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七章 愛的神經症需要的其他特徵
我們大多數人都渴望被喜歡,都帶著感激之情享受著被喜歡的感覺,如果別人不喜歡我們,我們就會感到怨恨。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對於一個小孩,感覺自己被需要之於他的和諧發展極為重要。但是,究竟愛的需要有哪些神經症特徵呢?
我的觀點是,隨意地將這種需要視為幼稚不僅冤枉了兒童,還忽略了一個事實:愛的神經症需要的基本因素壓根兒就與幼稚無關。幼稚和神經症需要只有一個共同點——無助,並且這兩種情況下的無助的基礎也是不同的。此外,發展出神經症需要的前提條件不同。重申一下,這些條件是:焦慮、感覺不討人喜歡、沒有能力相信任何愛以及對任何人都心懷敵意。
因此,愛的神經症需要的第一個顯著特徵是它的強迫性。倘若某人一直都為強烈的焦慮所驅使,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發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對一個神經症患者而言,被愛並非最大的樂事,也根本不是力量或快樂的源泉,而是維持生命的必需品。區別在於是「我想被愛,並享受被愛」還是「無論如何我必須被愛」;或者在於,一個人吃東西是因為他胃口好、他能享受他的食物,而且對食物有所講究,而另一個人則是快要餓死了,不得不飢不擇食且不擇手段。
這種態度必然會導致高估被喜歡的現實意義。其實,所有人都喜歡我們並沒有那麼重要。事實上,只要某些人喜歡我們就足夠了——那些我們在乎的人,那些我們必須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或是那些我們有必要留下好印象的人。除了這些人,其他人是否喜歡我們幾乎是無足輕重的。[1]然而,神經症患者的所感所為,就好像他們的存在、幸福和安全都取決於被人喜歡。
他們的渴望可能依附於每一個人,從派對上遇到的理髮師、陌生人到同事和朋友,或是所有女人或男人,完全不加區分。因此,一次會面、一次電話或是一次邀約,若是太熱情或是太冷淡,都會改變他們的心情和整個人生觀。對於這一點,我還應提到一個問題:無法獨處的表現,可以是略微的心神不定和焦躁不安,也可以是對獨處的極度恐懼。我所說的並不是那些百無聊賴、對獨處很容易意興闌珊的人,而是那些足智多謀的聰明人,以及那些可以以其他方式自娛自樂的人。比如,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們只有在周遭有人的時候才能工作,如果他們不得不獨自工作,就會感到不自在和不高興。陪伴的需要可能有其他因素,但一般情況都是一種模糊的焦慮,一種對愛的需要,或——更準確地說是一種與人類接觸的需要。這些人感覺自己孤苦伶仃地漂泊在世界上,對於他們來說,任何與他人的接觸都是一種安慰。人們有時——例如在實驗中——可以觀察到,獨處的無能和焦慮的增長有多一致。有些病人是可以獨處的,只要他們感覺處於他們自己樹立的那些保護牆的庇護之下。但是,一旦他們的保護措施被精神分析瓦解了以及某些焦慮被激發,他們就會突然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忍受獨處了。這是過渡期的損傷之一,在精神分析過程中不可避免。
愛的神經症需要也可能聚焦在某個個人身上,諸如丈夫、妻子、醫生、朋友。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對方的奉獻、關注、友善和存在都極為重要。然而,這種重要性有一個自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神經症患者尋求別人的關注和出現,害怕被討厭,若對方不在周圍就會感覺被忽視;而另一方面,當他與這個偶像在一起時卻一點兒也不快樂。一旦他意識到這個矛盾,往往會對此感到困惑不解。但像我之前所說的那樣,顯而易見,希望他人出現並不是真摯喜愛的表現,而只是尋求他人所給予的安全感。(當然,真摯的喜愛與對可靠感情的需要可能是共存的,但它們並不必然一致)
對愛的渴求也許會限於某些群體,可能是一個有共同興趣的團體,如政治或宗教組織;而對愛的渴求也可能是限於某種性別。如果這種安全感需要限於異性,可能從表面看起來情況「正常」,而且他總是拿「正常」來辯駁。比如,有一些女性若沒有男人在身邊,就會感到痛苦和焦慮;她們會開始一段戀情,很快又分手,又再次感到痛苦和焦慮,然後又再次開始一段戀情,如此反覆。這並非真正渴望與一個男人交往,因為這些戀愛關係充滿了衝突與不滿。而且,這些女性並不擇取男人,她們只是想有一個人在身邊,並不是出於喜歡。而且,她們甚至總是找不到生理上的滿足。當然事實上,整個情況更為複雜,我只強調焦慮和愛的需要所揭示的那一部分。[2]
我們也可能在男性身上發現相似的模式:他們強迫性地想要被任何女性喜歡,而一旦和其他男性在一起就會覺得不自在。
如果愛的需要集中在同性身上,那它可能是潛在或明顯同性戀關係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如果通往異性的途徑被太多焦慮所阻礙,那愛的需要可能會直接指向同性。無須說,這種焦慮並不一定要表現出來,可能隱藏於對異性的反感或無興致當中。
由於獲得愛是如此重要,因而接踵而至的是,神經症患者會為此不惜任何代價,而且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在這麼做。最常見的付出代價的方式是服從態度和情感依賴。服從態度可能採取不敢反對或批評對方的形式,只表現忠誠、欽佩和溫順。如果這種類型的人允許自己說出批評或貶損的言辭,即便所用言辭無傷大雅,他們也還是會感到焦慮。服從態度可以達到這種程度:他們不僅消滅掉攻擊衝動,還消除了所有自我主張的傾向,任由自己遭受虐待,並作出任何犧牲,不管這樣危害有多大。例如,他的自我犧牲可能表現為希望自己得糖尿病,因為他所求愛的那個人正致力於研究糖尿病,這就意味著得了這個病就可能贏得對方的關注。
與服從態度極為相似且不可分割的是情感依賴,情感依賴源於神經症患者需要依附那些能承諾保護的人。這種依賴不僅會導致無止境的痛苦,甚至還具有十足的毀滅性。譬如,在有些關係中,一個人即便完全清楚這段關係無以為繼,卻還是不由自主地依賴對方。如果他沒有得到一句友善的話或笑容,他就會覺得好像世界都崩塌了,他可能在等待一個電話的時候突發焦慮。如果對方對他避而不見,他就會感覺無比淒涼。然而,他卻無力棄逃。
通常,情感依賴的結構更為複雜。在一個人依賴另一個人的關係中,總是存在大量的怨恨。依賴者痛恨被奴役,痛恨必須服從他人,但由於害怕失去對方而又不得不繼續這麼做。他並不知道是他的焦慮導致了這般景象,還很容易認定他的屈從是別人強加給他的。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怨恨不得不被壓抑,因為他極其需要對方的愛,而且這種壓抑反過來又會引起新的焦慮:對安全感的繼發性需要強化了依附他人的衝動。因此,在這種神經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賴引發了一種極為現實甚至合情合理的恐懼:他們的生活正在被摧毀。當這種恐懼非常強烈時,他們也許會尋求自我保護,不讓自己依附任何人以對抗這種依賴性。
有時,同一個人身上的依賴態度也會發生改變。在經受過一段或幾段這種痛苦經歷之後,他可能會盲目地反對一切事物,哪怕只是與依賴略微相似。例如,一個姑娘經歷了幾段戀情,每段戀情都以她極度依賴對方而告終,於是她發展出一種對所有男人超然獨立的態度,只想麻木冷漠地將他們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這些過程在病人精神分析時的態度中也很明顯。花費時間獲得理解本是他自身的利益所在,但他常常會忽略自己的利益迎合精神分析師,贏取分析師的關注或認可。儘管,他想很快有所起色的理由非常充分:他因為分析而痛苦不已或有所犧牲,或時間有限,有時候這些原因看起來毫無關聯。病人有時候會花大量時間講一個冗長的故事,只是為了從分析師那裡得到讚許的反應,也許他會為分析師考慮而竭力使每個小時都過得生動有趣、趣味盎然,還向分析師表露欽佩之意。甚至於病人的聯想和夢都為討好分析師而有所不同。或者,他會迷戀分析師,相信自己只在意分析師的愛,並試圖真心實意地表達愛意。不加區分的成分在這裡也很明顯,除非他認為所有分析師都是人類的價值典範,或是為每個病人的個人期望所量身定做的。當然,不管怎樣,分析師也可能是病人會愛的人,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釋分析師對於病人在情感上的重要程度。
這個現象正是人們提及「移情作用」時常會想到的。然而這個術語不太準確,因為移情作用應該指所有病人對分析師的非理性反應的總和,而不僅僅指情感依賴。在這裡,問題不在於為何這種依賴會發生在分析過程中,因為需要這種保護的病人會牢牢抓住任何醫生、社會工作者、朋友、家庭成員,而在於它為何如此強烈以及為何發生得如此頻繁。這個答案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相對於其他事物,精神分析意味著處理對抗焦慮的防禦措施,所以會激起潛藏在保護牆背後的焦慮。正是由於焦慮的增長,才導致病人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緊緊抓住分析師不放。
這裡,我們再次發現了一個不同於兒童對愛的需要的地方:兒童之所以比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愛或幫助,是因為他們更為無助,而這種態度中並沒有強迫性因素。只有已經開始憂慮的小孩,才會抓住母親的圍裙帶不放。
愛的神經症需要的第二個特點也與兒童的需要全然不同,即欲求不滿。一個小孩的確可能不斷嘮叨,要求過度關注,要求無止境地證明自己是被愛的,但若是這樣,這就是個神經症小孩。一個健康的小孩,成長在溫暖可靠的氛圍下,會確信自己是被需要的,不會要求大人持續不斷地證明這個事實,而且,一旦他得到了眼下所需要的幫助之後就會感到滿足。
神經症的欲求不滿可能會作為一般性的性格特點表現為一種貪慾,通過諸如飲食、購物、逛街以及急躁等方式。貪慾可能大多時候都被壓抑著,然後突然爆發。例如,一個平時買衣服有節制的人,在焦慮狀態下會一口氣買四件新外套。它可能採取溫和的巧取形式,或更具攻擊性的豪奪形式。
欲求不滿的態度及其所有變式和繼發性抑制,被稱為「口腔型」態度[3],這在精神分析文獻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雖然這個術語背後的理論有一定的價值——正是這些假設使得迄今仍四分五裂的行為傾向被整合到症候群上,但把所有傾向的起源都歸於口腔感覺和欲望是值得懷疑的。根據有效的觀察,貪慾常常表現在食物需求和飲食習慣中,還可能在夢中以一種更為原始的方式表現出這種傾向,例如食人肉的夢。然而,這些現象還不足以證明它在起源上和本質上與口腔欲望有關係。因此,一個更站得住腳的假設是:不管貪慾的源頭是什麼,進食只不過是最容易滿足貪慾的手段,正如在夢中,進食是欲求不滿的最具體、最原始的象徵。
「口腔型」欲望或態度的特徵是「力比多」(libido),這個假設同樣有待證實。毫無疑問的是,欲求不滿的態度會出現在性領域,既可能表現為現實生活中貪得無厭的性慾,也可能表現為與性交密切相關的吞咽或啃咬的夢境。但它也會表現在對金錢或衣物的占有欲上,或是在追求抱負和名望上。唯一支持「力比多」假設的地方,只在於欲求不滿與性驅動力一樣充滿熱情。然而,除非認為所有充滿熱情的驅動力都是「力比多」,否則仍有必要證明這種欲求不滿是一種性(性前期)的驅力。
貪慾問題很複雜,至今仍未解決。和強迫性一樣,貪慾也肯定是受焦慮推動的。欲求不滿是以焦慮為條件的,這一點非常明顯,過度手淫或暴飲暴食就是很常見的例子。貪慾與焦慮的關係也可能表現為這樣一個事實:一旦這個人通過某些方式感到安心,如感覺被愛、獲得成就、做有建設性的工作等,貪慾立馬就會緩解或消失。例如,被愛的感覺可能會突然削弱強迫性購買的渴望。一個女孩曾經抱著毫不掩飾的貪慾期盼每一頓飯,而當她開始從事她喜歡的服裝設計工作之後,立馬就把飢餓感和用餐時間拋到了九霄雲外。另外,欲求不滿也會隨著敵意或焦慮的加劇而加強,一個人受到驚嚇後可能會情不自禁地瘋狂購物,也可能在遭到拒絕後開始暴飲暴食。
然而,很多焦慮的人並沒有發展出貪慾,這就說明其中還涉及某些其他特殊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欲求不滿的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東西,因而不得不依賴外部世界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但他們認為沒人樂意給予他們任何東西。那些在愛的需求上貪得無厭的神經症患者,往往在物質上也表現出同樣的不知足,諸如在時間或金錢上的犧牲、具體情境中的實際建議、困境中的實際幫助、禮物、資訊、性滿足等。在某些案例中,這些渴望明顯表露出一種渴求愛的跡象;而在另一些案例中,這種解釋無法令人信服。在後一類案例中,人們的印象是:神經症患者僅僅是想獲取某些東西,可能是愛,也可能不是愛,而對愛的渴望,即使完全表現出來,也只是榨取某種切實恩惠或利益的幌子。
這些觀察提出了一個問題:物質上的貪慾是否可能通常只是基本現象,而愛的需要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我們後面會看到,占有欲也是對抗焦慮的基本防禦措施之一。但經驗同樣顯示,在某些案例中,愛的需要,儘管是一種壓倒性的保護性措施,但也可能被壓抑至深,以至於從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來。於是,對物質的貪慾就可能持續發生,或暫時取代對於愛的渴求。
根據愛的作用,可以將神經症患者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對於第一種類型的人,無論採取的是什麼形式,是通過什麼方法實現的,他們毫無疑問是渴求愛的。
第二種類型的人,他們伸手要愛,但若他們在某些關係中沒有得到愛——通常他們總是得不到——他們很快就會不再向別人伸手,而是迴避所有人。他們強迫性地讓自己依附於物質,迫使自己進食、購物、閱讀——諸如此類,而不是試圖使自己依附某個人。這種變化有時也會表現為古怪的形式,如有些人在失戀後開始極力強迫自己吃東西,以至於短時間內長胖了二三十斤;如果他們開始了一段新戀情,體重就會再次減輕;而如果這段戀情再次以失敗告終,他們又會變胖。有時,我們可以在病人那裡觀察到同樣的行為:對分析師極其失望後,他們開始強迫性地進食,胖到幾乎認不出他們的地步,但當這段關係得以好轉之後,他們又會瘦下來。這種與食物有關的貪慾同樣可能被壓抑,從而變成明顯的缺乏食慾或諸如功能性腸胃不適。對於這種情況,他們的個人關係比第一種人所遭受的困惱更為嚴重。他們還是渴望愛的,而且敢於向愛伸手,但任何失望都會打消他們與他人交往的念頭。
第三種類型的人曾經遭受過的挫折太嚴重、太早期了,以至於他們的意識態度已經變成對任何愛的極度懷疑。他們的焦慮太深了,以至於只要沒有感受到確鑿的傷害,他們就能感覺到滿足。他們可能對愛有一種冷嘲熱諷、嗤之以鼻的態度,寧願去實現自己的某種現實的願望,諸如物質幫助、建議和性。只有當他們的大部分焦慮得以釋放之後,他們才會渴望愛、褒揚愛。
這三種類型的人的不同態度可以總結為:對愛貪得無厭;愛的需要之中夾雜著一般性貪慾;對愛沒有顯性需要,但有一般性貪慾。對於每一種類型,焦慮和敵意都有所增長。
回到我們討論的主要方向上,我們現在必須思考一下愛的貪得無厭的特殊表現方式。其中,主要表現方式是嫉妒和要求無條件的愛。
神經症嫉妒不像正常人的嫉妒,它可能是對失去某人愛的危險的適當反應,但總的來說,與這種危險並不相稱。它緣於害怕失去某人或某人的愛而惶惶不可終日,因而對方的任何興趣都可能是一種潛在的危險。這種嫉妒可能出現在每一種人類關係中:父母對於想要交朋友或結婚的孩子;孩子對於他們的父母;夫妻之間;任何戀愛關係中。與分析師的關係也不例外,表現為分析師關照其他病人或者只是提到別的病人,他就極度敏感。其座右銘是:「你必須專一地愛我。」病人可能會說:「我知道你待我很好。不過,由於你可能對別人也同樣友善,所以你的善意對我來說完全不作數。」任何必須與其他人或其他興趣分享的愛,都很快被徹底貶值。
不相稱的嫉妒,常常被認為來自童年時期對兄弟姐妹或某一方父母的嫉妒體驗。手足之爭也會出現在健康兒童身上,例如對新生兒的嫉妒,然而,一旦孩子確認自己沒有失去任何他迄今為止所擁有的愛和關注,手足之爭就會消失不見且不留下任何傷痕。根據我的經驗,發生於童年時期的過度嫉妒之所以沒有被克服,往往是因為孩子處於和成年人一樣的神經症狀態之中,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這個孩子身上已經存在無法彌補的對於愛的渴求,這種需要起源於基本焦慮。在精神分析文獻中,嬰幼兒和成年人的嫉妒反應關係常常含糊不清,因為成年人嫉妒被認為是嬰幼兒嫉妒的「重演」。如果這個詞想要暗示的是,一個成年婦女嫉妒自己的丈夫,是因為她曾經同樣地嫉妒過自己的母親,這似乎站不住腳。我們在親子或手足關係中發現的愈演愈烈的嫉妒並非成年期嫉妒的根本原因,其實兩者的本源是一致的。
也許,之於愛的貪得無厭的需求中,比嫉妒更為強烈的表現方式是要求無條件的愛。這個要求最常出現於有意識的想法中,其形式是:「我希望因為我這個人本身而被愛,而不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而被愛。」若只限於此,我們也許認為這種願望一點也不過分。誠然,希望別人只因為我們本身而愛我們,這個願望與其他任何人無異。然而,對無條件愛的神經症願望遠比正常人的願望廣泛得多,在最極端的形式中,這種願望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這是一種對愛的要求:絕對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能有任何保留。
首先,這種要求包括希望別人不計較任何挑釁而愛自己。這個願望作為一種獲得安全感的方式是有必要的,因為神經症患者心底明白這麼一個道理:他充滿了敵意和過度要求,因而他有著不可理喻、不相協調的恐懼感,害怕自己的這種敵意變得明顯時,對方會迴避或懷恨在心。這種類型的病人會表達這樣一個觀念:愛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本來就很容易,並不能說明什麼,愛應該證明它能容忍這個人的一切不良行為。任何批評都會被他們認為是愛的終結。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暗示他可能必須在人格上作某些改變也會激起怨恨,因為他把任何此類暗示都視為一種挫折,挫敗了他對愛的需要,即便作出某些改變原本就是精神分析的目的。
其次,對無條件的愛的神經症需要包括希望別人不求回報地愛自己。這個願望是強制性的,因為神經症患者自覺沒有能力感受到任何溫情或付出任何愛,也沒有這麼做的意願。
再次,他的要求包括希望別人愛自己而不圖任何好處。這個願望也是強制性的,因為別人從中得到的任何好處或滿足都會引起神經症患者的懷疑,認為對方喜歡他只是為了這個好處或得到滿足。在性關係中,這種類型的人會不滿對方從關係中得到滿足,因為他們會覺得對方是為了獲得滿足而愛自己。在分析中,這些病人對於分析師可能從工作中獲得的成就感也十分吝嗇:要麼貶低分析師給他們的幫助,要麼在理智上承認這種幫助卻沒有任何感激之情。或者,他們傾向於將自己的任何改進歸因於分析師以外的其他原因,諸如吃藥或朋友的言論。當然,他們還會捨不得給必要的小費。雖然他們理智上很清楚,小費是時間、精力和學識的報酬,但在情感上,他們還是會把小費當作一種證據,證明分析師並不關心他們。這類人也傾向於為送禮而難為情,因為禮物使他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被愛。
最後,對無條件的愛的要求還包括希望別人為愛自己不惜代價。只有當對方為他犧牲一切時,他才能真正確信自己被愛。這些犧牲既可能關於時間或金錢,但也可能關於信念和個人誠信。例如,期望對方哪怕損失慘重也要偏袒他。有些母親天真地認為,期望小孩盲目奉獻以及作出各種犧牲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她們曾經「強忍疼痛生下了他們」。另一些母親壓抑了自己對無條件的愛的期望,願意給孩子許多積極的幫助和支持。但這樣的母親對這段親子關係並不滿意,就像之前提過的那些例子一樣,她們覺得孩子愛她只是因為他們從她那裡獲益良多,因而無論需要她付出什麼,她都暗懷不滿。她這種對無條件的愛的要求包含著之於他人的殘酷無情的漠視,因而最為明顯地揭示了愛的神經症背後隱藏著敵意這麼一個事實。
不妨作這麼一個比照:正常的吸血鬼可能是有意識地要將對方剝削到極限,而神經症患者卻往往全然不知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作為一種狡黠的心理計謀,他必須把任何與自身要求有關的信息擋在意識之外。誰也不會自言:「我希望你為了我犧牲自我,並且不求回報。」他強迫自己為他的要求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他生病了,因而需要別人不求回報的付出。另一個「漠視」自身需求的有力理由是,這種要求一旦形成就很難放棄,而且放棄的第一步就是認清這些要求是無理的。除了之前已經提過的這些理由,這種要求還基於神經症患者的深刻信念,即他不能自力更生,他所需要的一切必須是別人給予的,他的所有生活責任都「應當」仰仗他人而非自己。因此,放棄自己對無條件的愛的要求,就意味著必須改變他的整個生活態度。
愛的神經症需要的所有特點,都有一個共同的理由,即神經症患者自身的衝突傾向於將他所需的愛阻擋在外。那麼,倘若他的需求獲得部分的實現,或者遭遇到了一次徹底的拒絕,他將作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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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種說法也許在美國並不被認同。在美國,文化因素是其中的原因,即儘可能受歡迎成了競爭目標之一,因此,被他人喜愛就具有其他文化所沒有的重要意義。
[2]卡倫·霍妮:《愛的高估:常見的現代女性類型的研究》,載於《精神分析學季刊》第3期(1934年),第605—638頁。
[3]卡爾·亞伯拉罕:《「力比多」的發展史》,載於《醫療精神分析新工作》第2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