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盡 · 第六輯 思念親人及家書選錄

思親記[1]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還京師，客清華園，始謝絕外務，出先公遺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譜一卷，並付印，敬以布之當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蓋已七年矣。嗚呼！漱溟之不肖負罪，顧勝言哉！顧勝言哉！每於理稿次，輒手遺稿俯思而痛，作思親記。嗚呼！漱溟之負罪吾親也，獨在今日哉？吾親肫愛人也。孝於其親，慈於其子，胞與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則兒子之仰被顧復，其奚待於申說區數？吾親又周匝謹細人也。每事無在不運以神思，躬其瑣屑。吾兄弟姐妹四人，蓋一一長於公之手。溟生而瘠弱，又多罹災病，公之育之也，獨難矣！六歲躓於石階，洞其額骨，絕焉，既蘇，養息之。公為多列玩具枕前，引與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歲生癤瘍，在額，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棗大者七數。不得坐，不得立，並不得臥，日夜啼。公煮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景思之常在目。嗚呼！公之育之也，為獨難矣！公之於少子，又所深愛焉。溟年十四五以迄十八九間，留心時事，向志事功，讀新會梁氏所為《新民說》、《德育鑒》，輒為日記，以自勉勵。讀廣智書局印行《三名臣書牘》、《三星使書牘》，獨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稱道其語。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時所為也！」為書以嘉之，錫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間事。時漱溟年十七，肄業順天中學，寄宿校中。）愛之至矣。然語四子之侍親，則至悖無狀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劉太恭人教，禮法綦嚴。恆終日侍立，不敢發一語。有不莊，訶謫撲責無少貸。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礎，然天機才慧亦以是不無窒損。其後公有省於此，念之而自惜。既壯有子，則一意寬放之，亦入於新教育家言，不加撲責。溟茲追憶從前，蓋竟不得遭撲抶 者一事也。然因是兒輩無復知有悚惕敬禮。迨晚年，嘗一日飯罷燕談，兒輩或轉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禮相督，不圖爾曹遂亡知如此！」嗚呼！兒子平日之無狀可知已！公尤好與兒輩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長又出國游。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唯漱溟。公固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為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迕。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為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呼！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已！而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恆覺有抑鬱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漱溟日夕趨侍於公，向嘗得公歡，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逮後始復有寤於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溟又以慕釋氏故，輒從其戒條，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勵。於時吾兄既成室十年而無子；公垂老，又懷決然遺世之隱志，終不得見嗣續之延。雖曾無一語示督責，而於邑含忍在衷者從可想。兒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後三年納婦，廟見，率新婦拜公遺像而哭。嗚呼！是烏可贖哉！始在宣統間，溟年十七八，輒不願有室。時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兒手而泣，開喻叮嚀，情詞甚切。兒重違母意。請如教，而有難色。公旁坐獨無語。明日以書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語私情，墮吾兒遠志；失於柔纖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願有室，且從後議。不娶殆非宜，遲早所不必拘耳。」蓋公於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於其衷者，則發慮陳情無弗納。其或未可，則公固自有意向，隱然詔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潛移默轉，而不欲強其相從，大都類是。釋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誦其言，公未嘗一言止之。其時溟才卒業中學耳，學業半途無成，竟不更為升學計，公未嘗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為教者至已！其卒不率教者，則兒子乖謬，不能承公志耳！吾國禮教之極弊，既於子女詘抑過當，致拳曲無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間或外觀儀雅，而內各茹痛於隱，隔閡不仁。比及挽歲，又被歐風，篡亂舊俗，親子之分際至難已。公之為教，獨使情余於禮，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間分際斟酌，蓋有足為一世法者。世其無以漱溟之負教不才，而沒公之楷則焉，則兒子之罪或少紓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人，遺言諸稿皆心血所在，纂輯之責溟既引之於己。顧遲之七年而後輯印行世，是豈可以人事羈牽相諉謝耶？蓋不能以公之心為心，於公之精誠未雲有喻。喻矣，於公精誠之所詣未能澈達無間，則猶未喻也。故雖時時在念，終赴之不急。而謬博時名，外緣日以纏繞；所與接者既在彼而不在此，故雖念之輒懷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間，卒卒役役，誠不知其所為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於不顧！嗚呼！公在天其不瞑目矣！兒子之不肖負罪極矣！即欲自誅自責，誠不識當做何語。每於理稿次，輒俯思而痛；雖百死其安贖也！雖然，往事不可追，敢不知勉於今。竊自循省，起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來，嘗數變其宗旨，顧二十年間，實未嘗敢一妄自菲薄，然一向以淺衷矜氣行之。蓋無往而不負罪抱疚矣。去歲之冬，賴朋友之力，寤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靈其相之矣！既謝外務讀公書，日夕迴環，所得有在二十年趨庭侍膝之外者。或者自今其始為奉吾親之教耶？嗚呼！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饑溺惻怛，精誠之所詣，終啟兒子矣！兒子雖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親之志？不孝漱溟記於勉仁齋。 [1] 作於1925年春。借住在清華園時。 悼亡室黃靖賢夫人[1] 在我的夫人故後第三天，我凝斂心神，要寫一篇悼亡的文章。因為白話文似較淺露，不如文言能做到深厚沉重的意境，於是就用文言來寫。但卒以瑣事牽擾，文言又比較費事，現在乃改用白話來寫。想先將我和我夫人的感情關係，我夫人的為人，大略敘出，俾開弔時得以分給親友看。 我夫人姓黃，原名婧蜷（聽說是她故去的大哥給她起的），民國十年與我訂婚，我提議改用靖賢兩字，就以此為定。她家是北平漢軍旗籍人。二十八歲時和我結婚，時為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于山東鄒平。得年四十二，跟著我共十四年。我嘗為文講中國倫理之義，有幾句說：「人必親其所親也。人互喜以所親者之喜，其喜彌揚；人互悲以所親者之悲，悲而不傷。外則相和答，內則相體念，心理共鳴，神形相依以為慰，斯所謂親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我自得靖賢，又生了兩個孩子，所謂人倫室家之樂，家人父子之親，頗認識這味道。現在靖賢一死，家像是破了，驟失所親愛相依的人，嗚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起初我為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齋素，年近三十不娶。民國十年，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講演後，始有意室家。友人伍庸伯先生（觀淇）問我擇妻的條件如何。我回答說：在年齡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學識上，我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的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伍先生面有喜色，說：你真能這樣徹底嗎？當真能夠這樣，那我現在想介紹的人，倒或者可以當意的。於是他就介紹他夫人的胞妹給我，——就是靖賢。黃氏先世，作過旗籍武職，她的父親，大哥，三哥故後，又以民國漸不發旗餉，家況甚苦。她沒有什麼求學的機會，不過粗識幾個字。年紀已到二十八，還不曾說定人家。我平素極不喜旗人，當時對伍先生表示懷疑。伍先生說她沒有「旗習」，他們親戚兩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見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會面，先作朋友再訂婚。伍先生說她家裡守舊，恐怕做不到。但伍先生見我非會面不願商量，終究設法介紹我在他家見一次面。她的衣履裝飾，極不合時樣，氣度像個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顏色比姐姐反見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動男子之點，在她可說全沒有。就在這匆匆一面後，我們便訂了婚。 這婚訂的這樣容易，在我自己家裡人和一般親戚，都覺得詫異，而在我實經過了一番考慮。我第一想：我大概不會從交遊女朋友中自己擇婚的，勢必靠旁人為我留意；旁人熱心幫助我的，自親兄妹以至遠近長輩親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師友其眼光可以與我相合。我反問我自己，如果當真著重那些性情稟賦的條件，就必須信託師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說的話，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話，在他自己是絕對真實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觀察力假令再有半數以上的可靠，那麼，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同時我想到，我先父假令在世，一定樂意這事。因為先父的脾氣，每喜對於真有點價值可取的人，埋沒風塵，眾所不識者，特別識拔，揚舉出來；他要主張我娶這女子，是可揣想得知的。第三我想到：我們那天會面時，伍先生當下徑直點破見面為的議婚，而他則盼望我們一議而成，馬上結婚，實在太唐突了這女子。如果婚姻不成事實，殊覺對不住她。於是就這樣決定了。 既婚之後，漸覺得新婦不符合我的希望。她於妯娌姑嫂或其他人之間，仍不免以小事生氣，至於氣得心痛，不見有越過一般人的寬大氣量。而婦女們好時髦裝飾的心理，似亦不能完全超越過去，而無所計較。我慢慢覺悟我以前的要求，太涉理想，實是與婦女太少接觸，缺乏經驗。婦人天然是要心量比較狹窄的，婦人天然是多注意外表的（此理均另詳），一例皆然，不能怪哪一個。又覺悟擇妻只注意其天質一面，不注意後天條件，失之太偏；後天的讀書為學，未嘗不可擴充心量，變化氣質。且如我好讀書，用思想，而她讀書太少，不會用思想，許多話都不會談，兩個人在意識上每每不接頭，亦是不應該的，因此在婚後的十年內，彼此感情都不算頂好。大體在她對我先後差不多，總是愛惜照護；在我對她的感情，則好惡升降，多有轉變不同；總是在一處，日子多了不免有慪氣時，離開一陣又好一些。但一年一年亦趨於穩定。一面由日久我慢慢認識出她為人的長處，一面我亦改正了我自己不對的地方。不想到年紀越大，彼此愛情倒增加起來，在四十歲過後的兩三年，是我們夫婦間頂好的時代。 靖賢的為人，在我心目中所認識的，似乎可用「剛爽」兩個字來說她。見好於人，向人獻殷勤，是她最不作的事。於平常人所貪慕的一切，她都很淡；像是沒有什麼是她想要的東西。在這兩點上，我自省都不如她（即我有時不免向人獻殷勤，我不免有所貪慕）。說了話便算，打定了主意便不猶疑，遇事情有判斷，說什麼就幹什麼，亦是她的長處。她常常討厭我反覆，說了話不算，遇事沒有準主意。我真是徘徊顧慮性最大的人。我常常胸中空洞無一定的意思，計慮周至，能看見正反兩面的理，左右不同的路，一時傾向於此，一時傾向於彼，誠亦事所不免。這爽利與徘徊，幾乎成了我們十幾年每次起衝突的癥結所在。然而靖賢的爽利，畢竟可愛呀！和剛爽相聯的就是正直，少彎曲，坦白，乾淨，信實與信義等好處；我恆愧不如。 我雖受許多朋友的推崇獎掖，以至許多不曾見面的人或不熟識的人，過分推想我人格如何偉大；但在家裡我夫人眼中看我，卻並不高。她眼看我似乎是一個有誇大的志願，而不甚踏實的一個人；雖說有心向善，向善心到底不強。她常常指摘我的毛病，除了上面所說好反覆一點外，大概有三點是時常說到的。一點是我說話太狂夸，自視太高，自信太強，她極表示反對。一則認為這是沒有理由可以承認的；一則認為這於個人德性是不很好的。一點是我做事待人不真忠厚，不過大體像忠厚罷了。還有一點是我永不認錯，碰了釘子仍不回頭，執拗不聽人話。她指摘我的，都不算冤枉。說我不真忠厚，有時亦能說得我心服。惟有誇大與執拗，我雖無法否認，但無奈這兩點似乎是我生命中的要素呢！（我相信這是從我的長處而來的流弊）從她對我的批評態度，見出她讀書雖少，而胸中有義理境界；雖是婦人，而氣概不凡。尤其是她說我不真忠厚，向善心到底不強兩點，使我敬憚。 我們的感情的好轉而穩定下來，就在我認識得她的長處，而肯定她的人格價值的時候。以前亦有很要好的時候，但似多從兩性相互的需要上來，以及其他的彼此輔助照顧而來的好感；但總有一個使我們不好的因素在，所以總不穩定。這個原因，就是我未發見她的人格價值，意識隱微中有點不滿，看見旁的異性有時生羨慕心。她的好處，是天生的，不從學問來；但非有學問的人不能認識她的好處。前些年我尚沒有如今的眼光；而初婚幾年，男女情慾重，家庭俗務多，種種瑣碎的刺激牽憂，又遮蔽我的眼；還有擇婚時不注意後天條件的後悔意思，為遮礙不小。及到遮蔽漸去，我自己亦有點長進，對她的人格價值，暗暗點頭，感到滿足，反而覺得只有她配做我的妻子，不知怎的，從前對她女性的羨慕心，以至好色衝動，仿佛都沒有了，心理改歸純正，只有一片好意對她，非常單純。這時她感覺到我待她和以前不同，曾痛哭過一次（似在民國廿一年或廿二年），責數我以前待她的不對，像是多年積悶，為之一吐。在這裡我真是負著非常的愧歉呀！如果她不死，我還可以補贖；她死了，我怎能補贖呢！嗚呼！ 所以最近兩年，是我們最好的時候；也許到了最好的時候，就是要分離的徵兆。然而在最好的時候分離開我們，我怎能不痛呀！嗚呼！天哪！ 她這次的死，亦是我對不住她。她從民國十九年冬間，廿年春間，連續兩度小產之後，身體虧弱萬分，曾表示不要再生產，我亦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懷孕。不料去年身體漸好，未免大意。我戲言：我們有兩個男孩，本已滿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兒，到我年老時侍候我。於是有這次的懷孕。懷孕又是難產，西醫說是「前置胎盤」，最不好辦的，卒以不救。嗚呼！這不是我害的嗎！ 除了上面所說歉罪處之外，我最大的愧歉，是以她這樣天生的好質地，而十幾年間未能領她作一點學養工夫。將日子都空過了！將好質地都白費了！這真是我對不住她之大者！ 我轉回來想，在天安排我兩人的關係上，亦許靖賢是純粹落在犧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來我家，給我很大的機會為思想上創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結婚三五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未必能成）。婚後的十四年間，使我藉以了解人生，體會人生。並從她的勤儉，得以過著極簡易的生活，俾我在社會上能進退自如，不用討錢養家，而專心干我的社會運動。在這中國問題極度嚴重的時際，她又早早離開我，給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對付大局問題，為社會服務。——我此後決不續娶，不在紀念她的恩義，表見我的忠貞；而在不應該糟蹋她留給我的這個機會。我將有以用我這機會，改變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後為社會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將使知交諸友都認識這是出於我靖賢的成全。這或者是我於萬分對不住靖賢之中，求得一個補贖的路吧！ 1935年8月24日 [1] 作於1935年8月。 家書選錄 一、寄曉青甥[1] （1930年） （上略）我十六七歲（二十歲時又熱心社會主義）時如汝今日者，最嗜言政治，慷慨大言救國，於世俗之好，未能真淡於心，而恆矯然有以異於流俗。往事汝不及見，且言今日事。我今日若沒些狂者胸襟，則我早不在此外縣野鄉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我十三年赴曹州辦學，比今日苦多，又曾寫信回來，惹得二姊大哭。）若非別有原因，元宵前尚不肯回家（非不想念家人）；回家矣，終不肯聽戲（亦不肯叫你們聽戲）；蓋在外縣地方，看見老百姓之苦，覺得我們一聽戲，隨便就是幾塊或十幾塊（包廂十塊不止），實屬太過；而此心惻惻焉亦不生貪玩樂之心也。古人願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文正公）。又有云：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顧亭林先生）。我亦有些像這樣，尚不大恰合。我只是被自家少年來一些狂志大願鼓著向前，而耳聞目見，又刺激自己向前，大家朋友又牽擁著向前，而一念外公在天對這民族文化之毀亡，民生之慘禍不肯暝目之心，尤使我不能懈這口氣也。（下略） 二、寄曉青甥（1951年） 青： 你不夠了解我！我這裡沒有旁的念頭，只有一個念頭：責任。譬如我文內說：「抗戰中奔走團結，勝利後爭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無望，即拔腳走開，三年不出；要無非自行其所信，一貫而不移。」其所行如此而不如彼者，自是其所知所信如此；而其所以能堅持乎此，力行乎此，不怠不懈者，那就是責任心了。在我這裡雖不能無人情，卻不許有俗腸。像小資產階級的向上爬心理，可說自幼沒有。像小資產階級的逐求趣味心理，像革命黨人的仇恨反抗情緒，在我這裡如不能說完全沒有，亦只是洪爐點雪。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的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而我亦沒有把中國問題只作中國問題看。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來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在最大的問題中，我又選擇最要緊的事來作。例如：抗戰之時，莫要於團結，就致力於團結；當建國之時，莫要於和平，就致力於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參加政府更要緊的，馬上就轉移其致力之點。又一旦料知和平無望（1946年10月底），而事情有比武裝反蔣更要緊的，同時自己又不贊成武裝鬥爭，亦就馬上轉移其致力之點。總之，從來不作第二等事。由於總在最大問題中追求其最要緊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關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關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作；好像責任集中於我一身。既有「四顧無人」之慨，不免有「捨我其誰」之感。像這樣數千年悠久歷史之下，像這樣數萬萬廣大人群之中，而「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句話，只有我一個人最親切；責任演到這步豈是偶然？固然沒有什麼「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實如此，不是我自負。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其離開這個有特殊任務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1] 寫此信時作者工作於河南村治學院，學院在河南輝縣百泉，故信中說「在此外縣野鄉吃苦受累」。鄒曉青，著者大妹之長子，1938年隨著者赴延安訪問，留陝甘寧邊區學習工作。 這是不免於自大的；這樣說話是難免引起人家反感的。然而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難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覺得我不會死。特別是像香港脫險之時，那時《中國文化要義》還沒有寫出來，萬無就死之理的。現在雖然不同那時，然而亦還有沒有完的事（非我作不可的事）。這話不對旁人說，但對你卻希望你了解，而不怕你說我說大話。 漱溟 10月21日 三、寄昭侄（1972年） 頃間收到昭侄來信，茲分別答覆如下： （一）關於黃瑋[1] 結婚事，我有一信給他，你們看後轉去。同時即速將地址開給我，我將兌六十元給他，為婚後添置衣物之用。 （二）關於昭侄日常生活，我有些囑咐的話。這話可從我的精神身體狀況說起。我現在身體這樣好，全從精神好而來。我思想通暢，絲毫沒有什麼窒礙迷悶之處。同時精神振作，有用力的方向，有充分信心地在寫《人心與人生》一書。飲食起居有節制、有規律（飲食要少不要多，完全素食），同時身體每日有一定的活動，不偏於用腦。心氣很壯，便把身體帶著健康起來。我非要昭學我，此非昭侄所能學。但要以心（即精神）帶動身體則是一條不易之理。你終日忙忙碌碌於瑣碎事務，心要超出來，不要埋頭去幹活。此須於人生有較深較高的認識，而後心境才得超脫曠遠。我寫的《儒佛異同論》之中有些對人生的說法，你可以把它作為問題去思索玩味，求其理解，當能有助於人生的認識。認識人生在反身而體認之。一晝夜二十四小時必須有心靜之時（或靜息或靜思）。如此才能漸漸養成手腳幹活時而心能超出來。此外可以尋陶詩來看，亦能養心。心得其養，自然身體會好。政治問題難望解決[2] ，置之度外可也。《儒佛異同論》艮庸手中有存稿，陶詩可設法覓借。艮庸的心境，我能了解，不需要我說什麼話。但望他能幫助培昭耳。 日內提取一百元存款，以四十元兌你們，六十元寄瑋。余不盡。 漱手字 1972年6月30日 四、寄昭侄及黃艮庸（1972年） 6月16日回我信收閱。我的生活也是天未明即起，午飯後小睡。身體常活動鍛煉，精神至佳。起床即工作，寫《人心與人生》一稿，已寫成十五章，近十萬字。此書之作發於1927年正月。當時曾為北京學生寒假講演會講過半部（學生會派人請我講演，我應講一個月，即以此為題。但慮聽講人不能堅持一個月，特提出售聽講證的辦法，每人收費大洋一元，計售出一百十多證）。後來在鄒平還講過此題，現存有頌天筆記兩本。1960年開始正式著筆，全不用舊稿。至1966年寫成前七章，適遇抄家之事，手稿及儲備資料盡失，無法繼寫。1970年乃重理舊業，至今兩年半，續成後八章。從1927年至今四十五年矣。在我有生之日必須完成此書；大約尚需二至三年時間也。此書寫出，今生大願乃了。最近在京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均在北京醫院仔細檢查身體一次。據檢查結果，我要算最好的一個人。血壓完全正常，不高不低。在心電圖上顯示心臟有力，同年輕人一樣有力。我自度可再活五六年。假如到九十，便算多活了。再多亦無所取。無疾而終，最好了。 漱溟手字 6月20日 五、寄志昭兩侄及寬恕兩兒[3] （1938年） 志侄昭侄並轉寬恕兩兒： 我於1月1日乘飛機到西安，5月赴陝北，路上奇冷，25日返回西安，29日赴開封，30日即舊曆除夕深夜到達，住河南旅社，即如此過年矣。 2月2日赴曹州，4日南來，5日到徐州，約住一星期仍回武漢。我前托銀行兌上二百元收到否。汝等生活情形如何，可寫信告我。信寄武昌即妥。余不盡。 即問大家均好！ 漱手字 2月8日 六、寄寬恕兩兒（1939年） 寬恕兩兒： 前自西安、洛陽所發之信當收到。我們在此已多日、因黃河北岸敵人甚多，不能通過，等候機會，等了很久。 在此等候之中，我們到洛陽附近遊玩。先到「關帝冢」，離洛十五里，是關公的頭經孫權送給曹操，操埋葬在此。前面是大廟，後面是墳，殿堂樹木都很好，我們向墳前行最敬禮。 從關冢再過去十五里便到伊闕龍門。伊是「伊水」，闕是大山中間斷開一個門，伊水從中間流通過來。龍門就是西邊的山。山崖有唐代刻的佛像，小的很小，有好幾千，大的很大，有九尊。我在釋迦佛前照一像，是張雲川先生照的，佛高於我的身約二十倍。佛像甚好看。 我們明天要走了，是從洛陽到襄城，換船經郾城、周家口，到阜陽，隨於學忠軍隊同行，何時到山東，不能知道。 父手字 3月17日 七、寄寬恕兩兒[4] （1939年） 寬恕兩兒： 我們自河南漯河、周家口，乘船到皖北阜陽（都要看地圖才行），從阜陽即與軍隊同行，我騎馬，有時亦步行。因軍隊人多，走得慢，每天不過七十里，並不累，身體卻因之甚好。但臉色紅黑，是風吹日曬的緣故。 我的隨行人員現在是六個人，一是艮庸，二是王靖波，三是王福溢，四是翟茂林，五是李健三， 六是張蔭平。翟是鄒平研究部畢業生，作過游擊隊長。李是河南村治學院畢業生，亦帶過隊伍，都很好。張是王靖波的朋友，自洛陽跟我們同行。他們招呼我都很周到，並且翟、李、張三個人都佩帶手槍，隨侍身邊。六個人都穿軍裝，為是行路方便，只有我一人便服。路上有敵軍偽軍阻截，所以遲遲不得前進。到山東恐怕很晚了，那麼，回四川更不定在何時。關於寬兒升學問題，富先生、張先生當能決定，不必待候我。 父字 4月7日 八、寄寬恕兩兒（1948年） 寬恕兩兒： 日前寄你們一信，內附南京田先生信，計應先此到達。寬1月29日來信，內附青島、廣州兩信閱悉。茲先答覆寬前次及此次所提問題，然後再談其他瑣事。 寬前問我為何認他求學已上了道。不錯的，對你確已放心了，不再有什麼擔憂的。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給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時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來說。總括言之，不外兩點：一、你確能關心到大眾到社會，萌芽了為大眾服務之願力，而從不作個人出路之打算。這就是第一讓我放心處。許多青年為個人出路發愁，一身私慾得不到滿足，整天怨天尤人、罵世，這種人最無出路，最無辦法。你本非度量豁達之人，而且心裡常放不開，然而你卻能把自己一個人出路問題放開了，仿佛不值得憂慮，而時時流露為大眾服務心愿。只這一步放開，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種開展氣象而活了 ，前途一切自然都有辦法了。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你個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辦法了，毫不成問題。）二、你確能反省到自身，回顧到自家短處偏處，而非兩眼只向外張望之人，這就是讓我更加放心處。許多青年最大短處便是心思不向內轉，縱有才氣，甚至才氣縱橫，亦白費，有什麼毛病無法救，其前途亦難有成就。反之，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會，時時回頭照顧，即有毛病，易得糾正，最能自己尋路走 ，不必替他擔憂了，而由其腳步穩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斷言也。 培恕可惜在這兩點上都差（他雖有熱情，但一日十二時中其要求似是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對他便放心不下。更可惜他的才氣你沒有，若以恕之才而學得這兩點長處，那便不可限量了。 寬此次問：學問與做事是否為兩條路，及你應當走哪條路，好像有很大躊躇，實則不必。平常熊先生[5] 教育青年，總令其於學問事功二者自擇其一。擇取之後，或再令細擇某學某事，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種教法。但我卻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學小史》，看《朝話》，應可覺察到此，我根本不從這裡入手。 但我是經過想走事功一路那階段的。此在自學小史內已敘及。因祖父痛心中國之積弱，認為文人所誤，所以最看重能做事之人，極有顏李學派之意味，自小便教我們練習做事。因此我曾一時期看輕學問，尤看輕文學哲學以為無用。其後經朋友矯正（見自學小史），破此陋見，乃一任自己生命所發之要求而 行 ，全無學問或事功之見存。當出世之要求強，則趨於佛法，不知不覺轉入哲學，固非有意於研究哲學也。當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而解決社會問題之要求強，則四方奔走（革命、鄉村運動、抗戰、團結）不知不覺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於事功。及今閉戶著書，只是四十年來思索體驗，於中國舊日社會及今後出路，確有所見，若不寫出，則死不瞑目，非有所謂學術貢獻也。說老實話，我做學問的工具和熱忱都缺乏，我嘗自笑我的學問是誤打誤撞出來的，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無須循著我的路子走，但回頭認取自己最真切的要求，而以他作出發點 ，則是應該的。這還是我春夏間寫信給恕和你，說要發願的話。願即要求，要求即痛癢，痛癢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點（一個問題）而努力，求學在此處求，作事在此處作，就對了。因為現在任何一事沒有不在學術研究之內的。做學問固當研究他，即做事亦要先研究他才行。舉例來說，假如你最真切的要求是替大眾解決生計問題，而又認為合作社為最有效之路，那你即應先研究合作，而致力於合作運動。合作研究是學，合作運動是事，沒有充分之學術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而在從事之中，亦可能於學理或技術有發明貢獻。即事即學，即學即事，不必太分別他而固執一偏。又如你重視心理衛生這門學問，而發願謀學此學與中國古人學問之溝通，那自然是做學問了。而其實亦還是一種運動，尤其是要有一種實際功夫，從自己而推廣到社會眾人，亦未嘗不是事功。我以為末後成就是在學問抑在事功，不必預做計較，而自己一生力氣願用在哪處（哪個題目上）卻須認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於作事一路，即如你來信不說「事功」，而說「從事實際，服務群眾」，這就宜於作事之證。說事功，不免有「建功立業」之意，而有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業；倒是以「從事實際，服務群眾」為心，可能有些功業說不定。總之，你為大眾服務作事之心甚誠，隨處可見，即此就宜於作事。但究竟作什麼事還不知，俟你有所認定之後，當然要先從求此項學問入手，嗣則要一邊做，一邊研究，邊學邊做，邊做邊學，終身如此努力不已。至於成就在事抑在學，似可不管，即有無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問耕耘，不問收穫」，是也。 我在做事上說，至今無成就。鄉村建設雖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見其端緒，不敢說也。你的路子似於民眾教育鄉村運動為近，假如我所未實現者，而成於你之手，則古人所謂「繼志述事」，那真是再好沒有了。不過你可有你的志願，我亦不以此責望於你也。 父手字 2月8日 九、寄寬恕兩兒（1948年） 前寄恕兒信，希望他取出陶先生[6] 紀念冊一厚本來看，並囑他不要忘記是陶先生的學生。他來信總沒有答覆，昨日曾就恕來信批答。大意要他自覺自決，計應在此信前收到。本來我對你們說話，總不外要你們自省自決，甚少具體指出你們應該如何做，現在我從這一面說一些。 我覺得發願 是根本，前寄恕信似已提及。陶先生可敬處，只是有願力，他真是有願力，旁人均說不上了。你們若有一種心愿發出來，則一切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心愿要出於感觸親切，在自己感觸親切之問題上為大眾而發願，奮不顧身，不顧一己力氣單薄，只將大眾問題一力承擔起來，放在自己肩膀上 ，心中念念只此一事，則凡百問題都成小問題，都不成問題，都不費力而解決。一則因為相形之下，其他問題自然小了，一則因為解決問題之智慧與勇氣卻不知不覺大了；就在這一面縮小一面長大之情勢下，再無什麼事糾纏你，使你困於碎屑，使你猶豫憂悶，你自然而然，從內里生出力量來 。像是培恕學畫不學畫，入新聞專科不入新聞專科，像是培寬如何求學，改系不改系等等問題，將無困難重壓之感，並且把事情看得很活。 所謂自己感觸親切之問題，舉例言之。如武訓感觸於自己沒受教育，看見大多數人受不到教育，而發願之類；如陶先生決心改造教育，普及教育，把偌大問題，放在自己肩上，一心干去，不問成就。又如道宗學政治，不知其出發點是什麼，假如他感觸到中國幾十年內戰內亂不息，老百姓之苦不堪言狀，總解決不了，總無出頭之日，而奮然下大決心，要弄明白，中國之亂到底為什麼亂？為什麼政治不能走一條路去？我一定要弄明白它，我一定要把中國之亂解決它，使全國人享受到安居樂業，那麼，他就是發願了。 此時只見問題，不見其他，專心致志，坐臥不離。精神有所歸，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樑豎立起來，兩腳踏在地上，眼光放遠，而起腳不妨自近處起腳，胸懷膽量放大，而做事亦不忽略碎細，心裡絕不焦急。但心思亦不旁騖，於是在學習上自然滴滴歸根，一切見聞知識都歸到這裡，不知不覺系統化、深邃化。此時學問亦絕不再是書本上學問，而自然是自家的心得了。 我想你們的問題都應該從這裡求解決，不要枝枝節節，不要左思右想，只有自己真發願之一天，才是真有了自己的一天。此寄寬恕兩兒，念之念之。 父手字 5月12日 此1946年春間（編者按：應為1948年）寫寄寬恕兩兒書信兩通，於今檢視蓋不覺忽忽二十六年矣。計其時愚適以參與國內和談，先（2月）則在重慶，後（5月）則在南京，兩兒則在北京謀升學中，多有書信往來。此兩信寄出後即不復省憶，不意其乃為兒輩所保存，全國解放後愚來京，家於小銅井舊居，兒輩或求學或工作均不隨我同住。但各有一部分書物存放家中。1966年8月紅衛兵小將來抄家，一切書物（連同兒輩之件）無存。比及1970年、1971年迭經領導上為我查尋，前後有所發還者三次。顧書籍衣物什九不復可得，而此兩信竟雜於亂紙堆中檢得之，非所意料矣。審閱之後似覺可存，因付裝裱。竊謂二十六年來國勢升進變化最大，要以全國人思想暨作風之變化為其根本力量所在。方我寫此信時，猶是國民黨的天下，凡後來盛倡之毛澤東思想尚未有聞，而信內思想傾向隱然若不相悖，是可以自慰者。若加校核，信內述熊先生教育青年必當於學問事功二者擇一，未免意圖個人成名成家，良非無產階級思想，然我未曾取之。其有不符合者獨在稱引及武訓之一點乎？是固由於我夙乏階級觀點。我之言發願，原本佛家而來。人或不知，必須自白之。 1972年2月 漱溟識於裝裱後 十、寄寬恕兩兒[7] （1966年） 寬恕兩兒： 兩信均收閱。知父莫如子，知子莫如父。你們生長起來數十年皆在我跟前，我完全懂得你們，你們亦應當懂得我。既然懂得，我就不必須多說什麼話了。 事情發生的初期幾天內，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卻從內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幾天之後到現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體說。你們不必掛念。 計自8月24日至今三十六天，始終不明白我的問題究竟何在。三十天來如石沉大海，渺無音訊（只9月14日政協來電話，囑我去領百分之六十的工資一次而已）。我曾寫去一些信件（底稿附去一閱，勿失），亦無回音。我只有靜候消息。當前事無能為力，所能自勉者只在今後而已。 昨日（9月28日）午前午後多次電五五·三三四○ 皆不得通，不解何故。 此信頌華、胡真同閱之，閱畢寄回給我！ 我頗掛念艮庸的情況如何。他本人無問題，但恐受你二姊和我的牽聯影響耳。你們能去看他嗎？他似住在民盟內。問閻秉華可以知道。 其餘不談。 父手字 9月29日舊中秋節 三十六天內既無人來，我更未出門去，亦未與任何人通電話。 十一、寄恕兒（1976年） 培恕吾兒： 春節過後，我便是八十四歲人了，雖身體輕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壽畢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負歷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卻，未見得再活幾多年（多也，少也，一切無所容心）。對於身後之事頗擬略作交代部署。你們兩兄弟中，培寬有病在身，又居處稍遠，不如你方便，所以先向你講一講，希望你空時多來我處多作一些談話。 父手字 1976年2月4日 十二、寄頌華兒媳[8] （1957年） 頌華： 你真是辛苦了！好在而今危險和痛苦都已過去，你好好養息吧。 世間最最寶貴的是人才。作為人才的生產者，其貢獻不是最大嗎？你認識到這一點，是可以自慰的。 我已給此兒命名欽元，即國家元首、新年元旦之元，亦就是領先之意。我不去看你，寫此致意！ 父手字 24日 [1] 黃瑋，梁培昭幼子，時在新疆。 [2] 「政治問題難望解決」，指梁培昭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押解回鄉監督勞動事。 [3] 作者此信寄自徐州，寫於1938年1月訪問延安後不久。是時寬恕兩兒隨培志、培昭兩侄生活，尚滯留在為日軍占領不久之北平。國民黨政府此時已由南京撤至武漢，故此信中說「仍回武漢」。 [4] 以上兩信系作者自大後方四川重慶赴山東敵後，途經河南、安徽時所寫。 [5] 熊先生即熊十力先生。 [6] 陶先生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40年培恕曾就讀於陶先生創辦之育才學校（四川合川）。 [7] 1966年8月24日著者遭抄家。「事情發生」，即指抄家事。「頌華」、「胡真」，著者兒媳。「未出門去……」，指失去行動自由。 [8] 「頌華」，著者長媳，因難產施剖腹產手術，幸母子平安，故信中說「而今危險和痛苦都已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