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流浪的中國人 · 所感事——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這一段路給我的印象很深，二十多年後我再經過這條街則已變為坦平大道面目全非，但是我還是懷念那久已不復存在的湫隘的陋巷。我是在這些陋巷中生長大的，這是我的故鄉。 回憶抗戰時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數日後北大同事張忠紱先生匆匆來告：「有熟人在偵緝隊里，據稱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單中。走為上策。」遂約定翌日早班火車上見面，並通知了葉公超先生同行。公超提議在火車上不可交談，佯為不識。在車上我和忠紱坐在一起，公超則遠遠地坐在一隅，真箇的若不相識。在車上不期而遇的還有樊逵羽先生、胡適之太太和另外幾位北大同事。火車早晨開行，平常三小時左右可到天津，這一天兵車擁擠，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大家都又餓又累。雜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國飯店，暫時安歇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前程。我們是第一批從北平逃出來的學界中人。 我從帝國飯店搬到皇宮飯店，隨後搬到友人羅努生、王右家的寓所。努生有一幅詳細的大地圖，他用大頭針和紙片製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紅的代表我軍，我們每天晚上一面聽無線電廣播，一面按照當時戰況將紅旗白旗插在地圖上面。令人喪氣的是津浦線上白旗咄咄逼人，紅旗步步後退。我們緊張極了，干著急。 每天下午努生和我到意租界益世報館，努生是《益世報》總編輯，每天要去照料，事實上報館的一切都由總經理生寶堂先生負責。平津陷落以後報館只是暫時維持出版，隨時有被查禁之虞，因為我們過去一向主張抗日。到報館去要經過一座橋，橋上有日寇哨檢查行人，但不扣查私人汽車。有一天上午生寶堂先生坐車過橋去上班，被日兵攔截，押往日軍司令部，司機逃回報館報告，報館當即以電話通知努生勿再冒險過橋，報館業務暫時停頓。生寶堂夫人是法籍，由法人出面營救亦無下文。從此生寶堂先生即不知下落。不知下落便是被害的意思。抗戰期間多少愛國志士慘遭敵手而默默無聞未得表彰，在我的朋友中生寶堂先生是第一個被害的。 情勢日急，努生、右家和我當即決定，右家留津暫待，努生和我立即繞道青島到濟南遄赴南京向政府報到，我們願意共赴國難。離開北平的時候我是寫下遺囑才走的，因為我不知道我此後命運如何。我將盡我一份力量為國家做一點事。 到了南京我很失望，因為經過幾次轟炸，各方面的情形很亂。有人告訴我們到中研院的一個招待所去，可以會到我們想見的人。努生和我去到那裡，屋裡擠滿了人，忽警報之聲大作，大家面面相覷，要躲也無處躲，我記得傅孟真先生獨自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樓梯底下，面色凝重地坐在那裡。在南京周旋了兩天，教育部發給我二百元另岳陽丸頭等船票一張，教我急速離開南京，在長沙待命。於是我和努生分手，到長沙待命去了。 說起岳陽丸，原是日本的商船之一，航行於長江一帶。漢奸黃秋岳（行政院參事）走漏消息，日本船艦逃出了江陰要塞，岳陽丸是極少數沒有逃出的商輪之一，被我扣留。下關難民擁擠萬狀，好不容易我擠上了船，船上居然還有熟人，楊金甫、俞珊、葉公超、張彭春等，而且船上居然每日開出三餐「大菜」。國難日殷，再看著船上滿坑滿谷的難民，如何能夠下咽。 三天後，舟泊岳陽城下。想起杜工部的詩句：「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亂世羈旅，千古同嗟。抵長沙後，公超與我下榻青年會。我偷閒到湘潭訪友，信宿而返。時樊逵羽先生也到了長沙，在韭菜園賃屋為北大辦事處，我與公超遂遷入其中。長沙待命日久，無事可做，北大同人亦漸多南下。我與樊先生先後相繼北上，蓋受同人之託前去接眷。我不幸搭乘順天輪，到威海衛附近船上發現霍亂，遂在大沽口外被禁二十一天之後方得上岸。 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我被推選為參政員，於是搭船到香港飛到漢口。從此我加入參政會連續四屆，直到勝利後參政會結束為止。參政會是戰時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象徵，並無實權。其成員包括各方面的人，毛澤東、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鄧穎超、秦邦憲、陳紹禹等人也在內。我在參政會裡只做了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奉派參加華北慰勞視察團，由重慶出發，而成都，而風翔，而西安，而洛陽，而鄭州，而襄樊，而宜昌，遵水路返重慶，歷時兩個月，訪問了七個集團軍司令部。時值寒冬，交通不便，柴油破車隨時拋錨。我們臨時決定，團員六人分為兩組，一組留在洛陽，一組渡黃河深入中條山。我自告奮勇渡河，上山下山騎馬四天，親身體驗了最前線將士抗戰之艱苦。 我對抗戰沒有貢獻，抗戰反倒增長了我的經驗和見識。我看到了敵人的殘酷，士兵的辛勞，同時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華北鄉下的平民的貧困與愚暗。至於將來抗戰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局面，沒有人不抱隱憂的。 二 我在漢口的時候，張道藩先生（時任教育部次長）對我說，政府不久就要遷到重慶，參政會除了開會沒有多少事做，他要我參加教育部的「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委員會分四組：總務、中小學教科書、青年讀物、民眾讀物，以中小學教科書為最繁重。道藩先生要我擔任教科書組主任，其任務是編印一套教科書，包括國文、史、地、公民四科，供應戰時後方急需。因為前後方交通梗塞，後方急需適合抗戰情勢的教科用書，非立即趕編不可。我以缺乏經驗未敢應命，道藩亦頗體諒，他說已聘李清悚先生為副主任，李先生為南京中學校長，不但有行政經驗，而且學識豐富，可資臂助。我以既到後方，理宜積極參加與抗戰有關之工作，故亦未固辭。委員會設在重慶兩路口附近山坡上，方在開辦，李先生獨任艱巨，我僅每周上班一天，後因疏散到北碚，我亦隨同前去，就每天上班工作了。事實上，工作全賴清悚先生一人擘畫，我在學習。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很需要技巧，不是任何學者都可以率爾操觚的。因為編教科書，一方面需要學識，一方面也要通教育心理，在編排取捨之間才能合用。越是低級的教科書，越難編寫。 教科書組前後羅致的人才，國文國語方面有朱錦江、徐文珊、崔紉秋，公民方面有夏貫中、徐愨、汪經憲，史地方面有蔣子奇、汪紹修、聶家裕、徐世璜、桑繼芬等數十位。有專門繪圖的人員配合工作。全套好幾十本書分批剋期完稿付印校對，然後供應後方各地學校使用，工作人員緊張無比，幸而大致說來未辱使命。首功應屬李清悚先生。時間匆促，間或偶有小疵，我記得某君在參政會小組會議中大放厥詞，認為這套教科書誤人子弟，舉一個宋朝皇帝的名字有誤為例。我當即挺身辯護，事後查明原稿不錯，僅是手民之誤，校對疏忽而已。抗戰期間我有機會參加了這一項工作，私心竊慰，因為這是特為抗戰時期需要而做的。在抗戰之前數年，國防會議曾撥款由王世傑先生負責主編一套中學教科書，國文由楊振聲、沈從文二先生主編，歷史由吳晗先生主編，公民由陳之邁先生主編，僅完成一部分，交教育部酌量採用。國文歷史部分稿件，我曾與清悚先生共同看過，僉以為非常高明，但不適於抗戰時期，決定建議不予採用，而重新編寫，對於此事甚感遺憾。清悚對手吳晗先生之歷史尤為傾服，因為其中甚多創見，可供教師參考。陳之邁先生之公民則未曾拜讀。 委員會後來與設在白沙之國立編譯館合併，我因事忙辭去教科書組主任。這時候抗戰已漸近勝利。有一天王雲五先生約我到重慶白象街商務印書館晤談，我應邀往。雲五先生的辦公室只是小屋一間，四壁蕭然，一桌二椅兩張帆布床。一張是他自己睡覺用的，另一張是他的兒子王學哲先生的。抗戰時期辦公處所差不多都是這樣簡陋，而雲五先生尤其是書生本色，我甚為欽佩。他邀我為商務印書館主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他說他看了我主編的教科書，認為我有了必要的經驗。據他揣想，勝利之後一定有新的局面展開，中小學教科書大概可以開放民營，所以他要事先準備一套稿件，隨時付印應市。他很爽快，言明報酬若干，兩年完成。我們沒有任何手續，一言為定。我於是又開始約集友人編纂再一套教科書。這一套書與抗戰無關，較少限制，進行十分順利，如期完成。不料抗戰勝利之後，大局陡變，教科書仍由政府辦理。我主編的一大箱書稿只好束之高閣了。 抗戰八年，我主編了兩套中小學教科書，其中辛苦一言難盡。茲舉一例。小學國語之國定本，是由崔紉秋女士執筆的，她比我年長，曾任山東模範國小教師數十年。國語第一冊第一課是「來，來，來上學」。有人批評，這幾個字筆畫太多，不便初學。這批評也有理，我們只好虛心檢討。等我為商務印書館主編教科書的時候，我就邀請一位批評我相當嚴厲的朋友來執筆，這位朋友是著名的文學家，沒想到一個月後把預支稿酬退回，據說第一冊第一課實在編不出來。於是我又請李長之先生編寫，幾經磋商，第一冊第一課定為「去，去，去上學」，是否稍有進步，我也不知道。正說明編教科書實在不易，不親自嘗試不知其難。 三 國立編譯館遷到北碚與教科用書編委會合併，由教育部部長自兼館長，原館長陳可忠先生改為副館長。合併後的組織是：總務組、人文組、自然祖、社會組、教科書組、教育組，另設大學用書編委會、翻譯委員會，全部人員及眷屬約三百人。我任社會組主任兼翻譯委員會主任。這兩部分的職務也不輕。 社會組主管的是編寫民眾讀物及劇本的編作。所謂民眾讀物就是通俗的小冊子，包括鼓詞、歌謠、相聲、小說之類，以宣揚中國文化及鼓勵愛國打擊日寇為主旨。在這方面，我們完成了二百多種，大量印發各地民眾教育機構。不知道這算不算「抗戰文藝」，大概宣傳價值大於文藝價值，現在事過境遷，沒有人再肯過問這種作品了。主持民眾讀物計劃的是王向辰先生，筆名老向，河北保定人，在定縣平教會做過事，深知民間疾苦，筆下也好。在一起編寫民眾讀物的有蕭柏青、席徵庸、王愚、解方等幾位先生。在戲劇方面，除了閻金鍔寫了一本《中國戲劇史》之外，我們的主要工作是修訂評劇劇本，把不合理的情節及字句大加修訂，而不害於原劇的趣味與結構，這工作看似容易，實則牽涉很多，大費手腳。參加此項工作的有姜作棟、林柏年、陳長年、匡直、吳伯威、張景蒼等幾位。共完成了七十餘種，由正中出版者計四十四種，名為《修訂評劇選》。我們也注意到場面，所以有「鑼鼓經」之製作，請了專家師傅於大家下班之後敲敲打打起來，一面用較進步的方法做成紀錄。大家學習的興致很高，事後也有了實驗的機會。 編譯館為了勞軍演了兩次戲，一是話劇陳綿譯的法國名劇《天網》，演出於露天的北碚民眾會場，由國立劇專畢業的張石流先生導演，演員包括王向辰、蕭柏青、沈蔚德、龔業雅和我。演出效果自覺不佳，可是觀眾踴躍。又一次是評劇，我們有現成的場面，只外約了一位打鼓佬。行頭難得，在後方只有王泊生先生山東實驗劇院有完整的衣箱，時王先生不在北碚，我出面向王夫人吳瑞燕女士商借，這衣箱是從不外借的，吳瑞燕女士竟一口答應，無條件地借給我們了。演戲兩齣，一是《九更天》，陳長年主演，他是劇校出身，功夫紮實。一是《刺虎》，由姜作棟演一隻虎，他的臉譜得自錢金福親授，氣勢非凡，特煩國立禮樂館的張充和女士演費貞娥，唱做俱佳，兩位表演大為成功。兩劇之間由老舍和我表演了兩段相聲，也引起觀眾的欣賞。這些活動勉強算是與抗戰有關。 翻譯委員會雖然人手有限，也做了一點事。一項繁重的工作是英譯《資治通鑑》。和人文組主任鄭鶴聲先生往復商酌，想譯一部中國歷史，不知譯哪一部好，最後決定譯這編年體的《資治通鑑》。由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二人負責翻譯，楊先生是牛津留學生，戴女士是著名漢學家之女，二人合作，相得益彰。戴不需上班，在家工作。這在編譯館是唯一例外的安排。《資治通鑑》難譯的地方很多，例如歷代官職的名稱就不易做恰當的翻譯。工作緩緩進行，到抗戰勝利時完成三分之一弱，以後是否繼續，就不得而知了。此外如李味農先生譯毛姆孫的《羅馬史》，孫培良先生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王思曾先生譯薩克萊的《紐康氏家傳》，都是有分量的工作，雖與抗戰無關，卻是古典名著。 講到抗戰時期的生活，除了貪官奸商之外，沒有不貧苦的，尤以薪水階級的公教人員為然。有人感慨地說：「一個人在抗戰時期不能發財，便一輩子不能發財了。」在物質缺乏通貨膨脹之際，發財易如反掌。有人囤積螺絲釘，有人囤積顏料，都發了財。跑國際路線帶些洋貨也發了財。就是公教人員沒有辦法，中等階級所受打擊最大。 各公共機構都奉命設立消費合作社。編譯館同人公推我為理事會主席，龔業雅為經理，舒傅儷、朱心泉、何萬全為辦事員。我們五個人通力合作，抱定涓滴歸公的宗旨為三百左右社員謀取福利。我們的業務繁雜，主要工作之一是辦理政府頒發的配給物資。米最重要，每口每月二斗。米由船運到北碚江邊，要我們自己去領取運到館址分發，其間頗有耗損。運到之後，一袋袋的米堆在場上成一小丘，由請來的一位師傅高高地蹲坐在丘巔之上，以他的特殊技巧為大家分米。儘管他的技術再高，分配下來總還差一點，後來者就要向隅。為避免這現象，我決定每人於應領之分取出一小碗，以備不足。有時因為分配完畢之後又多出一些，我便把剩餘部分賣掉，以所得之錢分給大家。如此大家都沒有異議。每次看到大家領米，有持洗臉盆的，有拿鐵桶的，有用枕頭套的，分別負米而去，景象非常熱鬧。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爾。米多稗及碎石，也未便深責了。 油也是配給的。人只有在缺油的時候才知道油的重要。我小時候，聽說鄉下人吃「錢兒油」，以木籤穿錢孔，伸入油缽中提取油，以為是笑話。現在才知道油是不容耗費的物資。領油的人自備容器，大小形狀各異，挹注之間偶有出入勢所難免，以致引起紛爭，我們絕對容忍只求息事寧人。油不僅供食用，點燈也要用它。燈草油燈是我小時最普通的照明用具，如今乃又見之。兩根燈草，一燈如豆，只有在讀書寫作或打麻將的時候才肯加上幾根燈草。 重慶有物資局，供應平價物品，局長先是何浩若先生，後為熊祖同先生，都是我的同學。最重要的物品之一是布匹。公教人員入川，沒有多少行裝，幾年下來最先磨破的是西裝褲。臀部打的補丁到處可見。後方最普通的衣料是芝麻呢，乃粗糙的黑白點的布料。我們從物資局大量購入布匹，以及牙刷毛巾肥皂之類的日用品，運到之日我書寫物品價單，門前若市。對我們中國人，糖不是必需品，何況四川也產糖，只是運輸不便。我們派專人到內江大量採購，搭小船運來，大為人所艷羨。 合作社不以牟利為目的，可是年終還有紅利可分。平素收支分明，但是月底盤貨清賬，有時常有虧空，賬目難以平衡。算盤打到深夜，無法結賬，我乃在賬簿上大書「本月虧空若干元」，作為了結。這是不合法的，但是合作事業管理局派員前來查賬，竟以此為「不做假賬」之明證，特予褒揚，列為辦理最優。我們辦合作社，都沒有任何報酬，唯一安慰是得到了社員的絕對信任。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事誠有之。但這是以某些特殊階級為限，一般公教人員和老百姓在物資缺乏物價高漲的壓力之下，餬口不易，遑言緊吃？後方的生活清苦是普遍的事實。 四 遇到敵機空襲採取避難措施，一般人稱之為「跑警報」。 北碚不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經過好幾次空襲。第一次空襲出於意外，機槍掃射傷了正在體育場上忙碌的郝更生先生。那時我正在新村的一小樓上瞭望，數著敵機編隊共有幾架，猛聽得噝噝的幾聲劃空而下，緊接著就是嘭嘭的幾聲響，原來是幾顆燃燒彈落下了，沒有造成什麼損失，我在樓前還拾得幾塊炸彈殘片。又有一次轟炸北碚對岸黃桷樹的復旦大學，當時何浩若先生正和復旦文學院長孫寒冰先生在室內下象棋，一聲爆炸，何浩若鑽到桌下，孫寒冰往屋外跑，才出門就被一塊飛起的巨石砸死！經過幾次轟炸，大家漸有經驗，同時防空洞的挖掘也到處進行。編譯館有兩個防空洞，可容數百人。緊急警報一響，大家陸續入洞，有人帶著小竹凳，有人攜著水瓶，有人提著飯盒，有些人手裡還少不得一把芭蕉葉。有人入洞前先要果腹，也有人入洞前必須如廁。如果敵機分批來襲，形成疲勞轟炸，情況便很嚴重。初，記不得是哪一年，大概是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吧，五月三日重慶在轟炸中死傷了一些人，翌日我乘船去探望住在戴家巷二號的一位好友。到達重慶之後，我先在臨江門夫子廟一帶巡視，看見街上有一列蓋著草蓆的死屍，每人兩隻光腳都露在外面。在戴家巷二號坐了不久，警報又嗚嗚響，我們沒有躲避，在客廳里坐以待彈。果然一聲巨響屋角塌了下來，塵埃瀰漫，我們不約而同地鑽在一張大硬木桌底下。隨後看見火光四起，乃相偕逃出門外，只見街上人潮洶湧，憲兵大聲吼叫：「到江邊去，到江邊去！」我們不由自主地隨著人潮前進，天已黑了下來，只有火光照耀，下陡坡看不見台階，只好大家手牽著手摸索下坡，汗如雨下，狼狽至極。摸索到了海棠溪沙洲之上，時已午夜，山城高聳一片火海。竹築的房屋燒得噼噼啪啪響，有如爆竹。希臘《荷馬史詩》描寫脫愛城破時的景象不知是不是這個樣子。看著火勢漸殺，才相率爬坡回去。戴家巷二號無恙，我在臨江門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保留的一間房子則已門窗洞開全被消防水浸。這便是有名的五四大轟炸。 經此一炸，大家才認真空防。我既已疏散到北碚，沒事便不再到重慶。重慶有一個大隧道，可容一兩千人避難。有一次敵機肆虐，日夜不停，警憲為維持秩序在洞口大門上鎖。裡面人多，時間一久，氧氣漸不敷用，起先是油燈一個個地熄滅，隨後有人不支，最後大家鼓譟，群起外涌，自相踐踏，出路壅塞，活活窒息而死者千人左右。警報解除後，有人在某部大樓上俯瞰，見有大車數十輛裝運光溜溜的屍體像死魚一樣。這一慘案責任好像未加深究，市長記大過一次。 本來我在致力於莎士比亞的翻譯，一年譯兩齣，入川後沒有任何參考書籍可得，僅完成《亨利四世·下篇》一種。從廣告上看到《亨利四世·上篇》之新集注本出版，我千方百計地懇求有機會出國的至親好友給我購買一冊，他們各自帶回不少洋貨分贈給我，但是不及買書一事。抗戰時期想要一本書，其難如此！在偶然的情形之下，我譯了《咆哮山莊》小說一冊，又譯了伊利奧特的一個中篇《吉爾菲先生的情史》。此外便是給劉英士先生主編的《星期評論》寫了一些短文，以後輯成《雅舍小品》。抗戰八年之中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就記憶所及，略如本文所述。慚愧慚愧。 北平年景 過年須要在家鄉里才有味道。羈旅淒涼，到了年下只有長吁短嘆的份兒，還能有半點歡樂的心情？而所謂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無雙親，下無兒女，剩下伉儷一對，大眼瞪小眼，相敬如賓，還能製造什麼過年的氣氛，北平遠在天邊，徒縈夢想，童時過年風景，尚可回憶一二。 祭灶過後，年關在邇。家家忙著把錫香爐、錫蠟簽、錫果盤、錫茶托，從蛛網塵封的箱子裡取出來，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宮燈、紗燈、牛角燈，一齊出籠。年貨也是要及早備辦的，這包括廚房裡用的乾貨，拜神祭祖用的蘋果乾果，等等，屋裡供養的牡丹水仙，孩子們吃的粗細雜拌兒。蜜供是早就在白雲觀訂製好了的，到時候用紙糊的大筐簍一碗一碗裝著送上門來。家中大小，出出進進，如中風魔。主婦當然更有額外負擔，要給大家製備新衣新鞋新襪大衫，儘管是布鞋布襪布大衫，總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過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懸掛在廳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剛怒目，在香菸繚繞之中，享用蒸煙，這時節孝子賢孫磕頭如搗蒜，其實亦不知所為何來，慎終追遠的意思不能說沒有，不過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點燭、磕頭，緊接著是撤供，圍桌吃年夜飯，來不及慎終追遠。 吃是過年的主要節目。年菜是標準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別處理下咽。一鍋燉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兒、魚凍兒、肉皮辣醬，成缸的大醃白菜、芥菜疙瘩——管夠。初一不動刀，初五以前不開市，年菜非囤積集不可，結果是年菜等於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後已。 「好吃不過餃子，舒服不過倒著」，這是鄉下人說的話，北平人稱餃子為「煮餑餑」，城裡人也把煮餑餑當作好東西，除了除夕消夜不可少的一頓之外，從初一至少到初三，頓頓煮餑餑，直把人吃得頭昏腦漲。這種疲勞填充的方法頗有道理，可以使你長期地不敢再對煮餑餑妄動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後明年再說。除夕消夜的那一頓，還有考究，其中一隻要放一塊銀幣，誰吃到那一隻主交好運。家裡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運地一口咬到，誰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腳，誰都心裡有數。 孩子們須要循規蹈矩，否則便成了野孩子，惟有到了過年時節可以沐恩解禁，任意地做孩子狀。除夕之夜，院裡撒滿了芝麻秸兒，孩子們踐踏得咯吱咯吱響是為「踩歲」。鬧得精疲力竭，睡前給大人請安，是為「辭歲」。大人摸出點什麼作為賞齎，是為「壓歲」。 新正是一年復始，不准說喪氣話，見面要道一聲「新禧」。房樑上有「對我生財」的橫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萬事如意」的直條，天棚上有「紫氣東來」的斗方，大門上有「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對聯。牆上本來不大幹淨的，還可貼上幾張年畫，什麼「招財進寶」、「肥豬拱門」，都可以收補壁之效。自己心中想要獲得的，寫出來畫出來貼在牆上，俯仰之間仿佛如意算盤業已實現了！ 好好的人家沒有賭博的。打麻將應該到八大胡同去，在那裡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還有佳麗環列。但是過年則幾乎家家開賭，推牌九、狀元紅，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賭禁的開放可以延長到元宵，這是唯一的家庭娛樂。孩子們玩花炮是沒有膩的。九隆齋的大花盒，七層的九層的，花樣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衝天炮、二踢腳、太平花、飛天七響、炮打襄陽，還有我們自以為值得驕傲的可與火箭媲美的「旗火」，從除夕到天亮徹夜不絕。 街上除了油鹽店門上留個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裡面常是鑼鼓齊鳴，狂擂亂敲，無板無眼，據說是夥計們在那裡發泄積攢一年的怨氣。大姑娘小媳婦擦脂抹粉地全出動了，三河縣的老媽兒都在頭上插一朵顫巍巍的紅絨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婦出動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頭小伙子亂鑽亂擠。於是廠甸擠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幾個露天茶座坐著幾個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沒有什麼可看，但是入門處能擠死人！火神廟裡的古玩玉器攤，土地祠里的書攤畫棚，看熱鬧的多，買東西的少。趕著天晴雪霽，滿街泥濘，涼風一吹，又滴水成冰，人們在冰雪中打滾，甘之如飴。「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對於大家還是有足夠的誘惑。此外如財神廟、白雲觀、雍和宮，都是人擠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凍得通紅。 新年狂歡拖到十五。但是我記得有一年提前結束了幾天，那便是一九一二年，陰曆的正月十二日，在普天同慶聲中，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先生嗾使北軍第三鎮曹錕駐祿米倉部隊譁變掠劫平津商民兩天，這開國後第一個驚人的年景使我到如今不能忘懷。 記得當時年紀小 我十歲的時候進高小，北京朝陽門內南小街新鮮胡同京師公立第三小學校。越是小時候的事情，越是記得清楚。前幾年一位無名氏先生寄我一張第三小學的大門口的照片，完全是七十多年前的樣子，一點也沒變。我看了之後，不知是歡喜還是惆悵，總之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猜想到這位無名氏先生是誰，因為他是我的第三小學的同學，雖然先後差了好幾十年。我曾寫過一篇小文《我在小學》，收在《秋室雜憶》里，提到教我唱歌的時老師。現在再談談我小時候唱歌的情形。 我的啟蒙的第一首歌是《春之花》。調子我還記得，還能哼得上來，歌詞卻記不得了。頭兩句好像是：「春光明媚好花開，如詩如畫如錦繡。」唱歌是每周一小時，總在下午，搖鈴前兩名工友抬進教室一架小小的風琴。當時覺得風琴是很奇妙的東西，老師用兩腳踏著兩塊板子，鼓動風箱，兩手按鍵盤，其聲嗚嗚然，成為各種調子。《春之花》的調子很簡單，記得只有六句，重疊反覆，其實只有三句，但是很好聽。老師扯著沙啞的嗓音，先唱一遍，然後他唱一句，全班跟著唱一句，然後再全首唱一遍，全班跟著全首唱一遍。唱過三五遍，搖鈴下課了，校工忙著把風琴抬出去。這風琴是一寶，各班共用，學生們不准碰一下的。 唱歌這一堂課最輕鬆，課前不要準備，扯著喉嚨吼就行。老師也不點名，也不打分數考試。唱歌和手工一課都是我們最歡迎的，而且老師都很和藹。 有一首歌，調子我也記得，歌詞記得幾句，是這樣開始的： 亞人應種亞洲田， 黃種應享黃海權， 青年，青年， 切莫同種自相殘， 坐教歐美著先鞭！ 不怕死，不愛錢， 丈夫決不受人憐。 這首歌聲調比《春之花》雄壯，唱起來蠻有勁的，但是不大懂詞的意義。是誰「同種相殘」？這歌是日本人作的，還是中國人作的，用意何在？怎麼又冒出「不怕死，不愛錢」的話？何謂「不受人憐」？老師不講解，學生也不問，我一直糊塗至今。但是這首歌我忘不了。 還有所謂軍歌，也是學生們喜歡學著唱的。當時有些軍隊駐紮在城裡，東城根兒祿米倉就是一個兵營，一隊隊的兵常出來在大街小巷裡快步慢步地走，一面走還一面唱。我是一放學就回家，不在街上打滾，所以很少遇到隊伍唱歌，可是間接地也聽熟了軍歌的幾個片段，如：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逞英雄。 還有張翼德， 他奶奶的硬是凶， 哇啦哇啦吼兩聲， 嚇退了百萬兵。 歌詞很粗淺，合於一般大兵的口味，也投小學生的喜愛，我常聽同學們唱軍歌，自己也不禁地有時哼兩句。 我十四歲進清華中等科，一年級還有音樂，好像是一種課外活動。教師是一位美國人，Miss Seeley，丰姿綽約，是清華園裡出色的人物。她教我們唱歌，首先是唱校歌，校歌是英文，也有中譯，但是從來沒有人用中文唱校歌。我不喜歡用英文唱校歌，所以至今我記不得怎樣唱了。可是我小時嗓音好，調門高，經過測驗就被選入幼年歌唱團，有一次還到城裡青年會做過公開演唱會。同班的應尚能有音樂天才，唱低音，那天在青年會他塗黑了臉飾一黑人，載歌載舞，口裡唱著—— It' s nice to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But，it' s nicer to lie in bed． 滿堂喝彩，掌聲如雷，那盛況至今如在目前。我不久倒嗓喑啞不成聲，遂對唱歌失去興趣。有些同學喜歡星期日參加一些美國教師家裡的查經班，於是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Marching as to War……之類的歌聲洋洋乎盈耳。「一百零一首名歌」在清華園裡也不時地蕩漾起來。這皆非我之所好。我乃漸漸地成為蘭姆所謂「沒有耳朵的人」。 抗戰時期，我已近中年，中年人還唱什麼歌？寓處附近有小學，小學生的歌聲不時地傳送過來。像「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那首進行曲，聽的回數太多了，沒人教也會唱。還有一首歌我常聽小學生們唱，我的印象很深： 張老三，我問你： 你的家鄉在哪裡？ 我的家，在山西， 過河還有二十里。 張老三，我問你： 種田還是做生意？ 這樣的一問一答，張老三終於供出他是布商，而且囤積了不少布匹，贏得不少暴利，於是這首歌的最後幾句是： 一大批，一大批， 囤積在家裡。 你是壞東西， 你真該槍斃！ 這首歌大概對於囤積居奇的奸商以及一般人士發生不小的影響。 抗戰時期也有與抗戰無關的歌大為流行。例如，《教我如何不想她》雖說是模仿舊曲《四季相思》的意思，格調卻是新的，抑揚頓挫，風靡一時。使我最難忘的是《記得當時年紀小》一首小歌，作者黃自是清華同學。我學唱這首歌是在一個溫暖的季秋時節，在重慶南岸海棠山坡上，經朋友指點，反覆唱了好幾遍，事隔數十年，仍然縈繞在耳邊。 上文發表後，引起幾位讀者興趣，或來書指正，或予補充。 平群先生和劉濟華先生分別告訴我《黃族應享黃海權》那首歌的全本是這樣寫的： 黃種應享黃海權， 亞人應種亞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種自相殘， 生教歐美著先鞭！ 不怕死，不愛錢， 丈夫決不受人憐。 縱洪水滔天， 只手挽狂瀾， 方不負石磐鐵硯， 後哲先賢！ 我還是不大懂，教兒童唱這樣的歌是什麼意思。有一位來信說此歌是「九一八」以後日本人作的，我想恐怕不對，此歌流行甚早，「九一八」是二十多年後的事。不過我也疑心到此歌作者用心不善。 小民女士來信補充了《三國戰將勇》那首軍歌的好幾句，但是全文她也記不得了。 我最大的錯誤是關於《張老三》那首歌。楊沄先生來信說，《張老三》是抗戰名曲《河邊對口唱》，全文如下： ［對唱］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裡？ 我的家，在山西，過河還有三百里。 我問你，在家裡，種田還是做生意？ 拿鋤頭，耕田地，種的高梁和玉米。 為什麼，到此地，河邊流浪受孤淒？ 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無消息。 張老三，莫傷悲，我的命運不如你。 為什麼，王老七，你的家鄉在何地？ 在東此，做生意，家鄉八年無消息。 這該說，我和你，都是有家不能回。 ［合唱］仇和恨，在心裡，奔騰如同黃河水！ 黃河邊，定主意，咱們一同打回去！ 為國家，當兵去，太行山上打游擊！ 從今後，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 據楊先生說這歌曲是《黃河大合唱》中的一段，乃光未然（張光年）作詞，冼星海作曲，於民國二十八年在延安完成，此曲在台灣為禁歌。顯然的不是我文中所謂打擊囤積的奸商的歌，我之所以有此錯誤，乃因這不是我童年唱過的歌，而是後來聽孩子們常唱的，其歌唱的調子又好像和那打擊奸商的歌有些相近，所以我就把兩個歌聯在一起了。 我的女兒文薔來信告訴我，打擊奸商的歌她是唱過的，其歌詞大概是這樣的—— 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 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 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積在家裡！只為你，發財肥自己， 別人的痛苦你全不理， 你這壞東西，你這壞東西， 真是該槍斃！ 嗨！你這壞東西！ 嗨！你真該槍斃！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補記 七六年四月四日《中華日報·副刊》王令嫻女士一篇文章也提到《你這個壞東西》這首歌，記得更完全，如下： 你，你，你， 你這個壞東西！ 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喲， 你一大批，一大批， 囤積在家裡。 只管你發財，肥了自己， 別人的痛苦，你是全不理。 壞東西，壞東西， 囤積居奇，搗亂金融，破壞抗戰。 都是你！ 你的罪名和漢奸一樣的。 別人在抗戰里， 出錢又出力唷！ 只有你，整天地在錢上打主意。 想一想，你自己， 是要錢做什麼呢！ 到頭來你一個錢也帶不進棺材裡。 你這個壞東西！ 童年生活 我的童年生活，只模糊地記得一些事。北平有一童謠： 小小子兒， 坐門墩兒， 哭哭啼啼地想媳婦兒。 娶了媳婦兒幹什麼呀？ 點燈，說話兒； 吹燈，做伴兒； 早晨起來梳小辮兒。 梳小辮兒是一天中第一件大事。我是在民國元年才把小辮兒剪了去的。那時候我的辮子已有一尺多長，睡一夜覺，辮子往往就鬆散了，辮子不梳好是不准出屋門的。所以早起急於梳辮子，而母親忙，匆匆地給我梳，揪得頭皮疼。我非常厭惡這根豬尾巴。父親讀《揚州十日記》《大義覺迷錄》之類的書，常把滿軍入關之後「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事講給我們聽，我們對於辮子益發沒有好感。革命後把辮子一刀兩斷，十分快意。那時候北平的新式理髮館只有東總布胡同西口路北一處，座椅兩張。我第一次到那裡剪髮，連揪帶剪，相當痛，而且頭髮渣順著脖子掉下去。 民國以前，我的家是純粹舊式的。孩子不是一家之主，是受氣包兒。家規很嚴。門房、下房，根本不許孩子涉足其間。爺爺奶奶住的上房，無事也不准進去，父親的書房也是禁地，佛堂更不用說。所以孩子們活動的空間有限。室內遊戲以在炕上攀登被窩垛為主，再不就是用窗簾布掛在幾張桌前做成小屋狀，鑽進去坐著，彼此做客互訪為樂。玩具是有的，不外乎「打糖鑼兒的」擔子上買來的泥巴制的小蠟簽兒之類，從隆福寺買來的小「空竹」算是上品了。 我記得兒時的服裝，最簡單不過。夏天似乎永遠是一身竹布褲褂，白布是禁忌。冬天自然是大棉襖小棉襖，穿得滾圓臃腫。鞋子襪子都是自家做的，自古以來不就是以「青鞋布襪」作為高人雅士的標識嗎？我們在童年時就有了那樣的打扮。進了清華之後，才斗膽自主寫信到天津郵購了一雙白帆布鞋，才買了洋襪子穿。暑假把一雙手工做的布襪子原樣帶回家，被母親發現，才停止了布襪的供應。布鞋、毛窩，一直在腳上穿著，皮鞋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小孩子哪有不饞的？早晨燒餅油條或是三角饅頭，然後一頓面一頓飯，三餐無缺，要想吃零食不大容易。門口零食小販是不許照顧的，有時候偷著吃「果子乾」、「玻璃粉」或是買串糖葫蘆，被發現便不免要挨罵。所以我出去到大鵓鴿市進陶氏學堂的時候，看見賣漿米藕的小販，駐足而觀，幾乎饞死，豁出兩天不吃燒餅油條積了兩個銅板才得買了一小碟吃。我的一個弟弟想吃肉，有一天情不自已地問出一句使母親心酸的話：「媽，小炸丸子賣多少錢一碟？」 革命以後，情況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們可以穿白布衫褲，可以隨時在院子裡拍皮球、放風箏、耍金箍棒，可以逛隆福寺吃「驢打滾兒」、「艾窩窩」。父親也帶我們擠廠甸。念字號兒，描紅模子，讀商務出版的「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開門見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這一套啟蒙教育，都是在炕桌上，在母親的笤帚疙瘩的威嚇下，順利進行的。我們沒受過體罰。我比較頑皮淘氣，可是也沒挨過打。我愛發問，我讀過「一老人，入市中，買魚兩尾，步行回家」之後，曾經發問：「為什麼買魚兩尾就不許他回家？」 父親給我們訂了一份商務的《兒童畫報》，卷末有一欄繪一空白輪廓，要小讀者運用想像力在其中填畫一件彩色的實物。寄了去如果中選則有獎。我得了好幾次獎，大概我是屬於「小時了了」那一類型。上房後炕的炕案上有一箱裝訂成冊的《吳友如畫寶》，雖然說明文字未必能看得懂，畫中大意往往能體會到一大部分，幫助我了解社會人生不淺。性的知識，我便是在八九歲時從吳友如的幾期畫報中領悟到的。 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大概。 我在小學 我在六七歲的時候開始描紅模子，念字號兒。所謂「紅模子」就是紅色的單張字帖，小孩子用毛筆蘸墨把紅字塗黑即可。帖上的字不外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以及「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之類。描紅模子很容易描成墨豬，要練得一筆下去就橫平豎直才算得功夫。所謂「字號兒」就是小方紙片，我父親在每張紙片上寫一個字，每天要我認幾個字，逐日複習。後來書局印售成盒「看圖識字」，一面是字，一面是畫，就更有趣了，我們弟兄姊妹一大群，圍坐在一張炕上的矮桌周邊寫字認字，有說有笑。有一次我一拱腿，把炕桌翻到地上去。母親經常坐在炕沿上，一面做活計，一面看著我們，身邊少不了一把炕苕帚，那苕帚若是倒握著在小小的腦袋上敲一記是很痛的。在那時體罰是最簡捷了當的教學法。 不久，我們住的內政部街西口內路北開了一個學堂，離我家只有四五個門。校門橫楣有磚刻的五個福字，故稱之為五福門。後院有一棵合歡樹，俗稱馬纓花，落花滿地，孩子們搶著拾起來玩，每天早晨誰先到校誰就可以撿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習慣，所以我總是拾得最多。有一天我一覺醒來，窗欞上有一格已經有了陽光，急得直哭，母親匆忙給我梳小辮，打發我上學，不大工夫我就迴轉了，學堂尚未開門。在這學堂我學得了什麼已不記得，只記得開學那一天，學生們都穿戴一色的纓帽呢靴站在院裡，只見穿戴整齊的翎頂袍褂的提調學監們搖搖擺擺地走到前面，對著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領導全體行三跪九叩禮。 在這個學堂里渾渾噩噩地過了一陣。不知怎麼，這學校關門大吉。於是家裡請了一位教師，賈文斌先生，字憲章，密雲縣人，口音有一點怯，是一名拔貢。我的二姐、大哥和我三個人在西院書房受教於這位老師。所用課本已經是新編的國文教科書，從「人、手、足、刀、尺」起，到「一人二手，開門見山」，以至於「司馬光幼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一段就沒有經歷過。賈老師的教學法是傳統的「念背打」三部曲，但是第三部「打」從未實行過。不過有一次我們惹得他生了大氣，那是我背書時背不出來，二姐偷偷舉起書本給我看，老師本來是背對著我們的，陡然回頭撞見，氣得滿面通紅，但是沒有動用桌上放著的精工雕刻的一把戒尺。還有一次也是二姐惹出來的，書房有一座大鐘，每天下午鐘鳴四下就放學，我們時常暗自把時針向前撥快十來分鐘。老師漸漸覺得座鐘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陽光照在窗紙上的陰影用朱筆畫一道線，陰影沒移到線上是不放學的。日久季節變換陰影的位置也跟著移動，朱筆線也就一條條地加多。二姐想到了一個方法，趁老師不在屋裡替他加上一條線，果然我們提早放學了，試行幾次之後又被老師發現，我們都受了一頓訓斥。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和大哥進了大鵓鴿市的陶氏學堂。陶是陶端方，在當時是滿清政府里的一位比較有知識的人，對於金石頗有研究，而且收藏甚富，歷任要職，聲勢煊赫，還知道開辦洋學堂，很難為他了。學堂之設主要的是為教育他的家族子弟，因為他家人口眾多，不過也附帶著招收外面的學生，收費甚昂，故有貴族學堂之稱。父親要我們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學費負擔投入當時公認最好的學校，事實上卻大失所望。所謂新式的洋學堂，只是徒有其表。我在這學堂讀了一年可以說什麼也沒有學到，除非是讓我認識了一些醜惡腐敗的現象。 陶氏學堂是私立貴族學堂，陶氏子弟自成特殊階級原無足異。但是有些現象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陶氏子弟上課時隨身攜帶老媽子，聽講之間可以喚老媽子外出買來一壺酸梅湯送到桌下慢慢飲用。聽先生講書，隨時可以寫個紙條，搓成一個紙團，丟到老師講台上去，代替口頭髮問，老師不以為忤。陶氏子弟個個恣肆驕縱，橫衝直撞，記得其中有一位名陶栻者，尤其飛揚跋扈。他們在課堂內外，成群地呼嘯出入，動輒動手打人，大家為之側目。 國文老師是一位南方人，已不記得他的姓名，教我們讀詩經。他根據他的祖傳秘方，教我們讀，教我們背誦，就是不講解，當然即使講解也不是兒童所能領略。他領頭扯著嗓子喊「擊鼓其鏜」，我們全班跟著喊「擊鼓其鏜」，然後我們一句句地循聲朗誦「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他老先生喉嚨啞了，便喚一位班長之類的學生代他吼叫。一首詩朗誦過幾十遍，深深地記入在我們的腦子裡，迄今有些首詩我能記得清清楚楚。腦子裡記若干首詩當然是好事，但是付了多大的代價！一部分童時寶貴的光陰是這樣耗去的！ 有趣的是體操一課。所謂體操，就是兵操。夏季制服是白帆布制的，草帽，白線襪，黑皂鞋。褲腿旁邊各有一條紅帶，衣服上有黃銅紐扣。辮子則需盤起來扣在草帽底下。我的父母瞞著祖父母給我們做了制服，因為祖父母的見解是屬於更老一代的，他們無法理解在家裡沒有喪事的時候孩子們可以穿白衣白褲。因此我們受到嚴重的警告，穿好操衣之後要罩上一件竹布大褂，白色褲腳管要高高地捲起來，才可以從屋裡走到院裡，下學回家時依然要偷偷摸摸溜到屋裡趕快換裝。在民元以前我平時沒有穿過白布衣褲。 武昌起義，鼙鼓之聲動地而來，隨後端方遇害，陶氏學堂當然立即瓦解，陶氏子弟之在課堂內喝酸梅湯的那幾位以後也不知下落如何了。這時節，祖父母相繼逝世，父親做了一件大事，全家剪小辮子。在剪辮子那一天，父親對我們講了一大套話，平素看的《大義覺迷錄》《揚州十日記》供給他不少憤慨的資料，我們對於這污髒麻煩的辮子本來就十分厭惡，巴不得把它齊根剪去，但是在發動并州快剪之際，我們的二舅爹爹還忍不住泫然流涕。民國成立，薄海騰歡，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項城袁世凱先生不願到南京去就職，嗾使第三鎮曹錕駐祿米倉部隊於陰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變，大燒大搶，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計其數。我亦躬逢其盛。兵變過後很久，家裡情形逐漸穩定，我才有機會進入公立第三小學。 公立第三小學在東城根新鮮胡同，是當時辦得比較良好的學校，離我家又近，所以父親決定要我和大哥投入該校。校長赫杏村先生，旗人，精明強幹，聲若洪鐘。我和大哥都編入高小一年級，主任教師是周士菜先生，號香如，山西人，年紀不大，約三十幾歲，但是蓄了小鬍子，道貌岸然。周先生是我真正的啟蒙業師。他教我們國文、歷史、地理、習字。他的教學方法非常認真負責。在史地方面於課本之外另編補充教材，每次上課之前密密匝匝地寫滿了兩塊大黑板，要我們抄寫，月終呈繳核閱。例如歷史一科，鴻門之宴、垓下之圍、淝水之戰、安史之亂、黃袍加身、明末三案，諸如此類的史料都有比較詳細的補充。材料很平常，可是他肯費心講授，而且不占用上課時間去寫黑板。對於習字一項，他特別注意。他用黑板槽里積存的粉筆屑，和水作泥，用筆蘸著寫字在黑板上作為示範，灰泥幹了之後顯得特別的黑白分明，而且粗細停勻，筆意畢現，周老師的字屬於柳公權一派，瘦勁方正。他要我們寫得橫平豎直，規規矩矩。同時他也沒有忽略行草的書法，我們每人都備有一本草書千字文拓本，與楷書對照。我從此學得初步的草書寫法，其中一部分終身未曾忘。大字之外還要寫「白摺子」，摺子裡面夾上一張烏絲格，作為練習小楷之用。他知道我們小學畢業之後能升學的不多，所以在此三年之內基礎必須打好，而習字是基本技能之一。 周老師也還負起訓育的責任，那時候訓育叫作修身。我記得他特別注意生活上的小節，例如紐扣是否扣好，頭髮是否梳齊，以及說話的腔調，走路的姿勢，無一不加指點。他要求於我們的很多，誰的筆記本子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課業本子永遠不敢不保持整潔。老師本人即是一個榜樣。他布衣布履，纖塵不染，走起路來目不斜視，邁大步昂首前進，幾乎兩步一丈。講起話來和顏悅色，但是永無戲言。在我們心目中他幾乎是一個完人。我父親很敬重周老師的為人，在我們畢業之後特別請他到家裡為我的弟弟妹妹補課多年，後來還請他租用我們的鄰院作為我們的鄰居。我的弟弟妹妹都受業於周老師，至少我們寫的字都像是周老師的筆法。 小學有英文一課，事實上我未進小學之前就已開始從父親學習英文了。我父親是同文館第一期學生，所以懂些英文，庚子年亂起輟學的。小學的英文老師是王德先生，字仰臣。我們用的課本是《華英初階》，教授的方法是由拼音開始，ba、be、bi、bo、bu，然後就是死背字句，記得第三課就有一句Is he of us？「彼乃我輩中人否？」這一句我背得滾瓜爛熟。老師一提Is he of us？我馬上就回答出「彼乃我輩中人否？」老師大為驚異，其實我在家裡早已學過了。這樣教學的方法使初學英文的人費時很多，但未養成初步的語言習慣，實在是精力的浪費。後來老師換了一位程洵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學生，有時穿著半身西裝，英語發音也比較流利正確一些。我因為預先學過一些英文，所以在班上特感輕鬆，老師也特別嘉勉。臨畢業時程老師送我一本原版的馬考萊《英國史》，這本書當時還不能看懂，後來卻也變成對我有用的一本參考書。 體操老師錫福先生，字輔臣，旗人。他有一副蒼老而沙啞的喉嚨，喊起立正、稍息、槍上肩、槍放下的時候很是威風。排起隊來我是末尾，排頭的一位有我兩個高。老師特別喜歡我們這一班，因為我們平常把槍擦得亮，服裝整齊一些，而且開正步的時候特別用力踏地作響，給老師作面子。學校在新鮮胡同東口路南，操場在西口路北，我們排隊到操場去的時候精神抖擻，有時遇到操場上還有別班同學上操未散，我們便更著力操演，逼得其他各班只有木然呆立瞠目讚嘆的份兒。半小時操後，時常是踢足球，操場不畫線，豎起竹竿便是球門，一半人臂纏紅布，笛聲一響便踢起球來，高頭大馬橫衝直撞，像我這樣的只能退避三舍以免受傷。結果是鳴笛收隊皆大歡喜。 我的算術，像「雞兔同籠」一類的題目我認為是專門用來折磨孩子的，因為當時想雞兔是不會同籠的，即使同籠亦無須又數頭又數腳，一眼看上去就會知道是幾隻雞幾隻兔。現在我當然明白，是我自己笨，怨不得誰。手工課也不容易應付，不是摶泥，就是削竹，最可怕的是編紙，用修腳刀把彩色紙劃出線條，然後再用別種彩色紙條編織上去，真需要鬼斧神工，在這方面常常由我的大姐幫忙，教手工的老師患嚴重口吃，結結巴巴的惹人笑。教理化的李秉衡老師，保定府人，曾經表演氫二氧一變成水，水沒有變出來，玻璃瓶炸得粉碎，但是有一次卻變成功了。有一次表演冷縮熱脹，一隻燒得滾燙的鋼珠，被一位多事的同學伸手抓了起來，燙得滿手掌溜漿大泡。教唱歌的是一位時老師，他沒有歌喉，但是會按風琴，他教我們唱的《春之花》我至今不能忘。 有一次遠足是三年中一件大事。事先籌劃了很久，決定目的地為東直門外的自來水廠。這一天特別起了個大早，晨曦未上就趕到了學校，大家啜柳葉湯果腹，柳葉湯就是細長菱形薄面片加菜煮成的一種平民食品，但這是學校里難得一遇的曠典，免費供應，大家都很高興，有人連罄數碗。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向步軍統領衙門借了六位喇叭手，改著我們學校的制服，排在我們隊伍前面開道，六隻亮晶晶的喇叭上掛著紅綢彩，滴滴答答地吹起來，招搖過市，好不威風！由新鮮胡同走到東直門外，約有四五里之遙，往返將近十里。自來水廠沒有什麼可看的，雖然那龐大的水池水塔以前都沒有見過。這是我第一次徒步走出北京城牆，有久困出柙之感。午間歸來，兩腿清酸。下次作文的題目是《遠足記》，文章交卷此一盛舉才算是功德圓滿。 我們一班二十幾人，如今音容笑貌尚存腦海者不及半數，姓名未忘者更是寥寥可數了。年齡最大身體最高的是一位名叫連祥的同學，約在二十開外，濃眉大眼，膀大腰圓，吹喇叭踢足球都是好手，腦袋後面留著一根三寸多長的小辮，用紅繩紮緊，挺然翹然地立在後腦勺子上，像是一根小紅蘿蔔。聽說他以後當步兵去了。一位功課好而態度又最安詳的是常禧，後來冠姓欒，他是我們的班長，周老師很器重他，後來聽周老師說他在江西某處任商務印書館分館經理。還有岳廉識君，後來進了交通部。我們同學絕大部分都是貧寒子弟，畢業之後各自東西，以我所知道的有人投軍，有人擔筐賣杏，能升學的極少。我們在校的時候都相處得很好，有兩種風氣使我感到困惑。一個是喜歡打鬥，動輒揮拳使絆，鬧得桌翻椅倒。有一位同學長相不討人喜歡，滿臉疙瘩嚕囌，綽號「小炸丸子」，他經常是幾個好鬧事的同學們欺弄的對象，有多少次被抬到講台桌上，手腳被人按住，有人扯下他的褲子，大家輪流在他的褲襠里吐一口痰！還有一位同學名叫馬玉岐，因為宗教的關係飲食習慣與別人不同，幾個不講理的同學便使用武力強迫他吃下他們不吃的東西，經常要釀出事端。在這樣尚武的環境之中我小心翼翼，有時還不能免於受人欺凌。自衛的能力之養成，無論是鬥智還是鬥力，都需要實際體驗，我相信我們的小學是很好的訓練場所。另一件使我困惑的事是大家之口出穢言的習慣。有些人各自秉承家教，不只是「三字經」常掛在嘴邊，高談闊論起來其內容往往涉及「素女經」，而且有幾位特別大膽的還不惜把他在家中所見所聞的實例不厭其詳地描寫出來。講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津津有味。學校好幾百人共用一個廁所，其環境之髒可想，但是有些同學們如廁之後其嘴巴比那環境還髒。所以我視如廁為畏途。性教育在一群孩子們中間自由傳播，這種情形當時在公立小學尤甚，我是深深拜受其賜了。 我在第三小學讀了三年，每天早晨和我哥哥步行到校，無間風雪。天氣不好的時候要穿家中自製的帶釘的油鞋，手中舉著雨傘，途中經常要遇到一隻惡犬，多少要受到騷擾，最好的時候是適值它在安睡，我們就悄悄地溜過去了，那時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要養狗並且縱容它與人為難。內政部門口站崗和巡捕半醒半睡地拄著上刺刀的步槍靠在牆垛上，時常對我們頷首微笑，我們覺得受寵若驚，久之也搭訕著說兩句話。出內政部街東口往北轉，進入南小街子，無分晴雨永遠有泥濘車轍，其深常在尺許。街邊有羊肉床子，時常遇到宰羊，我們就駐足而視，看著綿羊一聲不響在引頸就戮。羊肉包子的味道熱騰騰地四溢。賣螺絲轉兒油炸鬼的，賣甜漿粥的，賣烤白薯的，賣糖耳朵的，一路上左右皆是。再向東一轉就進入新鮮胡同了，一眼可以望得見城牆根，常常看見有人提籠架鳥從那邊溜達著走過來。這一段路給我的印象很深，二十多年後我再經過這條街則已變為坦平大道面目全非，但是我還是懷念那久已不復存在的湫隘的陋巷。我是在這些陋巷中生長大的，這是我的故鄉。 民國四年我畢業的時候，主管教育的京師學務局（局長為德彥）令飭舉行會考，把所有各小學應屆畢業的學生三數百人聚集在我們第三小學，考國文習字圖畫數科，名之曰觀摩會，事關學校榮譽，大家都興奮。國文試題記得是「諸生試各言爾志」，事有湊巧這個題目我們以前作過，而且以前作的時候，好多同學都是說將來要「效命疆場，馬革裹屍」。我其實並無意步武馬援，但是我也摭拾了這兩句豪語。事後聽主考的人說：第三小學的一班學生有一半要「馬革裹屍」，是佳話還是笑談也就很難分辨了。我在打草稿的時候，一時興起，使出了周老師所傳授的草書千字文的筆法，寫得雖然說不上龍飛蛇舞，卻也自覺得應手得心，正趕上局長大人親自監考經過我的桌旁，看見我寫得好大個的草書，留下了特別的印象。圖畫考的是自由畫，我們一班最近畫過一張松鶴圖，記憶猶新，大家不約而同都依樣葫蘆，斜著一根松枝，上面立著一隻振翅欲飛的仙鶴，章法不錯。我本來喜歡圖畫，父親給我的《芥子園畫譜》也發生了作用，我所畫的松鶴圖總算是盡力為之了。榜發之後，我和哥哥以及欒常禧君都高居榜首，榮譽屬於第三小學。我得到的獎品最多，是一張褒獎狀，一部成親王的巾箱帖，一個墨盒，一副筆架以及筆墨之類。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如今想想這話頗有道理。 我的暑假是怎樣過的 兒時英文作文教師喜歡出的作文題目之一，便是「我的暑假是怎樣過的」。記得當時抓耳撓腮，搜索枯腸，窘困萬狀，但仍不能不湊出幾百字塞責交卷。小孩子的暑假還有什麼新鮮的過法？總不外吃喝玩樂。要撰文記述，自不免覺得枯澀乏味。現在我年近五十，仍操粉筆生涯，躬逢抗戰勝利，又遇戡亂建國，今年暑假是怎樣過去的，頗覺得有一點迷迷糊糊。眼看著就要開學，於是自動地給自己出下這樣一個題目，擇記幾件小事，都平凡瑣屑無比，並不驚人，總算給我的暑假做一結束。 暑假伊始，我本來是立有大志的，其規模雖然比不上什麼三年計劃五年計劃之類，卻也條舉目張，要剋期計功。現在加以清算，我的暑假作業怕是不能及格了。 推其原因，當然照例是「環境不良，心緒惡劣」八個字。其實環境也不算太不良，雖然每天清晨飛機一群擦著房檐過去，有時郊外隱聞炮聲，還有時要在街頭打死幾個學生頒布戒嚴令，但是究竟從來沒有炮彈碎片落在自己頭上，這環境也可以算得是很安謐了。心緒確是近於惡劣，但也是自找，既無疾病纏綿，亦無斷炊情事，如果稍微相信一點唯物論，大可以思想前進，絕無苦悶。可惜的是，自己隱隱然還有一顆心，外界的波瀾不能不掀動內心的蕩漾，極小的一件事也可以使人終日寡歡，所以工作成績也就微小得不值一提了。 一放暑假，一群孩子背著鋪蓋卷回家，這是一厄！一家團聚，應該是一種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但是憑空忽來壯丁就食，家庭收支立刻發現赤字，難以彌補。而贍養義務又是義不容辭的。這是頗費周章的一件事。可恨的是，孩子們既無楊朱的技能，又無顏回的操守，粗茶淡飯之後，一個個地唉聲嘆氣，嚷著「嘴裡要淡出鳥兒來」！在我這一方面，生活也大受干擾，好像是有一群流亡學生侵入住宅，吃起東西來像一隊蝗蟲，談天說笑像是一塘青蛙，出出進進，熙熙攘攘，清早起來馬桶永遠有人占著座兒，衣服襪子書籍紙筆狼藉滿屋好像是才遭洗劫，一張報紙揉得稀爛，彼此之間有時還要製造摩擦。饒這樣，還不敢盼著暑假早日結束，暑假一終止，另一災難到來，學雜膳宿，共二十七袋面！ 還有一樁年年暑期里逃不脫的罪過。學校要招生。招生要監考，監考也不要緊，頂多是考生打翻墨水壺的時候你站遠點，免得濺一腿，考生問「抄題不抄題」的時候使你噁心一下。考完要看卷子，看卷子也不要緊，捏著鼻子看，總有看完的一天，離奇的答案有時使人笑得肚子疼，離奇的試題有時使人不好意思笑出聲來，都還有趣。最傷腦筋的是，招生之際總有幾位親友手提著兩罐茶葉一筐水果登門拜訪，扭扭捏捏地說孩子要考您那個大學您那個系，求您多多關照。好像那個學房鋪是我開的似的！如果我開誠布公地對他說，我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題目不是一個人出，卷子不是一個人看，其間還有彌封暗碼，最後還要開會公決，要想舞一點弊是幾乎不可能的，這套話算是白說，他死也不信。「大家都是中國人，打什麼官腔？」「你這是推託，乾脆說不管好了，不夠朋友！」「幫人一步忙，就怕樹葉兒打了腦袋？」再說就更不好聽了，「誰沒有兒女？誰也保不住不求人。這點小事都不肯為力，『房頂開門，六親不認』！」如果我答應下來，榜發之時十九是名落孫山，沒臉見人。這樣的苦頭我年年都要吃，一年一度，牢不可破，能推的推了，不能推的昧著良心答應下來，反正結果是得罪人。今年得高人指點，應付較為得宜。接受請託之際，還他一個模稜答案：「您老的事我還能不盡力！您真是太見外了。不過有一句話得說在前頭。令郎的成績若是差個一星半點的，十分八分的，兄弟有個小面子，這事算包在我身上了，準保能給取上，不過，若是差得太多，公事上可交代不下去，莫怪我力不從心。」對方聽了覺得入情入理，一定滿意。之後，對方還照例要來一封八行書，幾回電話，一再叮嚀，這都不慌。等到快發榜的前夕，可要把握時機，少不得要到學校里鑽營一番，如果確知考取了，趕快在榜發之前至少十分鐘打一電話給他老人家：「恭喜！令郎的成績好，倒不是小弟的力量……」他一定認為是你的力量。他相信人情，面子。如果沒有考取，不怕，也在發榜之前十分鐘打一電話，雖然是噩耗，而能在發榜之前就得到消息，這人情是托到家了。事後再趕快抄一張他這位世兄的成績表：「英文零分，數學兩分，國文十五分……實在沒有辦法，抱歉之至！」這辦法不得罪人。 還有更難應付的問題，一到暑假，正是「畢業即失業」的季候，年輕小伙子總覺得教書的先生許有點辦法，於是前來登門拜謁，請求介紹職業。其實教書的先生正是因為在人事上毫無辦法，所以才來教書，否則早就學優而仕了。所以每有學生一手持履歷片，一手拿點什麼小小的禮物之類，我一見便傷心不只從一處來，一面痛恨自己的不中用，一面惋惜來者之找錯了人。 長夏無俚，難道沒有一點賞心樂事？當然也有。晚飯後，瓜棚豆架（確切地說，今年我家瓜無棚豆無架，全是就地擦的），泡上一大壺釅茶，一家人分據幾把破藤椅，乘涼閒話，直聊到星稀斗橫風輕露重，然後貿貿然踱到屋裡倒頭便睡——這是一天裡最快活的一段時間。白天就沒有這樣清閒，多少雞毛蒜皮的瑣碎事，多少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把你的時間切得寸斷，把你的心戳成馬蜂窩！你休想安心，休想放心，休想專心，更休想開心！ 有人主張暑假裡到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避暑，什麼北戴河、青島，都是好地方，至不濟到郊外山上租幾間屋子，也可暫避塵囂。這種主張當然是非常正確，誰也不預備反駁。北戴河、青島如今都不景氣，而且離前線也太近，殊非養生之道，遠不及莫干山、廬山。我今年避暑的所在，和幾十年來的一樣，是在紅塵萬丈火傘高張的城裡，風景差一點，可是也並未中暑。 我的暑假就這樣地過去了，好歹把孩子們打發上學了，明年的暑假能不能這樣平安度過，誰知道？ 清華八年 一 我自民國四年進清華學校讀書，民國十二年畢業，整整八年的工夫在清華園裡度過。人的一生沒有幾個八年，何況是正在寶貴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現在回想已經有些模糊，如夢如煙，但是較為突出的印象則尚未磨滅。有人說，人在開始喜歡回憶的時候便是開始老的時候。我現在開始回憶了。 民國四年，我十四歲，在北京新鮮胡同京師公立第三小學畢業，我的父親接受朋友的勸告要我投考清華學校。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我是一個古老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街頭闖蕩過，這時候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八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離鄉背井到新大陸去負笈求學，更是難以設想的事。所以父親這一決定下來，母親急得直哭。 清華學校在那時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學校的創立乃是由於民國紀元前四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決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於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帶著深刻的國恥的意味。所以這學校的學制特殊，事實上是留美預備學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長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照各省分擔的庚子賠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縣，本應到杭州去應試，往返太費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為了取得法定的根據起見，我父親特赴京兆大興縣署辦理入籍手續，得到准許備案，我才到天津（當時直隸省會）省長公署報名。我的籍貫從此確定為京兆大興縣，即北京。北京東城屬大興，西城屬宛平。 那一年直隸省分配名額為五名，報名應試的大概是三十幾個人，初試結果取十名，複試再遴選五名。複試由省長朱家寶親自主持，此公夙來喜歡事必躬親，不願假手他人，居恆有一顆閒章，文曰「官要自作」。我獲得初試入選的通知以後就到天津去謁見省長。十四歲的孩子幾曾到過官署？大門口站班的衙役一聲吆喝，嚇我一大跳，只見門內左右站著幾個穿寬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肅立，我逡巡走進二門，又是一聲吆喝，然後進入大廳。十個孩子都到齊，有人出來點名。靜靜地等了一刻鐘，一位麵團團的老者微笑著踱了出來，從容不迫地抽起水菸袋，逐個地盤問我們幾句話，無非是姓甚、名誰、幾歲、什麼屬相之類的談話。然後我們圍桌而坐，各有毛筆紙張放在面前，寫一篇作文，題目是《孝弟為人之本》。這個題目我好像從前作過，於是不假思索援筆立就，總之是一些陳詞濫調。 過後不久榜發，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吳卓、安紹芸、梅貽寶及一位未及入學即行病逝的應某。考取學校總是幸運的事，雖然那時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並不怎樣珍視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這樣我和清華結下了八年的緣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氣，我帶著鋪蓋到清華去報到，出家門時母親直哭，我心裡也很難過。我以後讀英詩人Cowper的傳記時之特別同情他，即是因為我自己深切體驗到一個幼小的心靈在離開父母出外讀書時的那種滋味——說是「第二次斷奶」實在不為過。第一次斷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時代，尚不懂事，沒有人能回憶自己斷奶時的懊惱，第二次斷奶就不然了，從父母身邊把自己扯開，在心裡需要一點氣力，而且少不了一陣辛酸。 清華園在北京西郊外的海淀的西北。出西直門走上一條漫長的馬路，沿途有幾處步兵統領衙門的「堆子」，清道夫一鏟一鏟地在道上撒黃土，一勺一勺地在道上潑清水，路的兩旁是鋪石的路專給套馬的大敞車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邊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楊柳，好幾丈高的丫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鵝黃，真是柳眼挑金。更動人的時節是在秋後，柳絲飄拂到人的臉上，一陣陣的蟬噪，夕陽古道，情景幽絕。我初上這條大道，離開溫暖的家，走向一個新的環境，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 海淀是一小鄉鎮，過仁和酒店微聞酒香，那一家的茵陳酒蓮花白是有名的，再過去不遠有一個小石橋，左轉趨頤和園，右轉經圓明園遺址，再過去就是清華園了。清華園原是清室某親貴的花園，大門上「清華園」三字是大學士那桐題的，門並不大，有兩扇鐵柵，門內左邊有一棵狀如華蓋的老松，斜倚有態，門前小橋流水，橋頭上經常繫著幾匹小毛驢。 園裡談不到什麼景致，不過非常整潔，綠草如茵，校舍十分簡樸但是一塵不染。原來的一點點中國式的園林點綴保存在「工字廳」、「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廳後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風來荷氣，人在木陰」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鍾為報時之用。池畔松柏參天，廳後匾額上的「水木清華」四字確是當之無愧。又有長聯一副：「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窗中雲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淡盪，洵是仙居。」（祁巂藻書）我在這個地方不知道消磨了多少黃昏。 西園榛莽未除，一片蘆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圓明園的斷垣殘石歷歷可見，俯仰蒼茫，別饒野趣。我記得有一次郁達夫特來訪問，央我陪他到圓明園去憑弔遺蹟，除了那一堆石頭什麼也看不見了，所謂「萬園之園」的四十美景只好參考後入畫圖於想像中得之。 三 清華分高等科、中等科兩部分。剛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級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畢業後送到美國去，這兩部分是隔離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學生們是來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地代表著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聽到，我不相信除了清華之外有任何一個學校其學生籍貫是如此的複雜。有些從廣東、福建來的，方言特殊，起初與外人交談不無困難，不過年輕人學語迅速，稍後亦可適應。由於方言不同，同鄉的觀念容易加強，雖無同鄉會的組織，事實上一省的同鄉自成一個集團。我是北京人，我說國語，大家都學著說國語，所以我沒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沒有同鄉觀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這樣的土著，清華一共沒有幾個（原籍滿族的陶世傑，原籍蒙族的楊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語，但是從這時候起我就和各個不同省籍的同學交往，我只好拋棄了我的土語的成分，養成使用較為普通的國語的習慣。我一向不參加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同時我也沒有濃厚的鄉土觀念，因為我在這樣的環境有過八年的薰陶，凡是中國人都是我的同鄉。 一天夜裡下大雪，黎明時同屋的一位廣東同學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下雪啦！下雪啦！」別的寢室的廣東同學也出來奔走相告，一個個從箱裡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裡面穿的是單布褲子！ 有一位從廈門來的同學，因為言語不通沒人可以交談，孤獨鬱悶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語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鄉，但是不能時常來陪伴他。結果這位可憐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較幸運的，每逢星期日我繳上一封家長的信便可獲准出校返家，騎驢抄小徑，經過大鐘寺，到西直門，或是坐一小時的人力車遵大道進城。在家裡吃一頓午飯，不大工夫夕陽西下又該回學校去了。回家的手續是在星期六晚辦妥的，領一個寫著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門的一位張姓老頭兒的手裡，才得出門。平常是不准越大門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學們，和張老頭打個招呼，也可以出門走走，買點什麼鴨梨柿子烤白薯之類的東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這一班裡以項君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隻大尿桶里幾乎淹死。二三十年後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經任一個銀行的經理，還是那麼高，想起往事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嚴格的。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說話乾脆而尖刻，精神飽滿，認真負責。學生都編有學號，我在中等科時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時是一四九，我畢業後十幾年在南京車站偶然遇到他，他還能隨口說出我的學號。每天早晨七點打起床鍾，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臉盆都寫上號碼，髒了要罰。七點二十分吃早飯，四碟鹹菜如蘿蔔乾八寶菜之類，每人三個饅頭，稀飯不限。飯桌上，也有各人的學號，缺席就要記下處罰。臉可以不洗，早飯不能不去吃。陳先生常常躲在門後，拿著紙筆把遲到的一一記下，專寫學號，一個也漏不掉。我從小就有早起的習慣，永遠在打鐘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從不誤吃早飯。 學生有久久不寫平安家信以致家長向學校查詢者，因此學校規定每兩星期必須寫家信一封，交齋務室登記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應免此一舉，但格子規定仍須照辦。我父親說這是很好的練習小楷的機會，特為我在榮寶齋印製了宣紙的信箋，要我恭楷寫信，年終匯訂成冊，留作紀念。 學生身上不許帶錢，錢要存在學校銀行里，平常的零用錢可以存少許在身上，但一角錢一分錢都要記賬，而且是新式簿記，有明細賬，有資產負債對照表，月底結算完竣要呈送齋務室備核蓋印然後發還。在學校用錢的機會很少，伙食本來是免費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開始收半費，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後就是交全費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這都是在開學時交清了的。理髮每次一角，手術不高明，設備也簡陋，有一樣好處——快，十分鐘連揪帶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張心一來自甘肅，認為一角錢太貴，總是自剃光頭，青白油亮，只是偶帶刀痕）。所以花錢只是買零食。校內有一個地方賣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為嘉華公司，後改稱為售品所，賣豆漿、點心、冰激凌、花生、栗子之類。只有在寢室里可以吃東西，在路上走的時候吃東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設備很簡單，用的是鉛鐵桶，由工友擔冷熱水。孩子們很多不喜歡親近水和肥皂，於是洗澡便需要簽名，以備查核。規定一星期洗澡至少兩次，這要求並不過分，可是還是有人只簽名而不洗澡。照規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則在星期五下午四時周會（名為倫理演講）時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則強制執行派員監視。以我所知，這規則尚不曾實行過。 看小說也在禁止之列，小說是所謂「閒書」，據說是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誨淫就是誨盜，年輕人血氣未定，看了要出亂子的。可是像《水滸傳》《紅樓夢》之類我早就在家裡看過，也是偷著看的，看到妙處心裡確是怦怦然。 我到清華之後，經朋友指點，海淀有一家小書店可以買到石印小字的各種小說。我順便去了一看，琳琅滿目，如入寶山，於是買了一部《綠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紙光，燈暗，倦極拋卷而眠，翌晨起來就忘記從枕下揀起，齋務先生查寢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當天就有條子送來，要我去回話，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只見陳先生鐵青著臉，把那本《綠牡丹》往我面前一丟，說：「這是嘛？」「嘛」者天津話「什麼」也。我的熱血涌到臉上，無話可說，準備接受打擊。也許是因為我是初犯，而且並無其他前科，也許是因為我誠惶誠恐俯首認罪，使得懲罰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幾聲叱責及查獲禁書沒收之外沒有受到懲罰。依法，這種罪過是要處分的，應於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動之際被罰禁閉，地點在「思過室」，這種處分是最輕微的處分，在思過室里靜坐幾小時，屋裡壁上滿掛著格言，所謂「閉門思過」。凡是受過此等處分的，就算是有了紀錄，休想再能獲得品行優良獎的大銅墨盒。我沒進過思過室，可是也從來沒有得過大銅墨盒，可能是受了「綠牡丹事件」的影響。我們對於得過墨盒的同學們既不嫉妒亦不羨慕，因為人人心裡明白那個墨盒的代價是什麼，並且事後證明墨盒的得主將來都變成了什麼樣的角色。 思過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過等於記一小過，三小過為一大過，三大過則惡貫滿盈實行開除。記過開除之事在清華隨時有之，有時候一向品學兼優的學生亦不能免於記過。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訴我他就被記小過一次，事由是他在嚴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廁，就在寢室門外便宜行事，事有湊巧，陳齋務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當場查獲，當時未交一語，翌日掛牌記過。光旦認為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從不諱言。中等科的廁所（綽號九間樓）在夜晚是沒有人敢去的，面臨操場，一片寂寥，加上狂風怒吼，孩子們是有一點怕。最嚴重的罪過是偷竊，一經破獲，立刻開除，有時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嚴重的處分，趁上課時扃閉寢室通路，翻箱倒篋實行突檢，大概沒有竊案不被破獲的，雖然用重典，總還有人要蹈法網。有些學生被當作「線民」使用，負責打小報告，這種間諜制度後來大受外國教員指責，不久就廢棄了，做線民的大概都是得過墨盒的。 清華對於年幼的學生還有過一陣的另一訓導制度，三五個年幼的學生配給一個導師，導師由高等科的大學生擔任之，每星期聚會一次，在生活上予以指導。指導我的是一位沈雋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歲，道貌岸然，不苟言笑。這制度用意頗佳，但滯礙難行，因為硬性配給，不免扦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廢，沈雋淇先生畢業後我也從來沒聽見過他的消息。 嚴格的生活管理只限於中等科，我們事後想想像陳筱田先生所執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來是應該在幼小的時候就要認識。許多自然主義的教育信仰者，以為兒童的個性應該任其自由發展，否則受了摧殘以後，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個人覺得我的個性沒有受到壓抑以至於以後不能充分發展。我從來不相信「樹大自直」。等我們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鬆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運動」之後，學生的氣焰萬丈，誰還能管學生？ 四 清華是預備留美的學校，所以課程的安排與眾不同，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國公民）、數學、地理、歷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都一律用英語講授，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地理、修身、哲學史、倫理學、修辭、中國文學史……都一律用國語，用中國的教科書。這樣劃分的目的，顯然的要加強英語教學，使學生多得聽說英語的機會。上午的教師一部分是美國人，一部分是能說英語的中國人。下午的教師是一些中國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過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點放在上午，下午的課就顯得稀鬆。尤其是在畢業的時候，上午的成績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因此大部分學生輕視中文的課程。這是清華在教育上最大的缺點，不過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顧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顧中文，這困難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學校沒有想出更合理的辦法，同時對待中文教師之差別待遇也令學生生出很奇異的感想，薪給特別低，集中住在比較簡陋的古月堂，顯然中文教師是不受尊重的。這在學生的心理上有不尋常的影響，一方面使學生蔑視本國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對於洋人偏偏不肯低頭。我個人的心理反應即屬於後者，我下午上課從來不和先生搗亂，上午在課堂里就常不馴順。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聯想起庚子賠款、義和團、吃教的洋人、昏聵的官吏……這一連串的聯想使我慚愧憤怒。我愛我的母校，但這些聯想如何能使我對我母校毫無保留地感覺驕傲呢？ 清華特別注重英文一課，由於分配的鐘點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課亦用英語講授，所以平均成績可能較一般的學校略勝。使用的教本開始時是《鮑爾文讀本》，以後就由淺而深地選讀文學作品，如《阿麗斯異鄉遊記》《陶姆伯朗就學記》《柴斯菲德訓子書》《金銀島》《歐文雜記》，阿迪生的《洛傑爵士雜記》，霍桑的《七山牆之屋》《塊肉餘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後八年教過我英文的老師有馬國驥先生、林語堂先生、孟憲承先生、巢望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ns，Mr. Smith等。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當時比較年輕的教師，不但學問好，教法好，而且熱心教學，是難得的好教師。巢先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極好，我很慚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屢次無理搗亂反抗，使他很生氣，但是我來台灣後他從香港寄信給我，要我到香港大學去教中文，我感謝這位老師尚未忘記幾十年前的一個頑皮的學生。兩位美籍的女教師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訓練，而在她們教導我們練習使用「議會法」，這一套如何主持會議、如何進行討論、如何交付表決等等的藝術，以後證明十分有用，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民權初步」。在民主社會裡到處隨時有集會，怎麼可以不懂集會的藝術？我幸而從小就學會了這一套，以後受用不淺，以後每逢我來主持任何大小會議，我知道如何控制會場秩序，如何迅速地處理案件的討論。她們還教了我們作文的方法，題目到手之後，怎樣先作大綱，怎樣寫提綱挈領的句子，有時還要把別人的文章縮寫成為大綱，有時從一個大綱擴展成為一篇文章，這一切其實就是思想訓練，所以不僅對英文作文有用，對國文也一樣的有用。我的文章寫得不好，但如果層次不太紊亂，思路不太糊塗，其得力處在此。美國的高等學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種教學方法，清華在此等處模仿美國，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課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課之前學生必須做充分準備，先生指定閱覽的資料必須事先讀過，否則上課即無從聽講或應付。上課時間用在練習討論者多，用在講解者少，同時鼓勵學生髮問。我們中國學生素來沒有當眾發問的習慣，美籍教師常常感覺困惑，有時指名發問令其回答，造成討論的氣氛。美國大學裡的課外指定閱讀的資料分量甚重，所以清華先有此種準備，免得到了美國頓覺不勝負荷。我記得到了高等科之後，先生指定要讀許多參考書，某書某章必須閱讀，我們在圖書館未開門之前就排了長龍，搶著閱讀參考書架上的資料，遲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國文老師中使我獲益最多的是徐鏡澄先生，我曾為文紀念過他（見《秋室雜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課業大勾大抹，有時全頁都是大墨槓子，我幾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刪削得體無完膚，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惱，繼而覺得經他勾改之後確實是另有一副面貌，終乃接受了他的「割愛主義」，寫文章少說廢話，開門見山；拐彎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闒茸。 午後的課程大致不能令學生滿意。學校聘請教員只知道注意其有無舉人進士的頭銜，而不問其是否為優良教師。尤其是「五四」以後的幾年，學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對於中國舊學問也要求用新眼光來處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聽去了。清華午後上課情形簡直是荒唐！先生點名，一個學生可以代替許多學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後就開溜，留在課室者可以寫信看小說甚至打瞌睡，而先生高踞講壇視若無睹。我記得清清楚楚，有一位時先生年老而無須，有一位學生髮問了：「先生，你為什麼不生鬍鬚？」先生急忙用手遮蓋他的下巴，縮頸俯首而不答，全班鬨笑。這一類不成體統的事不止一端。 於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畢業前一年，我們幾個學生集議想請他來演講。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所以我們經過思成的關係一約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學問事業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開朗，思想趕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後儼然是學術巨擘。他身體不高、頭禿、雙目炯炯有光，走起路來昂首闊步，一口廣東官話，聲如洪鐘。他講演的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他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有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口沫四濺涕泗滂沱，頻頻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塊大毛巾來揩眼睛。這篇演講分數次講完，有異常的成功，我個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以前讀曾毅《中國文學史》，因為授課的先生只是照著書本讀一遍，毫無發揮，所以我越讀越不感興趣。任公先生以後由學校聘請住在工字廳主講《中國歷史研究法》，更以後清華大學成立，他被聘為研究所教授，那是後話了。 還有些位老師我也是不能忘記的。教音樂的Miss Seeley和教圖畫的Miss Starr和Miss Lyggate都啟迪了我對藝術的愛好。我本來喉音不壞，被選為「少年歌詠團」的團員，一共十二個人，除了我之外有趙敏恆、梅暢春、項諤、吳去非、李先聞、熊式一、吳魯強、胡光澄、杜鍾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裡青年會表演過一次Human Piano「人造鋼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後我倒了嗓子，同時Seeley女士離校後也沒有人替其指導，我對音樂便失去了興趣，沒有繼續修習，以至於如今對於音樂幾乎完全是個聾子，中國音樂不懂，外國音樂也不通，變成了一個「內心沒有音樂的人」，想起來實在可怕。講到國畫，我從小就喜歡，塗抹幾筆是可以的，但無天才，清華的這兩位教師給我的鼓勵太多了，要我畫炭畫，描石膏像，記得最初是畫院裡的一棵松樹，從基本上學習，但我沒有能持續用功。我妄以為在小學時即已臨摹王石谷、惲南田，如今還要回過頭來畫這些死東西？自以為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實只是狂傲無知。到如今一點基本的功夫都沒有，還談得到什麼用筆用墨？幼年時對藝術有一點點愛好，不值什麼，沒加上苦功，便毫無可觀，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歡的課是數學。在小學時「雞兔同籠」就已經把我攪昏了頭，到清華習代數、幾何、三角，更格格不入，從心裡厭煩，開始時不用功，以後就很難跟上去，因此視數學課為畏途。我的一位同學孫筱孟比我更怕數學，每回遇到數學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題目就好像是「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寢室換褲子，歷次不爽。我那時有一種奇異的想法，我將來不預備習理工，要這勞什子做什麼？以「興趣不合」四個字掩飾自己的懶惰愚蠢。數學是人人要學的，人人可以學的，那是一種紀律，無所謂興趣之合與不合，後來我和趙敏恆兩個人同在美國一個大學讀書，清華的分數單上數學一項都是勉強及格六十分，需要補修三角與立體幾何，我們一方面懊惱，一方面引為恥辱，於是我們兩個拚命用功，結果我們兩個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參加，以甲上成績論。這證明什麼？這證明沒有人的興趣是不近數學的，只要按部就班地用功，再加上良師誘導，就會發覺裡面的趣味，萬萬不可任性，在學校里讀書時萬萬不可相信什麼「趣味主義」。 生物、物理、化學三門並非全是必修，預備習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這一規定也害我不淺，我選了比較輕鬆的生物，教我們生物的陳雋人先生，他對我們很寬，我在實驗室里完全把時間浪費了，我怕觸及蚯蚓、田雞之類的活東西，聞到珂羅芳的味道就頭痛，把蛤蟆四肢釘在木板上開刀取心臟是我最怵的事，所以總是請同學代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學根本沒有選修，至今引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時候手工一向很壞，編紙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績向來羞於見人。清華亦有手工一課，教師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們每人做一個木質的方錐體，我實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學徐宗沛所做的成品去搪塞交上。宗沛的手是靈巧的，他的方錐體做得方方正正有稜有角，周先生給他打了個九十分。我拿同一個作品交上去，他對我有偏見，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應，我自己把真相說穿。周先生大怒，說我不該借用別人的作品。我說：「我情願受罰，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麼辦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華對於體育特別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與第三堂之間有十五分鐘的柔軟操，鐘聲一響大家涌到一個廣場上，地上有寫著號碼的木樁，各按號碼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馬約翰先生領導活動，由助教過來點名。這十五分鐘操，如果認真做，也能渾身冒汗。這是很好的調劑身心的辦法。 下午四時至五時有一小時的強迫運動，屆時所有的寢室課室房門一律上鎖，非到戶外運動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別人運動。我是個懶人，處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雙球鞋，打爛了三五隻網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塊。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強迫了。經常運動有助於健康，不，是健康之絕對的必需的條件。而且身體的健康，也必有助於心理的健康。年輕時所獲致的健康也是後來求學做事的一筆資本。那時清華的一般的學生比較活潑一些，少老氣橫秋的態度，也許是運動比較多一點的緣故。 學生們之普遍的愛好運動的習慣之養成是一件事，選拔代表與別的學校競賽則是又一件事。清華對於選手的選拔培養與愛護也是做得很充分的。選手要勤練習，體力耗損多，食物需要較高的熱量，於是在食堂旁邊另設「訓練桌」，大魚大肉，四盤四碗，同學為之側目。運動員之德智體三育均優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體育方面畸形發展的亦非絕無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將就是功課不夠理想，但還是設法留在校內以便為校立功，這種惡劣的作風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華的運動員給清華帶來不少的榮譽，在各種運動比賽中總是占在領導的位置。在最初的幾次遠東運動會中清華的選手贏得不少錦標，為國家爭取光榮。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場足場賽和一場籃球賽。上海南洋大學的足球隊在華中稱雄，遠征華北以清華為對象，大家都覺得勝敗未可逆料，不無惴惴。清華的陣容是前鋒徐仲良、姚醒黃、關頌韜、華秀升、鄺××，後衛之一是李汝祺，守門是董大酉。這一戰打得好精彩，徐仲良腳頭有勁，射門准而急，關頌韜最會盤球，三兩個人奈何不得他，衝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結果清華以逸待勞，僥倖大勝。這是在星期六下午舉行的，星期一補放假一天以資慶祝，這是什麼事！另一場籃球賽是對北師大。北師大在體育方面也是人才輩出，籃球隊中一位魏先生尤負盛名。北師大和清華在籃球不相上下，可說勢均力敵。清華的陣容前鋒有時昭涵、陳崇武，後衛有孫立人、王國華，以這一陣容為基本的籃球隊曾打垮菲律賓、日本的代表隊。鏖戰的結果清華占地利因而險勝，孫立人、王國華的截球之穩練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附帶提起，現在台灣的程樹仁先生也是清華的運動健將，他繼曹懋德為足球守門，舉臂擊球，比用腳踢還打得遠些，他現在年近七十而強健猶昔，是清華的體育精神的代表。 清華畢業時照例要考體育，包括田徑、爬繩、游泳等項。我平常不加練習，臨考大為緊張，馬約翰先生對於我的體育成績只是搖頭太息。我記得我跑四百碼的成績是九十六秒，人幾乎暈過去。一百碼是十九秒。其他如鐵球、鐵餅、標槍、跳高、跳遠都還可以勉強及格。游泳一關最難過。清華有那樣好的游泳池，按說有好幾年的準備應該沒有問題，可惜是這好幾年的準備都是在陸地上，並未下過水裡，臨考只得捨命一試。我約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兩邊，以備萬一。我腳踏池邊猛然向池心一撲，這一下就浮出一丈開外，衝力停止之後，情形就不對了。原來水裡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線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尚未來得及喊救命，已經再度下沉。這時節兩根竹竿把我挑了起來，成績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這一個月我可天天練習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幾位陪伴我。補考的時候也許是太緊張，老毛病又發了，身體又往下沉，據同學告訴我，我當時在水裡撲騰得好厲害，水珠四濺，翻江倒海一般，否則也不會往下沉。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膩膩的。我心裡明白，這一回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便在池底連爬帶游地前進，喝了幾口水之後，頭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於是從從容容來了幾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地躍登彼岸，馬約翰先生笑得彎了腰，揮手叫我走，說：「好啦，算你及格了。」這是我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我現在非常悔恨，年輕時太不知道重視體育了。 清華的體育活動也並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謂國術，如打拳擊劍之類，教師是李劍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一路，急而勁，據說很有功夫，有時也開會表演，邀來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槍劍戟陳列在籃球場上，主人先墊墊腳，然後一十八般武藝一樣一樣地表演上場，其中包括空手奪刀之類。對於這種玩意兒，同學中也有樂此不疲者，分頭在鑽研太極八卦少林石頭的奧秘。 六 五四運動發生在民國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級，十八歲，是當時學生群中比較年輕的一員。清華遠在郊外，在五四過後第二三天才和城裡的學生聯絡上。清華學生的領導者是陳長桐。他的領導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嚴肅而又和藹，冷靜而又熱情，如果他以後不走進銀行而走進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領導能力使得清華學生在這次運動里盡了應盡的責任，雖然以後沒有人以「五四健將」而聞名於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北京學生開始街道演講。我隨同大隊進城，在前門外珠市口我們一小隊人從店鋪里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講演的情緒越來越激昂，這時有三兩部汽車因不得通過而亂按喇叭，頓時激怒了群眾，不知什麼人一聲喝打，七手八腳地搗毀了一部汽車。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泄，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泄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車是冤枉的，可是後來細想也許不冤枉，因為至少那個時候坐汽車而不該挨打的人究竟為數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學生千餘人在天安門被捕，清華的隊伍最整齊，所以集體被捕，所占人數也最多。 清華因為繼續參加學生運動而引起學校當局的不滿，校長張煜全先生也許是用人不當，也許是他自已過分慌張，竟乘學生晚間開會之際切斷了電線，他以為這一著可以迫使學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學生，當時點起蠟燭繼續開會，這是對當局之公然反抗。事有湊巧，會場外忽然發現了三五個衣裳詭異打著紙燈籠的鄉巴佬，經盤問後，原來是由學校當局請來的鄉間的「小鑼會」來彈壓學生的。所謂小鑼會，即是鄉村農民組織的自衛團體，遇有盜警之類的事變就以敲鑼為號，群起抵抗，是維持地方治安的一種組織。糊塗的學校當局竟把這種人請進學校來對付學生，真是自尋煩惱。學生們把小鑼會團團圍住，讓他們具結之後便把他們驅逐出校。但是驅逐校長的風潮也因此而爆發了。 五四往好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往壞處一變而為鬧風潮。清華的風潮是趕校長。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著被學生列隊歡送迫出校外，其後是羅忠詒根本未能到差。這一段時期學生領導人之最傑出者為羅隆基，他私下裡常說「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是實有其事。清華的傳統的管理學生的方式崩潰了，學生會的堅強組織變成學生生活的中心。學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不過罷課次數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罷課，有人譏笑我們是怕考試，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辯，不過罷課這個武器用得次數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則確是事實。 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的，純潔的，「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很快的就過去了。可是年青的學生們經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登時表現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氣，好像是蘊藏壓抑多年的情緒與生活力，一旦獲得了逬發奔放的機會，一發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當時以我個人所感到的而言，這一股力量在兩點上有明顯的表現：一是學生的組織，一是廣泛的求知慾。 在這以前，學生們都是聽話的乖孩子，對權威表示服從，對教師表示尊敬，對職員表示畏懼。我剛到清華的時候，見到校長周寄梅先生真覺得戰戰兢兢，他自有一種威儀使人懾服，至今我仍然覺得他有極好的風度，在我所知道的幾任清華校長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個。學校的組織與規程，儘管有不合理處，學生們不敢批評，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舉動。除了對於國文教師常有輕慢的舉動以外，學生對一般教師是恭順的。無論教師多麼不稱職，從沒有被學生驅逐的。在中等科時，一位國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學生的手心，教務長來搶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這事情若發生在今天那還了得！清華管理嚴格，記過開除是經常有的事，一紙開除的布告貼出，學生乖乖地捲鋪蓋，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萬同學，因故被開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蓮花白，紅頭漲臉地跑回來，正值齋務主任李鬍子在飯廳和學生們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廣眾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犯上作亂的精彩表演。 五四以後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說起學校當局之顢頇無能，當局糊塗到用關滅電燈的方法來防止學生開會，召進鄉間的「小鑼會」打著燈籠拿著棍棒到學校里來彈壓學生，這如何能令學生心服？周校長以後的幾任校長，都是外交部派來的閒散的外交官，在做官方面也許是內行的，但是平素學問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這動盪時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當然是治絲益紊，使事態惡化。數年之內，清華數易校長，每一位都是在極狼狽的情形之下離去的。學生的武器便是他們的組織—─學生會。從前的班長級長都是些當局屬意的「墨盒」持有人，現在的學生會的領導者是些有組織能力的有擔當的份子。所謂「團結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錯的。原來為了遂行愛國運動而組織起來的學生會，性質逐漸擴大，目標也逐漸轉移了。學生要求自治，學生也要過問學校的事。清華的學生會組織是相當健全的，分評議會與幹事會兩部分，評議會是決議機關，幹事會是執行機關，評議員是選舉的，我在清華最後幾年一直是參加評議會的。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很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羅忠詒，不知什麼人傳出了消息說他吸食鴉片煙，於是喧嚷開來，輿論譁然，嚇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罷課曾經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厭惡的荒唐行為。不過清華的罷課當初也不是沒有遠大目標的。十一年三月間羅隆基寫了一篇《徹底翻騰的清華革命》，發表在《北京晨報》，翌年三月間由學生會印成小冊，並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贊成清華應有一健全的董事會，可見清華革命之說確是合乎當時各方的要求。 囂張是不須諱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時變得非常旺盛，對於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擇地吸收進去。我每次進城在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等處書攤旁邊不知消磨多少時光流連不肯去，幾乎凡有新刊必定購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青年學生都是如此。 我記得仔細閱讀過的書刊包括有：胡適的實驗主義，嘗試集，短篇小說集，中國哲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域外小說集，王星拱的科學方法論，潘家洵譯的易卜生戲劇，少年中國的叢書，共學社的叢書、晨報叢書，等等。新潮、新青年等雜誌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讀的。當然，那時候學力未充，鑑別無力，自己並無堅定的見地，但是擴充眼界，充實腹笥，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時看的東西很雜，進化論與互助論，資本論與安那其主義，托爾斯泰與肖伯納，羅索與柏格森，太戈耳與王爾德，兼收並蓄，雜糅無章。沒有人指導，沒有人講解，暗中摸索，有時自以為發掘到寶藏而沾沾自喜，有時全然失去比例與透視。幸而，由於我的天生的性格，由於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麼是穩健的康莊大道，什麼是行險僥倖的邪惡小徑。三十歲以後，自己知道發奮讀書，從來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熱狂在五四以後的那一段期間仍然是無可比擬的。 因為探求新知過於熱心，對於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基本的科學，不感興趣，敷敷衍衍地讀完一年生物學之後對於物理化學即不再問津，這一缺憾至今無法補償。對於數學我更沒有耐心，自己給自己製造了一個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創「趣味說」，我認為正中下懷，我對數學不感興趣，因此數學的成績僅能勉強維持及格，而並不覺得慚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讀些文學名著，也覺得枯燥無味，莎土比亞的戲劇亦不能充分賞識，他的文字雖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時人翻譯出來的現代作品那樣輕鬆？於是有人談高爾華綏、肖伯納、王爾德、易卜生，亦從而附和之；有人談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從而附和之。如響斯應，如影斯隨，追逐時尚，惶惶然不知其所屆。這是五四以後之一窩蜂的現象，表面上轟轟烈烈，如花團錦簇，實際上不能免於淺薄幼稚。 七 清華學生全體住校，自成一個社團，故課外活動也就比較多些。我初進清華，對音樂、圖畫都很熱心。教音樂的教師Miss Seeley循循善誘，儀態萬千，是頗受學生歡迎的一個人。她令學生唱校歌（清華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測驗學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試便引起她的注意，因為我聲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兩闋的全部歌詞，後來我就當選為清華幼年歌詠團的團員。不知為什麼這位教師回國後就一直沒有替人，同時我的嗓音倒了之後亦未能復原，於是從此我和音樂絕緣。教圖畫的教師先是一位Miss Starr後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們白描，教我們寫生，炭畫水彩畫，可惜的是我所喜歡的是中國畫，並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級也就沒有圖畫一課了。 我在圖畫音樂上都不得發展，興趣轉到了寫字上面去。在小學的時候教師周士菜（香如）先生教我們寫草書千字文，這是白摺子九宮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課外作業，我的父親又鼓勵我塗鴉，因此我一直把寫字當作一種享受。我在清華八年所寫的家信，都是寫在特製的宣紙信箋上，每年裝訂為一冊，全是墨筆恭楷，這習慣一直維持到留學回國為止。有一天我和同學吳卓（鵠飛）、張嘉鑄（禹九）商量，想組織一個練習寫字的團體，吳卓寫得一筆好趙字，張嘉鑄寫得一筆酷似張廉卿的魏碑體，眾謀僉同，於是我就著手組織，徵求同好。我的父親給我們起了一個名字，曰「清華戲墨社」。大字、小楷，同時並進。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成了我的手邊常備的參考書。我本來有早起的習慣，七點打起床鍾，我六點就盥洗完畢，天蒙蒙亮我和幾位同學就走進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抻紙，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從未間斷，舉行過幾次展覽。我最初看吳卓臨趙孟頫《天冠山圖詠》，見獵心喜，但是我父親不准我寫，認為應先骨格而後嫵媚，要我寫顏真卿的《爭座位》和柳公權的《玄秘塔》，同時供給我大量的珂羅版的漢碑，主要的是張遷碑、白石神君碑、孔廟碑，而以曹全碑殿後。這樣臨摹了兩年，孤芳自賞，但愧未能持久，本無才力，終鮮功夫，至今拿起筆桿不能運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華不是教會學校，所以並沒有什麼宗教氣氛，但是有些外國教師及一些熱心的中國人仍然不忘傳教，例如查經班青年會之類均應有盡有，可是同時也有一批國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為對抗。我對於宗教沒有興趣，不過於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須做一選擇，我寧取後者，所以我當時便參加了一些孔教會的活動，例如在孔教會附設的貧民補習班和工友補習班裡授課之類。不過孔子的學說根本不能構成宗教，所謂國教運動尤其討厭。 「五四」以後，心情丕變。任何人在青春時期都會「怨黃鶯兒作對，怪粉蝶兒成雙」，都會變成為一個詩人。我也在荷花池畔開始吟詩了。有一首詩就題為《荷花池畔》，後來發表在《創造季刊》第四期上，我從事文藝寫作是在我進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幾個朋友（顧毓繡、張忠紱、翟桓等）在校慶日之前湊熱鬧翻譯了一本《短篇小說作法》，這是一本沒有什麼價值的書，不知為何選中了它。我們的組織定名為「小說研究社」，向學校借占了一間空的寢室作為會所。後來我們認識了比我們高兩級的聞一多，是他提議把小說研究社改為「清華文學社」，添了不少新會員，包括朱湘、孫大雨、聞一多、謝文炳、饒子離、楊子惠等。聞一多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僅年紀比我們大兩歲，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學識修養方面，都比我們不止大兩歲，我們都把他當作老大哥看待。他長於圖畫，而國文根底也很堅實，作詩仿韓昌黎，硬語盤空，雄渾恣肆，而情感豐富，正直無私。這時候我和一多都大量地寫白話詩，朝夕觀摩，引為樂事。我們對於當時的幾部詩集頗有一些意見，《冬夜》里有「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之句，《草兒》里有《旗呀，旗呀，紅、黃、藍、白、黑的旗呀！》這樣的一首，還有「如廁是早起後第一件大事」之句，我們都認為俗惡不堪，就詩論詩倒是《女神》的評價最高，基於這一點意見，一多寫了一篇長文《冬夜評論》，由我寄給《北京晨報副刊》（孫伏園編）。我們很天真，以為報紙是公開的園地，我們以為文藝是可以批評的，但事實不如此。稿寄走之後，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幾番函詢亦不得複音，幸虧尚留底稿，我決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寫了一篇《草兒評論》，合為《冬夜草兒評論》，薄薄的一百多頁，用去印刷費百餘元，是我父親供給我的。這一小冊的出版引起兩個反響，一個是《努力周報》署名「哈」的一段短評，當然是冷嘲熱罵，一個是創造社《女神》作者的來信讚美。由於此一契機我認識了創造社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見到郭、郁、成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的生活的頹廢，尤以郁為最。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裡打茶圍，這一切對於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後來郁達夫到清華來看我，要求我兩件事，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前者我欣然承諾，後者則清華學生夙無此等經驗，未敢奉陪（後來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車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為滿意雲）。 差不多同時我也由於通信而認識了南京高師的胡昭佐（夢華），由於他而認識了吳宓（雨僧），後來又認識了梅光迪（迪生）、胡先輔（步青）諸位。對於南京一派比較守舊的思潮，我也有一點同情，並不想把他們一筆抹殺。 我的父親總是擔心我的國文根底不夠，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補習國文，我的教師是儀征陳止（孝起）先生，他的別號是大鐙，是一位純舊式的名士，詩詞文章無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裡滿目琳琅。我隔幾天送一篇文章請他批改，偶然也作一點舊詩。但是舊文學雖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賞，卻無模擬的興致，受過「五四」洗禮的人是不能再回復到以前的那個境界裡去了。 八 臨畢業前一年是最舒適的一年，搬到嚮往已久的大樓裡面去住，別是一番滋味。這一部分的宿舍有較好的設備，床是鋼絲的，屋裡有暖氣爐，廁所裡面有淋浴有抽水馬桶。不過也有人不能適應抽水馬桶，以為做這種事而不採取蹲的姿勢是無法完成任務的（我知道顧德銘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顧那九間樓），可見吸收西方文化也並不簡單，雖然絕大多數的人是樂於接受的。 和我同寢室的是顧毓琇、吳景超、王化成，四個少年意氣揚揚共居一室，曾經合照過一張相片，坐在一條長凳上，四副近視眼鏡，四件大長袍，四雙大皮鞋，四條蹺起來的大腿，一派生愣的模樣。過了二十年，我們四個在重慶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張，當時大家就意識到這樣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幾張。當時約定再過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張，現在拍照第三張的時期已過，而顧毓琇定居在美國，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後病歿在美國，吳景超在大陸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蹤漂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憶四十年前的景況，恍如昨日：顧毓琇以「一樵」的筆名忙著寫他的《芝蘭與茉莉》，寄給文學研究會出版，我和景超每星期都要給《清華周刊》寫社論和編稿。提起《清華周刊》，那也是值得回憶的事。我不知哪一個學校可以維持出版一種百八十頁的周刊，歷久而不停，裡面有社論、有專文、有新聞、有通訊、有文藝。我們寫社論常常批評校政，有一次我寫了一段短評鼓吹男女同校，當然不是為私人謀，不過措詞激烈了一點，對校長之庸弱無能大肆抨擊，那時的校長是曹雲祥先生（好像是做過丹麥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學問道德如何則我不大清楚），大為不悅，召吳景超去談話，表示要給我記大過一次。景超告訴他：「你要處分是可以的，請同時處分我們兩個，因為我們負共同責任。」結果是采官僚作風，不了了之。我喜歡文學，清華文藝社的社員經常有作品產生，不知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有那樣大的膽量，單憑一點點熱情，就能振筆直書從事創作，這些作品經由我的安排，便大量地在周刊上發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藝一欄自不待言，每逢節日還有特刊副刊之類，一時文風甚盛。這卻激怒了一位同學（梅汝璈），他投來一篇文章《辟文風》，我當然給他登出來，然後再辭而辟之。我之喜歡和人辯駁問難，蓋自此時始，我對於寫稿和編輯刊物也都在此際得到初步練習的機會。周刊在經濟方面是學校支持的，這項支出有其教育的價值。 我以《清華周刊》編者的名義，到城裡陟山門大街去訪問胡適之先生。原因是梁任公先生應《清華周刊》之請寫了一個《國學必讀書目》，胡先生不以為然，公開地批評了一番。於是我徑去訪問胡先生，請他也開一個書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張藤椅上見我，滿屋裡堆的是線裝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藹而嚴肅，他很高興地應了我們的請求。後來我們就把他開的書目發表在《清華周刊》上了。這個書目引出吳稚暉先生的一句名言：「線裝書應該丟到茅廁坑裡去！」 我必須承認，在最後兩年實在沒有能好好地讀書，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這時候經人介紹認識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績溪人，剛從女子師範畢業，在女師附小教書，我初次和她會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職業學校里，那時候男女社交尚未公開，雙方家庭也是相當守舊的，我和季淑來往是秘密進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園、北海等地約期會晤。我的父親知道我有女友，不時地給我接濟，對我幫助不少。我的三妹亞紫在女師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戀期間誰都會神魂顛倒，睡時，醒時，行時，坐時，無時不有一個倩影盤踞在心頭，無時不感覺熱血在沸騰，坐臥不寧，寢饋難安，如何能沉下心讀書？「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更何況要等到星期日才能進得城去謀片刻的歡會？清華的學生有異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極少數特殊幸運的一個。因為我們每星期日都風雨無阻地進城去會女友，李迪俊曾譏笑我們為「主日派」。 對於畢業出國，我一向視為畏途。在清華有讀不完的書，有住不膩的環境，在國內有捨不得離開的人，那麼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聞一多屢次商討，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對於我們這樣的人有無必要？會不會到了美國被汽車撞死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國，頭一封來信劈頭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我出國去開開眼界。事實上清華也還沒有過畢業而拒絕出國的學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猶豫地勸我就道，雖然我們知道那別離的滋味是很難熬的。這時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應她，三年為期，期滿即行歸來。於是我準備出國。季淑繡了一幅「平湖秋月圖」給我，這幅繡圖至今在我身邊。 出國就要治裝，我不明白為什麼外國人到中國來不需治中裝，而中國人到外國去就要治西裝。清華學生平素沒有穿西裝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陣還外加布襪布鞋。畢業期近，學校發一筆治裝費，每人約三五百元之數，統籌辦理，由上海恆康西服莊派人來承辦。不匝月而新裝成，大家紛紛試新裝，有人缺領巾，有人缺襯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戲衣，真可說得上是「沐猴而冠」。這時節我懷想紅頂花翎靴袍褂出使外國的李鴻章，他有那一份膽量不穿西裝，雖然翎頂袍褂也並非是我們原來的上國衣冠。我有一點厭惡西裝，但是不能不跟著大家走。在治裝之餘我特製了一面長約一丈的綢質大國旗——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這在後來派了很大的用場，在美國好多次集會（包括孫中山先生逝世時紐約中國人的追悼會）都借用了我這一面特大號的國旗。 到了畢業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自紡綢長袍黑紗馬褂，在校園裡穿梭般走來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畢業還不是毫無問題的，我和趙敏恆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幾乎不得畢業，我們臨時苦練，豁出去喝兩口水，連爬帶泳，湊合著也補考及格了，體育教員馬約翰先生望著我們兩個人只是搖頭。行畢業禮那天，我還是代表全班的三個登台致辭者之一，我的講詞規定是預言若干年後同學們的狀況，現在我可以說，我當年的預言沒有一句是應驗了的！例如：謝奮程之被日軍刺殺，齊學啟之殉國，孔繁祁之被汽車撞死，盛斯民之瘋狂以終，這些倒霉的事固然沒有料到，比較體面的事如孫立人之於軍事，李先聞之於農業，李方桂之於語言學，應尚能之於音樂，徐宗涑之於水泥工業，吳卓之於糖業，顧毓琇之於電機工程，施嘉煬之於土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於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當時也並未窺見端倪。至於區區我自己，最多是小時了了，到如今一事無成，徒傷老大，更不在話下了。畢業那一天有晚會，演話劇助興，劇本是顧一樵臨時趕編的三幕劇《張約翰》。劇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誰也不願擔任，最後由我和吳文藻承乏。我的服裝有季淑給我縫製的一條短褲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則尺寸不合無法穿著，最後向Miss Lysgate借來一試，還累嫌松一點點。演出時我特請季淑到校參觀，當晚下榻學生會辦公室，事後我問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著說：「我不敢仰視。」事實上這不是我第一次演戲，前一年我已經演過陳大悲編的《良心》，導演人即是陳大悲先生。不過串演女角，這是生平僅有的一次。 拿了一紙文憑便離開了清華園，不知道是高興還是哀傷。兩輛人力車，一輛拉行李，一輛坐人，在驕陽下一步一步地踏向西直門。心裡只覺得空虛悵惘。此後兩個月中酒食徵逐，意亂情迷，緊張過度，遂患甲狀腺腫，眼珠突出，雙手抖顫，積年始愈。 家父給了我同文書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國課餘之暇隨便翻翻，因為他始終擔心我的國文根底太差。這十四函線裝書足足占我大鐵箱的一半空間，這原是吳稚暉先生認為應該丟進茅廁坑裡去的東西，我帶過了太平洋，又帶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動交還給家父，實在好生慚愧。老人家又怕在美膏火不繼，又給了我一千元錢，半數買了美金硬幣，半數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帶了一具景泰藍的香爐，一些檀香木和粉，因為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中最好的一項代表性的藝術品，我一向嚮往「焚香默坐」的那種境界。這一具香爐，頂上有一銅獅，形狀瑰麗，聞一多甚為欣賞，後來我在科羅拉多和他分手時便舉以相贈，我又帶了一對景泰藍花瓶，後來為了進哈佛大學的緣故在暑期中趕補拉丁文，就把這對花瓶賣了五十元美金充學費了。此外我還在家裡搜尋了許多繡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後來都成了最受人歡迎的禮物。 一九二三年八月里，在淒風苦雨里的一天早晨，我在院裡走廊上和弟妹們吹了一陣胰子泡，隨後就噙著淚拜別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館裡寫了一篇紀實的短篇小說，題為《苦雨淒風》，刊在《創造周報》上。我這一班，在清華是最大的一班，入學時有九十多人，上船時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傑克遜總統號」的那一天，船靠在浦東，創造社的幾位到碼頭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來一面旗子，上面親自繡了「乘風破浪」四個字。其實我哪裡有宗愨的志向？我愧對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華八年的生涯就這樣的結束了。 清華七十 今年「國立清華大學」舉辦建校七十周年紀念，有朋友輾轉問我要不要寫一點回憶性質的文字以為祝賀。我在清華讀過八年書，由十四歲到二十二歲，自然有不可磨滅的印象，難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寫過一篇《清華八年》，略敘我八年的經過，茲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觸的師友及一些瑣事之回憶，作為前文之補充。 現在新竹的「國立清華大學」，校址很廣，規模很大，教授的陣容堅強，學生的程度優異，這是有口皆碑的，不過我所能回憶的清華是在北平西直門外海淀北的清華園，新竹校園雖美，我卻覺得有些異樣。我記得：北平清華園的大門，上面橫匾清華園三個大字，字不見佳，是清大學士那桐題的，遇有慶典之日，門口交叉兩面國旗——五色旗，通往校門的馬路是筆直一條碎石路，上面鋪黃土，經常有清道夫一勺一勺地潑水，校門前小小一塊廣場，對面是一座小橋，橋畔停放人力車，並繫著幾匹毛驢。 門口內，靠東邊有小屋數楹，內有一土著老者，我們背後呼之為張老頭，他職司門禁，我們中等科的學生非領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門一步，他經常手托著水菸袋，穿著黑背心，笑容可掬，我們若是和他打個招呼，走出門外買烤白薯、凍柿子，他也會裝糊塗點點頭，連說：「快點兒回來，快點兒回來。」 校門以內是一塊大空地，綠草如茵。有一條小河橫亘草原。河以南靠東邊是高等科，額曰「清華學堂」，也是那桐手筆。校長辦公室在高等科樓上。民國四年我考取清華，我父執陸聽秋（震）先生送我入校報到，陸先生是校長周詒春（寄梅）先生的聖約翰同學，我們進校先去拜見校長，校長指著牆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沒有念錯，他點頭微笑。我想我對他的印象比他對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樓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寢室，現在回想起來，像是編了號的監牢。我起初是六個人一間房間，後來是四人一間。室內有地板。白灰牆白灰頂，四白落地。鐵床草墊，外配竹竿六根以備夏天支設蚊帳。有窗戶，無紗窗，無窗簾。每人發白布被單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裝換洗衣服之用。洗衣作坊隔日派人取送。每兩間寢室共用一具所謂「俄羅斯火爐」，牆上有洞以通暖氣，實際上也沒有多少暖氣可通，但是火爐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廁所在西邊毗鄰操場。浴室備鋁鐵盆十幾個，浴者先簽到報備，然後有人來倒冷熱水，一個禮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員監視勒令就浴。這規矩好像從未嚴格執行，因為請人簽到或簽到之後就開溜，種種方法早就有人發明了。廁所有九間樓之稱，不知是哪位高手設計，廁在樓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廁者均可欣賞「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遲」的景致。而白胖大蛆萬頭攢動爭著要攀據要津，蹭蹬失勢者紛紛黜落的慘象乃盡收眼底。嚴冬朔風鬼哭神號，膽小的不敢去如廁，往往隨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備大木桶晚間抬至寢室門口階下，桶深階滑，有一位同學睡眼矇矓不慎失足幾遭滅頂（這位同學我在抗戰之初偶晤於津門，已位居銀行經理，談及往事相與大笑）。 大禮堂是後造的。起先集會都在高等科的一個小禮堂里，凡是演講、演戲、俱樂會都在那裡舉行。新的大禮堂在高等科與中等科之間，背著小河，前臨草地，是羅馬式的建築，有大石柱，有圓頂，能容千餘人，可惜的是傳音性能不甚佳，在這大禮堂里，周末放電影，每次收費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 White）主演的《蒙頭人》 （Hooded Terror）續劇，一部接著一部，美女蒙難，緊張恐怖，雖是黑白無聲，也很能引發興趣，賈波林、陸克的喜劇更無論矣。我在這個禮堂演過兩次話劇。 科學館是後建的，體育館也是。科學館在大禮堂前靠右方。我在裡面曾飽聞科羅芳的味道，切過蚯蚓，宰過田雞（事實上是李先聞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雞肚上劃那一刀）。後來校長辦公室搬在科學館樓上，教務處也搬進去了。原來的校長室變成了學生會的會所，好神氣！ 體育館在清華園的西北隅，雖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內游泳池，在當年算是很有規模的了。在健身房裡我練過跳木馬、攀槓子、翻筋斗、爬繩子、張飛賣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涼，不留心難免喝一口，所以到了畢業之日游泳考試不及格者有兩人，一個是趙敏恆，一個不用說就是區區我。 圖書館在園之東北，中等科之東，原來是平房一座，後建大樓，後又添兩翼，踵事增華，蔚為大觀。閱覽室二，以軟木為地板，故走路無聲，不驚擾人。書庫裝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開燈。在當時都算是新的裝備。一座圖書館的價值，不在於其建築之宏偉，亦不盡在於其庋藏之豐富，而是在於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縱多，塵封何益。清華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每晚學生麇集，閱讀指定參考書，座無虛席。大部頭的手抄的《四庫全書》，我還是在這裡首次看到。 校醫室在體育館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張。舒美科醫師主其事，後來換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醫師。我因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兩天，記得有兩位男護士在病房對病人大談其性故事與性經驗，我的印象惡劣。 工字廳在河之南，科學館之背後，乃園中最早之建築，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寬敞，几淨窗明，為招待賓客之處，平素學生亦可借用開會。工字廳的後門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後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鬱。凡是純中國式的庭園風景，有水必有山，因為挖地作池，積土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則必定有萬壽山，不過其規模較大而已。清華的荷花池，規模小而景色佳，廳後對聯一副頗為精彩—— 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 窗中雲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澹蕩洵是仙居 橫額是「水木清華」四個大字。聯語原為廣陵駕鶴樓杏軒沈廣文之作，此為祁雋藻所書。祁雋藻是嘉慶進士、大學士。所謂「仙居」未免誇張，不過在一片西式建築之中保留了這樣一塊純中國式的環境，的確別有風味。英國詩人華次渥茲說，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時候，自然景物會有療傷的作用。我在清華最後兩年，時常於課餘之暇，陟小山，披荊棘，巡遊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黃昏。聞一多臨去清華時用水彩畫了一幅《荷花池畔》贈我。我寫了一首白話新詩《荷花池畔》刊在《創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還是成仿吾還給我改了兩個字。 荷花池的東北角有個亭子，這是題中應有之義，有山有水焉能無亭無台？亭附近高處有一口鐘，是園中報時之具，每半小時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鐘的方法，敲兩下是一點或五點或九點，一點半是哨哨——哨，兩點半是哨哨——哨哨——哨，余類推。敲鐘這份差事也不好當，每隔半小時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風雨無阻。 工字廳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幾個小院落組成的中國式房屋，裡面住的是教國文的老先生。有些年輕的教英文的教師記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廳，美籍教師則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圖書館以北一隅。從住房的分配上也隱隱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華園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圍牆圈起，中間有一小土山聳立，我們稱之為西園。小河經過處有一豁口，可以走進沿牆巡視一周，只見一片片的「萑葦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於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園閒步，水閘處聞潑剌聲，俯視之有大魚盈尺在石板上翻躍，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獲之，急送廚房，烹而食之，大膏饞吻。 孩子沒有不饞嘴的，其實豈止孩子？清華校門內靠近左邊圍牆有一家「嘉華公司」，招商承辦，賣日用品及零食，後來收回自營，改稱為售品所，我們戲稱去買零食為「上售」。零食包括：熱的豆漿、肉餃、栗子、花生之類。餓的時候，一碗豆漿加進砂糖，拿起一枚肉餃代替茶匙一攪，頃刻間三碗豆漿一包肉餃（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當局怕學生把栗子皮剝得狼藉滿地，限令栗子必須剝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從沒有過這吃法。在清華那幾年，正是生長突盛的時期，食量驚人。清華的膳食比較其他學校為佳，本來是免費的，我入校那年改為繳半費，我每月交三元半，學校補助三元。八個人一桌，四盤四碗四碟鹹菜，盤碗是葷素各半，饅頭白飯管夠。冬季四碗改為火鍋。早點是饅頭稀飯鹹菜四色，蘿蔔乾、八寶菜、醃蘿蔔、醃白菜，隨意加麻油。每逢膳時，大家擠在飯廳門外，我的感覺不是飢腸轆轆，是胃裡長鳴。我清楚地記得，上第四堂課「西洋文學大綱」時，選課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羅伯森先生家裡去聽講，我需要用手按著胃，否則肚裡會嗚嗚地大叫。我吃饅頭的最高紀錄是十二個。齋務人員在飯廳里單占一桌，學生們等他們散去之後紛紛喊廚房添菜，不是木樨肉，就是肉絲炒辣椒，每個呼呼地添一碗飯。 清華對於運動素來熱心。校際球類比賽如獲勝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躋身於校隊，則享有特殊伙食以維持其體力，名之為「訓練桌」，同學為之側目。記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學足球隊北征，清華嚴陣以待。那一天朔風刺骨，圍觀的人個個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華大勝，以中鋒徐仲良、半右鋒關頌韜最為出色。徐仲良腳下勁足，射門時球應聲入網，其疾如矢。關頌韜最善盤球，左衝右突球不離身，三兩個人和他爭搶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隊員如陸懋德、華秀升、姚醒黃、孟繼懋、李汝祺等均能稱職。生平看足球比賽，緊張刺激以此為最。籃球賽之清華的對手是北師大，其次是南開，年年互相邀賽，全力以赴，互有勝負。清華的陣容主要的以時昭涵、陳崇武為前鋒，以孫立人、王國華為後衛。昭涵悍銳，崇武刁鑽，立人、國華則穩重沉著。五人聯手，如臂使指，進退恍惚，勝算較多。不能參加校隊的，可以參加級隊，不能參加級隊的甚至可以參加同鄉隊、寢室隊，總之是一片運動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過兩雙球鞋，打破過幾隻網拍。 當時最普通而又最簡便的遊戲莫過於「擊嘎兒」。所謂「嘎兒」者，是用木頭楦出來的梭形物，另備木棍一根如擀麵杖一般，略長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溝，以「嘎兒」斜置溝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兒」之一端，則「嘎兒」飛越而出，愈遠愈好。此戲為兩人一組。一人擊出，另一人試接，如接到則二人交換位置，如未接到則拾起「嘎兒」擲擊平放在溝上之木棍，如未擊中則對方以木杖試量其差距，以為計分，幾番交換擊接，計分較少之一方勝，清華並不完全洋化，像這樣的市井小兒的遊戲實在很土，其他學校學生恐怕未必屑於一顧，而在清華有一陣幾乎每一學生手裡都挾有一杖一梭。每天下午有一個老銅鎖匠擔著挑子來到運動場邊，他的職業本來是配鑰匙開鎖，但是他的副業喧賓奪主，他管修網球拍、補皮球胎、縫破皮鞋、發信木杖兒木嘎兒，以及其他零碎委辦之事，他是園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服務者。 中等科的學生編為童子軍，高等科的學生則練兵操，起初大家頗為認真，「五四」以後則漸廢弛。 童子軍分兩大隊，第一大隊長是梅貽琦先生，第二大隊長是席德柄先生。我被編入第二大隊的一個小隊。我們的制服整齊美觀，厚呢的帽子寬寬的帽沿，燙得平平的，以視現今的若干學校童子軍，戴的是軟布帽，帽沿低垂倒掛如敗荷葉，不可同日而語。童子軍的室內活動以結繩始，別瞧這伏羲氏的時候就開始玩的把戲，時到如今花樣忒多，我的手指頭全是大拇指，時常急得一頭汗。我現在只記得一種叫「漁人結」，比較簡單，其他如什麼帆腳索結、八字形結、方結……則都已忘得一乾二淨。戶外活動比較有趣，圓明園舊址就在我們隔壁，野徑盤紆，荒阡交互，正是露營的好去處。用一根火柴發火炊飯，不是一件容易事。飯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覺得好吃。做了一年多的「生手」才考上了二等童軍。上兵操另是一種趣味，大隊長是姓劉還是勞，至今搞不清楚，只知道他是W. W. Law先生。那時候的兵操不能和現在的軍訓比，現在的軍訓真槍實彈勤習苦練，那時的兵操只是在操場上立正開步走，手裡拿的是木槍。不過服裝漂亮，「五四」之後清華學生排隊進城，隊伍整齊，最能贏得都人喝彩。 我的課外活動不多。在中二、中三時曾邀約同學組織了一個專門練習書法的「戲墨社」，願意參加的不多，大學忙著學英文，誰有那麼多閒情逸緻討此筆硯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點點名之前作半小時余的寫字練習，有吳卓、張嘉鑄等幾個人。吳卓臨趙孟頫的《天冠山圖詠》，柔媚瀟灑，極有風致，張嘉鑄寫魏碑，學張廉卿，有古意。我寫漢隸，臨張遷，僅略得形似耳。我們也用白摺子寫小楷。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是我們這時候不斷研習的典籍。我們這個結社也要向學校報備，還請了汪鸞翔（梁庵）先生做導師，幾度以作業送呈過目，這位長髯飄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師對我們有嘉勉但無指導。怪我毅力不夠，勉強維持兩年就無形散夥了。 進高等科之後，生活環境一變，我已近成年，對於文學發生熱烈的興趣。邀集翟桓、張忠紱、顧毓琇、李迪俊、齊學啟、吳錦銓等人組織「小說研究社」，出版了一冊《短篇小說作法》，還占據了一間寢室作為社址。稍後擴大了組織，改名為「清華文學社」，吸收了孫大雨、謝文炳、饒孟侃、楊世恩等以及比我們高三班的聞一多，共約三十餘人。朱湘落落寡合，沒有加入我們的行列，後終與一多失和，此時早已見其端倪。一多年長博學，無形中是我們這集團的領袖，和我最稱莫逆。我們對於文學沒有充分的認識，僅於課堂上讀過少數的若干西方文學作品，對於中國文學傳統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統的主張。有幾個人性較浪漫，故易接近當時「創造社」一派。我和聞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兒評論》即成於是時。同學中對於我們這一批吟風弄月謳歌愛情的人難免有微詞，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寫過一篇《辟文風》投給《清華周刊》，我是周刊負責的編輯之一，當即為之披露，但是於下一周期刊中我反唇相譏辭而辟之。 說起《清華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時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為學生會主要活動之一，由學校負責經費開支，雖說每期五六十面不超過一百，裡面有社論、有專論、有新聞、有文藝，儼然是一本小型綜合雜誌，每周一期，編寫頗為累人。總編輯是吳景超，他做事有板有眼，一絲不苟。景超和我、顧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寢室。化成另有一批交遊，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們三個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內容。社論數則是由景超和我分別撰作，交相評閱，常常秉燭不眠，務期斟酌於至當，而引以為樂。周刊的文藝一欄特別豐富，有時分印為增刊，厚達二百頁。 高四的學生受到學校的優遇，全體住進一座大樓，內有暖氣設備，有現代的淋浴與衛生設備。不過也有少數北方人如廁只能蹲而不能坐，則寧遠征中等科照顧九間樓。高四那年功課並不鬆懈，唯心情愉快，即將與校園告別，反覺依依不捨。我每周進城，有時策驢經大鐘寺趨西直門，蹄聲得得，黃塵滾滾，趕腳的跟在後面跑，氣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車，荒原古道，老樹垂楊，也是難得的感受，途經海淀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買幾瓶蓮花白或桂花露，再順路買幾簍醬瓜醬菜，或是一匣甜鹹薄脆，歸家共享。 這篇文字無法結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懷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幾位師友。 首先是王文顯先生，他做教務長相當久，後為清華大學英語系主任，他的英文姓名是J. Wang Quincey，我沒見過他的中文簽名，聽人說他不諳中文，從小就由一位英國人撫養，在英國受教育，成為一位十足的英國紳士。他是廣東人，能說粵語，為人穩重而沉默，經常騎一輛腳踏車，單手扶著車把，岸然遊行於校內。他喜穿一件運動上裝，胸襟上繡著英國的校徽（是牛津還是劍橋我記不得了），在足球場上做裁判。他的英語講得太好了，不但純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聽他說話乃是一大享受。比起語言粗魯的一般美國人士顯有上下床之別。我不幸沒有能在他班上聽講，但是我畢業之後任教北大時，曾兩度承他邀請參加清華留學生甄試，於私下晤對言談之間聽他敘述英國威爾孫教授如何考證莎士比亞的版本，頭頭是道，乃深知其於英國文學的知識之淵博。先生才學深邃，而不輕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師，他也是受過英國傳統教育的學者，英語流利而有風趣。我記得他講解一首伯朗寧的小詩《法軍營中軼事》，連讀帶做，有聲有色。我在班上發問答問，時常故作刁難，先生不以為忤。我一九四九年來台時先生任職港府，辱賜書欲推薦我於香港大學，我遜謝。 在中等科教過我英文的有馬國驥、林玉堂、孟憲成諸先生。馬先生說英語夾雜上海土話，亦莊亦諧，妙趣橫生。民國三十八年我與馬先生重逢於台北，學生們仍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談吐不異往時。林先生長我五六歲，聖約翰畢業後即來清華任教，先生後改名為語堂，當時先生對於胡適白話詩甚為傾倒，嘗於英文課中在黑板上大書「人力車夫，人力車夫，車來如飛……」，然後朗誦，擊節稱賞。我們一九二三級的「級呼」 （Class Yell）是請先生給我們作的： Who are, who are, who are we? We are, we are, twenty-three. Ssssbon-bah!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學，後來成為教育學家。林先生活潑風趣，孟先生凝重細膩。記得孟先生教我們讀《湯伯朗就學記》 （Tom Brown's Schooldays ），這是一部文學傑作，寫英國勒格貝公共學校的學生生活，先生講解精詳，其中若干情況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師有好幾位，我最懷念的是貝德女士（Miss Baeder），她教我們「作文與修辭」，我受益良多。她教我們作文，注重草擬大綱的方法。題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節，每節有一個提綱挈領的句子。有了大綱，然後再敷衍成為一篇文字。這方法其實是訓練思想，使不枝不蔓層次井然，用在國文上也同樣有效。她又教我們議會法，一面教我們說英語，一面教我們集會議事的規則（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權初步），於是我們從小就學會了什麼動議、附議、秩序問題、權利問題，等等，終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師教我們英語，使用各種教材教法，諸如辯論、集會、表演、遊戲之類，而不專門致力於寫、讀、背。是於實際使用英語中學習英語。還有一位克利門斯女士（Miss Clemens）我也不能忘，她年紀輕，有輕盈的體態，未開言臉先緋紅。 教我音樂的是西萊女士（Miss Seeley ），教我圖畫的是斯塔女士（Miss Starr）和李蓋特女士（Miss Lyggate ），我上她們的課不是受教，是享受。所謂如沐春風不就是享受麼？教我體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馬約翰先生，馬先生黑頭髮綠眼珠，短小精悍，活力過人，每晨十時，一聲鈴響，全體自課室蜂擁而出，排列在一個廣場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連做十五分鐘的健身操，風霜無阻，也能使大家出一頭大汗。 我的國文老師當中，舉人進士不乏其人，他們滿腹詩書自不待言，不過傳授多少給學生則是另一問題。清華不重國文，課都排在下午，畢業時成績不計，教師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個區域。我懷念徐鏡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說廢話，少用虛字，句句要挺拔，這是我永遠奉為圭臬的至理名言。我曾經寫過一篇記徐先生的文章，茲不贅。陳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風趣的言談之外還逼我們默寫過好多篇古文。背誦之不足，繼之以默寫，要把古文的格調聲韻砸到腦子裡去。汪鸞翔先生以他的貴州的口音結結巴巴地說：「有有人說，國國文沒沒有趣味，國國文怎能沒沒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當時聽了當做笑話，現在體會到國文的趣味之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真是只好說是「在其中」了。 八年同窗好友太多了，同級的七八十人如今記得姓名的約有七十，有幾位我記得姓而忘其名，更有幾位我只約略記得面貌。初來台灣時，在台的級友包括徐宗涑、王國華、劉溟章、辛文錡、孫清波、孫立人、李先聞、周大瑤、吳大鈞、江元仁、周思信、嚴之衛、翟桓、吳卓和我，偶爾聚餐話舊，現則大半凋零。 我在清華最後兩年，因為熱心於學生會的活動，和羅努生、何浩若、時昭瀛來往較多。浩若來台後曾有一次對我說：「當年清華學生中至少有四個人不是好人，一個是努生，一個是昭瀛，一個是區區我，一個是閣下你。應該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長壽』，所以我對於自己的壽命毫不擔心。如今昭瀛年未六十遽爾作古，我的信心動搖矣！」他確是信心動搖，不久亦成為九泉之客。其實都不是壞人，只是年少輕狂不大安分。我記得有一次演話劇，是陳大悲作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時候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飾演一角），他指著昭瀛說：「昭瀛法扮演那個壞蛋，可以無須化妝。」哄堂大笑。昭瀛一瞪眼，眼睛比眼鏡還大出一圈。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為了換取一點稿酬，譯了我的《雅舍小品》，孟瑤的《心園》，張其昀的《孔子傳》。不幸在出使巴西任內去世。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迭起，世人皆知，在校時揚言「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我曾當面戲之曰：「足下才高於學，學高於品。」如今他已下世，我仍然覺得「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至於浩若，他是清華同學中唯一之文武兼資者，他在清華的時候善寫古文，波瀾壯闊。在美國讀書時倡國家主義最為激烈，返國後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團長，抗戰期間任物資局長，晚年蕭索，意氣消磨。 我清華最後一年同寢室者，吳景超與顧毓琇，不可不述。景超徽州歙縣人，永遠是一襲灰布長袍，道貌岸然，循規蹈矩，刻苦用功。好讀史遷，故大家戲呼之為太史公。為文有法度，處事公私分明。供職經濟部時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內，一供公事，一供私函，絕不混淆。可見其為人之一斑。毓琇江蘇無錫人，治電機，而於詩詞戲劇小說無所不窺，精力過人。為人機警，往往適應局勢猛著先鞭。 還有兩個我所敬愛的人物。一個是潘光旦，原名光宜，江蘇寶山人，因傷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稱道的「胡聖潘仙」，胡聖是適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鐵拐也。光旦學問淵博，融貫中西，治優生學，後遂致力於我國之譜牒，時有著述，每多發明。其為人也，外圓內方，人皆樂與之游。還有一個是張心一，原名繼忠，是我所知的清華同學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肅人。他是一個傳奇人物。他嫌理髮一角錢太貴，嘗自備小刀對鏡剃光頭，常是滿頭血跡斑斕。在校時外出永遠騎驢，抗戰期間一輛摩托機車跑遍後方各省。他做一個銀行總稽核，外出查賬，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為他設盛筵，他聞聲逃匿，到小吃攤上果腹而歸。他做建設廳長時，騎機車下鄉，被匪劫持上山，查明身份後匪徒饗以烤肉恭送下山，敬禮有加。他的軼事一時也說不完。 我在清華一住八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裡受環境的薰陶，受師友的教益，這樣的一個學校是名副其實的我的母校，我自然懷著一份深厚的感情。不過這份感情也不是沒有羼著一些複雜的成分。我時常想起，清華建校實乃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所造成的。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美國國會通過議案，退還賠款的一部分給中國政府，以為興辦教育之用，這便是清華建校的原始。我的母校是在恥辱之中成立，而於恥辱之中又加進了令人慚愧的因素。提起清華便不能不令人想起七十餘年前的這一段慘痛歷史。 美國退還賠款給我們辦教育，當然是善意的。但是我也要指陳，美國退還賠款的動機並不簡單。偶讀一九七七年三月出版的《自由談》三十卷三期，戴良先生輯《中美傳統友誼大事記》，內有這樣一段：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國會通過退還庚款。史密斯致老羅斯福的備忘錄：『哪一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哪個國家就將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穫。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已經做到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這一個國家來，並能使這個潮流繼續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知識與精神上的支配中國的領袖的方式！』」 羅斯福大概是接受了這個意見。以教育的方式造就出一批親美的人才，從而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幾句話，我們聽起來，能不警惕、心寒、慚愧？所以我說：清華是於恥辱的狀況和慚愧的心情中建立的。 在慶祝清華建校七十周年聲中，也許不該提起往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實我們不能回到水木清華的舊址去歡呼慶祝，而在此地為文紀念，這件事情本身也就夠令人心傷了！ 「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 「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是孟郊的句子，人與疲馬羈禽無異，高飛遠走，疲於津梁，不免懷念自己的舊家園。 我的老家在北平，是距今一百幾十年前由我祖父所置的一所房子。坐落在東城相當熱鬧的地區，出胡同東口往北是東四牌樓，出胡同西口是南小街子。東四牌樓是四條大街的交叉口，所以商店林立，市容要比西城的西四牌樓繁盛得多。牌樓根兒底下靠右邊有一家乾果子鋪，是我家投資開設的，領東的掌柜的姓任，山西人，父親常在晚間帶著我們幾個孩子溜達著到那裡小憩，掌柜的經常饗我們以汽水，用玻璃球做塞子的那種小瓶汽水，仰著脖子對著瓶口汩汩而飲之，還有從蜜餞缸里抓出來的蜜餞桃脯的一條條的皮子，當時我認為那是一大享受。南小街子可是又髒又臭又泥濘的一條路，我小時候每天必須走一段南小街去上學，時常在羊肉床子看宰羊，在切面鋪買「干蹦兒」或糖火燒吃。胡同東口外斜對面就是燈市口，是較寬敞的一條街，在那裡有當時唯一可以買到英文教科書《漢英初階》及墨水鋼筆的漢英圖書館，以後又添了一家郭紀雲，路南還有一家小有名氣的專賣滷蝦、小菜、臭豆腐的店。往南走約十五分鐘進金魚胡同便是東安市場了。 我的家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地基比街道高得多，門前有四層石台階，情形很突出，人稱「高台階」。原來門前還有左右分列的上馬石凳，因妨礙交通而拆除了。門不大，黑漆紅心，浮刻黑字「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門框旁邊木牌刻著「積善堂梁」四個字，那時人家常有堂號，例如三槐堂衛、百忍堂張，等等，積善堂梁出自何典我不知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語見《易經》，總是勉人為善的好話，作為我們的堂號亦頗不惡。打開大門，裡面是一間門洞，左右分列兩條懶凳，從前大門在白晝是永遠敞著的，誰都可以進來歇歇腿。一九一一年兵變之後才把大門關上。進了大門迎面是兩塊金磚鏤刻的「戩穀」兩個大字，戩穀一語出自《詩經》「俾爾戩穀」。戩是福，谷是祿，取其吉祥之義。前面放著一大缸水蔥（正名為莞，音冠），除了水冷成冰的時候總是綠油油的，長得非常旺盛。 向左轉進四扇屏門，是前院。坐北朝南三間正房，中間一間闢為過廳，左右兩間一為書房一為佛堂。辛亥革命前兩年，我的祖父去世，佛堂取消，因為我父親一向不喜求神拜佛，這間房子成了我的臥室，那間書房屬於我的父親，他鎮日價在裡面摩挲他的那些有關金石小學的書籍。前院的南邊是臨街的一排房，作為用人的居室。前院的西邊又是四扇屏門，裡面是西跨院，兩間北房由塾師居住，兩間南房堆置書籍，後來改成了我的書房。小跨院種了四棵紫丁香，高逾牆外，春暖花開時滿院芬芳。 走進過廳，出去又是一個院子，迎面是一個垂花門，門旁有四大盆石榴樹，花開似火，結實大而且多，院裡又有幾棵梨樹，後來砍伐改種四棵西府海棠。院子東頭是廚房，繞過去一個月亮門通往東院，有一棵高莊柿子樹，一棵黑棗樹，年年收穫累累，此外還有紫荊、榆葉梅，等等。我記得這個東院主要用途是搖煤球，年年秋後就要張羅搖煤球，要敷一冬天的使用。煤黑子把煤渣與黃土和在一起，加水，和成稀泥，平鋪在地面，用鏟子剁成小方粒，放在大簸籮里像滾元宵似的滾成圓球，然後攤在地上曬，這份手藝真不簡單，我兒時常在一旁參觀十分欣賞。如遇天雨，還要急速動員搶救，否則化為一汪黑水全被沖走了。在那廚房裡我是不受歡迎的，廚師嫌我們礙手礙腳，拉麵的時候總是塞給我一團面叫我走得遠遠的，我就玩那一團面，直玩到那團面像是一顆煤球為止。 進了垂花門便是內院，院當中是一個大魚缸，一度養著金魚，缸中還矗立著一座小型假山，山上有橋樑房舍之類，後來不知怎麼水也涸了，假山也不見了，乾脆作為堆置煤灰煤渣之處，一個魚缸也有它的滄桑！東西廂房到夏天曬得厲害，雖有前廊也無濟於事，幸有寬幅一丈以上的帳篷三塊每天及時支起，略可遮抗驕陽。祖父逝後，內院建築了固定的鉛鐵棚，棚中心設置了兩扇活動的天窗，至是「天棚魚缸石榴樹……」乃粗具規模。民元之際，家裡的環境突然維新，一日之內小辮子剪掉了好幾根，而且裝上了龐然巨物釘在牆上的「德律風」，號碼是六八六。照明的工具原來都是油燈、豬蠟，只有我父親看書時才能點白光熠熠的僧帽牌的洋蠟，煤油燈認為危險，一向抵制不用，至是里里外外裝上了電燈，大放光明。還有兩架電扇，西門子製造的，經常不准孩子們走近五尺距離以內，生怕削斷了我們的手指。 內院上房三間，左右各有套間兩間。祖父在的時候，他坐在炕上，隔著玻璃窗子外望，我們在院裡跑都不敢跑。有一次我們幾個孩子聽見胡同里有「打糖鑼兒的」的聲音，一時忘形，蜂擁而出，祖父大吼：「跑什麼？留神門牙！」打糖鑼兒的乃是賣糖果的小販，除了糖果之外兼賣廉價玩具、泥捏的小人、蠟燭台、小風箏、摔炮，花樣很多，我母親一律稱之為「土筐貨」。我們買了一些東西回來，祖父還坐在那裡，喚我們進去。上房是我們非經呼喚不能進去的，而且是一經呼喚便非進去不可的，我們戰戰兢兢地魚貫而入，他指著我問：「你手裡拿著什麼？」我說：「糖。」「什麼糖？」我遞出了手指粗細的兩根，一支黑的，一支白的。我解釋說：「這黑的，我們取名為狗屎橛；這白的為貓屎橛。」實則那黑的是杏干做的，白的是柿霜糖，祖父笑著接過去，一支咬一口嘗嘗，連說：「不錯，不錯。」他要我們下次買的時候也給他買兩支。我們奉了聖旨，下次聽到糖鑼兒一響，一擁而出，站在院子裡大叫：「爺爺，您吃貓屎橛，還是吃狗屎橛？」爺爺會立即答腔：「我吃貓屎橛！」這是我所記得的與祖父建立密切關係的開始。 父母帶著我們孩子住西廂房，我同胞一共十一個，我記事的時候已經有四個，姊妹兄弟四個孩子睡一個大炕，好熱鬧，尤其是到了冬天，白天玩不夠，夜晚鑽進被窩齊頭睡在炕上還是吱吱喳喳笑語不休，母親走過來巡視，把每個孩子脖梗子後面的棉被塞緊，使不透風，我感覺異常的舒適溫暖，便怡然入睡了。我活到如今，夜晚睡時脖梗子後面透涼氣，便想到母親當年那一份愛撫的可貴。母親打發我們睡後還有她的工作，她需要去伺候公婆的茶水點心，直到午夜；她要黎明即起，張羅我們梳洗，她很少睡覺的時間，可是等到「多年的媳婦熬成婆」，這情形又周而復始，於是女性慘矣！ 大家庭的膳食是有嚴格規律的，祖父母吃小鍋飯，父母和孩子吃普通飯，男女僕人吃大鍋飯，只有吃煮餑餑、熱湯麵是例外。我們北方人，飯桌上沒有魚蝦，燴蝦仁、溜魚片是館子裡的菜，只有春夏之交黃魚、大頭魚相繼進入旺季，全家才能大快朵頤，每人可以分到一整尾。秋風起，要吃一兩回鐺爆羊肉，牛肉是永遠不進家門的。院子裡升起一大紅泥火爐的熊熊炭火，有時也用柴，噼噼啪啪地響，鐺上肉香四溢，頗為別致。秋高蟹肥，當然也少不了幾回持螫把酒。平時吃的飯是標準的家常飯，到了特別的吉慶之日，看祖父母的高興，說不定就有整隻烤豬或是燒鴨之類的犒勞。祖父母的小鍋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也不過是爆羊肉、燒茄子、燜扁豆之類，不過是細切細做而已。我記得祖父母進膳時，有時看到我們在院裡拍皮球，便喊我們進去，教我們張開嘴巴，用筷子夾起半肥半瘦的羊肉片往嘴裡塞，我們實在不欣賞肥肉，閉著嘴跑到外面就吐出來。祖父有時候吃得高興，便叫「跑上房的」小廝把廚子喚來，隔著窗子對他說：「你今天的爆羊肉做得好，賞錢兩吊！」廚子在院中慌忙屈腿請安，連聲謝謝，我覺得很好笑。我祖母天天要吃燕窩，夜晚由老張媽戴上老花眼鏡坐在門旮旯兒弓著腰駝著背摘燕窩上的細茸毛，好可憐，一清早放在一個薄銚兒里在小爐子上煨。官燕木盒子是我們的，黑漆金飾，很好玩。 我母親從來不下廚房，可是經我父親特煩，並且親自買回魚鮮筍蕈之類，母親親操刀砧，做出來的菜硬是不同。我十四歲進了清華學校，每星期只准回家一次，除去途中往返，在家只有一頓午飯從容的時間，母親憐愛我，總是親自給我特備一道菜，她知道我愛吃什麼，時常是一大盤肉絲韭黃加冬筍木耳絲，臨起鍋加一大勺花雕酒——菜的香，母的愛，現在回憶起來不禁涎欲滴而淚欲垂！ 我生在西廂房，長在西廂房，回憶兒時生活大半在西廂房的那個大炕上。炕上有個被窩垛，由被褥堆垛起來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們爬上爬下以為戲，直到把被窩垛壓到連人帶被一齊滾落下來然後已。炕上有個炕桌，那是我們啟蒙時寫讀的所在。我同哥姐四個人，盤腿落腳地坐在炕上，或是把腿伸到桌底下，夜晚靠一盞油燈，三根燈草，描紅模子，寫大字，或是朗誦「一老人，入市中，買魚兩尾，步行回家」。我會滿懷疑慮地問父親：「為什麼他買魚兩尾就不許他回家？」惹得一家大笑。有一回我們圍著炕桌夜讀，我兩腿清酸，一時忘形把膝頭一拱，嘩剌剌一聲炕桌滑落地上，油燈墨盒潑灑得一塌糊塗。母親有時督促我們用功，不准我們淘氣，手裡握著笤帚疙瘩或是撣子把兒，作威嚇狀，可是從來沒有實行過體罰。這西廂房就是我的窩，夙興夜寐，沒有一個地方比這個窩更為舒適。雖然前面有廊檐而後面無窗，上支下摘的舊式房屋就是這樣的通風欠佳。我從小就是喜歡早起早睡。祖父生日有時叫一台「托偶戲」在院中上演，有時候是灤州影戲，唱的無非是什麼《盤絲洞》《走鼓沾棉》《三娘教子》《武家坡》之類，大鑼大鼓，尖聲細嗓，我吃不消，我依然是按時回房睡覺，大家目我為落落寡合的怪物。可是影戲裡有一個角色我至今不忘，那就是每出戲完畢之後上來叩謝賞錢的那個小丑，滿身袍褂靴帽而腦後翹著一根小辮，跪下來磕三個響頭，有人用驚堂木配合著用力敲三下，砰砰砰，清脆可聽。我所以對這個角色發生興趣，是因為他滑稽，同時代表那種只為貪圖一吊兩吊的小利就不惜卑躬屈節向人磕頭的奴才相。這種奴才相在人間世里到處皆是。 小時過年固然熱鬧，快意之事也不太多。除夕滿院子撒上芝麻秸，踩上去喀吱喀吱響，一樂也；宮燈、紗燈、牛角燈全部出籠，而孩子們也奉准每人提一隻紙糊的「氣死風」，二樂也；大開賭戒，可以擲狀元紅，呼盧喝雉，難得放肆，三樂也。但是在另一方面，年菜年年如是，大量製造，等於是天天吃剩菜，幾頓煮餑餑吃得人倒盡胃口。雜拌兒麼，不管粗細，都少不了塵埃細沙雜拌其間，吃到嘴裡牙磣。撤供下來的蜜供也是罩上了薄薄一層香灰。壓歲錢則一律塞進「撲滿」，永遠沒滿過，也永遠沒撲過，後來不知到哪裡去了。天寒地凍，無處可玩，街上店鋪家家閉戶，裡面不成腔調的鑼鼓點兒此起彼落。廠甸兒能擠死人，為了「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真犯不著。過年最使人窩心的事莫過於挨門去給長輩拜年，其中頗有些位只是年齒比我長些，最可惱的是有時候主人並不擋駕而叫你進入廳堂朝上磕頭，從門帘後面驀地鑽出一個不三不四的老媽媽：「喲，瞧這家的哥兒長得可出息啦！」辛亥革命以後我們家裡不再有這些繁文縟節。 還有一個後院，四四方方的，相當寬綽。正中央有一棵兩人合抱的大榆樹。後邊有榆（余）取其吉利。凡事要留有餘，不可盡，是我們民族特性之一。這棵榆樹不但高大而且枝幹繁茂，其圓如蓋，遮滿了整個院子。但是不可以坐在下面乘涼，因為上面有無數的紅毛綠毛的毛蟲，不時地落下來，咕咕嚷嚷的惹人嫌。榆樹下面有一個葡萄架，近根處埋一兩隻死貓，年年葡萄豐收，長長的馬乳葡萄。此外靠邊還有香椿一、花椒一、嘎嘎兒棗一。每逢春暮，榆樹開花結莢，名為榆錢。榆莢紛紛落下時，謂之「榆莢雨」（見《荊楚歲時記》）。施肩吾《戲詠榆莢》詩：「風吹榆錢落如雨，繞林繞屋來不住。」我們北方人生活清苦，遇到榆莢成雨時就要吃一頓榆錢糕。名為糕，實則撿榆錢洗淨，和以小米麵或棒子麵，上鍋蒸熟，舀取碗內，加醬油醋麻油及切成段的蔥白蔥葉而食之。我家每做榆錢糕成，全家上下聚在院裡，站在階前分而食之。比《帝京景物略》所說「四月榆初錢，面和糖蒸食之」還要簡省。僕人吃過一碗兩碗之後，照例要請安道謝而退。我的大哥有一次不知怎的心血來潮，吃完之後也走到祖母跟前，屈下一條腿深深請了個安，並且說了一聲「謝謝您！」。祖母勃然大怒：「好哇！你把我當作什麼人……」氣得幾乎暈厥過去。父親迫於形勢，只好使用家法了。從牆上取下一根藤馬鞭，高高舉起，輕輕落下，一五一十地打在我哥哥的屁股上。我本想跟進請安道謝，幸而免，嚇得半死，從此我見了榆錢就噁心，對於無理的專制與壓迫在幼小時就有了認識。後院東邊有個小院，北房三間，南房一間，其間有一口井。井水是苦的，只可汲來洗衣洗菜，但是另有妙用，夏季把西瓜系下去，隔夜取出，透心涼。 想起這棟舊家宅，順便想起若干兒時事。如今隔了半個多世紀，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實人也不復是當年的模樣，縱使我能回去探視舊居，恐怕我將認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認不得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