隨即從商邱，下皖北；新四軍當然亦即進來，局面大變。我離蘇北後，國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壞。凡此又可說明各時情形不同之一點。 蘇北與魯南、與魯西南皆相接境。但魯南情形不同於蘇北，亦與魯西南不相同。魯南是中央大軍（于學忠部、繆征流部、沈鴻烈部）與八路軍（張經武山東縱隊、陳光一一五師）都有的。論政權，除敵偽政權外，皆屬於省政府，當時尚無八路自建政權之事。沂水、臨沂、莒縣、蒙陰等數縣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東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穩，小鄉鎮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開盛大宴會。於、沈、繆所駐相隔多不過百餘里，少者數十里。我趕到東里店的一天，主席，廳長，委員，專員，總司令，軍長，師長等，都聚會一處，雍容雅談。此不僅為敵後各戰地所無，抑以現在的魯南回想那時，亦將有唐虞三代不可復得之感（現在繆已變動。於、沈仍在魯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無擾的省政府和高度繁榮的小鄉鎮，我將趕到幾天就被敵機炸完。因為敵人一面從四外分進合擊（見前），一面從頂上來轟炸。省政府亦只有實行游擊，多數人員均行解散。所謂各時情形不同，此又一證明。還有我前敘由魯南返回魯西，全不是初時經過景象，亦證明此意。 試再以魯西與冀南比較。魯西前以聊城為中心，是范故專員築先領導的抗敵地帶。冀南以濮陽為中心，是丁專員樹本領導的抗敵地帶。兩地接壤，風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專員，以抗敵齊名。而以我經過時所見，卻完全不同。我經過時，范公已殉國成仁。雖有其參謀長繼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編省保安旅，而多數擾民極凶（見後）。丁專員所部極整齊，實力有兩萬人。人數少於范部，而魄力雄厚過之。因范公自己沒有基本隊伍，都從收編散兵游匪而來，致有三十幾個司令之多。范公在時，尚能於擾民中抗敵；范公故後，只擾民不復抗敵。丁君則先任濮陽縣長兩年，得當地人曹君（黃埔軍校畢業）之助，從訓練幹部，到自己成軍，其結果當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極佳，人民雖亦非常苦（負擔太重），而卻是有條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敵工作上，有兩點極有名的表現：一是改變地形。平原地帶，敵軍汽車騎兵運動迅速，最無法應付。於是將所有道路全掘成溝，寬五尺，深七尺，即以溝為路。此使敵騎敵車皆發生極大困難。我經過時，雖毀於大雨，仍然大致可見。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語堅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堅。敵人將至，則城內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敵人到時，因無從井取水之具，以致飲水不得。於是敵人到濮陽兩日自去。我經過時，敵人退去不過一個月之事也。——但現在的濮陽，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軍勢力範圍，只有丁氏當時獨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據我們所知各地方抗敵之初，各黨派多不分彼此，後來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頭為多數人所有；但結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個抗敵大前提來說，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極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複雜（有八路軍，有反正的偽軍，有兩面奉迎的軍隊，有中央軍），不如冀南。豫北和晉東南接連，為戰爭要地，中央軍朱懷冰部、龐炳勛部皆在此。我們經歷各處，都只看見游擊戰，沒有看見激烈的大戰爭。而到這裡卻是大戰地帶。敵我幾萬人開火，傷兵一下來就是一兩千，住滿了好幾個鄉村。其規模之大，情況之烈，聞之令人精神奮揚。例如晉城就是我到時收復不久的。敵占我奪，奪而復占，往復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時間。其時龐軍於收復晉城之後，又圍攻壺關，范漢傑軍則正攻陵川，我住龐軍中，時時聞戰報。而將過去不久的，龐軍攔車鎮一戰，最為老百姓所艷稱，沿路數百里，傳說不絕。 論到地方情形，晉豫又自不同。晉省先有其多年以來的村政，後有公道團犧盟會的民眾組織，迥非外間所能比。中央駐軍不問地方事，有事問縣長說話。而鄉間的民眾訓練，我卻見有八路番號臂章的人，喊口令。民眾與軍隊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達於極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見。 總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變化極快，是談戰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總括的三句話 若將巡歷各戰地後的見聞，總括來說，則我嘗有三句話。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敵人之勢已衰。第三句是黨派問題尖銳嚴重。先說老百姓真苦。這個苦完全是從抗戰來的，與平時無可比照。其苦況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舉例言之，老百姓向來是受慣欺壓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壓。若不同的兩面來，已難應付，何況今天竟不知有幾多方面。敵我是不同的兩面，敵之外又有偽，□□□□□□□□□ 。其他複雜尚多。或此來彼去，或同時俱來，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氣。而且有苦，沒處可訴。恐怕自古及今，誰都沒有受過這個罪，乃至亦沒有人夢想到有這樣罪受。 窮凶的破壞、有意的騷擾不說，只以法令來說，我方不許農產資敵，游擊隊遇見推車送糧食棉花向城鎮車站的，就可沒收。而敵方則高價收買，強制征取。我不許用偽鈔，而敵不許用法幣。誰的話都是聖旨一般，而聖旨卻從八面而來。 似乎人類的惡性，都在這種特殊機會中，發作出來。敵人對我之破壞且置不說，只以我們自己人的騷擾言之。這裡有一明證。廿八年4月山東省政府魯西行轅正副主任李樹春、廖安邦，曾發出一告各部隊官長書，就是以隊伍擾害太甚，為民請命的。內容說：「各部隊冒領給養（給養皆向老百姓攤派）者有之，栽贓勒罰者有之，誣良為漢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擄掠殘殺無辜者有之，……須知軍紀不良，惹起民眾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慘劇，可為殷鑑。……屢聞各地民眾有不堪駐軍騷擾，竟至央求敵人派隊掃蕩，或被逼為虎作倀情事，每念及此，痛心萬分。……望為民眾留一線生機。」原文由魯西《大時代報》 （報在菏澤城內出版，行轅予津貼）載出，我曾摘取電中央報告。李為民政廳長，廖為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而所謂各部隊者皆是省保安旅，縣保安團之類，明明是其上司長官，卻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詞勸告出之。 □□□ （被檢一段） 不講騷擾，單講加於老百姓負擔重，亦就不了。壽張一縣，人口不過廿余萬，而駐軍一時有馮壽彭部、齊自修部、於耀川部、劉耀亭部，還有省府行轅的三營，縣保安隊三中隊，各區常備隊等。所有這許多隊伍，都向地方索給養。只齊部每天即要一萬七千斤糧食，菜錢在外。試問，這如何得了？ 人禍之外，還有天災。我沿途曾看見旱災、蟲災、水災三種。而在前（廿七年）在後（廿九年），據所聞亦都是災情很重的。我所見春夏是乾旱，而夏末秋初則大水。我初去時，於五月尾在鄄城濮縣之間過黃河。河槽完全乾的（半因黃河改道），沒有一滴水，我們步行河底而過。回來時，於八月尾仍在鄄城濮縣之間過黃河。河水滿槽，卻非船莫渡了。 水災最慘重的，我所見的是豫北。豫北的東部，有衛河；豫北的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這其中，還有人為的因素。我軍掘沁水，以沖道清鐵路敵軍；敵軍則於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沖我們。彼此對沖，天災人禍合一，老百姓卻無處容身了。當地行政專員潘善齋，告訴我有五個縣城沁陽、博愛、獲嘉、武陟、新鄉，全在水中泡著。災民不知有幾多萬，無處可逃。想渡過黃河南岸來覓食，而以軍事關係又不許人渡河。 我記得有一次，隨八路軍同行，在泰安境內的山村中，全村的糧食不足我們一飽，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軍至天明，饑渴非常，乞食於老百姓，不問內容，先行吞咽。細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餅，加以樹葉煮成粥。這在我們，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據現在所知，敵人狠毒的破壞，遠較我經過那時加重；而兩年來內部鬥爭使局面惡化，亦遠過於彼時，游擊區域同胞們的苦痛，怕是傾若干淚和血亦訴不盡，任何一枝筆任何一張口亦形容不盡。人世間的奇惡絕慘，到此怕才算齊備。雖今日全世界都在兵連禍結，苦痛的不只一個中國，然而情節複雜，刻骨入髓，則怕哪裡亦不能比。但不知經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終的意義是什麼？ 第二句話，所謂敵人之勢已衰，事實可征者甚多。最顯著不同於開戰初期的，是士無鬥志。戰事初期，敵兵絕無繳械投降之事，雖戰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圍遭擒，亦斗到底。現在不然，將槍一拋，高舉雙手的很多了。大約素質已不同，初時是現役兵正精壯剛強，現在則或是十八歲的孩子，或是三四十歲迫近中年。沿途我們都遇見俘虜，在我軍中；亦曾與之談話（多半筆談），而知其情形。又敵軍厭戰反戰，隨處皆有其例，舉不勝舉。再則敵偽內部腐化，駐防游擊區的為尤甚。因彼此爭權奪軍，而致下屬不服長官命令，軍紀無法維持者有之。以華制華之計不能成功，關係其前途為尤大。蓋敵人沒有深懷以用人，沒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輕薄，中國人不能與久處。偽軍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發槍械，或不發子彈（皆臨時再發），或種種監視提防，激起偽軍投誠反正者愈多。所以幾年來，偽軍總量上沒有加，只有減，沒有穩固，只有不安。——至少山東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話，所謂黨派問題尖銳嚴重，似亦無煩多說。大要游擊區域短兵相接，與大後方雍容坐談者不同。我初去時，問題將開始，還沒有大決裂，方自謂可於此盡些力。哪裡曉得，第三者是不見容於兩方的，而且問題是整個的，不能於局部解決。簡直一句話不能說。在歸途上所見所聞益多，所以忙著回來想根本辦法。兩年來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們自己朋友學生亦連連被殺（我到山東時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無所不用其極」一句話，可以包括。問題嚴重，無以復加，又非當時之比了。 一幕驚險劇 關心我們朋友學生抗敵工作而想加以撫慰鼓勵，是我赴華北視察目的之一，前曾經說過。所以這裡臨末還須交代一下。這就要敘到一幕驚險劇了。 我們的第三政治大隊，除第五支隊留於豫北工作外，其餘由大隊長秦亦文君率領開入魯境。因奉部令歸省政府直接指揮，所以大隊部即住東里店附近。如前所敘，當我到達東里店，與各方會見的幾天（6月1日至6日），便遭敵人圍攻。我與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尋不見。久之又久，忽然得訊，秦君率部駐於蒙陰的北岱崮，距離我們隱藏之地往北約百餘里。於是我偕隨行諸友，往北去就他。 哪裡曉得，秦部五百餘人，還有省府其他人員相隨，目標過大，又留駐該地達十日之久，已被敵人偵知，派兵三路進擊。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後正有敵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進。我到達該處，秦部已得諜報，敵人拂曉進攻，急須轉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齊隊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書公竹川君並警衛隊六十名專衛護我，遇必要時，我得另自走。 當天黑齊隊時，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嶇坑谷，漆黑無光（用光火恐為敵見），出手不辨五指。前後彼此牽衣而行，不許交言，古所謂銜枚而進。腳下高低深淺，亦不得知。兩次有人滑墜澗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褲淋漓，難於移步，寒透肌骨，既飢且疲。走到天明，舉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為行慢之一因）。 此時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莊，名「對經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請我及隨帶警備隊進村。他們大隊再前進不遠，進另一小村莊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們進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見一人，而屋內衣物食具卻未攜去，極為驚詫。試問通宵大雨，老百姓為何不在？既出走，為何衣物食具全在？顯見得，其為臨時驚慌逃去，此地不遠必有敵人。我們實在應當馬上走開，不應休息，卻為饑寒所困，不免耽擱。正在解衣擰乾雨水之際，耳邊槍聲大作，知道不好。我本來騎馬，幸未解鞍，趕緊上馬向東而逃。——因槍聲在西面。 原來敵人在近處一山頭，看見我們隊伍進村。而我們則以大雨迷濛，人馬疲睏，卻未見他。所以他們立刻下山，將石人坡包圍，四面架起機關槍。大隊人馬，有的衝出，有的陣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內，被敵縱火焚斃。事後，我曾派黃君公君等返回調查，掩埋死者，撫慰傷者（隱於老百姓家），得知其詳。 就在敵人包圍石人坡之時，給我機會逃走。我策馬仰登一山頭，一個完全沒有路徑的山頭。山頗高，到山頂便入雲端，敵人不能見。於是一時逃過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風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尋路下山，見有兩三人家，便去覓食烤火。將在解衣烘烤和進食之際，隨員報告敵人即至。不得已又出來，隱身於草樹茂密之處。舉目向遠處望去，果見有兩路隊伍，循兩山嶺而來。一路在前的，為中國隊伍，有我們的大隊，亦有其他軍隊。一路在後的，則為敵兵。看看走近，知非隱身草樹所解決，適見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隨之。末後，藏在一大山洞內。 洞內先有人在，老弱婦孺為多。我和隨行者共六人，入洞時，老百姓指示我們隱於最後，並以我們行裝易被認出，解衣衣我，以資掩蔽。此時兩軍即已開火，槍聲，大炮聲，最後並有飛機助戰，正正在我們的山上面。洞內屏息靜聽，自晨至午，自午至黃昏。黃昏後，槍聲漸稀，入夜全停。此時老百姓出而勸我們，離洞他逃。我們始亦願他去，暗中摸索而出。無奈，兩軍並未撤離一步，警戒甚嚴。哨兵於黑暗中有所見，即射擊，我們沒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內。 我們折回洞內，老百姓極不願意。他們說天明戰事完了，敵人必然來洞搜索。我們身上皆佩短槍，不是開火，就是被擒，一定連累他們。但我們實在無處可去。大家無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睜目看時，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則除我六人外，洞內沒有人了。此時戰事又作，激烈如昨。洞內無人，便於移動，可以偷望對面山頭敵陣。旗幟、敵軍官、望遠鏡、指揮刀，歷歷在目。過午槍聲漸稀，望見敵兵三五自山頭而下，不久竟沿路轉來洞邊，大皮靴聲音直從洞口 過去。當時同人皆扣槍待放，他如果向洞內望一望，我們便拼了。這是最險的一剎那。 午後約三時頃，戰事停。我們出洞來看，兩山兩軍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內飢不可耐，差不多兩天沒吃飯了。只好將洞內老百姓遺留的筐籃鍋盆，一一翻檢，尋些食物。我們正在大嚼。老百姓卻回來了。我們臉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語相慰，並各取出飲食相餉。但他們仍不敢引我們到家，日落時，領我們到二十里外另一個洞去住。 險劇既過，不必接續述下。第三政治大隊經此兩役，損失大半（秘書主任、秘書、會計被俘身死，其餘不計），殘部逕返魯西。因為原留有第二支隊在魯西，合起來仍有三百人之數。支持到上年（廿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離洞以後，六十名警衛隊已尋不見。幸好公秘書竹川相隨，他是蒙陰本地人。蒙陰公姓甚多，有「蒙陰縣，公一半」之謠。於是我六人隨著他，投止於公姓家。從第一個公家，到第二個公家，再到第三個公家，……如是一路從蒙陰北境走出蒙陰南境。他送我到較平安地帶，即返回家去。卻不料不久竟為八路軍所錯殺，棄屍無頭。 此行勞而無功 總論此行，勞苦是勞苦了，危險亦危險了，卻是並沒有什麼收穫。當初北行的用意五點，多半未做到。第一點，親自考察游擊區的事實，是否與自己揣想者相合。當然考察了一些，並且知道與自己揣想者不盡相合。這尚不算全無結果。第二點，會晤舊同人同學，撫慰而鼓勵之。當然會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來去，不得安住於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會。因此未得會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隊），即於此時送掉，未達加強抗敵力量的目的。第三點，沿途宣講國際國內情勢，以堅定淪陷區的人心，略收好果。因為我北行之際，正汪精衛投降之時，頗有人以為中國無法支持。經一番講說，並經我指出大軍轉至敵後的計劃（此計劃定於南嶽會議，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實行），國際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歡悅。所謂八個月中，急促奔跑之時多，從容巡視之時少，因而宣講的機會有限。第四點，作研究功夫，匆忙中當然說不上。至多得到一點親身經驗，為研究之資而已。第五點，所謂調和各方，其事之無能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過親見許多事實，更促我努力團結而已。在那裡實在沒有能講一句話。 旅途雜感 八個月的旅途中，見聞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憶，猶存其什之一二，記之於後。 第一個感想，便是中國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敘，為了抗戰他們所受苦難，都沒有怨恨國家、怨恨中央之意。游擊隊（所謂省保安隊等亦在內）隨地籌給養，以至像我們過路的軍政人員沿途需要招待，並不以為是格外需索，或不願意負擔。他們簡直承認，完全承認這是應當的。他們心裡不服的，只在無禮的騷擾，其他毫無問題。國家遭難，大家都得犧牲是圖挽救。這一點，他們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沒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員軍隊游擊隊此一黨彼一派太對不起老百姓！這是隨時隨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點。 第二個感想，民國三十年來正經事一件沒有做，今後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還有黃河右岸窮谷中，婦女束髮青衣白裙的裝飾，與京戲上所見正同，大約仍是明代的舊樣子。說到窮苦，更不勝說。普遍都是營養不足，飢餓狀態。其不潔不衛生，則又隨窮苦及無知識而來。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於現代。故如何急求社會進步，為中國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國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沒有做。一年復一年，其窮如故，其陋如故。照這樣下去，再過三十年豈不仍是依舊。我們平素主張鄉村建設，就是有計劃地用社會教育普遍推進建設工作，求得社會平均發展（反對歐美都市畸形發展）。從觀察了內地社會真情以後，這一要求更強。 再明白點說，從這感想中，我們更要反對內戰和一切妨礙國家建設社會進步的事。同時，我們亦反對無方針無計劃的建設，蹈資本主義的覆轍，人力財力奔向工商業去，而使廣大鄉村落後。從這感想中，更加強我們平素主張的自信。 第三個感想，今日問題不是敵人力量強，而是我們自己不行，敵人之勢已衰，前已敘過。且以山東而論，合計分布各處的敵軍，全省亦不過兩萬餘人。以山東地方之大，兩萬人安得為強？何況其已呈衰勢呢？然此已呈衰勢的兩萬人，卻居然能霸占山東，而且據點擴充到很多。全省情勢，我不願明說。只以去年12月我所得確報，一個滕縣境內就有十九個據點。滕縣從前在我們行政上，亦不過分十個區，設十個區公所。他現在竟加一倍。每一據點，總有幾個敵兵，有時，少到兩三個。如此零散，應當不難解決，而乃受制於他。這完全證明不是他力強，而是我們太不行了。這個不行，不是軍事的，是政治的。說起來，只有慚憤。 過去的不說了。今後既要準備反攻，必須調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強各戰地政治工作，啟發民眾抗敵力量。如其不然，恐無翻身之日！ 第四個感想，中國目前的問題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卻並不現成。因為這政治問題後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爭。譬如上面說，對於敵人勢衰力弱見出於中國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問題，有老文化為其背景。又如前敘游擊區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於敵人所加於我者，不如中國人自己造成者多。這亦是政治問題，亦有老文化為其背景。 十、統一建國同志會 華北華東之行，如前所敘於「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陽，即可算結束。在洛陽晤衛司令長官（立煌）談兩度之後，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蔣主席（鼎文）談話，並托八路軍辦事處發電其前方將領，致謝沿途照料。10月3日由西安飛成都。 我到成都這一天，趕巧是蔣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飛成都準備就職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晉謁。雙十節後的一天，承約便飯，就將戰地經歷大致報告。又特將山東敵情，省政府情形，八路軍情形分別報告。蔣公於如何處置山東事，頗有指示。此時談話已甚長，黨派問題尚未及提出，請示時日再度奉謁。蔣公約於回渝再談。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黨派問題尖銳嚴重，推想大後方必然迫切要求解決，是我努力貢獻意見的機會。所以準備分向三方面洽談：一是國民黨方面，二是共產黨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所謂第三者方面，意指兩大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屬於第三者，平素所往還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談者亦在此。此時在成都的有黃炎培、晏陽初、李璜諸先生，於是連續聚會有所談商。 我大致報告我所見黨派問題尖銳嚴重情形（其中包括山東問題及河北問題，未經敘出於本文者），認為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非想解決辦法不可。第三者於此，無所逃責。而零零散散，誰亦盡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為當前第一事。黃、晏、李諸先生都十分贊成，相約到重慶再多覓朋友商量進行。 10月23日我飛返重慶。此時蔣公恰赴桂林，又轉湖南前方，不獲見面。而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如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於參政會開罷，尚未離渝。26日晚間訪晤於曾家岩五十號，上述諸位全在座同談。 我談話，先從戰地見聞談起。所有八路軍如何行動不對，以及我的學生如何被他們殺害，皆爽直說出。秦（邦憲）先生一面聽我談，一面筆之於紙，但他們諸位對於這些事不甚表示意見。其意似謂你既歷歷有見有聞，而我們見聞不及，又無其他報告，無從判斷其是非，既不能否認，亦不便遽皆承認。我接著就指出問題的嚴重性，進而提出我所主張的解決辦法（大要見前第八節：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特別置重於軍隊必須脫離黨派，統一於國家。所有這許多話，秦先生亦全記下來。然後由陳、秦二位先開口作答，以次及於林、吳、董諸老。他們答覆我的話，大致是說：你的理論和我們的理論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結論都和我們的結論頗相合。至於軍隊統一國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來同志在廿五年「雙十二」時節，且曾對外說出過這個話。不過事實上，必要國民黨同樣辦理，我們方可照辦。——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慶的朋友，那時正忙於憲政運動。因9月間剛將憲政案通過於參政會，政府原答應於雙十節作一宣布，而屆時未實行，謂將候11月初間的國民黨中央全會之決議，所以在野黨派為促成憲政，無任其久延，吃緊努力。 我於那次參政會是沒有出席的。那時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懷冰軍長的軍部中，略聽到消息而已。好在會罷不久，我即到渝，於當時提案討論通過各情形尚能聞知大概。據我所知，當時各方提案最初動機，□□□□□□ ，而爭求各黨派合法地位，俾有公開活動的自由。乃從這一問題，轉到早施憲政。恰好此時，汪精衛組織偽政府，以施行憲政為號召，遂以間接促動此提案之通過。論時機實不成熟。 照我個人所見，應以團結統一為急。即如各黨派□□□□ （我亦在其中），我認為亦宜從團結統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從團結統一中得其解除，不能從憲政得之（料定憲政不會實現）。在大家亦並未忘了統一，大家意思求憲政即是求統一，未嘗有二；我則認為要從統一到憲政，而不能從憲政到統一，所以我對於憲政運動不如對於統一運動之熱心。統一運動入手處，在先謀第三者之聯合，我專志於此，憲政運動便沒有參加。 好在大家朋友並不怪我的偏執。而且對於第三者之聯合，早有此意，不待我發動，已在洽商中。經彼此聚議好多次之後，一面確定這一組織的名稱為「統一建國同志會」，一面通過本會信約十二條文。原文照錄於次： 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 一、吾人以誠意接受三民主義為抗戰建國最高原則，以全力贊助其徹底實行，並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純潔的心情，擁護蔣先生為中華民國領袖，並力促其領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認定：中國今後惟需以建設完成革命，從進步達到平等，一切國內之暴力鬥爭及破壞行動，無復必要，在所反對。 四、吾人相信：中國今後需為有方針有計劃之建設。此建設包括新政治，新經濟乃至整個新社會文化建設而言，且彼此間須為有機的配合。 五、吾人承認今日較之以前已進於統一；但為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吾人要求為更進一步之統一。今日之統一，非出於武力，而為國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後仍應本此方向以求之；務於國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求得國家之統一。 六、吾人主張憲法頒布後，立即實施憲政，成立憲政政府。凡一切牴觸憲法之設施，應即中止，一切牴觸憲法之法令，應即宣告無效。 七、凡遵守憲法之各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開存在；但各單位間應有一聯繫之組織，以共同努力為國是國策之決定與推行。 八、一切軍隊屬於國家；統一指揮，統一編制，並主張切實整軍，以充實國防實力。 九、吾人不贊成以政權或武力推行黨務，並嚴格反對一切內戰。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剷除貪污節約浪費為其最低條件。 十一、吾人主張現役軍人宜專心國防，一般事務官吏宜盡瘁職務，在學青年宜篤志學業，均不宜令其參與政黨活動。 十二、吾人主張尊重思想學術之自由。 （此十二條宜與後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十條對勘，而參求其異同所在） 此十二條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諸先生。左先生並負匯集各方意見之責。我於其中，亦參加一些意見，並於末後與沈鈞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負審查之責。經大家通過後，即作定。 這一組織，口頭說明（文字上不便規定）是中間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國民黨和共產黨當然不請他參加，但間或有國民黨籍，而實際另屬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張申府先生等，則在內。又參加的非必代表一黨一派，無黨無派的個人，如張表方先生（瀾）、光明甫先生（昇 ）等各位，亦都參加。又參加的，固以參政員居多數，而非參政員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黨派而論，則凡在參政會中有人的，全在內。不過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胡石青、羅文干三先生參加，而張君勱先生卻沒有在內。 組織確定，為免滋誤會起見，同人咸主以本會信約十二條，托王世傑、張岳軍兩先生代為轉呈最高當局，並推定黃炎培先生和我兩個人代表面陳一切。黃先生將文件手交王、張二公，請其代約謁見日期。隔多日，蔣公約去見面時，則黃先生已因公赴瀘州，只得我一個人去見。 我見蔣公時，張岳軍、王世傑兩先生皆陪座。我說明本會成立動機，是受黨派問題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轉自任。蔣先生屢次要我們說公道話，而不知道我們說話甚難。我們說一句話批評到政府，則被人指為接近共產黨或站在某一邊了；我們說一句話指摘到共產黨，又被人指為接近政府，或為國民黨利用，仿佛我們就沒有我們的立場，只能以人家的立場為立場，這是非常痛苦的。這樣將全國人逼成兩面相對，於大局極不好。於大局極不利的，即於政府不利。我們聯合起來，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場。蔣公既以說公道話相期勉，先要給我們說公道話的地位，那就是許可我們有此一聯合組織。 蔣先生沒有留難即表示諒許，大約是先經研究決定了。只問我，參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數數，數到沈老先生和鄒韜奮先生時，□□□□□□□□□□□□□□□□□□□ ！我答，以我所知他們兩位並沒有成見的；與其讓他們在這一組織的外面，還不如約在裡面。蔣公點頭，亦以為然。談話大致即此為止。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蔣邸，王世傑先生以車送我回青年會。在車中，他問我道，你們這是一政黨了。我答不是。這是為了當前問題的一種聯合而已。當前問題有分裂內戰的危險，我們誓本國民立場，堅決反對；「統一建國」的標題正由此而來。現在參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間，還有不少距離，須得慢慢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縱有人想組黨，現在亦說不上。在我個人則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多黨制是合理。說得激烈一點，我反對歐美式的憲政。王先生於匆促間聽不明白我的話，他誤會我反對中國行憲政。他竟轉問我道：你是否認為中國永不需要憲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開倒車的人罷！ 12月間會中，同人擬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編，曾集資若干，並指定各人撰稿。後來卻沒有出版，其情不詳，因那時我離渝了。轉過年來，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斷聚會。臨近參政會開會之前，到的人亦多，聚會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屬我起草。我草出後，大家討論。意見互有出入。最後仍作為我個人提案，願聯署者聯署，此事另記於後。 參政會開罷，同人多離去。接著到了5月大轟炸期，在重慶更不能住。同人幾有失去聯繫之勢，幸而周士觀先生（寧夏參政員）寓舍宜於避空襲，他不離渝，乃公推他照料會務。每次同人入渝，與他接頭，於必要時通知開會。 八路軍新四軍問題，由來已久，而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 （9月19日）促其緊張。皓電以前，我們為關心大局，每於開會時，約中共駐渝代表秦邦憲先生出席，請他報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與政府交涉的情形（當時一切交涉皆由秦與何）。政府方面亦間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給我們。後來秦先生回陝北，周恩來先生則來渝，常亦被約預會。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為了願意我們清楚前方軍隊情形，屢以各色新繪地圖拿給我們看。所以由兩方面的問題，不知不覺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雖然這一個會很可憐的，並無甚勢力。然而除了這一個會之外，更向哪裡尋得第三者？ 問題愈到後來愈緊，轉過年來1月初間，就發生皖南新四軍事件。接著就有中共的抗議，而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於此，當然不能坐視大局之僵持，於是就有本年2、3月間奔走的一段經過。其事見前第一節，可不再敘。 說2、3月間奔走的是同志會亦可，說是民主政團同盟亦可，因為表面上都沒有以團體名義出面，而實際上同志會已改組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會為前身，組成分子還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國會一派朋友（再則多了一位張君勱先生）。至於其組織加強，綱領有異，自應於時勢需要而來，此處不敘。 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 統一建國同志會同人，於廿九年（1940年）4月初間開的參政會，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將當前大問題，分作一二三幾個，由同人分別擔任起草提案，然後請大家討論，集中思慮，修正完善，提出於大會。我擔任的，即是關於當時黨派問題的提案。不過我草出之後，大家討論，在措詞上，在辦法上，意見互有出入，不能歸一。遂改由我個人提出，同人隨意聯署。 此案標題，為《請厘定黨派關係，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由此案，就在參政會中產生一「特種委員會」來負（關於此事的）審查及建議的責任。雖然後來，並無收到什麼結果，但總算有此一事，現在大略敘一敘。 於此，先要談一談國共問題。國共問題始於河北、山西，次及于山東、江北、江南。衝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來說，則始於廿九年l、2月間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上何參謀總長應欽的報告。我寫此提案，即根據報告來說話。我的意見和主張，則根據我平素對於這問題的認識。我的認識可分為三層言之。 一、問題為自然演成，不必追問誰負其責。好多人一開口，就喜問兩方面鬧起來，究竟誰不好。這是最糊塗的話。要知兩方面原來都不是立憲國家的普通政黨，彼此可以互相承認其存在。而實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國自任的革命黨，其不相容性，本於先天。此其一。過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鬥，雖則一時罷手，彼此初未釋然。此其二。明乎此，則其勢不能免，不能怪責哪一方，已甚明白。何況，政治軍事文武鬥爭分不開，地面如此廣，人如此多，亦無從追究誰先起意，誰先動手。事實上，總是相激相盪，不知不覺演成，此其三。還有第四點，就是當兩方關係好轉時，未及將彼此關係厘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陝北邊區，軍事上第十八集團軍，其於國家建制幾成一謎。匆忙抗戰，留下許多問題未解決，其引啟糾紛，是自然的了。 二、國民對於這一問題，應抱持嚴正態度。上面的話，對於當事雙方誰亦不責備，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間調停人，要如此說話才行。其實我是反對這種態度的。中國國民不應當將此事看做鄰舍吵架一樣，站在旁邊來調停。這是家裡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嚴正干涉態度。對於雙方有不對處，都應當責備。 三、解決問題的辦法，要在國民輿論督迫下，和平解決。要知道陷身問題中的兩方，誰都不能解決這問題。問題的解決，必將關係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問題中的大多數國民。正當的解決，亦是惟一可能的解決，必在國民輿論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說，事非一枝一節之事，於一枝一節究問是非曲直，實屬無益。又說，問題之解決，應從厘定黨派關係入手，以求得較今日更進一步之團結（意指黨派綜合為一）。而以解決問題的責任，責望於參政會。原文有云： 竊念執政之國民黨，於抗戰起後，既招致黨外在野人士，始而為國防參議會，繼而為國民參政會，原期團結共商國事。今雙方行動，雖不起於參政會內，須知亦並不在會外。國民黨方面，蔣總裁固明明本會之議長也。共產黨方面為首負責人毛君澤東，固明明吾參政同人也。雙方不協，是本會尚未能發揮團結作用有以致之也。設今於此問題不加解決，而聽其擴大，則參政會應職其咎。吾同人舉不得辭其責而亦大虧負執政之國民黨之初心也。 至於原案提議的辦法，計有三點：一是電促毛參政員等迅速出席（按毛君從未出席，而其餘幾位當時亦未到）；二是組織特種委員會研究解決方案；三是特種委員會由議長指定委員三人至五人組織之。 其實在我早知問題解決非易，並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會內會外造成強烈不許內戰的輿論空氣，俾軍事行動收斂一下，而尋求合理解決途徑。其次，則希望在大會電促之下，毛先生果然來渝一行，情勢或有轉移，為問題解決開其端。但後來事實上均未做到。 我當時是先提一詢問案，後提此建議案。詢問案於開會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據參謀總長在駐會委員會上之報告，而詢問政府在眼前曾否嚴切制止雙方行動以及如何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議案撰寫好，覓同人聯署時，許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簽名。只有幾個熟人，如黃炎培、冷遹 、江恆源、張君勱、羅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張申府、晏陽初諸公幫忙，幾位老先生如張一麐 、鍾榮光、胡元倓、張瀾、光昇 諸公熱心此案之提出而簽名。黃先生老成練達，他勸我不要貿然提出，應先請示議長蔣公，至少亦應先向王秘書長（世傑）說明之。我沒有那樣周到，又加聯署人湊足二十，大會提案將近截止，來不及請示說明，就徑直送出了。 在詢問案送何部長答覆之時，大約我已被人注意而懷疑。及至此案提出， □□□□□□□□□□□□□□□□□ ， □□□□□□□ 。執政黨的參政員始而要打消此案，後來改提強調軍紀軍令的對案。最後由王秘書長面請蔣議長指示，蔣公一面親筆手諭， □□□□□□□□□□□□□□□□□□□□ 審查會召集人適為黃炎培先生。王秘書長約黃先生商談後，即將手諭二紙（一紙寫不完，遂有二紙），請黃先生轉給我看，並托他與我商量一切。 蔣公手諭原文此時自記不全。大意是，此為軍令軍紀問題而非黨派問題，軍令軍紀是不能有討論餘地的，然而參政同人若願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後則政府自有權衡。黃先生與我商量，說當局既認為可以通過，則通過無問題；為避免會場上無謂爭吵起見，最好省略各種手續。□□□□□□□□□ ，□□□□ 於是在審查會上，黃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讀（照例秘書宣讀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說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頭說明）。然後主席又說，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謂組織特種委員會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討論。大家表示贊成，舉手通過。陶參政員百川發言，原提議特種委員會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選既請議長指定，則人數亦不妨由議長決定之，不必限制。又大會沒有幾日，此委員會工作似不必限於大會期內，即在會後仍可進行報告請示於議長。大家亦無異議，而通過。 審查會完畢，送到大會上。蔣公親自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種手續。只由秘書長宣讀審查意見，議長問大家贊成者舉手，大家舉手，通過。於是一個大案，不到兩分鐘，便辦妥。事情不算不順利，而我想造成輿論空氣的初意則達不到。還有電促毛參政員澤東出席一層，則審查會以至大會皆沒有提。 末後，特種委員會經議長指定十一人組織成立。共產黨方面由秦邦憲、董必武代表；國民黨方面則有許孝炎、李中襄等幾位；居於中間的則為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幾位（記不全）。而由張副議長伯苓和黃先生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開會。 據聞開過兩三次會，在會上兩方說話甚多，卻並無一點爭吵，而且每次都有結論。——這是黃先生告訴我的。臨末一次會，秦參政員報告他與何部長交涉大致妥協，計有三條： 一、共黨處置辦法，以彼此公函往復取消之。 二、陝甘寧邊區定為十八縣，由中央指定之；其隸屬關係大約將隸屬於行政院。 三、軍隊編制為三軍六師、三補充團、三保安團、三支隊；共約二十三萬人之數。 如是該會議決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職權，必須經中央正式訂定公布，以舉統一之實。此事並望中央從速解決辦理。 二、各地民眾運動應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並服從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辦法應一律撤消，以收團結之效。 三、關於貨幣，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當數量之供給；同時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貨，以免紊亂幣制。 四、經濟抗戰應由政府命令各方嚴切執行，絕不使敵貨輸入流通。 五、右之決議，由召集人面陳議長；本會休會，這樣特種委員會就結束了。 十二、總結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節，將我個人自抗戰以來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節，上年4月間的一提案，若再敘下去便是第一節，本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首尾如環之相扣，所有前後情節，乃至日期順序，都可在全文中尋清楚。現在臨了特地說幾句話，作一總結。 我努力的是什麼？大約看了全文的自然明白，無待贅言。現在要說的，就是凡我在抗戰中努力的事，其實都是抗戰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則，就是將來抗戰完了後，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 先講抗戰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鄉村建設，人人皆知。鄉村建設的內容，不外喚起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總而言之，就是發動民眾。抗戰中的發動民眾，是在以民眾配合軍隊，以後方配合前方；總而言之，是為了抗戰。抗戰前的發動民眾，是在啟發民眾力量，作根本建設工夫，向著新經濟新文化新政治而前進；總而言之，是為了建國。然而抗戰前，雖側重根本建國工作，同時早就準備抗戰；此為上文所曾敘及者。抗戰中，雖以對外抗戰為主，同時亦正離不開根本建國工作。所以前後並沒有大差異。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而未能做；在四川我擬了改善兵役種種計劃和建議，而未能做。——這大都是為後方設想的。在徐州小駐時，曾為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寫一冊《抗敵工作指南》，亦沒有發生多大效果；則是為前方或敵後設想的。其起首一段，將抗戰前工作抗戰中工作性質無異，聯繫不分，指示甚明，摘錄於此，以備參考。 鄉村工作，在平時其目標為建設新社會，完成中國革命。但在今日，則應轉移其目標於抗敵；於抗戰之中，進行新社會之建設。此為總目標。在此總目標下，則以敵人征服我者有四大步驟，從而對抗，亦有四項目標。茲分別指點於次： 一、敵人對我第一步計劃為軍事的占領。故抗敵工作第一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軍事目的。在國軍作戰地區，則發動民眾武力，組成游擊隊，與正規軍相配合，相策應，並擔負諜報、嚮導等工作，以求保衛鄉土。在敵人已經占領地區，雖不得正規軍配合策應，亦應相機為破壞敵人，牽制敵人，妨礙敵人種種工作。大之可以部分收復失地，小之使敵人不得遂行占領。 二、敵人對我第二步計劃為政治的統治。故抗敵工作第二目標，應為對抗敵人及其傀儡政權（如維持會，或偽縣長等），使不能達到其政治目的。在敵人傀儡政權勢力所及之地區，例如鐵路沿線，或公路沿線之城鎮等，應有秘密組織，消極抵抗，乃至進而予偽政權以種種破壞打擊。在敵人未成立傀儡政權之地區，或雖已成立而其勢不能及之地區，應斟酌情形，或形成某種方式之地方自衛自治力量，或樹立代表民眾之臨時政權。總求安定社會秩序，俾農業得如常生產，農民得如常生活，消極的可以不接受敵人統治，積極的能為游擊隊作根據地。 三、敵人對我第三步計劃為經濟的榨取。故抗敵工作第三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經濟目的。此要在使鄉村社會趨向團結組織，依其組織的力量，解決經濟生活上種種問題（如缺乏煤油，便商量著設油坊，缺乏輔幣，便商量著存積糧食，以糧食為標準，發行輔幣），達到鄉村自給自足的企圖，而使敵人不得遂行其種種計劃（不能收買農產，不能行使偽鈔，不能推銷敵貨，不能布置經濟侵略機關）。 四、敵人對我第四步計劃為滅亡我民族文化。故抗敵工作第四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亡我之最後目的。此要在激發民族意識，認識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服膺勿失。凡其一切毀滅我文化之所為（如提倡日語日俗，改訂教科書等事），均嚴切拒絕之，抵制之。 然抗敵之中，仍須不忘原初建設新社會之目標，要使上列各項工作同時更具有建設新社會之意義。例如：在政治工作中，啟發民眾政治意識，養成其組織能力，引導其政治生活趨向民主化；在經濟工作中，促進農民合作，養成農民適應環境之自主能力，使經濟重心轉移於鄉村，經濟生活趨向於社會化；在軍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樹立堅強的有形無形之國防基礎等等皆是。 抗戰不能不靠民眾抗戰；建國不能不靠民眾建國：總之，都要發動民眾。然而中國民眾在鄉村，民眾工作就是鄉村工作。鄉村工作是我一向的本行本業。 [1] 寫於1941年。 [2] 關於這些教育（或稱訓練），我本囑隨行的友人考察記錄，不過材料不在手邊，只好從略。但我為使上面的話不落空，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見，我特指出那學生生活的苦況。吃飯總是吃小米飯，沒有掉換，菜只一樣，蘿蔔湯，有點鹽，沒有油，滋養二字，不能談。睡在窯洞內，空氣光線皆不足，而且潮濕，又是人與人擠攏一起，鋪位分不開，跳蚤虱子縱橫無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沒有洗臉水，因為擔水上山來不易，水都凍冰，要柴來燒，而柴是貴的。所以一盆水，第一個人洗過，第二人洗，第二人洗過，第三人洗，第三人洗過，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個人才算完。這種情形，衛生二字向誰講？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隨我去的鄒君參加到他們學生隊中，故知之詳且確，沒有虛假，奇怪的是身體並不見差（面色不見黃瘦難看），興趣都很好！這不是一種成功嗎？——漱注 記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卅年雙十節揭曉於香港，余負經手之責，而深有遺憾於其事，因記其經過曲折於次： 一、同盟之前身 同盟之前身為「統一建國同志會」。此會發起於民國廿八年（1939年）10月間，訂有信約十二條，曾邀當局諒許成立。余於《我努力的是什麼》（發表於香港《光明報》）中記其事，今不再詳。同人因感於其組織鬆散，且未能強調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組成同盟。同盟實即由同志會改組而來也。 二、同盟之發起 同盟之發起，在民國廿九年12月24日。是晨重慶報紙揭出國民參政會第二屆人選名單，即於名額一再擴充，而上屆在選之黨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顧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與黃任之、左舜生兩公不期而相會於重慶新村四號張君勱家。彼此感慨同深，遂發同盟之議。四人自晨至暮，討論整日，多所決定。次日 （25日）黃公又約來冷御秋、江問漁二公同談。余出先一日談話記錄，供眾閱，眾認為無誤，並決定命名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不久舜生去蓉，君勱回滇，余亦返鄉間（璧山縣來鳳驛），相約於來春2月再聚於重慶，賡續進行之。 三、同盟之定議 民國三十年（1941年）2月中旬，同人先後到渝。以參政會將於3月1日開會，故各方朋友來者頗多，正好商議。其時適在皖南新四軍事件之後，有中共參政員全體不出席參政會表示抗議之嚴重問題，同人奔走兩方，力求勿以國內裂痕暴露於外（《我努力的是什麼》記其事甚詳）。雖大會期內中共參政員卒未出席，而以當局嘉納余等建議（建議組織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會後仍在奔走，直至3月底乃告停頓。其間聚議頻頻，而同盟之會商進行，即夾於其中。 同盟事經多次會商而後，主張綱領及組織章則均確定，並推定執行委員十三人。內常務委員五人，計為黃、左、張、章（伯鈞）及余。主席一人，由常委互推黃公擔任。總書記一人，互推左公擔任。其餘任務各有推定，余則被推赴港成立言論機關。 方同盟正在會商進行時，同人甚秘其事，而竟為當局所發覺。3月21日，蔣公在餐席上當眾責問於張岳軍（群）。張立時以電話詢君勱，君勱否認之。次日又訪君勱於家，君勱適外出。張語君勱介弟公權，謂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綱領十二條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議之地點在特園某號。黃公與余等共商應付，乃答以迭次聚議無非為奔走中共不出席之事，實秉最高領袖意旨而行；所謂組織，即是前之統一建國同志會；所謂十二條，即同志會之信約，均曾邀領袖之諒許者。至於宣言，則同人屢承領袖督責「你們要出來說公道話」，故有此擬議。蓋同盟宣言初推余起草；余寫成後，黃公主張先發一由個人簽名之時局宣言，即就余稿塗改，措詞略變，適將同盟一層隱去也。經解釋後，當局即未再追問。 四、《光明報》之籌備 往日統一建國同志會雖以國共兩方外之第三者自居，而在重慶蔣方統治下實不容吾人以真正第三者面目出現，故同盟勢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論機關。余之被推赴港以此。顧余雖願以言論自效，素日謹守，殊乏肆應之才，又不善西文。同盟內定主持報事者實為羅君隆基。君勱先生時亦有赴港協助之說。而黃公方任勸募戰時公債委員會秘書長，有海外各處巡視督導之責，行動最便利，則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5月初間黃公抵港，余於20日自桂林飛往相會，不意黃公恰於此日飛返重慶，正好相左。余久候羅、張諸君不至，遂會同曾慕韓（青年黨）、徐夢岩（國社黨）、伍憲子（憲政黨）、周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甘介侯（代表桂系）諸君著手籌備。其後（8月初）奉內地通知決議以余任報社社長。 當時計算參政會應於9月中旬開會，同盟必須在會前發表，報紙至遲要在9月1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 五、中間忽生波折 海外同人以時期迫促，五日不盼黃公之來。7月26日忽有李政君飛港，受黃公之託自渝帶來密函並抄件。蓋黃公於7月初自渝抵滇，君勱亦自大理來會，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議。抄件即黃公返渝後就議決事項摘示其要點也。其中可注意者： （一）對於原來綱領十二條，保留四條，先發表八條。所保留者皆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條文（如反對國庫負擔黨費，反對特務機關等），且於發表諸條文字亦有刪改（如第二條刪去「結束黨治」四字）。要之，力避刺激國民黨。 （二）對於將次開會之參政會，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內地者均出席。 （三）對外間為黃公及江問漁君守秘密，否認其參加組織。 嗣於8月3日又收得羅君隆基自昆明托人帶來密件，內計開談話會（非正式會）商決之事二十餘項，視渝件加詳。 8月12日余約同人集會，報告渝、滇來件，無不愕然。一致認為綱領不能分別發表，而刪去有力條文，尤所反對；同盟一切主張，應認定「發表於會（參政會）前，商洽（與當局商洽）於會外」之原則，不必預作出席或不出席之決定。至於為黃公守秘密一層，既奉指示，自當遵辦，但事實上早已盡人皆知，掩蓋不得，徒資笑柄而已。同時報告，余個人已分函內地同人堅決反對。今問題涉及根本，在根本問題解決前，報社籌備暫停進行。眾議僉同。曾、徐諸公並各函內地表示意見。 六、問題之回溯 此一變動蓋有由來，是須回溯過去之事。 方3月間在重慶頻頻聚商進行同盟之事，曾發生兩度爭執。其一度在綱領問題。綱領十二條在黃公主席之下通過眾議，其間文句修改，皆主席親筆於草案上塗乙批寫。以他人或不易辨識，即推黃公手自謄清，於下次會再提出宣讀。下次會仍由黃公主席，以手自寫訂之條文宣讀並傳觀，於是決議非有新加入分子提出有力意見，即不再修改。並約期某日（似為3月17日）同人全體齊集，在繕正之綱領後各自親筆簽名，以示決定。乃臨時黃公忽通知君勱改期，並函余主張改約少數人細談。及改期聚會，黃公即提出綱領十二條分別先後發表之說。如某某等條（指各有力條文）宜暫付保留。江問漁君又起而解釋之，謂如此等條文發表，不啻與當局決裂；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一面，許多事業必發生障礙。「我們不能使學生失學，丁人失業」，云云。余謂：「既謂如此，何不早言？幾經討論修改，未聞異議，乃至親自寫訂宣讀，考慮應周，都無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豈事理所許？」李君（璜）幼椿謂江先生所言蓋指吾人所背負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獨職教社為然。欲顧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運動；欲作政治運動，即不能顧全包袱。最後黃公承認並非對十二條文忽生異議，乃顧慮發表之時機不得其當。眾人則承認，非至適當時機不發表。於是在此諒解下而發表延緩矣。 又一度是在組織章則問題。章則規定，凡同盟對內對外有所發表，必經常務委員會多數取決，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員署名行之。黃公提議加一項：委員有不同意者得不署名（即以其餘委員列名發表）。余反對之，謂在一組織內應服從多數，若許單獨立異，將無團體行動之可言。黃公謂不如是，則多數或且壓制少數。爭執甚久，卒從黃公之說。蓋眾人之意，今為初步聯合，尚非單一團體，強之無益也。 七、問題之解決 其後昆明來信，證明此一變動果出於黃公所為。欲求問題解決，非得與內地同人面談不可，而尤切盼於黃公之來。 8月18日晚黃公到港，19、20兩日連在九龍塘學校與余單獨洽談。黃表示其環境實不容其出名參加同盟，而留他在外，於同盟於大局，未始無用。於是決定黃公不列名。既不列名，故於綱領內容發表時機等問題一切聽由同人決定，彼亦不固執己見。對於在港同人，除慕韓一人外，均不願會面，一切托余轉達。 21日黃公約慕韓會晤，余亦在座。黃面許同盟揭曉後，當親寫一文在《國訊》發表，以示贊助。蓋黃公此來，題在募債，而實籌備其職教社之香港分社並自建其言論機關，所謂《國訊》海外版也。（後來《光明報》出版不久，《國訊》亦出版，黃有《我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文，如其言）。 黃公既不固執，則一切問題唯待與內地同人商定。適有君勱之友盧廣聲君即在21日晚將自港飛渝，並轉赴昆明、大理，余急草成《十大綱領》並寫一長信託其帶去。信內重申「發表於會前，商洽於會外」之主張，而請求三事： （一）請決定迅速發表（擬在雙十節）。 （二）請速定綱領——十條草案系匯集桂、港新加入分子之意見就原十二條增改而成，以供內地同人參考；無論如何決定，一經指示，即照發表，不再往返。 （三）請速寫定宣言——宣言一經內地發來，亦即遵照，不再往返。 28日余約同人集議，報告一切。徐、周諸君於綱領微有意見 （後詳），當又托人帶往內地，請一併核定。對於《光明報》決議積極籌備，准於「九一八」出版。 八、問題之牽掣未已 9月22日同人集會，渝、滇各有函到，對於《十大綱領》完全同意，一字不改；宣言則囑海外草訂，內地事後予以追認；並同意於雙十節發表。此時大體應無何問題，乃不意問題之牽掣未已：一為發表時之列名問題，一為綱領之修改問題。 同盟發表成立宣言及對時局主張綱領，自應由負責人署名，而主席黃公不列名已經決定，似應另推主席。但黃公初未自己辭職，又已離港（去菲律賓），無從商量。有人提議用各黨派單位之名，而不用人名，但職教社同樣不肯列名，有不待征問而知者。曾慕韓即據此理由，謂渝函正有發表可不列人名之意。余認為無負責人名，不成事體，主張改推君勱為主席。即至少以主席張、總書記左兩人之名發表。曾不同意。余飛函內地爭之。 10月3日黃公返港，余以此問題告之。黃即電渝請改推君勱主席。而渝復主席非大會不能改選，固執其不列名之說。實則主席由常委五人互推，載在章則，余同黃公既合推君勱，渝方贊同即可成立，不解何為固拒？[2] 時已10月8日，內地既順從曾說，海外同人如徐公等雖以余說為然，但恐再事猶豫，則雙十節便不能發表，貽誤事機。故鮮有人極力支持余說，而頗有人勸余讓步者。余請先換社長而後發表，解除我個人責任。眾亦不許。余又建議以曾、梁二人或餘一人為同盟駐港代表之名發表。眾謂港政府不許任何政治團體公然活動，往時胡展堂、李德鄰曾遭干涉，可鑑；今日雖國民黨亦不得公然建立支部。余於萬分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服從眾議，執行不列名之發表。 余草十大綱領，內地本同意一字不改。但其中第四條「擁護國民黨執政，為抗戰建國綱領之切實執行」，海外徐、周諸君力持異議，曾補送內地參酌，其主張系刪去此條，而於第二條「結束黨治」下，增「仍委託國民黨執政」字樣。內地復函希望不改，若必欲改，即請海外斟酌決定。於是慕韓附和徐、周，必欲修改，並提議「組織舉國一致之政府」以代原文。幸甘君表示不同意。眾論紛紜，余默默無言，但謂一切修改，以字面上之修改為限，不能變更原意。最後乃以「督促並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定議。 九、卒成缺憾 宣言起草余及同人咸推慕韓，而慕韓以先決問題未決，拒不動筆。所謂先決問題者，指宣言是否列具人名。時余猶未承認不具名之事，蓋以是迫余也。日期逼近，余不得不自己連夜草成之，經同人通過，雙十節得如期發表。 發表時，國際各大通訊社記者多以未具負責人名，不肯接受拍電[3] 。一般輿論，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而執政黨方面即藉口於此肆其攻擊，並以有意變更政權不啻第五縱隊相誣。使發表方式如余所擬以張、左具名，各方觀感當必不同。又使綱領如余原稿發表，有「擁護國民黨執政」之明文，則對方情緒不致如許惡，「有意變更政權」之誣言尤無從說出。詆誣既不得其隙，彼此氣勢一申一詘之間又必有異於今日也，惜乎未能。 同盟發動，預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誠。顧衷氣不充沛，形於外者便不光昌，而一段真誠亦遂掩沒無從見於世。及今思之，寧以不發表為佳。當時心有所蔽（指為同盟求發表之念積久而不可遏），見不及此；既經我手發表，故不勝遺憾！ 卅一年5月4日漱記 卅一年5月愚借地避暑於興安中學（在桂林之北），閒中記此，羅子為隨侍，屬其抄寫。十之九皆子為筆跡，惟增改字句及收尾乃出愚手耳。 1962年6月 漱溟 [1] 寫於1942年。 [2] 著者1962年重閱此文時於此處加以下批註：「其實蓋為青年黨之左自以為黨勢大過張之民社黨，不肯以主席地位讓於張。」 [3] 當時十大綱領及同盟成立宣言系經陳友仁、陳翰笙二君親自譯成英文，即由二君擔保此事之屬實，而後各外國記者乃拍出電報，引起世界各國注意。——漱補記 赴香港創辦民盟言論機關《光明報》前後[1] 1940年12月24日我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髮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十分惡劣。國共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抗日戰爭初期的那種全國團結抗日的氣氛已經蕩然無存。國民黨的控制、鎮壓也日益嚴重，人民的民主權利已名存實亡。國民黨的「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為國民黨提出的第二屆參政員人選中極力排斥黨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記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這次被取消了參政員資格，而塞進了更多的吃閒飯的國民黨員。1941年1月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內形勢更加急劇惡化。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在為力爭團結抗日的局面不公開破裂，積極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的同時，加快了民盟組織的建設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儘快在促進國內團結中發揮作用。民盟的政治綱領、組織章則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選等都是這時商討確定的。而創辦民盟的報紙也是這時商定的。記得有一天我們相會於張君勱的住處（張當時借住於其胞弟國民黨交通部長張嘉傲家中）。張君勱首先說，只有不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講我們要講的話。大家對此當然都有同感，遂決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論機關， 並推我負責。 一、離重慶去桂林 為籌備民盟的報紙，我在1941年3月底離開重慶。就在我動身之前不久，鄒韜奮不堪國民黨特務的長期監視，巧妙地甩掉特務的盯梢，逃離重慶。在這種情況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機票，只得乘長途汽車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車途經第一站是距重慶90公里的綦江。車剛剛停穩，旅客正準備下車略事休息，有個人打開車門上車問道：「梁漱溟參政員在車上嗎？」我答：「我就是。」來人就說：「請下車，到我們那裡喝喝茶。」我便回答說：「時間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卻一再堅持「請」我去「喝茶」，這我才明白過來。為了他們稽查站向重慶上級特務機關請示，於是全車被扣在綦江過夜。當我提著小皮箱在汽車站附近尋找投宿的旅館時，看見牆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為「張軫」，職銜是「警備司令部分區司令、補充訓練處處長」。張軫是河南人，過去經河南友人介紹見過面，也算相識了。在一個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這個訓練處，見到了張軫。我一見張就問：「稽查站你指揮得了嗎？」張答：「指揮不了。」當夜我就留宿在他的辦公室。晚間閒談，談起徵兵，因為所謂「補充訓練處」就管的是此事。張說：「慘得很！壯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槍斃。為了防止逃跑，睡覺時將拉來壯丁的手用繩子拴在一起。」張說著竟為之落淚。我問他為什麼不向上反映。張說：「當然我向何應欽說過。他聽後擺擺手，或搖搖頭，不了了之。」 次日汽車被放行，我終於經貴陽到了桂林。當時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是早相識的朋友。廣西大學那時在桂林郊外約60里的良豐，那裡景色宜人，像個大花園，我就住在那裡，並應雷的邀請講學約兩個月，講的內容就是後來我撰寫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後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個時期後我還要離開，可我買不到機票。我找當時任國民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的李任潮（李濟深），由李的秘書（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電話向航空公司擔保為我購機票，公司說要向重慶有關方面請示，在拖延了一陣以後，終於弄得一張去香港的機票。 二、隻身飛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隻身一人飛往香港，開始了籌辦民盟報紙的工作。到香港時有李沛文（李濟深先生長子，解放後曾任華南農業學院院長）自己駕車到機場來接，我即先暫住於李家。後來又遷往許地山先生（作家，筆名落華生，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許家期間，一夜許先生竟死於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覓棲身之處。經過三四次轉移之後，報社終於租得一座樓房中的一層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處。為了減少開支，報社用房力求節省。記得我的住房也僅能放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摺疊床。 三、為籌辦事與盟內外人士洽商 在重慶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辦報時，本曾商定張君勱、羅隆基二位隨後也將來港協助，但他們始終未能來。黃炎培（當時任抗戰公債籌募委員會秘書長）原說去南洋募捐後途經香港時與我相會，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離港飛回重慶。於是有關籌辦報紙的事宜，我只得會同當時在港已參加民盟的各黨派人士商討辦理，如曾慕韓（即曾琦，青年黨）、徐夢岩（國社黨）、伍憲子 （憲政黨）、周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即今日之農工民主黨）、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籌辦過程中，還與當時在港的許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夢醒、廖承志、柳亞子、陳翰笙、彭澤民等接觸，他們自然都對民盟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來告訴我與他聯繫的，因為在離重慶之前，我到曾家岩將去港辦報的事告訴他，並向他問得中共駐港代表。在臨創刊之時，有人又勸我出面宴請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記得被邀請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華等人。 四、籌組辦報班子 確定報名 我去香港沒有帶一個人，辦報的班子是到香港後才籌組的。 8月接重慶的民盟同人的信，決定由我任報社社長，經理則由我推薦薩空了擔任。其餘編輯人員等，多靠金仲華等人介紹。記得新聞版負責人是筆名羊棗的（聽說後來他在福州為國民黨殺害）。總編輯是俞頌華，他原在上海《申報》工作過，是個老報人。經過大約三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41年9月18日這一天，民盟自己的報紙《光明報》終於和讀者見面了。報紙取名的事，這裡可以附帶說一說。一天碰見范長江，他與我提起當時張君勱的國家社會黨（後改名民社黨）在香港出版的報紙，范說報販叫賣時多喊出許多報名，而《國家社會報》往往被略去，就是因為這個名字不易上口，叫出來也不響亮。後來我們二人共同議論的結果，就取名《光明報》。 五、為報社經費不足奔走 民盟要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經濟上困難不小。在籌備之初，只有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每人各拿出國幣1萬元，我除了參政員的津貼外無積蓄，只出了6000元。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不值錢，大約是4元才換一張港紙（港元）。後來反蔣的四川劉文輝和雲南的龍雲（通過繆雲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贊助了幾萬元。但開辦之初，要用錢的地方很多：註冊要交押金，請律師也要錢，還要付紙張印刷等費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緊張得很。當時范長江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報紙《華商報》，見到我就問：「怎麼還不出版呀？」我回答說：「你還看不出來！」不久，他來找我說：「有『南洋某僑領』願資助你們辦報，只要你寫個收據就行了。」我說：「寫收據還不容易。」隨後他送來4000港元。 待《光明報》創刊之後，經費仍感拮据，遂決定由我親自去新加坡一帶向華僑募款。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帶炎熱氣候下需穿著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見了國社黨的徐傅霖。徐見我也搭船，首先開口問我：你去南洋幹什麼？待我說明此行目的以後，徐就表示：民盟由許多政治黨派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國社黨，如果民盟去募捐，國社黨就無法再募。我們二人同去，捐款者將只給你，而不會給我；你去了，我將空手而歸。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態度之強硬，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國初年的老國會議員，年齡又比我大許多（當時我四十八歲，他已六七十歲了），我只好讓他。一個錢沒有募到手，還報廢了花上百元港幣買得的一張頭等艙船票。不料事過不幾天，日本即發動太平洋戰爭，新加坡很快淪入日軍之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會滯留在東南亞一帶，難於回歸祖國大陸了。 報社經濟既如此困難，可是青年黨的曾慕韓（琦）還要往報社裡安插閒人，實在令人氣憤。本來報社已任命薩空了為經理，薩很有才幹，社內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軌道，而曾慕韓忽然又「推薦」青年黨的陸光榮當副經理。因為薩已完全勝任，而且也已有一位副經理李炳海，無須再添人，何況添人又要多一筆開支，理所當然地我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於是曾陸二人邀我去茶樓談判，再三要挾。最後曾竟說：「你如此堅持己見，拒不接受，我們便不再是盟友，我將以敵人來對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競如此兇惡無理，實在可嘆！ 六、國民黨的阻撓破壞 民盟在香港辦報，國民黨當然不高興，一定千方百計地阻撓和破壞。早在報紙籌辦中，國民黨就派了他們立法院副院長劉維熾由重慶趕到香港，與港當局接頭，企圖阻止我們創辦這個報紙。可惜他晚了一步，因為待他趕到時，註冊手續我們已辦理完畢，應交的押金4000元港幣也已交清，並請好了法律顧問，已算是有合法地位的報刊，不能任意取締了。可是由於劉的一番奔走活動，港當局的新聞檢查機構仍對我們多方刁難。為了避免或減少麻煩，在報紙出刊之前大家勸說我，應當先拜訪新聞檢查機關的負責人，並特別提醒我要購買些禮品送去，表示希望他給予關照。這種跡近行賄的事，我還從未乾過！可是為辦報，我還是十分勉強地帶著禮品去見了這位負責人。此人姓劉，著長袍馬褂。這在流行西裝革履的香港是不多見的。東西送了，請關照的話也說了，可是《光明報》第一天的發刊詞上他就給開了「天窗」。於是我再去找他，進行交涉。他的回答很直截了當：這是「奉命行事」，因為上面有交待。他還說：「你們報上的文章如果發表在別的報上，如《大公報》，可以不刪，可是登在你們《光明報》上，就不能不刪。」報紙大樣天天送檢，天天要開「天窗」，成了家常便飯。許多文章被刪節得太多，文句不通，無法讀下去。我寫的連載在報上的長文《我努力的是什麼》，也刪節得千瘡百孔，不成樣子。 七、向國內外公開宣告民盟成立 1940年底至1941年1月民盟已創立，但始終不曾公開。《光明報》在香港創刊後，它首要的任務就是向國內外公開宣告國共兩黨之外的最大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並公布民盟的政治綱領。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在見報之前如送檢，肯定不能通過，所以民盟這兩個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見報，成為一大難題。大家議論再三，想不出什麼辦法。幸好後來薩空了出一個好主意：將宣言和政治綱領放在有報頭的一版廣告欄內刊出，因為按香港新聞檢查機關的規定，廣告欄大樣無須送檢，這樣做就可以輕易地避開送檢被扣一關。後來即按此意見辦理。同時又通知印刷廠增加印數，出售時又特意減收報費，盡力擴大這一期發行量。1941年10月10日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的《光明報》終於在香港街頭各處公開發售，與廣大的讀者見面了；至此海內外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當局見此情況，當然不免大吃一驚，立刻派來由英籍警官率領的警務人員來到報社，查問究竟。我們就以廣告賬目本出示，上面填寫有刊登廣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廣告費數目，以表明我們是按廣告刊登，並且手續完備。來檢查的人抓不住報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賬本上寫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廣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我們事先編造好的，因此他們自然是什麼也找不到。 八、青幫頭子杜月笙奉命出馬 《光明報》發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公開宣告民盟的成立，當然為蔣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參政員王雲五、成舍我兩人秉承國民黨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慶參加參政會為名，要我離開香港，重新回到受蔣介石嚴密控制和監視的重慶，為我所拒絕。後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李與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人稱國民黨四大元老，他們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當時正住九龍半島酒店，也寫信勸我回重慶，信中說：「介公之於先生，一如先生之於介公，並無惡意。」並通知我機票已由吳鐵城的弟弟代為準備好了。對此我再次「辭謝」。最後國民黨搬出了青幫頭子杜月笙，讓他來出馬，「動員」我離開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請我一個人去「吃茶」，地點是「告羅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見面，首先講了許多恭維的話，說什麼我在《光明報》上發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許多人都表示贊同等等。然後話題一轉，說：「重慶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麼主張，盡可以與蔣先生面談。當面交換意見不是更好嗎？」他還說：「我們這些人素以信義著於天下，說話從來是算數的。我願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說：「不必了，因為除了報上已發表的，我沒有什麼另外的主張。更何況民盟總部在重慶，有張君勱、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當面談，他們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絕後不死心，後來又請我吃過一次茶，當然還是讓他碰了釘子。 [1] 1985年著者口述，梁培寬整理。 九、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 國民黨的干涉和破壞活動當然為我們製造了許多困難，但更令人心痛的還是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惱的經歷之一，至今難忘。民盟的政治綱領早在重慶時即由我執筆寫好，並經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報紙創刊前一個多月，黃炎培即托人自重慶帶來密函並抄件，其中意見是為避免使國民黨感到刺激，擬就的十二條綱領中有四條暫不發表。這四條內容包括反對由國庫負擔國民黨費用，反對設立特務機關等。其實這種將綱領分成兩部分先後發表的意見，早在我尚在重慶時黃就提出過，後來大家取得非到適當時機不發表的諒解，這個分歧遂被暫時擱置起來，現在不過是舊事重提罷了。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發表民盟政治綱領，經過在港民盟成員多次討論和與在重慶的民盟成員多次信函往返，終於決定由我根據原來的十二條另起草一個十條綱領。這個改寫後的綱領後經重慶方面民盟成員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夢岩、周鯨文等堅持刪去第四條中「擁護國民黨執政，為抗戰建國綱領之執行」，而在第二條「結束黨治」後面，增加「仍委託國民黨執政」等字樣。結果大家議論紛紜，久久定不下來，最後終於修改為「督促並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建國綱領」。後來在報上發表的那個政治綱領，就是經過這許多曲折產生的。 至於民盟成立宣言的發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現了。青年黨曾慕韓首先提出發表時不具名的主張，而後被推為民盟主席的黃炎培又提出要為他個人參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則以為民盟這兩個重要文件的發表，都應由民盟的負責人共同具名，毫不隱瞞這些政治主張是我們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們鄭重負責的態度，並取信於國內外。有人又提議改由參加民盟的各黨派具名，而職教社又反對，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為黃炎培是該社負責人，有了職教社的名字，也就等於有了他的名字。於是我又建議以「民盟駐港代表梁漱溟」名義，或解除我的報社社長職務再發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黨曾慕韓以不具名發表的意見未談妥為藉口，拒不起草原應由其執筆的宣言。為了宣言與政治綱領同時按原定日期發表，我又不得不連夜趕寫宣言，經大家討論通過。最後在萬般無奈中，只得服從不具名發表的意見，在《光明報》上刊登了這兩個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於發表時不具名，孫科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在香港發表公開談話，攻擊民盟，說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縱隊」，破壞抗日等等。而不具名發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於國外，以獲得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為補救計，後由陳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書、國民政府外長）和陳翰笙二位向外國記者說明和保證，並由他們代為將這兩文件譯為英文，宣言與政治綱領才得通過這些記者轉發國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12月8日日軍由九龍方面進攻香港，同時對香港炮擊和轟炸。《光明報》自同年9月 18日創刊後，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後不過三個月。報紙無法辦下去，工作人員只得遣散。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幫助下多次遷移住處。12月25日日軍終於全部占領了香港，香港當局投降。在香港淪入敵人之手的初期，盜匪蜂起，日軍也乘機作惡，社會秩序無法維持。此時為了安全，我又與薩空了、張雲川、黃瓚三人躲入西環一所小學校，住在三樓的一間空房裡，住入此處以後，我們盡力深居簡出。白天各自讀書，夜間無電無法看書，幾個人就在一起閒談，各自介紹個人經歷的種種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環路距香港大學不遠的地方，遇見陸光榮，兩人正邊走邊談時，由兩樓之間忽然衝出一人，雙眼以下蒙著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對我，要我交出身上財物來。當我從衣袋裡取錢包時，陸趁機逃離，向上坡方向飛跑，而此時正巧有一輛警車自上往下駛來。陸於是邊跑邊大聲喊叫：「robber！robber！」（強盜！ ）匪徒眼見警車向我們方向開來，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遞給他的錢包。 十一、離港出走 返回祖國大陸 此後不久，范長江、薩空了問我是否打算在此時離開香港，我說當然想走，便約定與陳此生、范長江夫婦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軍完全占領香港兩周後，我換裝著中式夾褲夾襖，於黎明前離開所住的小學，由黃瓚送我到香港仔約定的一個僻靜處，登上預先租定的一條小漁船，趁著破曉前的昏暗，躲過日軍的檢查和封鎖，悄悄地離開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陸內地所經歷的種種艱險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後曾寫過題為《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一長文，有較詳細的記述，這裡就不再說了。 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1] 一、離港 我已於1月26日到達梧州，現在可以將從香港脫險的經過告訴你們。 香港戰事於12月25日結束，我同幾個朋友隱蔽在西環一間小學的教室里，且覘日軍動靜如何，準備走出香港。但急切間得不到什麼好辦法，直至1月10日始得離港北來。 這是起身頭一天方決定的。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們，說是有一隻小帆船明天開往澳門，船主曾向日軍行過賄，或可避免查問。船費每人港幣六十元，此友已預定五個人的位子。我們當下付過錢，約定次日天明於某處見面，有人領我們下船，並囑咐我們改換裝束，少帶行李。 我們同行朋友計五人：陳君、陸君、范君夫婦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販的裝束，自攜行李（都是小件的），隨著引路人，自中環急步，向香港仔下船。這是一段約二十華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異常吃力，周身是汗，兩腳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幾乎不能再走。路上還承友人相助，代攜行李，方勉強到達。不過還好的是我氣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寬約一丈，長約三丈二尺，卻有三掛帆。我真沒想到這樣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駛出時，從海面看見有被鑿沉的輪艦十數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這小船怕亦駛出不得呢！ 二、到澳門 船行全賴風帆之力。風若不順，或無風，那便走不動。所以一時風力好，則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時無風，便人心沉悶，都說今天到不了澳門。大體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風的，但不十分順風，所以暈船的人頗多。而中間亦有一段沒風的沉悶期。同行友人或則嘔吐，或則眩暈難支，頻頻服止嘔藥。只有我一個人不感覺什麼，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為訝。 在途中曾遇有敵機盤旋而過，又有敵艇自遠駛來，好似追我們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來，各自將珍貴財物掩藏。實則始終沒有碰到敵人，或偽軍土匪。我們一路無事，於夜晚十時，便在澳門登陸。 澳門政權屬於葡萄牙，而此時則全在敵軍控制之下。我們登岸入旅館，便見很多說日本話的朝鮮人，且傳說敵軍將接收澳門的警察權。我們到澳門還希望有輪船去廣州灣，但輪船皆被敵人扣住不許開。有一次日本領事簽字許開了，而他們海軍方面又不許，到底不得開。我們因旅館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門朋友馮、柯兩先生幫忙，移居到一間空房內，慢慢設法離澳。 此時澳門已甚恐慌。糧食來源不足。米、鹽、油、糖，四項皆政府公賣，非有居民證不能買。（所以我們皆靠馮祝萬先生送來米吃。）各商家皆預備結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來澳門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的。這樣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卻不多。第一是沒有輪船，只有漁船或使帆的小貨船；而海上多盜，誰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內地走的一法。那卻要經過敵人幾道檢查，才得通過。首先要在澳門的敵人機關繳相片，領取通行證、良民證，手續甚繁。澳門市民多走此路。香港來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們幾個朋友則不願辦這些手續，亦不願經過沿路檢查，只得另想辦法。 最後想的辦法，還是小船飄海，直奔自由中國的都斛（屬台山縣）。此路因海上多盜，無人敢走。但我們則因有友人介紹得識海上豪傑吳發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稱「吳發仔」的便是。他的勢力範圍在三灶島、橫琴島、大小欖一帶等處。抗戰以來，敵人要奪取三灶島為空軍根據地，他便與敵人抗拒，苦戰多次，曾受政府收編，擔任游擊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島上的人，家族親故皆在島上。島上居民共一萬二三千人，全被敵人屠殺趕走，失去生活依據。所以他與敵人是永不妥協的。直到現在，還有幾千義民跟隨他在澳門附近荒島野山上砍柴為生，我們皆曾眼見。至於他們的抗日戰績，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門報紙亦不少揭載的。此番他知道我們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國，他願護送我們到都斛。同時托我們將他抗日的赤誠，部隊的苦況，義民的流離，向政府代為申訴，請求設法接濟和救濟。 三、再度飄海 在17日的下午，吳發仔派人引我們乘渡船先到路環——這是距澳門不遠的一個地方。三灶島的義民逃難在此的便不少。而吳的部下實際亦都是他們的族中子弟，他們都稱呼他「發叔」。部隊並沒省政府發的餉項，要靠護航為生。就是將內地所需貨物如汽油棉紗等包運到都斛，收些護運之費。這種生意每個月亦只有陰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內能做。因為這十天沒有月亮，在漆黑的夜間才得避免被敵人發現。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的。1月17日這天正好是陰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們運棉紗的便船送我們走。 黃昏時候，吃完晚飯，大家下船，船共五隻，雖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記得我乘的一隻，約六尺寬，三丈長，無篷，一掛帆而已。原說我們五人分乘五船。因為船太窄小，而駛船的人一船卻有八九個，還不時往來行動。所以只能在滿載的棉紗包上面近舵之一端，側身臥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礙駛船。後來因為范太太覺得黑夜孤身一個害怕，許他們夫婦同船。我及陳、陸二君則各人一船。已經分別開行了，忽然陸君一船向我船趕來，說是他們發覺我不能粵語，怕途中萬一有事不好應付，特地要我與善粵語的陳君同一船。遷換既定，揚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見了。 此夜風向甚順，我們仰臥著看天上星斗，船在靜靜中如箭一般的駛去。不意後半夜風向忽變，風浪甚大，小船顛盪欲覆，浪水直潑向船內，濺入鼻口；衣服盡濕更不待說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島之間，所以不久便依泊於一小荒島上。候至天明日出，將衣服曝在太陽下，人亦燒柴取暖。船上帶有米糧菜蔬，但遍覓島上無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飯。我素有耐飢本領，啜一小碗而已。飯罷，就仰臥沙灘之上，陽光之下。除海潮聲外，寂無所聞。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揚帆而去。——此為18日事。 船行順利，是夜便到都斛。但還不是都斛市鎮，是其海口，地名東滘口。耳聞隔船語聲，知范君夫婦已先到。彼此問訊，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兩次。棉花劫去數十包，幸無它失。而其餘三隻同來的船，竟不見來到。候至天明，總無消息，為陸君懸心不已。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們船到東滘口之時，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電筒上船來查問。我們直以從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後，他們的警察長非要我們上岸問話不可。而從船到岸還有幾十丈必須涉水而過。正在後半夜極其寒冷，又僅有星光，不辨腳下深淺。跣足涉水，真有些為難，我們向他商量，請至天明再問話不遲。他執意不允，大聲威嚇起來。我身邊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陳二君辛苦上岸，對警察長說明。 經說明後，他態度倒還好。天明就招待我們上岸洗臉飲茶，用電話向鎮上喊來轎子，送我們到鎮上。大約他已報告上司，而得到指示了。 在鎮上飲茶時，棉紗貨主亦由鎮上來東滘口收取他的貨物。乃知吳發仔包運他的紗貨共有十六隻小船之多，先後分三批開行。第一批六隻船，第二批五隻船，第三批又五隻——就是我們搭乘的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蹤，只到一隻，亦被劫光。第二批五隻船都不見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兩船，餘三只未到。總算起，共失去十三條船，到達的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來，我們此行真太危險了。而到達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兩次，其得安全無事者獨我與陳君一船，真又太幸運了！ 原來當17日晚，船已開行，我與陸君忽又換船之時，我心中早為之一動：莫非我這船要出危險嗎！因為從來的經驗，我是碰不到兇險事情的。我在某處，某處便無兇險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離去之後方發生。這種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敵後游擊區出沒之時，最為清楚顯明。就以此番香港戰事而言，我離開黃泥涌道不久，敵軍便占了黃泥涌道；我遷離軒鯉詩道黃家，並將衣服取走之一天，黃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舉。這樣就暗示給我一種自信：我總是平安的。所以當忽然換船之時，我不免心中一動了。哪曉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們只有函托吳發仔於尋到他的船時，設法營救陸君。我們久候於都斛亦屬無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縣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轎，范、陳二君各騎一單車（腳踏車）。車轎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並設酒飯在他所內款待我們。因為我的 名字一傳到都斛，就被當地幾個舊日廣州第一中學的學生朱元凱、朱靈均、李元五等曉得了，馬上來歡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長正是他們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說一入國境，便遇到熟人了（我於民國十七年任第一中學校長）。 朱等立刻寫信告知台山城內的同學陳炳賢。陳任縣政府糧政科長，他又報告給縣長陳燦章。所以我們一到城內，陳同學和陳縣長又都來歡迎了。陳縣長是我的朋友劉裁甫先生的學生。十七年（1928年）我在廣州時，他任民政廳秘書，曾經見過面的。於是隨著當地的新聞記者和縣黨部書記長亦都來看我。他們皆以為我是文化界從香港脫險到內地最早的一人。——此是 1月 20日的事。 五、經過三埠 照我們的路線，到台山後，應經三埠去開平肇慶。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發電報給重慶後，即決定去三埠。電報是打給國民參政會的。其文曰： 重慶國民參政會主席團蔣、張、左暨王秘書鈞鑒：頃已從香港脫險返回，請代披露報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禡。 可喜的是當我們起身赴三埠時，陸君忽然趕到台山，直入我們旅館中。問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盜擄去。吳發仔的十三條船皆被集中在一處，貨物和旅客一同在那裡。船貨要交七萬五千元才可以領回。旅客則每人要交港幣一千元保護費才可出來。陸君本與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後來因為他頗知江湖人物心理，幾番說話居然說動他們，將掠去的衣物還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陸。他趕至都斛，經警察所的指示，又通電話於縣政府，所以就尋得我們了。於是原來同行五人，又復會齊出發。 經一程旱路，一程水路，21日下午我們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個埠頭：長沙、荻海、新昌。這好像武昌、漢陽、漢口三鎮的一樣。市面繁盛，有廣東第一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駐此。先得知專員是舊日相熟的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來看我，歡然道故。次日又約請彭指揮林生和一些軍政長官以及中央、中國、中農三銀行經理為我設宴。並且派一個隊長帶了弟兄，於宴罷護送我們一行去肇慶。 此地中國農民銀行經理吳尚勢君，在席上向我談他是廣州第一中學的老教員，雖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長請去的，我早離開。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的基礎，養成好的學風。他們後來的人，從我遺留下的規模和同學口碑之間，雖未謀一面，卻完全清楚我的為人了。——不料隨處都遇到對我有好感的人呢！ 六、經開平到肇慶 22日午後起身，當晚抵開平縣城。縣政府陳科長偉宗先迓於中途，林縣長開遠又到旅館來看我們。據他說亦是十七年在廣州會過面的。他隨你們姨父伍庸伯先生做過事，所以常聽伍先生說起我。——那麼又算是一個熟人了。 23日黎明，縣政府雇來五乘轎，林縣長又親來送行，當晚宿田村。次日繼續前進，午後二時便到新橋，在新橋換小船，傍晚就到肇慶了。 肇慶是府名，縣名高要。此處為廣東第三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駐在地，專員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專員磊夫的電報，又經護送我們的隊長通知他，所以當下便同他夫人來看我們。我以為這王專員是不認識的生客了，哪裡曉得我雖不認得他，他卻又熟悉我呢！ 原來廣州西村有兩間學校，一是第一中學，一是工業專科 （後改工廠）。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為同處西郊，一中的校況學風他很清楚。幾乎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連縣縣長三年，剛從連縣調任此地專員不久。在連縣時，王夫人和你們大姨（伍庸伯夫人）往來親密得很。王夫人對我說，雖未會面，早從相片上認識了我和你們兩兄弟，並且還看見恕兒寄給大姨母的繪畫和木刻呢！ 王專員告訴我，伍先生領導之游擊隊的根據地就在三水縣境內，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的。可惜我與同行諸友要趕路，不及去訪看老而益壯的伍先生了。 是晚（24日晚），我們宿肇慶大旅店。次日天明王專員和他的夫人又來旅店，引我們出城去避空襲。這天明避空襲是肇慶近月以來的規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過午才回城。王專員就在城外一書院舊址辦公。我們便在他辦公室休息和吃早飯。他夫婦又引我們游公園、游郊外樹林，再吃午飯。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此為25日事。 七、搭船上梧州 25日傍晚，王專員夫婦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的唐姓軍官親自送我上船。這是以前航行廣州的拖渡大船。船老闆表示客氣，將特艙位讓給我們，而且堅持不收船價。 我們一路上船轎車腳等費，以及宿食等項，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別客氣相讓，所以從澳門馮祝萬先生借得國幣一千元，又代換五百元，共不過一千五百元，五個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專員、彭指揮、王專員先後贈我路費，皆沒有再接受。實在沿途承受朋友們的好意已經很多了。 王唐諸公道別去後，船快要開，忽然在我鋪位旁邊坐了剛上來的一位客人，短裝如工商界人，以帽壓額，雖在燈影恍惚之下，我卻已看出是久柄廣東政權、威名赫赫的陳濟棠。我們在港皆確知他陷在港沒出得來，而在澳門以及沿路皆聽說他被敵人拉去廣州，並傳說已到南京出任軍委會副委員長。他能脫險回內地，不獨他個人之幸，亦是國家之福。我忙指給身邊的陳君看，低聲問他是不是陳濟棠。陳君看了，亦說像他。但我和陳濟棠原相熟的，此時我看他，他卻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時，他又偷眼看我。這明明是他無疑了。不過他既不願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話。 入夜，他又遷了艙位，不再看見。次日上午船上帳房來向我說「陳老總」相請。果然是他，請我去談話。他說：昨夜原已看見你，現在梧州快到了，再無問題，我們可以談談罷。據談，他因未得乘飛機出港，即於戰事中改裝隱蔽。戰事休止，1月12日離港到大澳，雖家人部屬亦不知。從大澳經朋友護送走中山、順德、新會、鶴山、高明各縣的鄉間，不經過任何埠口而達肇慶的。由肇來梧之前，卻已托人致電梧州梁專員朝璣，請其派船迎接。 [1] 寫於1942年初。 不一時，果見梁專員乘了電船來接。他便邀請我和陳君等同上電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碼頭。梁專員招待我們在司令部內休息用飯，並馬上打電話報告桂林李主任（濟深）、黃主席（旭初）。他自己亦與李、黃二公通話，說明一時尚不來桂林。我亦就便與李、黃二公通話，說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陳公（指濟棠）確乎有病，從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說「百病俱發」，雖言之或許太過，但不休息不調養不行了。他擺脫政務（他是中央黨部常委兼農林部長），決計去茂名（廣東高州）靜養，我認為是一明智之舉。當晚（26日晚）他留於梧州，而我們詢悉有開上水的船，即托梁專員代訂船位，飯後上船趕程西進了。 八、脫險後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為止，是在貴縣朴園休息期間寫記下的。本來脫離港澳已算脫險，說得寬一點，則說到廣東接近敵人的區域，如肇慶（距敵七十華里，仍不時打炮）便可。到梧州就無險可言，故梧州以後不必詳敘。 梧州以後，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換船；28日下午抵貴縣。以同行友人陳君是貴縣人，即借他親戚家的朴園小住數日，此時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陳君搭汽車到賓陽， 4日到柳州，當晚搭湘桂鐵路夜車，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這一段路同樣地亦到處得朋友幫忙，招待，歡送，不要我自己費一點事。 至此再無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給你們。 第一個感想，自然是：我太幸運！在香港炮火中，敵軍和盜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無事。冒險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無事，始終沒碰到一個敵兵、偽軍或土匪。不但沒有危險，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時不足二十華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損失亦沒有什麼損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東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獨沒有遇劫，而且自己棄於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還意想不到有朋友給我帶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談起來，任何人亦沒有我這般幸運！ 第二個感想便是：到處得朋友幫忙，人人都對我太好。譬如遺棄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帶來，不是一例嗎？如上所述，從頭到尾的經過，不全是這種例證嗎？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張先生（雲川）是你們熟悉的。其餘多數你們都不認得，即在我亦是新交。離港前夕，張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頗不放心。我即說：你盡放心，天下人識與不識都會幫忙我的。盡我身邊，一無家人，二無親戚，三無故舊，卻以人人對我好的緣故，正與家人親故同處無二，此番脫險更加證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個感想：便是盡一分心，收一分效果。這是從我和廣州第一中學的關係而發生的感想。一中學生多是兩廣人，在兩廣每每遇到人便談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農學院一位趙教授，他開口便說：你到坪石來，我們那邊一中同學甚多，他們會歡迎你的。）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關係一樣。其實我任一中校長只半年而已。不過，我卻曾為一中盡了一番心。我於十七年（1928年）7月接任校長，那時的一中腐敗不堪。但亦難怪。因為從十五年（1926年）6月起，兩年內更換了七個校長，平均每任不過三個月多點。我接任後，逐漸整頓，在12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轉年（十八年）實行，到實行時，我便離粵了，但全盤教職員則一個不動，由黃先生（艮庸）繼任校長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黃先生、張先生（俶知）、徐先生（銘鴻）主持。自十七年經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維持到二十年夏秋間，這一班朋友才離開。改造方案（原文見《漱溟卅後文錄》，商務出版）得以執行，而且穩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遺留於後來。然而就我自己講，實不曾用許多心血精力於其間。不能不令我嘆息，盡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九、處險境中我的心理 最後要說我處險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個從外面遭遇來說，最安然無事的人；同時亦是從內心來說，最坦然無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的幸福。——試問一個人盡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憂急恐慌的，其幸福又有幾何呢？ 二十八年（1939年）我去華北華東各戰地，出入於敵後者八個月，隨行諸友如黃先生（艮庸）等無不說我膽子大。因為不論當前情勢如何險惡，我總是神色自若，如同無事。旁人都有慌張的時候，我總沒有慌過。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險出港，凡與我同處的朋友亦無不看見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稱嘆：梁先生真奇怪，若無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無其事！「若無其事」這一句話，我記得他不知說了幾次呢！ 范君嘆我「若無其事」，亦是兼指我身體好，修養好，耐得辛苦憂勞。其實我原是心強而身並不強的人，不過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憂愁，或是惱怒，或是害怕，或有什麼困難辛苦在心，則由心理馬上影響生理（如呼吸、循環、消化等各系統機能）而起變化，而形見於體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來。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這樣坦定呢？當然這其間亦有一種天分的，而主要還由於我有一種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曉得。我曉得我的安危，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擔心。試分別解說一下。 假如我所作所為，只求一個人享樂，那麼，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顧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麼，我的安危亦不過關係一家而已。但我不謀衣食，不謀家室，人所共見。你們年紀雖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究為何事，朋友國人，或深或淺，多有知之者。而曉得最清楚的，當然是我自己。 又假如我雖用心在大問題上，而並無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沒有何等關係。但我自有知識以來（約十四歲後），便不知不覺縈心於一個人生問題，一個社會問題（或中國問題），至今年近五十，積年所得，似將成熟一樣。這成熟的果實是： 一是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對孔孟之學和中國文化有所領會，並自信能為之說明。 一是基於中國社會的認識，而對於解決當前大局問題，以至復興民族的途徑，確有所見，信其為事實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與人生》、《孔學繹旨》、《中國文化要義》三本書寫定完成，乃為盡了我的任務。後者雖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是什麼》（最近在香港發表）三書出版，已見大意，仍有待發揮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實現。 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或許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系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並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後乃闡明其倫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於人類生命有認識，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證其得失。此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 一班朋友在港，時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脅，不獨為炮火無情，更怕敵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們偷渡出來，到達澳門旅館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慶更生。然我只報以微笑，口裡卻答不出話來。因為我心中泰然，雖疑慮的陰影亦不起，故亦無歡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終未曾毀棄，到都斛時，隨手便取出應用。正為我絕不慮到遭遇敵人搜查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謂天命？孟子說的明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誰要他如此，而事實推移（時間的），機緣湊合（空間的），不期而然。察機緣之湊合，來自四面八方；尋事實之推移，更淵源遠至無窮。這其間沒有偶然，沒有亂碰，於是就說作「天命」。而事之關係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難得恰好，機緣尤難湊攏，一旦或成或毀，就格外說它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說「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含有兩層意思。頭一層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尋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個或少我一個皆沒關係，則是安是危，便無從推想，說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將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沒有第二人代得。從天命上說（從推移湊合上說），有一個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應當沒有問題（沒有中變了）。——這一自信，完全為確見我所負使命重大而來。 再一層是：萬一有危險，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層偏乎人的要求（主觀），未必合於天的事實（客觀）。事實結果如何，誰亦不能包辦得來。萬一推移湊合者不在此，而別有在，那末，便是天命活該大局解決民族復興再延遲下去，中國文化孔孟之學再晦塞下去。我亦無法，只接受命運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錯了。民族復興，並不延宕，文化闡明，別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塗，亦無所怨。——這一意思是賓，是對前一自信的讓步而來。 總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於天，不為過分的計慮（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計慮即為過分）。我盡我分（例如盡力設法離險），其餘則盡他去，心中自爾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極明且強，雖泰山崩於前，亦可泰然不動；區區日寇，不足以擾我也。 我處險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長進，再去理會。 後記 此文原系家書，其中有些話不足為外人道（指《處險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雜誌》上發表了，亦不須再悶。其中狂妄的話，希望讀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1943年7月漱溟 抗戰勝利後我奔走國共和談的經過[1] 就在八步獲聞勝利之訊的時候，亦獲聞毛主席應邀到渝之訊。我心裡想，國難已紓，團結在望，過去所為勞攘者今可小休。今後問題要在如何建國。建國不徒政治經濟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認識老中國即莫知所以建設新中國。顧年來務以團結各方為急，未遑對各方自申其所見。今後願離開現實政治稍遠一步，而潛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這一決定，在離桂返渝之時，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為他是我年來在現實政治上一同盡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別，說我要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現實政治的活動了。 路經廣州才曉得國內大局未容樂觀，到了重慶，更知其問題嚴重。於是不能不從朋友之後，再盡力於反內戰運動以至參加了1946年的舊政協會議。（在會議分組中，我拒不參加憲草小組而獨參加軍事小組，一心要為整軍問題盡力，還是夢想軍隊脫離黨派而屬於國家。） 一、參加舊政協會議（重慶） 我於1945年11月到重慶，正趕上國民黨接收東北遇到困難的時候。蔣介石派熊式輝和張嘉璈前往東北辦理接收，但國民黨軍隊不論從旅大或從營口總是不能登陸，原因是蘇聯人認為國民黨反蘇，不甘心把東北交給國民黨。11月15日蔣介石命令熊式輝、張嘉璈從東北撤退，不接收了。熊式輝奉命走了，蘇聯覺得不好意思，不好對國際上作交代，所以把張嘉璈留下，才協議國民黨由美方空運軍隊接收東北。當時，東北問題很複雜，很嚴重。東北這地方，國際上都很重視。蘇聯收拾了日本關東軍，趕走了日本人，一向就重視東北的。美國也重視東北，幫助蔣介石進行調停。所以當時的東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為西班牙第二，爆發有國際背景的內戰的可能。我不能坐視不理，無法抽身而退，所以又捲入現實政治里。當時，民盟積極地搞起來，大家不讓我走。大家說，如果爆發了內戰，你還能搞什麼文化研究工作？這樣，我就參加了舊政協。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鈞、羅隆基一樣看待；其實，我跟他們是不同的。章、羅他們在政治上有野心，有欲望，而我沒有。我在政治上一進一退之間，是非常之有我自己的斟酌的。 關於舊政協，談起來就很複雜。從停戰會議才到政治協商；停戰在前，協商在後。戰是怎樣打起來的？是日本投降國共兩黨爭著「受降」。國內許多地方已由共產黨給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國民黨卻不予承認。國共兩方爭著受降接收，就在各處打起來了。後來由美國出面調停，國共雙方都表示願意停戰，就由馬歇爾代表美國居間，組成停戰會議。在停戰會議上，許多條件難得協議，戰不能停，政治上也就無從協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戰協定在早晨簽字，上午十點鐘方開成了政治協商會議。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停戰會議取得協議後才有的。 先講停戰會議。停戰會議產生了設在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共方葉劍英、國方鄭介民和美方代表饒伯森（後譯羅伯遜）組成，按照停戰協定的條款遇有爭端進行調處。執行部之下又設執行小組，也由三方面組成，奔走各地，具體執行停戰協定，保證實現停戰。至於長春分部是軍事調處執行部設在長春的分部，是當初所沒有而後加的。全國和平破裂，主要漏洞在此。當初的停戰範圍並沒有把東北地區包含在內。為什麼這樣呢？這是因為蘇聯紅軍打垮了偽滿軍隊和日本關東軍，國共雙方還沒有在東北打起來，抗日民主聯軍也還沒有和國民黨軍打起來，這是一面。另一面是各方面各有各的打算。國民黨認為：蘇聯出兵東北是國際決定的，蘇聯得把東北整個交給我，不願意把東北包括在兩黨停戰範圍之內；如把東北也包括在停戰範圍之內，豈不是讓共產黨在東北也有了份。蘇聯和中共也有自己的安排打算，延安派高崗、林彪等人帶領大批徒手士兵經過內蒙前往東北接收關東軍的全部家當而武裝起來，發展很快。美國對於東北也有其意圖，未嘗不想插足其間。這樣，三方各有打算，就都同意停戰不包括東北在內。問題就隱伏於此。不久，共產黨以「民主聯軍」的名義（東北地方軍隊如李杜等都在內，是不能與八路軍混同的）在東北發展得很快。1946年3月間，張嘉璈告訴我，東北百分之九十都是共產黨的了；而中共王若飛告訴我，東北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我們共產黨的了。1946年2月間，馬歇爾曾向國共雙方提議把東北也包括在停戰範圍之內。共方首先表示贊成，而蔣介石竟不予置答。後來發展的結果，眼看共產黨有囊括整個東北之勢，蔣介石這才同意在東北停戰。這樣，就於1946年6月間設立了長春分部。由停戰會議產生的軍調部的構成與職權大體如此。 現在再講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的目標與任務，主要是由各黨派協商如何結束國民黨的一黨統治，如何實行憲政。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原是國民黨的主張。勝利之後，為了結束內戰，解決黨派問題，大家一致同意實行憲政，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之局。實行憲政必須做到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始可結束內戰，奠定統一和平。 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之下分設五個小組：1．憲草，2．國民大會， 3．政府組織，4．施政綱領，5．軍事。政治協商會議的目標與任務既在實行憲政，那就必須先起草憲法，然後提交國民大會通過，所以設憲草小組和國民大會小組。而國民大會之召集不能由國民黨一黨包辦，須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須改組國民政府，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這樣就設立了政府組織小組，協商政府改組事宜。政府改組後，憲政實施前，這一段時間如何施政，需要有一個共同綱領，所以又設立了施政綱領小組。此外，由停戰會議而產生的停戰執行小組，只管調處停戰，而兩黨軍隊如何變成國家的軍隊，如何實現軍隊國家化，如何裁軍整軍，還需要協商解決，所以又設立了軍事小組。政治協商會議五個小組的來歷大略如此。還有，在此五個小組之外，還設了一個綜合小組。綜合小組的協議，等於政治協商會議全體大會的決定，所以在綜合小組會上是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討論商決的。 政治協商會議原由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青年黨由於國民黨的分化而脫離民盟，便於國民黨從中操縱）和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五方面的代表所組成，代表人數不等，但議案以五方面同意為通過，非取決於多數，五方各有一票權。因此，五個小組亦由五方各派代表二人組成。唯有憲草小組只確定了十二條原則，交由憲草審議會據以修改「五五」憲草，起草整個憲法，各方參加人數要多一些，還有十個專門委員參加工作。軍事小組也是只談原則，至於整軍裁軍則由小組交由整軍會議把原則付諸實施。軍事小組協商整軍原則時，美方不參加，而整軍會議談判軍隊如何整編時，則請美方參加，協助進行。 上述各種會議所取得的協議計有：停戰會議所取得的《停戰協定》（1946年1月10日早晨簽字），政治協商會議關於五項問題的決議，簡稱《政治協定》（1月31日大會通過），整軍會議根據軍事小組所協議的原則，由馬歇爾居間所取得的《整軍協定》（2月25日簽字），還有《東北停戰協定》（3月27日簽訂）。所有這四個重要文件，此刻我手中一個也沒有了，所以現在就不大能夠詳細無遺地來講它。 二、政協會後決心退出現實政治 1月26日政協會議還在進行中，不過五個小組所協商的問題都已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協議，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27日周恩來要飛延安報告，取得黨中央同意後，回來即可簽字。26日晚上，周恩來到國府路300號民盟總部來看我們，他表示政協取得協議，馬上就改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張君勱、張東蓀和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都表示不參加政府。他們二人只是口頭說說，我則早有成竹，給毛主席寫好一封信，托他帶去延安。給主席信內大意是說明我自己對於現實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後願致力于思想言論工作，要離開現實政治，才便於說話，請予諒解。周恩來30日從延安回來，帶來毛主席的覆信，對我離開現實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並說，言論與行動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動而專搞言論呢？同時，周恩來也說：「你的信，我當時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給你而不會帶給毛主席的。我們堅決不同意你的意思。國民黨多年來採取關門政策，逼得我們不能不來叩門，請他開門。現在門要開了，你們卻不打算進去，往回倒退，這還行嗎？如果這樣一來，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豈不垮了！豈不散了！問題實在嚴重，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沒有個人自由的。」周恩來說話很硬，簡直不容商量。但我心中有底，我非如此不可。於是，我就寫了《八年努力宣告結束》一文，在政協閉幕那天宴會上交給周恩來、張岳軍和張東蓀諸位閱看，末後交給胡政之在翌日（2月1日）《大公報》上發表。我在這篇東西里簡略地說明我要退出現實政治而致力於文化思想工作的用心。但31日周恩來對我說了那樣硬性的話，我生怕引起他們的誤會，所以又寫了《今後我致力之所在》一文發表於2月7日重慶《大公報》上，主要想解答毛主席所說的話。我歷敘自己過去由於致力行動而在許多問題上沒有說出我自己的見解主張，比如今天要實行英美式的民主憲政，我就有不同的見解，但為要與大家行動上一致，就不能發抒自己的見解。然而我不能老悶在心裡不說，今後離現實政治遠一些，才好說話。尤其不能參加政府，如參加政府就又不方便說話了。我當時惟恐毛主席和中共朋友們不諒解，所以決定飛延安，好當面講清楚。我於3月10日從重慶飛北平，13日從北平飛延安。 三、出任民盟秘書長 政協閉幕後，我一連發表二文，決定退出現實政治，專搞文化研究工作。我那時總想成立一個文化研究機構，想找地點找人才。2月間，我就跑成都一趟，找葉石蓀和李源澄來一同搞。3月間曾飛北平，4月間又飛昆明，都是抱著這個意思而去的。我赴昆明是想把文化研究機構擺在昆明，還想找龍志舟（雲）拿錢辦學。這時，我一心搞我自己的事情，有關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於不過問了。所以4月10日特園之宴，我雖是出名主人之一，卻不在座，在那天早晨飛昆明了。什麼時候我終於又返回頭來奔走國共和談呢？是在4月18日。我4月18日從昆明飛回重慶，那天中共軍攻占長春，恰好馬歇爾也在那天回到重慶。4月 18日中共軍攻占長春是時局一大轉折點，是關鍵性的一天。馬歇爾走後，時局發展到大打特打，是他意想不到的事。馬歇爾回到重慶，雖曾約周面談，問周許多問題，周的答覆簡略含糊，使他不明真相。馬歇爾於4月22日派人來找民盟，請民盟幫助出任調停，說他有點無所措其手足的樣子。民盟既不能推卸此責，盟內朋友就紛紛勸我參加奔走和平；內戰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就無法進行。我迫於事實的需要，也就只好跟在大家後面來奔走和談了。馬歇爾之所以要民盟出來，是想讓民盟了解共方的打算，摸摸周恩來的底，看中共對東北究竟是要什麼，以便他著手調停，解決問題，同時也要民盟參加，在中間作證人。從 23日起，民盟應馬歇爾的邀請，參加了東北問題的商談。民盟既然參加進去，我也就不得脫身，不得不再來奔走和平。盟內朋友責備我此刻不能置身事外，要把事情搞完再走不遲。同時，我對於民盟職務還有義不容辭的一段苦衷，現在可以談談。民盟當初有五個常委：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和我；我們推選黃炎培為民盟主席，黃也首肯。但後來黃竟變了卦，很不像話。黃那時擔任募集戰時公債委員會秘書長之責，常來往於內地與香港之間。我在香港辦《光明報》，要把民盟這一組織公開出來，黃正到香港，應當由他出名負責，他卻推避不干，怕得罪蔣、孔。他既要辭職，卻不向內地表示；我提醒他，他才聲明辭去民盟主席。我舉薦張君勱作主席，而左舜生不甘心相讓，不贊成君勱，後來民盟主席才落到張表方身上。當時，民盟總書記由左舜生擔任。一直到1945年12月，左舜生辭職不幹了，為什麼呢？主要是由於曾琦回來，青年黨內部鬧家務事，曾琦上了蔣介石的鉤，要青年黨退出民盟，青年黨內部很罵左舜生，所以左不能再在民盟幹下去了。到了舊政協，青年黨正式從民盟分出去是曾琦搞的；曾琦之壞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於是青年黨的政協出席代表五人就沒有左舜生和李璜。左舜生既辭去民盟總書記，恰值國社黨的張東蓀到重慶，大家都推東蓀擔任民盟總書記，我11月回到重慶，也贊成此議。但張東蓀為人很油滑，怕費力氣，也不肯干。我請他干，說：「我無條件幫助你。」張東蓀說：「我只負名義，實際工作你來。」我說：「好吧。」所以舊政協開會時期，民盟秘書長就由東蓀擔任。政協閉幕後，2月上旬張東蓀要回北平，無法留他，他就辭去秘書長而去。民盟實際工作無人管。大家推我做，首先跟我談的是黃任之、章伯鈞、張表方和張君勱等人。只有羅隆基沒有跟我談（他自己想當此任）。當時，周新民（中共黨員）擔任民盟副秘書長，他勸我出任秘書長，態度最懇切，話說的最切實。但我一直不肯，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我既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兩篇談退出現實政治的文章，又給毛主席寫信也表明此意。我態度之堅決，他們實無法勉強我，也就算了。我那時住在重慶特園，張表方也住在那裡，鮮特生是主人。有一天吃完午飯，鮮特老進我房間裡說：「你沒有看見張表老唉聲嘆氣的神情嗎？你知道原因在什麼地方嗎？現在政府要還都南京，民盟也得遷移去，但民盟秘書長無人肯干，他這位主席簡直毫無辦法。張東蓀2月14日走了，已經二個月之久沒有秘書長，表老真是一籌莫展；大家公推你干，你堅決不干，一切都落空了。政府還都後，5月就要在南京開會，你一定不干，豈不是要張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進來的，你要他的老命對嗎？同時，民盟要搞國共兩黨的和談，也無人負責主持進行，這又是關係大局的事了。」鮮特老這樣一說，我自己再不能推辭，只好同意干民盟秘書長這一職務，但言明只干三個月，再多了就不干。張表老說：「只要你干就行。」這樣，我就接受了民盟秘書長的責任，又投身於兩黨和談了。5月初，肯定下來，於5月 8日就離開重慶而飛上海，過了幾天才轉到南京，設民盟總部於藍家莊。張表老不出川，一切由我做主。 四、再度投身國共兩黨和談 我計算三個月或者大局可以歸於和平，那時我再做我的事。豈料不只三個月不行，六個月亦還是不行。從5月初到10月底整六個月，除一度去昆明調查李聞案外，都在京滬間為和談盡力。（我那時勇於自任的經過情形，這裡不敘；1949年夏曾寫有《過去和談中我負疚一事》一文載於《大公報》，可供參考。 如我所親見，6月一整月之和談，中共都是在委曲求全。事例甚多，不勝枚舉。7月初，蔣公召見周恩來，以蘇北幾個小問題交付陳誠、邵力子、王世傑，與中共周、董等直接商談（馬歇爾不參加），必要中共再讓步一些方肯把6月所協議者簽名。那時中共卻是堅持著不讓。堅持到7月12日無結果。14日蔣主席上廬山，蘇北就大打起來了。從7月半到9月底，兩個月有半之期間中，從蘇北以至冀、熱、察遍處都在大打。中共解放區各大據點，幾乎全被政府軍取得。此時縱或不說是政府軍在實際上具有壓倒優勢，至少亦可說是政府軍在聲威上具有壓倒優勢了。乃末後政府竟還想要拿張家口，中共便不能再忍。所以9月29日周恩來從上海送備忘錄致馬歇爾轉政府，警告政府不得進攻張家口；進攻張家口，便是政府決心破裂，從此無可再談。他們這句話不是隨便談的，實具有決心。乃政府終於不管不顧而拿下張家口。並且於高興之餘，同時宣布了國大准期召集開會。——這是10月12日的事。 形勢發展至此，實在已是決裂了。我因為正在其間奔走，所以我看得出。但政府卻不在意，而美國朋友竟亦昧昧。（註：我是雙十節夜車自南京趕赴上海，11日午前與第三方面全體會談；午後與周恩來會談。當夜又趕回南京。12日天明到京下車，乃知局面已變。原與美大使約好回京見面者，至此即不往見之，以事無可為也。入夜美大使館來電話，強邀往談，我告以無可為，均不甚相信。）然而經過雷震、吳鐵城、邵力子兩次三番赴滬相邀，特別是留滬之第三方面同人百般挽勸，周恩來畢竟還是於10月21日隨大眾來南京了。這可以說，他是再一次之忍耐。不料眾人應邀來京商談，而做主人的蔣主席卻又出遊。——蔣公於當日接見周恩來及第三方面同人後，即飛台灣去了。按照6月的經驗，和談中大小問題，幾乎都非取決於蔣本人不行，他偏於此時出遊，使我們為和談來的朋友都感到失望；則周心裡之不耐，亦可推知。但他還是耐煩談下去。不料三四天後，政府軍又把安東拿下。安東是中共在東北重要據點，人所共知。拿他的張家口，他不肯談，好容易勸著他來談了，又拿他的安東。請問，政府這是何意？當10月25日夜間，我和黃任之先生等一些朋友，在梅園把安東消息告知周時，周面色立變，即不肯再作和談。然而畢竟又經我們許多人勸下來，繼續進行。——這可以說，他是再再一次之忍耐。 雖說還忍耐著談，他心裡早已是一團要決裂的憤火。所以不久以後，終於談不下去。我於11月初，便早早抽身而退，正是有見於此。 [1] 此文系摘錄《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中的部分內容與《我的努力與反省》之第五節，二者合編而成，中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寫於1951、1952年。 為全國團結合作而奔走[1] 我為全國人團結合作奔走的事實經過，約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戰爭前我致力鄉村建設運動，曾經連續三年開了三次全國性鄉村工作討論會，並組成「中國鄉村建設學會」。二段指抗日戰爭初起我訪問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確定國是國策，建立黨派綜合體的主張及其後的奔走活動。三段指我把兩大黨之外的小黨派和各方面人物聯合起來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在新四軍被蔣屠殺後奔走於兩黨之間，又改組成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去香港創辦《光明報》，為民盟發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綱領，代表民盟參加舊政協，盡力於兩黨和談。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貫的，就是想結束三十多年軍閥紛爭之局，樹立統一穩定的全國政權，向著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這思想所由來的曲折過程不能不作幾句簡略的解說。 我生於清季國家多難之秋，早年參加1911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歐美憲政於中國，卻不料革命後就陷於軍閥分裂政權而混戰之中，經過1927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軍閥後依然出現新軍閥，混戰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於中國社會構造特殊，在社會發展史上表見長期淹滯之奇蹟，像歐美日本在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憲政制度都是在中國行不通的。（詳見我所寫《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2] ） 就在行不通的時候，產生出軍閥來。瞻望前途，中國的出路只有社會主義一條（可看1921及1930年我舊著）。然而中國又不像俄國十月革命前那樣統治被統治現形成對抗的兩大階級陣營，有可能一面翻下來一面翻上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故爾1924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以俄國為師，卒於行不通，依然又出現新軍閥（我寫有《我們政治上第二個行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一文。[3] ）社會主義是要以計劃經濟統制經濟去建設並施行的，走向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必須在政治上結束軍閥分裂之局，樹立穩定統一的全國政權。當前問題就在我們怎樣能實現這前提條件呢？ 要知道軍閥是武力缺乏階級為其主體，落於個人手中，失去其應有的工具性的結果，是家族生活偏勝，階級沒有固定成形，流於散漫的老社會，每當其消極相安之局被破壞後的必然結果。今天我們既然再不能規復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於長期分裂內戰了。在外國也有不少分裂內戰的事例，但對照看來是不同的。他們總是裂痕存在於社會，武力掌握於集團，有時分為兩國，有時雖表見為統一的國家，實際上只靠武力為強大階級所掌握而遂行其統治，掩蓋著內在矛盾罷了。我們恰相反，只不過國家政權隨個人軍權而分裂，矛盾只在軍閥之間，初與廣大社會無關。不要看歐美日本那些表面統一的國家，其社會是有許多分野、隔閡、對立的，從來為其分裂內戰的導源；我國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雖是一種分野，卻何曾為軍閥產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說：外國之分，分於下；中國之分，分於上。分於下者恆在上面求得統一；分於上者其統一之道轉過來就要求之於下。換句話說，就是從社會方面著手要使散漫者聯合起來，混亂者得到調整，當下面聯成一體之時，武力便有其主體，其何從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1] 作於1970年12月6日。 [2] 見《梁漱溟全集》卷五。 [3] 見《梁漱溟全集》卷五。 鄉村建設運動在我來說，即是著手於社會基層，從下面求得聯合統一以解決上面政權分裂問題的一件工作。其內容要在建設地方自治組織（政治性的）和農民合作組織（經濟性的）；當其從散漫進入組織之時，逐漸引進科學技術於生產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見，我們所短缺的東西不外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兩樣，亟須把它補充到中國文化里來，此外更無其他。我們改造舊社會必須要向著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前進，亦是沒有疑問的。所不同於西方人者，西方過去集團生活偏勝，干涉太強，要以爭取人權自由達到民主，可說是走離心的方向，而我們病在散漫卻要加強向心力，以團結合作達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發達了個人資本主義再推翻它來實行社會主義，一前一後分成兩段那樣，而是經濟生活的社會化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環推動，同時並進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非為二事，要完成一齊完成。 這富有理想的鄉村工作，卻因鄉村遭到嚴重破壞（1930年特別嚴重）動搖國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發展推廣，即是多為救濟農村、復興農村而投入工作。全國性的鄉村工作討論會到會的不但來自南北東西各地，抑且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假如掩起「鄉村工作」這個標題，只從到會人士來看，看不出開的是什麼會來。單以教育界說，既有搞民眾教育、社會教育的，搞小學教育的，搞師範教育的，搞職業教育的，又有各大專門學校的人。單以大專院校來說，既有農業，又有工業，又有醫藥，又有經濟，又有法政……如是種種不一。其勢不難把全國各地方各行業的人牽引集合到此一大運動中，組成一大聯合體，為一共同目標努力。到那時節，代表廣大社會的統一意志出現了，還會有分裂內戰嗎？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但有一個要點必須指出：鄉村運動的大聯合體應守定在野，不親操政柄。我援引孫中山先生政權、治權分開的說法，政權歸於人民，治權賦予政府。軍隊、警察、司法機關等等均為行使治權而設，均屬工具性質。這一划分開，是為保持鄉運大聯合體於統一立場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統一立場則又是上面國權統一穩定的決定性條件。 1946年1月在重慶舊政協的整軍方案中，我堅持軍隊脫離黨派，歸屬國家，實行民盟所提「軍隊國家化」的要求。三月間我再度訪毛主席於延安，明白指出重慶政協所取得的憲政制度不會行得通，到那時重新籌策，請考慮我1938年所提確定國是國策建立各黨派綜合體的主張，並亦強調政權治權分開，黨派綜合體掌握政權而以治權賦於政府之一點，用意所在正復與上說相同。 至若我先後發起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其為求得國人之團結合作，可不煩解說而自明。 回憶參加調查國民黨暗殺李聞案[1]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7月15日聞一多教授在參加李公朴先生追悼會後又被特務殺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民主教育運動副主席。聞也是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雲南省支部常委暨宣傳部主任。民盟中央這兩位重要成員接連死於政治謀殺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國內外很大震動，對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擊。 一、要求共同調查 暗殺事件發生時，我駐南京民盟總部，擔任民盟秘書長，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國共和談最緊張的時候。 李公朴被殺害的消息於12日傳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許多負責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個人身份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公朴先生被害，無疑是為了當前政治鬥爭，儘管真兇沒捕到，好像無法證實國民黨特務之所為，但此事無待申說，大家心裡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統治。」不料四天之後，聞一多又被殺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書長的名義發表書面談話：「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我又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在宣讀完這個書面談話之後，出於對國民黨特務的卑鄙兇狠的行徑的憤恨，我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 二、赴昆明調查 國民黨做賊心虛，自始至終不肯同意派人與民盟共同進行調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調查，政府給予交通的便利和調查時的便利，並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一名秘書「協助工作」。 [1] 寫於1984年。 民盟本打算派羅隆基去，後來傳言說羅不能去，去將死在昆明。後來決定由我與民盟副秘書長周新民一同去調查此案。 8月3日我們二人會同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出的秘書張壽賢由南京先飛重慶，因換乘飛機延誤，6日才到昆明，開始工作。 國民黨為了做出「重視」此案的姿態，也為對我們的調查進行阻撓，此時也派了一批軍警憲大員飛去昆明「查辦」。記得他們當中有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顧的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警察總署署長唐縱等。此外參加「查辦」此案的還有已在昆明的雲南主席盧漢、昆明警備司令霍揆彰。 我們到昆明後立即約見他們，但他們故意拖延，屢次推拖，改動會見日期，使我們無法及時開展工作，至8月9日才見到他們。我們見他們主要是說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要求將此案移南京組織特別法庭審理，因為李聞案是一政治性謀殺案，普通法庭是審理不了的。這個要求我們在南京時即向國民黨提過，現在重提自然也是無結果的，但這是一原則問題，我們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審理的情況下，我們又要求不要急於定案。 8月13日顧祝同和盧漢出面宴請我們，有冷欣和張鎮等作陪。此時顧祝同告我暗殺李的兇犯未捉獲，聞案的兇犯已捕到，後日即可開庭審判。當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說15日「公審」，邀我們去「觀審」。我們當即回信說不同意這種「公審」，但既經邀請，我為藉此機會作調查，準備參加，並提出增加民盟雲南支部負責人之一的馮素陶一人參加「觀審」。 三、如此「公審」 增加馮素陶「觀審」得不到同意，只有我與周新民二人去參加15日的「公審」。「公審」時到的只有被邀的不過二十餘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記者只二人，且均為國民黨中央社的。《大公報》派來昆明的記者申請參加，也無理地被拒絕。「公審」時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殺聞一多的兩名兇犯，名湯時亮和李文山，據說是昆明警備司令部的兩名中下級軍官。真正的兇手是不是他們？誰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將聞一多被殺時受傷的他的兒子聞立鶴用擔架送來法庭，以便辨認兇手和作證。但直到「公審」收場後，參謀長冷欣才要張壽賢秘書轉告我們說，軍法處去醫院，院方出具證明，認為聞立鶴「傷勢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審理中只有法官與被告之間的一問一答，問答完了即算審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問時，他們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說，說「聞一多是賣國賊」，說他在李公朴追悼會「罵了軍人」，他們二人出於一時「氣憤」，故刺殺他，此事與他人無關，云云。聞案就這樣審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結束時也未說明是否審理完畢。李公朴一案，則因為兇手根本不曾「捉拿歸案」，更是不了了之。 「觀審」畢，我即致函顧祝同，說明我們旁聽後認為疑竇頗多，請他們不要急於定案，並索取一份審訊記錄的抄件，但始終不曾給我們。 19日顧祝同再次宴請。飯罷入另室談話，我問：15日「公審」一天，好像是已經審完，可是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審完，是不是將再審？顧遲遲答不上來，末後低聲對我說：我也還做不得主。 四、阻撓與封鎖 同時，國民黨在下面又採取種種辦法，阻撓我們調查，對我們進行封鎖。 本來早在李聞案發生之前國民黨特務即散布謠言，製造打擊民主力量的藉口，空氣已十分緊張。張貼在街頭的反動刊物和壁報說，民主黨派要與地方勢力「聯合起來暴動」，奪取被國民黨由龍雲手中收去的政權，說「李聞加入了共產黨」，「聞一多組織了暗殺團」，種種胡言亂語。在這種情況下，6月底民盟組織不得不多次舉行招待會，說明我們的主旨是「和平建國，民主團結」，說明民盟為非暴力革命團體，從來反對暗殺暴動。 待7月11日和15日李聞兩位被暗殺後，昆明的空氣更加緊張。潘光旦、楚圖南、費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進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像這樣人人自危的狀況，當然使我們不便或無法與許多調查對象接觸。我們到昆明後，即住在商務酒店，店裡此時早已先住進了許多「客人」，我們的出訪，或有人來訪，一舉一動，當然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廳吃早點，偶然遇見孫福熙君。孫是著名作家孫伏園（福元）的兄弟。孫福熙曾為中國旅行社編輯過旅行雜誌，而這家商務酒店正是由中國旅行社經營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內。彼此早相識，見面怎能不打招呼？兩人互致問候，寒暄幾句，也就分手了。誰知竟被特務注意。據孫事後對我說，在我們談話後，特務立刻將孫找去盤問，問他：你與梁某人是什麼關係？你向他說了些什麼？孫萬沒有料到在大庭廣眾之中，這樣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盤查，趕忙解釋說：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學教書，他是先生，我是學生，只是師生關係，彼此多年不見，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還記得，當時繆雲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慶政協會議的社會賢達代表，我本想藉此機會彼此見見面。這本是與調查無關的活動，但也未能實現，後來繆雲台先生派了某紗廠經理來見我，說「有事」不能來。像這樣的處境，我們的調查工作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通過種種途徑，通過美國領事館，搜集到許多與案件有關的情況，足以說明這是國民黨特務謀殺了李聞兩位。 五、報告調查結果 李聞案的調查在國民黨的阻撓下再也不能進行下去，而「公審」是否繼續進行又無期，22日我們即由昆明飛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報告調查經過和結果。我說：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來說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獲兇手」，只拿出聞案來「公審」，是李案「吞」而聞案「吐」。二是承認是昆明警備司令部兩個中下級軍官乾的，這是「吐」。但是出於兇犯「個人氣憤」，這樣就「吞」去了暗殺的主謀者。三是「公審」只許中央社記者參加，這是「吐」。但拒絕《大公報》記者及其它報社記者參加，這是「吞」。四是「公審」好像審判完結，這是「吐」；但問是否再審，他們答不出來是「吞」。在這報告中，我還作了三個預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為聞案推不脫，才說是警備司令部軍官乾的，但是出於「一時氣憤」，李案不好再說是特務出於同樣原因乾的。二、聞案不會再審了，也不會正式宣判。三、兩個兇手在執行死刑時，定有兩個替死鬼。 後來此案的了結與這些估計大體不差。 末後我們將調查經過與所得寫成《李聞案調查報告書》，印發各界，揭露國民黨特務的罪惡，要求取消特務機關。有關調查的種種情況，可以找此書查閱。 我的努力與反省[1] 一、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一種似是而非的判斷和處理 去年12月《大公報》和《進步日報》邀請好多位先生開的批判改良主義思想座談會，其發言討論經刊布在報紙的，我都看過了。我個人的情形和發言的幾位先生不相同。因此我現在所講的話亦就不同。他們都是留洋學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求過學，而且差不多全是學社會科學的，所以他們就多從改良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前後發生的來歷如何，類別如何，這面來說。我既沒有去過歐美，又不是什麼社會科學家，但我曾從事於一種社會運動，我將直截了當來講我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講外國的書本上的那些。 前寫《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在以下還要提到此文時簡稱《前文》），曾說我從不相信自己是改良主義，總不喜歡旁人向我宣傳革命。當真的，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我始終會認定我走的是中國革命惟一正確之路，始終不會發覺自己是改良主義。在今天勘對起來，我之為改良主義，已無可否認，這實在是自己當初所不料。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呢？這並不出於理論上的浮淺錯誤，而是有著其思想根源的。本文即在此分析檢討。 在理論認識上我對於下列三點都是很清楚的： 第一點，我確認社會非有其本質的變革，如從中古封建社會變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或從資本主義社會變到社會主義社會那樣，就算不得革命。 第二點，我確認要完成如上所說的革命，非變更政權不可。那也就是說，非使政權——國家權力掌握在革命一方面不可。 第三點，我確認要使國家權力轉移到革命一方來，大致非經過暴動流血武力鬥爭不可。總起來說：如其不是這樣，就難免於改良主義，特別是第一第二兩點最要緊。第三點其可能有的例外機會亦甚少。 以上說的這些，可信都沒有錯；論起來是不至於把改良誤為革命的。譬如我對於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早料到它不達成社會主義不止，多年來便提出「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兩句口號。這顯然不是什麼改良主義，而有合於第一點。同時在問題如何解決上，我亦始終沒有那種「教育救國」一類思想，而是強調第一必要解決當前政治問題。這在第二點上就沒有錯。在第三點上，我不走武力奪取政權之路，卻非自認為是其少數可能的例外。我乃是自始認定中國不屬一般國家類型，因而中國革命應當別論的。 我的錯誤，實錯在過分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 中國問題本有其特殊之處。例如下列三點我至今不放棄原有的意見： （一）中國問題的歷史背景特殊——秦漢以來兩千餘年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沒有革命；（二）中國問題的文化背景特殊——秦漢後的中國，是融國家於社會的，它沒有構成階級統治，不屬一般國家類型（其所以沒有革命正由於此）；（三）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後乃引發了中國革命；中國革命是從外引發的，而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的。末一點正是從前兩點而來。 我這「中國特殊論」似不為今天思想所許。然而我自己還不曾發覺其錯誤。——這或者尚有待於朋友們的幫助。據我自己檢查得錯誤，亦即本文所要論說的，乃在我從這一特殊論的根柢上，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作出下列似是而非的判斷和處理： （一）我判斷中國在1911年後，為了完成中國革命所需要解決的政權問題，不再是政權屬誰的問題，如像一般要使政權歸於某一革命階級那樣。其問題乃在政權分裂、單弱、不固定；換言之，亦就是沒有統一穩定的國權。只需有了統一穩定的國權，就能完成中國革命。這一判斷今天看來完全似是而非。 （二）由於以上的判斷，我雖極強調解決當前政治問題為第一必要，卻全然無意取得政權，而把功夫用在力求如何使散漫的中國社會聯成一體，有其明朗的一大要求可見，以為樹立國權之本。過去我所作的鄉村建設運動，以至抗戰中和勝利後所有為國事的一切奔走活動，都是作這個功夫。——這一處理當然又似是而非。 惟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為革命。同時，對於始終不忘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雖同情它，卻不同意於其路線，常抱著一個容納共產黨而修正共產黨的想法。我就是這樣執迷不悟了好多年。 [1] 寫於1952年，原標題為《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 以上的話似太抽象，必須把我過去的許多言論和行動——那一些具體的東西擇要排列出來，而後讀者才曉得其所指，這將是本文進行的第一步驟；其次便要把我所以這樣判斷問題和這樣處理問題的由來說出，這將是本文進行的第二步驟；第二步驟只不過扼要敘出其似是而非之「是」的一面，還必須分析其似是而非之「非」的一面，並尋出其思想根源，才算到題，這將是本文進行的第三步驟。 以下就按這三個步驟進行。 二、抗戰前的言論和行動 第一步，從我過去的言論和行動舉出實例，以見我對中國革命問題是怎樣判斷和怎樣處理的。 例如舊著《鄉村建設理論》第308頁上說： 中國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崩潰，而其苦悶之焦點則著見於政治問題之沒法解決；假定於政治問題的如何解決沒有成竹在胸，而談其他的，都是白費。 又如舊著《答鄉村建設批判》第13頁上說： 既然要對外求得民族的解放，對內完成社會的改造，那就必得建立能盡這任務的政權那是沒有疑問的。 其他類此之例多不勝舉。這就見出像列寧所說革命基本上是政權問題的話，我們何嘗不懂得。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以解決政權問題，從來不說他們不該這樣做，而只是說他們解決不了問題——達不到目的。例如《鄉村建設理論》第441頁，講到解決土地問題時，原文有這樣話： 至於共產黨的做法呢，倒亦痛快，只是於大局無補。——他們若建得起政權來就有補。 又如舊著《鄉村建設理論提綱》第十四條第二款： 中國社會一向散漫流動，歷史上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無革命；現在仍未形成階級，即便倡導鬥爭，亦鬥爭不出結果來；結果乃指一新政權的建立。 再看提綱第十六條第二款： 依通例，應以社會改造運動的團體（革命黨）掌握政權，施行建設，完成社會改造，中國亦不能外此；但以中國革命本質的不同，社會形勢有異，所以解決政治問題的途徑隨之而兩樣。 這就點出我是在中國特殊論的根柢上，否定了一般革命之路，而另自提出中國所應走的路線。其一破一立、一取一舍之理容待第二步再講，這裡只為這一路線舉證如次： 舊著《答鄉村建設批判》把這一路線說得最分明，因其從頭至尾都是對照著一般革命之路——分化而鬥爭之路來說的。但仍不外根據原先的《鄉村建設理論》而來。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的上半部——認識中國問題之部，就是分析論證中國問題苦悶的焦點在「政治上無辦法——國家權力建立不起」（此即其第五段的大標題）。而在原書下半部——解決中國問題之部，講到政治問題的解決時就闡明這裡沒有「政權屬彼或政權屬我」（此即其第三節的小標題）問題，只要統一穩定的國權建立起來就對了。 如我在《鄉村建設理論》所講，中國政治問題須要分兩步解決。樹立統一穩定的國權是為頭一步。有此統一穩定的國權即可進行有方針有計劃的建國——建設一個政治上達成民主主義，經濟上達成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必須到建國完成，方為政治問題的完全解決，是為第二步。從開頭到末尾說作兩步，卻全靠一個鄉村建設運動貫徹於其間。鄉建運動實是建國運動；它為自己創造出它在政治上所需的前提條件——統一穩定的國權——於先，又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建設而推進政治的民主化，以至奠立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於後。 若問鄉建運動似不外致力於社會何以竟能收效於政治，則舊著《鄉村建設理論》具有解說，而「理論提綱」第十七條至卅九條尤為揭示簡明。這裡不加敘錄。 正因我認定要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必須致力於社會，而不能乞靈於政治，所以在抗戰以前那許多年，我都是投身社會運動，先後同朋友們創辦了「河南村治學院」和「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並出版《村治》和《鄉村建設》等定期刊物。為了聯合各處鄉村運動的團體或機關，我們有「中國鄉村建設學會」之組織，同時並每年舉行一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此外，我又隨同一些朋友發起而參加了「中國社會教育社」；那是聯繫一切民眾教育、成人教育、社會教育的工作者，從側面推進鄉村建設運動的一個團體。 過去我的言論和行動大致可分為抗戰前、抗戰後兩大段落；以上就是抗戰前一段的一個大概，以下轉入抗戰期間以及勝利後來說。 三、抗戰起後的言論和行動 說到此處，想起1941年我在香港創辦《光明報》，寫有《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恰就是敘述我從抗戰起所有的言論主張、奔走活動，從創刊日起長篇連載五十餘日，那倒是現成材料，可惜現在難於檢覓。[1] 這裡只能追憶其要略。 對照著抗戰前多致力於社會來說，抗戰後我在政治上的奔走活動為多。然而其一切用心卻依然是從戰前一貫下來的。《鄉村建設理論》曾有談到準備抗戰的幾句話： 我認為中國不應當在如何摧敵處著想，而應當在如何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乃至在我們被毀後如何容易恢復上著想。尤其要緊的是在調整內部關係，以樹立應付（國際）環境的根本。（原書第441頁） 這就是後來一切言論行動的張本。所謂「不容易毀滅」和「被毀亦容易恢復」，指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培養成民族抗敵活力而言。所謂「樹立應付環境的根本」指要有統一全國以對外的國家權力而言。這一下一上的兩面，相資為用，缺一不可。在戰前說，雖多致力於社會（下面），而我眼光所注實在上面（政治）；在開戰後說，我雖多為團結統一（上面）奔走，而用意恰在下面 （民眾總動員）。所謂「我努力的是什麼」，即指努力在這相關的兩面。自始至終沒有離開一步。其事實經過大略數一數如次： 說戰後仍須回溯到戰前。由於1935年10月華北緊張（日寇所謂華北五省三市自治運動），山東的鄉村工作便轉入備戰階段。計劃著分期分區訓練民眾，組織民眾，而以集中訓練八校師範生下鄉擔任其事。此工作於1936年1月開始，臨到戰爭起來，卻失敗了，後有檢討。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5月間），我在成都以《我們如何抗敵》為題作講演，其內容即在號召知識分子盡力於戰時民眾動員工作。「八一三」上海開火前夕，我又發表一長文，題目和內容與前大致相類而計劃加詳，列舉了十四要點，連載於8月11日、12日兩天上海《大公報》。其後曾合併印成小冊子發布。8月17日夜間，南京政府在中山陵園召開國防最高會議的參議會上，我主張大規模發動知識分子有計劃地分布下去從事民眾動員工作，因而建議改造教育制度。當時胡適、傅斯年不耐煩聽，竟阻止我發言，幾乎不得盡其辭。10月某日我與晏陽初一同見蔣，指陳民眾動員的不夠，並稱道中共在晉北如何發動民眾，頗觸蔣怒。移時黃炎培、江問漁兩位亦來，又一同陳說。蔣遂囑託我四人起草具體計劃。計劃末後是由我負責草成交去。但一面因上海失守，京滬沿線動搖，當局無心及此；更一面因陳立夫長大本營第六部，主管民眾組織之事，根本不肯讓黨外人插手。——這是最主要的障礙。 我的心愿在這一面既不得遂，1938年1月1日即由武漢飛西安轉赴延安，訪問中共中央；這是我奔走國內團結的開始。當時我提議要確定國是國策——把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兩大問題同時有所確定——以解決黨派問題。毛主席告訴我兩大黨在武漢正有八個人起草共同綱領，勸我回武漢進行。但我掛念山東（屬第五戰區）的事情，且與李宗仁（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有約，沒有去武漢而去徐州。在徐州住一個月，與散失的山東同人設法聯繫，並檢討自己的失敗而寫了《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付印一小冊。3月初回到武漢，則蔣介石正為曾想渾全國為一黨，遭中共拒絕而惱怒，我解決黨派問題的提議又提不出。 此時民眾動員工作由於國民黨猜忌排外，包而不辦，其問題表現在前方後方是極其嚴重的。他且不談，只一個後方徵兵問題就不得了。徵兵變成胡亂拉兵，其景象真是慘極、兇惡之極。我在四川感受刺激，於是再度努力，縮小範圍奔走於地方當局、地方人士、地方教育界三方面，想幫助他們把四川徵兵事情搞好。我主張這三方面要配合起來，建立系統機構，而以最大注意貫徹到鄉村。三方面都樂意接受，並於人事安排、經費籌措都有些準備。10月7日張群（西南行營主任）、王纘緒（四川主席）、張瀾（地方人士）和我四人同飛成都進行其事。沒想到只開了一次動員會議，就有人（張雲伏黃埔系）公然叫囂不許外人僭竊領導。會後邵（從恩）、張（瀾）諸老頓形消極，我一個外省人更無能為力。經過這次又碰釘子後，使我認清了黨派問題是一切事情的總障礙。此後用力的方向所以轉移到要求團結統一上，實決定於此。 是年12月我根據自己一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而參以在延安所得印象，提出一個根本解決黨派問題的方案。其內容主張分三步進行： 第一步：召集全國各方面會商，確定國是國策（相當於共同綱領）。 第二步：建立黨派綜合體（略同於毛主席所提議國民黨本身變為民族聯盟，各黨各派加入國民黨而又保存其獨立性的那種組織形式），為國是國策之賡續不斷地補充或修改。 第三步：政權治權劃分開；黨派綜合體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而以治權屬之政府。政府是代表國家的；國家惟一絕對，政府不能含有黨派性。它要忠實於國是國策之執行，不得有一毫出入（我因戲稱為「無色透明體」），對黨派綜合體負責。（附註：分別政權治權是孫中山先生學說之一，而我借用之。） 文章寫成交給重慶《大公報》發表，在送審時被檢扣，由當時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和劉百閔當面退還我。他們說我用意甚好，但若發表必招致爭論而使黨派關係更惡化，反於我初意不合。我無法，只能以我手稿請各方朋友如董必武、沈鈞儒、張君勱、李璜等幾位先生閱看閱看而已。 當初從南京退守武漢時，我早向人說過這樣的話：你們向西，我要往東，你們向南來，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後方既無可盡力，我便想到前方去。況1937年那時有一部分八校師範生訓練處的同人同學約八百餘人，攜帶槍支糧款從濟寧退人河南，在鎮平集中受訓後，經向當時政府取得名義，已於1938年秋整隊開拔渡河返魯抗敵，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於是我一面請求蔣的軍事委員會轉知前方戰區，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請中共中央轉知八路軍和新四軍，沿途給我方便和照顧。我即於1939年2月 2日成行。當出發之時，未嘗沒有留於前方抗敵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趕上敵人大掃蕩，又逢著「摩擦」開始，躑躅於魯南山區，辛苦備嘗而一籌莫展。同時看到黨派關係惡化如此，抗戰前途已受威脅，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決黨派問題，可能就是到了問題解決的時機；所以馬上又迴轉後方。計一往一返共經歷了豫東、皖北、蘇北、魯西、魯南、冀南、豫北晉東南各敵後游擊區域，末後於「九一八」回抵洛陽，雙十節回抵成都，為時共八個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見聞外，可算勞而無功。 四、抗戰中期到勝利之前的言論和行動 我到達成都和重慶，得悉黨派關係惡化在大後方亦同樣嚴重。不過在前方所表現者是武裝衝突，大後方卻是單方面——執政黨方面對黨外的壓迫箝制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朋友一見面便訴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戰危機相告。在問題的如何應付如何解決上，他們一般意見又與我相左。他們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憲政，希望可以多黨互競並存。剛剛不久開過一次「國民參政會」，便已通過了早施憲政的決議，並且成立「憲政期成會」，容納各方面討論「五五憲草」。我到重慶時，重慶滿街上都在開會座談憲政，非常熱鬧。他們邀請我，我一概謝不參加。我知道這是一場空歡喜，國民黨決不會踐言。何況即令當真實行，亦非中國之福呢！我只認定我的路線，作我的團結統一運動。 我分向三方面進行我的運動。所謂三方面就是兩大黨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記得似是10月25日，訪問中共方面，會見了陳紹禹、秦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從我在前方的見聞說起，說到問題的嚴重，說到我的意見主張。當我說話時，博古先生就隨時伏案作筆錄。末後由陳紹禹先生作答，吳、林、董諸老亦各有答語。其詳非現在所能記憶。只記得在我講到問題嚴重時，我就說了一句「軍隊非統一於國家不可」的話，陳先生馬上要回答，我請他莫忙，且容我把話說完。未了我分三步解決問題的話講清楚了，然後說出軍隊警察應該是政府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執行國策的工具。此時陳先生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慮的，後來又說，軍隊屬於國家是可以的，只要國民黨實行，我們就照辦。諸老所表示，亦都是對我勉勵的話。談話從晚間開始，至夜深人靜才分手。 在我訪問國民黨方面時，主要是同張群的談話。談話時間亦達兩小時以上，我的三步解決論亦都向他說了。我指摘當時的憲政運動為「文不對題」，他最表贊成。當我強調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屬於國家時，他轉問我：你向共產黨談過沒有？他們如何表示？我說：他們表示國民黨實行，共產黨就照辦。張拍手笑說：他們深知國民黨不會實行，所以不必從他們口裡來拒絕你的提議，而只需說一句「要看國民黨便盡夠了。老實對你講，國民黨的生命就在它的軍隊，蔣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黃埔系。像我（張自稱）這樣一個地道軍人而從不想抓軍隊，是絕無僅有的。你向誰要軍隊就是要誰的命！誰能把命給你？你真是書呆子！」這一席話對我真如同冷水澆背。 我亦曉得要有實力才解決得了問題，但我不相信只有軍隊是實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廣大人民要求，便是實力。我要把同我一樣要求的人結合起來。所以我的運動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黨派和在野聞人——為第一對象。經我在成都重慶兩地奔走聯絡之結果，就醞釀出一個「統一建國同志會」來。我說明：在當前危機下，所有兩大黨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務，就是不許內戰起來妨礙抗戰，然而零零散散誰亦不配說來完成這任務。只有我們大家彼此合攏來，而以廣大社會為後盾，那麼，這個力量卻不小的。所以當時這個會把兩大黨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涵在內了。為了能在國民黨統治下合法存在，先把會內大家通過的十二條綱領送給張群、王世傑請轉蔣，並要求見蔣。原初公推黃炎培先生和我兩人見蔣的，後因黃先生去瀘州，臨時只我一個人去。當時談話，今不須記；總之，結果算是通過了，可以公開存在。王世傑當時曾問我：這是否一政黨？我答：不是的，今天不需要在既成政黨外再添多一個競爭單位。這只是為了求得全國團結，推動兩大黨合作而形成的一個推動力。 這是1939年11月29日的事。轉過年來（1940年），參政會又開會，把憲政期成會所研究出來的「五五憲草修正案」打消，期成會無形結束，那些熱心憲政的朋友才冷下來。然而統一建國同志會亦不起勁。當時前方軍隊火併情形嚴重，何應欽向參政會作過報告。我據以提出「解決黨派問題求得進一步團結建議案」，同志會的參政員即未得全體聯署。國民黨參政員對我的提案，初時很震動，聲言不給通過。但蔣介石卻很巧妙，親筆寫了一張字條給我，大意說這是軍紀問題，本不能加以討論的，但你們要討論亦可以，同時囑王世傑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過，希望我不必發言，以免引起爭論。其實我原案很簡單的，只強調問題應在參政會內解決，建議組織一特種委員會負責搜集問題研究方案。案子不聲不響通過，特種委員會亦成立（卻不給我參加），卻不發生一點作用。似只開過一次會，聽取了秦邦憲先生與何應欽交涉的報告而已。 統一建國同志會並未正式成立組織機構，似半為當時重慶遭受敵機轟炸所影響。那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勁。秋末轟炸期過後，常用一種聚餐方式座談座談。皖南事變前夕，聚會較多。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嚴重抗議，中共參政員宣言非把問題解決將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的同人出面奔走調解。就在這期間，又醞釀了「民主政團同盟」。 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是這樣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報紙，有新的一屆參政員名單揭曉；名額擴充，反而把原來為數極少的黨外（國民黨外）人士更減少幾個，例如章伯鈞、陶行知、沈鈞儒等幾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們黨內的人。這樣引起我對國民黨一種非常大的悲觀。因參政會本來形同虛設，若多羅致幾個黨外人物，在國民政府至少亦可裝點門面。偏偏連這一點作用都不留，而給大量黨內閒人擠進來吃閒飯，國民黨的沒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難當前，大局靠什麼人來支撐呢？氣悶之餘，出門散步，走到張君勱家。卻巧黃炎培、左舜生兩位亦先後來到。四人聚談，同聲致慨。黃老興奮地站起來說我們不應妄自菲薄，而應當自覺地負起大局責任來才對。在互相敦勉的氣氛中，君勱即提出統一建國同志會不中用，必須另行組織。他主張先要秘密進行組織並布置一切。必須在國民黨所控制不到而又極接近內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論機關來，然後以獨立姿態出現，不必向政府當局取得同意。我們一致贊成他的意見，後來事情就是按照這樣做的。 關於奔走調停之事值得一說的，就是並不出以和事老的姿態。我們是站在國民立場向兩黨提出要求，要軍隊今後脫離黨派關係而屬於國家，並且要監督執行其事，這是一點。再一點是要檢查和督促那公布已久的抗戰建國綱領的實行。為了這兩樁事，主張成立一個委員會（包涵各方面的人）來負責。其條文全是由我起草的，並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鈞儒）兩人徵求中共方面的意見。中共方面周（恩來）、董（必武）二公看了條文，表示願電延安請示。假如雙方都同意了，他們就可出席參政會。對於國民黨，則公推張（瀾）、黃（炎培）請見老蔣，征問意見。蔣的表示竟是滿口應承，完全同意。其後此事終於不協，其間頗有曲折，這裡不敘（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諸同人俱已辭謝調停之任，我自己還聲明要一個人單獨奔走到底）。 民盟組織的秘密進行，就夾雜在那些為新四軍事件而奔走的許多聚會之間，但一同奔走的人並不全予聞民盟之事。統一建國同志會雖可算是民盟的前身，但當時卻不是把整個同志會轉變成民盟，例如以沈老（鈞儒）為首的救國會的朋友原在同志會，而此時尚留於盟外。這是因為救國會那時有「中共外圍」之稱，而民盟的產生卻不願被人看做是出於中共所策動。奔走調停始於2月22日，終於3月27日；而此時民盟秘密籌備工作亦大致停當。我即於29日離渝去香港，為民盟創辦言論機關——那就是後來的《光明報》。我離渝前夕，曾密訪周恩來先生接頭，願與他們在香港的人取得聯繫。（註：周答他們駐港代表是廖承志。） 我是經過桂林停留一時期才到香港的。在桂林會見李任潮 （濟深）、李重毅（任仁）兩位先生，並得到他們的協助，於5月20日到香港。「九一八」創刊《光明報》，雙十節揭出了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綱領。宣言系我屬草，送經內地同人核定，一字未改。綱領原所固有，亦經我潤飾而內地同人核定的，不過其中第四條經在港同人改動過。這文件很足代表我那時的思想和主張。特別是宣言，讀者不難看出純粹是從要求團結統一出發。 12月25日香港被日寇占領後，承范長江、陳此生等幾位朋友相邀結伴逃出香港，1942年1月回抵桂林。 在桂林不覺一住三年（1942—1944年）。三年總沒有閒著，不斷同一些朋友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戰上有所策劃。特別是末後（1944—1945）日寇侵湘入桂，大局形勢危急，我們亦愈積極。其間常常在一起，作為主要的幾個人，就是李濟深、李任仁、陳劭先、陳此生等各位。他們並未加入民盟組織，起初亦未建立「民革」（轉移到八步後，乃始商定別立民革，以便廣收國民黨的同志），不過在政治上既有共同要求，亦就不分彼此。民盟同人不多，亦以時聚會，救國會此時亦已正式參加在內，但總起來說，發展不大。重慶、昆明以及湘粵各地同志都不斷來往聯繫。乃至西北像杜斌丞先生等亦曾來桂，共策進行。此時我們與美國人亦有關係來往。因為此時的美國人急切對抗日寇，深深氣憤蔣介石的腐敗自私，多所貽誤，像史迪威、高斯（美大使）以至駐桂領事林華德等，對於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國人都願幫助的。我們亦曾設想如何在沿海一帶配合美軍登陸，不過後來盡成虛話。 幾乎我們天天在搞，卻始終（始於桂林終於八步，首尾約四年）亦沒有搞出什麼名堂來，這裡亦就無可說。不過有兩件事可以征見我的行動方向，不妨說一說。一件事是在1942年秋冬間 （或者1942年的春間，記不甚清），張雲川先生從重慶到桂，傳遞周恩來先生的一封密信給我，勸我去蘇北或任何靠近他們的其他地區，建立鄉村建設的或民盟的據點，他們願幫助我創開一個局面來。這不只是中共方面的意思，民盟同志亦如此希望我。我當時差不多沒有什麼考慮，就堅決地辭拒了。因我內心上覺得我不能靠近那一邊。靠近那一邊，就要失去或削減我對廣大中國社會說話的力量，對於我要廣泛團結全國各方面來說，是不合適的。又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初，國民黨蔣介石在國內國外壓逼之下，重彈憲政老調，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各方面都參加故稱協進），自為會長，連電邀我去重慶。重慶民盟同志亦願意我去。我同樣沒有什麼考慮就堅決地辭拒了他。因我想我在桂林尚且不能作什麼，到重慶將更不能動。我以一封長信作回答（信寄邵秘書長力子先生轉呈）。信中吐露了我多年來不亟亟於憲政的意思。然後說：憲政雖不急，而民主精神卻為眼前所切需。因為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憲政恆有其形式條件，故有待於籌備；民主精神是用不著籌備的，只要你實踐就是了。今天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在實踐不在說空話。 當桂林危急，舊統治瀕於瓦解之時，我們曾策劃就兩廣湖南三省相交接的一個地方，展開戰時民眾動員工作，同時亦就樹立對內政治革新的旗幟，號召改造全國政局。這個地方就是廣西賀縣屬的八步，那裡有一個行政專員公署可資憑藉。記得1944年10月中旬我同陳此生兩人自昭平而東，爬過接米嶺一個大高山而到八步，借住臨江中學，過著自己燒飯的生活。時局多變，頭緒紛雜，盤桓進退其間約近一年（截至獲聞勝利之訊）。盡算是苦心孤詣，卒於一事無成。遺留到今天的只一本印行的《戰時動員與民主政治》講演小冊（當時在中學分五次講完的），自己檢視幾乎掉淚。除了可以證明從頭到尾「我努力的是什麼」之外，其他什麼都說不上。 五、抗戰勝利到解放前夕的言論和行動 就在八步獲聞勝利之訊的時候，亦獲聞毛主席應邀到渝之訊。我心裡想，國難已紓，團結在望，過去所為勞攘者今可小休。今後問題要在如何建國。建國不徒政治經濟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認識老中國即莫知所以建設新中國。顧年來務以團結各方為急，未遑對各方自申其所見。今後願離開現實政治稍遠一步，而潛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這一決定，在離桂返渝之時，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為他是我年來在現實政治上一同盡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別。 路經廣州才曉得國內大局未容樂觀，到了重慶，更知其問題嚴重。於是不能不從朋友之後，再盡力於反內戰運動以至參加了1946年的舊政協會議（在會議分組中，我拒不參加憲草小組而獨參加軍事小組，一心要為整軍問題盡力，還是夢想軍隊脫離黨派而屬於國家）。會議快要成功，我托周恩來先生於其返延安 （1月27日）之便帶一封信給毛主席，申明我多年來在現實政治上的努力可告一結束，今後將轉而致力於言論思想工作。會議閉幕（1月31日）的晚宴上，我又把寫好的《八年努力宣告結束》一文出示在座各方朋友，並面托胡政之先生在《大公報》發表。其後在《大公報》又續有《今後我致力之所在》一文發表，申其未盡之意。 毛主席有一回信由恩來先生帶轉給我，大意說：行動與言論二者不是不可得而兼的，為什麼我要結束了行動而後開始言論？表示不贊成和督勉之意。我的話原是有所指。當時政治協商既已取得協議，隨著就要組織各方參加的新政府。所謂我的努力可告結束，意指國內團結實現了，用不著我再努力，我不擬參加政府。這是一面。同時另一面，我覺得在大局前途上正需要我作一新的努力。因當時各方所同意的那種憲政制度，我根本認為不合中國需要。——這意思在我後來所寫《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中曾吐露一些。——我深恨時人思想不出西歐或蘇聯窠臼。過去為了團結，我一直有許多話悶在肚子裡沒有說。現在我卻要說話了。我要批評到各方面，亦要批評到盟內（盟內各小黨派全是夢想憲政）。對於當前政治制度問題，我要提出我的具體主張。所謂致力於言論，意正指此。這顯然是以身不在政府為方便的。 恩來先生對我之不參加政府亦表示不能同意。我為了在行動上取得中共朋友的諒解，更且把自己懷抱吐露一些，所以3月日訪問延安。在延安住了十天。有一次毛主席邀了他們黨內要人共約十位，一同談了一整天。我說明了我對當時政協所擬訂的憲政制度的看法。我承認它有眼前一時的必要，但認為它不會適用多久。我肯定地說它最多不出三年必將改弦更張。然後，我提出我的主張來——那就是我在前說過的分三步驟解決黨派問題，建立全國黨派綜合體。我並說：這一主張，只是說在這裡，留備將來要改弦更張時一種參考；現在不需要給我任何答覆。關於我不參加政府一層雖未多談，而有此一行，是不難邀諒解的。 我此時的打算是想創辦一研究機構，從世界文化的比較研究上做認識老中國的功夫。但時局旋即惡化，沒有容我抽身出來，更且把我拖入。4月中旬馬歇爾從美國回到重慶，致意民盟希望協助其調停東北長春之爭。恰值國民黨中央政府準備還都南京，各政黨的中央亦應隨之遷京。正有許多事情待辦，而民盟秘書長一職卻虛懸無人者已經很久。盟內朋友早就要我擔任，我一直堅拒不應（周新民先生最清楚），至此終於應承了三個月。我計算三個月或者大局可以歸於和平，那時我再作我的事。 豈料不只三個月不行，六個月亦還是不行。從5月初到10月底整六個月，除一度去昆明調查李聞案外，都在京滬間為和談盡力。（我那時勇於自任的經過情形，這裡不敘；1949年夏曾寫有《過去和談中我負疚一事》一文載於《大公報》。可供參考。）但當我看清楚無可為力的時候，我就拔腳走開了。——我辭脫民盟秘書長，遠去重慶北碚，閉戶著書。 從1946年11月到1949年12月重慶解放，我都住在北碚。《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即於此時寫成。這三年正是解放戰爭期間，許多舊日熟人不加入反動派政府，即歸到革命隊伍，惟我堅決守定過去一貫的立場和作風，只作緩和鬥爭的事，反對鬥爭的事，而不參加鬥爭。其間言論行動較有關係的，略說於此： 1947年1月1日為重慶《大公報》寫《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最足代表我那時的意思。我一生總在擇我認為當時最要緊、最有意義的事去做。一切行動都從這一權衡上而決定。我當時不參加鬥爭而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其積極之義在此。 又3月1日為《觀察》雜誌寫《樹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最足代表我在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上一向的見解。結束一句話：「只有這樣，把東西南北各式各樣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國才有救」，道出了我的心事。 5月20日出席南京的末次參政會呼籲和平。這是應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之約而去的，亦是我三年中惟一離開北碚的一次。6月1日國民黨特務在各地方大舉捕人，重慶民盟被捕的同人甚多。2日我飛回營救，百般奔走無效。直到1949年3月在國民黨要和平的空氣中，才得保釋出十幾個青年來。 八九月間反動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張東蓀先生從北京寫信給我，說民盟是你辛苦創成，你要趕快去南京上海設法維護。其實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做是一個推動全國合作的推動力（見前），此外沒有意義。當時兩黨大戰之時，既不能盡其政治任務，亦難發展自己組織，恰且伏有內部分裂的危機。它最好暫入於休眠狀態；一旦時局需要它了，再出來還是完整的。但民盟自己卻無法宣布休眠；現在反動政府來代我們宣布，豈不甚好。我一面以此意答覆東蓀先生，一面更以此意奉告於上海張（瀾）、黃（炎培）諸老。到反動政府命令發布，我投函重慶《大公報》表示的意思亦是這樣。同時聲明我從此不在組織中了。 1948年除夕我在重慶特園得《大公報》王文彬先生電話，以蔣介石下野、大局急轉直下的消息見告，並問我對時局要不要發表意見。我馬上寫了一篇《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預備發表。卻不料第二天——1949年元旦——蔣介石只發一要和平的文告，並未下野；時局發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給王先生，留待時機到了再行發出。 我此時卻趕忙寫兩封信：一致民盟主席張瀾先生轉諸同人，一致中共中央毛周諸公。適有盟友何迺 仁先生8日飛滬即托其帶去。兩封信有一共同點，就是勉勵諸先生為國家大局努力負責，而聲明自己決定三年內對國事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其不同者，對民盟則請許我離盟；對中共則請恕我不來響應新政協的號召。還另有《給各方朋友一封公開的信》刊於《大公報》，同樣聲明那一原則，從而謝絕了朋友們希望我出來奔走和平的事。我只呼籲和平而不奔走和平。 我為什麼要這樣呢？我知道國民黨是不行了，今後惟一強大勢力將在共產黨。過去我祈求全國合作，主要是對國民黨而說話，今後將須對共產黨說話。但我止於說話而不繼之以行動，止於是個人而無組織為後盾。那麼（沒有力量）不足重視，亦或不引起敵視；他就可能放平了心來聽我的話，對我的話才聽得入。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同時，我知道我此時的言論主張在民盟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於組織而不得自由發言，我不甘心；使組織因我而受到破壞，尤非道義所許。所以最好是赤裸裸一個人，披瀝此心以與國人相見。 1月20日蔣介石讓位於李宗仁，當日《大公報》便刊出來我那篇文章。原文開頭一句便是：「我寫此文，意在說明兩點：第一，過去內戰的責任不在中國共產黨；第二，今天好戰者既已不存在，全國各方應該共謀和平統一，不要再打。」文內把過去中共一再讓步而蔣再三壓逼的事實歷歷數出，指證其罪完全在蔣。然後結束說： 這樣可祛除一切國方所加於共方之誣衊，和不明真相者對中共之誤會。在一切誣衊和誤會祛除之後，各方就可無顧慮地與中共開誠相見，共謀和平。這是我希望於國人一面的。另一面我希望中國共產黨本其過去委曲求全之精神與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統一。這是更要緊的一面。 當時國民黨蔣介石勢力依然未倒，尤其是在楊森統治下的重慶；文章刊出太早，家人親故皆為我危。卻幸亦無事。 李宗仁登台，亟亟請人奔走和平，對我亦一電再電三電之不已。我回答說，我只呼籲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聲明在先，恕我難應命。 不久毛主席提出談判的八條件，其中第一條戰犯問題最使南京感覺為難。反動的行政院長孫科公然表示這一條不能接受。有好些渴盼和平的小市民亦想著不談戰犯問題或易達成和議。我於是寫《論和談中一個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一文，反對不痛不癢、不清不白，而要講明是非以正視聽，我要求一切國民黨之在高位者表示負責精神先行引咎下野，聽候國人裁判；同時寫《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切勸不要以武力求統一，以武力求統一隻有再延遲中國的統一。兩文在2月13日同一天的《大公報》發表，作為向兩方面說話。 我那時的發言亦就至此為止了。以後的時間都在靜候解放中。 以上數說了我在抗戰期間以及勝利後一段的言論和行動之一個大概。本文第一步驟——把我過去所有的言論和行動擇要列舉出來——至此算是完了。 六、說明如此判斷和處理的由來 從以上那些具體事例不難看出，多少年來不論戰前戰後我都有其始終一貫不移之處。這就是：（一）我總要發動民眾，以民眾力量來抗戰，來建國；（二）我總要從團結上求統一，樹立國家權力以為抗戰建國的總司令部。 由今天看來，發動民眾自然是對的，卻究竟我亦還沒有對。這留待第三步作檢討，此時不講。現在本文第二步驟所要進行的，就是為「我總要從團結上求統一」這點說明其由來。讀者看了以上那些具體事例，對於本文開首說的，我對中國革命中的政權問題有其特殊判斷和處理——判斷它不是政權屬誰問題而是能不能統一穩定問題；問題是在樹立統一的國權，而其功夫則要在促成各方的團結合作，有代表全社會的一大要求明朗可見——盡許略知其所指，但尚不明白其理由根據。譬如我總要團結各方，全無敵我之分，在今天看自然是不對的；然而當初我卻自有深信不疑者在。當初我何所根據而深信自己的對呢？這就是現在所要說明的。 我的根據在本文開首亦說過了，那就是我的「中國特殊論」。中國特殊論並不單從其過去歷史文化的認識上而建立，主要還在我親身多年感性的認識上；而且正是從當前感性的認識追溯上去，才得有那些歷史文化的認識。既從今以追古，又由古而達今，事事與外國相比較，縱橫往復之後，特殊論乃建立起來。 所謂我親身多年感性的認識是什麼呢？第一就是中國人不愛國，缺乏國家意識而身家念重。這是從少年時起，就印入心中的印象。從這裡慢慢積累，慢慢發展，以至末後認識到中國人四大缺乏：缺乏公共觀念（缺乏國家觀念在內），缺乏紀律習慣，缺乏組織能力，缺乏法治精神（這四點《中國文化要義》第四章講解甚詳）。而一切缺乏總歸於集團生活之缺乏。缺乏集團生活是其負面，其正面則中國人總是生活在家庭家族之中。自己在中國社會裡長大起來，幾十年耳聞目睹直接感受的材料，數說不盡，中國特殊論的根據第一在此。第二便是自入民國以後，一直不曾見過統一的局面。統一起來成一個國家，只是1949年全國解放後的事。在這中間雖偶爾亦有過統一，但今天統一，明天不統一；表面統一，骨子裡不統一；仍然不能算數。我說到統一每綴穩定二字，那原是不可少的。截至1949年我五十七歲，一生倒有大半生（卅八年之久）為國家不統一所苦。這一糾纏不解的苦痛怎叫我不深思其故。當我古今中外縱橫往復研究下來，就發現中國的特殊： 它（中國）乃是融國家於社會，以天下而兼國家，不屬於一般國家類型的（見《光明日報》前文）。這正是順著缺乏集團生活下來的結果。《中國文化要義》全部書都無非闡明這一點。中國近四十年不統一之故，即在認識了中國的特殊之後而完全瞭然。同時亦看出其問題如何解決的途徑。這些後面即將談到。 我從來不曾為讀書而讀書，為求學而求學；讀書求學都是為了解決問題，為了實踐。讀者於此可見其一斑。正為如此，所以我生平行動恆一貫不移，有其線路可尋，而思想見解植根親切，經過許多甘苦得來非易，舍之亦不易。不是不肯捨棄，乃是新材料不足或思索功夫不到的時候，就打不破夙有思想見解而出現另一個新的。 閒話不談，仍歸到本題。現在要說明中國不屬一般國家類型那幾句話怎樣講，又怎樣從而產生了我對中國革命問題那些判斷和處理。 簡單扼要來說：一般國家莫非階級統治。因為除原始共產外，社會上一直不能沒有剝削，亦即內部一直存在著矛盾。然而社會若沒有秩序，則社會經濟生活不能進行；所以如何把秩序與剝削結合起來，涵矛盾於秩序之中，依秩序以行剝削，便為事實所必要。事實上那就是少不得要有武力強制於其間了。況且秩序的維持不單是內部的事，對外尤其要緊，對外防禦侵擾更少不得武力。國家不是別的，正是以武力為後盾對外對內維持秩序的那盤機器。機器是要人來掌握運用的。那麼，誰來掌握運用呢？自然不待言，就是那剝削階級了。剝削階級例必為統治階級，國家名義及國家權力都屬於它，至少在骨子裡必然如此。 我說中國不屬於一般國家類型，即指中國自秦漢後好像是階級統治的一個例外。有職業而無階級，是社會而非國家，乃人類未來遠景；過去中國不足語此，卻憧憬乎此。剝削雖存在，但階級卻以化為職業而散；同時，社會關係一切形諸於倫理，又隱蔽了矛盾。因之社會秩序寄於禮俗而不是依靠法律，消極相安就代替了積極統治。武力在此似乎是備而不用的，準備亦就不足。國家便這樣融解消化在社會裡面了。假若國家可比作是立體的，社會便是平面的；那麼，中國恰似隱立體於平面之中，二者渾淪莫辨。又國家是有對抗性的，社會則沒有；中國人自來知有天下（茫無邊界）不知有國家，正為其以社會涵容了國家之故。追尋上去，其根源仍在家族生活的偏勝，集團生活的缺乏。各家族相處只算是社會，而國家恰是集團生活最強有力的那一種。——以上這些話句都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有其解釋，這裡不及多談。 一般國家莫非階級統治之理既明，則一般革命恆不免暴動流血，武力鬥爭，一定要把舊階級手中的國家權力轉移到新階級方面來亦即明白。以資本主義的剝削代替封建制度的剝削那種革命尚且如此，何況我們（中國）革命的前途將是消滅剝削的，如何卻不需武力鬥爭奪取政權？究竟在中國特殊論中，我從哪一點而得此論斷呢？ 七、問題在武力缺乏其主體 這仍然要從我直接經驗的中國當前事實說起，而後上溯於其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從過去三四十年的生活中，使我認識到中國的事情有兩點特殊： 第一，中國三四十年來所深苦的分裂和內戰，若以外國相對照，便知其大有不同。在外國亦每有分裂之事，像愛爾蘭從英國分裂出來，即其一近例；外國亦有內戰，例如美國即曾有過南北戰爭。但他們的分裂或戰爭都是基於其社會方面的要求，有著深厚的背景（民族的夙怨、宗教的不合、政治的不平、經濟的矛盾等等）在。而我們呢，卻不過是此一政府（或此一軍閥）彼一政府 （或彼一軍閥）間的衝突罷了，於社會毫不相干 。我親眼看見從前內戰時，全國各省教育會的聯合會還照常舉行；從社會一面看，全國之間是無隔閡可言的。原來此一大社會儘管其人口之眾多、地面之寬廣直等於全歐洲，而且山川亦不是無阻，語音亦不是無殊，卻是全國人如一大家庭，在情意上完全相通而不隔。歷數三四十年來所苦的那些分裂和內戰，沒有哪一次是問題發生在社會的。所以我可以說：把軍閥政府除外去，中國國家原是統一的。——不統一的只不過浮在上面而無根的所謂「政府」就是了。請問，這是不是外國所沒有的事情呢？外國所沒有的事情，卻是中國一直存在著幾十年的事情，能說不特殊嗎？ 第二，在沒有完的分裂和內戰不斷破壞下，使此廣大社會陷入一種絕望境地，實非一般社會之所恆有。是一個國家必有其秩序；是秩序就有保全。其故即在一個統治力下，統治的一面，被統治的一面，總不過是兩面；兩面彼此對立，而又互相依存，成為一個結構。這一面亦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餘地地毀滅它呢？有保全即有生息長養。人類儘管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那超經濟的兇狠殘酷剝削下，而社會還是發展起來，並沒有絕望，就為此。但中國這時不然了！它不是兩面，而仿佛是三面或多面 。此一政府彼一政府形成對立，被統治的社會便成了第三者。在彼此對立中，各以應付對方為急，那往往是顧不得第三者的。無秩序的破壞代替了有秩序的剝削，此廣大社會乃落於純被犧牲地位而無可救，特別是鄉村破壞最慘。對於鄉村常是說：「今天可講不起了（挖戰壕、炮火燒殺、征糧征夫），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戰爭是常，不戰是暫，或說是戰爭的休息，再戰的預備。為備戰而競爭著購械增兵，以致養兵之多甲於全世界，卻非講國防。兵多而益亂，戰亂相尋，迄無了期。假若爽性分裂成幾個國家，各干各事，倒亦不會這樣糾纏在戰爭中。無奈此廣大社會早已同化融合為一大單位而不可分（假如要分，幾不知從何分起）。分又分不開，合又合不攏，長期地自相砍殺，日趨毀滅；這豈復是一個社會的常態？試問誰又曾在世界旁處見過這種事例？ 這兩點特殊，第二當然是從第一來的，第一則殆為其歷史背景，文化背景之所決定。秦漢以來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沒有革命的，到1911年後卻真的走向革命——真的要變革此歷久不變的老社會；社會結構正在一天一天崩潰解體，固有之統一不可規復，而一個新的統一正未易得。其中最基本問題乃在武力缺乏其主體。這個道理暫不忙道破，我們接續看過去若干年的事實。 如我在《光明日報》前文所說： 三十年來中國已成了一種爭奪之局，而夠不上說是剝削的局面。 它不是有一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早沒有秩序了。 說爭奪，不止於說軍閥爭奪政權、爭奪地盤及其相因而至的那許多權利爭奪，更且指遍地都是的那些爭奪。我於此最好作兩個引證。一個是民國十九年天津《大公報》社論的一段話： （上略）一切支配於軍權之下，而非支配於法律。上自中央，下至一縣一村，其代表統治權者唯是槍桿；槍桿所至，權力隨之。一切職業中之一切人民隨時隨地皆是自槍桿上討生活。槍桿許其存則存，要其亡則亡。四萬萬人對於其生命財產事業言論思想皆無權，而唯聽命於槍桿。（中略）此十九年來國民普遍享受之事實，無須詳為說明者也。 （1930年10月31日天津《大公報》） 另一個是那時河南朋友傳誦的幾句謔詞： 兵敗為匪，匪撫為兵，兵匪相因，名異而實同；匪為無名之兵，兵實奉諭之匪。（兵匪到了完全無法分別的地步亦是那時河南實情。） 可惜許多具體情況此處仍不暇談。當時的政府一般是讓鄉村自由組織武裝自衛的。它明白承認它維持不了社會秩序。兵匪而外，所以還有紅槍會。紅槍會起自鄉村，不止防匪而且抗兵（陝軍奉軍都被紅槍會繳過械）。但其後亦很多胡鬧亂來而為禍於人民。因此在各種武裝力量之中，究竟誰是維持秩序間接以行其剝削的，誰是破壞秩序而直接爭奪的，已經無可分別。我所說的遍地爭奪之局，正指此。十八年我同朋友們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於輝縣百泉。十九年開學，正趕上過舊曆年，頻傳匪警，同人夜間皆不敢解衣入睡。遠近鄉村爆竹聲與槍聲相雜，入耳莫辨。當時我們的心愿正不妨說是在創造一種有政治思想領導的紅槍會。而末後（十九年冬）我們學院的槍支卻被當地李縣長帶兵包圍繳去。像這些事實亦可有助於讀者對情況的了解罷。 八、深感無秩序之苦 說到這裡就尋到了我和中國共產黨所以分路走的分歧點。我在前文中曾點出一句要緊話：「我正以無秩序為苦，而共產黨卻就苦其有秩序。」他們如何苦其有秩序且待第三步再講，我所苦的無秩序便是上面說的這樣。我即從上面這樣無秩序而純被犧牲的社會情形斷定中國革命對象已不存在。何以言之呢？ 革命必有其對象，主要對象通常應當是經濟上已經完成其歷史任務而要沒落的那種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構成通常有文武兩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禮俗、法律這些，其中是有些道理能說服人的，但單是靠道理說服還不夠，必須有武力為後盾而強制以行：兩面合起來，便成功一種統治。最要緊是武力必須要集中統一。不要說頭緒多了不行，就是有兩個頭亦要亂的。亂了便不成秩序。那些宗教、道德、禮俗、法律等等，雖不免頭緒多，卻亦要大體上配合一致。這種配合一致，在武力的集中統一之下，是自然會做到的。如其還不能十分配合一致，好在還有最後取決的地方，那就是掌有武力的國家權力機構。只要武力集中統一就不會亂。武力的集中統一，是有秩序之本，亦是構成國家之本。 現在中國——1911年後的中國顯明地正苦於武力分散而無法集中統一，並不是存在著一強固統治力有待我們推翻。苦在沒有秩序讓人們得以安居樂業；幾乎有秩序就好，不管它是什麼秩序（平等不平等，合理不合理）。因為能從爭奪進而為剝削，能從破壞進而為剝削，那已經很好很好。革命對象——強固統治下的社會秩序——不患其有而正患其無。 不但武力分散而不統一，同時其文的一面亦配合不上。號稱維持社會秩序的政府卻已經失去人們的信仰尊重，不足以服人。照例革命對象代表舊理想標準，而革命黨則代表新的。總之是：統治方面若不在舊宗教、舊道德、舊禮俗、舊法律上有其地位，即必有其新依據才行。然而中國自1911年代表舊理想標準的王朝倒了，這以後南北東西各政府有的自命為代表新理想標準而難邀較久之公認，或根本未得公認；有的甚至於自己就不承認其合理。譬如社會一般人詛咒軍閥禍國殃民，而軍閥自己亦通電高唱「廢督裁兵」。不唯旁人否認它，它自己亦否認它。這就證明它初不依於一種秩序而存立。 舊著《鄉村建設理論》為指證軍閥不是革命對象，曾說： 中國今日正是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未能建立，過渡期間一混亂狀態。軍閥即此混亂狀態中之一物，其與土匪只有大小之差，並無性質之殊（土匪擴大即為軍閥，軍閥零落即為土匪）。他並不依靠任何秩序而存在（如貴族依靠封建制度、資本家依靠資本制度）；而任何秩序（約法、黨章）乃均因它之存在而破壞失效，而不得安立。它的存在實超於任何法律制度之前。它可以否認他自己的合理，承認他自己是社會一危害物，而於它之存在依然無傷。（中略）為中國革命對象的中國社會舊秩序早隨滿洲皇帝之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大小軍閥固革命的產物，非革命對象矣。它惟以無新秩序起來替代，故暫時消極存在耳。它不勞再否認，因它並沒有被承認；它不勞再推翻，因它並沒有建立。 革命對象基本上已不存在，無論從任何一面——武一面文一面——皆可鑑定無疑。那麼，就要追問：這世界少有的痛苦不解之局究從何來，又如何才得解除？ 回答這問題仍可分從文武兩面來說，雖然根本上是一樁事。 若問武力為什麼總是分散而統一不起來呢？這其實在前面講到中國分裂和內戰的特殊，早伏有解答了，不必外尋。這就是：武力從其自身而分散，不像外國是基於其社會一定背景要求而分。後者武力是有其主體的，而前者則沒有。武力原是一工具；工具必有其主體。有主體的武力不會出毛病，武力而缺乏主體一定成問題。試以外國的事情作譬喻。過去愛爾蘭人以武力抗英，英人以武力壓服之。這些都是有主體的武力。他們有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是英人制勝，那叛軍就消滅，仍然是一個國家而不分；一種是愛人得勝，那英人就退走，分為兩個國家。不管是一個國家也好，兩個國家也好，在其國家內部武力總是統一的，沒有問題。而中國現在呢，在這早已同化融合為一大民族單位而不可分的社會，其武力卻分散而不可合。武力與社會完全脫節，社會掌握不了武力，聽它橫行，莫可奈何。它不能為社會用，轉為社會害 。社會本是用它來對外對內維持秩序的，卻不料現在破壞秩序的正是它。何以竟落到這地步呢？沒有別的，只是武力尋不到主體一個問題而已。武力尋不到主體，就不能統於一處。武力不能統於一處，就要分散到幾處。分散就必定對立衝突而為禍於社會。這不是很簡單明白的嗎？ 九、武力主體在1911年前和在其後 於是就要研究：（一）一般說，作為武力主體的是什麼？ （二）以往歷史上中國的統一，是以什麼作為其武力的主體？（三）1911年後亦不是沒有短暫的統一，其時武力主體是不是有呢？ 我可以回答：（一）一般說，作為武力主體的即是那剝削兼統治階級。但剝削被剝削、統治被統治要兩面合起來才成一個國家；當其彼此互相依存，有共同利害之時——只在此時——作為武力主體的亦就是整個國家了。（二）以往歷史上中國是以皇室朝廷一姓一家為其武力主體的。武力雖主要為奪天下及維持皇祚而用，但這與社會的安危治亂亦有時為一事而不可分；那麼，當這時候作為武力主體的亦就不僅在一姓一家了。（三）1911年後每一度短暫的統一，必在人心有所趨向，此廣大社會若有其一大要求明朗可見之時；那麼，當這時候武力就算是有其主體的了。 要說明以上的話，就根追到中國歷史文化的特殊了。我不能把《中國文化要義》全搬出來講，只能扼舉其要點大意。中國與外國、特殊與一般之所以分，就在家族生活對集團生活這一點。家族生活、集團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而且亦分不開。但其後中國人家族生活偏勝，有異乎一般之走向集團生活。這是什麼緣故呢？那我只能粗說其關鍵在宗教問題上。舉西洋作對照：西洋在宗法社會的宗教之後有基督教，而中國當宗法社會之際卻有「非宗教的」周孔教化；這就是兩方文化所由分。從此，他們便慣熟於對抗鬥爭的集團生活，而我們則長久是散漫和平的家族生活。表現在中國人之間者，好處是不隔閡，短處是不團結；西洋人反此，其好處是能團結，短處是多隔閡。濡染於中國文化的人口達四萬萬以上，完全同化融合為一大民族單位而不可分，並且在過去寧為一社會，不類一國家。但同樣人口在歐洲就不知要分成多少國家多少民族而合不攏，而且其一國之內往往還有許多分野（階級的、宗教的、民族的、地域的等等），此疆彼界，隱然敵國。若問周孔教化有何巧妙竟然產生這樣不同結果呢？那就是把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廣發揮，應用到政治、經濟、教學各方面，納一切關係於倫理，以倫理組織社會，使社會家庭化。 由於以上所說兩方的不同，當勢不可免地經濟上要有剝削、政治上要有統治那種時代，則此一矛盾形勢，在西洋就演為階級對立。——階級出於集團，這是必須記取的。而在中國呢，它就化整為零，變固定為流動，有如我所稱「職業分途」。整個社會內部形勢散漫流動，其惟一固定者只皇帝一家。階級對立之勢未成，武力主體無可歸落，只有落到他身上。然而他（皇室）實非一適當的主體。 一般說，武力因戰爭而有，戰爭必出於集團對集團之間。各集團掌握各自武力，武力天然被掌握於各自集團。沒有集團根本不會有武力，豈有武力而待尋問其主體的？所以武力主體這一問題，在一般情況下原不發生。然而一般之所以如是，乃為一般是符合於孟德斯鳩一句話的。孟德斯鳩曾說：「爭之與群（集團）乃同時並見之二物」（見嚴譯《法意》）。這句話是極言有集團就有鬥爭，有鬥爭就有集團，二者莫能分先後。但一般雖莫分其先後，在中國卻似乎有先後可分。那就是在散漫而缺乏集團的中國人，往往可以見出它是因鬥爭而臨時結合為集團的。像歷史上那些農民暴動往往假借宗教迷信以求團結，還要用「赤眉」、「黃巾」做出識別，而仍然不免被認為「烏合之眾」，即其例證。還有可注意的一種情形，就是這裡（中國）往往是以一二人物為中心而形成集團。團體在後，領袖在先；領袖為本，團體為末。不同乎一般是在集團內推出其領袖；領袖在後，團體在先；團體為本，領袖為末。例如楚漢之爭，其問題只在項羽、劉邦兩人之間，並不是楚集團與漢集團一定不相容，所以韓信就可以在兩邊跑來跑去。又如諸葛亮一家兄弟三人分仕於三國，亦正為三國不是三個固定集團，其間本沒有什麼溝界分別。從前有「攀龍附鳳」一句話，正說明這類集團的由來。一旦相與競爭的敵對集團失敗散夥而天下大定，這集團亦解消於無形。所謂天下就是無數家族借倫理聯鎖以成之社會大海。當初的集團只是從海中起的幾點凝結，末後又冰消于海。此時不以武力主體屬之一姓一家則無可歸落，而以一姓一家為武力主體又嫌其過狹。 我們知道主體與工具是必須兩相稱的。若不相稱，寧可主體大而工具小，萬不能主體小而工具大。譬若以幼小人而操大刀，那便不成一種力量，反是一種累贅妨礙了。中國既是這麼出奇的大國，要統治這麼大國家，其武力該當多麼龐大？而顧以一姓一家為之主，豈非太不相稱！前說不適當指此。 然而自然（自然界的自然）是不會給自己出難題的。一個問題有來路便有去路。要知中國之所以拓大出奇，是有其來由的；那就是自始缺乏集團性，不習於對抗鬥爭而以倫理組織社會，許多鄰邦外族乃不知不覺先後同化融合進來。「寧為一社會，不類一國家」（語見前）正是其得力處。武力於此固難得其適當之主體，但它（社會秩序）原可不倚重於武力。如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照例在天下大定之後即必「偃武修文」。我在前曾說「消極相安代替了積極統治，武力備而不用，準備亦不足」；雷海宗教授嘗論中國文化為「無兵的文化」；都是為此而發。這樣它就自然解決了主體工具不相稱的問題。 二千年歷史雖然可以這樣敷衍過去，到1911年後則勢不能再以武力主體屬之一姓一家。同時政治上的消極無為主義亦為國際環境所不許。對外對內既非加強武力不可，而增大起來的武力卻缺乏主體來掌握它。於是它便失掉其工具性，變成了為存在而存在，為發展而發展。卅餘年軍閥之局由此造成。軍閥就是一指揮官領著一大批軍隊，占據一地盤而吃飯。為軍隊而要指揮官，為指揮官而要軍隊。既有指揮官又有軍隊，那就要地盤。有機會更擴大地盤而發展軍隊。擴大地盤是為了發展軍隊；發展軍隊是為了擴大地盤。完全無目的無主宰，只供一些野心家任意利用，合縱連橫忽彼忽此，忽敵忽友，陷全國於分裂混亂之深淵而不得出。「不曉事的人還在作武力統一的迷夢，其實武力統一中國不難，倒難在誰來統一武力呢？」（語見舊著《鄉村建設理論》第341頁） 十、深刻地認識無秩序 說至此，暫不忙講如何形成一武力主體以求問題之解決。——這要留待以後說到我對問題的處理再講。在這裡還要把我對問題的認識作一總結。總結是往深處講，往文化方面講。 往深處講，我認為中國自1911年後社會的無秩序已陷於一種惡性循環。這惡性循環便是無秩序與無階級兩面迭互為因果；試看它是這樣的： （一）社會內部形勢散漫流動，缺乏固定成形之階級，乃至於較為固定的一姓一家亦不復存在，莫可為武力做主體而國家遂不能統一穩定。 （二）國家不統一，對外不能應付國際的侵略（特別是經濟侵略），甚且導致了侵略；對內則法律制度無效，社會無秩序，不能保障人的生命財產，一切農工商業（特別是工商業的經營就不能順遂發展，甚且時時遭受摧殘破壞；於是近代資產階級（這是從歷史看中國應該興起的階級）就培養不出來。 （三）資產階級既培養不出來，武力仍然缺乏其主體，國家就無從而統一，社會還是無秩序。 （四）無秩序就不能養成階級，階級不成功，終歸還是無秩序。 追究上去，端在社會內部形勢散漫流動（貧富貴賤上下升沉不定流轉相通）這一根本點。而這一點恰就是中國文化特殊之具體表現。因此一定要從文化上了解無秩序的由來問題才真得其解。 在前講過有這兩句話： 社會秩序的構成有文武兩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禮俗、法律這些，其中是有些道理能說服人的，但單是靠道理說服還不夠，必須有武力為後盾而強制以行。 作為一種秩序之核心的，必在其「有些道理能說服人的」那方面。而我們所謂文化呢，亦即在此。占人類絕大部分的雖是那些為人生而服務的方法、手段、工具、技術等等，但居中心而為之主的則是表現了人生目的、人生規範的這一些。這些大抵從人生一點最基本取捨出發而有其相聯帶的種種價值判斷，借著宗教、道德、禮俗、法律各種形式而分別表現出來。凡不同文化，皆因其在這裡有所不同；若其他方法、工具等不同，是不足算的。秩序的改造、文化的變革亦都在基本改變了其價值標準而不在其他。 我常說過去中國歷史上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沒有革命，那亦就是說它的社會秩序盡有時失效而不久仍必規復，二千餘年從無根本之變革。問它何以能如此？一句話說：其秩序存於道理說服者多，而恃乎武力強制者少。何以見得呢？它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而道德存於個人，禮俗起自社會，像西洋中古教會、近代國家那樣以一絕大權威臨於個人、臨於社會者，中國是沒有的。宗教、道德、禮俗、法律四者雖莫不有道理說服人。然而宗教不離禍福，法律賴於賞罰，皆不免對人施以威脅利誘，其於以理服人殆有所不足。比較上說，中國以理，西洋以力，兩方文化的分別遠從散漫和平的家族生活與對抗鬥爭的集團生活之相異而來，近則以階級對抗形勢的構成與否為斷。 因此中國在1911年以前，其文化並不相當於西洋封建之世而遠為深厚——在人心中深有其根。當清末西洋近代潮流進來，固說服了一些人，引發了1911年的革命。而革命的結果卻並不能把中國社會像從封建解放出來那樣轉入到近代資本社會。所謂「基本改變了其價值標準」那句話是完全談不到的，不過是新舊兩種價值標準混亂矛盾之局。這就是陷於無秩序的根本所在。 不料正在新舊矛盾糾纏不解之際，又有第三種文化進來。這就是一向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潮流暴發出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影響到全世界，亦輸入到中國。在中國就有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就有1925—1927年的革命及其以後的革命。這對於近代潮流（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而說，雖然二者原是同出於習為集團生活的歐洲人，卻在社會人生上一切價值判斷又大大相反。於是矛盾之外更增矛盾，混亂之中又加混亂。不苦於沒有道理說服人，而苦於說服人的道理太多。 於是武力不能歸一之外，道理又不能歸一。假如道理歸一，大約可能使武力歸一的；假如武力歸一，亦很可能使道理歸一。反轉說，武力是多頭的就能破壞了道理歸一；道理不一則武力歸一恐怕亦難。現在正是後一種極嚴重情形，在舊著《鄉村建設理論》上，我又稱之為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必須把無秩序問題了解到此，才算真了解。 十一、不求統一於上而求統一於下 一切革命要不外推翻舊秩序而建造新秩序。當我對1911—1927年後的中國作如上（無秩序）了解，並看到它天天自己毀滅之時，惟一急迫心情就是要求建造新秩序，而堅決地激烈地反對內戰，反對一切破壞行動。我過去之反共完全在此。至於建造社會主義的新秩序，那原是我的要求，並無不同意向。 要遏止自己毀滅而走向建設，特別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前途目標的建設，其關鍵全在統一穩定的國權之樹立。怎樣樹立呢？如其再模仿外國建立階級統治之局，那就太不認識中國問題的特殊，而且有些企圖早已經失敗（詳見後），不足考慮。惟一適合於中國的道路就是從階級之缺乏徑直渡達於無階級之社會，而斷斷不是其他。這一條路首先從民國初建以來歷次短暫的統一，在我直接經驗中給我很大暗示。 譬如推翻滿清時全國第一度統一之建立，就是人心趨向共和，全國紛紛響應，四面八方——清室亦在內——合攏來的結果，而不是從革命一方發展拓大統治了全國。再如推翻袁氏帝制恢復共和那一度全國統一，亦是差不多一樣；一句話，都是決於人心之向背而不是用兵的結果。到國民革命軍北伐那一次，算是用兵稍多。然而從廣東只出來三萬多支槍卻削平了幾個大軍閥十餘倍兵力，仍不出「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那句老話。末後以張學良易幟而完成統一，與前兩次還是如出一轍。而最後明效大驗莫過於抗日初起時全國所表見的空前高度統一，對內一毫沒有用兵，而全國之兵卻莫不為它用。當在徐州與日寇會戰時，雲南兵、廣西兵、四川兵（這些都是從來不統一的）、東北兵、地方兵、中央兵、國民黨的兵、共產黨的兵……什麼兵都來了。各式各樣的裝備和符號參差不齊，卻統一於抗日一個目標。多少年來武力失掉其工具性，至此竟一朝而恢復。所有這許多事例都暗示我們要抓住全國人心趨向——此廣大社會一共同要求以求統一，不是嗎？ 大凡問題解決的竅要就藏在問題裡面，不必遠求。真能了解問題，自能解決問題。在前我們不是已看出中國所有的分裂內戰不同於外國有的分裂內戰嗎？既然知其不同，那我們就自有其統一之道，不必模仿外國。天下事情短處翻過來即是長處，這邊走不通就掉轉走那邊。外國一般是求統一於上的，我們今天卻須求統一於下。何謂求統一於上？在此疆彼界隱然敵國的社會中，以一方強越勢力壓倒其餘而統治之，儘管社會依然不免有其分野對立而國家卻是統一的，這就是統一於上。何謂求統一於下？在「好處是不隔閡，短處是不團結」（語見前），形勢散漫而情意頗若相通的社會中，發見其親切實際的共同要求，從而聯繫之以成一體，使一向浮在上面的分裂若有所歸而勢無可分，國家於是統一，這就是求統一於下。 歷次從人心趨向的一致而有了全國統一的局面，卻總未能把統一貫徹穩固下去，這是因為過去有缺點：第一，歷次意志集中總偏在負面而不是正面。像排滿、倒袁、剷除軍閥、抗日，這一切都是負面消極性的；其正面積極要求卻不具體明確。一旦消極目的得達，立刻就不能一致。須是一個正面的、經常性的、合於大眾親切實際的要求就好了。第二，人心雖一時從同，而人仍然是散漫的，所以不中用，須是隨即把它聯繫起來，成一代表廣大社會的組織就好了。 然而要做到以上這兩層卻亦有待機緣時會之到來，無法強求。我所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不是旁的，正是看準了這種時機到來而努力奔赴的全國統一運動。 鄉村建設運動大率起於1925年以後而盛於1937年以前。它是從四面八方不同地區、不同動機或立場，從事於不同業務或工作，不期而漸漸匯合為一流的一大運動。正為鄉村人口、農業生產是此社會最大之事實，要想提高文化，喚起民眾，復甦經濟、改革政治，總不能舍此而別求其致力處、入手處。這是當那些大而無當、高不落實或缺乏建設性的救國運動、革命運動過去之後，自然轉入一種近乎改良的運動。這種運動從表面上看去，在東西各國差不多都有，然而實質上不同，試以日本為對照就知道。1936年春我曾到日本去考察其農村復興工作。原來他們農村經濟之受到破壞，即在1929年後的那次世界經濟大恐慌。其農村工作即始於那次破壞後才制訂的五年計劃。我到東京剛剛在他們所謂「二二六」事件之後不久。「二二六」事件和「五一五」事件（刺殺首相犬養毅）都是從其社會內部矛盾暴發出來的革命式的政變暴動。資本主義的經濟蓋不止存在著勞資兩階級的矛盾，更造成工商業與農業、都市與鄉村、生產者與消費者……種種矛盾。兩次事件就是陸軍軍人代表農民反抗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一種行動。其復興農村的一切工作，外表上與我們鄉村建設絕相似，而處處比我們見出有辦法，有成績；但我們卻效法不來。何以故？他們政治有系統（議會有種種立法而中央以至地方行政機構為之執行），經濟有系統（例如金融系統、全國合作社系統等等），教育有系統（從學術研究、學校教育到社會教育），互相配合作起事來效率自高。試問在分裂內戰又一切落後的中國何從得此好條件？然而卻要知道：他們救濟農村的一大力量不是別的，正是控制其農村的力量，亦就是起初破壞其農村的力量。這正表見資本主義國家內矛盾的兩面又互相依存。他們的農村工作盡有效率，卻無前途，總不過是改良而已；要想達到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它還要經過大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才行。中國卻不然，正為其沒有那一大系統力量來救濟農村，亦就沒有一大力量阻礙著此廣大農村自求其前途。鄉村建設只是近乎改良（甚至有人亦自認是改良），而實則其使命乃在完成中國革命的。 中國革命始於1911年，本意在模仿著做一個近代國家（如日本一樣），卻不料自此就不成一個國家：外不能應付國際侵略，內不能維持一般秩序，資本主義工業之路走不上去，經濟的落後一直未改，工商百業仍依託農業，都市仍然依託於鄉村，一旦農村崩潰，全國不了。1930年後救濟農村的呼聲不發於鄉村而發於都市，首先說話的正是上海金融界（中國銀行年終報告）。1933年後每年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開會，一經號召，人們即從東西南北各地自動集合而來。到會的各行各業什麼人都有，假使你不先知道為什麼事開會，而要想從到會人身上發見它是一種什麼會議直不可能。因為人太複雜了。於此可見它是親切地關係到全社會各方面的實際生活問題，不同於某些運動只對於一方面或一部分人親切，偏而不全。更要緊的還不在此——不僅在當前一時代表著全社會廣大要求，更要緊的乃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那種強大的矛盾這裡沒有構成——矛盾亦有而是分散零碎的，並沒有構成一大矛盾而不可解——盡可以容我們從一種有方針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調整社會關係而達成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在社會經濟整個崩潰的中國，今天需要從國際經濟侵略下翻身起來而向著社會主義邁進；但要翻身不是件容易事，要從經濟建設而完成社會改造更不是容易事，都必須看出有其客觀可能的一條方針路線才行。然而鄉村建設呢，卻正是這一條通路。空間上代表著廣大要求，時間上又有其遠大前程，當此運動廣泛展開於全國而成立其一大聯合組織的時候，散漫的中國社會不是就聯繫為一體了嗎？ 一切政權（國權）原是為社會經濟而服務的，經濟的出路果真在此，則政治的出路無不在此。當此一大社會從鄉建運動而統一起來，武力就有了主體。但千萬莫忘記「統一於下」那個原則，鄉建運動的聯合體或其任何組織都必須守定在野立場而不要直接當國秉政。 須知統一於下所不同於統一於上的，就在使社會始終保持於一個立場上。要使社會保持於一個立場而不分，那就必須把政府與社會分開。不然的話，社會自身就要分，這是一定的。因為社會原涵有矛盾在——至少那個剝削問題免不了。對於矛盾只有兩種安排：（一）偏於一方的強力統治；（二）從彼此理性求其協調以至末後矛盾完全消除。這兩種安排不容你自己選擇，而一視乎國際國內形勢為決定。一般國家都是第一種安排而中國則做不到，可無待多說。卻由於國內一大矛盾之勢未成，就有了第二種安排之可能，再由於國際侵略壓迫嚴重早掩蓋了內部問題，乃更加決定。從乎這內外形勢不能不作第二種安排了，而為涵有矛盾的這個社會恆常保持於一個立場卻大大不易。此時最要緊的就是必從理性求協調而萬不能用強力。然而此時對外對內少了武力如何能立國？那惟有以政府統率武力代表國家對外對內，不要與代表社會的鄉建運動組織牽連混合。如其鄉建團體自己來組織政府，那便根本破壞了求統一於下的原則，而搞亂了這種安排。本來顯然隔閡對立的兩方面在中國很少有，如其說有，那就是在政府與社會兩相對立之間。鄉建運動當其在野向下紮根，把散漫社會打通一氣，可使政府為之低首；一旦自己登台，卻將失脫社會根基，並陷自身於糾紛，亦就失去一切作用，而葬送了革命前途。 鄉建運動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如何才對呢？如《鄉建理論提綱》第四十六條所說，那就是要以全國鄉建運動聯合組織的中樞為知覺和用思想的機關，而以政府為行動機關。但不必從法律上取得此種地位，而要在其能從事實上代表此大社會的痛癢要求，並能集中人才以學術頭腦規劃前途，給政府施政作指針，即不患無其地位。 十二、始終自以為是 敘說至此，讀者可看出這種主張真算特殊，一般革命中的政權問題到此完全變了。它雖仍然需要一個服從於革命的政權來完成革命，卻已經不再是變更政權、奪取政權那些事了。它是把原來不屬一般國家類型，又經革命推翻了秩序更不成其為國家的，設法形成一個國家——還是不屬一般國家類型——讓它有革命政權樹立起來，俾得進行建設，完成革命，以達於最後是社會而非國家那一步。此時我看：南京的國民黨是在我右邊的，它倡言建設而無方針，簡直不曉得它要往哪裡去，不說背叛革命，亦是忘記革命。江西的共產黨是在我左邊的，它倒始終沒有忘記革命，而盲目破壞，有害無益。若其昧於認識中國問題，則兩黨所犯之病相同。只有我從歷史文化認出了中國革命惟一正確之路。 後來抗戰既起，鄉建運動不得如預想那樣發展開，又見兩黨各具勢力不容輕視，經過一番考慮，稍稍變化了我的主張。這就是後來我主張的「確定國是國策」、「建立黨派綜合體」、「政權治權劃分開」那三個步驟所構成之一套方案，在前已有敘述。因我考慮到：兩黨原來都是想解決中國問題的，卻由於認識問題不足，而今天他們自身依我看倒成了問題等待人助其來解決。我應該引他們回到解決問題的路上，仍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力量。這是一面。再一面，鄉村建設之路果為他們所接受，正用不著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發展；如不為他們所同意，那自身想發展亦將受到阻難。所以無論如何要打通他們的思想才行。這其中第一步確定國是國策，意在使全國意志集中於一建國目標，包涵有對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如何完成社會改造兩大方面，而以後者為主，希望把鄉村建設採納進去。第二步建立全國黨派綜合體，其作用就相當於全國鄉建運動的聯合體。第三步政權治權劃分開，即本於鄉建聯合體要守定在野「求統一於下」那個意思而來。所有變化只在外表，根本意思實未嘗變。 這一方案在我第一次到延安時，雖胸中尚未十分成熟，卻已提出向毛主席請教過。第二次到延安，更向十位先生陳述了一遍 （見前）。對周恩來先生則是在重慶談的。我說黨派綜合體不要直接當國秉政，而參加政府的人一定要脫黨，他們似乎怪訝不解。好像確定國是國策、建立黨派綜合體兩層在意思上都還可以接近，只第三層不行（毛、朱、周三公皆露此意）。而其實從這方案說，第三層寓有我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竅要在內，正是其最要緊所在。政府與社會如不分開，社會統一不能鞏固，便一切都完了。 為什麼彼此意思不接頭呢？共產黨的老話：「要站穩階級立場」，「要分清敵我」；而我卻要把全社會統一於一個立場，一定要「從團結求統一」，「只有東西南北各式各樣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國才有救」：彼此路道正好相反。可以說國內過去有本有源徹頭徹尾反對共產黨以武裝鬥爭方式解決中國問題的，我算一個。我有一套「既從今以追古，又由古而達今，事事與外國相比較，縱橫往復」而建立起來的理論作根據，我認定他們把中國問題當做一般革命來搞是錯了。直至全國解放前夕，我寫《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反對以武力求統一，還在說： （上略）……我擔保不會穩定，即統一必不久。我前說「以武力求統一隻有更遲延中國的統一」其意正在此。這千真萬確的真理，我卻不願它再作一度事實證明。——但你們竟然要再來一度，我亦只有長嘆一聲！ 從這幾句話不但看出我的自信，還看出自信是在這一點上。 本文第二步驟說明我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和處理所自以為是的由來——至此約可結束。 十三、到底是無秩序還是有秩序 在《光明日報》前文上，我曾說三年來的事實給我的教訓最大者就是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出現在我眼前——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而奠立起來。同時其另一面，當然就是我所深信不疑者完全落空。這使我不能不好好反省究竟錯在哪裡。既須尋出所以錯的根本點，且要分別勘正那些從而發生出來的錯誤。以下就進入本文第三步驟。 在前已點出我和中國共產黨所以分路走的分歧點，即在「我正以無秩序為苦而共產黨卻就苦其有秩序」（語見前文）。把這問題弄清楚，錯誤的根本自見。上文充分發揮「無秩序」之說正為下文檢討要翻案做準備。 我們在上文費了許多話來講「無秩序」，那「無秩序」真是鐵案如山，誰還能否認呢？讀者試回頭看一看，我想一百人未必有一個人能否認罷！誰曉得就像我所見兵匪如麻混亂到頂的那種地方，若讓毛主席來看還是有秩序，而且統治依然很強。試取出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照著來想一想，便可恍然有悟。原來我之深苦無秩序，還是從一般有產者立場出發。雖說已經成了爭奪之局而剝削之局似乎被打破，但財產私有仍是公認的制度；剝削一般還是有效，強霸爭奪究竟難邀讚許：這就是有秩序。這種秩序的破壞，威脅不到無產者，不是他們之所苦。他們之所苦，像那篇報告中所說紳權、族權、神權、男權的四大威權，則因我既不是貧僱農，又沒有生長於鄉村宗族間，又不是女人，一切橫暴壓迫未曾受過，在我意識中就不能清楚深刻。身受其苦的人，大概若有一物橫梗在胸，念念不忘；而在我心中卻若有若無。所以封建統治從毛主席看去幾乎原封未動，而我則倡雲「革命對象已不存在」（見前）。假若當那時我亦在湖南，我將是對農民運動喊說「糟得很」的人，而不會如毛主席親切地感覺「好得很」。 何以說這些問題在我心目中若有若無呢？這值得仔細說一說。首先應當從其中重要的紳權說起。 紳權這一項誠如那篇報告中所說：「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縣長等比較還不留心，只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雖各地情形不同，然問題總是有的。我既號稱作鄉村運動，原從很早用過很多心思在這個問題上；那麼，我對此問題究竟如何判斷和處理的呢？民國十九年我主編《村治》月刊時，有一篇《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的長文，最可代表我的意思。此文曾收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由中華書局印行。其中雖大致從反對當時所謂地方自治說起，卻可見出我對紳權的看法： （上略）舉辦地方自治豈獨增加農民負擔，更其兇猛可怕者是助成土豪劣紳的權威。（中略）我們試想想看： 第一，本自容易受欺壓的鄉民； 第二，將他們劃歸一個區域，而安置一個與地方官府相銜接的（自治）機關； 第三，此機關時時向他們發號施令，督迫他們如此如彼； 第四，此機關可以向他們強制地加捐派款； 第五，此機關可以檢舉他們某些罪名（例如煙賭等）而處罰他們； 第六，此機關或且擁有武力——保衛團。 這簡直是為土豪劣紳造機會，讓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沒法說話罷了。不獨給他法律上地位，並給他開出許多可假借的各色路道來，又且資他以實力（保衛團）。 接著我又論到「人民自衛」這題目亦可怕的。因為槍支武器多出於地主有錢的人，而統制指揮又操於他們之手，地主紳士一二人的尊嚴威猛由是遂以建立；怎能保他不濫用權威呢？多數鄉民怎能免於受欺壓被魚肉呢？原文還這樣說： 我們並不是說作「團董」的沒有好人，這是事實自要如此。何況今日的社會是什麼社會，我們試想想看： 第一， 令人慾望比前高許多，而生活的艱難及風氣的丕變更使人歆慕金錢勢力； 第二， 頻年的變亂使人變得險詐狠毒，殘忍膽大； 第三，社會舊秩序（法律制度禮俗教條等）已失，而新秩序未立；於此際也，多數謹愿者莫知所憑循，最易受欺，而少數奸猾乃大得其乘機取巧縱肆橫行之便。 在這種運會形勢之下，（中略）再加上「地方自治」、「人民自衛」適以完成其為人民之蝥賊，一方之小霸王而已。然而今之提倡自治自衛者似絕未留意到此，究竟是智慮短淺呢，還是毫無心肝！ 問題是這樣提出了，將如何處理呢？過去兩千年消極不擾為治，讓老百姓去度散漫和平的生活，那是不可能規復的了。模仿西洋的舊民主制度我亦不贊成。原文於摘引當時自治法規那些鄉民大會、區民大會、鄉監察委員會、區監察委員會及人民的直接罷免權等等規定後，便說： （上略）求效於組織制度之間，對於聲威所在實力所在的豪紳，欲以白紙寫黑字振起農民數千年散漫積弱之勢而勝之，實不免妄想。然而在這種互相牽掣抵制之下，一個人獨霸之局誠亦不易成功，演為地方上幾個人分結徒黨明爭暗鬥之局，大概是一定的。因為一地方不見得就只一個人有錢、有勢、有資望、有膽智；長於此，絀於彼，高矮不齊而各不相下的總有幾個人。這幾個人始亦未必彼此作對。然而從這制度之所安排布置，其不引之促之於結黨分派構怨成仇又何待？在立法者所自詡為防杜土豪劣紳的妙方，不過換一換局面。而此種搗亂打架之局比之個人獨霸之局，究竟哪個好些又誰能說呢？ 原文接著說，多數政治是無疑問的必要，但昧於民族固有精神必致釀亂。自1911年來，因「民主共和」的好名堂已是將國家鬧得天翻地覆。然而偏僻鄉曲兵匪不到，猶或可以安生過活，或兵去匪過之後亦可抽空過活。假若「地方自治」、「人民自衛」普遍地舉辦起來，必將鬧得無一處無一時得安生，其為禍之周匝深刻又將十倍於前！ 似這樣，過去老路子是回不去，近代西洋新路子我又拒絕模仿，我主張什麼呢？當然更無旁的，只有我的鄉村建設。鄉村建設的主張，雖不能說是起於要解決紳權問題，但想從鄉村培養出中國的民主政治來，則是我最初動機（下一篇文章將敘述到）。像這樣的動機，紳權問題自然在考慮之內。所謂「若有若無」，此即其「若有」一面。 何以又說「若無」呢？那就是不作為革命對象來認識它。這從上所引原文和未引的全文語氣間不難看出，而看我全部理論就更清楚。照我的理論，秦以後中國封建制度雖不是完全解除，卻變化得非常之大。我承認它有時逆轉於封建，但若順著中國文化走，則理性發揮甚高，過著消極相安的倫理生活，盡不免有些封建形跡，早無封建實質的。可惡的紳權（還有其他類似東西）我只設想它是逆轉於封建時有的，不是在一切時固定有的。所以在上所引原文及其全文語氣，都露出問題原來不大（如果不是沒有的話），而在「這種運會形勢之下」卻大了，特別若是隨便舉辦「地方自治」、「人民自衛」將更大。 再明確地說一句：現在遇到的這些惡勢力——紳權及其他——其性質是封建的，但主要是由於消極性的老文化舊秩序已失、積極性的新文化新秩序未成而出現，不是傳統一直留在下來的。它本身是無秩序的產物，愈無秩序它愈發展，愈作一些不能成功新秩序的新號召新辦法它愈發展，而不是任何（封建的或資產的）秩序。只須趕快建造新秩序——其道則在鄉村建設——就好了，用不著當它作革命對象來實行革命。——這豈不是「若無」了嗎？ 其次再講族權、神權、男權這三個問題。 舊著《鄉村建設理論》曾指出某些宗教迷信和中國人子女若為其親長所屬有，婦人若為其夫所屬有，那種人對人的隸屬關係，自是宗法社會、封建社會的遺蹟，較之近代西洋不免保有一些未進步的形態（見原書第62頁）。我承認所有這三權是封建，這就是「若有若無」的「若有」一面。然而我同時說明中國之所以數千年長保此落後形跡者，正為其理性開發太早——文化成熟太早，不可誤以為真幼稚。從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到《中國文化要義》前後三十年都在作此闡明（至今沒有改變），因此它就不同於一般。從一般說，這主權往往結合於封建實力（武力統治）而不可分，要革命時一起革命，其必出於暴力破壞勢不可免。而這裡似用不著，尤其在經過1911年革命更用不著。在這裡，要待積極性的新文化新秩序之一步一步建造（產業發達、科學發達、教育發達等等），它隨著同時就自然解決的。對它亦可說須要革命，但不過習俗觀念須要改造的那種革命。——於是從「若有」，又轉為「若無」。 過去我從不肯說反封建這句話。雖亦說要為農民解決土地問題，但只從經濟上了解其意義，不從反封建出發。我認為「怎樣在日常生活中養成其組織能力，是農民得以抬頭做主的惟一途徑」，「農民地位須要增進提高而不是翻身」。（《鄉建理論》第238—400頁。）對於封建性極重的某些習俗亦知道要改革，而在鄒平所最用力作的亦不過反早婚（族權）、反纏足（男權）一類功夫而已。至於不知不覺還作了許多助長封建勢力的事情，將留待下一篇文章再作檢討。總之，我對於中國舊日社會的封建性的認識遠為不夠，直到解放後到了魯南，到了川東乃大有所省覺（見前文）。這是由於我的出身和生活環境從沒有嘗過那些封建統治壓迫之苦，而倒有一些知識思想會分析問題，亦就不免曲解了問題。 「所有的人每一個無不有他的階級烙印」，「一切問題所爭總不外乎彼此立場不同」，這些話我今天才相信。過去不是無所聞，卻不相信，不肯從這裡去注意反省，終於被自己的階級出身和環境所限制、所決定而不自覺。中國社會是不是缺乏階級，自 1911年後是不是沒有秩序，本都可以從兩面來看，而且幾十年中亦何能一概而論。但我總是從其一面——缺乏或沒有——來強調，總不免一概而論，正為自己沒有站在革命的階級立場之故。以上借著毛主席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對照，揭發出其思想根源。本文開首說的：我之落歸改良主義不出於浮淺錯誤而是有其思想根源，至此點明。 以下繼續說明我根據「無秩序」這一判斷來處理中國政治問題，如何不能不使革命落空。 十四、就為不懂矛盾論所以一無是處 我寫至此處，《人民日報》刊出了毛主席的《矛盾論》一篇著作。看了之後第一個感想是自己過去就失敗在沒有把矛盾法則弄清楚。現在看了還是有許多處若明若昧，但有一點則明白無疑：毛主席掌握了這部矛盾論乃是他領導革命成功之本，而我在中國革命政權問題上分析錯誤、處理錯誤，正為搞不通矛盾論。讀者試回看本文第二步驟講中國必「求統一於下」那許多話。還有《光明日報》前文講我反對暴力鬥爭那許多話，不正是從形勢分合、內（階級）外（國家）矛盾來分析判斷、來規劃處理嗎？等幾時矛盾論學習好再把其間錯誤一一檢查出來，現在只能粗說一說（仍不知對與不對）。 「沒有秩序」這一判斷，決定了我對走一般革命之路的否定，亦決定了我必要作特殊處理。其錯誤亦要分從這兩面反覆檢討才更明白。 一般革命之路——暴力鬥爭在我何以要反對呢？如《光明日報》前文所說：有兩面才好鬥，亦自然要斗；斗亦能斗出結果來。結果指一面壓倒一面而革命政權樹立。缺乏對立的兩面不能斗；斗就要陷於亂鬥，就要混戰一場而沒有結果。又何以見出沒有兩面呢？如前文所說：階級問題要緊在剝削被剝削，而剝削卻必在一種秩序下行之；有秩序便有兩面，否則，不成兩面。所謂不成兩面，意指沒有構成階級統治之兩面。一般革命不外是這兩面中被統治的一面翻上來把那一面壓下去，以新階級代舊階級而居統治地位。這種新陳代謝的社會發展，在歷史上只見其改朝換代的中國原是沒有的。不成兩面是早就不成兩面，不自1911年始；不過1911年後乃更加甚，在前是散，其後更加上亂。在散而且亂之中你怎麼能斗出結果來呢？所以我認為此路不通。 我們先來檢討這一面。 說1911年前中國早就缺乏階級，這句話是不是可以說呢？我想是可以說的。「缺乏」乃比較相對之詞，以表階級在這裡較之在西洋或一般是有差異的。在這裡存在著剝削乃至亦免不了統治；就是說：一般有的矛盾這裡亦有。然而其形勢分散，上下流轉相通，階級好像沒有固定成形，在矛盾上難道不較之一般有差異嗎？說是可以說，但我一向片面強調缺乏階級，而不從其雖缺乏亦還是有那一面來看，這就不合於辯證法了。 成不成兩面，在1911年前和在1911年後應當分別來看：1911年前，統治被統治、剝削被剝削都不是固定的，惟一固定者只皇帝一家，因有「一人在上萬人在下」之說。說不成兩面，意正指此。當其有大暴動起來，雖推翻一代王朝卻無法做到一面翻上來一面壓下去，亦正為此。然既有矛盾，就有兩方；況其不固定亦只是相對的不固定。所以當大暴動起來，誠不免陷於混戰亂鬥，而當其有秩序之時終還有兩面可說。必強調1911年前早不成兩面，仍屬片面看事情，不合辯證法。1911年後秩序破壞，軍閥彼此對立混戰，被統治的老百姓轉落於第三者地位而純被犧牲，確乎不成兩面。然而在前已經指出：財產私有仍是公認的制度，剝削一般仍是有效，強霸爭奪究竟難邀讚許：則秩序亦還是有的。此時從全國來說，雖不成其為兩面；在一軍閥政權地方內，難道說不是兩面？片面強調無秩序、強調不成兩面，總都是不合於辯證法。 有沒有秩序，成不成兩面，這些都不需空泛著談它，而要從其斗得出結果斗不出結果，亦就是一革命政權能不能樹立來研究。——這是最要緊的。 當我們要革命時——要解決矛盾時，就不能把各種矛盾同等平列來看。譬如軍閥彼此間雖有矛盾，其矛盾卻與革命無關。而我竟因其一時禍害的嚴重而看重它，不但把它與階級矛盾平列而說為三面或多面，並且援為「階級分野不夠重要、沒有力量」之證（見《光明日報》前文）。這就大錯而特錯。這是為我自己根本沒有站在革命立場。如前所說，我是從有產者立場出發了。儘管小有產者在社會上數量絕大（毛主席所謂「兩頭小中間大」），並且私有制度亦還有一段前途，在當前應當求其穩定。然而在一個以反剝削的社會主義革命為理想要求的我，如何卻代表了有產者，豈非笑話！關於立場檢討仍留待另一篇文；這裡主要指出的是其輕重倒置，實為不能解決問題之本。 假如自己站在一定的革命立場，那就是自己站在矛盾中的一面而要求如何解決其問題，則對於左右前後牽連著的許多其他矛盾，視乎形勢發展，自能權其輕重，分別主從，知所先後，而聯其所當聯，攻其所當攻，暫時不管的擱開不管，將始終只有兩面而不會亂。所謂「散」，所謂「亂」，所謂「混戰一場、亂鬥起來」，都不過是我把許多矛盾同等平列乃至輕重倒置、胸中無主之表現，在馬列主義的革命黨人是不會的。既然始終只有敵我兩面而不會亂，則不斷隨著世界大勢之發展而努力之結果，遲早總有一天這面翻過來而樹立了革命政權。何能無結果呢？ 在《光明日報》前文我曾說：「我現在覺悟到儘管中國社會有其缺乏階級的事實，仍然要本著階級觀點來把握它，才有辦法。」有些讀者看了不了解，以為「既然缺乏階級了，如何還能以階級觀點把握它」？其實正該如此。階級立場和階級觀點是一個革命者應當始終不放棄的。卻遇到缺乏階級的社會，依然可以承認其事實；僅承認其有所缺乏，並不曾輕忽其階級本質。要必在不否認其缺乏階級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階級一面，然後才有辦法能解決社會問題。我想唯物辯證似乎應當如是。過去我追求中國的特殊，在「缺乏階級」的強調中竟致忘記了立場，拋棄了觀點，把矛盾法則根本不要：革命在我不成空談，成什麼呢？ 一錯誤，無往而不錯誤。就在我片面強調「缺乏階級」、「不談兩面」之時又忽忘其可能有發展變化，於是像山東鄉村社會在抗日偽、抗蔣美的十餘年中所引起之階級分化以至慘酷鬥爭（詳見前文），便不曾料到。這種把事情看成靜止的，大大不合於辯證法。而且我一向強調「中國革命是從外引發」（見前）的話，何以卻不早注意世界正從階級立場分為兩大陣營而決鬥的形勢，而中國亦就要被扯向兩邊去呢？這種孤立起來看事情，又是大大錯誤。 中國共產黨或許於中國缺乏階級那一面有些認識不足，然而不要緊，他卻正好把握了其有階級一面。他把握了這一面，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立場而立志走向反剝削的遠大前程。這對於「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全局說，自己立腳地方，豈不失之狹小？同時對於這樣經濟落後的社會說要反剝削又寧不失之過早？然而一切不要緊。他立腳地方確實的很小，而放眼世界來看又並不狹小。剝削雖不能一步登天而廢除，但從我們不能再走向資本主義來說，則方針路線又不可不早為明確。這一個「確實」、一個「明確」就是最好不過的事。近從一角落，遠到全世界，在他眼中早把一切人們分作兩邊去。 「分作兩邊去」這只是在自己眼中如此，還沒有真成事實。不但沒有成為事實，而且事實上恰是應該分到這邊來的沒有分過來，應該分出去的沒有分出去。——這例如大都市的產業工人還沒參加革命，手工業者還在鬧「同行是冤家」，店員與老闆相依，農民分散而不集中，甚至佃僱農與地主亦復相安，多數知識分子各行其是，在一種彷徨或游離狀態中……如此等等說之不盡。然則怎樣造成事實呢？特別是怎樣團結成自己這一面呢？敵人那一面倒不必管它，自己這一麵團結不成，則翻上來壓下去的話即無從談起，所以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假如以上是說共產黨在認識上如何與我不同，這就說到彼此行動上的不同。 共產黨的成功是成功於其行動的。他的行動就是武裝鬥爭四個大字。只是從武裝鬥爭以後，那「分作兩邊去」的事實才當真造成。——一步一步地婉轉曲折地經過長時期而造成。說明白一點兒：這才造成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統一戰線。從造成自己（黨）這一面的開始，就有軍隊和政權隨著而來。一分的開始就有一分的軍隊和政權，最後便是極其強大的軍隊和全國範圍的革命聯合政權之建立。一切成就基於武裝鬥爭，沒有武裝鬥爭沒有一切。 然而武裝鬥爭不為別的，乃是為要破壞推翻一種強固統治的秩序；這在我不是「不患其有而正患其無」（見上）嗎？前說「我正以無秩序為苦而共產黨卻就苦其有秩序」是彼此分路走的分歧點，正為此。在解決中國問題上彼此一成一敗，他走了活路我走了死路，全由這裡分。 他單是武裝鬥爭就成了嗎？那完全不是的。單是武裝鬥爭——單是暴動，可能沒有破壞到對方而先消滅了自己。因為他不是從現成對立對抗的兩面而鬥爭，乃是要在鬥爭中逐漸地分開兩面，團結成自己。所以單是武裝鬥爭完全不夠，而要在鬥爭前、鬥爭中、鬥爭後，都善於掌握運用矛盾論。掌握好矛盾論，才能在散漫凌亂的社會中得其條理，把變化複雜的環境應付裕如——如前所說聯其所當聯，攻其所當攻，暫時不管的擱開不管——而使自己一天一天由小變大、轉弱為強。末後，這面翻上來那面壓下去的事情居然出現在中國，開數千年未有之奇局，其全部學問要都在此。 讀者試再參看《光明日報》前文說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如何養成那一段，則於一般革命之路所以在中國終得走通不難明白；而我過去否定它的不對，可無待多說了。 十五、這才曉得原來我沒有革命 更從另一面——我對中國問題的特殊處理那一面再檢討看看。 我所謂特殊處理自是對一般革命之路而言，究竟其不同處何在呢？那不外革命是講鬥爭的，而我則講聯合。用上面的熟語來說：革命就是「這面翻上來那面壓下去」，特殊處理則在「不求統一於上而求統一於下」。要「翻上來」，必須武裝鬥爭；要「統一於下」，全在把握社會人心一共同趨向。如今看來我錯在哪裡呢？很簡單，我不該片面強調聯合。把「聯合」與「鬥爭」對立起來，以為二者不能相容。這在矛盾論上就根本是不通。聯合是可以講的，卻要在鬥爭中講就對了；特殊處理是應該有的，但離開一般而作特殊處理那就錯了。 特殊處理的思想是怎樣形成的呢？假如說中國已是某一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者說中國已成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麼都有一強大矛盾簡單明切構成在我們眼前，誰還說什麼特殊處理。恰為它不是如此，而是在幾個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我們對帝國主義矛盾之外，帝國主義者彼此間還矛盾著；同時國內四分五裂，統治與被統治矛盾之外，統治者彼此間更有矛盾。實則其矛盾重疊、分散、零碎、複雜還不止此，此不過其大端。於是我的注意就被吸引到為禍最烈的連續內戰（無秩序）上。這是幾方面（有槍階級彼此之間、有槍無槍之間）矛盾的集中尖銳表現，卻掩蓋了尋常有秩序的剝削被剝削那種矛盾。當我迫切要求國權統一穩定之時，雖主觀自覺地是在要求有方針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卻不自覺地早把社會生產上剝削被剝削那種矛盾——社會最基本重要的矛盾轉而看輕，自己恍若置身矛盾之外來處理矛盾，而實際卻是從有產者立場出發了。這便是我離開一般革命之路而走向特殊處理的開頭一步。 同時，結合著我一向對於老中國社會構造特殊的認識，我很快看出中國這種分裂內戰與外國所有的分裂內戰殊不相同，它並不代表社會什麼一定勢力分野，它完全是沒有根的。這恰是數千年同化融合而無可分的一大民族單位，經兩度革命後老社會構造崩解而一新社會構造未成的現象。當茲民族危難之時，為了共同對外禦侮對內建國，苟得其聯合團結之道自不難從社會意志統一而實現國權的統一。特殊處理的結論就這樣作成。其間有許多設想未見得完全不對：譬如我策劃在經濟建設中要增進社會關係、調整社會關係而避免矛盾之加深，從階級之缺乏 （矛盾不大）徑直渡達於階級之消滅（矛盾消滅）；譬如我要把國家政權建立在一種聯合團結的基礎上。然而畢竟不能不落空，因為就在自己恍若置身矛盾之外而實際卻從有產者出發那一瞬間，在自己便從此失去革命立場，遇事便從此不能實事求是。亦可以說，從此便成了革命的外行人，以空想代革命。像調整社會關係是要站在革命立場去調整的；沒有站在革命立場，還靠什麼去調整？調整社會關係亦要實事求是才能調整；不能實事求是，又何能調整？講聯合團結亦復如是。沒有站在革命立場，又靠什麼去聯合？沒有立場聯合起來又算什麼？不能實事求是又何能聯合成功？……前途一切落空是註定了的。 過去我自己沒有一定立場，殊不自覺。現在看起來很是明白。像上文敘我在桂林時拒絕朋友們勸我去某些地區（靠近八路軍地區）建立鄉村建設的或民盟的據點，我怕靠近一邊便要削弱我為大局奔走說話的力量，就是一顯明例子。「差不多沒有什麼考慮就拒絕」（見上文），正為其一向心理態度如此，這種「兩邊都不靠」的心理，影響我的行動不小。念念在「照顧大局」，自以為「用心甚苦」。不但辛苦而且忙碌。像《光明日報》前文所說，抗戰中奔走團結，勝利後爭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確乎亦都是事實。辛辛苦苦，忙忙碌碌，革命早已落空還自以為革命。為什麼自信是革命呢？因我堅決否定西歐憲政之路而要求有方針有計劃的建國，廿多年向著遠大目標努力，從來沒有滿足於改良呀！ 我要聯合，不要鬥爭；其結果，鬥爭固然沒有，聯合亦不成功。自己沒有一定立場，天天在聯合人家，如何能中用呢？最後發現聯合的事卻全被毛主席做了。這就是他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就是儘量聯合可能聯合起來的人而擴大自己，孤立敵人。共產黨今天的成功，與其說是得力於鬥爭，不如說得力於聯合。因為中國的事情原非聯合不可啊！ 起初我判斷中國不能以階級為武力主體，實有見於國民黨模仿布爾塞維克之失敗（我有《中國政治上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一文，見舊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1年中華書局出版）。國民黨十三年改組，請俄國顧問，師法俄國，要從建黨而建軍、建國，所以在軍隊里設黨代表，設政治部，如是種種。然其結果，軍隊還是落在個人（蔣、李、閻、馮……）手中，並沒有掌握於黨。其故即在黨的階級基礎不明，甚至拒絕以一定階級作基礎，尺度放寬到無所不包而黨乃不能不散。黨不成其為黨，於是個人就超於黨之上，只見個人不見黨了。然其所以失敗，須知不全由於其人之糊塗，而是因為要遷就中國社會具體事實所不得不然。共產黨不嫌近代產業工人在中國那樣少，作為階級基礎看似太狹窄，而標明自己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切組織紀律無不從嚴認真，論黨倒是成一個黨，其如黨太小而中國太大何？寬是失敗了，嚴亦豈能成功！——我誤以為既嚴起來，將無往而不鬥。卻不料毛主席領導共產黨嚴其基礎而寬其運用，又遇到日寇入侵，從對內轉而對外，有擴大聯合必要。於是從鬥爭而有聯合，有聯合又有鬥爭，聯合發展了鬥爭，鬥爭推進了聯合。粗著說大概是：以鬥爭始，以聯合終（聯合政權奠立）；語其微妙則聯合始終離不了鬥爭（批評自我批評）。這然後才曉得不懂辯證法、矛盾論是不行的！ 現在我頗領會唯物辯證法就是指導我們實事求是。不懂辯證法而在做事中果能一步一步實事求是地走去，亦自然於辯證法有合。不能實事求是，便不會合於辯證法。我片面地要聯合而不要鬥爭，回想起來明明是不切於事實的空論，不能以不懂辯證法自解。何以作空論而且長久安於空論？一句話：沒有真革命！ 奇怪的是：我最恨中國人散漫無組織，懷抱著要為中國人養成團體生活的志願四十年於茲（鄒平工作即以培養鄉村組織為第一義是其例），而臨末了自己今天卻是不在任何團體組織的一個人。何以會如此？其近因自是為了要大圈而不要小圈——為了要團結全國而聲明自己「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 （見上文）。根本原因則在沒有敵我分別，正如前說「恍若置身矛盾之外」而來觀察矛盾、處理矛盾。就當我在民盟時，周旋於盟內與周旋於盟外幾乎無甚不同。民盟原是一聯合體，盟內盟外都是我要聯合的對象；不過這（盟內務方面）是我聯合之始，那 （盟外兩大黨）將是聯合之終。民盟如是，統一建國同志會如是 （讀者試回看上文自明），就連我過去的鄉村建設學會、鄉村工作討論會亦無一不是聯合性質。在我眼中看中國人都是一樣的，從其待我聯合而言則不是我，從我要聯合他而言則不是敵。他們彼此有矛盾，而我則不在矛盾之內。假如說我一生做了一個夢，那就是「聯合之夢」。做夢時是一個人，夢醒時還是一個人。 我恰是走了一步不能發展之路，所以走了廿多年還等於沒有走。而中國共產黨呢，他正是走的逐步發展之路，卅年間從無到有，由小變大，卒於統一全國。並且我現在相信他今後還能從人心上完成全國統一大業，如我之所祈求的那樣，不止於以武力統一而已。他與我這一分別從何處開始的呢？他從階級立場出發，不斷地做鬥爭；而我則沒有一定立場，不要鬥爭。 社會生產上剝削被剝削那種階級矛盾是看輕不得的。在時間上這是人類歷史轉變發展的線索所在，在空間上則能從這裡串聯到任何角落，而為全世界兩大陣營所由分的關鍵。共產黨把握這一點，縱橫無不可通，是其所以有前途無盡發展的根本。而我卻只從表面看問題不能深入（我倒以為共產黨專學外國不能深入），為一時嚴重的其他矛盾所吸引，轉而輕視了基本重要的這一點；斷了線索，抓不到關鍵，自然就打不開路子，創不出局面。 具體地來說，我所看輕者就是地主與農民間的問題。我認為至少是對於中國多數鄉村此時應把它看成整個的，而不要分化鬥爭於鄉村之內。鄉村內部雖不是沒有問題，然而鄉村外面問題——整個鄉村遭破壞——更嚴重。身體生命財產的自由在都市居民比較還有一點，鄉村已絕對無可言者。鄉村居民的苦痛表現中國問題的灼點。況地主紳士此時皆已避離鄉村，所余居民間縱有問題要留待後一步解決。——我總期望土地問題要容鄉村運動建立起統一國權後再來解決。（以上詳見《鄉建理論》第280、333、441各頁）。 就由於在這問題上輕輕滑過，我雖然說過這樣的話： 如何得從痛癢親切處，條達出來多數人內心的要求而貫串統一之，是中國的生死問題。得著這個法，便起死回生；得不著這個法，便只有等死。 （見《鄉建理論》第355頁） 但這話卻等於為毛主席和共產黨人說了，而不是為自己說的。他們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一起，抓住農民的痛癢而發動之，就結合成功革命力量。我自己呢，竟落得「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是1936年鄒平鄉村工作同人自作檢討的兩大問題，見《鄉建理論》附錄。）正為避免鬥爭就抓不住痛癢；不痛不癢地作功夫，是不起什麼作用的。 一向我在建國問題上，在抗日作戰上，倒是都相信非發動民眾不可，並且自己亦這樣做，但總是不能深入。其故即在沒有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站在一起，不是革命階級立場，而是主張知識分子下鄉領導農民、組織農民，是在做教育功夫。上文（第六節起首）曾說「由今看來，發動民眾自是對的，卻究竟我亦還沒有對」；又在《光明日報》前文曾說我最佩服共產黨的群眾運動，「領導與群眾結合得那樣好」：當然全是這一個問題。 我常自以為與任何人都不隔閡，其結果卻是與任何人亦沒有打通，臨末落得自己一個人即其事實證驗。共產黨不惜與敵人作鬥爭，有時真是激烈怕人，然卻能針針見血，直透人心，卒得與人打成一片。上文所以說「現在我相信他今後還能從人心上完成全國統一大業，不止於以武力統一全國而已」，正在此。 我常覺得在兩度革命後，社會人生的一切價值標準不能統一，「不苦於沒有道理說服人而苦於說服人的道理太多」（上文第十節），其實這正為自己沒有站在革命的階級立場之故。從乎革命立場好惡分明，一切是非取捨不定自定。「無秩序」的話，仍不過自己沒有一定立場，革命要求不強，信心不足的表見。這樣自己本身先發不出力量來，又何能結合有力量的人？於是便歸於無所不聯合之路，其結果則是任誰亦聯合不到。 如上文所說，我以武力分散而不能集中統一為苦，因而要形成此社會一廣大聯合為武力做主體，其實這仍然由於自己沒有站在革命的階級立場之故。站定革命立場的人將不看武力是分散的，更不以武力分散為苦。因為他正要求把武力轉屬於自己，他看武力總不外掌握在新舊不同各剝削階級手中，雖分散而不分散，並且分散了更好，讓他們彼此衝突更好。——共產黨武力之創造成功正利用了統治階級的分裂內戰這機會。 我雖以武力分散為苦，卻正亦利用這機會而發起並發展了鄉村運動。當抗戰起後，由於大局形勢的推移而全國武力逐漸分歸兩大黨的時候，我原來想從鄉村運動形成此大社會一聯合體的計劃勢將落空，於是改以黨派的聯合代替鄉村運動的聯合。而所謂黨派呢，自以兩大黨為主要；兩大黨都是擁有武力的，這就不是社會的聯合而是政府的聯合了。於是發生要把武力交出來的問題和要把政權治權劃分開的主張。我滿以為利用兩大武力相持不決的形勢和國內國際都不容許再有內戰的強大要求，將逼使兩黨非走我的道路不可。我在重慶舊政協軍事小組上激昂急迫的神情，邵力子先生曾看見；我在南京和談時格外賣力的那些事情，則民盟內外都曉得。其實全是糊塗！階級的矛盾不會讓武力老在分散狀態，而卒必致歸向兩方面去；以階級矛盾為背景基礎的兩方武力亦絕無交出來而合一的可能；相持不決亦不過表面一時的，而新生力量不可戰勝，腐舊勢力定歸沒落；所有這些道理我在當時都看不出，信不及。——直到解放前夕還信不及。 總結一句：毛主席實事求是，從鬥爭求聯合的聯合政權今天成功了；我那種主觀主義要聯合不要鬥爭的聯合政權本出於空想，今天自然落空。事實既經證明，歷史做出定論，三十年自以為革命的我，臨到末了還只有承認是改良。 經過反省，我認識到：無疑地吃虧在我不懂矛盾論。然而為什麼不懂矛盾論呢？對於馬克思主義既不是接觸不到，難道只是聰明不夠的一個問題嗎？其所以粗粗領會到一點階級矛盾社會發展之理便用來論究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而不能深追而深通其義，用以解決中國問題，根本為我不像毛主席那樣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立場，我沒有那副偉大的感情和決心。毛主席之能深通馬列主義全從其革命實踐中得來；如上文所檢討我沒有真革命，自無意乎深追，亦無從而深通。還是立場問題決定了一切。 1952年5月5日 後記 此文最大缺點即在今天批判自己的話還沒有自己講明過去如何用心思的話多。屬文之時未嘗不一再刪節，而刪節下來猶且如是，可見胸中求為人知之念多於其自慚自悔之念。慚悔之心不切，檢討文是不可能寫好的。 1952年6月5日漱溟記 [1] 此文現已覓得，並輯入本書。 再憶初訪延安[1] 1938年初我第一次訪問延安的經過、見聞和收穫，在《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第五節《訪問延安》里，已有較詳盡的記述。因為事隔將近半個世紀和年老記憶力衰退，關於此次訪問的種種情況多已記憶不清。但有幾件事，在經歷了數十年之後，至今仍留有較深的印象，值得補記於後。 一、互不相讓的爭論 我記得兩人長談時，我坐著的時候居多，而毛主席則常在室內來回踱步，邊走邊說。有時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顯得很隨和，很自然。這樣的談話形式，使人感到從容而又親切。可是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時，兩人又都互不相讓，不從各己的立場上後退一步。 我對他說，我過去有一個口號：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談起認識老中國，他當然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我就說，老中國社會與歐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形的階級。在歐洲封建社會中，地主兼領主為一個階級，農民為一個階級；在進入資本主義之後，又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對立對抗，老中國不明不強；中國雖有貧富貴賤之分，但流轉相通，因而不是截然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對如何流轉相通，我又舉了許多例證來加以說明。當然他也舉了許多事實來說明他的論點。可是誰也不曾說服誰。到末後，他就這樣來結束這場爭論：梁先生，你是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但中國社會仍然具有與其他社會相似的一般性。我當即回答道：一個人都有他的一般性（例如他是個成年人），你只說他是個成年人，沒有點出他的特殊性（例如他是個學問家），就等於沒有說一樣。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國社會的特殊之處，就等於沒有說一樣了。 彼此之間的爭論，以各自依舊堅持自己的見解而結束。 爭論激烈，觀點決然相反，又各不相讓，不動氣似不可能，但我們的爭論自始至終確實如此，由此可見他的氣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談話結束之後，似彼此心氣相通，毫無隔閡之感，而且心裡覺得有一種滿舒暢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長談之後，懷著這樣的舒暢心情，退出他的住室。這時室外東方天色微明，已是方將破曉的時刻。 二、「走的是改良之路」 為了求得他對我的觀點主張的了解，去延安時我特地攜去了我寫的幾個小冊子，還有幾十萬言的《鄉村建設理論》一書，奉求毛主席指教。在看過我的書的次日，毛公出示他閱讀時所作的許多條摘錄。這些摘錄是用禿筆橫書在粗紙上的。他指著說，這些見解不無是處，例如不搞上層表面文章「憲政運動」等，又例如改造社會從基層入手，從農村入手也是對的等等。然後他又說：「梁先生！你是個宣傳家哩。」我遲疑未曉其義。於是他說：「凡是想要以其道易天下者便是一位宣傳家。」 看了我的著作以後，當然他也給予了許多批評。這些批評的話則不曾用毛筆書寫在紙上，而是口述的。據我記憶，批評的話大意是說我的主張不能解決農民問題，不徹底；走的是改良之路，而非革命之路等等。 三、「貢獻你一句要緊的話」 在延安前後共盤桓了十八天，參觀了許多地方，短敘長談又用去了不少時間，訪問終於結束了。我又將自延安返回西安，再轉往其他地方。在臨別時，毛主席說：「我對你說一句要緊的話，要貢獻你一句要緊的話。恩格斯寫了一本書。叫《反杜林論》。你要讀讀《反杜林論》。」後來我找來讀了，覺得是好，雖然有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待解放後，我才知道過去雖然讀了不少馬列的著作，但很不夠。後來多讀了一些，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了，便感到自己早年著述中對共產黨的理論多有批評或斥責是錯誤的。現在再將這類批評斥責的語句翻檢出來看，於是有所省悟，因而在其中一處批寫了如下的一段話： 此文寫於1930年，其時吾於共產黨缺乏了解，且有偏見，故爾出語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語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過。 1965年5月梁漱溟識 多讀一些馬列的書，還使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特別是佩服他們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它與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傅立葉不同，高明的多。歐文和傅立葉都傾慕社會主義，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也嚮往社會主義，可是馬、恩是指明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自然會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客觀規律，這與僅是主觀上傾慕嚮往理想的社會大不相同。 [1] 寫於1983年。梁培寬整理。 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1] 我於1938年1月初旬訪問延安和毛主席的談話，曾記述之於當年所寫《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由鄉村書店在武漢印發）。其後在香港《光明報》發表《我努力的是什麼》一長篇連載又述及之。前後詳略不同，可以參看。今為此文主要是追記 1946年3月我又訪問延安的談話，以及1950—1952年間在北京幾次晉謁時的談話。 在北京的談話，每次總是主席派車來接到中南海頤年堂主席寓所的；1953年秋9月以後就沒有了。 一、1946年3月訪問延安的談話紀要 先要說此次去延安的動機。那是在重慶的舊政協開過後，我宣稱不參加將要組織的聯合政府，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須去訪談的。 舊政協會議自1946年1月10日開始，至30日閉幕。按照協議來說，應該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然後依法選舉總統步入正常政軌。閉幕前夕共方周恩來代表將返延安請示，然後簽字，特到國府路300號民盟總部交換意見。此時我預先寫好給毛主席一封信，即交託周公帶去，表明我要退出現實政治，從事思想言論工作，不參加聯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許。毛主席手答一信，經周公帶回面交於我，略謂參加政府與從事言論工作不相妨礙。周公面語尤見嚴厲。他說：國民黨一黨專政，關著門，不容許各黨派參與，經我們大家合力爭取，現在門已敲開，你卻臨門後退，影響不良，絕對不許。我一面在報紙先後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結束》及《今後我致力之所在》兩文表明衷懷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要知道，當時且將實行的憲政是出於張君勱巧妙設計，為國民黨所同意，為共產黨所同意，為民盟內外各小黨派所同意，惟獨我一人卻認為其不可能行於中國。此憲政是以英國政制為藍本，而形式格局上襲取孫中山五權憲法的。英國政制原是我少時在清末所夢寐以求者，入民國後即逐漸覺悟其不可能行於中國（具見1931年發表的《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時節各方全都同意之下，我一人無法持異議，只有悶在心裡。但要我隨眾參加實施其事，又豈可能。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去實行憲政的時候，我個人要退出現實政治，站在批評立場，發抒夙懷意見，自屬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們傾吐此中曲折。 彼時重慶、延安之間的來往全賴美國軍用飛機。美軍人員既有駐北平（北京）軍事調處執行部者，亦且有兩人駐延安。因此在交通上就多所藉助於他們。我便是經周公代為安排成行。記得同行的全是中國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換飛機去延安，同機者有肖克將軍等共方人員。飛抵延安時毛主席在場接待。我隨他一車至棗林他的住所休息用飯。據聞毛主席方在病假養息中，劉少奇被稱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於劉。我為增進共方朋友對我的了解，在我傾吐積懷時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為約集十人聽我談。後來會談座中記得有任弼時，其他識或不識，現在不盡記憶。 我陳說自己對中國政治前途的見解主張，分兩段說。先就彼時政協所取得協議的憲政，申論其必將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許一年就失敗。——附帶說：毛主席對憲政似未寄以信心，而在劉少奇等人以為那便是中國政治的出路了。但毛主席卻仍然親口對我說，他們準備搬家到蘇北清江浦；他將常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開會時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憲政能施行一時。——大局到兩黨合作的憲政失敗而別尋出路之時，我有預先準備的一方案在此，願提供中共朋友參考。當然，不到那時，不必考慮。 關於學英美式憲政必將失敗的話，今可不多談。我預備的方案隱約有一個前提，就是蔣介石的死，或他失勢下台。話不好明說，而當時竟被任弼時覺察出來，問我：「你是說要待蔣介石死了嗎？」我點點頭。此公聰明，在建國後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繼續談我預備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黨壟斷之局，亦非多黨互競，而是多黨的合作。蔣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敵。蔣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國仍然名亡實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當時，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驅除之，竟爾奠定無產專政之局如今日者。我當時只就常情常識申說我懷抱的見解主張。 我的主張根據我對中國當前問題的認識，而當前的中國情況則基於過去中國社會本質上（組織結構上）有所不同於世界他方。這原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延安曾和毛主席往復辯論兩個通宵未得解決的老問題。那時他說我太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國社會仍然有其一般性，我則反責他忽視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過於偏從一般性來看中國。實際上我此時要陳說的主張，仍就是八年前曾經提出的那一建議。不過今天所見更逼真，籌思更加成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議就是要國內各方面（主要是兩大黨）從當時的團結抗敵前進一步，而確定合作建國之大計。其入手即在「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兩大問題上交換意見，互相磋商訂定國是國策。此事如有成果，其第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對抗的各黨派轉化為協力合作建國的一個黨派綜合組織。 政治上的奔走活動必然產生黨派，黨派的組成客觀一面是各有其社會基礎（例如階級性、地域性、行業性或其他），主觀一面是各有其主張要求。然而大前提更看中國人面對的是什麼問題。問題來自外，抑或在內？國家危亡是其第一問題，所以救國運動是其存於實質上的共同點。這就客觀上決定了應當彼此合作，不應該互相仇視。但國家危亡有其內因，改造社會本身又屬必要。從而每每彼此立場不同，又落於分立乃至對抗。抹殺其不同，是不好的，亦是不可能的。這就客觀上決定在合作中莫強為混同，應當有合有分，顧不說聯合而說綜合者，所重在合也。 彼此協力合作來對外或較易，協力合作來解決中國內部問題，豈易言哉！如我籌思，要綜合各黨派成立一個組織體，以負起救國建國任務，是必切實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則： （一）各黨派在訂定國是國策時交換意見，應只就每一具體的現實問題說話，避免涉及各自夙懷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學思想或主義信念為其當前意見主張之所本，卻應避免談及。 （二）彼此交換意見應儘可能地求同存異。即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彼此間的分異原易突出，卻應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決，或如何應付此當前問題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一為止。 （三）各黨派在建國的遠大目標上殆莫不傾向社會主義，縱然所謂社會主義者，彼此非定一致認同，仍不妨訂定下來。蓋既為遠景，固非現時所必爭。 （四）在頭一次國是國策訂定之後，隨時就當前問題不斷地賡續進行商談修訂，只要各方同意，不須拘執舊章。 以上所敘非我當場發言原詞，卻是我籌思很久的要義。 繼此而申說的便是黨派綜合體不負行政之責，而居於監督政府執行政策的地位。我於此竊取了孫中山先生政權、治權分開之說。政權在民，黨派綜合體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國人民立場執掌政權者，而以治權付之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即通俗所稱政府則忠實於政策之貫徹實施（在實施中如有意見可隨時反映給黨派綜合體）。如此兩下分開是萬分必要的，是黨派綜合體自身恆時保持在一致的立場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則將導致黨派間的鬧意見而動搖根本。 當時座間毛、朱二公頗用心聽我發言，毛無表示，朱公當聽到我末後的話時，忽曰：「此或三十年後的事吧！」此外無人置一詞。 次日毛主席約集其同志數人與我會談，其時因有蔣方不尊重協議之憲草而多所改動之訊，毛主席說：「他（指蔣）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個！」關於改動憲草事，蓋出於孫科等備受其黨內詬責，孫同邵力子二人向周恩來代表再三懇求修改。周公商之張君勱在三大問題上分別作如下之讓步：（一）國民代表大會從無形（指全國公民投票）復歸有形；（二）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得對行政院為不信任投票，改為對總統負責，並刪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訂省憲改為制定省自治法規。如此重大問題在各方取得協議後豈得再改動？然而在野方面卻居然向國民黨退讓了。中央通訊社高興地大肆宣揚。延安方面吃驚不小，急電促周公回來作報告。其報告和討論的會，我一個黨外人未便參加，即於次晨飛回重慶了。 如上所記我在延安的談話，因為事隔多年，今日不可能記憶清楚。但其內容意思要點大致總不外如下這些： （一）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思想上只從模仿外國出發，而脫離自家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基礎是不行的。 （二）既要建設一新中國，必須依從一定方針宗旨貫徹下去，其勢不可能走多黨互競，輪流上台當政，如歐美各國之路。 （三）一黨專政之路（如法西斯、納粹、布爾什維克）雖然似乎可以貫徹一定方針而前進，但在這散漫成性的小生產者的社會基礎上難以建築得起來。 （四）凡事總要照顧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著現實社會條件有其可能之一面。因此所以多黨互競或一黨專政均不是我們的前途。這就歸落到我所設計的黨派綜合體那一主張。[2] 這次再訪延安，除了談話，還下鄉參觀南泥灣等地。同時為了候周公自重慶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協政治協議的改動情況，在那裡前後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見到劉少奇同志，好像當時他在前方。第二次見到了。還記得他和彭德懷二位的住處與我的臨時住處相鄰，我還去回訪過他們。陳紹禹（王明）也曾來過我的住處，面容消瘦，意興不佳，自雲別後一場大病初癒。陳作為共產黨在參政會的代表之一，重慶會內會外我們常可碰見。在這次訪問中，朱德同志還向我提起當年他德國留學後途經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訪問我而未成的事；想訪我是由於他在德國留學時的朋友孫炳文烈士的建議，而孫是1912年我在《民國報》工作時該報總編輯。孫炳文兄的夫人任維坤（人稱「媽媽同志」，孫泱和孫維世之母；孫泱與孫維世兄妹均死於「文化大革命」中），這次訪問中也見到了。任維坤也是當年在《民國報》的同事，她是報社中三個女編輯人員之一。 二、1950年後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的幾次談話 1950年3月12日的談話紀要 我是1950年1月半從四川到京的，其時毛主席周總理方在莫斯科同史達林談判未歸。3月10日我在統戰部安排下隨同黨內領導諸公到前門東車站迎接他們兩位返京。次日晚間舉行歡宴，我亦被邀參加。席間主席語我：明天晚上我們談談。12日晚時後在頤年堂見面，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在座。談話至深夜12點後用飯，飯後又略談片時，茲追記留於我記憶中者於下： 主席問我：這次來，你可以參加政府吧？我稍遲疑，回答說：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蓋此時我尚信不及中國能以就此統一穩定下來，以為我如其參加政府，就落在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面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國自推翻帝制多少年來，紛爭擾攘，外無以應付國際環境，內無以進行一切建設，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於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統一穩定，而眼見一時的統一不難，就難在統一而且能長期穩定下來。1949年11月尾，劉伯承第二野戰軍和林彪第四野戰軍相繼入川，我親見兩軍軍士裝備和待遇，四野優於二野情形，兩軍接收重慶物資彼此爭奪情形，而且全國劃分六大軍區，頗有割據之勢。還有國民黨會不會捲土重來？這些都是問題。——這些話存在心裡，卻未便說。 我向主席說：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卻不容易——治天下要難得多。今天我們當然要建設一新中國（現代中國）而必先認識老中國才行。「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是我一向的口號。我雖不參加政府，但我建議在政府領導下，設置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我願備顧問，參與研究工作。主席說好，卻未多往下說。 [1] 寫於1977年。 [2] 我曾有《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極能代表我當年的見解思想，亦即我到延安與中共方面談話的大意，讀者不妨取而參看。——漱注 主席隨即勸我出京到外地參觀訪問。他說：過去你不是在河南山東各地搞鄉村工作嗎？現在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麼變化。還有東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區，亦要去看看！我原有意要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立即商定各處參觀計劃，其後並於4月初間成行。 我對主席陳明我在川中辦學情況。主席指示勉仁文學院可交西南大區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職員工及學生各予適當安排。其中隨我工作多年的人亦可以令其來京仍隨我工作。當下主席對林老林伯渠囑咐：梁先生的這些人員到京之時，請林老決定安置。至如勉仁中學可以續辦一時期，以後再交出，全由國家統一辦理。其後勉仁文學院教職員工和學生多併入西南師範學院，其中副院長陳亞三則來京，以我的秘書名義安置在政協。勉仁中學最後亦交出，改為重慶第二十二中學。 如上解決了我的一些問題，此外還有許多漫談，不覺到深夜12時。左右向主席請示開飯。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請給我一二樣素菜。主席忽大聲說：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統一戰線！ 開飯時，林老招江青入座，於是四人同席。飯後談話無可記者。我告辭，不敢勞主席相送，主席竟堅持送我到門外登車。然而看他詞色間似不愉快者。 我回憶往年訪問延安，特別是1938年春那兩次通宵辯論後，我臨別出門猶覺舒服通暢之情懷，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說那次交談是成功，這次便是失敗。 尋思一時頓有會悟。原來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靜辯論不休，彼此開懷曾不起意。辯論極易引起爭勝意氣，而此種意氣竟然不起者，則感應之間主席實居主動，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勝心不起的。主席和我，此時庶幾乎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而這次相見卻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規避，彼此各懷有得失計較。這些都是私心雜念。一般人將謂彼此各為國家大局設想，怎說「私心雜念」？此則一般人不學之故。——此指孔門古人之學，大乘佛家之學。 1950年9月23日的談話紀要 在上次談話後，我即按照主席所囑計劃，和統戰部長李維漢、徐冰兩位洽商去各地參觀訪問事宜。我提出須帶秘書隨員三四人同行，並商訂秘書各人名資歷待遇問題。然後由中央統戰部分電預定訪問的各省當局知照，請他們招待參觀。4月9日我暨秘書李澂 等人出發，其周曆各地情況另有記述。末後於9月16日從東北回京，23日晚9時應毛主席召，在頤年堂談話約一小時有餘，茲記其大要如次。 我首先談我在旅順大連曾聞見美蘇飛機在附近上空相遇衝突之事，我離東北前夕，瀋陽已施行夜晚燈火管制，似乎戰事即將爆發，可惜東北工礦初恢復又將被毀。主席表示尚不至有戰爭。因為我們不想打仗；根據美方在其國內外布置的軍隊的情況來看，亦不像要打仗的樣子。 我報告東北見聞中，提到工業方面馬恆昌小組及召開學習馬恆昌小組的會議各情況，工人們已覺悟到新國家之為工人當家作主的國家，實大為可喜現象。後來繼之有王崇倫等先進事跡，均見出工人們的階級覺悟。此種覺悟為我們立國之本，宜發展普及之，主席欣然色喜。 末後，我將隨身帶來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的草案請主席閱看。此事原在上次談過的，但主席看時皺眉不悅地說：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時不必忙吧！我答言，不是我急於舉辦，而是日前（16日）在懷仁堂遇見周總理，總理囑我起草此件，交給他以便提出於政務院會議討論通過的。主席說：既然你們都商量好，那就去辦吧！且接連說兩次。我說不然，應當以主席意思為準，此事即行從緩再說。——此後我即將此事壓下不提，見到周公，他亦不問了。 今天想來，此事幸而中止。強調階級鬥爭是毛主席倡導的時下潮流，而認識老中國將是唱反調，必不容許的；到那時研究所被砸，不如此時不舉辦。 在這裡附帶一說的是此後不久——10月25日——卒有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之舉。中國援朝與美國打個平手，結束於停戰協定，奠定聲威於國際，列強遂不能不刮目相待。 此時正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即農村里分田運動，全國有不少地區尚在進行中，主席勸我去參觀學習。我以多日奔馳於關內關外，推辭不想再出去。並表示願以半年來參觀所得和自己的意見感想寫記下來。主席點首說好。 1951年9月5日的談話紀要 我在如上的談話不久，10月初間即偕眷移居頤和園內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黃艮庸、李淵庭、孟憲光等亦分住於兩側耳房，進行講論及寫作。寫作的題目為《中國建國之路》。今尚存其稿兩冊，但未寫完即輟筆。 轉過年來，我聞悉將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團之組織，憶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經向統戰部取得同意後，即偕艮庸一同參加，於五一節後成行。 彼時在西南大區下，四川一省又分東西南北四個區。從而我們土改工作團百數十人亦分成四小組分赴四個區工作。我暨艮庸則隨土改團長章乃器參加了川東之一區。工作地點在合川縣，團部駐於雲門鎮上。但我和艮庸則願下鄉居住便於工作。工作情況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結束，30日飛回北京。到京仍住頤和園內。主席聞知我回來了，9月5日晚間召往晤談。 當時章乃器同為主席之所邀談者，他已先談過了許多話，正在向主席告辭。因此我不復多談川東土改經過。且值左右為主席開飯，江青亦來入坐。我先已在家進食，雖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轉入隨便談話。 談話中，主席對江青說：「你去江南參觀土改，當地幹部們阻止你下鄉；你在城裡住幾天就回來，沒有完成任務，這不行！」又囑說：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運動中，你還必須去看。 談話中，我說到鄧小平同志曾為我們作長篇大報告，備述劉鄧大軍入川以來如何肅清各處匪亂以至部署土改各情況，看來西南大區鄧實負重責。主席點頭說：「軍事政治各樣他都行。」又連連說：「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當時給我印象頗深。比及全國各大區撤消後，各方負責人物多集於中央，而鄧獨被任為黨的總書記，有由來矣。 末後，主席說：據報告廣東進行土改有些麻煩問題，你去看看，好嗎？我答：從5月初入川參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歸來，首尾達四個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強。 1952年8月7日的談話紀要 這次談話是從午後二時開始，到四時我辭出，不同於往常大多在夜晚談話。又這次談話是出於我（通過林老）的請求，亦非由主席主動召見。蓋多年來我沒有參加革命，而自以為致力於革命，以致妨礙了（共產黨）革命，有必要自己檢討。我寫出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一長篇，送請林伯渠秘書長閱後轉呈主席閱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談。 主席對我說：你的自己檢討文章有好幾萬字，太長；我請林老閱看後，指劃出重要的幾段來而後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識見有進步了，但還不夠，慢慢來吧！ 於是我提出想去蘇聯作學術研究的請求。往者迫於國難和社會問題的嚴重，我多年來奔走四方不遑寧處，雖然生性好為深思，有心從事專題研究而未暇。今幸在黨的領導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學機會。所以要去蘇聯者，是要去學習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之學。因我蓄意寫《人心與人生》一書已多年，巴氏之學雖屬生理學，非心理學，卻與心理學密切相關。研究它，可免心理學空疏之弊。此為第一個要去蘇聯之由來。 再一個原因，是要去蘇聯研究馬克思主義中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這是在觀察和衡量一種學術思想以至社會文化上如何確立一準則的大問題。我留心此問題而在國內得不到解決；其訪求經過如下—— 1951年駐京的蘇聯大使尤金博士寫有一長文，題為《史達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北京《人民日報》10月17、18兩日連載其譯文，內容就是討論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我讀之甚感興趣。但原文往復討論，頗費尋繹，我不大曉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確，特就原文分為： （一）所謂社會經濟基礎者何指？（二）所謂上層建築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的關係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別採錄於三個問題之下而試作結語，求教於人，看我的結語對不對？（對，就是沒有錯解尤金的原意。） 我求教於下列幾個方面：一是北京《人民日報》社編輯部的理論組。尤金論文登出在該報，故爾求教於他們。回信說理論負責人請假，原稿退回於我。二是求教於陳伯達。陳住於頤和園對門的黨校內，而我則住在園內，距離最近。他有黨內理論家之目，故爾向他求教。但久久無回音。我到黨校傳達室問訊陳是否在校；回答在校。於是我寫信促請其答覆，不料一個月之久依然無隻字復我。三是求教於沈志遠。沈曾留學蘇聯，抗日戰爭之初經延安回國，聞延安人們稱道他是一個馬列主義學者。於是我從民盟總部詢知其上海住址後通信求教。沈回信雲事務蝟集，恕難作答。最後經政協學習會朱潔夫同志代我向《學習》雜誌主編方面求教，得其覆信，說：此涉及許多理論問題，尚須繼續研究。總起來說，我多方求教，均無結果，我惟有去蘇聯訪問了。 當我向毛主席作如上的陳述時，說到旁人不能答我的提問，卻均退還我的原件，獨陳伯達不給我回信，且扣留著我六千多字的原件。主席笑說：你的原件現在我這裡；是他拿來給我看了。但主席亦置而不答我的提問，只答覆我，要想去蘇聯，尚非其時。 主席說，近兩年我們有不少人去蘇聯。大多是參觀團，在他們引導下各處遊歷一番而止。再則是派去的留學生，在他們安排下分門別類指導就學。但你要求的意思既不是去參觀，又不是去就學於學校，而是住在那裡從事一種問題研究。中蘇之間，雖然親善，究竟是兩個國家，他們不知你在搞什麼；這是不好的。勢不可行。 談話至此，主席針對我去蘇聯的第三個原由而說：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國社會的傳統文化、歷史背景和現狀嗎？你不如且就我們自己國內作一番社會調查。先是我曾問過主席有什麼任務給我，我以為這便是給我的任務。於是請問調查項目。主席說隨你要調查什麼就調查什麼，你要到哪裡就到哪裡。你可以帶幾個助手，公家將給你一切方便。我感覺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辭拒。但我內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從命而行。當下含糊了之。豈料主席卻很認真，次日乃知立即交付統戰部給我準備出發——另記於後。 談話轉入我幼年所受教育的情況。我說，我沒有誦讀過經書——此蓋出於先父意旨——如《論語》、《孟子》等四書不過後來靠自己閱看罷了。他如《詩經》、《書經》、《易經》未嘗不喜看，但生僻字句至今很多，不識不懂。主席插言：「經書我倒念過不少呢！」又自言八歲就讀私塾三年，至十歲後，極嗜看書。家中書少，而外祖父家有藏書，例如《史記》、《漢書》等皆從外祖家索借閱讀之雲。 我談到十六七歲時，輒厭棄世法，想出家為僧，今垂老而此志不忘。憶當時覓讀佛典，無人指引，暗中摸索，久而得通。二十四歲實無在大學任教的學力，卻竟被蔡校長拉進北京大學任印度哲學講席。對於儒家初無興味，後乃悟其價值不可菲薄。主席說，對於儒家佛家從來漠然非所好。特於佛家學理不通曉。然而在湖南，佛寺卻多且大。曾游寧鄉溈山一大寺廟，屬禪宗溈仰宗，寺僧約近千人，幸絕大多數下地種田。今不悉如何。日昨陳銘樞來信，為某些地方黨員幹部勒令僧尼還俗，毀改寺廟，訴冤訴苦。此非我黨政策。宗教信為麻醉人民的鴉片煙；然而列寧說過共產黨不強加摧抑。中央當曉諭黨員雲。 主席隨後談及北京大學教授周炳琳和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兩人一些情況。據聞周之子在壁間懸掛主席相片，而周輒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說此可不必；應許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領袖強加於人，流於形式，有害無益。關於潘光旦的事情，現在記憶不清楚，從略。（附註：周原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曾任河北省教育廳長。 臨末我因受張東蓀之託，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張的為人聰明特出，久在學術思想界享有高名，與我相熟數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內外之一人。1949年建國，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員之一。殊不料他親美、懼美（註：這時他是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教授），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提供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得如何吧！ 是日談話至此為止；我告退時，主席說：不忙嘛！我說，到四點鐘了。主席說，那麼，我們去開會。原來此日中央人民政府會議地點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開會，我則同其他政協委員列席后座。 總結上文，略記其後各問題的歸落 首先如上文所敘，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會調查一事，因我沒有拒絕，主席遂已交付統戰部為我準備出發之事。8月9日徐冰同志邀我到統戰部商談一切。我坦率說出一心想去蘇聯，自己學習俄文已一年多，準備隨行秘書李澂 也認真學習，已能翻譯俄文書報。徐冰自稱他留學俄國多年，因彼時國內譯出馬列的書還不多，但今則不同。今天既有中文好譯本，而且購求任何原著亦甚方便。總之，他勸我遵照主席意旨在國內做社會調查。無奈我縱然去不成蘇聯，終不願為國內漫遊。他不能相強，只得據實回復主席了。 事隔兩年之後，我始於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兩公常談的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指出知識分子必須下廠下鄉接近工農，以至知識分子要勞動人民化，工人農民要知識分子化。這一方針是向著共產社會走所必要的。回想從1950年3月起至年8月，同主席先後談話四次，每次他總勸我出去看看走走，只頭一次我聽從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從命，大大辜負了他。 再則，如上所敘我想去蘇聯研究解決的問題，經我在京學習研究後亦大致各得其解決。例如： （1）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之學，國內有許多譯本或專著出版，如戈紹龍譯本等是。又如期刊介紹論述之文亦不少。我既大致瞭然，且曾為同學諸友講此學大意一個多月。 （2）至於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經過幾年的思考研究，我已見得分明。蓋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在人類文明文化發達史上是步步發展變化的。初期的上層建築不過起一些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而已，愈到後來上層建築愈強大有力。在當初人類不過是自然界之一物，到後來卻儼然成了自然界的主人。史達林寫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意在指明某些學術不因階級而異；在這裡沒有什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那都是對的；而尤金的文章卻引來申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缺乏真知與定見，殆不足取。 （3）至於我想去蘇聯考察了解俄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和現狀問題，則由於蘇聯出現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顯示了它走向共產主義的彎路。此彎路正是由其民族歷史發展和傳統文化的背景而來，非偶然。社會主義革命不見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大國，卻發生在落後的俄國和中國，是各有其理由的。我原料到俄國革命不牢穩，果然不差。但中國卻將為世界革命先導，正自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在。近著《試論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屬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生產方式》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兩文足資參考。 我自己的問題截止於此。另一個張東蓀的問題，卒以毛主席的寬大優容，沒有加罪。張寫出自己檢討文送主席閱看，主席不滿意，囑其再寫。張第二次寫來，仍未獲准。第三次他所寫的幸得諒許。於是既不加罪，且給予中央文史館待遇，每月有生活費百元雲。（據聞後來張本人似乎活至九十歲乃身故。） （上為1976年12月著筆之文，延至1977年2月方寫完的。 ） 毛主席談話補遺 毛主席有些談話之可記者，茲補記之—— 一則是1951年9月我從四川土改工作後回京見到主席，談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階級的人。主席說：台灣造謠說死了一千多萬人；哪裡有那許多？我估計全國合共大約六十幾萬人吧！ 一則是某次一同吃飯時，因我素食，主席談起自己亦曾吃素半年光景。據云：那是民國七年到京後，經常往來北大第一院（沙灘紅樓）和第二院（馬神廟街北）之間。馬神廟街東首路北有一家羊肉鋪，北京人俗呼「羊肉床子」，一次早晨見其在門前宰羊，剝皮，剖腹……目不忍視，即動念自己不再食肉。如是者半年，隨因離京回南而淡忘雲。 1977年2月11日記 批孔運動以來我在學習會上的發言及其經過述略[1] 批孔運動始自1973年11月，我在學習會上第一次發言在 16日，其詞是對會上同人向我發問的回答。我說：「此時此地我沒有好多話可說。這裡是政協學習會，『政』是政治，必須以當前政治為重。『協』是協商、協調，必須把一些不盡相同的思想意見求得其協調若一。因為我們都[是]從四面八方來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樣求得其協調和協和呢？那就是要『求同存異』，求大同存小異。像毛主席早曾說過的，如有不同意見允許保留的話。新黨章內尚且有此規定，何況我們黨外人。但自己有不同意見，要保留。我若放言高論，那便不對。」當時會上各位同人對我的話均默然無任何反應表示，各自去發言批孔。 批孔是從批林引起來的。我在學習會上曾表示批林不批孔。但我之批林有些不同於眾的說法，頗受眾人非難，竟然加我以尊孔保林的罪名。蓋我認為林賊[何]嘗有什麼政治路線可言？他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如劉少奇、如彭德懷，儘管其路線不對，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之路，卻他們各有其公開的主張提出來；他們自以為是對的，是為國家大局設想的。林賊何曾如此？表面上他主張在憲法中設國家主席，希望毛主席來擔任，實則自己想當國家主席，又不好出口。什麼「天才論」，全是假託詞，全是花樣假招。他同他的妻和子以及少數私黨在陰暗角落裡搞鬼，難道亦算他為國家大局設想的路線嗎？假若他當真為國家大局設想需要設國家主席，而且在毛主席不擔任時，自信他來擔當是相宜的話，他親向主席提出商量，那樣，我承認他算得上是有路線。他未曾這樣做。說路線，總是為大局前途設想的；你不能把他們不敢見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說做路線。在林賊雖無路線可言，然而他之所為卻在破壞毛主席領導的正確路線，那麼，也就可以說做黨內的第十次路線鬥爭。 學習會同人在這裡卻指責我把無產階級政治中路線鬥爭，說成是封建國家或資本主義社會彼此個人間的權力之爭，有意反對領導黨之所論定。那對我是一種誣賴。 據傳批孔出於毛主席親自發動領導，不容抗拒；1974年2月前後，一時社會上空氣濃烈，形勢嚴重，而此時我乃驕矜自喜，言動不知謹慎，以致引起不小波瀾。 先是1973年12月14日在學習會上我曾表示對於時下流行的批孔意見不能同意，但我不願公開表示，妨礙當前運動。假如統戰部領導方面想知道我的不同意見是什麼，我可以寫出評價孔子一文，送請閱看。19日復以此意用書面表示交給本組召集人轉領導學習小組。21日召集人之一趙朴初傳達領導方面的回答說，寫不寫評價孔子一文聽我自由；但我自己卻決意去寫出來。於是1974年1月著筆寫《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對外不公開，以免有礙當前政治運動。 此文初草不免意氣用事，寫出七頁且囑人複寫之，為公開發表之用，後皆作廢。然於中國古代非所謂奴隸制社會則見之較明切。雖家人兒輩及親友諸關心我者，皆慮我發言賈禍，我一切不顧。在學習會上流露了奴隸之說未足信，然時論之批孔者皆從孔子衛護奴隸制這一點出發，否認奴隸制即使時論失據。會中有人向我挑戰，質問我何所見而云然。意氣方盛的我，遂有2月22日及25日連續五小時之長篇發言，傾吐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特殊之說。於是群情爆炸，說我是猖狂向党進攻，張出大字報多紙於壁間。我憬然有悟自不該說出有礙當前運動的話，違背了原要保留不公開之初心。 約有五小時之長篇發言，後來經過整理撰寫《試論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屬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生產方式》一文，這裡從省不錄。 我既自悟發言不當，即向眾承認錯誤，凡同人對我的批判鬥爭，我皆在座上靜聽，決不缺席；這是我的政治任務。同人對我批判鬥爭的話盡多不能接受，難於一一置答，只好隨各位先生去說好了。我在座靜聽以資反省；過此以往非我所知（意即不能隨從批孔）。 上述皆1974年2月尾之事。從3月而4月、5月、6月、7月大抵均在學習批孔，實際上莫非對我的批判鬥爭，此不備述。先則每周四次會，後減為三次。8月份因天氣熱起來又減為一次。在此時期，本小組而外，各學習小組均對我進行批判。預先宣布 9月將召開五個小組聯席批林批孔大會。此會於9月19日、20日、21日三天連續開會，先後發言者十四人，均從批林批孔入手而集中批判我。主席此會者皆各組召集人，結束時未征問我的意見，而宣布月內各組可再就此次大會的發言自行座談兩次。在本組23日會上，召集人曾征問我對大會有何感想，我答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先寫的《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未完成而作廢了，後乃改寫之。改寫時，因此一題內實包有很多待解答的問題，遂分寫為如次之二篇： 一、試論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屬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生產方式。 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 右之二篇文，讀者最好取來參看。述略至此為止。 1974年11月18日 [1] 寫於1974年。 敬答一切愛護我的朋友，我將這樣地 參加批孔運動[1] 從批孔運動發動以來，好多朋友因我自稱保留不同意見，而沒有積極參加，為我擔心，怕我犯重大錯誤，忠言勸勉，十分可感。今寫此文，敬答厚愛。先從我沒有參加運動說起，然後再說我將怎樣地參加。 我個性很強，遇到問題要獨立思考，以自覺自愿行之，所以初時沒有隨群眾參加運動。個性很強，既有其生來的一面，亦有其後天環境條件造成的一面。父母鍾愛幼子，我自幼行動任性。突出的例子，如我十六七歲就想出家學佛，一直不放棄此念，直到二十九歲。此一動念不是受了什麼人指教，而是自己思想上認為人生只有苦惱，只有麻煩，不值得生活。雖違親長之意而不肯改。自己尋求佛典來看，暗中摸索，看不懂，亦要看。又如清末讀中學時，便參加當時的憲政運動，又轉而參加辛亥革命。父親雖教我維新愛國、救國，但於革命則不同意，然而他已無可奈何了。因父親主張維新，所以沒有叫我念四書五經。既沒有受舊式傳統教育，而清末新興的學校教育，我所受到的亦很淺，僅到中學而止。因此我沒有被動地灌輸許多書本知識，給我頭腦加重負擔，而容我頭腦自由活動，發揮它的活力。這是一生最幸運的事。八十年來我一生行事，總是自己主動，不是被動。一生中許多事情是獨自創發，不是步人後塵。例如我搞鄉村建設運動十年，雖賴許多朋友合作，漸漸得各方廣泛響應，而風氣總是我開的。又如民主同盟組織的出現，固然沒有各方面參加贊助不會有成，但從開頭髮起，以至後來成立宣言和十大綱領，都是由我執筆。特別是抗日戰爭中，我取得蔣方軍委會和延安兩方同意，帶領幾個朋友，去華北華東遊擊區域視察，鼓舞抗日，共走了六個省份，八個月之久。不是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話嗎？我若怕苦怕死，是不會去那個艱苦危險地帶的。總之，我的一生，是主動的一生。1950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看見當時無黨派人士聯名向毛主席獻旗，旗上寫著：「我們永遠跟著你走！」我那時心裡想：從我口裡是說不出這話來的。 正為我從來個性如此，所以批孔運動起來，我不理解，我不同意，但我想這是一政治運動，必然有其必要，我尊重領導，絕不能做妨礙的事。我不說話好了。同意的話在我口裡說不出來。以上就是說明我所以沒有參加批孔運動。 以下說明現在我將怎樣地參加批孔運動。 由於好多朋友勸勉的殷切和細細想《紅旗》二期短評中「這不是個學術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的指點，我決定在原計劃寫《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之作，另寫一文來參加批孔運動[2] 。前後兩文寫法不同。其不同如下： 前篇是站在今天立場評價孔子，一分為二，亦含有批判在內；後一篇則從當前政治上的需要，專批儒書流傳在過去二千多年歷史上起的不良影響，特別是在當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有礙作用；說話偏於一面。 前一篇為了評價孔子，就要談到孔子當時的階級立場問題，從而不能不涉及當時究竟是個什麼社會。而這個社會發展史問題正是聚訟已久的，文中雖不能多談，但自己有意見不能不說。因此前篇提出奴隸制社會在中國大有疑問的意見。但孔子當時是處在階級社會是沒有疑問的。是否封建社會呢？它也不同於歐洲日本的封建社會。像這樣地涉及學術的研究分析，後一篇完全避開不談。——這是前後兩篇寫法不同的一例。 後篇是以批判儒書中常見的許多言詞為主。那些語言教訓每每妨礙或緩和階級鬥爭，在過去既不利於中國社會進步，在今天更為有礙，必須掃除。像所謂「中庸之道」，一般均理解為折衷主義，不鬥爭而調和，即其一例。然而細審原書「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和「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話，見得中庸不是浮淺的事，不是折衷調和的意思。聽說陳伯達曾用辯證觀點或辯證法來解釋中庸，完全是附會胡說。毛主席1965年12月12日有反對摺衷主義一文，指出貌似辯證法的折衷主義有五個特徵，都是要不得的。究竟當初儒家說的中庸何所指，我們不必管它；若細究起來，便進入學術研究去了，不屬後篇的事。——如此之類，就是後篇不同於前篇之處。 順便附帶說，在前篇亦沒有談這個中庸問題。因我自己還不夠談這個問題。它所指的具體事實，是人生生活上的具體事實，不是抽象的思想，不是哲學。哲學，只是古希臘人好講的，在古中國古印度原都沒有哲學。印度哲學只是印度宗教生活的副產物 。其意原不在講哲學。中國古儒家亦不想講哲學，而是在指點人生實踐。所謂中國儒家哲學只是其道德生活的副產物 。我對於儒家或佛家都還是門外漢。我只在門口向裡面望一望，望見裡面很深遠廣大，內容很豐富，卻沒有走進門去。就是說，我缺乏實踐。我如果有實踐功夫，有較深厚的涵養，那表現出來的將早不像現在這樣了。我是個凡夫俗子，一個平常人，對於那「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是遠遠不夠談它的。因此在前一篇內亦就沒有談。 [1] 從內容推測，此文寫於1974年；月日不詳。 [2] 今不見有此文稿；似未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