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八章　獲得愛的途徑和對於拒絕的敏感

仔細想想神經症患者多麼需要愛，又多麼難接受愛，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們在適宜的感情氛圍中或許會成長得很好。但另外一個難題是：他們同時又對任何拒絕都很敏感，不管這種拒絕是多麼輕微。一個適宜的氛圍，儘管令人安心，但也會被視為一種拒絕。 很難形容他們對拒絕的敏感到了什麼程度。約會中的變化、等待、沒有得到及時的回應、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任何不合意的事情……只要他們自己感覺自己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他們都視其為一種拒絕。而且，拒絕不僅使他們重溫基本焦慮，他們還將其等同於羞辱。後面我會解釋為何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羞辱。拒絕本身確實含有羞辱的成分，因而會激起他們極大的憤怒，這種憤怒很可能公開化。例如，一個姑娘因為她的貓沒有回應她的愛撫變得異常憤怒，把貓扔向牆壁。如果他們被迫等待，他們就會將此解讀為「自己太無關緊要了」，所以別人沒有必要對他們守時；而且還可能觸發敵意，或導致他徹底迴避所有感受，變得冷漠且沒有回應，就算他們幾分鐘前還曾熱切地期待著這次見面。 感覺被拒絕和感覺被激怒之間的聯繫更常是無意識的。這種情況之所以更容易發生，是由於拒絕可能太過於輕微，以至於逃脫於意識的覺察。於是，一個人感到惱怒，或變得心懷惡意，或是感到疲乏、抑鬱或頭疼，卻絲毫不會懷疑這是為什麼。再者，產生敵意反應不僅是因為拒絕，或被視為拒絕的事物，還可能是因為預感自己被拒絕。例如，一個人可能怒氣沖沖地提問，因為在他心中，他預感自己會被拒絕。他可能不給自己女朋友送花，因為他預感她會覺得這份禮物別有用心。他可能出於同一原因，極其害怕表達任何積極的感受、深情、感激、欣賞，因此在他自己和別人看來，他比實際中更冷酷、更無情。或者，他可能蔑視女性，因而採取報復的手段來回饋他所預期的拒絕。 如果對拒絕的恐懼急劇發展，可能會使一個人避免將自己暴露於任何被否定的可能性中。這種躲避，可能從買香菸不索要火柴延伸到不申請工作。一個人若是害怕任何被拒絕的可能，那他也會避免與自己喜歡的人有任何進展，只要他無法絕對確信自己不會遭到拒絕。這種類型的男性往往對必須邀請姑娘跳舞而惱怒不已，因為他們害怕這個姑娘只是出於禮貌而同意他們的請求，而且他們認為女性在這方面好得多，因為她們不需要採取主動。 換言之，害怕被拒絕可能導致一系列嚴重的抑制，使他陷入膽怯之中。膽怯被當作一種防禦手段，以免自己被拒絕。不討人愛的信念也被當作這種防禦來使用。這類人好像告訴自己：「人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喜歡我，所以我最好待在角落裡，這樣才能保護自己以免遭到任何可能的拒絕。」因此，害怕被拒絕嚴重阻礙了對愛的渴望，因為它阻礙了一個人讓別人感覺到或知道他想得到一些關注。再者，因為預感到會被拒絕而激起的敵意，非常容易使他意識到焦慮，甚至加劇他的焦慮。這是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得以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個惡性循環由愛的神經症需要的各種內涵所組成，可以大致概括為：焦慮；對愛的過度需要，包括要求專一和無條件的愛；當要求沒有被滿足時感覺被拒絕；對拒絕的強烈敵意反應；因為害怕失去愛而需要壓抑敵意；對憤怒擴散感到緊張；焦慮增加；安全感的需要增加……因此，正是這種用於安全感以對抗焦慮的手段，反過來引發了新的敵意和焦慮。 惡性循環的形成不僅在我們的討論範疇內具有典型性，總的來說，它是神經症中最重要的過程之一。任何保護性措施，除了具有藉以獲得安全感的屬性，還具有引發新焦慮的屬性。一個人可能為了減緩焦慮而酗酒，同時又害怕酗酒會害了他。或者，他可能為了釋放焦慮而手淫，然後害怕手淫會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針對焦慮接受了一些治療，然後很快開始憂慮不安，唯恐這種治療會對他有所損害。惡性循環的形成也是重度神經症惡化的主要原因，即便外部環境並沒有發生改變。揭露惡性循環及其所有的內涵都是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任務。神經症患者自身無法領悟這些東西。他只注意到這些後果，只覺得自己陷入無助的境地之中。這種被困感是他對自己陷入無法掙脫的鐵網中的反應。任何看似可以帶他走出來的途徑，都再次把他拖入新的危險中。 問題出現了，儘管內心障礙重重，但到底有哪些道路向神經症患者敞開，使他能獲取他決意想要的愛。這裡需要解決的其實是兩個問題：第一，如何得到所需要的愛；第二，如何向自己和他人交代這個要求。我們可以大致描述一下獲得愛的各種手段：賄賂；訴諸憐憫；訴諸公正；威脅。當然，就像列舉心理學因素一樣，這個分類並不嚴格，只是表示一個大體的趨勢。這些手段並不相互排斥。某幾個手段可能同時或交替起作用，這取決於環境和整個性格結構，也取決於敵意的程度。事實上，這四種獲取愛的手段的排序表明了敵意的增長程度。 當神經症患者嘗試通過賄賂得到愛時，他的座右銘可以描述為：「我深愛著你；因此作為回報，你也應該愛我，並為了我的愛而放棄一切。」在我們的文化中，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這個策略，這主要是由於女性所生活的環境。千百年來，愛不僅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領域，事實上還是她們滿足需要的唯一或主要途徑。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相信，如果他們想有所成就，就必須在生活中有所收穫，而女性認為通過愛，並且只能通過愛，她們才能得到幸福、安全感和名譽。這個文化態度的差異對男女的心理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在這裡討論這個影響不太合時宜，但這種影響的後果之一是：在神經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常把愛作為一種策略。並且同時，愛的主觀信念被作為提出要求的正當理由。 這種類型的人處於一種特定的危險之中，即在戀愛關係里陷入痛苦的依賴中。例如，試想一個對愛有神經症需要的女人，她依附於一個同樣類型的男人，然而她只要一接近他，他就會躲開；這個女人對於這種拒絕充滿敵意，而她又害怕失去他，因而要壓抑這份敵意。如果她試圖讓自己退出，他又會再度開始索取她的愛。那麼她不僅要壓抑自己的敵意，還要用更熾熱的愛來掩飾。她會再次被拒絕，再次如此反應，最終不斷加深愛。因此，她會逐漸相信，自己被一種無法克制的「熱戀」所控制。 另一種可能被視為賄賂的手段是：通過試圖理解對方、在精神上或事業發展上幫助他、改善他的困境等來贏得愛。這是男性和女性都經常使用的手段。 第二種獲得愛的手段是訴諸憐憫。神經症患者會使他人注意到自己的痛苦和無助，其座右銘是：「你應該愛我，因為我痛苦無助。」同時，痛苦被當作有權過度要求的正當理由。 有時，這種申述非常公開化。一個病人會表示他病得最嚴重，因而最應該受到分析師的關注。他可能會鄙視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更健康的病人。並且，他會怨恨比他更善於使用這種策略的人。 訴諸憐憫多多少少摻雜著敵意。神經症患者可能會單純訴求我們的善良品質，或是以一種激進的手段勒索愛，比如使自己置身於災難性的情境中，以此強迫我們給予援助。任何一個在社會或醫護工作中與神經症患者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這個策略的重要性。有些神經症患者會實事求是地解釋自己的困境，他們與那些試圖誇大其詞地訴苦以引起同情的患者極為不同。我們在所有年齡階段的兒童身上也會發現同樣的傾向，他們所採取的形式也相同：小孩要麼因為委屈而想要被安慰，要麼無意識地發展出某種令父母害怕的情境，如不能進食或不能小便，試圖以此強求關注。 使用訴諸憐憫的手段的前提是這樣一種信念：無法通過其他方式得到愛。這個信念可能被理性化為對愛的普遍不信任，或是採取另一種形式，認為在某種特定情境中，其他任何方式都無法得到愛。 第三種得到愛的手段是訴諸公正，其座右銘可描述為：「這是我為你做的；而你要為我做什麼？」在我們的文化中，母親經常會指出，她們為孩子付出太多太多，因而她們有權要求孩子不斷奉獻。在戀愛關係中，答應求愛也可能被作為這些要求的資本。這類人常常過於想要為對方付出，並偷偷期望自己能得到任何想要的回報，如果對方沒有同樣地想要為他們付出，他們就會感到極度失望。我在這裡並不是指那些斤斤計較的人，而是那些全然不知自己在有意識期待某種可能性回報的人。他們強迫性的慷慨，也許更為準確地說，是一種魔術手法。他們為別人所做的，正是他們想要別人為他們所做的。失望所帶來的劇烈痛苦表明，這種對回報的期望確實在起作用。有時，他們會有一本心理賬簿，給自己的犧牲一個無限額的信貸，而這些犧牲其實是不起作用的，諸如徹夜未眠，然後把別人為他們所做的一切最小化，甚至是視而不見，從而嚴重歪曲事實，以至於他們覺得自己有資格要求特別的關注。這種態度會反彈到神經症患者自己身上，他可能變得極度害怕承擔責任。他本能地以己度人，害怕自己若是接受了別人的愛就會被剝削。 訴諸公正還可能依據：神經症患者只要有機會就樂意為別人付出。他會指出，如果他站在對方的位置上，會多麼愛對方，或多麼犧牲自己，並且他認為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要求對方做的都是他自己也會做的。實際上，這種正當性的心理比神經症患者自己意識到的更為複雜。他對自身品質的描述主要是：他無意識中僭取了他本來要求別人的那種行為方式。然而，這也不完全是一種欺騙，因為他的確有這種自我犧牲的傾向，這種傾向出於缺乏自我主張、失敗者的自我認同、強迫自己像要求別人寬容他那樣寬容別人。 當要求是出自補償所謂的傷害時，表現在訴諸公正之中的敵意就最為明顯。座右銘是：「你讓我痛苦或傷害了我，因此你有義務幫助我、照顧我、支援我。」這種策略類似於創傷性神經症中的策略。我對創傷性神經症並沒有個人經驗，但我在想，創傷性神經症患者是否屬於這個類別，他們是否把受傷作為一種依據，傾向於在任何事情上以此提出要求。 我將舉一些例子，這些例子表明，為了使自己的要求看起來正當合理，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喚起內疚感或義務感的。一位妻子病了，因為她的丈夫不忠。她完全沒有表達出任何責備之意，也許甚至在意識中完全沒有這樣覺得，但她的病無疑是一種活生生的責備，企圖喚醒丈夫的內疚感，使他自願全身心地投入在她身上。 另一個這種神經症患者，是一個有強迫和癔病症狀的婦女，她有時會堅持要求幫她的妹妹做家務。一兩天後，她又會無意識地感到深惡痛絕，因為她們接受了她的幫助，而且還躺下休息。隨著症狀的加深，她不僅強迫妹妹自己做家務，還迫使她們多了一個照顧她的任務。同樣，她狀態的損傷表達出一種譴責，並要求別人給予補償。也是這位婦女，當其中一個妹妹批評她時，她曾一度昏厥，從而證明了她的憤恨，也證明了她強求她們同情自己。 我有一個病人，在精神分析的某個階段每況愈下，並且開始幻想分析師除了搶走她的全部資金外，還使她疲憊不堪，因此未來我應該全心全意地照顧她。這種反應在每種治療中都很常見，並常常伴隨著對醫生的公然恐嚇。對於程度比較輕微的情況，下面這種事情也很普遍：若分析師度假去了，病人的狀況就會表現出明顯的損傷；他會暗示或坦言，他的狀況惡化都是分析師的錯，因此他特別要求分析師的注意。這個例子可能很容易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經歷。 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這類神經症患者甘願付出痛苦的代價，即使是極度痛苦，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表達譴責，並在渾然不知的狀態下提出要求，從而可以繼續維持他們的公正感。 當一個人利用威脅的策略去獲得愛，不是威脅要傷害自己，就是威脅要傷害別人。他會用某種鋌而走險的行為施加威脅，如敗壞名聲、對他人或自己施以暴行。自殺威脅，或企圖自殺，就是種常見的例子。我有一個病人，通過這種威脅得到了兩任丈夫。第一個男人略有避而不見的跡象，她就在最擁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跳下河去；第二個男人看起來不願意和她結婚，她就在確定能被發現的時間打開了瓦斯。她的明顯意圖是表明沒有這個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於神經症患者發出威脅的目的是讓他的要求得到默許，所以一旦他有希望達到目的，就不會繼續威脅下去。如果他失去了這個希望，他就會在絕望和報復的驅動之下繼續發出威脅。 第九章　性在愛的神經症需要中的作用 愛的神經症需要常常也會採取性迷戀的形式，或是對性滿足欲求不滿。有鑒於此，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愛的神經症需要的全部表現是否受性生活不滿所促進，對愛、交流、欣賞和支持的渴望是否更多是受不滿足的「力比多」所驅使，而非安全感的需要。 弗洛伊德可能傾向於那樣看待這個問題。他曾經注意到，許多神經症患者渴望依附於他人，並且很容易依附於他人；他把這種態度描述為起源於不滿足的「力比多」。然而，這個觀念是基於某種前提的。它預先假定，所有不帶性色彩的行為表現——如希望得到建議、贊同或支持，都是被衰減或「升華」的性需要的表達方式。它還預先假定衷情是性驅力的一種被壓抑或「升華」的表達方式。 這些前提都未經證實。對愛的感覺和衷情的表達與性之間的關聯，有時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緊密。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個體的愛是文化的產物。布里福特[1]提出，性與殘暴的聯繫比衷情更緊密，雖然他的說法並不是十分具有說服力。然而，通過我們文化中的觀察可以知道，性的存在離不開愛或衷情，並且這種愛或衷情也離不開性的感覺。例如，並沒有證據表明，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衷情是性的本質。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只是性元素可能出現了，這也是弗洛伊德的發現。我們可以觀察到衷情與性之間的許多聯繫：衷情也許是性感覺的先行者；一個只意識到衷情的人也可能有性渴望；性渴望可能激發或逐漸變成衷情。衷情與性之間的這種轉化，明確指明了二者的密切關係，不過最好謹慎一點，最好假設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別的感覺，它們可能同時發生，也可能相互傳遞或彼此替換。 再者，如果我們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假設，認為不滿足的「力比多」是尋求愛的驅動力，那麼我們就根本不能理解，為何從生理角度看，有些人的性生活是完全得到滿足的，我們卻同樣能在他們身上發現對愛的渴望以及所有併發症——占有欲、無條件的愛、感覺不到被需要等。然而，由於這種案例無疑是存在的，結論就必然是：不滿足的「力比多」不能解釋這些案例中的現象，而這些現象的原因在性領域之外。[2] 最後，如果愛的神經症需要僅僅是一種性現象，那麼我們就不知該如何理解其中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例如占有欲、無條件的愛、被拒絕感。人們確實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還詳細描述過了，例如嫉妒被追溯到手足之爭或「俄狄浦斯情結」，無條件的愛被追溯到口腔性慾，占有欲被解釋為肛門期性慾，等等。但還沒意識到的是，前面章節所描述的所有態度和行為反應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它們是一個總體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如果不把焦慮視為愛的需要背後的驅動力，我們就沒法弄清需要在增加或減少時所具備的精確條件。 在分析過程中，通過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法，有可能準確觀察到焦慮與愛的需要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注意病人愛的需要的起伏變化。在彼此合作的建設性工作階段之後，病人可能突然改變自己的行為，並對分析師的時間提出要求，或渴望與分析師做朋友，或盲目地讚美分析師，或是變得十分嫉妒、有占有欲、對「只是一個病人」敏感。同時，焦慮也會增加，要麼表現在夢中，要麼表現為匆忙感，要麼表現在生理症狀上，如腹瀉或頻繁的小便衝動。病人並沒有發現自己焦慮，或發現焦慮是由於自己越來越依附於分析師。如果分析師發現了這個關聯，並把它告訴病人，他們就會同時發現，還沒觸及突發的迷戀問題就已經激起了病人的焦慮。例如，他可能會把分析師的解釋視為一種不公平的譴責，或是一種羞辱。 這一系列反應就像這樣：問題出現，討論激起了對分析師的強烈敵意；病人開始憎恨分析師，幻想自己奄奄一息；他很快壓抑住自己的敵對性衝動，變得驚恐萬分，為了安全需要，他緊抓住分析師；當這些反應得以解決，敵意、焦慮以及隨之增長的對愛的需要，統統變得不再重要。不斷增強的愛的需要太容易表現為焦慮，以至於我們可能自然而然地把它作為一種警報，表示一些焦慮快要顯露出來以及他需要安全感。這裡所描述的這個過程，全然不局限於精神分析。同樣，相同的行為反應也會發生在個人人際關係中。例如，在婚姻關係中，一個丈夫可能強迫性地依附於他的妻子，他滿懷嫉妒與占有欲，把他的妻子理想化，讚美她，儘管在內心深處，他憎恨她、害怕她。 有理由認為，言過其實的愛作為一種「過度補償」疊加在隱藏的憎恨之上，只要我們注意到這個詞語只是一個粗略的形容，而不是在說這個過程的動力便可。 如果出於這些原因，我們拒絕接受愛的需要的性慾說，那麼問題就出現了：愛的神經症需要是否只是偶然與性渴望聯繫在一起或一起出現，或者，以性的方式感覺和表達愛的需要是否需要具備特定的條件。 某種程度上，愛的需要的性表達取決於外部環境的支持。某種程度上，它取決於文化、生命力和性彆氣質上的差異。最後還取決於這個人的性生活是否滿足，因為若是不滿足，相較於那些有滿意的性生活的人，他更傾向於表現為性的方式。 儘管所有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並且的確影響了患者的行為反應，但是也不能充分解釋基本的個體差異。在表現出愛的神經症需要的既定群體中，這些反應是因人而異的。因此，我們會發現有些人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常常強迫性地迅速表現出或強或弱的性色彩，而在其他人身上，性的興奮性或活動力保持在正常的感受和行為範圍之內。 屬於前面這類的男性和女性，會不自覺地從一段性關係陷入另一段性關係。更詳盡地掌握他們的行為反應會發現，當他們沒有性關係時，就會感到不安、不受保護，並且十分古怪無常。同樣屬於這一類的男性和女性，他們幾乎沒有性關係，儘管已經有了更多的抑制反應，但他們在自己與他人之間建立起一種性慾氛圍，不管那些人是否格外吸引他們。最後，屬於這類的第三種人，儘管他們很容易性興奮，並強迫性地在任何男人或女人身上都看到潛在性伴侶的特質，但他們在性方面仍受到更多的抑制。對於這類的最後一種人，強迫性手淫也許會（不一定必須）代替性關係。 對於這種類型，他們所獲得的生理滿足程度有很大差異。除了他們性需要的強迫性，這個類型的共同點是對性伴侶不加挑選。他們也具有我們在討論愛的神經症需要中那些患者所具有的特徵。此外，有一個矛盾之處會令人印象深刻：他們打算擁有一段性關係，不管是真正的還是想像的，但他們與他人的情感關係卻嚴重障礙，相較於折磨普通人的基本焦慮，這種障礙更全面徹底。這些人不但無法相信愛，實際上當給予他們愛時，他們還極其煩躁不安——或對男性來說，表現為虛弱無力。他們可能意識到了自己的防禦態度，或他們習慣於指責自己的伴侶。在後面這種情況中，他們相信自己從未遇見過一個值得愛的姑娘或男士。 性關係對他們來說不僅是釋放顯著的性緊張，也是與人接觸的唯一途徑。如果一個人已經相信，對他來說，得到愛在實踐上毫無問題，那麼身體接觸可能被當作情感關係的替代品。在這種情況下，性，如果不是唯一，那也是與他人接觸的主要橋樑，因而得到了過分的重視。 對於有些人，在有關潛在性伴侶方面不加選擇；他們會在兩性中都積極搜尋性關係，或被動屈從性要求，不管要求他們的這個人是異性還是同性。在此我們對第一種類型並不感興趣，因為儘管他們投入太多性的東西用於與人的接觸，而且其他方式很難達成這種接觸，但與其說這個強烈動機是對愛的需要，不如說是力求征服，或更準確地說，是制伏他人。這種努力勢在必行，以至於性別差異變得相對不重要了。男性和女性都必須制伏，不管是以性的方式，還是以其他方式。但是第二種類型的人，他們很容易屈服於任一性別的性示好，愛的無止境需要驅使著他們，尤其是他們害怕失去對方，因而不會拒絕性要求，或不敢自衛以對抗加於他們身上的任何要求，不管這些要求合不合理。他們不想失去對方，因為他們極為需要與對方接觸。 在我看來，基於雙性戀來解釋性關係不分性別的現象是個誤解。在這些案例中，並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是真的偏愛同性。一旦健全的自我主張代替了焦慮，那些看似同性戀的傾向就會消失不見，與此同時，對異性無所區分的現象也會消失。 有關雙性戀態度的解釋也能清楚地說明同性戀問題。事實上，在我們所說的「雙性戀」類型與明確的同性戀類型之間存在許多過渡階段。在同性戀的發展中，有諸多解釋他拒絕異性做性伴侶的特定因素。當然，同性戀問題太複雜了，我們不能只從一個角度去理解。這裡只需要說，我還沒見過有哪個同性戀者，他身上沒有我們在「雙性戀」類型中所提到的那些因素。 最近幾年，有些精神分析師提出，由於性興奮和性滿足是焦慮和受壓抑的心理緊張的出口，因而性渴望可能被強化。這種機械論的解釋有合理之處。不管怎樣，我也認為，存在諸多從焦慮到性需要增長的心理過程，而且我們有可能識別出這些心理過程。這個觀點既基於精神分析的觀察，也基於結合病人性領域之外的性格特點與病史的研究。 這種類型的病人可能一開始變得狂熱迷戀分析師，急切地要求一些愛的回報。或者，他們可能在分析過程中保持一種深思熟慮的超然態度，把他們的性親密需要轉移到某個局外人身上，這個局外人被當作替代者，他與分析師相似或都出現在夢中就印證了這一點。或最終，這類人需要與分析師建立一種性接觸，這種需要可能僅出現在夢中，或出現在會談時的性興奮之中。病人常常被這些確鑿的性渴望信號所震驚，因為他們並沒有被分析師吸引，也沒有任何喜歡分析師的意思。事實上，分析師所散發出來的性吸引力並沒有明顯的作用，這些病人的性氣質也不比其他人更衝動魯莽或難以控制，他們的焦慮程度也和其他病人一樣。他們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深切懷疑任何真摯的愛。他們完全相信，分析師對他們感興趣只是另有所圖，如果真是這樣，那在分析師內心深處，他是鄙視他們的，他很可能對他們有害無益。 由於他們對惡意有神經症過敏反應，所以在每一次精神分析中都會出現憤怒和懷疑，但對於有特彆強烈性需要的病人來說，這些反應會形成一種永久性的刻板態度。他們使得分析師與病人之間好像有一道無形卻不可逾越的牆。當面對他們的難題時，他們的第一股衝動是放棄、中止精神分析。他們在精神分析中的表現，簡直就是他們人生中所作所為的複製品。唯一的差別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前，他們可以逃避，不去知道他們的人際關係其實有多狹窄、多複雜，而且他們很容易涉足到性這一點也有助於他們混淆視聽，使他們相信自己能夠建立性關係就表示說他們總體上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很容易同時發現我提到的這些態度，因而對於一個剛進行精神分析的病人，當他開始流露出性渴望、性幻想或有關分析師的夢時，我就準備好在他個人關係中發現極為嚴重的障礙。分析師的性別相對與此無關，這點與所有的觀察一致。那些相繼與男性和女性分析師共事過的病人，對兩種性別的分析師都有完全相同的反應曲線。因此對於這些案例，只從表面來看待夢中或其他方式中的同性願望，就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 因此，總的來說，正如「閃光的未必是金子」，「看起來像性的未必是性」也是如此。那些表現為性的東西，很大部分都和性沒有半點關係，而僅僅是一種渴望安全感的表達方式。如果不考慮這一點，我們就必定會高估性的作用。 有些個體的性需要在不為人知的焦慮壓力下增強了，他們天真地把自己性需要的強度歸因於先天氣質，或歸因於他沒有傳統禁忌。他犯的錯誤與那些高估睡眠需要的人一樣，那些人誤以為他們的體格需要10個小時或更長時間的睡眠，而實際上，他們增強的睡眠需要可能取決於種種被壓抑的情緒；睡眠可能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迴避所有衝突的方式。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強迫性進食或酗酒。進食、喝酒、睡眠、性，都可視為至關重要的需要；它們的強度不僅隨著個人體質而變化，還隨著其他條件變化，如氣候、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滿足、是否有外部刺激、工作的艱苦程度、既有的身體狀況等，但無意識因素同樣也會增加這些需要。 性與愛的需要之間的聯繫闡明了性節制的問題。對性節制的耐受程度，是隨著文化和個體的不同而變化的。對於個體而言，它可能取決於諸多心理和生理因素。然而，很容易理解的是，如果一個人為了消除焦慮，需要把性作為消除焦慮的出口，他就會尤為無法忍受絲毫的節制，甚至只是暫時的節制。 這些觀點會使我們反省性在我們文化中的作用。我們總是對我們開明的性態度充滿自豪與滿足感。當然，維多利亞時代之後，情況的確有所改善。我們在性關係上更為自由，也更有能力獲得滿足。後者對於女性尤為如此；性冷淡不再被視為女性的正常狀態，而通常被視為缺陷。然而，儘管有了改觀，但這種進步並不如我們以為的那麼深遠，因為如今許多性活動與其說是一種真正的性驅力，不如說是心理緊張的出口，因而與其視它為真正的性享受或性愉悅，不如視其為一種鎮靜劑。 精神分析的觀念也反映了這種文化環境。弗洛伊德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在給予性所應有的重視這方面貢獻良多。然而，在細節上，很多當作性方面的現象，其實是種種複雜的神經症狀態的表達方式，尤其是愛的神經症需要的表達方式。例如，對分析師的性渴望往往被解釋為性固著於父親或母親的重演，但通常，它們完全不是真正的性渴望，而是為了消除焦慮而尋求某些可靠的交往。病人常常講述聯想或夢境，例如表達出想要躺在母親胸懷的願望，或是回到子宮的願望，這些內容無疑暗示著一種父親或母親的「移情」。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這種明顯的移情可能只是一種形式，它表達的是對愛或庇護的現有渴望。 即使將對分析師的渴望理解為一種直接的重演，重複他們對父母或母親的類似渴望，也不足以證明說，嬰兒期與父母的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真正的性關係。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對於成年神經症患者，所有愛和嫉妒的特徵，也即是弗洛伊德所說的「俄狄浦斯情結」的特徵，早就存在於童年期，這種情況並沒有弗洛伊德設想的那麼常見。正如我所提到過的，我認為「俄狄浦斯情結」是多個不同過程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初級過程。它可能是兒童一個相當簡單的反應，產生於父母帶有性色彩的愛撫、目睹性畫面、某一方父母把孩子當作盲目熱情的標靶。另外，它可能是更為複雜的過程的結果。正如我已說過的那樣，在那些給「俄狄浦斯情結」的生長提供沃土的家庭環境中，小孩往往會產生更多的恐懼和焦慮，而且他們的壓抑導致了焦慮的發展。也許在我看來，在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結」產生於孩子為了安全感而牢牢抓住父親或母親。事實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的，完全成熟的「俄狄浦斯情結」會表現出所有傾向，諸如過度要求無條件的愛、嫉妒、占有欲、由於拒絕而產生的憎恨，而這些都是愛的神經症需要的特點。那麼在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結」本身就不是神經症的起源，而是一種神經症產物。 * * * [1]羅伯特·布里福特：《母親》，倫敦和紐約出版社，1927年。 [2]像這種案例，明確的情緒障礙與實現性滿足的能力並存，總是給一些分析師帶來困惑，但這些案例並不適合「力比多」理論，也不會因此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