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三章　焦慮

在詳細討論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之前，我不得不重拾第一章未了結的部分，並澄清我所說的焦慮是什麼意思。這很重要——如前所述，焦慮是神經症的動力中心，我們也因此不得不隨時與它打交道。 以前我把它當作恐懼的同義詞使用，這就說明二者確有親緣關係。實際上二者皆為之於危險的情緒性反應，都伴隨著生理感覺，如顫抖、出汗、急劇的心跳等，這些生理感覺可能非常強烈，突發、強烈的恐懼因而可能置人於死地。儘管如此，焦慮和恐懼之間依然存在某種差別。 當一個母親只是因為丘疹或小感冒就擔心自己的孩子會夭折，我們認為這是焦慮；但如果她的孩子患有嚴重的疾病，我們則認為她的這種反應叫恐懼。若一個人害怕站在高處，或者害怕討論他所熟悉的問題，我們稱之為焦慮；若一個人在暴風雨中迷路於大山深處，他的這種害怕就是恐懼。因此我們對此作一個簡明的區分：恐懼是在面對危險時的正當反應，而焦慮是對於危險的不適當反應，或者說是之於假想的危險的反應[1]。 但這種區分存在一個瑕疵，即為了這個反應是否正當，需要結合具體文化中的普通常識。但即使脫離這些文化常識，神經症患者也不難為他們的反應找到合理依據。事實上，若你告訴一個患者，他害怕受到精神病人的攻擊是一種神經症性的焦慮，你們也許會陷入無休無止的爭論之中。他會說他的恐懼是現實的，並舉出相應的例證。你若說原始人對於現實危險的恐懼反應是不恰當的，他們也會抱有同樣的執拗態度。例如，一個部落里的原始人有著不能食用某種動物的禁忌，當他無意間食用了這種動物的肉時，便會極度驚恐。作為局外人，你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不恰當的反應，或者根本就是無中生有。但了解了原始部落關於禁食某些肉類的信仰之後，你就會明白，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可能確實是一種真實的危險，諸如獵食場地被破壞、感染某種疾病等。 不管怎樣，原始人的焦慮與我們文化中的神經症焦慮仍然有所不同。其差異在於，神經症焦慮的內容與普遍觀念並不一致。然而，一旦理解了焦慮的含義，我們就會打消不正當反應這個觀念。譬如，總有一些人，他們對死亡抱有無休止的恐懼。另一方面，他們又因為種種苦難而感到生不如死。之於死亡的各種恐懼，加上種種相關的主觀想像，使他們極度憂懼危難臨頭。了解這些因素之後，我們就無法不將他們對於死亡的焦慮視為正當反應。另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有些人在瀕臨懸崖峭壁，或靠近高窗，或站在一座高橋上時，會變得極其恐慌。從表面上看，這種恐懼也是不恰當的反應。但是，這種情境給他們帶來了衝突，或者說是喚起了衝突——一種求生與尋找從高處跳下去的理由之間的衝突。引發焦慮的正是這種衝突。 這就意味著定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恐懼和焦慮都是對危險的正當反應，但恐懼指向的危險是清晰且客觀的，而焦慮指向的危險則是隱蔽且主觀的。這就是說，焦慮的強度是與情境所暗含的個人意義相稱的，這也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焦慮的原因所在。 恐懼和焦慮此種差異的現實意義是：企圖通過辯論（一種說服方法）的方式讓神經症患者擺脫焦慮是徒勞的。他的焦慮與現實中真實的情境無關，而與他感受到的情境有關。因此，治療的任務就是要找出具體情境對於他的特殊意義。 描述完焦慮的含義，我們將討論焦慮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文化中的普通人大都不了解焦慮之於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通常，他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時的焦慮，或者一個或幾個焦慮的舊夢，或者只在日常生活以外的情境中極度擔憂過，諸如與位高權重的人進行重要談話之前、參加重要的考試之前等。 在這一點上，我們從神經症患者身上獲得的信息差異巨大。有些神經症患者完全清楚自己為焦慮所困。其表現也是各式各樣：可能以焦慮發作的形式表現為彌散性焦慮；可能與特定的情境或活動緊密相關，如高處、街道、公眾表演等；也可能有一個明確的內容，如擔心自己發瘋，或害怕得了癌症，或吞了釘子等。還有一些神經症患者偶爾會意識到自己的焦慮，不一定知道焦慮的原因，但並不引以為重。還有的神經症患者，他們只覺察得到抑鬱、缺失感、性生活失調之類，但對是否焦慮渾然不覺。然而，進一步的調查往往都證明了他們最初的觀點是錯誤的。通過分析這些患者，我們往往會發現，他們潛在的焦慮即使不比第一種患者更嚴重，那也是旗鼓相當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識到了自己先前的焦慮，並回想起那些使他們感覺憂慮的焦慮夢境或情境。但是，他們所承認的焦慮程度，往往不超過正常人。這就意味著，我們也許有著不自知的焦慮。 這種說法無法揭示這些問題的意義。這是個綜合性的問題。我們對於愛、憤怒和懷疑的感受，如此稍縱即逝以至於幾乎無法為意識捕獲，如此曇花一現以至於很快就被忘卻。這些感受或許真的是無關緊要的，但它們背後或許恰恰隱藏著強大的動力。對於某種感受的意識程度，並不能反映出這種感受的力量或重要性。[2]單就焦慮而言，很可能的情況是，儘管我們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但這些焦慮卻恰是我們生活中的決定性因素。 實際上，我們似乎是在想盡一切辦法逃避焦慮。我們有很多理由這麼做，最常見的理由是，強烈的焦慮是使我們感到折磨的情緒之一。經歷過極度焦慮的病人會告訴你，他們情願去死，也不想再有那樣的經歷。並且，焦慮情緒中的某些成分可能格外令人無法承受。其中之一便是無助。一個人可以積極勇敢地面對巨大危險。但是，焦慮狀態下，一個人會感到（事實上也的確是）孤立無助。對於那些將權勢、支配、掌控全局視為理想的人，展露出無助是極其無法容忍的。他們厭惡給別人留下這種明顯反應失當的印象，因為這是軟弱與膽怯的表現。 焦慮中的另一個成分，即是其明顯的非理性。在某些人看來，被任何非理性因素操控都是無法忍受的。他們暗自感覺將要被自身內部的非理性抗拒力所吞沒，因而不自主地訓練自己嚴格的理智控制力。因此，他們不會自覺容忍任何非理性成分。除了個人動機之外，這種行為反應還涉及文化因素。因為我們的文化強調理性思考和理性行為，並把非理性或與之相關的東西看得低級粗劣。 在某種程度上，焦慮的最後一種成分與此相關：非理性焦慮是一種隱諫，警告我們自身某方面出了問題，因此，自我徹查是一種挑戰。並不是說我們有意識地視其為挑戰，但它無疑確是挑戰，無論我們是否承認這點。沒人喜歡這種挑戰；再沒有比意識到必須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觀念更讓我們抗拒的了。然而，更讓人絕望的是一個人感覺被困在恐懼與防禦機制的迷網中，他越是堅信自己的錯覺，認為自己在每件事上都是正確完美的，越是本能地排斥任何他有錯或需要改變的暗示，即使是間接或隱晦的。 在我們的文化中，有四種逃避焦慮的主要途徑：合理化；否認；麻痹；迴避引起焦慮的想法、感受、衝動和情境。 第一種途徑是合理化，該種途徑是逃避責任的最佳解釋，它將焦慮變成合理的恐懼。這種轉換，如果不考慮其心理價值，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一個過於焦慮的母親無論是承認自己焦慮還是把她的焦慮解釋為合理的恐懼，說起來總像是出於對孩子的關心。然而，我們可以以無數次的實驗結果告訴這個母親，她的反應不是合理的恐懼而是焦慮，表明她的反應與現實的危險是不相稱的，她的反應帶有個人因素。而她的回應則是反駁這種實驗結果，並竭力證明你是完全錯誤的。瑪麗不就在幼兒園得了這種傳染病嗎？約翰不是爬樹摔斷了腿嗎？最近不是有個男人用糖果誘騙小孩嗎？我的行為難道不是純粹出於愛和責任嗎？[3] 一旦見識過這種對於非理性態度的強力辯護，我們就會確信這種防禦態度之於個體有著重要的功能。對於這種情緒，這個母親感覺自己應當有所作為，而不是無所事事。她為自己的高標準感到驕傲，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懦弱。她覺得自己的態度完全正當且合理，而不是出於某種非理性的情緒。她沒有意識到並坦然接受改變自我的挑戰，而是將責任轉移給外界，從而迴避自己的動機。當然，她不得不為這種短期利益付出代價——深陷於自身的憂慮而無法自拔。尤其是孩子也會為此付出代價。可是她並沒認識到這點，說到底她是不想認識到這點，因為在她的內心深處，她堅信自身沒什麼需要轉變的，並設法從這種堅持中獲得好處，但其實那些好處是只能藉由轉變自身而來的。 這個原理適用於所有認為焦慮是合理恐懼的傾向，其內容可能是害怕分娩、疾病、誤食、災難、貧窮等。 逃避焦慮的第二種途徑是否認焦慮的存在。其實這種途徑只是否認焦慮，把焦慮排斥在意識之外。這時隨之而來的則是恐懼或焦慮的生理反應，如生理上的顫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頻、腹瀉、嘔吐等，以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倉促或麻痹等。當我們害怕和覺察到恐懼時，我們也許會面臨所有這些心理感受和生理反應，也許是其中某一些反應，我們需要藉此釋放被我們壓抑著的焦慮。對於後者，個體對自身處境的全部認識，僅限於一些表面的事實依據，如在某些情況下尿頻、坐火車暈車、盜汗，但始終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然而，有意識地否認焦慮或嘗試克服焦慮，也是有可能的。這種情況很像正常人會發生的那樣，我們靠視而不見來逃避恐懼。最熟悉的例子是，一個士兵克服恐懼並做出英雄事跡。 神經症患者也會有意識地決心戰勝焦慮。比如，一個女孩在青春期來臨之前一直飽受焦慮——尤其是關於入室偷盜——折磨，於是她有意識地決心無視這種焦慮，其表現諸如一個人睡閣樓，獨自在空無一人的大房子裡踱步，等等。她給我們分析的第一個夢揭示了這種態度的幾處變化。有一些情境其實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她每次都勇敢面對。其中一個是她半夜聽見花園裡的腳步聲，便走到陽台問：「誰在那兒？」她成功地消除了對於強盜的恐懼，但是，由於引發焦慮的根源並未改變，持續存在的焦慮所帶來的其他後果必然始終存在。她依然孤僻、羞怯，自感多餘，沒法著手從事任何有建設性的工作。 神經症患者大多數時候不會作這種有意識的決定。這個過程往往是自動發生的。然而，他們與常人的差異不在於作出這種決定的意識程度，而在於其結果。神經症患者通過「自我振作」所能得到的只是消除焦慮的某些特定表現本身而已，如那個女孩不再害怕強盜。我無心刻意貶低這個結果。這個結果也許有其現實意義，在增強自尊方面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意義。但由於此類結果的意義往往會被高估，因而有必要指出它消極的一面[4]：他們的人格基本動力一成不變、人格障礙的該種顯性表現被消除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促使問題獲得徹底解決的刺激物。 面對焦慮的這種無情行徑，在許多神經症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往往沒被識別出來。比如，許多神經症患者在某種情境下表現出攻擊性，這種攻擊性常被認為是敵意的直接表達，但這也可能是「被攻擊」的壓力之下的惱羞成怒。然而，某些敵意總是引發焦慮，這就催促他去克服自己的懦弱，於是就將攻擊性表現得十分過頭。如果忽略這點，便有將惱羞成怒錯認為真實攻擊的危險。 第三種逃避焦慮的途徑是麻痹。這個途徑可能是有意識的，甚至依靠酗酒或嗑藥。然而，還有很多關聯並不明顯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出於對孤單的懼怕而投身社交活動，無論是確鑿的害怕，還是隱約的不自在。另一種麻痹的方式是投身工作，其特點是工作上的強迫性傾向和節假日中的焦慮不安。無節制地需求睡眠也能達到麻痹的效果，儘管更多的睡眠已無助於恢復精力。最後，性行為成為安全閥，性行為被用來釋放焦慮。人們早就意識到了強迫性手淫可能源於焦慮，但事實是所有性行為都是如此。那些主要通過性行為去緩解焦慮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性滿足——哪怕只是暫時的，就會變得極度焦躁易怒。 第四種逃避焦慮的途徑是最激進的：它在於迴避所有可能引起焦慮的情境、思想或感受。這也許是個有意識的過程，如害怕潛水或爬山的人避免做這類事。更準確地說，一個人可能知道焦慮的存在並有意識地逃避它。然而，他也可能只是隱隱約約地感知到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焦慮和逃避。例如，他可能拖延事務，這無關於他的知識，而關乎焦慮，如作決議、看醫生或寫信。或者，他會「假裝」——主觀地認定——他考慮參與的這些活動（如參與決議、對員工發號施令、與他人分離）並不重要，或者「假裝」不喜歡做這些事，並且因而置之不理。因此，一個害怕在派對上被人忽略的姑娘，可能會設法讓自己相信她並不喜歡社交聚會，從而徹底避免參加派對。 若要進一步探討這種自發逃避緣何發生，就得提到抑制作用的現象。抑制作用的發生主要是因為無力執行、感受或思考某事，其功能則在於逃避執行、感受或思考這些事時所引發的焦慮。個體既不會覺察到焦慮，也無法通過有意識的努力去克服抑制作用。抑制在癔症性功能損失方面的表現最為驚人：癔症性的失明、失語或肢體麻痹。在性方面，性冷淡和性無能也表現出這種抑制，儘管性抑制的結構非常複雜。在心理方面，抑制作用也常出現在注意力、形成或表達觀點以及與他人的交往過程中。 我們可以花大量篇幅來列舉抑制作用，並詳述它們的各種形式和發生頻率。然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讀者，讓讀者去回顧自己的相關觀察，因為如今抑制作用已是一個廣為人知的現象，倘若它獲得了充分的發展，是很容易辨認的。儘管如此，我們仍需要簡單思考一下意識到抑制存在所必備的先決條件。否則，我們會低估它們的發生頻率，因為我們有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種抑制作用。 第一，要覺察到自己的無能，就必須先察覺到我們做某事的渴望。比如，在覺察到抑制之前，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己這方面的抱負。人們可能會說，我們至少始終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這明顯不是事實。例如，我們試想，有個人聆聽一篇論文並對此抱有批判意見。輕微的抑制會使他怯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嚴重的抑制則足以阻礙他組織自己的觀點，等到討論結束或第二天早晨，他才組織好自己的觀點。甚至，抑制作用竟然能阻礙批判意見出現。而且在這個例子中，即便他確實有批判意見，他也傾向於盲目接受一切言論，甚至表示讚賞，他可能完全意識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換句話說，如果抑制作用到了抑制願望或衝動的地步，我們就意識不到它的存在了。 如果抑制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至於他寧願堅稱這些事情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就會出現第二個阻礙意識的因素。例如，如果某種難以遏制的焦慮與競爭性工作有關，導致他在各種努力之後極度疲憊，那他也許會堅稱，他無法勝任這份工作。這種想法保護了他，因為他若承認了抑制，就不得不回去工作，從而使自己陷入令人厭煩的焦慮當中。 第三種可能性將我們帶回到文化因素上。如果個人抑制得到了文化的認可，或與現存的思想意識一致，那他可能永遠都意識不到抑制的存在。一個對於與女人打交道抱有嚴重抑制的病人也無法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覺得自身的行為所依照的是女性神聖不可侵犯的共有觀念。對於提出要求這方面的抑制，往往是依據謙遜是一種美德這個教條。對於主導政治、宗教或任何興趣領域的教條，我們很難觀察到這方面的批判性思考，也完全沒有覺察到關於懲罰、批判或隔離的焦慮的存在。然而，要評估這一點，我們當然必須極其詳盡地了解種種個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並不一定暗示著抑制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源於一般性的思維惰性、無知，或者因為確實與主導教條一致。 這三種因素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我們無法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甚至是有經驗的精神分析學家也可能因此無法察覺。但是，即便我們能夠意識到所有的抑制作用，我們仍然過於低估抑制作用的發生頻率。我們必須考慮到所有的行為反應，儘管這些行為反應並非完全成熟的抑制反應，但它們正走向抑制的頂點。我的觀點是：我們仍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與這些事情有關的焦慮會影響我們做事。 首先，從事那些我們感覺焦慮的活動會使我們感到壓力、疲乏或筋疲力盡。例如，我的一個病人，她正從上街的恐懼中康復，但她在這方面仍有許多焦慮，周日她出去散步，仍然感覺筋疲力盡。這種筋疲力盡並非由於身體羸弱，因為事實表明她做繁重的家務就一點兒也不疲憊。是外出的焦慮導致她筋疲力盡。這種焦慮已使她儘量減少外出，但仍然足夠使她筋疲力盡。許多問題常常被歸因於過勞，其實這些問題並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於有關工作或同事關係的焦慮。 其次，與某種活動有關的焦慮會導致功能損傷。例如，若一個人有發號施令的焦慮，他的舉止風格就會表現得謙卑有禮、唯唯諾諾。再如，騎馬的焦慮會致使一個人無法控制動物。而且，對於這一點，意識的程度也大相徑庭。一個人可能意識到焦慮使他無法以滿意的方式執行任務，或者感覺自己什麼都做不好。 再次，與活動有關的焦慮會掠奪其本有的愉悅。輕微的焦慮不至如此，相反，還可能會激發額外的興致。懷著一定的憂懼玩過山車會更刺激，但強烈的焦慮則會使坐過山車變成一種折磨。有關性關係的劇烈焦慮會使當事人完全無法從中獲得快樂，並且，如果他沒有意識到焦慮的存在，還會覺得性關係沒什麼了不起。 最後一點可能令人困惑：我之前說過，厭惡感可能被當作迴避焦慮的手段，現在我說的是，厭惡感或許是焦慮的結果。事實上，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厭惡感可能是焦慮的手段，也可能是焦慮的結果。這一點正好揭示了理解心理現象的困難。心理現象是錯綜複雜並密切相關的，除非我們下定決心考慮無數彼此交織的交互作用，否則在心理學知識上我們無法取得任何進展。 探討如何防禦焦慮，並不是為了詳細描述所有可能的防禦手段。事實上，我們很快就會了解到更多防禦焦慮的激進方式。但現在我主要關心的是要證實：沒有意識到焦慮的人可能比意識到焦慮的人更焦慮，或者，一個人身上可能存在自己完全沒有意識到的焦慮。與此同時，我還將闡釋一些更為普遍的觀點，這些觀點也許正是讀者試圖在這裡找到的。 因此，簡而言之，焦慮也許隱藏在身體不適感的背後，如心跳加速和疲乏；也許躲在大量看似合理、正當的恐懼背後；也許它就是一種隱形動力，驅使我們酗酒或沉沒在各式各樣的障礙當中。我們往往會發現它正是我們無法執行或享受某事的原因，而且會發現它是抑制作用背後的促進因素。 我們的文化給生活於其中的個體帶來了大量焦慮，至於其原因我們將在稍後予以討論。因此，事實上每個人都建立了我前面提到過的這樣或那樣的防禦手段。一個人的神經症問題越嚴重，其防禦手段越是貫穿並決定他的整個人格，他無法做或不打算做的事情也越多，儘管根據他的生命力、心理能力或教育背景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能夠做好這些事情。神經症越是嚴重，出現的抑制作用也越多，這一點不易察覺卻又顯而易見。[5] * * * [1]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的《焦慮與本能生活》章節中，對「現實性」和「神經症性」焦慮作了類似的區分，他將前者描述為一種「對危險的有意義的反應」。 [2]這裡只是闡述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因素重要性的基本發現的一個方面。 [3]參見桑德爾·雷多的《一個過度焦慮的母親》。 [4]弗洛伊德總是通過強調症狀的消失並非治癒的充分跡象來突出這點。 [5]舒茨·漢克在《精神分析導論》中曾特彆強調「空隙」的至關重要性，即我們在生活中發現的差距和神經症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