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十一章　神經症競爭

不同的文化獲取權力、威望和財富的方式各有不同。它們可能得自繼承權，或者來源於個人所具有的某種品質，這些品質受他所在的文化群體的推崇，諸如勇氣、老練、醫術、通靈、活潑伶俐等。它們還可能來自出色、優秀的行為活動，借力於既有的個性特徵或有利的偶然境遇。在我們的文化中，繼承財富和財產必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權力、威望和財富必須依靠個人努力來獲得，那他就不得不與他人競爭。競爭以經濟為中心，覆蓋了其他所有活動，滲透到愛、社會關係和玩樂之中。因此，競爭是我們文化中所有人都需要面對的課題，無怪乎它是神經症經久不衰的衝突中心。 在我們的文化中，神經症競爭在三個方面不同於正常競爭。第一方面，神經症患者始終在同別人較量，即使是在不存在競爭訴求的情境之下也是如此。儘管力圖超越他人基本上存在於所有競爭情境之中，但神經症患者所較量的人，絕不是潛在的競爭對手，而且他的目標也與這些人不同。對於誰更聰明、更有魅力、更受歡迎等這些未見分曉的疑問，他全都不加區分地運用到每一個人身上。他的生活態度可以比作一個正在比賽的騎師，他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是否領先他人。這種態度必然使他失去或減損對任何其他事物的興趣。這完全無關於他正在做什麼，而主要在於他能從中獲取多大的成就，能給人多好的印象，能帶來多高的威望。神經症患者可能意識到了他這種與他人較量的態度，也有可能全然不知，只是自動自發地在這麼做。他幾乎從來都未能完全意識到這種態度對他的影響。 不同於正常競爭的第二方面是，神經症患者不僅是要比別人實現更多的抱負，或比別人更有成就，還希望自己卓爾不群。與此同時，他可能認為，相比之下，他的目標總是最佳的。他可能十分清楚自己受這種急迫的野心所驅使，但更加常見的是，他要麼徹徹底底地壓抑自己的野心，要麼部分遮掩它。就後面這種情況而言，他可能會以為他並不在乎成功，只在乎他所效勞的對象；或者他可能會以為他並不想嶄露頭角，甘願屈居幕後；或者他可能願意承認他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曾經野心勃勃——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他曾幻想自己是耶穌基督或是第二個拿破崙，或拯救世界於戰亂之中；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她曾經想要嫁給威爾斯親王。但他會澄清，自那以後他的野心已經全然消散了。他甚至可能抱怨它消散得太過徹底了，他渴望重拾某些夙願。如果他完全壓抑了自己的抱負，他就很可能會以為野心與他格格不入。只有當某些保護被分析師層層剝開時，他才會回想起自己曾有過如此浮誇的幻想，或曾有過一些一閃而過的念頭——比如自己是業界一流、非凡聰穎或英俊，或者任何有自己在的場合女人沒有理由和另一個男人墜入愛河。 這種野心有時會著眼於某個特定的目標：才智、魅力、某種成就或道德。但有時候，野心並不集中在一個確切的目標上，而是擴散到這個人的一切行為和活動中。他必須成為他那個領域中的佼佼者。他可能想成為一名優秀的發明家，同時又想是一位傑出的醫生，還想是一位無與倫比的音樂家。一個女人可能既想在工作領域位列一流，還想做一位完美的家庭主婦和穿戴最佳的女士。這種類型的青少年可能會發現，他們很難選擇或追求任何一個職業，因為選擇一個意味著放棄另一個，或至少要放棄他們部分的興趣愛好。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其實很難同時精通建築學、外科手術和小提琴。這些青少年還可能會心懷過於美好的期望開始他們的工作：像倫勃朗一樣繪畫，像莎士比亞一樣寫戲劇，剛在檢驗室工作就能精確地完成血球計數。過高的志向使他們期盼短期就能變得有所成就，因而很容易泄氣和失望，並很快放棄努力而開始其他事業。很多有天賦的人正是這樣終生揮霍精力的。他們的確極具天賦，能在各種領域有所成就，但由於對所有領域都有興趣和野心，他們沒法始終如一地追求任何目標；最終，他們一無所獲，自己的優秀才能也因此付之東流。 無論是否意識到了這種野心，他們往往對任何挫敗都非常敏感。即便是成功了還是會覺得失望，因為還沒有達到他們好高騖遠的期望。例如，科學論文或著作獲得了成功，但沒有在《泰晤士報》上引起轟動，而只吸引了一部分人的興趣，就可能令他失望透頂。這類人通過了一項非常難的測試，他們又會覺得其他人也通過了這項測試，故意貶損自己的成績。這種對於失望的固執傾向也是這類人之所以無法享受成功的原因。之後我還會講到其他原因。自然而然地，他們必然會對任何批評都極為敏感。很多人在第一本書或第一幅畫之後，就無法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了，因為即使是再輕微的批評也會讓他們萎靡不振。許多潛在的神經症第一次顯現出來，就是因為上級的批評或遭遇失敗，儘管批評或失敗本身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至少是與所出現的心理問題不相稱的。 第三方面不同於正常競爭的地方在於神經症患者的野心中隱藏著敵意，他的態度是：「只有我才可以是美麗迷人、才華橫溢、飛黃騰達的。」敵意必定存在於任何激烈的競爭當中，因為一個競爭者的勝利就意味著另一個人的失敗。事實上，在個人主義文化中存在太多頗具破壞性的競爭，以至於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人們不願稱這種潛藏的敵意為神經症的特徵。這幾乎是一種文化模式。然而，就神經症患者而言，該種敵意的破壞性方面比建設性方面更強大：對他來說，看到別人被打敗比自己獲得成功更重要。更確切地說，具有神經症野心的人，似乎打敗別人比自己獲得成功更加重要。實際上，他自己的成功對他來說至關重要；但由於他在成功方面有強烈的抑制，正像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因而唯一為他敞開的路就是優秀出眾——至少是樹立優越感：貶低他人，或把別人拉到他的水平或更低。 我們文化中的競爭，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或榮耀，或是制約一個潛在的對手，權宜之計通常是努力損毀對手。然而，神經症患者貶抑他人行為的背後是一種盲目、不加區分的強迫性驅策力。即便他知道別人之於他並沒有實際的危害，甚至挫敗他人明顯有違自己的利益他也會這麼做。他的感受可以說成是一個清晰的信念：「只有一個人能成功」，這也是「只有我才應成功」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他破壞性衝動的背後，可能暗藏著大量的緊張情緒。例如，一個正在寫戲劇的男子，當他聽聞自己有個朋友也在寫戲劇，就會陷入盲目的狂怒當中。 挫敗他人努力的衝動可能會出現在很多人際關係中。一個有過度野心的小孩，可能會想要挫敗父母為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如果父母要求他儀態舉止和社會成就方面的事，他就會做出輿論譁然的事情來。如果他們致力於他的才智發展，他可能會對學習產生嚴重的抑制，以至於像個低能兒。這就使我回想起，曾有兩對年輕的父母送來疑似低能的孩子，然而不久之後便證明這些孩子其實極具能力與才華。他們想要挫敗父母的事實明顯體現在他們試圖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待精神分析師。其中之一就是，他們有時會假裝不懂我的意思，我曾經因此而懷疑自己對她的智力所作的判斷，直到我發現，她跟我玩的正是她曾用來對抗父母和老師的相同把戲。這些小孩其實都志壯幹勁兒高，但在治療初始，他們的志氣抱負都被破壞性衝動給湮沒了。 同樣的態度也會出現在課堂上，或是任何治療中。上課或接受治療，對於他的個人利益原本是有好處的。然而，在這類神經症患者看來，由於自身的競爭意識，挫敗或阻礙老師或醫生的努力變得尤為重要。並且，如果只在自己身上就能證明一切徒勞無益，達成目的，他無疑會很樂意地付出代價，哪怕是裝作病懨懨或愚昧無知。無須說，這個過程是無意識的。對於這樣的人，他會有意識地認為，老師或醫生確實是沒有能力的，或者並不是適合他的人。 因此，這種類型的病人非常害怕分析師會治癒他。他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來挫敗分析師的努力，儘管他這麼做顯然會使自己的目的落空。他不僅會誤導分析師或是保留重要信息，甚至會堅持頑固不化的態度，或只要有可能就竭力使情況變得更糟。他不會告知分析師任何進步——即便偶爾有所吐露，也是萬分不情願或者以一種抱怨的方式，或者是把進步或任何收穫都歸功於某些外部因素，諸如氣溫的改變、吃了阿司匹林、閱讀了一些東西等。他不會聽從分析師的任何指導，盡力證明分析師錯了。或者，他會把分析師的建議當作自己的發現提出來，而這個建議他當初曾經激烈反對。後面這種行為也常常在日常事務中觀察到；它構成了無意識剽竊的動力，許多優先權的鬥爭都是基於這種心理。這類人無法容忍他本人提不出來新的想法。他會堅決貶損任何不是他提出來的倡議。例如，他會反感或拒絕一部電影或一本書，如果這碰巧是他的競爭對象提出來的。 如果所有這些反應在分析的過程中逐漸被意識到，神經症患者就可能在一次精彩的分析之後公然大發雷霆：在辦公室里大摔東西、大喊大叫地侮辱分析師。或者當一些問題獲得澄清之後，他會立刻指出還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即使他的病症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並且理智地意識到了這個事實，他還是會抗拒任何表達感激之情的衝動。「忘恩負義」的現象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諸如害怕承擔責任，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往往是一種對於不得不讚賞他人的羞辱感。 這種挫敗衝動會引發大量的焦慮，因為神經症患者會自覺自發地認為：別人被打敗後會和他一樣痛苦，一樣懷恨在心。因此，他擔心傷害別人，執意認為他的挫敗傾向實際上是合情合理的，從而不讓自己意識到這種傾向。 如果神經症患者具有強烈的貶損態度，他就很難形成任何正面的觀點，很難採取任何正面的立場，或作出任何建設性的決定。一個關乎某人某事的正面觀點，很可能被任何人的哪怕是一丁點兒負面言辭粉碎，因為哪怕是一件小事也足以激起他的貶損衝動。 權力、威望和財富的神經症追求中所有破壞性的衝動都可能成為競爭的一部分。在我們文化下的普遍競爭之中，哪怕正常人也可能表現出這些傾向，但對於神經症患者來說，這種衝動十分重要，不管這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損失和痛苦。在他看來，羞辱、剝削或欺騙他人的能力是一個樹立優越感的過程，如果他失敗了，則是一種挫敗。如果他不能利用別人就會勃然大怒，而這種憤怒正是基於這種挫敗感。 如果個人主義的競爭精神盛行於某個社會，那就很容易損害兩性關係，除非男性和女性的生活範圍是嚴格分隔開的。然而，由於這種破壞性的特徵，神經症競爭導致的劫難往往比普通競爭更嚴重。 在愛的關係中，神經症患者挫敗、壓制和羞辱對方的傾向極具重要性。性關係要麼變成壓制和貶低對方的一種手段，要麼變成被對方壓制和貶低的一種方式，這個特點與性的本性全然相悖。在男性的戀愛關係中，最常出現弗洛伊德稱之為分裂的情境：一個男人在性方面只為低於他標準的女性所吸引，而對於他喜歡和傾慕的女性，既沒有渴望，也缺乏性能力。對於這類人，性關係與羞辱傾向密不可分，因而面對他愛的人，或是他可能愛上的人，他會迅速壓抑性渴望。這種態度常常起源於他的母親，他所愛的人會使他感到羞辱，還會使他想要羞辱回來，但出於恐懼，他把這個衝動藏匿於一種過度的愛慕之中，這種情況常常被稱為固著。為了今後的生活，他找到一種解決途徑，即把女性分成兩類；對於他喜歡的女性，其表達敵意的方式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挫傷她們。 如果，這樣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交往，而這個女人在地位或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或是更優越，他就會常常暗自為她感到羞恥，而不是感到自豪。他可能會為這種反應感到異常困惑，因為在他的意識中，這個女人並沒有因為發生了性關係而失去價值。他所意識不到的是，他想要通過性關係來貶低一個女人的衝動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在情感上，他覺得這個女人已經變得拙劣不堪。因此，對她感到羞恥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反應。一個女人，同樣可能毫無緣由地對自己的愛人感到恥辱，表現方式是不想被人看見自己跟他在一起，或對他的優秀品質熟視無睹，因而對他的欣賞不如他實際應得的。精神分析揭示了她具有這種貶低伴侶的無意識傾向[1]。通常，她對於女性也有這些傾向，但出於種種個人原因，這些傾向在與男性的關係中尤為突出。這些個人原因可能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對受偏愛的哥哥的怨恨、對懦弱父親的輕視、由於沒有魅力的信念而期待被男性拒絕等。同樣，她也可能極為害怕女性，以至於想要在她們身上施以羞辱。 和男性一樣，女性也可能完全知道自己意圖壓制和羞辱異性。一個女孩可能出於一個坦率的動機而開始一段戀情，即讓男人受控於她。她也可能會誘惑男人，一旦他們回應了她的愛意就拋棄他們。然而，羞辱的渴望往往都不是有意識的。在這種情況下，它可能顯露於許多間接的形式。例如，在強迫性嘲笑男性的求愛中就表現得很明顯。或是採取性冷淡的形式，藉此向他表明，他無法帶給她滿足感，從而成功羞辱他，尤其是當他自己也神經症性地害怕被女人羞辱之時。這種景象的反面情況（常常見之於同一個人）則是感覺因為性關係而被虐待、貶低和羞辱。在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女性將性關係視為羞辱是一種文化模式，如果這個關係是合法的、中規中矩的、冷冷冰冰的，這種羞恥感才會有所消減。這種文化影響在最近30年里逐漸減弱，但仍然可以有力地說明為何女性比男性更經常地感到性關係傷害了她們的自尊。這一點也導致了性冷淡，或使她們遠離所有男性，儘管她們是渴望與他們接觸的。通過被虐幻想或性慾倒錯的方式，女性也可能在這種態度中獲得次要滿足，但她之後就會對男性產生敵意，因為她預感自己會被羞辱。 一個深深質疑自己男性氣概的男子，很容易懷疑自己被接受只是因為這個女人需要性滿足，即使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她真心喜歡他；因此，由於這種被虐待的感覺，他會開始怨恨。或者，一個男人可能把女人缺乏回應視為一種無法容忍的羞辱，因而過於擔心她能否得到滿足。在他自己眼裡，這種極度的關懷就是體貼。而另外，他又可能粗魯、不顧及他人，從而揭示了他對這個女人滿足感的關心，只是他自己對抗羞辱感的保護手段。 掩蓋這種貶損或挫敗動機有兩種主要途徑：讚美的態度，或通過懷疑論訴諸理智。當然，懷疑論可能是開誠布公地表達既有的理性分歧。只有明確排除了這種坦率的懷疑，才有理由去尋找其隱秘的動機。這些動機可能十分表面化，因而即使只是質問他的懷疑的合理性也有可能導致焦慮發作。我有一個病人，每次會談都粗魯地貶損我，儘管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這麼做了。之後，當我只是問他，是否真的認為自己懷疑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時，他便陷入嚴重的焦慮狀態之中。 如果貶損或挫敗的動機被讚美的態度所掩蓋，這個過程就更為複雜了。暗地裡渴望傷害和踐踏女性的男性，在他有意識的觀念中，可能會把女性置於高高在上的位置。總是嘗試挫敗和羞辱男性的女性，可能沉溺於英雄崇拜。神經症患者的英雄崇拜和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樣，都可能對價值和偉大有真摯的感受，但神經症患者態度的特殊特徵在於它是兩種傾向的折中：盲目地崇拜成功，不在乎崇拜的意義，因為他本身就有這方面的願望；掩飾他對成功人士的破壞性願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衝突也可以根據這一點來理解。在我們的文化中，衝突更經常關乎女性，因為對於男性，有更多煽動他們追求成功的外界事物，也有更多成功的可能性。設想一個英雄崇拜類型的女人嫁給一個男人，是因為他已有的成功或成功的潛力吸引了她。由於我們的文化中，妻子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了丈夫的成功，只要這個成功持續下去，就會給她帶來些許滿足。但她處於一種衝突情境之中：她因為他的成功而愛她的丈夫，但是同時又為此而憎恨他；她想要摧毀它，但從另一方面說，她又想要間接地享受它，因而猶豫不決。這樣一位妻子，可能背棄她想要摧毀丈夫事業的願望，通過奢侈揮霍來威脅他的經濟安全，通過令人萎靡不振的爭吵來擾亂他沉著鎮定的心境，通過暗放冷箭的態度來動搖他的自信心。或者，她可能冷酷無情地督促丈夫去追求越來越大的成功，絲毫不考慮他的個人福利——這就暴露出了她的破壞性願望。這種怨恨可能在任何失敗的跡象中變得越來越明顯，並且，儘管在他的成功過程中，她可能曾在各方面都表現為一個充滿愛意的妻子，但現在她會跟自己的丈夫作對，而不是幫助他、鼓勵他。因為只要她還能夠插手丈夫的成功，這種報復就會被掩蓋起來，而一旦他表現出挫敗的跡象，這種報復就會公然顯露出來。所有這些破壞性行為，都可能打著愛和讚美的幌子繼續下去。 另外一個熟悉的例子也可以說明愛是如何被用來補償由野心引起的挫敗動力的。有個女人曾經自力更生，精明能幹，事業有成。結婚之後，她不僅放棄了工作，還形成了一種依賴的態度，似乎放棄了所有抱負——把這些說成「變成真正的女人」更適宜。丈夫往往感到很失望，因為他期望找到一個同甘共苦的好伴侶，反而卻發現自己的妻子並不協助他的事業，而是讓自己委身於他的羽翼之下。經歷了這種變化的女性，會神經症性地擔心自己的潛力。她隱隱覺得，嫁給一個成功男士或有潛力成功的男子，能更穩妥地達成她自己的抱負，甚至只是獲得一種安全感。倘若只是這種情境，還不一定能引起障礙，反而可能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但神經症女人的內心反對自己放棄野心，對她的丈夫產生了敵意，而且根據神經症患者全或無的原則，她不知不覺感到茫然空虛，最終變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正如我之前所言，這種反應類型之所以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見，其原因可以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找到，我們的文化環境使成功成為男子漢的標誌。如果情形反轉過來，女性變得比男人更強壯、更聰穎、更成功，男性也會出現這樣的行為反應，由此可證，這種反應類型並非固有的女性特質。因為我們的文化信仰是男性——除了在愛的領域——應當具有各方面優勢。就男性而言，這種態度很少偽裝成讚美，而往往十分坦率地表現為直接蓄意破壞女性的利益和事業。 競爭精神不僅影響了男女之間已有的關係，甚至還影響了擇偶問題。在這點上，我們在神經症中所看到的，不過是放大了的景象，這些景象在競爭文化中往往是見怪不怪的了。正常的擇偶常常取決於對威望或財富的追求，也即是基於性以外動機。對於神經症患者，這種決定因素可能具有全面的主導性，一方面是因為他對於支配權、威望和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欲罷不能、更不屈不撓；另一方面是因為他與別人的個人關係——包括與異性的關係，已經嚴重變質到他無法作出任何恰當選擇的程度。 破壞性競爭有可能通過兩種方式去加深同性戀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種衝動，使一種性別的人完全不與另一種性別的人交往，藉以避免平等的性競爭；第二，它所引發的焦慮需要通過安全感去彌補，並且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依附於同性伴侶的原因往往是需要可靠的愛。在精神分析過程中，如果病人和分析師是同一性別的，就常常能觀察到這種破壞性競爭和焦慮與同性戀動機之間的聯繫。這類病人可能會經歷某個吹噓自己的成就、貶低分析師的階段。一開始，他會採取一種偽裝的形式，偽裝到他自己一點兒也意識不到自己在這麼做的程度。然後他會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態度，但他的意識仍然與他的感受脫節，而且他也不知道正在推動他的情緒到底有多麼強烈。接著，當他開始逐漸感覺到他對分析師的敵意並感覺越來越不自在——多夢、心悸、坐立不安——之後，他就會忽然夢到分析師擁抱他，然後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幻想並渴望與分析師有某些親密的接觸，因此顯露出他緩解焦慮的願望。在病人最終覺得能夠面對這種競爭性問題之前，這一系列反應可能都會循環往復很多次。 因此，簡而言之，讚美或愛可能會被用來補償挫敗動機，不讓自己意識到破壞性衝動，在自己與競爭對手之間建立起無可逾越的藩籬，從而徹底消除競爭；提供一種對於成功或參與成功的替代性樂趣；撫慰競爭對手，從而避免報復。 儘管神經症競爭之於性關係的影響其實遠不止於此，但這些討論已經足以說明它是如何損傷兩性關係的。由於在我們的文化中，激烈的競爭破壞了兩性之間維持良好關係的可能性，這種競爭又成了焦慮的來源，使得良好關係變得愈加難得，這個問題也因此格外令人擔憂。 * * * [1]多里安·費根鮑姆在一篇論文中記錄過這類案例，這篇論文發表在《精神分析學季刊》，標題為《病態的恥辱》。然而，他的闡釋跟我不同，因為在最後的精神分析中，他將這種恥辱追溯到陰莖嫉妒。許多精神分析文獻中，都將其視為女性的閹割傾向，並追溯到陰莖嫉妒，但在我看來，這種恥辱來源於羞辱男性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