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四章　焦慮與敵意

在討論恐懼與焦慮的差異時，我們的第一個發現是，焦慮的本質是牽涉主觀因素的恐懼。那麼，這個主觀因素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先描述一下個體在焦慮期間的遭遇。他感到危險，這個危險十分強大且無處逃避，對此他徹頭徹尾地感到無能為力。無論焦慮的表現是什麼，無論是對癌症的恐懼、對暴風雨的焦慮、對高空的恐懼，抑或其他任何類似的恐懼，有兩個因素始終會出現，即壓倒性的危險和對抗危險的絕望無助。有時，這種導致絕望感的危險被認為來自外界——暴風雨、癌症、意外事故等；有時，這種危險被認為來自自身肆無忌憚的衝動，例如害怕從高處跳下或劃傷他人；有時，這種危險是完全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正如它常在焦慮發作中所表現的那樣。 然而，這種感受並不僅僅是焦慮的特徵，任何有關現實危險與絕望的情境都會有這種感受。可以想像，在地震中的人，或一個不到兩歲的受虐嬰兒，他們的主觀經驗絕不會有別於為暴風雨而焦慮的人。對於這個情況中的恐懼，危險是會真實出現的，絕望感也是受現實影響的；而具體到焦慮，危險是由內心因素引發並加以放大的，絕望感是受個人態度的影響。 因此，焦慮症中主觀因素的問題變得更加明確具體了：是什麼心理條件引發了我們緊迫且強烈的危險感以及相應的絕望感呢？至少，這是心理學家必然會提出的問題。至於化學條件能引發焦慮的感覺及其生理伴隨物的問題以及身體中的化學條件可以引致情緒高漲或昏昏入睡等都不屬於心理學問題。 在解決焦慮這個問題上，如同處理其他問題一樣，弗洛伊德也曾為我們指引過方向。他有一個重大的發現：焦慮中的主觀因素是我們的本能，換言之，對危險的焦慮與相應的絕望感，都是由我們自身衝動的爆發力所創造出來的。在本章末，我將更詳細地探討弗洛伊德的觀點，也會指出我的結論與他的結論有何差別。 基本上，任何衝動都有引發焦慮的潛在力量，只要發現或追隨這個衝動妨礙到了其他重要的興趣或需求，只要這個衝動足夠迫切和強烈。在有明確、苛刻的性禁忌的時期，如維多利亞時代，屈從於性衝動常常會招致現實的危險。例如，一個屈從於性衝動的未婚少女必然會面對自身道德的折磨和來自社會的羞辱，而那些屈從於自慰衝動的人必須面對閹割的恐嚇、致命的身體損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今天某些反常的性衝動也是如此，如直接指向兒童的裸露衝動。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對於「正常的」性衝動的態度已經變得如此寬容，以至於我們可以承認這種衝動，或在現實中去實現它，並很少招致嚴峻的危險。因此，我們在這方面感到憂慮的現實理由並不多。 社會文化中性態度的相關變化，也許在極大的程度上造就了這樣一個事實：根據我的經驗，只在為數不多的案例中這類性衝動才是焦慮背後的驅動力。這個論述看似武斷，因為從表面上看，焦慮無疑是與性渴望相關的。心理學家發現，神經症患者的焦慮經常與性關係相關，或在性方面引發抑制。然而，進一步的分析顯示，焦慮的起因往往不在於性衝動的受阻，而在於與此相聯繫的敵對性衝動，如通過強制發生性關係來傷害或羞辱對方的衝動。 事實上，各式各樣的敵對性衝動才是神經症焦慮滋生的主要根源。聽起來，這個新觀點似乎是從個別案例中得出的不合理推論；雖然在這些案例中，可以找到敵意與焦慮之間的直接聯繫，但我這個說法所依據的並不只是這些案例。如果追隨衝動意味著戰勝個人意志，那麼顯而易見，強烈的敵對性衝動是焦慮的直接原因。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很多問題。F先生與瑪麗去山上徒步旅行，他深愛著這個姑娘。然而，因為她以某種方式挑起了他的嫉恨，他感到怒不可遏。當與她漫步於陡峭的山路上時，他有一股有意識的衝動，想把她推倒在路邊，所以他的焦慮嚴重發作了，並伴隨著呼吸困難和心跳加速。這類焦慮在結構上與性來源中的焦慮一樣：對這種難以阻遏的衝動的屈從將意味著個人的重大災難。 然而，大多數人都認為，很難找到敵意與神經症焦慮直接關係的證據。我為何認為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中，敵對性衝動是促進焦慮的主要心理動力呢？現在就有必要仔細研究壓抑敵意導致的心理後果。 壓抑敵意意味著「假裝」一切皆好，以此阻止在我們理應——或至少想要——鬥爭的時候宣戰。因此，壓抑敵意的第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它引起一種手無寸鐵的感覺，或更確切地說，它加深了原有的毫無防備感。如果在一個人的利益受到現實攻擊時壓抑了自己的敵意，那別人很可能會利用他。 化學家C先生每天都要面臨這種經歷。C先生有神經症性疲勞，這常被視為工作過度的後果。他有著非凡的天賦和雄心壯志，自己卻不知道。先不管是什麼原因，由於他壓抑了自己雄心勃勃的努力，所以表現得謙卑樸實。當他進到一家著名化學公司的實驗室時，另一個員工，G先生，年齡稍長、職位略高，非常照顧他並對他極其友好。因為種種個人因素，諸如依賴他人的感情、先前有關批判性觀察的恫嚇、因無法識別自己的抱負而看不到別人的野心等，C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這份友誼，並且未曾發現G先生其實只關心他自己的事業。令C先生感到震驚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G先生報告了一個自己的點子，這個點子有關於一項可能的發明，而這其實是C先生的點子，之前在一次友好交談中他告訴過G先生。短時間裡他感到可疑，儘管他自己的抱負心激起了無比巨大的敵意，但他不僅很快壓抑了這個敵意，還自我扼殺了指責和不信任的正當理由。因此，他仍然堅信G先生是他最好的朋友。結果，當G先生勸他不要繼續這個行業時，他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個建議。當G先生生產出原本屬於C先生的發明時，C先生竟然感覺是G先生的天賦和才能遠遠超過他，他很高興有這樣出色的朋友。因此，由於壓抑他的不信任與憤怒，C先生沒有留心到一個關鍵問題，即G先生是他的敵人而不是他的朋友。因為執著於自己被人喜歡的假象，C先生不打算爭取自身利益。他甚至沒有察覺自己的巨大利益受到了攻擊，因此，他非但沒有去爭取，反而任由別人利用他的弱點。 壓抑可以克服的恐懼，也可以通過有意識地控制敵意來克服。但是，不管一個人是控制敵意還是壓抑敵意，都與選擇無關，因為壓抑是一種反射式的過程。只要在某個特定情境中，一個人不願意覺察到自己的敵意，壓抑就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有意識地控制自然是不可能的。覺察到敵意之所以令人無法忍受，其主要原因在於，一個人可能在愛或需要某人的同時，也對這個人充滿敵意，他可能不想「看到」某些觸發敵意的理由——諸如嫉妒、占有，或者說，是因為發現自己內心對他人懷有敵意是令人恐懼的。在這種情況下，即刻安心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壓抑。通過壓抑，令人驚恐的敵意便從意識中消失，或被禁止進入意識。儘管簡單，但這卻是難以理解的精神分析主張之一，所以我換一句話來重申這一論述：如果敵意被壓抑，那他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有敵意。 然而，從長遠來看，確保安心的最快捷的途徑並不一定是最安全的。經由壓抑的辦法，敵意（或憤怒，為了揭示它的動力特徵，在此我們最好使用這個術語）是從意識覺知中被拿走，但並沒有被摧毀。它脫離了個體的人格環境，並因此失去了控制，作為一種極具爆發力的情感縈繞於心，因此，人們更願意卸下它。情感壓抑的爆發力是最大的，因為正是由於被隔離了，它反而具有更大——有時是無可估摸——的規模。 只要一個人對敵意有所覺察，便會以三種方式限制其敵意的擴張。第一，對形勢進行斟酌，希望環境告訴他可以對敵人或疑似敵人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第二，如果憤怒是關於某個人的，除非他在其他方面欽佩、喜歡或需要這個人，否則早晚有一天，這種憤怒會占據他的全部情感空間。第三，他已經形成了適合做什麼、不適合做什麼的感知，以及相應的人格要素，這些東西也會制約他的敵對性衝動。 可以作如下設想：憤怒受到了壓抑，加以控制的可能性也被根絕了，敵對性衝動就會全面突圍。如果我提到的那個化學家屈服於自己的衝動，他就會讓其他人知道G先生濫用了他們的友誼，或者告訴他的上級，G先生剽竊了他的點子或阻礙了他追求事業。由於他的憤怒被壓抑了，所以這種憤怒變得支離破碎並膨脹擴大，就像他夢境中所反映的那樣。一般來說，他會夢到自己以某種象徵性的形式承認自己犯了謀殺罪，或者，他變成了受人欽佩的天才，而別人則灰溜溜地垮台了。 正是通過隔離，被壓抑的敵意久而久之就會通過外源而加劇。例如，一個雇員對主管感到憤怒，因為主管不跟他商討就擅自作出安排，而如果這個雇員壓抑了自己的憤怒，從不抗議這些議程，主管肯定會繼續擅作主張。因此，新的憤怒便不斷滋生。[1] 壓抑敵意的另一個後果是，一個人在內心記錄（register）[2]下了一種感情的存在，這種情感極具爆炸性並且無法控制。在討論這種後果之前，我們必須考慮其中所蘊含的一個疑問。根據定義，壓抑情感或衝動的結果是個體不再覺察到其存在，所以在他的意識中，他絲毫不知道自己對別人有敵意。那麼，我為何會說他的內心「記錄」下了受壓抑情感的存在呢？答案在於，意識與潛意識之間並無嚴格的界限，而是如沙利文在一次講演中所言，意識有幾種水平。被壓抑的衝動不僅仍然起著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發現之一，並且在更深層的意識中，個體仍然知道它的存在。簡言之，這意味著我們根本無法自欺，實際上，我們對自我的觀察比我們所意識到的做得更好，正如我們對他人的觀察往往做得比意識中的好一樣——例如，我們對一個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準確無誤的。但是，我們也許有嚴格的理由不理會我們的觀察。為避免沒完沒了的解釋，我所說的「記錄」是指我們知道自己內心發生了什麼事，卻沒有意識到這點。 只要敵意及其對其他利益的潛在危險足夠巨大，壓抑敵意的後果本身就足以產生焦慮。隱隱約約的焦慮狀態也許就是由此而來的。然而，大多數情況下，壓抑並不僅限於此，因為敵意充滿了危險，從內心威脅到我們的利益和安全，因而有必要儘快擺脫它。另一種次要的反射過程由此出現：個體將他的敵對性衝動「投射」到外部世界。第一種「偽裝」——壓抑——需要第二種偽裝：他「假裝」這種破壞性的衝動並非來自他自己，而是來自他人或外物。邏輯上，敵對性衝動所投射的對象，正是敵對性衝動所針對的人。結果這樣一來，對方就與他被壓抑的衝動一樣冷酷無情，這個人便在他心中占據著驚人的比例，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對於任何一種憤怒，其威力程度不僅依賴於現實條件，還依賴於他們所持有的態度。一個人越是手無寸鐵，危險程度越是顯得重大。[3] 作為一種功能性的手段，投射還滿足了「自圓其說」的需要。並非他自己想要欺騙、偷竊、剝削或羞辱別人，而是別人想這麼對待他。一位妻子並沒有發現自己有毀掉丈夫的衝動，還主觀地認為自己是最忠誠的，出於這樣的機制，她會反過來認為丈夫是一個想要傷害她的殘暴傢伙。 另一個作用於相同目的的過程也可能會支持這個投射過程：報復恐懼也許會找上被壓抑的衝動。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想要傷害、欺騙或蒙蔽他人的人，同樣會害怕別人這樣對待他。至於這種報復恐懼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徵，在多大程度上起源於罪惡和懲罰的原始經驗，在多大程度上以私人復仇的驅動力為前提，我將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問題留在這裡。毋庸置疑，它在神經症患者心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這些過程產生於受壓抑的敵意，又導致了焦慮的影響。事實上，壓抑的確引發了一種以焦慮為特徵的狀態：感覺對外來的壓倒性危險無力抗拒。 儘管焦慮的形成過程在原理上很簡單，但在實踐中，卻往往很難弄清楚焦慮的條件。一個複雜的因素是，被壓抑的敵對性衝動往往並非投射在實際相關的人身上，而是投射在其他事物上。比如，在弗洛伊德的某個個案史中，小漢斯發展出的不是對於父母的焦慮，而是對於白馬的焦慮。[4]我有一個病人，她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理智，在壓抑了對丈夫的敵意之後，突然對游泳池瓷磚上的爬蟲產生了焦慮。看起來，從細菌到暴風雨，沒有什麼是焦慮難以附著的。這種將焦慮與相關人物分離的傾向，其原因非常明顯。如果焦慮確實是關於父母、丈夫、朋友或某個關係親近的人，那麼敵意的臆想便與已有的那些權威、愛或賞識格格不入。在這些情況下，他的行為準則就是全面否認敵意。通過壓抑自己的敵意來否認自己有任何敵意，並且，通過將自己受壓抑的敵意投射到暴風雨上，他也就能否認別人有任何敵意。許多美好婚姻的錯覺就是依賴於這種「鴕鳥策略」。 從邏輯上來講，壓抑敵意必然產生焦慮，但並不意味著每當這個過程發生，焦慮就必須顯現出來。通過我們已經探討過或稍後會談到的保護性策略，焦慮可以即刻被移除。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通過某些手段來保護自己，例如發展出越來越強烈的嗜睡或酗酒需求。 繼壓抑敵意而生的焦慮有無限種變化的形式。為了更好地理解這點，我會列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A. 危險被認為來自自身衝動。 B. 危險被認為來自外部。 鑒於壓抑敵意的各種後果，A組看起來是壓抑的直接結果，而B組是以投射為前提的。A組和B組都可以細分為兩個亞組。 Ⅰ. 危險被認為直接針對個人。 Ⅱ. 危險被認為直接針對他人。 那麼我們就有了四組焦慮： A.Ⅰ. 危險被認為來自自身衝動並直接針對自己。在這一組，敵意再次針對自我開啟，我們稍後會討論其過程。 實例：在高處忍不住想跳下去的恐懼症。 A.Ⅱ. 危險被認為來自自身衝動並直接針對他人。 實例：忍不住要用刀傷害他人的恐懼症。 B.Ⅰ. 危險被認為來自外部並關乎自身。 實例：對暴風雨的恐懼。 B.Ⅱ. 危險被認為來自外部並關乎他人。在這組中，敵意被投射到了外部世界，而敵意的原始對象被保留。 實例：過分焦慮的母親為威脅她孩子的危險而焦慮。 不用說，這樣分類的價值是有限的。也許在提供迅速定位方面有些用處，但它並未顯示出一切可能性事件。例如，我們不能推斷，發展出A型焦慮的人永遠不會投射他們受壓抑的敵意，而只能推斷，在這種特殊形式下的焦慮中沒有出現投射。 敵意與焦慮的關係並不限於敵意會催生焦慮。這個過程也可能顛倒過來：當焦慮基於一種被威脅的感覺時，出於防禦，便會輕而易舉地挑起反應性敵意。在這點上，它與同樣能激起攻擊性的恐懼完全沒有任何不同。如果反應性的敵意也被壓抑了，那麼焦慮也會出現，由此便產生了一個循環。敵意和焦慮的這種互反性效果，即其中一個總是產生和強化另一個，使我們能夠明白，為什麼我們在神經症中能找到如此多的敵意。[5]這個互反性影響也能基本解釋，為何重度神經症常常在沒有任何明顯外部困境的情況下惡化。不管焦慮和敵意哪個是原發因素，對神經症動力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焦慮和敵意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總而言之，我所提出的焦慮概念基本上是從精神分析的方法得來的。依靠的是潛意識內驅力、壓抑過程、投射等動力。然而，如果我們深入細節就會發現，這個概念在諸多方面都有別於弗洛伊德所採用的立場。 弗洛伊德成功地提出了兩個有關焦慮的觀點。第一個觀點，簡單說就是，焦慮產生於對衝動的壓抑。這個觀點特指性衝動，是一個純粹的心理學解釋，因為它的依據是，如果性能量得不到釋放，便會在體內產生生理緊張，並轉化為焦慮。根據他的第二個觀點，焦慮（或他稱之為神經症焦慮）源於對衝動的恐懼，發現和實現這些衝動將會招致外來危險。[6]第二個觀點也是種心理學解釋，指的不單單是性衝動，還有攻擊性。對於這個焦慮的解釋，弗洛伊德完全沒有考慮到對衝動的壓抑，而只考慮了對衝動的恐懼，以及實現這些衝動會涉及外來危險。 我的概念是基於一個信念：為了理解全貌，必須把弗洛伊德的這兩個觀點結合起來。因此，我放下了第一個觀點中純粹的心理學依據，將它與第二個觀點相結合。總之，與其說焦慮產生於對我們衝動的恐懼，不如說產生於對我們被壓抑的衝動的恐懼。在我看來，弗洛伊德之所以沒能充分利用他的第一個觀點——它基於有獨創性的心理學觀察，原因是雖然他給出了心理學的解釋，但沒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若是壓抑了衝動，他的內心會怎樣。 我不贊同弗洛伊德的第二個理由雖然有較少的理論價值，但有更重要的實踐價值。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焦慮也許產生於衝動，這些衝動的表達可能招致外部危險。性衝動很可能就是這樣，但前提是有某個苛刻的個人和社會禁忌對他們造成威脅。[7]出於這一點，焦慮源自性衝動的機率，在極高的程度上取決於既有的性文化態度。我並不認為性是焦慮的特定來源。可我認為，在敵意中存在這種特定來源，或更確切地說，是在被壓抑的敵對性衝動中。我在這章提出的概念轉化為簡單且有實用性的說法即是：無論何時我發現焦慮，或焦慮的跡象，我腦中出現的問題都是，究竟哪個敏感部位受到了傷害並因此激起敵意，又是什麼導致抑制的必要性？我的經驗是：只要在這個方向上探索，總會得到有關於焦慮的滿意答案。 我與弗洛伊德的第三個不同之處是他認為：焦慮只產生於童年期，從所謂的出生焦慮開始並隨之進入「閹割恐懼」，日後生活中所出現的焦慮，是基於嬰兒期保留下來的行為反應。「毫無疑問，我們稱之為神經症的人，在對於危險的態度上仍然幼稚，並沒有擺脫舊時的焦慮環境。」[8] 讓我們分別思考這個解釋中的各個成分。弗洛伊德聲稱，在童年時期，我們傾向於對焦慮作出反應。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個充分易懂的理由就是嬰兒對於不利影響相對無助。事實上，在人格性神經症中總是能發現，焦慮的形成始於童年早期，或至少在那時埋下了我所說的基本焦慮。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還認為，成年神經症患者的焦慮仍然與最初引發焦慮的條件有關。這意味著，儘管變更了方式，但一個成年男子仍會像他小時候那樣對「閹割恐懼」感到極度困擾。毫無疑問，在一些特殊案例中，嬰兒時的焦慮反應在適當的刺激下，也可能在日後生活中以不變的形式復現。[9]但一般來說，我們所發現的，簡單說，不是復現而是發展。分析某些案例，能使我們徹底搞清楚神經症是如何發展出來的，我們也許會從中發現從早期焦慮到成年怪癖之間的連續反應鏈。因此，後來的焦慮還包括那些以童年期具體衝突為條件的成分。但總的來說，焦慮並非一種幼稚的反應。如若不然，就會混淆兩件不同的事情，誤把幼稚的態度當作只會發生於童年時期的態度。至少，如果有足夠的理由稱焦慮為幼稚反應，那人們也可以稱它為兒童身上早熟的成年人的態度。 * * * [1]昆克爾在《性格學導論》中曾注意到，神經症態度喚起了對環境的行為反應，並由此得以加強，結果這個人就愈加深陷並愈加難以逃脫。昆克爾把這種現象稱為惡性循環。 [2]類似於「感覺登記」（Sensory Register），感覺登記是瞬時記憶的別名。 [3]弗洛姆《權威與家庭》，此書由國際社會研究院的馬克思·霍克海默主編，他曾在書中清楚說明，我們面對危險所產生的焦慮，並不機械地依賴於危險在現實中的大小。「一個具有無助、消極態度的人，在應對相對小的危險時也會產生焦慮。」 [4]弗洛伊德《論文集》第三卷。 [5]一旦意識到敵意透過焦慮而增強，似乎就沒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解釋死本能理論時所做的那樣，為這個毀滅性動機尋找一個專門的生理源頭。 [6]參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的《焦慮與本能生活》章節，第120頁。 [7]也許在某個社會中，如塞繆爾·巴特勒在《埃瑞璜》中所描寫的社會，任何身體疾病都會受到懲罰，得病的衝動會帶來對於違禁的焦慮。 [8]參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的《焦慮與本能生活》章節，第123頁。 [9]舒茨在《神經症，生命支援與強制性治療》中記錄過這種案例。一個雇員常常換職位，因為某個老闆激起了他的憤怒與焦慮。精神分析顯示，只有那些蓄著某種鬍鬚的上司才會激怒他。這個病人的反應被證實的確是一種重複反應，是他在三歲時對他父親的反應，當時他父親威脅性地要攻擊他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