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流浪的中國人 · 所念人——所有記憶都不會煙消雲散

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神聖的。我寫過一些雜憶的文字，不曾寫過我的父母，因為關於這個題目我不敢輕易下筆。小民女士逼我寫幾句話，辭不獲已，謹先略述二三小事以應，然已臨文不勝風木之悲。 想我的母親 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神聖的。我寫過一些雜憶的文字，不曾寫過我的父母，因為關於這個題目我不敢輕易下筆。小民女士逼我寫幾句話，辭不獲已，謹先略述二三小事以應，然已臨文不勝風木之悲。 我的母親姓沈，杭州人。世居城內上羊市街。我在幼時曾侍母歸寧，時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外祖父入學後，沒有更進一步的功名，但是課子女讀書甚嚴。我的母親教導我們讀書啟蒙，嘗說起她小時苦讀的情形。她同我的兩位舅父一起冬夜讀書，冷得腿腳僵凍，取大竹簍一，實以敗絮，三個人伸足其中以取暖。我當時聽得惕然心驚，遂不敢荒嬉。我的母親來我家時年甫十八九，以後操持家務盡瘁終身，不復有暇進修。 我同胞兄弟姊妹十一人，母親的劬育之勞可想而知。我記得我母親常於百忙之中抽空給我們幾個較小的孩子們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裡，我怕癢，總是躲躲閃閃，總是格格地笑個不住，母親沒有工夫和我們糾纏，隨手一巴掌打在身上，邊洗邊打邊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裡雖然有火爐，睡時被褥還是涼似鐵。尤其是鑽進被窩之後，脖子後面透風，冷氣順著脊背吹了進來。我們幾個孩子睡一個大炕，頭朝外，一排四個被窩。母親每晚看到我們鑽進了被窩，吱吱喳喳地笑語不停，便走過來把油燈吹熄，然後給我們一個個的把脖子後面的棉被塞緊，被窩立刻暖和起來，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我不知道母親用的是什麼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帶給我無可言說的溫暖舒適，我至今想起來還是快樂的，可是那個感受不可復得了。 我從小不喜歡喧鬧。祖父母生日照例院裡搭台唱傀儡戲或灤州影戲。一過八點我便掉頭而去進屋睡覺。母親得暇便取出一個大簸籮，裡面裝的是針線剪尺一類的縫紉器材，她要做一些縫縫連連的工作，這時候我總是一聲不響地偎在她的身旁，她趕我走我也不走，有時候竟睡著了。母親說我乖，也說我孤僻。如今想想，一個人能有多少時間可以偎在母親身旁？ 在我的兒時記憶中，我母親好像是沒有時候睡覺。天亮就要起來，給我們梳小辮是一樁大事，一根一根地梳個沒完。她自己要梳頭，我記得她用一把抿子蘸著刨花水，把頭髮弄得鋥光大亮。然後她就要一聽上房有動靜便急忙前去當差。蓋碗茶、燕窩、蓮子、點心，都有人預備好了，但是需要她去雙手捧著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則要兒媳婦做什麼？在公婆面前，兒媳婦是永遠站著，沒有座位的。足足地站幾個鐘頭下來，不是纏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紀大，不過午夜不安歇，兒媳婦要跟著熬夜在一旁侍候。她困極了，有時候回到房裡來不及脫衣服倒下便睡著了。雖然如此，母親從來沒有發過一句怨言。到了民元前幾年，祖父母相繼去世，我母親才稍得清閒，然而主持家政教養兒女也夠她勞苦的了。她抽暇隔幾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幾次都是由我隨侍。 母親愛她的家鄉。在北京住了幾十年，鄉音不能完全改掉。我們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說成「金」，她有時也跟我們學，總是學不好，她自己也覺得好笑。我有時學著說杭州話，她說難聽死了，像是門口兒賣筍尖的小販說的話。 我想一般人都會同意，凡是自己母親做的菜永遠是最好吃的。我的母親平常不下廚房，但是她高興的時候，尤其是父親親自到市場買回魚鮮或其他南貨的時候，在父親特煩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這時候我們就有福了。我十四歲離家到清華，每星期回家一天，母親就特別疼愛我，幾乎很少例外地要親自給我炒一盤冬筍木耳韭菜黃肉絲，起鍋時澆一勺花雕酒，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道菜。但是這一盤菜一定要母親自己炒，別人炒味道就不一樣了。 我母親喜歡在高興的時候喝幾盅酒。冬天午後圍爐的時候，她常要我們打電話到長發叫五斤花雕，綠釉瓦罐，口上罩著一張毛邊紙，溫熱了倒在茶杯里和我們共飲。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兒的」，買些乾癟的花生吃則更有味。我和兩位姐姐陪母親一頓吃完那一罐酒。後來我在四川獨居無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當做晚飯，朋友們笑我吃「花酒」，其實是我母親留下的作風。 我自從入了清華，以後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候就少了。抗戰前後各有三年和母親住在一起。母親晚年喜歡聽評劇，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為離家近，打個電話給賣飛票的，總有好的座位。我很後悔，我沒能分出時間陪她聽戲，只是由我的姐姐弟弟們陪她消遣。 我父親曾對我說，我們的家所以成為一個家，我們幾個孩子所以能成為人，全是靠了我母親的辛勞維護。一九四九年以後，音訊中斷，直等到恢復聯繫，才知道母親早已棄養，享壽九十歲。西俗，母親節佩紅康乃馨，如不確知母親是否尚在則佩紅白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兒了，養生送死，兩俱有虧，慘痛慘痛！ 我的一位國文老師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遇見一位國文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記他。 先生姓徐，名鏡澄，我們給他取的綽號是「徐老虎」，因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腦袋的輪廓是有稜有角的，很容易成為漫畫的對象。頭很尖，禿禿的，亮亮的，臉形卻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齋志異繪圖中的夜叉的模樣。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過分地集中在臉上很小的一塊區域裡。他戴一副墨晶眼鏡，銀絲小鏡框，這兩塊黑色便成了他臉上最顯著的特徵。我常給他漫畫，勾一個輪廓，中間點上兩塊橢圓形的黑塊，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兩肩總是聳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紅，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常地藏著兩筒清水鼻涕，不時地吸溜著，說一兩句話就要用力地吸溜一聲，有板有眼有節奏，也有時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兩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袍，好像是在給誰穿孝，袍子在整潔的階段時我沒有趕得上看見，餘生也晚，我看見那袍子的時候即已油漬斑斕。他經常是仰著頭，邁著八字步，兩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兒似的。我很難得看見他笑，如果笑起來，是獰笑，樣子更凶。 我的學校很特殊的。上午的課全是用英語講授，下午的課全是國語講授。上午的課很嚴，三日一問，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要被淘汰，下午的課稀鬆，成績與畢業無關。所以每到下午上國文之類的課程，學生們便不踴躍，課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員用拿毛筆的姿勢舉著鉛筆點名的時候，學生卻個個都到了，因為一個學生不只答一聲到。真到了的學生，一部分從事午睡，微發鼾聲，一部分看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玉梨魂》之類，一部分寫「父母親大人膝下」式的家書，一部分乾脆瞪著大眼發獃，神遊八表。有時候逗先生開玩笑。國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舉人。他們授課也不過是奉行故事，樂得敷敷衍衍。在這種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繃著臉，老是開口就罵人，我想大概是由於正當防衛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兩盅，搖搖擺擺地進了課堂。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字，題目尚未寫完，當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這吸溜之際，一位性急的同學發問了：「這題目怎樣講呀？」老先生轉過身來，冷笑兩聲，勃然大怒：「題目還沒有寫完，寫完了當然還要講，沒寫完你為什麼就要問？……」滔滔不絕地吼叫起來，大家都為之愕然。這時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個上午搗亂下午安分的學生，我覺得現在受了無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辯了幾句。這一下我可惹了禍，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潑在我的頭上了。他在講台上來回踱著，吸溜一下鼻涕，罵我一句，足足罵了我一個鐘頭，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還記得這樣的一句： 「×××！你是什麼東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這一句頗為同學們所傳誦。誰和我有點爭論遇到糾纏不清的時候，都會引用這一句「你是什麼東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當時我看形勢不妙，也就沒有再多說，讓下課鈴結束了先生的怒罵。 但是從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認識我了。酒醒之後，他給我批改作文特別詳盡。批改之不足，還特別的當面加以解釋，我這一個「一眼望到底」的學生，居然成為一個受益最多的學生了。 徐先生自己選輯教材，有古文，有白話，油印分發給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書》是他講得最為眉飛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吳敬恆的《上下古今談》，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以及張東蓀的《時事新報》社論，他也選了不少。這樣新舊兼收的教材，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開通的榜樣。我對於國文的興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講圖文之前，先要介紹作者，而且介紹得很親切，例如他講張東蓀的文字時，便說：「張東蓀這個人，我倒和他一桌吃過飯……」這樣的話是相當的可以使學生們吃驚的，吃驚的是，我們的國文先生也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吧，否則怎樣會能夠和張東蓀一桌上吃過飯！ 徐先生於介紹作者之後，朗誦全文一遍。這一遍朗誦可很有意思。他打著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齒地大聲讀一遍，不論是古文或白話，一字不苟地吟詠一番，好像是演員在背台詞，他把文字里的蘊藏著的意義好像都給宣洩出來了。他念得有腔有調，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氣勢，有抑揚頓挫，我們聽了之後，好像是已經理會到原文的意義的一半了。好文章擲地作金石聲，那也許是過分誇張，但必須可以琅琅上口，那卻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語「清通」、「尚可」、「氣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槓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頁整頁地勾；洋洋千餘言的文章，經他勾抹之後，所余無幾了。我初次經此打擊，很灰心，很覺得氣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輕輕地被他幾槓子就給抹了。但是他鄭重地給我解釋一會兒，他說：「你拿了去細細地體味，你的原文是軟趴趴的，冗長，懈咣咣唧的，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讀讀看，原來的意思並沒有失，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虎虎有生氣了。」我仔細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槓子打得是地方，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這刪削之間現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後寫文章還能不多說廢話，還能有一點點硬朗挺拔之氣，還知道一點「割愛」的道理，就不能不歸功於我這位老師的教誨。 徐先生教我許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訴我：「作文忌用過多的虛字。」該轉的地方，硬轉；該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顯著樸拙而有力。他告訴我，文章的起筆最難，要突兀矯健，要開門見山，要一針見血，才能引人入勝，不必兜圈子，不必說套語。他又告訴我，說理說至難解難分處，來一個譬喻，則一切糾纏不清的論難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經濟，何等手腕！諸如此類的心得，他傳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我離開先生已將近五十年了，未曾與先生一通音訊，不知他雲遊何處，聽說他已早歸道山了。同學們偶爾還談起「徐老虎」，我於回憶他的音容之餘，不禁地還懷著悵惘敬慕之意。 酒中八仙 ——記青島舊遊 杜工部早年寫過一首《飲中八仙歌》，章法參差錯落，氣勢奇偉絕倫，是一首難得的好詩。他所謂的飲中八仙，是指他記憶所及的八位善飲之士，不包括工部本人在內，而且這八位酒仙並不屬於同一輩分，不可能曾在一起聚飲。所以工部此詩只是就八個人的醉趣分別加以簡單描述。我現在所要寫的酒中八仙是民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間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島大學共事的時候，在一起宴飲作樂，酒酣耳熱，一時忘形，乃比附前賢，戲以八仙自況。青島是一個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涼，有整潔寬敞的市容，有東亞最佳的浴場，最宜於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調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輒聚飲於酒樓，得放浪形骸之樂。 我們聚飲的地點，一個是山東館子順興樓，一個是河南館子厚德福。順興樓是本地老館子，屬於煙臺一派，手藝不錯，最拿手的幾樣菜如爆雙脆、鍋燒雞、汆西施舌、醬汁魚、燴雞皮、拌鴨掌、黃魚水餃……都很精美。山東館子的跑堂一團和氣，應對之間不失分際。對待我們常客自然格外周到。厚德福是新開的，只因北平厚德福飯莊老掌柜陳蓮堂先生聽我說起青島市面不錯，才派了他的長子陳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島來開分號。我記得我們出去勘察市面，順便在順興樓午餐，夥計看到我引來兩位生客，一身油泥，面帶濃厚的生意人的氣息，心裡就已起疑。梁西臣點菜，不假思索一口氣點了四菜一湯，炒辣子雞（去骨）、炸肫（去里兒）、清炒蝦仁……夥計登時感到來了行家，立即請掌柜上樓應酬，恭恭敬敬地問：「請問二位寶號是在哪裡？」我們乃以實告。此後這兩家飯館被公認為是當地巨擘，不分瑜亮。厚德福自有一套拿手，例如清炒或黃燜鱔魚、瓦塊魚、魷魚卷、琵琶燕菜、鐵鍋蛋、核桃腰、紅燒猴頭……都是獨門手藝，而新學的燜爐烤鴨也是別有風味的。 我們輪流在這兩處聚飲，最注意的是酒的品質。每夕以罄一壇為度。兩個工人抬三十斤花雕一壇到二三樓上，當面啟封試嘗，微酸尚無大礙，最忌的是帶有甜意，有時要換兩三壇才得中意。酒罈就放在桌前，我們自行舀取，以為那才盡興。我們喜歡用酒碗，大大的淺淺的，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對於菜餚我們不大挑剔，通常是一桌整席，但是我們也偶爾別出心裁，例如：普通以四個雙拼冷盤開始，我有一次做主換成二十四個小盤，把圓桌面擺得滿滿的，要精緻，要美觀。有時候，尤其是在夏天，四拼盤換為一大盤，把大烏參切成細絲放在冰箱裡冷藏，上桌時澆上芝麻醬、三合油和大量的蒜泥，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冷葷，比拌粉皮高明多了。吃鐵鍋蛋時，趙太侔建議外加一元錢的美國乾酪（cheese），切成碎末打攪在內，果然氣味濃郁不同尋常，從此成為定例。酒酣飯飽之後，常是一大碗酸辣魚湯，此物最能醒酒，好像宋江在潯陽樓上酒醉題反詩時想要喝的就是這一味湯了。 酒從六時喝起，一桌十二人左右，喝到八時，不大能喝酒的約三五位就先起身告辭，剩下的八九位則是興致正豪，開始寬衣攘臂，猜拳行酒。不作拇戰，三十斤酒不易喝光。在大庭廣眾的公共場所，扯著破鑼嗓子「雞貓子喊叫」實在不雅。別個房間的客人都是這樣放肆，入境只好隨俗。 這一群酒徒的成員並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變化，最初是聞一多環顧座上共有八人，一時靈感，遂曰：「我們是酒中八仙！」這八個人是，楊振聲、趙畸、聞一多、陳命凡、黃際遇、劉康甫、方令孺，和區區我。既稱為仙，應有仙趣，我們只是沉湎曲樂的凡人，既無仙風道骨，也不會白日飛升，不過大都端起酒杯舉重若輕，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於亂而已。其中大多數如今皆已仙去，大概只有我「未隨仙去落人間」。往日宴遊之樂不可不記。 楊振聲字金甫，後嫌金字不雅，改為今甫，山東蓬萊人，比我大十歲的樣子。五四初期，寫過一篇中篇小說《玉君》，清麗脫俗，惜從此擱筆，不再有所著作。他是北大國文系畢業，算是蔡孑民先生的學生。青島大學籌備期間，以蔡先生為籌備主任，實則今甫獨任艱巨。蔡先生曾在大學圖書館側一小樓上偕眷住過一陣，為消暑之計。國立青島大學的門口的豎匾，就是蔡先生的親筆。胡適之先生看見了這個匾對我們說，他曾問過蔡先生：「憑先生這一筆字，瘦骨嶙峋，在那時代殿試大卷講究黑、大、圓、光，先生如何竟能點了翰林？」蔡先生從容答道：「也許那幾年正時興黃山谷的字吧。」今甫做了青島大學校長，得到蔡先生寫匾，是很得意的一件事。今甫身材修偉，不愧為山東大漢，而言談舉止蘊藉風流，居恆一襲長衫，手攜竹杖，意態瀟然。鑑賞字畫，清談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則意氣風發，尤嗜拇戰，入席之後往往率先打通關一道，音容並茂，咄咄逼人。趙甌北有句：「騷壇盟敢操牛耳，拇陣轟如戰虎牢。」今甫差足以當之。 趙畸，字太侔，也是山東人，長我十二歲，和今甫是同學。平生最大特點是寡言笑。他可以和客相對很久很久一言不發，使人莫測高深。我初次晤見他是在美國波斯頓，時民國十三年夏，我們一群中國學生排演《琵琶記》，他應邀從紐約趕來助陣。他未來之前，聞一多先即有函來，說明太侔之為人，猶金人之三緘其口，幸無誤會。一見之後，他果然是無多言。預演之夕，只見他攘臂挽袖，運斤拉鋸製作布景，不發一語。蓮池大師云：「世間釅醯醇醴，藏之彌久而彌美者，皆繇封錮牢密不泄氣故。」太侔就是才華內蘊而封錮牢密。人不開口說話，佛亦奈何他不得。他有相當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從不參加拇戰。他寫得一筆行書，綿密有致。據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個衷腸激烈的人，年輕的時候曾經參加革命，擲過炸彈，以後竟變得韜光養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詢，他只是笑而不答。他有妻室兒子，他家住在北平宣外北椿樹胡同，他秘不告人，也從不回家，他甚至原籍亦不肯宣布。莊子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疏曰：「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乖異人倫，不耦於俗。」怪不得他名畸字太侔。 聞一多，本名多，以字行，湖北蘄水人，是我清華同學，高我兩級。他和我一起來到青島，先賃居大學斜對面一座樓房的下層，繼而搬到匯泉海邊一座小屋，後來把妻小送回原籍，住進教職員第八宿舍，兩年之內三遷。他本來習畫，在芝加哥做素描一年，在科羅拉多習油畫一年，他得到一個結論：中國人在油畫方面很難和西人爭一日之長短，因為文化背景不同。他放棄了繪畫，專心致力於我國古典文學之研究，至於廢寢忘食，埋首於故紙堆中。這期間他有一段戀情，因此寫了一篇相當長的白話詩，那一段情沒有成熟，無可奈何地結束了，而他從此也就不再寫詩。他比較器重的青年，一個是他國文系的學生臧克家，一個是他國文系助教陳夢家。這兩位都寫新詩，都得到一多的鼓勵。一多的生活苦悶，於是也就愛上了酒。他酒量不大，而興致高。常對人吟嘆：「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他一日薄醉，冷風一吹，昏倒在尿池旁。 陳命凡，字季超，山東人，任秘書長，精明強幹，為今甫左右手。豁起拳來，出手奇快，而且嗓音響亮，往往先聲奪人，常自詡為山東老拳。關於拇戰，雖小道亦有可觀。民國十五年，我在國立東南大學教書，同事中之酒友不少，與羅清生、李輝光往來較多，羅清生最精於猜拳，其術頗為簡單，唯運用純熟則非易事。據告其訣竅在於知己知彼。默察對方慣有之路數，例如一之後常為二，二之後常為三，余類推。同時變化自己之路數，不使對方捉摸。經此指點，我大有領悟。我與季超拇戰常為席間高潮，大致旗鼓相當，也許我略遜一籌。 劉本釗，字康甫，山東蓬萊人，任會計主任，小心謹慎，恂恂君子。患嚴重耳聾，但亦嗜杯中物。因為耳聾關係，不易控制聲音大小，拇戰之時呼聲特高，而對方呼聲，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飲，他即聽命傾杯。一九四九年來台，曾得一晤，彼時耳聾益劇，非筆談不可。 方令孺是八仙中唯一女性，安徽桐城人，在國文系執教兼任女生管理。她有詠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過著獨身生活。台灣洪範書店曾搜集她的散文作品編為一集出版，我寫了一篇短序。在青島她居留不太久，好像是兩年之後就離去了。後來我們在北碚異地重逢，比較往還多些。她一向是一襲黑色旗袍，極少的時候薄施脂粉，給人一派沖淡樸素的印象。在青島的期間，她參加我們轟飲的行列，但是從不縱酒，剛要「朱顏酡些」的時候就停杯了。數十年來我沒有她的消息，只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聯合報》「幕前冷語」里看到這樣一段簡訊： 方令孺皤然白髮，早不執教復旦，在那血氣方剛的紅色路上漫步，現任浙江作者協會主席，忙於文學藝術的聯繫工作。 老來多夢，夢裡河山是她私人嗜好的最高發展，跑到硯台山中找好硯去了，因此夢中得句，寫在第二天的默憶中：「詩思滿江國，濤聲夜色寒，何當沽美酒，共醉硯台山。」 這幾句話寫得迷離惝恍，不知硯台山尋硯到底是真是幻。不過詩中有「何當沽美酒」之語，大概她還未忘情當年酒仙的往事吧？如今若是健在，應該是八十以上的人了。 黃際遇，字任初，廣東澄海人，長我十七八歲，是我們當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他做過韓復榘主豫時的教育廳長，有宦場經驗，但仍不脫名士風範。他永遠是一件布衣長袍，左胸前縫有細長的兩個布袋，正好插進兩根鉛筆。他是學數學的，任理學院長，聞一多離去之後兼文學院長。嗜象棋，曾與國內高手過招，有筆記簿一本置案頭，每次與人棋後輒詳記全盤招數，而且能偶然不用棋盤棋子，憑口說進行棋賽。又治小學，博聞多識。他住在第八宿舍，有潮汕廚師一名，為治炊膳，烹調甚精。有一次約一多和我前去小酌，有菜二色給我印象甚深，一是白水汆大蝦，去皮留尾，汆出來蝦肉白似雪，蝦尾紅如丹；一是清燉牛鞭，則我未願嘗試。任初每日必飲，宴會時拇戰興致最豪，嗓音尖銳而常出怪聲，狂態可掬。我們飲後通常是三五輩在任初領導之下去做餘興。任初在澄海是縉紳大戶，門前橫匾大書「碩士第」三字，雄視鄉里。潮汕巨商頗有幾家在青島設有店鋪，經營山東土產運銷，皆對任初格外敬禮。我們一行帶著不同程度的酒意，浩浩蕩蕩地於深更半夜去敲店門，驚醒了睡在櫃檯上的夥計們，赤身裸體地從被窩裡鑽出來（北方人雖嚴冬亦赤身睡覺）。我們一行一溜煙地進入後廳。主人熱誠招待，有孌婉小童伺候茶水兼代燒煙。先是以功夫茶饗客，紅泥小火爐，炭火煮水沸，澆灌茶具，以小盅奉茶，三巡始罷。然後主人肅客登榻，一燈如豆，有興趣者可以短笛無腔信口吹，亦可突突突突有板有眼。俄而酒意已消，乃稱謝而去。任初有一次回鄉過年，帶回潮州蜜柑一簍，我分得六枚，皮薄而松，肉甜而香，生平食柑，其美無過於此者。抗戰時任初避地赴桂，勝利還鄉，乘舟沿西江而下，一夕在船上如廁，不慎滑落江中，月黑風高，水深流急，遂遭沒頂。 酒中八仙之事略如上述。民國二十一年青島大學人事上有了變化。為了「九一八」事件全國學生罷課紛紛赴南京請願要求對日作戰，青島大學的學生當然亦不後人，學校當局阻止無效。事後開除為首的學生若干，遂激起學生驅逐校長的風潮。今甫去職，太侔繼任。一多去了清華。決定開除學生的時候，一多慷慨陳詞，聲稱是「揮淚斬馬稷」。此後二年，校中雖然平安無事，宴飲之風為之少殺。偶然一聚的時候有新的分子參加，如趙銘新、趙少侯、鄧初等。我在青島的舊友不止此數，多與飲宴無關，故不及。 辜鴻銘先生逸事 辜鴻銘先生以茶壺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贊成多妻制，誠怪論也。 先生之怪論甚多，常告人以姓辜之故，謂始祖實為罪犯。又言始祖犯罪，不足引以為羞；若數典忘祖，方屬可恥雲。 先生深於英國文學之素養。或叩以養成之道，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又言今人讀英文十年，開目僅能閱報，伸紙僅能修函，皆由幼年讀一貓一狗式之教科書，是以終其身只有小成。先生極贊成中國私塾教授法，以開蒙未久，即讀四書五經，尤須背誦如流水也。 先生之書法，極天真爛漫之致，別字雖不甚多，亦非極少。蓋先生生於異國，學於蘇格蘭，比壯年入張之洞幕，始沉潛於故邦載籍雲。 先生好選《詩經》中成句，譯英文詩，雖未能天衣無縫，亦頗極傳神之妙，惜以古衣冠加於無色民族之身上耳，先生以「情」譯poetry，以「理」譯philosophy，以「事」譯history，以「物」譯science，以「陰陽」譯physic，以「五行」譯chemistry，以「紅福」譯Juno，以「清福」譯Minerva，以「艷福」譯Venus，於此可見其融合中外之精神。 先生喜徵逐之樂，故不修邊幅，既垂長辮，而棗紅袍與天青褂上之油膩，尤可鑑人，粲者立於其前，不須攬鏡，即有顧影自憐之樂。先生對於妓者頗有同情，恆操英語曰：Prostitude者，Destitudc也。（意謂賣淫者賣窮也。） 先生多情而不專，夫人在一位以上。嘗娶日婦，婦死哭之悲，悼亡之痛，歷久不渝。先生嘗患貧，故一聞丐者呼號之聲，立即拔關而出，界以小銀幣一二枚，勃谿之聲，嘗因之而起。先生操多種方言，通幾國文字；日之通士，尤敬慕先生，故日本人所辦之英文報紙，常發表先生忠君愛國之文字。文中暢引中國經典，滔滔不絕，其引文之長，令人興喧賓奪主之感，故趣味彌永，凡讀其文者只覺其長，並不覺其臭。 （原載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青光》） 葉公超二三事 公超在某校任教時，鄰居為一美國人家。其家頑童時常翻牆過來騷擾，公超不勝其煩，出面制止。頑童不聽，反以惡言相向，於是雙方大聲詬誶，穢語盡出。其家長聞聲出視，公超正在厲聲大罵：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糞澆在你的頭上！） 那位家長慢步走了過來，並無怒容，問道：「你這一句話是從哪裡學來的？我有好久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話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鄉。」 公超是在美國讀完中學才進大學的，所以美國孩子們罵人的話他都學會了。他說，學一種語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罵人的話學會，才算徹底。如今他這一句糞便澆頭的髒話使得鄰居和他從此成朋友。這件事是公超自己對我說的。 公超在暨南大學教書的時候，因兼圖書館長，而且是獨身，所以就住在圖書館樓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書。他有愛書癖，北平北京飯店樓下Vetch的書店、上海的別發公司，都是他經常照顧的地方。做了圖書館長，更是名正言順地大量買書。他私人嗜讀的是英美的新詩。英美的詩，到了第二次大戰以後，才有所謂「現代詩」大量出現。詩風偏向於個人獨特的心理感受，而力圖擺脫傳統詩作的範疇，偏向於晦澀。公超關於詩的看法與徐志摩、聞一多不同。當時和公超談得來的新詩作家，饒孟侃（子離）是其中之一。公超由圖書館樓下搬出，在真如鄉下離暨南不遠處租了幾間平房，小橋流水，阡陌縱橫，非常雅靜。子離有時也在那裡下榻，和公超為伴。有一天二人談起某某英國詩人，公超就取出其人詩集，翻出幾首代表作，要子離讀，讀過之後再討論。子離倦極，拋卷而眠。公超大怒，順手撿起一本大書投擲過去。雖未使他頭破血出，卻使得他大驚。二人因此勃谿。這件事也是公超自己對我說的。 公超蕭然一身，校中女僑生某常去公超處請益。其人貌僅中姿，而性情柔順。公超自承近於大男人沙文主義者，特別喜歡meek（柔順）的女子。這位女生有男友某，揚言將不利於公超。公超懼，借得手槍一支以自衛。一日偕子離外出試槍，途中有犬狺狺，乃發一槍而犬斃。犬主索賠，不得已只得補償之。女生旋亦返國嫁一貴族。 公超屬於「富可敵國貧無立錐」的類型。他的叔父葉恭綽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其外公趙之謙的書法在內。抗戰期間這一批收藏存於一家銀行倉庫，家人某勾結偽組織特務人員圖謀染指，時公超在昆明教書，奉乃叔父電召赴港轉滬尋謀處置之道，不幸遭敵偽陷害入獄，後來取得和解方得開釋。據悉這部分收藏現在海外。而公超離開學校教席亦自此始。 公超自美大使卸任歸來後，意態蕭索。我請他在師大英語研究所開現代英詩一課，他礙於情面俯允所請。但是他宦遊多年，實已志不在此，教一學期而去。自此以後他在政界浮沉，我在學校屍位，道不同遂晤面少，遇於公開集會中一面，匆匆存問數語而已。 憶老舍 我最初讀老舍的《趙子曰》《老張的哲學》《二馬》，未識其人，只覺得他以純粹的北平土語寫小說頗為別致。北平土語，像其他主要地區的土語一樣，內容很豐富，有的是俏皮話兒、歇後語，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還有許多有聲無字的詞字。如果運用得當，北平土話可說是非常的生動有趣；如果使用起來不加檢點，當然也可能變成為油腔滑調的「耍貧嘴」。以土話入小說本是小說家常用的一種技巧，可使對話格外顯得活潑，可使人物性格顯得真實凸出。若是一部小說從頭到尾，不分對話敘述或描寫，一律使用土話，則自《海上花》一類的小說以後並不多見。我之所以注意老舍的小說者蓋在於此。胡適先生對於老舍的作品評價不高，他以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但一般人覺得老舍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頗表歡迎。 抗戰後，老舍有一段期間住在北碚，我們時相過從。他又黑又瘦，甚為憔悴，平常總是佝僂著腰，邁著四方步，說話的聲音低沉、徐緩，但是有風趣。他和老向住在一起，生活當然是很清苦的。在名義上他是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事實上這個組織的分子很複雜，有不少野心分子企圖從中操縱把持。老舍對待誰都是一樣的和藹親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緣好。 有一次北碚各機關團體以國立編譯館為首發起募款勞軍晚會，一連兩晚，盛況空前，把北碚兒童福利試驗區的大禮堂擠得水泄不通。國立禮樂館的張充和女士多才多藝，由我出面邀請，會同編譯館的姜作棟先生（名伶錢金福的弟子），合演一出「刺虎」，唱做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這一齣戲之前，墊一段對口相聲。這是老舍自告奮勇的，蒙他選中了我做搭檔，頭一晚他「逗哏」我「捧哏」，第二晚我逗他捧，事實上掛頭牌的當然應該是他。他對相聲特有研究。在北平長大的誰沒有聽過焦德海草上飛？但是能把相聲全本大套地背誦下來則並非易事。如果我不答應上台，他即不肯露演，我為了勞軍只好勉強同意。老舍囑咐我說：「說相聲第一要沉得住氣，放出一副冷麵孔，永遠不許笑，而且要控制住觀眾的注意力，用乾淨利落的口齒在說到緊要處使出全副氣力斬釘斷鐵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話，則全場必定爆出一片彩聲哄堂大笑，用句術語來說，這叫作『皮兒薄』，言其一戳即破。」我聽了之後連連辭謝說：「我辦不了，我的皮兒不薄。」他說：「不要緊，咱們練著瞧。」於是他把詞兒寫出來，一段是《新洪羊洞》，一段是《一家六口》，這都是老相聲，誰都聽過。相聲這玩意兒不嫌其老，越是經過千錘百鍊的玩意兒越惹人喜歡，藉著演員的技藝風度之各有千秋而永遠保持新鮮的滋味。相聲裡面的粗俗玩笑，例如「爸爸」二字剛一出口，對方就得趕快順口答腔地說聲「啊」，似乎太無聊，但是老舍堅持不能刪免，據他看相聲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損益。是我堅決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摺扇敲頭的時候只要略為比畫而無須真打。我們認真地排練了好多次。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們走到台的前邊，泥雕木塑一般繃著臉肅立片刻，觀眾已經笑不可抑，以後幾乎只能在陣陣笑聲之間的空隙進行對話。該用摺扇敲頭的時候，老舍不知是一時激動忘形，還是有意違反諾言，掄起大摺扇狠狠地向我打來，我看來勢不善，向後一閃，摺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鏡，說時遲，那時快，我手掌向上兩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來的眼鏡，我保持那個姿勢不動，彩聲歷久不絕，有人以為這是一手絕活兒，還高呼：「再來一回！」 老舍的才華是多方面的，長短篇的小說、散文、戲劇、白話詩，無一不能，無一不精。而且他有他的個性，絕不俯仰隨人。我現在揀出一封老舍給我的信，是他離開北碚之後寫的，那時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趕來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於苦悶。他患有胃下垂的毛病，割盲腸的時候用一小時余還尋不到盲腸，後來在腹部的左邊找到了。這封信附有七律五首，由此我們也可窺見他當時的心情的又一面。 前幾年王敬羲從香港剪寫老舍短文一篇，可惜未註明寫作或發表的時間及地點，題為《春來憶廣州》，看他行文的氣質，已由絢爛趨於平淡，但是有一縷惆悵悲哀的情緒流露在字裡行間。聽說他去年已做了九泉之客，又有人說他尚在人間。是耶非耶，其孰能辨之？茲將這一小文附錄於後： 春來憶廣州 我愛花。因氣候、水土等等關係，在北京養花，頗為不易。冬天冷，院裡無法擺花，只好都搬到屋裡來。每到冬季，我的屋裡總是花比人多，形勢逼人！屋中養花，有如籠中養鳥，即使用心調護，也養不出個樣子來。除非特建花室，實在無法解決問題。我的小院裡，又無隙地可建花室！ 一看到屋中那些半病的花草，我就立刻想起美麗的廣州來。去年春節後，我不是到廣州住了一個月嗎？哎呀，真是了不起的好地方！人極熱情，花似乎也熱情！大街小巷，院裡牆頭，百花齊放，歡迎客人，真是「交友看花在廣州」啊！ 在廣州，對著我的屋門便是一株象牙紅，高與樓齊，盛開著一叢紅艷奪目的花兒，而且經常有很小的小鳥，鑽進那朱紅的小「象牙」里，如蜂采蜜。真美！只要一有空兒，我便坐在階前，看那些花與小鳥。在家裡，我也有一棵象牙紅，可是高不及三尺，而且是種在盆子裡。它入秋即放假休息，入冬便睡大覺，且久久不醒，直到端陽左右，它才開幾朵先天不足的小花，絕對沒有那種秀氣的小鳥做伴！ 現在，它正在屋角打盹，也許跟我一樣，正想念它的故鄉廣東吧？ 春天到來，我的花草還是不易安排：早些移出去吧，怕風霜侵犯；不搬出去吧，又都發出細條嫩葉，很不健康。這種細條子不會長出花來。看著真令人焦心！ 好容易盼到夏天，花盆都運至院中，可還不完全順利。院小，不透風，許多花兒便生了病。特別由南方來的那些，如白玉蘭、梔子、茉莉、小金橘、茶花……也不知怎麼就葉落枝枯，悄悄死去。因此，我打定主意，在買來這些比較嬌貴的花兒之時，就認為它們不能長壽，盡到我的心，而又不作幻想，以免枯死的時候落淚傷神。同時，也多種些叫它死也不肯死的花草，如夾竹桃之類，以期老有些花兒看。 夏天，北京的陽光過暴，而且不下雨則已，一下就是傾盆倒海而來，勢不可擋，也不利於花草的生長。 秋天較好，可是忽然一陣冷風，無法預防，嬌嫩些的花兒就受了重傷。於是，全家動員，七手八腳，往屋裡搬呀，各屋裡都擠滿了花盆，人們出來進去都須留神，以免絆倒！ 真羨慕廣州的朋友們，院裡院外，四季有花，而且是多麼出色的花呀！白玉蘭高達數丈，乾子比我的腰還粗！英雄氣概的木棉，昂首天外，開滿大紅花，何等氣勢！就連普通的花兒，四季海棠與繡球什麼的，也特別壯實，葉茂花繁，花小而氣魄不小！看，在冬天，窗外還有結實纍纍的木瓜呀！真沒法兒比！一想起花木，也就更想念朋友們！ 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談政治，專心學術。大約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清華學校請他做第一次的演講，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我很幸運地有機會聽到這一篇動人的演講。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著無限的景仰，倒不是因為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是雲南起義的策劃者，實在是因為他的學術文章對於青年確有啟迪領導的作用。過去也有不少顯宦，以及叱吒風雲的人物，蒞校講話，但是他們沒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這一篇講演稿，後來收在《飲冰室文集》里。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地寫在寬大的宣紙制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 我記得清清楚楚，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樓上大教堂里坐滿了聽眾，隨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著而有力，有時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字，我們甚至想如果他說標準國語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記得他開頭講一首古詩《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這四句十六字，經他一朗誦，再經他一解釋，活畫出一齣悲劇，其中有起承轉合，有情節，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聽先生這篇講演後約二十餘年，偶然獲得機緣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見黃沙瀰漫，黃流滾滾，景象蒼茫，不禁哀從中來，頓時憶起先生講的這首古詩。 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地背誦下去了。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著他歡喜。 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 這一篇講演分三次講完，每次講過，先生大汗淋漓，狀極愉快。聽過這講演的人，除了當時所受的感動之外，不少人從此對於中國文學發生了強烈的愛好。先生嘗自謂「筆鋒常帶情感」，其實先生在言談講演之中所帶的情感不知要更強烈多少倍！ 有學問、有文采、有熱心腸的學者，求之當世能有幾人？於是我想起了從前的一段經歷，筆而記之。 胡適先生二三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績溪縣人，對於他的鄉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訴我們他的家鄉的情形。徽州是個閉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貧，山地多種茶，每逢收茶季節茶商經由水路從金華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號稱徽幫，其勢力一度不在寧幫之下。四馬路一帶就有好幾家徽州館子。民國十七八年間，有一天，胡先生特別高興，請努生[1]、光旦[2]和我到一家徽州館吃午飯。上海的徽州館相當守舊，已經不能和新興的廣東館、四川館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們去嘗嘗他的家鄉風味。 我們一進門，老闆一眼望到胡先生，便從櫃檯後面站起來笑臉相迎，滿口的徽州話，我們一點也聽不懂。等我們扶著欄杆上樓的時候，老闆對著後面廚房大吼一聲。我們落座之後，胡先生問我們是否聽懂了方才那一聲大吼的意義。我們當然不懂，胡先生說：「他是在喊：『績溪老倌，多加油啊！』」原來績溪是個窮地方，難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別優待老鄉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兩個菜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一個是划水魚，即紅燒青魚尾，鮮嫩無比，一個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錦炒生面片，非常別致。缺點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誇說，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吳的、姓葉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於徽州。他問過汪精衛、葉恭綽[3]都承認他們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調侃地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於徽州了。」相與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績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這樣地介紹我：「這是梁某某，我們績溪的女婿，半個徽州人。」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他不會忘記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開設的程五峰齋，那是一家在北京與胡開文齊名的筆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歡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結婚，請他證婚，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筵席只預備了兩桌，禮畢入席，每桌備酒一壺，不到一巡而壺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為難。主人連忙解釋，說新娘是Temperance Lesgue（節酒會）的會員。胡先生從懷裡掏出現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說：「不干新郎新娘的事，這是我們幾個朋友今天高興，要再喝幾杯。趕快拿酒來。」主人無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實上胡先生從不鬧酒。民國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滬赴平，道出青島，我們請他到青島大學演講，他下榻萬國療養院。講題是《山東在中國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實在高明之至，對於齊魯文化的變遷，儒道思想的遞嬗，講得頭頭是道，娓娓不倦，聽眾無不歡喜。當晚青大設宴，有酒如澠，胡先生趕快從袋裡摸出一隻大金指環給大家傳觀，上面刻著「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給他的。 胡先生交遊廣，應酬多，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家裡可以無需開伙。徐志摩風趣地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其實胡先生並不欣賞這交際性的宴會，只是無法拒絕而已。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寫信給我，勸我離開青島到北大教書，他說：「你來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極司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回請「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裡吃飯，菜是胡太太親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鍋」。一隻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一尺，熱騰騰地端了上桌，裡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皮餃，緊底下是蘿蔔白菜。胡先生詳細介紹這一品鍋，告訴我們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矣。對於胡太太的烹調的本領，他是讚不絕口的。他認為另有一樣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辦的，那就是蛋炒飯—─飯里看不見蛋而蛋味十足，我雖沒有品嘗過，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飯放在攪好的蛋里拌勻後再下鍋炒。 胡先生不以書法名，但是求他寫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歡寫。他做中國公學校長的時候，每星期到吳淞三兩次，我每次遇見他都是看到他被學生們里三層外三層的密密圍繞著。學生要他寫字，學生需要自己備紙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紙，一盤一盤的墨汁。他進屋之後就伸胳膊挽袖子，揮毫落紙如雲煙，還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勢。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當工整，從來不肯作行草，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樣子。不像瘦金體沒有那一份勁逸之氣，可是不俗。胡先生說起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點翰林時所寫的以黑、大、圓、光著名的墨卷迥異其趣，胡先生曾問過他，以他那樣的字何以能點翰林，蔡先生答說：「也許是因為當時最流行的是黃山谷的字體罷！」 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認真地作事，嚴肅地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做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地說。聖經里便是時常使用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並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 趙甌北的一首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也是胡先生所愛好的，顯然是因為這首詩的見解頗合於提倡新文學者的口味。胡先生到台灣後，有一天我請他到師大講演，講的是「中國文學的演變」，以六十八高齡的人猶能談上兩個鐘頭而無倦色。在休息的時間，《中國語文一月刊》請他題字，他題了三十多年前的舊句：「山風吹散了窗紙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胡先生畢生服膺科學，但是他對於中醫問題的看法並不趨於極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臉紅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傅斯年先生反對中醫，有一次和提倡中醫的孔庚先生在國民參政會席上相對大罵幾乎要揮老拳。）胡先生篤信西醫，但也接受中醫治療。 民國十四年二月孫中山先生病危，從醫院遷出，住進行館，改試中醫，由適之先生偕名醫陸仲安診視。這一段經過是大家知道的。陸仲安初無藉藉名，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績溪會館所以才認識胡先生，偶然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為他揄揚，名醫之名不脛而走。事實上陸先生亦有其不平凡處，盛名固非幸致。十五六年之際，我家裡有人患病即常延陸來診。陸先生診病，無模稜兩可語，而且處方下藥分量之重令人驚異。藥必須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則不悅。每服藥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點的藥鍋便放不進去。貴重的藥更要大量使用。他的理論是：看準了病便要投以重劑猛攻。後來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請吃花酒，我發現陸先生亦為席上客，那時候他已是大腹便便、僕僕京滬道上專為要人治病的名醫了。 胡先生左手背上有一肉瘤隆起，醫師勸他割除，他就在北平協和醫院接受手術，他告訴我醫師們動手術的時候，動用一切應有的設備，鄭重其事地為他解除這一小患，那份慎重將事的態度使他感動。又有一次乘船到美國去開會，醫師勸他先割掉盲腸再做海上旅行，以免途中萬一遭遇病發而難以處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術。 我沒看見過胡先生請教中醫或服中藥，可是也不曾聽他說過反對中醫中藥的話。 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後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別人的壞話。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干的閒話之後喟然而嘆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輒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徐志摩給我的一封信里有「胡聖潘仙」一語，是因為胡先生向有「聖人」之稱，潘光旦只有一條腿，可躋身八仙之列，並不完全是戲謔。 但是譽之所至，謗亦隨之。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適與國運》匿名小冊子（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胡先生興奮地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返台定居，本來是落葉歸根非常明智之舉，但也不是沒有顧慮。首先台灣氣候並不適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陳之藩先生的信就說：「請胸部大夫檢查兩次X光照片都顯示肺部有弱點（舊的、新的）。此君很不贊成我到台灣的『潮冷』又『潮熱』的氣候去久住。」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早就說過：「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為久居之計。不管別人歡迎不歡迎，討厭不討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可見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只好寫寫《胡適與國運》罷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圖舉行「中美文化合作會議」發表的一篇講演，是很重要的文獻，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台灣《中央日報》有中文譯稿。在這篇講演里胡先生歷述中國文化之演進的大綱，結論是：「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並未被毀滅，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毀滅！」大聲疾呼，為中國文化傳統作獅子吼，在座的中美聽眾一致起立歡呼鼓掌久久不停，情況是非常動人的。事後有一位美國學者稱道這篇演講具有「丘吉爾作風」。我覺得像這樣的言論才算得是弘揚中國文化。當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複印信給我看，是當地主人華盛頓大學校長歐地嘉德先生特意複印給胡先生的。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誰不問可知，是寫給歐地嘉德的，具名連署的人不下十餘人之多，其中有「委員」、有「教授」，有男有女。信的主旨大概是說：胡適是中國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此番出席會議未經合法推選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資格，特予鄭重否認云云。我看過之後交還了胡先生，問他怎樣處理，胡先生微笑著說：「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適與國運》。 胡先生在師大講演中國文學的變遷，彈的還是他的老調。我給他錄了音，音帶藏師大文學院英語系。他在講詞中提到律詩及評劇斥為「下流」。聽眾中喜愛律詩及評劇的人士大為驚愕，當時面面相覷，事後議論紛紛。我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中國律詩的藝術之美，評劇的韻味，都與胡先生始終無緣。八股、小腳、鴉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惡痛絕的，我們可以理解。律詩與評劇似乎應該屬於另一範疇。 胡先生對於禪宗的歷史下過很多功夫，頗有心得，但是對於禪宗本身那一套奧義並無好感。有一次朋友宴會飯後要大家題字，我偶然地寫了「無門關」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驚，因此談起禪宗，我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幾部書，胡先生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 * * [1]　努生指羅隆基。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 [2]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於江蘇寶山，著名社會學家。 [3]　葉恭綽（1881—1968）現代著名詞學家、書畫家、鑑賞家、收藏家，廣東番禺人。 憶沈從文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中央日報》方塊文章井心先生記載著：「以寫作手法新穎，自成一格……的作者沈從文，不久以前，在大陸因受不了迫害而死。聽說他喝過一次煤油，割過一次靜脈，終於帶著不屈服的靈魂而死去了。」 接著又說：「他出身行伍，而以文章聞名；自稱小兵，而面目姣好如女子，說話、態度爾雅、溫文……」「他寫得一手娟秀的《靈飛經》……」這幾句話描寫得確切而生動，使我想起沈從文其人。 我現在先發表他一封信，大概是民國十九年間他在上海時候寫給我的。信的內容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但是幾個字寫得很挺拔而俏麗。他最初以「休芸芸」的筆名向《晨報副鐫》投稿時，用細尖鋼筆寫的稿子就非常出色，徐志摩因此到處揄揚他。後來他寫《阿麗思中國遊記》分期刊登《新月》，我才有機會看到他的筆跡，果然是秀勁不凡。 從文雖然筆下洋洋灑灑，卻不健談，見了人總是低著頭羞答答的，說話也是細聲細氣。關於他「出身行伍」的事他從不多談。他在十九年三月寫過一篇《從文自序》，關於此點有清楚的交代，他說：「因為生長地方為清時屯戍重鎮，綠營制度到近年尚依然存在，故於過去祖父曾入軍籍，做過一次鎮守使，現在兄弟及父親皆仍在軍籍中做中級軍官。因地方極其偏僻，與苗民雜處聚居，教育文化皆極低落，故長於其環境中的我，幼小時顯出生命的那一面，是放蕩與詭詐。十二歲我曾受過關於軍事的基本訓練，十五歲時隨軍外出曾做上士。後到沅州，為一城區屠宰收稅員，不久又以書記名義，隨某剿匪部隊在川、湘、鄂、黔四省邊上過放縱野蠻約三年。因身體衰弱，年齡漸長，從各樣生活中養成了默想與體會人生趣味的習慣，對於過去生活有所懷疑；漸覺有努力位置自己在一陌生事業上之必要。因這憧憬的要求，糊糊塗塗地到了北京。」這便是他早年從軍經過的自白。 由於徐志摩的吹噓，胡適之先生請他到中國公學教國文，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因為一個沒有正常適當學歷資歷的青年而能被人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是很不容易的。從文初登講壇，怯場是意中事，據他自己說，上課之前做了充分準備，以為資料足供一小時使用而有餘，不料面對黑壓壓一片人頭，三言兩語就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剩下許多時間非得臨時編造不可，否則就要冷場，這使他頗為受窘。一位教師不善言辭，不算是太大的短處，若是沒有足夠的學識便難獲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從文雖然不是頂會說話的人，仍不失為成功的受歡迎的教師。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需要有啟發別人的力量才不愧為人師，在這一點上從文有他獨到之處，因為他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好學深思的性格。 在中國公學一段時間，他最大的收穫大概是他的婚姻問題的解決。英語系的女生張兆和女士是一個聰明用功而且秉性端莊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藝的張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姐。從文因授課的關係認識了她，而且一見鍾情。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墮入情網，時常是一往情深，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文儘管顛倒，但是沒有得到對方青睞。他有一次急得想要跳樓。他本有流鼻血的毛病，幾番挫折之后蒼白的面孔愈發蒼白了。他會寫信，以紙筆代喉舌。張小姐實在被纏不過，而且師生戀愛聲張開來也是令人很窘的，於是有一天她帶著一大包從文寫給她的信去謁見胡校長，請他做主制止這一擾人舉動的發展。她指出了信中這樣的一句話：「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我也要你的肉體。」她認為這是侮辱。胡先生皺著眉頭，板著面孔，細心聽她陳述，然後綻出一絲笑容，溫和地對她說：「我勸你嫁給他。」張女士吃一驚，但是禁不住胡先生誠懇的解說，居然急轉直下默不作聲地去了。胡先生曾自詡善於為人作伐，從文的婚事得諧便是他常常樂道的一例。 在青島大學從文教國文，大約一年就隨楊振聲（今甫）先生離開青島到北平居住。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頤和園賃屋消暑，和他做伴的一位乾女兒，自稱過的是帝王生活，優哉游哉地享受那園中的風光湖色。此時從文給今甫做幫手，編中學國文教科書，所以也常常在頤和園出出進進。書編得很精彩，偏重於趣味，可惜不久抗戰軍興，書甫編竣，已不合時代需要，故從未印行。 從文一方面很有修養，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之士。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他的作品有四十幾種，可謂多產，文筆略帶歐化語氣，大約是受了閱讀翻譯文學作品的影響。 此文寫過，又不敢相信報紙的消息，故未發表。讀聶華苓女士作《沈從文評傳》[1]，果然好像從文尚在人間。人的生死可以隨便傳來傳去，真是人間何世！ * * * [1]　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紐約Twayne publisher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