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二章　談論「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的緣由

由於我們關注的是神經症影響人格的方式，所以我們的討論範圍便局限在兩個方向上。首先，當外部環境充斥著衝突時，那些人格原本完整無損的個體也會發展出神經症。討論了基本心理過程的本質後，我們將簡要回顧一下簡單情境性神經症[1]的結構。起初我們對此不感興趣，因為它們揭示的並非神經症人格，而只是困難處境之下的暫時性適應障礙。本書所談論的神經症，指的是人格性神經症——儘管它的症狀與情境性神經症相似，但其精神障礙主要是源於性格的扭曲。[2]人格性神經症形成於一種潛在、慢性的過程，一般始於童年時期，或多或少地有關於個體的人格，這些人格面臨過強或過弱的問題。從表面上來看，人格性神經症是現實環境衝突之結果，但仔細搜集該個體的過往經歷可能會發現，困難人格特質的出現遠早於任何現實困境的發生。早前存在的個體人格障礙使暫時性的窘境得以放大，因此，即使是對於健康人群完全沒有感到衝突的環境，患者也會作出神經症性的反應。環境，僅僅是「誘發」既已存在了一些時日的神經症而已。 其次，我們的興趣並不在於描述神經症的症狀。我們的主要興趣在於人格障礙本身，因為神經症患者的人格扭曲現象具有周期性，在周期的間歇則表現出不同的、完全不具臨床意義的症狀。同樣，從文化角度來說，性格的扭曲比神經症症狀更重要，因為是性格而非症狀在直接影響人類的行為。掌握了大量的神經癥結構、症狀及其療法的相關知識，並不必然意味著可以治癒神經症。相對於神經症症狀，心理學家往往對性格扭曲更感興趣，並對之投入更多的關注。形象地說，我們認為神經症的症狀並非火山本身，而只是火山的爆發，那些引發疾病的衝突則像火山一樣，深藏在個體內心某個不為人知的深處。 這些限制使我們提出這樣的疑問：當今的神經症患者是否具備某種至為關鍵的共同特質，以至於我們可以正式地提出並探討「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這個課題。 對於不同類型的神經症里的性格扭曲，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它們的差異性而非相似性。比如，癔症性格與強迫性格截然不同。但引起我們注意的還在於它們背後的機制差異，或者——簡言之——在於其表現方式和解決途徑的差異。例如，相較於衝突的理智性在強迫性格當中的重要性，在癔症性格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是投射。另外，我所理解的相似性不在於其表現或發生方式，而在於衝突的內容。更確切地說，其相似性更多地並不在於那些從根源上引發障礙的經歷，而在於那些直接驅動患者「發病」的衝突上。 要闡釋動力及其影響，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大多數心理分析師都強調如下原則：分析工作是通過發現強迫行為的性基礎（如性敏感期）或嬰兒期模式的重演來實現的。雖然我覺得要徹底摸清神經症不可能不追溯嬰兒期，但我同時認為，如果片面地利用遺傳取向，只會混淆問題而非澄清問題，因為這樣不僅忽視了現實存在的無意識傾向及其功能，也沒有考慮到無意識傾向與其他傾向之間的相互作用，諸如強迫、恐懼和保護性措施，而遺傳學相關闡釋只對功能問題適用。 基於這個觀點，在分析各種不同人格時我發現，雖然神經症的類型不同，患者的年齡、氣質和興趣、所屬社會階層也不同，但動態中心衝突的內容及其相互關係卻基本相似[3]。對於非來訪病患和當代文學作品中人物的觀察，已經證實了我在精神分析實踐中獲得的經驗。如果神經症患者再次出現的種種問題並不具有該症狀所常有的幻想性和古怪性，我們就必須注意到，與我們文化中那些困擾正常人的問題相比，這些問題的不同之處只在於量。我們絕大多數人不得不在競爭、恐懼、孤單、猜疑和被猜疑當中掙扎，但諸如此類的問題不過是神經症症狀的冰山一角而已。 通常，大多數處於同一文化中的人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這個事實表明，這些問題源於該文化之下的特定生活環境。之所以不能稱這些問題為「人性」所共有的，是因為其他文化中的動力和衝突與我們的文化不同。 因此，在談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時，我的意思不僅是指神經症患者具有某些相似的重大特徵，也是指這些重大的相似性從根本上源於我們時代和文化所面臨的困境。在我社會學知識的範圍之內，稍後我將揭示我們文化中哪些困境是造成我們心理衝突的原因。 我這個有關文化與神經症關係的假設，其效度應該由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聯合工作來驗證。精神病醫生不僅要研究神經症所處的種種特定文化、頻率、嚴重程度或類型等正式標準，尤其應該考究它們背後的基本衝突是什麼。人類學家要從文化結構為個體帶來了何種心理困境的視角去研究某一文化的影響。基本衝突相似性的表現之一即是態度的相似性，這些態度可以從表面上觀察得到。我所說的表面觀察，是指在不依靠心理分析技術手段的情況下，一個優秀的觀察者可以挖掘出跟他親密無間的人，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或同事的相關情況。我先簡要談談這種常見的觀察資料。 可以藉此方法觀察得到的態度大致分類如下：第一，關於付出愛和得到愛的態度；第二，關於自我評估的態度；第三，關於自我主張的態度；第四，攻擊性；第五，性生活。 關於第一種態度，我們時代神經症的主導傾向之一就是過度依賴他人的讚賞和愛。我們都渴望被愛，都想要得到他人的讚賞，但相比之下，他人的愛和讚賞對神經症患者具備某種不適當的重大意義。儘管，我們都希望自己中意的人也愛自己，但神經症患者對讚賞和愛是飢不擇食的，不管他們是否在乎這個人，也不管這個人的評價是否另有企圖。更常見的情形是，他們往往並沒有察覺到自己的無限渴求，而一旦沒有得到想要的關注，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敏感便暴露了自己。比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們的邀請，或一段日子沒打電話聯絡他們，或者只是不同意他們的某些觀點，他們就會感到傷心。這種敏感可能會被「不在乎」的態度掩蓋。 進一步說，他們對愛的渴望與他們感受愛和付出愛的能力明顯不一致。他們表現出來的過度要求可能確實出於真誠的渴望，但也是不考慮他人的。這個矛盾也不總是浮於表面的。譬如，神經症患者可能會過於體貼或熱情地幫助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因而表現出明顯的強迫性，而非本心的自然流露。 從表面觀察到的第二種態度，是由於過度倚賴他人而表現出來的內心的不安全感。自卑和缺陷感無疑是這種態度的特徵。它們可能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如不稱職、愚蠢、沒魅力等自我評價，而這些自我評價在現實中卻沒有任何依據。聰明絕頂的人也許會自認為愚蠢至極，最有魅力的女人會覺得自己對於異性沒有任何吸引力。這種自卑感可能以抱怨或憂慮的形式展露出來，或是讓人覺得他們完全沒必要耗費心思在這所謂的缺陷上。另一方面，它們也可能被自我擴張的補償性需求所掩蓋，或是被某種強迫傾向所掩蓋，這種強迫傾向迫使他力圖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能贏得威望的一切東西，如金錢、古畫、古老家具、女人、與名人的聯繫、旅行經歷或淵博的學識。其中某一個傾向可能會表現得更為突出，但更常見的是，他會同時展現出這兩種傾向。 第三種態度是關於自我主張的態度。這個態度涉及抑制作用。我說的自我主張主要是指堅持自己或他人的主張，這裡不帶有任何延伸的內涵。在這一方面，神經症表現出廣泛的抑制作用。有的抑制作用是關於表達願望和需求的，有的是關於按自己的興趣行事的，有的是關於表達觀點或評論的，還有的是關於命令他人、選擇交往對象、與他人打交道的，等等。抑制也即我們所說的沒有個人立場：神經症患者常常無法保護自己，或當他們不想遵從他人願望時難以說「不」，諸如在一個女銷售員想推銷某個他們不想買的東西時，或某人邀請他們參加派對時，或對方想要發生性關係時。最終，抑制會轉移到他們對自己欲求的認識上：他們在作出決定、形成意見、表達關乎自身利益的願望上都存在困難。這些欲望不得不隱藏起來：我的一個朋友在她私人賬戶中將「電影」放在「教育」後面，將「酒」放在「健康」後面。對於這一點，尤為重要的是規劃無能[4]，不管是一次旅行還是人生規劃，即使是在諸如專業選擇和婚姻這樣重要的決定上，神經症患者都表現得自我放任，他們並不清楚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什麼。他們完全被某種神經症恐懼所左右，正如我們所見，有人因為害怕貧困而堆積財富，有人害怕結婚而選擇不求結果的戀愛。 第四種是關於攻擊性的。與自我主張截然不同，它指的是觸逆他人、攻擊、誹謗、侵犯或任何有敵意的行為。這種態度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表達方式。一種是挑釁、專橫、苛刻、發號施令、欺騙或挑刺的傾向。有時候，這些人清楚自己富有攻擊性，但更多情況下，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並固執地認為他們只是誠實，或只是在表達觀點，甚至覺得自己的要求是適當的，儘管事實上，他們既無禮又過分。而另一些人，則是另一種相反的表現方式。這種表現方式在表面上表現為很容易感覺被欺騙、被操控、被責罵、被強迫或被羞辱。同樣，這些人也常常無法察覺到這其實只是他們自己的態度，反而悲哀地堅信全世界都在責備他們、強迫他們。 第五種態度是性方面的，可大致歸為性活動或性抑制的強迫傾向。抑制可能出現在獲取性滿足的任何一個環節。它們會出現在有異性接近時以及求婚、性功能本身或享樂中。前面講過的那些特性也同樣會出現在性態度上。 有人也許會花很長的篇幅來討論我提到的這些態度。我稍後會繼續討論它們，但現在對此作更詳細的介紹無益於我們的理解。而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應當思考這些態度的動力過程。一旦了解了其背後的動力過程，我們就會發現，所有這些態度，儘管看起來毫不相干，卻在結構上相互關聯。 * * * [1]情境性神經症大概類似於舒茨所說的「外源性神經症」。 [2]弗朗茨·亞歷山大曾建議使用「人格性神經症」這個術語來稱呼那些缺乏臨床症狀的神經症。我覺得這個術語並不合理，因為症狀是否出現往往與神經症本質無關。 [3]強調相似性絕對不等於無視在詳細闡釋特定類型神經症上的科學努力。相反，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理學在描述心理障礙、起源、具體結構和特殊表現上有顯著的進展。 [4]舒茨·漢克的《命運與神經症》，他是少數充分注意到這個重點的精神分析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