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五章　神經症的基本結構

現實衝突情境能夠完全解釋某種焦慮。然而，如果我們在人格性神經症中找到了產生焦慮的情境，要想解釋敵意為何在那種情況下出現和被壓抑，就必須參考先前已有的焦慮。於是我們會發現，先前的焦慮又反過來產生於先前的敵意，以此類推。想要弄清整個發展過程是怎樣開始的，我們就不得不回到童年時期。[1] 我極少處理童年經歷的問題，這將是其中一次。精神分析文獻按慣例都會提到童年，我之所以較少提到，並非因為跟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相比，我認為童年時期的經歷沒那麼重要，而是在這本書中，我處理的是神經症人格的現實結構，而不是導致神經症人格的個人經歷。 在調查大量神經症患者的童年史時，我發現，它們的共同點是環境，這個環境在各種組合中表現出下列特點。 基本罪惡必然是缺乏真摯的溫暖和情感。一個小孩，只要他內心感到被需要、被愛，他就能承受很多常被稱為「創傷」的事情，諸如突然斷奶、偶然性的毆打、性經歷等。不用說，小孩可以敏銳地感覺到這份愛是否真誠，任何虛假表現都無法欺騙他們。一個孩子之所以沒有感受到足夠的溫暖和情感，主要原因是父母因自身的神經症而沒有能力給予他。大多數情況下，在我的經驗中，溫暖的基本匱乏是受到了遮蓋的，並且父母聲稱自己所想的都是孩子的最大利益。一位「完美」母親的教育理論、過度關心或自我犧牲的態度，是產生某種氛圍的基本因素，這種氛圍比其他任何事物更為未來的極度不安感奠定基礎。 再者，我們在部分父母身上發現各種不免激起敵意的行為或態度，如拿其他孩子作比照、不公平的責罵、態度在過度放任和武斷拒絕之間無常變換、不兌現承諾等，尤其重要的是對於小孩需求的態度，從一時照顧不周到一貫阻礙小孩最正當的渴求，諸如干涉友誼、嘲笑他們獨立的思考、糟蹋他們的興趣追求——不管這個興趣是藝術、體育還是機械方面的。總之，父母的這些態度，就算不是有意的，也會在效果上確鑿地打碎孩子的願望。 有關兒童敵意引發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獻，強調的主要是兒童願望的挫折——尤其是性領域的願望以及嫉妒。有可能，嬰兒期敵意的出現，部分是因為令人生畏的文化態度，這些態度關乎一般性樂趣，尤其是嬰兒期的性活動，不管這種性活動是關於性好奇、手淫還是與其他兒童的性遊戲。但是，挫折肯定不是反抗性敵意的唯一來源。觀察顯示，兒童無疑與成年人一樣，如果他們覺得剝奪是正當、公平、有必要和有意義的，他們可以接受很多剝奪。例如，只要父母不對小孩施加過度的壓力，也不用或輕或重的殘酷手段來脅迫他，他們並不會介意衛生教育。小孩也不會介意偶爾的懲罰，只要總體而言感覺自己是被愛的，或只要懲罰是公平的，而不是帶著刻意的傷害或羞辱。很難評判這種挫折是否會觸發敵意，因為在對小孩強行實施剝奪的環境中，往往也會出現很多其他刺激因素。重點不在於挫折本身，而在於這種挫折是——精神上——強加的。 我強調這一點的原因是：將重點放在這種挫折可能帶來的危險上，導致許多父母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還堅持這種觀念，只要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傷害孩子，就會避免對孩子有任何干涉。 和成年人一樣，嫉妒肯定是兒童強烈敵意的來源。毫無疑問，兄弟姐妹間的嫉妒[2]和對父母某一方的嫉妒，都會在神經症兒童那裡激起反應，或不斷給他們的未來生活造成影響。然而，這裡便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引發嫉妒的條件是什麼。是否像在手足之爭和「俄狄浦斯情結」中觀察到的那樣，嫉妒反應一定會發生在每個兒童身上，還是說需要一定的條件？ 弗洛伊德在神經症患者身上觀察過「俄狄浦斯情結」。他發現，對父母某一方強烈的嫉妒能以同樣足夠破壞性的方式喚起恐懼，還有可能持續地干擾性格的形成及其人際關係。這種現象常常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患者身上被觀察到，他認為這是普遍現象。他不僅認為「俄狄浦斯情結」就是神經症的核心，還嘗試著在此基礎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結現象。[3]令人質疑的正是這種推理。在我們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反應的確容易產生在手足關係和親子關係中，正如它會出現在任何緊密生活在一起的群體中一樣。但並沒有證據顯示，具有破壞性和持續性的嫉妒反應（當談到「俄狄浦斯情結」或手足之爭時，我們想到的正是這些）在我們的文化中像弗洛伊德所說的極為普遍，更別提其他文化了。它們總的來說是人類的行為反應，但人為地構成了兒童的成長環境。 在後面討論神經症嫉妒的一般內涵的時候，我們將會詳細探討哪些因素是引發嫉妒的原因。在此只能說，溫暖的匱乏和高強度競爭都會促成這個結果。此外，那些製造這種氛圍的神經症父母往往對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滿，他們缺乏滿意的情感關係或性關係，並由此傾向於把自己的孩子當成自己愛的對象。他們將自己的感情需求釋放到孩子身上。儘管他們的情感表達並不總是帶有性的色彩，但至少是充滿感情的。我十分懷疑，在親子關係中的性暗流是否會洶湧到產生潛在障礙的地步。但至少在我所知道的案例中，神經症父母都全面體現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和嫉妒，軟硬兼施地迫使孩子進入這種狂熱的依戀之中。[4] 我們一直覺得，與家庭或某些家庭成員的敵對對於兒童的發展來說是不幸的。如果這個孩子不得不與神經症父母的行為作鬥爭，那當然是不幸的。然而，如果這種對立有很好的理由，那麼，這個孩子性格扭曲的危險便不完全在於感受或表達這種抗議，而是壓抑它。壓抑批判、抗議或指控會引發很多危險，其中一個便是這個孩子傾向於把所有錯誤推到自己身上，並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後面我們會探討這個情境的內涵。這裡所指的危險是壓抑敵意可能會產生焦慮，而被壓抑的敵意可能會像我們所討論的那樣蓬勃發展。 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小孩之所以會壓抑敵意，其原因根據不同程度和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主要包括無助、恐懼、愛或內疚感。 兒童的無助常常只被當作一個生物學因素來看待。儘管這個孩子事實上長年累月地依賴著他人實現自身需求，與成年人相比，他們的體力不充沛，經驗也不豐富。但在這個問題上，人們過於強調生理的因素。在這個小孩人生的頭兩三年以後，會發生一個決定性的改變，即從生物學意義的依賴占優勢轉變到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賴。這個轉變會一直持續到他進入成年早期，直到他能夠自主掌控人生。然而，孩子依賴父母的程度有著巨大的個體差異。這完全取決於父母想在後代教育中達到什麼目標：是想使孩子強壯、勇敢、獨立、有能力處理各種狀況，還是只想庇護孩子，使他溫恭馴良，讓他一直對人生一竅不通，或者簡單說，把他當嬰兒看待直到他二十歲或者更晚。對於成長於不利環境中的孩子，無助感常常會被人為地強化：恐嚇、驕縱，或者使他進入並停留在情感依賴的階段。一個孩子被弄得越無助，他就越不敢感覺或表現對立，這種對立也就被推遲得越久。在這種情況下，其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者我們稱為「座右銘」）是：我必須壓抑我的敵意，因為我需要你。 恐懼也許直接產生於威脅、禁律和懲罰，以及脾氣爆發或目睹暴力場面；也許產生於間接恐嚇，例如向孩子展示生活中的巨大危險：病菌、街上的車、陌生人、沒受過教育的孩子、爬樹等。一個孩子被弄得越憂慮，就越不敢表現出甚至是感覺到對立。這裡的座右銘是：我必須壓抑我的敵意，因為我害怕你。 愛也許是壓抑敵意的另一個原因。當缺乏真誠的情感時，父母常常會在口頭上大肆強調，他們有多麼愛這個孩子，他們是如何為他嘔心瀝血。一個小孩，尤其當他在其他方面受恐嚇時，可能會牢牢抓住這種愛的替代品，並且害怕表現得叛逆，以免失去了溫順所換來的獎賞。在這種情況下，其座右銘是：我必須壓抑我的敵意，因為我害怕失去愛。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討論了孩子之所以壓抑對父母的敵意，是因為他害怕任何敵意的表現都會破壞他和父母的關係。他很顯然是出於害怕這些強大的巨人會拋棄他，撤走他們那些令人安心的仁義善舉，或與他反目。況且，我們的文化常常讓小孩為敵意或對立的感受或行為感到內疚。也即是，如果他表現出或感覺到對父母的憤恨，或是他違反了父母制定的規則，就要讓他看到自己的可惡或卑劣。這兩個內疚感的原因是緊密地相互關聯的。越是讓孩子為侵入禁區而感到內疚，他就越害怕自己會對父母懷恨在心或者指責他們。 在我們的文化中，性領域最容易出現內疚感。不管這種禁令是無聲的沉默，還是威脅和懲罰，孩子往往不僅覺得性好奇和性活動是被禁止的，還覺得如果他縱情其中是骯髒可鄙的。如果對父母中的哪位有任何性幻想和性渴望——儘管如同對性持嚴峻態度的一般人那樣沒有被表達出來，但還是會使孩子感到內疚。在這種情境中，其座右銘是：我必須壓抑我的敵意，因為如果我懷有敵意就會是個壞孩子。 以上提到的這些因素的任意組合，都可能使一個孩子壓抑自己的敵意，並由此產生焦慮。但是，每種嬰兒期焦慮最終都必然導致神經症嗎？我們的知識還沒有超前到充分解釋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嬰兒期焦慮是一個必要因素，但並非神經症發展的充分原因。大概有利的環境會預先阻斷明顯的神經症形成，比如環境的早期改變或其他抵抗性因素。然而，若如通常情況，生活環境並不利於削減焦慮，這種焦慮不但會繼續存在，而且正如我們後面將看到的，它還將逐漸惡化，並在惡化的過程中啟動所有形成神經症的流程。 這些因素也許會影響嬰兒期焦慮的加重，其中有一個因素我認為應當予以額外考量。敵意和焦慮反應是只限於不得已的環境，還是惡化為針對所有人的敵意和焦慮，這是極為不同的。 如果一個小孩足夠幸運，比如有一個慈愛的奶奶、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師和一些好朋友，也許就足以阻止他對所有人都抱有壞的期待。但是，一個小孩在家庭中的經歷越艱苦，不僅越容易對父母和其他孩子產生憤恨，還越容易發展出對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刻毒態度。越是孤立他，越是阻止他自我體驗，就越是會推進這種惡化。最後，他越是掩蓋自己對於家庭的惡意，例如跟他父母的態度保持一致，就越會把他的焦慮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認為「社會」通常是危險、可怕的。 對於「社會」的普遍焦慮也可能逐漸發展或增長。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孩子，在與別人交往中不敢表現得像他人一樣有魄力或有進取心。他已經失去了被人需要所帶來的極大快樂，甚至會將並無惡意的調侃當成殘酷的拒絕。他會比別人更容易受到傷害，更沒有自我防禦的能力。 由我提到的這些因素或類似的因素所培養或引發的狀況是：他會在「敵對社會」中感到孤獨和無助，這是一種潛在增長的普遍感受。對個人挑釁的強烈個體反應，凝結成一種性格態度。這樣的態度不足以構成神經症，但是可以隨時演進為神經症的肥沃土壤。由於這種態度在神經症中的重大作用，我給了它一個特別的名稱——基本焦慮；它與基本敵意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中，通過研究種種個體形式不同的焦慮就會認識到，基本焦慮潛存於所有人際關係之中。現實原因可能會激起個體焦慮，即便現實環境中沒有特定的刺激，基本焦慮依然會持續存在。如果把神經症情景整體比作一個國家的政治動亂狀態，那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就類似於對政治制度潛在的不滿和抗議。表面化的表現在某個個案中可能完全缺失或更加多樣化。在國家中，它們表現為暴亂、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等；同樣在心理學領域，焦慮的形式可能以各種不同的症狀表現出來。但如果不考慮具體的挑釁，神經症的所有表現都源自一個共同的背景。 在單純的情境性神經症中就沒有基本焦慮。這種神經症由對現實衝突情境的神經症反應構成，而這部分人的個人關係並沒有受到影響。以下是這種情況的一個案例，它常常發生在心理治療的實踐中。 一個45歲的婦女向我訴苦，說她夜間會有心跳加速和焦慮的狀況，還會大量流汗。但我並沒有獲得任何器質上的發現，所有證據都表明她是一個健康人。她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熱心正直的女人。20年前，迫於環境的壓力而非個人意願，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25歲的男人。他們曾經生活得很快樂，性方面也很滿足，有三個發育得特別好的孩子。她曾經勤勤懇懇，勤於持家。但在過去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逐漸變得古怪暴躁並且性事不濟，她一直默默忍受著，沒有出現任何神經症反應。問題出現在七個月前，一個討人喜歡的同齡適婚男子向她獻殷勤。她開始對年邁的丈夫感到不滿，但考慮到自己的整個心理和社會背景以及基本良好的婚姻關係，她徹底壓抑著這種感受。經過幾次會談之後，她能夠直面這個衝突情境了，並因此不再焦慮。 比較人格性神經症與單純的情境性神經症的個體反應，最能揭示出基本焦慮的重要性。後者出現在健康人身上，他們出於各種合情理的緣由而無法自覺處理衝突情境，即是說，他們不能面對衝突的存在和實質，由此不能作出一個明確的決定。這兩種神經症類型有一個突出的差別，即情境性神經症很容易獲得治療效果，而在人格性神經症中，治療不得不在巨大的困難中開展，因而要持續相當漫長的時間，有時甚至會跨越病人的整個生命歷程。對情境性神經症的理解性探討往往不局限於症狀方面，還包括針對性治療這個領域。在其他案例中，針對性治療是通過改變環境來消除障礙的。[5] 因此，我們可以在情境性神經症中找到衝突情境與神經症反應間的充分關聯，而在人格性神經症中大概找不到這種聯繫。由於基本焦慮的存在，即使是最輕微的挑釁也會引發最強烈的反應，在後面我們將看得更詳細。 儘管，焦慮的表現形式或應對措施無窮無盡，並隨著個體的不同而變化多端，但基本焦慮在任何個體身上都基本一致，只是在程度和強度上有所不同。可以大致描述為感覺渺小、無足輕重、無能為力、被拋棄、有生命危險，置身於一個虐待、欺騙、攻擊、羞辱、背叛和嫉妒的社會。我有一個病人，她不由自主地畫出了這種感受，畫中，她坐在正中央，是一個小小的、無助的裸體嬰兒，周圍是正準備攻擊她的各種險惡的怪物、人類和動物。 在精神病人中，我們總是會發現，他們對這種焦慮抱有相當高的意識程度。在偏執型病人身上，這種焦慮僅限於一個或幾個特定的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則對周圍世界抱有敵意取向的敏銳覺知，以至於他們往往會把別人的示好當成是潛在的敵意。 然而，神經症患者很少能覺察到基本焦慮或基本敵意的存在，至少覺察不到其在整個人生中的分量和意義。我的一個病人在夢裡看到自己是一隻老鼠，為了不被踩到而不得不躲在洞裡，她絕對真實地描繪了她在生活中的表現，並絲毫不知道自己實際上害怕每個人。她還告訴我她不知道什麼是焦慮。對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也許會被淺表的信念所掩蓋，即認為所有人都十分討人喜歡，同時敷衍地與別人保持良好關係。之於所有人的極度蔑視也許會偽裝成不吝讚美。 儘管，基本焦慮與人有關，但它有可能完全擺脫個人特徵，轉化成一種受到暴風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威脅的感覺，或是一種命中注定、在劫難逃的感覺。訓練有素的觀察者不難發現這些態度的依據，但不經過非常認真仔細的精神分析工作，不能使神經症患者自身意識到，他的焦慮實際上與病菌之類的事物無關，而是與人有關，並且認識到，他對於他人的惱怒並非一種之於某些現實挑釁的適度且正當的反應，並且這種惱怒表明他實質上對別人抱有敵意和不信任。 在闡述神經症基本焦慮的內涵之前，我們還需探討一個問題，很多讀者可能都有這個疑問。對人的基本焦慮和敵意被描述為神經症的基本組分，儘管程度更輕，但這種基本焦慮和敵意難道不是我們所有人都暗懷著的「正常」態度嗎？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區分兩種觀念。 如果「正常」是基於普遍的人類態度來說的，那依據德國哲學和宗教語言所稱的「受造者的焦慮」，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基本焦慮是一個正常的必然結果。這個習語揭示的是：事實上，在比自身更強大的力量面前，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災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我們所有人都是無助的。我們第一次認識到這點，是在童年時期面對無助之時，但這種認識在我們的整個人生當中都會存在。這種「受造者的焦慮」與基本焦慮一樣，都含有面對強大力量感到無助的成分，但這種無助並不必然意味著敵意。 然而，如果所謂「正常」所基於的是我們的文化態度，我們大有可能會說：總體來說，只要我們文化中的某個人的生活不是太過於受到庇護，當他成熟了，經驗便會使他對別人更矜持，並使他更熟知一個道理——通常人們的反應並非直截了當，而是由怯懦和私利決定的。如果他是誠實的，他就會把自己也算進去；如果他不是，他就會更清楚地在別人身上看到這些東西。簡而言之，他會形成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必然與基本焦慮有關。但也會有所差異，健康的成熟個體不會對這些人類缺陷感到無助，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基本神經症態度中的那種不分青紅皂白。他仍然有能力給予某些人很多真摯的友誼和信心。也許，這種差異可以通過這樣一個事實來解釋：健康人的許多不幸經歷都發生在他有整合能力的年齡，而神經症患者的這種經歷發生在他無法駕馭的年齡，並且由於此種無助，他對這些經曆始終懷有焦慮。 在一個人對自己和他人的態度上，基本焦慮有其特定的含義。它意味著情感孤立，當情感孤立與自身的內在軟弱感受一致時，他一定會感到更加難以忍受。這意味著自信的根基受到了動搖。它攜帶著潛在衝突的因子，這是一種渴望他人幫助卻不可得的潛在衝突——由於他對別人極度不信任且心懷敵意。這意味著，由於內在的軟弱，他感覺自己期望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使自己受保護、受照顧；又由於基本敵意的存在，他心懷太深太深的不信任，以至於無法實現這個願望。其不可避免的結局就是：他不得不將絕大部分精力花在獲取安全感這件事情上。 焦慮越是無法忍受，相應的保護性手段就越徹底。在我們的文化中，一個人會有四種用來自我保護進而對抗基本焦慮的主要方法：感情、服從、權力、迴避。 第一種，獲取任何形式的愛，這也許被用作對抗焦慮的有力保護措施。座右銘是：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 第二種，根據是否有關於特定的人或制度，可以大致細分。它有一個特定的焦點，例如服從標準化的傳統觀念、某種宗教儀式或某些權威人士的強令。遵守這些規矩或遵從這些要求成了所有行為的決定性動機。這種態度也許會採取必須「表現良好」的形式，儘管「良好」的含義隨著他所遵從的要求或規矩而有所不同。 如果這種服從的態度並不附著於任何制度或人，它就會採取更加普遍的形式，即服從所有人的潛在願望和避免所有可能激起憤恨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他會壓抑住個人的一切需求，壓抑住對他人的批評，甘於讓自己不加防備地被侮辱，樂於不分青紅皂白地幫助別人。他們有時也會意識到是焦慮引發了他們的行為，但通常都渾然不知，還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由於慷慨或獻身的理想已經發展到放棄自身願望的地步。無論是特定形式還是一般形式，服從的座右銘都是：如果我讓步了，我就不會受到傷害。 也許，服從的態度同樣能經由愛來達到獲取慰藉的目的。如果對一個人而言，愛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他人生中的安全感都依賴於此，他就會甘於付出一切代價，這大體上就意味著遵從他人的願望。然而，更為常見的是一個人沒法相信任何感情，他的遵從態度就並非直接指向贏取感情，而是贏取保護。有些人只能通過絕對服從去獲取安全感。他們身上的焦慮是如此強烈，對感情的不信任是如此徹底，以至於完全將感情拒之門外。 第三種對抗焦慮的保護性措施是獲取權力：試圖通過獲得現實權力或成功、占有、讚美或智力上的優越感來實現安全。這種保護性努力的座右銘是：如果我有了權力，就沒人可以傷害我。 第四種保護性手段是迴避。上述保護性措施普遍樂意與世界作鬥爭，願意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面對外部世界。然而，迴避也是保護手段的一種。它並不意味著進入荒漠或徹底與世隔絕。它意味著當別人影響到他的外部或內部需求的情況下，設法從他人那裡獲取獨立。例如，外部需求上的獨立也許能通過累積財富而實現。這種累積財富的動機完全不同於追求權力或影響力的動機，並且在財富的享用上也有所不同。只要他積累財富是為了獨立，就往往會因過於焦慮而無法享用財富，並以一種吝嗇的態度保護財富，因為他的唯一目標就是保衛財富以防備所有的不測。在表面上獨立於他人的另一個手段是將個人需要最小化。 在內部需求上的獨立可見於試圖與他人在情感上隔離開來，因為如此一來就沒什麼可以傷害他或是讓他感到失望的了。這意味著扼殺自己的情感需求。隔離的其中一種表現就是對什麼都不屑一顧，包括他自己，這種態度常見於知識界。不重視自己不代表覺得自己不重要。事實上，這些態度可能是相互對立的。 迴避與服從存在著異曲同工之處，因為二者都有關於聲稱放棄自己的願望。但後者的棄權是為了「表現良好」，或是為了感覺安全而遵從他人意願，但在迴避措施這裡，「表現良好」完全不重要，棄權是為了從他人那裡獲得獨立。在這裡，座右銘是：如果我迴避了，就沒什麼可以傷害我了。 想要評估對抗基本焦慮的保護性手段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須意識到它們潛在的強度。它們並非來源於渴望實現幸福快樂的願望，而是出於對安全感的需求。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有力量或緊要。經驗顯示，對於「雄心壯志」的追逐所帶來的衝擊力，跟性衝動一樣猛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單獨或著重採用這四種手段的任何一種，都能帶來安全感——只要生活環境允許實施這些手段而不招致衝突，儘管這些片面的實施總的來說是以人格上的貧乏為代價的。例如，一個採取服從措施的婦女，在要求女性「三從四德」的文化氛圍中也許能找到和平，並得到許多次要的滿足。如果一位君王不懈追求權力與財富，其成果也許是一顆安心丸和一個成功的人生。但事實上，直擊目標往往事與願違，因為這種要求太過分或太輕率了，以至於必然與周圍的環境發生衝突。更常見的是，從深潛的焦慮中尋求安全感並非只有一條路可走，而是有好幾條彼此背反的路。因此，神經症患者可能同時被迫掌控每個人而又渴望得到每個人的愛，被迫服從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被迫脫離群眾而又渴望他們的喜愛。正是這種種衝突的完全無解使其成為神經症最常見的動力中樞。 最容易產生衝突的兩種努力是對愛和對權力的追求。因此，我會在後面的章節中更加細緻地討論這些內容。 我所描述的這些神經癥結構，原則上與弗洛伊德的理論並不矛盾：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症基本上是源於本能和社會要求之間的衝突，或者說是「超我」中那些表現。不過，雖然我贊同個人追求與社會壓力的衝突之於每種神經症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充分條件。個人渴望和社會要求之間的衝突並不一定引發神經症，但它可能給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制約，即導致片面地壓抑渴望，或用最籠統的話來說，會帶來切切實實的痛苦。只有當這種衝突引發了焦慮，只有當減緩焦慮的努力反過來又造成了同樣迫切卻不相容的防禦性傾向之時，才會引發神經症。 * * * [1]在此我並未涉及一個問題，即治療究竟需要追溯到多早期的童年。 [2]戴維·利維：《兄弟姐妹競爭實驗中的敵意模式》，載於《美國精神衛生學雜誌》第6期（1936年）。 [3]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 [4]這些說法大體上是不贊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的，而是認為「俄狄浦斯情結」並不是一種生物現象，而是一種文化條件。因為很多作者都討論過這個觀點，如馬林諾夫斯基、波赫、弗洛姆、賴希，我只是稍帶提及我們文化中可能引發「俄狄浦斯情結」的因素：性關係衝突導致的婚姻不和諧；父母的過度權威；對小孩性發泄的禁忌；傾向於使小孩保持天真幼稚，讓小孩感情上依賴父母，以及以其他方式孤立小孩。 [5]在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既非必要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