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第十一章　絕望

儘管有衝突，但神經症患者偶爾還是能夠感到心滿意足，還是能夠享受那些稱他心意的事情。但他的愉悅感要經常出現，卻依賴太多條件。他要在一些事上找到樂趣，除非他獨處，或除非他與別人分享；除非他是那個環境中的主導因素，或除非他在各方面得到支持。他快樂的條件常常是矛盾的，這使得他快樂的機會變得更渺茫。他可能樂於讓別人帶頭，但可能同時又討厭這樣。一個女人可能享受丈夫的成功，但可能又嫉妒他的成功。她可能喜歡舉辦派對，但必須讓一切盡善盡美又使她還沒開始就已經疲憊不堪。而一旦神經症患者找到短暫的快樂，又太容易被他的各種脆弱與恐懼給打亂。 而且，發生於日常生活中所謂的禍事，在他心中表現得極不相稱。任何小錯誤都可能使他萎靡不振，因為它證明他一無是處，即使只是因為一些不在他控制範圍內的因素。任何沒有惡意的批評言論都可能使他煩惱或擔憂等。結果，他通常比實際情況更不快樂、更不滿意。 這個情況現在已經夠糟糕了，還要被進一步地放大。人類能夠忍受總量驚人的不幸，只要他還存有希望。但神經症的糾葛總是會滋生一定程度的絕望，而糾葛得越嚴重，絕望也就越大。絕望可能被深埋於心：表面上看，神經症患者可能沉浸於想像或計劃讓事情更好的種種狀態中。要是他結婚了，有一棟豪宅，有一個不同的領班，不同的妻子，那該多好；要是她是男性，能年長或年輕一點，能高一點或不這麼高，那該多好，那一切都萬事大吉了。但有時，消除這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確實證明是有用的。然而，更多時候，這種希望僅僅是將內心的困難外化，是註定令他失望的。神經症患者期望藉由外部改變來改善環境，但難免把他自己與他的神經症都帶進新的情況中。 依靠外部因素的希望自然是更盛行於年輕人之中，這也是為何分析年輕人可能會不如預期那麼簡單的原因之一。隨著人的成長，隨著希望逐一褪色，人們會更願意好好看看自己，把自己看作苦惱的一個可能來源。 即使一種普遍性的絕望感是無意識的，也能從各式各樣的指標中推測出它的存在和力量。人生歷程中的某些片段可能顯示，一個人對於失望的反應在強度和持續時間上都完全與刺激不相稱。因此，我們可能遇到一種徹徹底底的絕望感，而這種絕望在表面上產生於青春期的暗戀，產生於朋友的背叛、不公平的解僱、種種考試的失敗。當然，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如此深刻的反應可能是出於哪些特別的原因。但除了特別原因外，我們往往會發現，不幸經歷還會釋放出更深層的絕望。同樣，時常想到死亡或冒出自殺念頭，不管有沒有情感因素，都表明一種彌散性的絕望，即便這個人表面上看來很樂觀。普遍性的輕率無禮、拒絕重視任何事（不管是在分析情境之中還是之外）則是另一項指標，比如說明他在面對困難時很容易自暴自棄。弗洛伊德所界定的負性治療反應就大抵屬於這種情況。一種新見解儘管可能令人痛苦，卻提供了一條出路，但它可能只會激起灰心喪氣，以及不情願經歷再次解決新問題的艱難困苦。有時，這看起來好像是病人不相信自己能克服某個困難，但實際上，它表現出他對於從克服困難中有所收穫不抱希望。在這些情況下，他抱怨說這種見解傷害或驚嚇到他，還怨恨被分析師攪得心煩意亂，這些反應是符合他的邏輯的。沉浸於預見或預言未來也是絕望的徵兆。雖然在表面上看，這好像一般是對於生活的焦慮，對於未知的焦慮，對於犯錯的焦慮，但我們會觀察到，在這種情況中，展望總是略帶悲觀色彩。就像卡桑德拉，許多神經症患者所預見的多是不幸，鮮有好事。在這方面集中於黑暗面而非光明面，會使一個人遭受深切的絕望感，不管有多明智地將其合理化。最終，慢性的抑鬱狀態可能會以非常隱蔽的方式存在，以至於不會讓人覺得是抑鬱。飽經折磨的人也可能機能狀態相當良好。他們也能快樂，也能玩得高興，但他們可能要花時間在早上把自己喚醒，讓自己振作，可以說是讓自己再次忍受生活。生活是永恆的負擔，以至於他們幾乎不會把生活視為生活本身，也幾乎不會對此抱怨。但他們的精神狀態永遠都處於低谷。 雖然絕望感的來源總是無意識的，但感覺本身可能非常有意識。一個人可能有一種彌散性的厄運感，或者他可能普遍採取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來對待生活，不指望好事，只是覺得生活必須拿來忍受。或者他可能以哲學的話來表達絕望，事實上他是說，生活在本質上是悲慘不幸的，只有傻子才會騙自己說人的命運不是永恆不變的。 病人的絕望感可能在初步會談時就給我們留下印象。他不願做出一點點犧牲，不願忍受絲毫麻煩，也不願冒一丁點風險。他可能因而表現出過於任性的樣子。但事實是，一旦他不期望從犧牲有所收穫時，就找不到任何強迫性的理由要這麼做。在分析情境之外也能看到類似的態度。他們待在完全不滿意的處境中，而一點點努力和主動性就能改善這種處境。但一個人可能被他的絕望徹底麻痹，以至於適當的困難在他看來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有時，偶然的言辭會使這種狀況浮出表面。當分析師只是說某個問題還沒解決，還需要在這個問題上下更多功夫，病人的反應可能是：「你不覺得無可救藥嗎？」而當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絕望時，他往往無法做出解釋。他會很容易把絕望歸因於各種外部因素，從他的工作或婚姻到政治環境。但這種絕望並不是由於任何具體或臨時的境況。他對於有所作為感到絕望，也對快樂或自由感到絕望。他覺得自己永遠被排除在一切能使他生活有意義的事物之外。 也許索倫·克爾凱郭爾曾給出意義最深遠的答案。他在《致死的疾病》[1]中說，一切絕望基本都是對於做自己的絕望。所有時期的哲學家都曾強調過做自己的關鍵性意義，以及無法做自己而帶來的絕望感。這也是禪師著作的中心主題。在現代作者中，我只引述約翰·麥克姆雷的話：「除了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做自己，我們的存在還有其他意義嗎？」[2] 絕望是未解決衝突的最終產物，它主要來源於對無法全心全意與不分心而感到絕望。神經症困難的程度遞升導致了這種狀況。它的基礎在於像落網的小鳥一樣陷入衝突中，看似沒有脫身的可能性。最關鍵的是，所有嘗試解決的途徑不僅失敗了，還使這個人愈加疏遠自己。重複的經歷有助於絕望的強度。這種絕望在於實現天賦，不管是因為精力一次又一次被分散到太多方面，還是因為在某些創造性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困難，阻礙了這個人繼續追求成功。戀愛、婚姻、友誼也是如此，一個接一個地沉於大海。像這樣反覆失敗，與實驗室的小白鼠一樣令人沮喪，習慣了跳入某個缺口尋找食物，卻一次又一次被阻擋在外。 此外，努力達到理想化意象的進取心也是真正不可救藥的。很難說這到底是不是產生絕望感的最強有力的因素。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在分析中，當病人開始意識到自己遠非他想像中那個無與倫比的完人，絕望感便凸顯出來。他在此時所感覺到的絕望感，不僅因為他對自己達不到那些幻想中的高度而感到絕望，更因為他對於這種領悟的反應帶著深深的自卑感，有害於他有所收穫的期望，不管是在愛還是工作中。 在所有影響因素中，最後一個因素是造成一個人重心在內部發生轉移的全部過程，以及使他不再積極推進自己人生的全部過程。其結果就是，他不再信任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能作為一個人類而發展；他傾向於放棄，這種態度儘管可能被遺漏，但其後果的嚴重性可稱得上一種心理死亡。就像克爾凱郭爾[3]所說：「但儘管事實上（他感到絕望）……然而他可能……完全能夠活下去，能夠做一個男人，從表面上來看，還能夠讓自己忙於俗事、結婚、為人之父、贏得榮耀與尊嚴——也許沒人注意到，從更深的意義上來說，他缺乏自我。世人並不對此大驚小怪，因為自我是世人最不常查究的東西，而且對一個人來說，讓別人注意到他的自我是最危險的事情。最大的危險其實是失去自我，它可能悄然逝去，就好像沒有發生，而其他損失，諸如失去手臂、腿、五美元、妻子等，是一定能被注意到的。」 從我的監察工作經驗中我知道，分析師常常沒有明確地正視絕望感的問題，因而也沒有妥善處理。我有一些同事曾經招架不住病人的絕望感，他們意識到了這種絕望感，但沒有視之為一種心理問題，以至於他們自己也變得絕望。當然，這種態度對分析師是致命的，因為不管技術多麼嫻熟，或所做的努力多麼勇敢，病人還是會覺得分析師真的放棄他了。在分析環境之外亦是如此。不相信對方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潛力，也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建設性幫助的朋友或伴侶。 有時，同事還會犯相反的錯，不夠重視病人的絕望感。他們覺得病人需要鼓勵然後就給他鼓勵，這是可圈可點的，但還遠遠不夠。當這種情況發生，即便病人知道分析師的意圖是善意的，他也完全有正當理由被分析師惹惱，因為他內心深處知道，他的絕望並不是一種心境，不是通過好心的鼓勵就能消散的。 為了當機立斷並直接處理這個問題，首先有必要從上述間接指標中識別出病人的絕望感及其程度。然後，必須明白他的絕望完全來源於他的神經症糾葛。分析師必須意識到並明確告訴病人，只要他的現狀持續存在，而且他還認為無法改變，他的處境才是沒有希望的。簡而化之，契訶夫的《櫻桃園》中的一個片段能闡明整個問題。一個家庭面臨破產，一想到要離開他們的地產，其中有他們深愛的櫻桃園，就陷入絕望之中。一個有經驗的男人給他們提出了合理的建議，讓他們在這片土地上修建小屋。但他們冥頑不化，無法贊同這個提議，也由於沒有其他解決辦法，他們一直看不到希望。他們無助地詢問是否沒人能給出建議或幫助他們，就好像從沒聽到那個建議一樣。如果為他們出謀劃策的那個人是一個優秀的分析師，他就會說：「情況當然很艱難。但使處境如此絕望的是你們的態度。如果你們考慮改變一下自己對於生活的看法，必然就不需要感覺絕望了。」 相信病人可能真正改變，在本質上就意味著相信他能真正消除自己的衝突，這個因素決定了治療者敢不敢處理這個問題，決定了他有沒有相當大的成功機會。在這裡，我與弗洛伊德的分歧很明顯。弗洛伊德在這背後的心理學與哲學觀在本質上是悲觀的，這點在他對於人類未來的看法[4]和對於治療的態度[5]上都很明顯。而且在他理論假設的基礎上，也只能悲觀。一個受本能驅使的人，充其量也只能通過「升華」來矯正。他對於滿足的本能驅力難免遭到社會的挫敗。他的「自我」在本能驅力與「超我」之間無可奈何地折騰，而它本身卻只能被矯正。超我主要是禁止與破壞，並不存在真實的理想。想要個人實現則是「自戀」。一個天生具備破壞性與「死本能」的人，要麼被迫摧毀他人，要麼被迫遭受痛苦。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為對於改變的樂觀態度留有餘地，而且限制了弗洛伊德開創的這個極具潛力的治療方法的價值。相反，我相信，神經症的強迫性傾向並不是一種本能，而是產生於紊亂的人際關係；一旦這些關係有了改善，這些傾向就可以改變，而且由此而來的衝突也能真正得到解決。這並不意味著在我所倡導的原則之上的治療方法就沒有局限。在我們明確確定這些局限之前，還有待做更多努力。但這的確意味著，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徹底改變的可能性。 那麼，識別與處理病人的絕望感為何如此重要？首先，這個做法對於處理諸如抑鬱和自殺傾向的特殊問題來說很有價值。我們的確可以只揭露病人當時所處的特定衝突，而無須觸及他普遍性的絕望感就可以消散個人的抑鬱狀態。但如果我們想要防止抑鬱復發，就必須去處理它，因為抑鬱來源於更深層的源頭。除非我們深入到根源，否則潛在的慢性抑鬱是無法解決的。 自殺情況也是如此。我們知道，諸如急性抑鬱、反抗、報復等因素會帶來自殺衝動，但這種衝動已經顯露之後再來阻止自殺卻為時已晚。投入一丁點注意在不太明顯的絕望信號上，然後在適當時間與病人處理這個問題，也許許多自殺都能夠避免。 更一般性的意義在於，病人的絕望形成一道障礙，阻礙了任何嚴重神經症的治癒。弗洛伊德傾向於稱一切妨礙病人改善的東西為阻抗，但我們基本上不從這個角度來看絕望。在分析中，我們必須處理阻滯動力與推進動力之間的回擊，必須處理阻抗與鼓動力。阻抗是一個集合名詞，集中了病人內部所有用來維持現狀的鼓動力。另一方面，病人的鼓動力產生於具有創造性的精力，這些精力驅策他走向內心的自由。我們的工作正是藉由這種推動力，而沒有它，我們也無能為力。它也是幫助病人克服阻抗的動力。它還使他的自由聯想富有成效，從而讓分析師有機會理解得更好。它給他提供內心力量，讓他能忍受成長所帶來的無法逃避的痛苦。它使他願意冒風險，放棄那些讓他感到安全的種種態度，使他願意跳入對於自己與別人的新態度的未知中。分析師不能把病人硬拖入這個過程，必須病人自己願意才行。而絕望狀態所麻痹的正是這種寶貴的動力。分析師沒有識別和處理這個問題，就會在對抗病人神經症的戰役中失去最好的盟友。 病人的絕望並不是通過簡單的解釋就能解決的問題。如果病人開始認為這是個最終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不是陷入無法改變命運的感覺之中，就已經有了實質性的收穫。這一步足以使他放行前進，當然還是存在起伏。如果他得到一些有用的見解，他可能很樂觀，甚至過於樂觀，而一旦他得到一個更令他沮喪的見解，就會再次被絕望打垮，這個問題每一次都必須從頭解決。但當病人意識到他能夠真正改變時，絕望的手又會有所鬆懈，他的動力會相應地成長起來。在分析的初始，這種動力可能只限於想要擺脫他最紊亂的症狀。但當病人逐漸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枷鎖，當他嘗到了自由的滋味，這種動力就會重新獲得力量。 * * * [1]索倫·克爾凱郭爾，見前引。 [2]約翰·麥克姆雷，《理智與情感》，阿普爾頓世紀出版社，1938年。 [3]索倫·克爾凱郭爾，見前引。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與缺憾》（《國際精神分析叢書》第17冊），1930年。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盡與無盡的分析》，載於《國際精神分析雜誌》，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