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十章　追求權力、威望和財富

追求愛，是我們文化中獲取對抗焦慮的安全感最常用的方式。而追求權力、威望和財富則是另一種方式。 也許我應該解釋一下，為何我要把權力、威望和財富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來討論。仔細來看，不管主導傾向源自何種目標，都必然會給人格造成極大的影響。神經症患者追求安全感時，哪一個目標占上風取決於外部環境，以及個體天賦和心理結構的差異。此處我一併加以討論，是因為它們具有共同點，這些共同點使它們不同於愛的需要。贏得愛，意味著通過與他人加強聯繫來獲得安全感，而追求權力、威望和財富，則意味著通過疏遠他人和鞏固個人地位來獲得安全感。 想要控制支配、贏得威望、收穫財富，本身並不是神經症傾向，正如渴望愛本身也並不是神經症性的。為了理解權力、威望和財富方面的神經症追求的特點，應該與正常人作一個比較。例如，正常人的權力感來源於對自己超群實力的認識，不管是體力、能力、心理能力、成熟還是智慧。或者，他對權力的追求可能與某些特定原因有關：家庭、政治或專業團體、祖國、某個宗教或科學觀念。然而，對權力的神經症追求產生於焦慮、憎恨和自卑感。簡而言之，正常的權力追求出自力量，神經症的權力追求出自軟弱。 同樣，其中也涉及文化因素。個人權力、威望和財富並非在每種文化中都很重要。例如，普韋布洛印第安人絕對不鼓勵追求威望，而且他們的個人財富差距也很小，因而這種追求也不太重要。在那樣的文化下，為了獲得安全感而追求任何形式的支配權都是毫無意義的。在我們的文化中，神經症患者之所以選擇這種方式，是因為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權力、威望和財富可以帶來更多安全感。 在探求這種追求的產生條件時，我們顯然發現，人們往往只有在證實了不可能通過愛來獲得安全感以對抗潛在焦慮之後，才會發展出這種追求。以下我將以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愛的需要受挫時，這種追求如何以雄心壯志的形式發展出來。 一個女孩極度依戀比她大四歲的哥哥。他們曾經沉迷在多少有點兒性屬性的衷情之中，但在她八歲那年，她的哥哥突然拒絕了她，還提出他們現在已經長大了，不能像之前那樣玩了。此後沒多久，這個女孩在學校表現出突如其來的野心。這顯然是她求愛失敗導致的，而且當這個女孩沒有什麼人可以依賴之時，這就格外令人痛苦。父親對孩子漠不關心，而母親又明顯偏愛哥哥。這不僅令她沮喪，還嚴重打擊了她的自尊心。她並沒有意識到，哥哥的態度改變僅僅是因為他正步入青春期。因此，她感到羞辱難堪，由於她的自信心本就建立在極不牢靠的基礎上，情況就更加嚴重了。母親壓根兒就不曾需要過她，而且由於她的母親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人人都很傾慕，無形之中她覺得自己是一文不值。而且，哥哥不僅得到了母親的偏愛，還得到了母親的信賴。父母的婚姻並不幸福，母親總是跟哥哥商討自己的一切困難。因此，這個女孩感覺自己完完全全受到了冷落。她再一次努力去獲取所需要的愛：與哥哥的不愉快經歷發生之後不久，她愛上了一個在旅行中結識的男孩，她歡天喜地，興高采烈，並開始編織有關於這個男孩的美妙幻想。當他消失在她的視線之中時，她變得悶悶不樂，面臨著新的失望。 正如這種情況中極常發生的那樣，父母和家庭醫生把她的狀態歸因於她在學校所就讀的班級課程難度過高了。他們把她從學校接出來，送她到一個避暑勝地去遊玩。然後把她放到比之前低一個等級的班級中去。當時她不過九歲的年紀，便表現出相當拚命的志向和抱負。她只允許自己在班上成績排名第一。與此同時，她與其他女孩原本友好的關係也明顯受損。 這個例子說明了產生神經症抱負心的種種典型因素：她一開始沒有安全感，因為她感覺自己不被需要；出現嚴重的敵對狀態又無法表現出來——作為家庭中的主導人物，母親需要他人的盲目崇拜；受壓抑的敵意滋生出大量的焦慮；她的自尊心從未獲得成長的機會，她經常感到羞愧難堪，過去那一段與哥哥的親密關係又使她感到恥辱；通過索取愛以獲得安全感的手段失敗了。 對權力、威望和財富的神經症追求，不僅是一種對抗焦慮的保護手段，還是釋放受壓抑的敵意的渠道。我想先談談每一種追求是如何提供特殊保護進而對抗焦慮的，然後談談它們釋放敵意的特定方式。 首先，追求權力是一種對抗無助感的保護性手段，如我們所見，無助感正是焦慮的基本要素之一。神經症患者不樂意自己身上出現絲毫無助或軟弱的跡象，以至於他會刻意迴避正常人習以為常的情境，例如接受別人的指導、建議，尋求他人或環境的幫助，遷就或贊同他人。這種之於無助感的逆反心理及行為，不會一次性達到制高點，而是逐步增長的；神經症患者越是感覺受礙於自己的抑制力，就越是沒有自我主張的能力。他變得越軟弱，就越是心急火燎地迴避一切略似軟弱的事物。 其次，權力的神經症追求是一種避免遭受危險或輕視的保護性手段。神經症患者發展出一種刻板、非理性的力量想像，這使他認為自己有能力掌控任何局面，不管有多難，而且他應該即刻掌控局面。這個理想逐漸與自滿聯繫在一起，因而，神經症患者不僅把軟弱視為一種危險，還視其為一件丟臉的事。他將人作非「強」即「弱」的區分，欽佩強者、鄙視弱者。他對待他認為軟弱的人的態度也很極端。他多多少少蔑視那些贊同或遷就他的人，包括那些受抑制的人，以及那些因不太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緒而將喜怒哀樂都明白地表現出來的人。他也同樣蔑視自己身上的這些品質。如果他不得不承認自己面臨強迫性焦慮或自我抑制的問題，他就會感到蒙受了恥辱。他鄙視自己有神經症，還焦躁不安地保守著這個秘密。他也鄙視自己無力自主解決這個問題。 採取哪種特定的形式去追求權力，取決於他認為缺乏哪種權力最令人恐懼或鄙視。我會講到這方面最為常見的一些表達方式。 其一，神經症患者會渴望像控制自己一樣控制別人。他不想任何未經他發起或同意的事情發生。追求的控制方式可能衰減，即有意識地允許對方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堅持要知曉對方的一言一行，如果發現了存在任何秘密，他就會感到無比憤怒。控制他人的傾向也可能被壓抑住，以至於不僅僅是對方，甚至所有與對方有關的人都以為他極為慷慨地賦予了對方足夠的自由。 然而，一個人若是過於徹底地壓抑了自己的控制欲，每次對方與其他朋友約會，或是無意中回家晚了，他都會變得萎靡不振，或者劇烈頭疼，再或者腸胃不適。他不知道失常的原因，還可能會將此歸結於天氣、吃錯東西等無關狀況。許多表面看來是出於「好奇」的言行，其實也是因為希望控制局勢的隱秘願望。 這類人還傾向於想要永遠正確，若是證明他們錯了，哪怕只是有關於微不足道的細節，他們也會惱怒不已。他們必須比別人更了解一切，這種態度可能令他人感到尷尬。那些原本認真可靠的人，在面對他們不知其解的問題時，可能會不懂裝懂，或是故弄玄虛，哪怕在這種情況下無知並不會使他們名譽掃地。有時，重點表現為他們要求預先知道將要發生什麼，或是預見到所有可能性。這種態度可能伴隨著厭惡任何含有不可控因素的情境，他們在主觀上認為自己任何風險都不應該承擔。強調自我控制則表現為厭惡自己在任何感受面前失控。一個神經症女人傾慕於一個男人，但一旦這個男人接受了她的愛意，這種傾慕就可能突然變成藐視。這種類型的病人發現很難讓自己徹底進入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s），因為那意味著失控，意味著將自己帶進未知的恐懼當中。 另一個態度也是神經症患者追求權力的特點，即渴望隨心所欲。如果別人所做的不是他期望他們做的，時間也不是他所期望的時間，就可能持續不斷地觸怒他。他不耐煩的態度也與追求權力的這個特點密切相關。任何推遲和等待——即使只是等待紅綠燈，都可能成為他憤怒的來源。神經症患者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發號施令的態度。或者至少不明白該種態度的程度。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及無法作出改變，明顯是出於自己的利益，因為這種「無意識」的態度具有重要的保護功能。其他人也不該發現這點，因為他們若是發現了，他就有失去他們的愛的危險。 這種意識缺失對愛有著重要的影響。若戀人或丈夫完全辜負了期望、遲到了、不打電話、出差去了，這個神經症女人都會感覺他並不愛她。她把這些情況作為證據，證明她不被需要，而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之於他人違逆自身意願的明顯的憤怒反應，而她的意願往往是含糊不清的。這種謬論在我們的文化中的確很常見，並極大地解釋了不被需要的感覺，這種感覺常常是神經症中的關鍵因素。一般來說，這是從父母那裡習得的。一位強勢的母親，對小孩抗命而憤慨不已，她會因此以為小孩不愛她。由此常常會引發一種詭異的矛盾，這種矛盾可能會嚴重挫傷任何愛的關係。神經症姑娘無法愛一個「軟弱」的男子，因為她們鄙視任何軟弱。但她們也無法應對一個「堅強」的男子，因為她們期望自己的伴侶時時順從自己。因此，她們暗中所尋覓的是英雄和超人，只有他們才能同時做到既「堅強」又「軟弱」，從而很好地滿足她們所有的願望。 追求權力的另一個態度是決不讓步。他們覺得贊同他人觀點或接受他人建議是一種軟弱——即使他們認為對方是正確的，哪怕只是動一點點這種念頭，也會激起他們的逆反心理。重視這種態度的人往往會矯枉過正，而且會完全出於害怕、讓步的考慮而強迫性地採取對立立場。這種態度最一般性的表現方式是神經症患者暗自堅稱：應該是社會適應他，而不是他去適應世界。在精神分析治療中，種種基本困難之一正在於此。對病人精神分析的最終目標不是獲取信息或洞察情況，而是藉由這種洞察力去改變他的態度。儘管意識到這種改變對他有好處，但這種類型的神經症患者仍然痛恨改變，因為對他來說，這暗示著一種決定性的讓步。無法讓步也會影響愛的關係。愛，儘管它可能有其他含義，但肯定意味著向愛人和自己的感受投降、讓步。無論男女，越是沒有能力作出這種讓步，就越是對這段愛的關係感到不滿。這個因素同樣與性冷淡有關，因為性高潮的前提正是這種徹底「放棄自我」的能力。 我們已經看到了追求權力之於愛的關係的影響，這使我們能更完整地理解愛的神經症需要的諸多內涵。如果不考慮追求權力的作用，就無法完全理解與追求愛有關的諸多態度。 正如我們所見，追求權力是對抗無助和無價值的保護性措施。後面這種功能是與追求威望共有的。 屬於這一類的神經症患者形成了一種迫切的需要：給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褒揚和尊重。他會幻想自己給別人的印象是美麗、聰明的，或是取得了某些出色的成就；他會花錢如流水，一擲千金；他要求自己能談論最新的書和演出，了解傑出人物。他無法把任何不崇拜他的人當作朋友、愛人、員工。他的所有自尊都依賴於被讚揚，如果沒有得到讚揚，他的自尊就無所依存。因為過度敏感，因為持續不斷地感到羞恥，他的人生簡直就是一個接一個的煎熬。他有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感受到了羞辱，因為這個認識實在是太痛苦了。但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他對任何這種感覺的反應都是一種伴隨著痛苦的憤怒。因此，他的態度引發了新的敵意和焦慮。 由於這裡我們僅僅是在描述，所以不妨將這種人稱為自戀者。然而，如果動態地考察這一類人，這個稱謂並不確切，因為儘管他們自始至終地一心想吹捧自己，但就其本質而言，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自尊自愛，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為了對抗無足輕重和羞辱的感覺，或者——積極點說——是為了修復崩塌的自尊。 他與別人的距離越遠，他對自身威望的感知就越內在化，這是一種自我感覺萬無一失、美妙絕倫的需要。任何缺點，不管是昭然若揭還是隱隱綽綽的感覺，都會被他們視為一種屈辱。 在我們的文化中，對抗無助和無價值或屈辱的保護性手段，也可能源自對於財富的追求，因為財富既帶來權力，又帶來威望。在我們的文化里，對財富的非理性追求極為普遍，以至於只有在與其他文化作比較之後我們才能意識到：無論說它是基於人性貪婪的本能，還是基於生物動力的升華，這種追求都不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天性。即使是在我們的文化中，一旦相應的焦慮緩解或消除了，強迫性的財富追求也會消失不見。 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財富所對抗的特定恐懼是貧困、一無所有和依靠他人。對貧困的恐懼也許是一根鞭子，鞭策一個人不停地工作，絕不錯失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這種追求的防禦屬性表現為他沒有能力把他的錢用於享樂。追求財富並非只是直接指向金錢或物質，也可能表現為對他人的占有態度，以及用作一種保護手段以免失去愛。占有欲是眾所周知的現象，尤其是它在婚姻中的表現，法律也為這種訴求提供了法律依據。由於其特徵與之前討論過的權力追求極為相似，這裡我不再特別舉例。 之前我說過，上述三種追求不僅是對抗焦慮的安全手段，也是釋放敵意的方式。根據主導性訴求的不同，這種敵意採取的形式存在壓制、羞辱或剝削他人等不同傾向。 權力神經症追求的自我壓制的屬性使得其不一定會公然表現為對於他人的敵意。它可能偽裝成社會價值或人道主義，例如表現為提供建議、愛管閒事、採取主動或帶頭等態度。但是，如果敵意隱藏在這些態度中，別人（孩子、配偶、員工）也能感覺得到，他們要麼服從，要麼反抗。神經症患者自己往往察覺不到自己帶有敵意。就算他因為事情不遂己願而暴跳如雷，他仍然會認為自己本質上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生氣只是因為他人太沒腦筋了。無論如何，實際情況是：神經症患者往往會壓抑自己的敵意，轉而以一種文明有禮的形式表現出來，只有在他無法隨心所欲時才會爆發出來。對於他所氣惱的種種場合，別人可能並不覺得是對立，諸如意見上略有出入，或是沒有採納他的建議。然而，使他勃然大怒的可能偏偏就是這些瑣碎小事。有人可能覺得可以將這種自我壓制的態度視為一個安全閥，通過它可以以一種不具破壞性的方式釋放大量敵意。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削弱敵意的表達方式，因而為抑制十足的破壞性衝動提供了渠道。 對立引發的憤怒可能被壓抑，並且如我們所見，受壓抑的敵意又可能引發新的焦慮。這種情況可能表現為抑鬱或疲倦。由於引起這些反應的情形太微妙了，以至於往往會被忽略掉，也因為神經症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反應，所以，這些抑鬱或焦慮狀態可能似乎根本找不到外部刺激。只有精密的觀察才能逐步揭露刺激事件和繼發反應之間的聯繫。 強迫性壓制所帶來的另一個特徵是：他沒有能力維持任何對等關係。他要麼必須占主導，要麼就感到徹底迷失、依賴和無助。他太獨裁專制了，以至於只要未能掌握絕對的支配權，他就覺得這是一種屈服。如果他的憤怒被壓抑了，這種壓抑可能導致他感到沮喪、氣餒和疲憊不堪。然而，那些無助也可能只是一種用來確保他統治地位的迂迴方式，或是無法占據主導地位的敵意的表達。舉一個例子，一個女人與自己的丈夫在一個陌生城市散步。由於她預先粗略研究過該城市的地圖，所以由她帶路。但是，當他們來到她並沒有在地圖上研究過的街道之時，她沒有把握，於是就把帶路任務全部交給丈夫。儘管她之前還興高采烈、積極主動，現在卻突然無緣無故地感到疲憊不堪，一步也走不動了。在我們大多數人所知道的配偶、兄弟姐妹和朋友關係中，神經症患者通常表現得像個苛刻的監工，把他的無助當作皮鞭，迫使對方遵循他的意願，索要無止境的關注和幫助。正是這些原因，神經症患者才不曾從別人為他做的事情中獲益，而只是報之以源源不斷的抱怨和要求，或者更糟糕的是，控訴自己被忽略、被凌辱。 精神分析工作中也能觀察到同樣的行為。這類病人可能急切地想要尋求幫助，但他們不僅不接納任何建議，還會在得不到幫助的時候表現出自己的怨恨。一旦得到了別人的幫助，了解到了自己的一些古怪之處，他們又會迅速再度陷入先前的苦惱之中，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他們會設法抹去這些體悟，而這些體悟正是分析師辛苦勞動的結果。於是，病人只好迫使分析師投入新的努力，而這些努力註定會再次失敗。 病人從這種情境中可能得到加倍的滿足感：他通過表現自己的無助，迫使分析師拚命為他服務，從而得到極大的滿足。同時，這個策略往往會引發分析師的無助感，因此，由於他自身的糾葛，他無法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維持自己的主導地位，所以他找到了一種施加破壞性統治的可能性。不用說，通過這種方式獲取的滿足感完全是無意識的，就像為了獲得滿足而無意識地運用這個手段一樣。病人唯一意識到的是，他極其需要他人的幫助卻未能如願。因此，在他看來，他不僅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合情合理，還覺得他完全有權對分析師使性子。與此同時，他心底也明白這麼一個事實，即他正在玩一個陰險狡猾的遊戲，因而害怕被發現、被報復。因此，出於防禦的目的，他覺得有必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且他是通過「顛倒事實」來實現這一點的：並不是他在偷偷實施一些破壞性的攻擊行為，而是分析師在忽視他、欺騙他和侮辱他。然而，只有在他真的感覺自己是受害者的情況下，這個地位才能得以鞏固，並且長久地維持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他非但鮮有興趣去認識到自己並未被虐待，還反過來饒有興趣地堅持這個信念。他堅稱自己遭受迫害，這種堅持常常給人一種他想要被虐待的印象。事實上，他和我們任何人一樣不想被虐待，但他這種受虐待的信念所具有的功能實在是太重要了，以至於他無法輕易放棄。 壓制的態度中可能涉及相當多的敵意，以至於會引發新的焦慮。然後這種焦慮又會引發新的抑制作用，諸如無法發號施令、無法堅決果斷、無法表達一個清晰的觀點，其結果就是，神經症患者常常表現得太過唯唯諾諾。這又反過來導致他把自己的抑制誤以為是與生俱來的溫柔。 對於威望追求至上的人，敵意往往採取一種渴望羞辱他人的形式。對於那些自尊心曾經遭受過踐踏並因此懷恨在心的人，這個渴望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曾在童年經受過一系列羞辱經歷，這些經歷要麼與他們成長的社會情境有關——諸如他們屬於少數群體或者本身貧窮卻有富裕的親戚，要麼與他們個人的情境有關——諸如由於家裡的兄弟姐妹而遭排擠、被嫌棄、被父母當作玩偶、時而被溺愛、時而被蒙羞和冷落等。這類經歷常常會被選擇性地遺忘，因為它們太令人痛苦了，但如果有關羞辱的問題得以澄清，它們就會重現於意識之中。然而，在成年神經症患者身上能夠觀察到的，只可能是這些童年情境的間接結果，而永遠不可能是直接結果，這些結果通過一個「惡性循環」得到強化：羞辱感；渴望羞辱別人；因為害怕被報復而對羞辱更敏感；更想羞辱別人。 羞辱傾向之所以會被深深壓抑，往往是因為神經症患者從自己的敏感中知道，被羞辱多麼令人受傷、多麼讓人懷恨在心，他們本能地害怕別人會有同樣的反應。然而，某些傾向還是會在他的意識之外暴露出來：不經意地漠視他人——諸如讓別人等待、不經意地使他人陷入尷尬境地以及讓他人依賴自己。即便神經症患者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想要羞辱他人或者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這麼做了，他與別人的關係仍然充斥著瀰漫性焦慮，並表現為他不斷期待被指責、被羞辱。以後討論「失敗的恐懼」時，我還會談到這種恐懼。這種因為對羞辱的敏感所產生的抑制，其表現形式通常是迴避一切可能羞辱他人的事情。例如，這種神經症患者可能沒辦法批評、拒絕他人的好意、解僱職員等，因此，他常常表現得憂心忡忡或是太拘謹。 最後，羞辱傾向可能隱藏在讚賞傾向背後。由於施以羞辱和表達讚美是兩件截然相反的事情，所以後者給摧毀或掩蓋前者提供了最佳途徑。這也是這兩種極端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的原因。這兩種態度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分布方式，其分布的依據因人而異。它們也可能分別出現在同一個人的不同人生階段，一個階段普遍藐視眾生，接下來的一個階段崇拜英雄；也可能是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或盲目崇拜一兩個人，而同時蔑視其他所有人。只有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我們才得以觀察到這兩種態度其實是同時存在的。一個病人可能同時盲目崇拜和藐視分析師，要麼壓制其中一個態度，要麼徘徊於兩種態度之間。 就財富追求而言，敵意的表達方式往往是一種剝削他人的傾向。渴望欺騙、偷盜、剝削或挫敗他人本身並不是神經症。它可能出於文化模式，或有現實情境的擔保，或對於利己問題的正視。然而，在神經症患者身上，這些傾向充斥著某種情緒。即使他從中得到的好處微不足道或無關緊要，一旦得手，他就會得意揚揚、耀武揚威；例如，為了找到便宜貨，他可能會為此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完全不計得失。他這種成就的滿足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他感覺自己以智取勝，一個是他感覺損害了別人。 剝削他人的傾向可以採用許多形式。神經症患者如果沒有得到免費治療，或者感覺物非所值，就會對醫生心生怨恨。如果員工不願意無薪加班，他就會對他們大發雷霆。在與朋友和孩子的關係中，剝削傾向常常通過聲稱他們有這種義務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如果父母據此要求孩子犧牲，就很可能徹底毀掉孩子的人生，而且即便這個傾向並不以如此具有破壞力的形式表現出來，任何認為孩子的存在是為了給自己帶來滿足的母親都勢必在情感上剝削孩子。這類神經症患者對其他人也可能有所保留，如他本應付的錢、他應當傳播的信息、他本應給予對方的性滿足。剝削傾向可能通過重複的偷盜夢境而顯露出來，或是他偷盜的意識衝動，而這個衝動一直被自己壓抑著。他可能在某些時期曾是個偷竊癖者。 這一類人往往並不覺得自己在蓄意剝削他人。一旦別人對他們有所期望，由此導致的焦慮就可能使他們發生自我抑制。因此，他們可能忘記買別人期待中的生日禮物，或者一旦某個女人屈服於他們，他們就變得虛弱無力。然而，這種焦慮並不必然導致現實的抑制，也有可能在一種潛在的恐懼中變得越加強烈，因為他們害怕自己壓榨或剝削他人，而事實上他們確實如此，儘管他們在意識上會憤然否認這個意圖。甚至，某些並未表現出這些傾向的行為也會讓他害怕，與此同時，他仍然不知道其實自己在其他行為中壓榨或剝削了別人。 剝削他人的這些傾向伴隨著一種羨慕、嫉妒的情緒態度。如果別人擁有我們很想具備的某種優勢，大多數人都會感到些許嫉妒。然而，正常人嫉妒的重點在於他會設法讓自己也擁有這些優勢；而神經症患者的嫉妒目標是即便他完全不需要這些優勢，他也會嫉妒別人具備這些優勢。這種類型的母親常常嫉妒孩子的快樂，並恐嚇以「樂極生悲」的危險。 神經症患者會為嫉妒的態度尋求一個合理的依據，藉此掩飾這種態度粗魯的一面。別人的優勢，不管是關於一個玩偶、一個姑娘、一種閒暇還是一份工作，在他們看來都太榮耀、太出色，以至於他覺得自己的嫉妒完全合情合理。這種辯解可能只有藉助於無意識地歪曲事實：低估自己，幻想別人的優勢是他真正想要的。這種自欺竟然能使他真的相信自己之所以處於一種痛苦狀態中是因為他沒有別人的這個優勢，而全然忘記自己在其他所有方面具備的那個人所沒有的優勢。由於這種歪曲，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他無法享受和欣賞任何可能得到的幸福。然而，這種無能保護了他，使他免受別人可怕的嫉妒。他並非有意不讓自己滿足於他所擁有的一切，就像很多正常人一樣，他們有很好的理由保護自己，以免遭受某些人的嫉妒，因而歪曲他們的真實情況；他做了全面且徹底的歪曲工作，而且真的剝奪了自己的所有愉悅。最後，他想擁有一切，但由於他破壞性的動力和焦慮，他最終兩手空空。 很明顯，剝削或壓榨傾向，和我們討論過的所有其他敵意傾向一樣，不僅來源於受損的人際關係，還會引發更深的損害。尤其是，如果這個傾向多多少少是無意識的，就像通常發生的那樣，這必然使他對別人感到難為情，甚至是羞怯。對於那些他無所期待的人，他可能處之泰然，但一旦有可能從某人身上獲得任何好處，他就會變得不自在。這個好處可能是某些實實在在的事物，如信息或建議；也可能是某些無形的東西，如未來的某個時候得到他人青睞的可能性。和所有其他關係一樣，性愛關係也不例外。這種類型的神經症患者，面對她不在乎的男性會表現得率性自然，但面對她想要贏得好感的男性，就會感到拘泥窘迫。因為對她來說，得到他的愛的意義等同於從他身上得到什麼好處。 這類人可能有特彆強的賺錢能力，因而把他們的衝動引入積聚財富的軌道之中。更多的時候，他們會形成一種致富領域的抑制性反應——遲遲不肯索要報酬，或功高薄賞，因而表現得比真實情況更慷慨大方。然後，他們很可能開始不滿自己的微薄收入，並常常不知道這種不滿的緣由。如果神經症患者的抑制已經分布到他的整個人格中，結果就是他通常無法獨立自主，並且他將不得不靠他人的支持。然後，他會過著寄生蟲式的生活，藉以滿足自己的壓榨傾向。這種寄生態度並不一定表現為一種極端粗俗的形式，即「世界欠我一條生計」，還有可能採取更為巧妙狡猾的形式，即指望別人去幫助他、採取主動、為他的工作事宜出謀劃策——簡而言之，就是指望別人為他的人生負責。總的來說，其結果就是造成了一種奇怪的人生態度：他對於自己的人生沒有清晰的概念，不知道有所建樹還是碌碌無為其實全在於他自己，他反而表現得好像一切都與他無關，似乎好壞都是在於外部因素而跟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似乎他有權從別人那裡指望好事，並為所有壞事而責怪他們。由於在這樣的情形下，往往產生的壞事比好事多，所以他難免對這個世界心生憤懣。在愛的神經症需要中也能發現這種寄生態度，尤其是在愛的需要採取追求物質幫助的形式之時。 剝削或壓榨的神經症傾向的另一個常見結果是：他為受人欺騙或剝削而感到焦慮。他可能生活在無盡無休的恐懼之中，害怕別人利用他，害怕被人竊取金錢或觀點，他會害怕他遇到的每一個人，害怕別人對他另有所圖。如果真的被騙了——諸如出租車司機沒有走最近的路或服務員要價過高，他就會變得異常憤怒。向他人施展凌辱傾向的心理價值非常明顯，對他人義憤填膺遠遠比積極面對個人問題更令人愉悅，而且癔症患者常常把譴責當作脅迫手段，或迫使對方內疚並藉此折磨對方。辛克萊·劉易斯在其作品中通過多茲沃思夫人這一人物對這種策略有非常精彩的描寫。 權力、威望和財富的神經症追求，其目的和功能可粗略地圖示如下： 目的 安全感的對抗對象 敵意的表現形式 權力 無助 支配他人的傾向 威望 羞辱 羞辱他人的傾向 財富 貧乏 剝削他人的傾向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成就之一，就是看到並強調了這些追求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在神經症表現中的作用及其偽裝。然而，阿德勒認為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傾向，而這些追求本身並不需要任何解釋說明[1]；他把它們在神經症中自我惡化的原因追溯到了自卑感和生理補償。 弗洛伊德同樣看到了這些追求的諸多內涵，但他並沒有把它們聯繫起來看待。他認為威望追求是自戀傾向的表達。他對於權力和財富追求以及其中涉及的敵意的看法獨出心裁，認為它們是「肛門—施虐階段」的衍生物。但後來，他也承認這種敵意無法還原為性本源，於是認為它們是「死本能」的表達方式，因而始終忠於他所提出的生物導向。無論是阿德勒還是弗洛伊德，他們既沒有發現焦慮在引發這種動力方面的作用，也沒有看到它們的表現形式中所具有的文化內涵。 * * * [1]在尼采的《權力意志》中也能找到對權力渴望的片面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