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第十章　人格的貧乏

要考慮未解決衝突的後果，就要進入到一個看似無邊無際的領地，一個未經探索過的地方。也許，我們可以先從症狀性障礙著手，例如抑鬱、酗酒、癲癇或精神分裂等，希望由此可以對特定的紊亂有更好的理解。然後，我更願意從一個更普遍的觀點出發，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未解決的衝突會給我們的精力、整合與幸福帶來什麼影響？我之所以採取這個角度，是因為我相信，如果不了解基本的人性基礎，就無法領會到任何症狀性障礙的意義。現代精神病學傾向於找到一種便捷的理論闡釋方式去解釋已有的綜合症狀，從處理綜合症狀的臨床醫生的需要來看，這種傾向並不違反常情。但這麼做不太切實可行，姑且不論科學性，就好比一個建築工程師還沒打地基就要修頂樓。 我這個問題中的有些要素之前已經提到過了，這裡只需要詳細說明一下。其他要素在之前的討論中比較隱晦，也正是需要補充這一方面。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讓讀者隱隱覺得未解決衝突是有害的，而是清楚詳細地向讀者描述它們對人格的摧殘。 生活在未解決衝突中主要會造成精力的毀滅性浪費，這不僅是由衝突本身引起，還由於努力消除衝突的所有迂迴手段。當一個人基本處於分裂狀態，他就絕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把精力投入到任何事上，除了總是想要追求兩個或以上的矛盾目標。這意味著，他要麼分散自己的精力，要麼積極挫傷自己的努力。前者適用於那些理想化意象類似於培爾·金特的人，他們哄騙自己相信自己可以超越一切。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女人想要當一個理想母親，想要當一個完美家庭主婦，想要穿著體面，想要占有主導性的社會政治地位，想要當一個忠誠的妻子，想要有婚外情，還想為自己做一些生產性工作。無須說，這不可能實現，她勢必全軍覆沒，而她的精力也會被浪費掉，不管她多有天賦。 更普遍相關的是在單個追求上所遭受的挫折，這些追求的矛盾動力是相互制約的。一個人可能想做一個優秀的朋友，但他專橫跋扈、要求苛刻，以至於他這方面的潛力永遠無法實現。另一個人想要他的孩子出人頭地，但他對個人權力的追求與專斷作風從中作梗。還有人想要寫書卻頭疼欲裂，或每當他無法立刻組織好他想表達的話，就會陷入致命的疲乏之中。這種情況也是因為理想化意象：由於他是個才華橫溢的人，難道不應該下筆如神嗎？每當不如所料時，他就會對自己大發雷霆。而另一個人，他想在會議上陳述一個真正有價值的觀點。但他不僅想以一種令人印象深刻、令人自愧不如的方式來表達，還想受人喜愛，不想令人反感，同時又因為他對自輕自賤的外化而預感要遭嘲笑。結果，他完全無法思考，他所產生的想法也永遠無法成形。還有一個人，他本可以是一個優秀的組織者，但由於他的施虐傾向，周圍每個人都與他作對。沒必要再繼續舉例了，因為只要我們看看自己，看看我們周圍的人，就能找到一大堆例子。 這種目標方向不明確的問題也有一個例外。有時，神經症患者對目標表現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忠誠：男性可能會為他們的雄心抱負犧牲一切，包括他的尊嚴；女性可能除了愛，對生活一無所求；父母可能為孩子而犧牲全部利益。這種人給人的印象就是全心全意。但是，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他們其實追求的是海市蜃樓，是看似能解決他們衝突的幻象。表面上的全心全意是一種絕望，而不是一種整合。 揮霍精力的不只是衝突性需要和衝動。保護性結構的其他因素也具有相同的功效。由於部分基本衝突的抑制作用，整個人格都被遮擋起來了。被遮擋的人格仍然足以起到干擾的作用，但它們無法投入到建設性的用處上。因而這個過程造成了精力的損耗，而這些精力本可以以其他方式用於自信、合作或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只提一個因素，即疏遠自我，它剝奪了一個人的執行力。他仍然可以是一個好員工，他甚至可能在外部壓力下相當努力，但一旦讓他獨自尋找樂趣，他就可能崩潰。這不僅意味著他無法在閒暇時做任何有建設性或有趣的事，還意味著他的創造力可能完全被糟蹋掉了。 通常，各種各樣的因素聯合起來造成大面積的彌散性抑制。為了理解並最後消除單一的一個抑制作用，我們通常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這個問題上，從所有我們所討論過的角度來處理它。 精力的浪費或誤導可能來自三種主要的紊亂，它們都是未解決衝突的症狀。其中一個便是普遍性的優柔寡斷。它可能普遍存在於任何事情上，從雞毛蒜皮的小事到個人最重要的大事。他們可能無休止地猶豫到底是吃這道菜還是那道，是買這個行李箱還是那個，是看電影還是聽廣播。他們可能無法選定一個行業，或職業內的任何變動；無法在兩個女人之間做選擇；無法決定是否離婚；無法決定是死還是生。必須做出無法反悔的決定真的是一個折磨，還可能讓他們驚慌失措、筋疲力盡。 儘管他們的優柔寡斷可能很明顯，但往往意識不到這點，因為他們無意識地竭盡全力避免做抉擇。他們會拖延；他們只是「抽不出時間」做事；他們讓自己受偶然因素或其他東西的影響，把決定交給別人。他們還可能把事情攪得無從下手。這方面的盲目往往在病人自己看來也同樣不明顯。許多無意識措施被用來掩蓋無處不在的猶豫，這就導致分析師很難聽到這方面的抱怨，而實際上這是一種很常見的障礙。 四分五裂的精力還有另外一個典型表現，即普遍性的做事無效率。在這裡我說的並不是在某個領域的笨手笨腳，這可能是由於在這方面缺乏訓練或興趣。這也不是精力沒有被利用起來的問題，例如威廉·詹姆斯在一篇最有意思的論文[1]中寫的那樣，當一個人沒有屈服於第一次的疲勞或外部環境的壓力時，他的能量庫就會變得可用。這裡的無效率是源於一個人由於內心的矛盾衝突而沒有能力施展身手。就好像他在踩著剎車開車，車速必然會慢下來。有時他還真會這麼做。他做每件事都極慢無比，不管是從能力還是任務本身的難度來看，都遠不合理。不是他不夠努力，相反，凡事他都必須投入過量的努力。例如，他可能花好幾個小時來寫一篇簡單的報告，或操作一台很簡單的儀器。當然，妨礙他的東西各種各樣。他可能無意識地反抗他所以為的壓迫；他可能對自己大為不滿，就像前面那個例子中一樣，因為他第一次嘗試時沒有表現好。做事無效率並不只在於速度慢，還可能表現為笨拙或健忘。一位女僕或家庭主婦，如果她暗自覺得，以她的資質，讓她做如此卑賤的活是不公平的，那她就不會把工作做好。而且她的徒勞無功往往並不限於這種特定的活動，還瀰漫到她所有的努力當中。站在主觀立場上來看，這意味著在壓力下工作，難免造成易疲勞與大量的睡眠需要。任何處於這些狀況下的工作都勢必使一個人筋疲力盡，就像一輛車，如果踩著剎車駕駛就會受損。 內心壓力與無效率一樣，不僅出現在工作上，在應對他人方面也非常明顯。如果有人想要表現友好，但同時又反感這樣，因為他覺得這是迎合奉承，那他就會呆板不自然；如果他想要提出請求，但又覺得他應該發號施令，那他就會粗魯無禮；如果他想要維護自己，但又想順從，他就會躊躇遲疑；如果他想要與他人接觸，但又預感要被拒絕，那他就會靦腆害羞；如果他想要發生性關係，但又想挫傷對方，他就會性冷淡等。逆流越是蔓延擴散，生活的壓力就越大。 有些人意識到了這種內心壓力；更普遍的是，只有當這種壓力在特定環境下增長了，他們才會意識到；還有的時候，只有與一些他們能夠放鬆、自在和自然的環境做比較，他們才會注意到這點。由於最終會導致疲乏，他們往往會把其他因素拿來作解釋，諸如體質差、工作過度、睡眠不足等。這些因素確實可能發揮作用，但遠不及我們通常以為的那麼重要。 第三種有關的症狀性障礙是普遍的惰性。這種病人有時會控訴自己的懶惰，但實際上他們不可能懶惰，也不可能享受懶惰。他們可能有意識地討厭任何努力，還可能將其合理化，宣稱自己出主意就足夠了，而「細節」是由別人來完成的——也即是執行這項工作。討厭努力可能還表現為害怕努力會給他們遭致侮辱。這種恐懼很容易理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很容易疲勞；而且，內科醫生根據疲勞的表面價值給出的建議也可能強化這種恐懼。 神經症惰性是主動性與行動力方面的麻痹。一般而言，它產生於嚴重疏遠自我以及缺乏目標導向。長期勉強且不滿的努力使神經症患者渾身都萎靡不振。在單個起作用的因素中，影響最大的是理想化意象與施虐傾向。正是必須堅持努力這一點讓神經症患者覺得是一種羞辱，它證明了他並不是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而一想到自己做的是平凡事而已，他就會極力阻礙自己，以至於他寧願完全不做這件事而只在心裡浮想聯翩。在理想化意象之後，折磨人的自輕自賤必然接踵而至，剝奪他可以做任何值得的事的把握，從而將他活動的所有動機與樂趣都埋入流沙之中。施虐傾向，尤其是受壓抑的形式（轉換型施虐），使一個人對一切類似於攻擊性的東西矯枉過正，結果導致或多或少的心理麻痹。一般性的惰性特別重要，因為它不僅涉及行動，還涉及感覺。在未解決衝突的後果上所耗費的精力是無法估量的。由於神經症歸根結底是特定文化的產物，所以，這種人類天賦與性格上的阻遏正是對相應文化的強烈控訴。 生活在未解決衝突之中，不僅會導致精力分散，還導致在道德問題上出現分歧——也即是道德準則，以及涉及與他人的關係和影響個人發展的所有感覺、態度和行為。而且正如在精力問題上，精力分散導致精力浪費，所以在道德問題上，它會損耗道德上的誠懇，或換句話說，會損害道德的整合。這種損害來源於他所採取的種種矛盾姿態，也產生於掩蓋這些矛盾性的努力。 互斥的道德價值觀表現在基本衝突中。儘管竭盡全力使它們和諧一致，但它們全部都在發揮作用。然而，這意味著它們一個也沒有或能夠得到重視。理想化意象，雖然包括很多真實理想的成分，但本質上還是偽造的，而且，對他自己或沒經驗的觀察者來說，要將其與真實的東西區別開來的難度就好比從真鈔中辨別出假鈔。正如我們所見，神經症患者可能真心實意地相信自己在追逐理想，可能為了任何可見的疏忽而嚴懲自己，因而給人一種嚴於律己的印象；或者，他可能沉醉於思考和談論價值觀與理想。我聲稱他仍然不重視自己的理想，意思是這些理想對他的生活並不具有約束力。在覺得容易或有利的時候他才貫徹這些理想，而其他時候，他就肆意抹掉它們。我們在之前討論的盲點與間隔劃分中已經見識過這種情況了，而這些情況對於那些重視自己理想的人來說則是不可思議的。如果這些理想是真心實意的，他們也不會如此輕易地拋棄它們。例如，一個人，同樣真誠地宣稱自己對於一項事業的熱忱，但一旦面臨誘惑就變成了叛徒。 總之，道德整合的損傷在於真誠度減低而以自我為中心增長。對禪師著作所作的這方面註解很有意思，真誠等同於全心全意，這正是我們基於臨床觀察所得出的結論——也即是內心四分五裂的人不可能完全真誠。 和尚：我知道，當一頭獅子抓住它的目標時，不管是一隻野兔還是一頭大象，它都竭盡全力。請您告訴我，這種力量到底是什麼？ 師父：真誠之心（從字面上看，即不欺之力）。 真誠，也即是不欺，意味著「全身體投入」，在學術上稱為「整體在行動」……在這之中，毫無保留，毫無掩飾，毫無浪費。若一個人像這樣生活，則稱得上是金毛獅子了，他象徵著男子氣概、真誠、全心全意；他是一個聖人。[2] 就使他人屈從自己的個人需要而言，以自我為中心是一個道德問題。他們不是把別人當作人類本身，而只是當作達到目的的手段。為了減輕他自身的焦慮，別人就必須被他安撫或被他喜愛；為了提升他自己的自尊，別人就必須對他印象深刻；由於他無法為自己承擔責任，別人就必須受責備；由於他想要成功，別人就必須被打敗，等等。 這些損害的表現方式因人而異。絕大多數都已經在其他問題中討論過了，這裡只需要系統性地回顧一下。我不應當耗費太多精力。但這可能很難，因為我們還沒有討論施虐傾向，而施虐傾向又必須放到後面再講，因為它被視為神經症發展的末期。從最顯而易見的開始，不管神經症採取哪種流程，無意識偽裝總是其中一個因素。突出的表現方式如下： 愛的偽裝。能稱為愛或能在主觀上視為愛的感覺與努力是驚人的。它可能涉及寄生的期望，這樣的人會覺得自己太弱或太空虛，以至於無法生活。[3]對於更具攻擊性的形式，可能涉及渴望剝削對方，或藉由對方的成功、威望和權力而得利。它可能表現為想要征服並戰勝某人，或與對方結合併住在他的身體裡，這可能是以一種施虐的方式。它可能意味著想要被讚美，或極有把握地肯定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出於某種原因，愛在我們文化中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真摯情感，我們文化中充斥著虐待與背叛。於是，我們剩下的印象便是，愛變成了輕視、憎恨或冷漠。但愛並非如此容易轉變。事實上，帶來假愛的感覺與努力最終會水落石出。無須說，這種偽裝會出現在親子關係與朋友關係中，還會出現在性關係中。 善良的偽裝，以及諸如無私、同情心等的偽裝都與愛的偽裝類似。這是依從型人的特徵，通過特定的理想化意象得以加強，還通過抹殺攻擊性衝動來加強。 興趣與知識的偽裝在那些疏遠自己情感的人身上最引人注目，他們相信人生可以只由智慧來掌控。他們必須假裝自己無所不知、興趣廣泛。但還會以一種隱匿的方式表現在那些看起來兢兢業業的人身上，這些人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是在把這種興趣當作成功、權力或物質利益的墊腳石。 誠實與公平的偽裝最常出現在攻擊型人身上，特別是當他具有明顯的施虐傾向時。他看穿別人身上愛與善良的偽裝，然後相信因為他沒有認同這種普遍性的偽善，沒有假裝寬宏大量、愛國精神、孝順或諸如此類，所以他特別誠實。實際上，他具有完全不同的虛偽。他沒有當前普遍的偏見，可能是一種對一切傳統價值觀的盲目消極的抗議。他的拒絕能力可能並不是出於力量，而是出於挫敗他人的渴望。他的率性可能是嘲弄和羞辱他人的渴望。他所認可的正當私利背後，可能隱藏著剝削的渴望。 受苦的偽裝必須討論得更詳細，因為這個問題涉及一些混淆不清的觀點。嚴格遵從弗洛伊德理論的分析師以及外行人相信，神經症患者想要感覺被虐待、想要擔憂、需要受懲罰等。支持神經症患者想要受苦這個觀點的資料廣為人知。但「想要」這個詞實際上涵蓋了種種理智行為。提出這個理論的作者沒有注意到，神經症患者所受的痛苦遠比他知道的多，他們往往只有當自己開始恢復正常才會意識自己的痛苦。更重要的是，這些作者似乎不知道，來自未解決衝突的痛苦必然完全無關於個人願望。如果神經症患者放任自己四分五裂，他肯定不是因為自己想要痛苦而把這種危害帶到自己身上，而是因為內心需要迫使他這麼做。如果他表現得謙遜、寬容，那至少在無意識上，他討厭這麼做，而且也鄙視自己這麼做，但他處於自己攻擊行為的恐懼之中，他必須走向另一個極端，讓自己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被虐待。 導致受苦嗜好這個觀念的另一個特徵是誇大或戲劇化一切苦難的傾向。對於痛苦的感受與展示確實可能出於不可告人的動機。它可能是在請求關注或原諒；它可能無意識地被用來達到剝削的目的；它可能是在表達受壓抑的報復心，然後被用作實施處罰的手段。但鑒於內心一系列想法，這是他實現某個目的的唯一途徑。他的確常常把自己的痛苦置於錯誤的原因上，從而讓人覺得他並沒有充分的理由沉迷於痛苦。因此，他可能鬱鬱寡歡，還歸因於他是在「內疚」，而其實，他是為沒有成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而感到痛苦。或者，他可能在與愛人分離時感到茫然若失，儘管他把自己的感受歸因為自己的深切愛意，而實際上由於內心的分裂，他無法忍受獨自生活。最後，他可能偽造自己的悲情，相信自己其實滿懷憤怒的時候痛苦不已。例如，一個女人可能在她的情人沒有在約定的時間來信時，會覺得自己痛苦不堪，而其實她是在生氣，因為她想要所有事情都恰如她所願，或因為她覺得任何看似缺乏關注的行為都是種羞辱。在這種情況下，痛苦即是無意識地選擇承認憤怒以及相應的神經症動力，它之所以得到強調，是因為它被用來掩蓋涉及所有人際關係中的表里不一。然而，這些例子都不能推斷出神經症患者想要受苦，它們所傳達的是一種對於受苦的無意識偽裝。 另一種更特別的損害是發展出無意識的自大態度。這裡我所說的自大，指的是一個人冒稱自己具備他所沒有的性格，或他不太稱得上的性格，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無意識地宣稱自己有資格渴求和貶損他人。所有神經症的妄自尊大都是無意識的，因為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聲明有任何錯誤。這裡的區別並不在於是有意識的自大還是無意識的，而在於，一個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則隱藏在過度謙遜與謙卑的行為背後。區別在於衡量可行的攻擊行為，而不是衡量已存在的自大。在一種情況下，一個人公然要求特權；在另一種情況下，如果別人沒有主動給予他特權，他就會感到受傷。在這兩種情況中所缺乏的，正是稱為真正謙卑的東西，也即是承認（不僅是口頭上，還帶有情感上的誠意）人類所共有的局限與缺陷，以及承認一個人自身特有的局限與缺陷。在我的經驗中，每個病人都不願想到或聽到任何可能有關於他自己的局限。那些隱藏自大的病人尤為如此。他情願無情地責備自己忽視了某些東西，而不願像聖保羅那樣承認「我們的知識是支離破碎的」。他寧願反責自己的大意或懶惰，而不願承認沒人能夠無時無刻不保持同等的生產力。隱蔽性自大態度的可靠指標在於一個明顯的反差，即他帶有謙卑態度的自責，內心又對外來的任何批評或怠慢惱怒不已。我們常常需要密切觀察，才能發現這些受傷的感受，因為過度謙遜的人傾向於壓抑這些感受。但實際上，他可能和公然傲慢自大的人一樣苛刻。他對他人的批評也是尖銳刻薄的，儘管表面上好像只是一種謙讓的讚賞。然而，他暗地裡希望別人跟他一樣完美，這意味著他對他人的個人特質缺乏真正的尊重。 另一個道德問題是沒有採取明確立場的能力以及相應的不可靠。神經症患者很少根據某人、觀點或某行業的客觀優勢來表明立場，而是基於自己的情感需要。然而，由於存在種種矛盾，一個立場很容易被換成另一個。因此，許多神經症患者都很容易搖擺不定，可以說是很容易無意識地被收買，而誘惑可以是更多的愛、更多的威望、認可、權力或「自由」。這點適用於他們所有的個人關係，不管是個體的，還是群體中的。他們常常無法堅持一種感覺或對於另一個人的意見。一些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可能改變他們的觀點。一些失望或怠慢，或任何他所以為如此的感受，都足以成為他拋棄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的理由。遭遇困境可能使他們的熱情變成萎靡。因為一些私人恩怨，他們可能改變自己的宗教、政治或科學觀點。他們可能在一次私人談話中表明立場，但在權威或群體的一點點壓力下便讓步了，而他們常常不知道自己為何改變意見，或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這麼做了。 一個神經症患者可能無意識地避免明顯的搖擺不定，他通過沒有一開始就決定好的方式，或「保持中立」，為任何改變敞開了大門。他可能把這種態度合理化，指出這個情況真的錯綜複雜，或他可能取決於強迫性的「公平」。毫無疑問，真心追求公平是難能可貴的。真心想要公平公正，的確會導致更難在許多情境中採取明確的立場。但公平可能是理想化意象的一個強迫性的部分，它的功能是使其不需要表明立場，而與此同時，還使這個人因為自己不屑於這些帶偏見的爭鬥而感覺「神聖化」。在這種情況下，他傾向於不加區分地相信兩種不太矛盾的觀點，或在兩個人的爭吵中覺得雙方都有道理。正是這種假客觀，阻礙了一個人去認識任何事情的本質問題。 在這方面，各種類型的神經症具有很大的差異。最誠實的是那些真正離群的人，他們置身於神經症競爭與神經症依戀的旋渦之外，不太容易被「愛」或雄心壯志所賄賂。同樣，他們對於生活的旁觀態度也常常使他們能夠相當可觀地做判斷。但不是每個離群者都能表明立場。他可能非常討厭爭辯或承認他也沒有明確的立場，但他要麼混淆視聽，要麼最多只是記下好壞利弊，而不形成自己的任何信念。 另一方面，攻擊型人好像與我認為神經症患者通常難以表明立場的主張相反。尤其是如果他傾向於刻板的正確性，就好像具備一種非凡的能力，能形成明確的觀點，能捍衛和信守這些觀點。但這個印象是具有欺騙性的。如果這類人態度明確，通常都是因為他固執己見，而不是因為他有誠摯的信念。由於這些觀點也會用於扼殺他對自己的所有懷疑，所以他的觀點往往具有獨斷或甚至是幻想的性質。而且，他可能為權力或成功所收買。他的可靠性受限於他力求支配與認可的底線。 神經症患者對於責任的態度讓人匪夷所思。這部分是由於責任這個詞本身具有各種含義。它可能指的是完成任務或義務的責任心。神經症患者是否在這點上具有責任感，取決於他的神經症人格；這不是所有神經症所共有的。對他人負責可能意味著覺得對自己的行為負有責任，因為這些行為會影響別人；但也可能是支配他人的委婉說辭。當對自己負責意味著承擔過錯時，就可能只是在表達對於沒有成為自己理想化意象的憤怒，從這個意義上講，就與責任感完全無關。 如果弄清楚對自己負責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就能明白，只要不是不可能，任何神經症患者都很難承擔責任。它首先意味著要實事求是地承認，向自己也向他人，諸如此類的東西是他的意圖、他的話或他的行為，還要心甘情願地承擔後果，這就會與說謊或推卸責任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神經症患者是很難對自己負責的，因為他通常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或他為何要這麼做，而且對這些問題一無所知具有強烈的主觀利益。這也是為何他常常通過否認、遺忘、輕視、不經意地找藉口、感覺被誤解或犯糊塗等來逃避懲罰。而且，由於他傾向於把自己排除在外或赦免自己，他很容易認為他的妻子、生意夥伴、分析師要為他所出現的任何困難負責。另一個因素也常常導致他無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或甚至無法看到這些責任，即潛在的萬能感，基於此，他期望為所欲為並逍遙法外。要意識到不可推卸的責任，就要打破這種感覺。最後一個相關因素乍看起來好像是無法理性思考原因及後果。神經症患者通常給人的印象是天生只能想到錯誤和懲罰。幾乎每個病人都覺得分析師是在責備他，而實際上分析師只是讓他面對自己的困難和後果。在精神分析之外的情境中，他可能覺得自己像一個總是處於懷疑與攻擊下的犯人，因而他時刻都在防備。事實上，這是心理過程的外化作用。正如我們所見，這些懷疑與攻擊的源頭正是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正是吹毛求疵與防禦的內心過程，加上外化作用，幾乎使他不可能考慮相關的因果關係。但對於與他的困難無關的地方，他就能像其他人一樣實事求是。如果街道因為下雨而濕了，他不會過問是誰的錯，這不外是因為他接受這個因果關係。 此外，當我們談到對自己負責任，我們的意思還指有能力擁護我們相信正確的東西，以及當我們的行為或決定被證實是錯誤的時候，能心甘情願地承擔後果。這對於一個為衝突所分裂的人來說同樣很難。他究竟應該或能夠擁護自己心中的哪種衝突傾向呢？哪種傾向都不是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他真正能夠擁護的只是他的理想化意象。然而，這又不允許任何錯誤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他的決定或行為導致問題出現，他就必須歪曲事實，把不利後果歸咎於別人。 一個相對簡單的例子能證明這個問題。有個男人是某個機構的領導者，他渴望無限的權力與威望。做什麼事情或決定都離不開他，他無法讓自己把種種職務委派給他人，而別人經過訓練可能更能勝任某些事務。在他心裡，他所做的一切都最具權威性。而且，他不想任何人覺得或變得很重要。他覺得自己之所以無法達到自己的期望只是因為時間和精力有限。但這個男人不僅想要支配，他也是順從的，需要當一個超級大好人。因為未解決衝突所導致的後果，他具有所有我們所描述的特徵：惰性、需要睡眠、猶豫不決和拖延，以及由此無法規劃自己的時間。而且，由於他認為赴約是種無法忍受的壓迫，所以他暗自享受讓別人等待。此外，他還做了許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因為這些事情滿足了他的虛榮心。最後，他渴望成為一個為家庭奉獻的男人，這耗費他大量的時間和思考。於是，機構里的事自然沒有做得很好，但他覺得自己毫無過錯，而把責任推給別人或不利的環境。 我們再次要問，他到底能為自己人格的哪部分負責？是他的支配傾向，還是他的依從、讓步和討好自己的傾向？首先，他兩者都沒有意識到。但就算他意識到了，他也不能放下一個，然後放棄另一個，因為兩個都是強迫性的。再者，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許他看到自己身上理想的美德與無限的能力。因此，他無法為那些必然隨他內心衝突而產生的後果負責。要是這麼做，就會使他由於焦慮而對自己所隱瞞的一切顯露無遺。 總的來說，神經症患者特別反感（無意識地）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他充耳不聞，熟視無睹。他無法擺脫自己的衝突，就堅信（同樣無意識地）他無所不能，應該能夠處理這些問題。他相信，這些後果可能會找上別人，但對他來說，它們並不存在。因此，他必須繼續避免認識到任何因果關係。如果他只是對它們打開心扉，它們就會給他狠狠地上一課。它們會成功證明他的生活機制出了問題，以及由於他無意識中詭計多端，他無法承認我們心理生活里的規律與生理上的規律一樣不可阻擋。[4] 事實上，所有責任感話題都吸引不了他。他看到的，或隱隱感覺到的，只是責任的消極面。而他所沒有看到的，他漸漸才領悟到的，是通過視而不見，他挫敗了自己對於獨立的熾熱追求。他希望通過大肆驅逐所有責任來實現獨立，然而事實上，對自己和他人負責才是真正內心自由的必要條件。 為了不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不認識到他的痛苦產生於他內心的困難，神經症患者求助於三種措施中的某一種，而且通常是三種措施都採用。外化作用可能最大規模地被運用於這方面，對於這種情況，一切事物，從食物、天氣或憲法到父母、妻子或命運，都會因為不幸之事而被責難。或者，他採取的態度可能是，由於他沒有錯，那任何禍事降臨到他身上都是不公平的。他會生病、衰老或死亡，這是不公平的；他的婚姻不幸福、小孩有問題或工作不被認可，這也是不公平的。這種想法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而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它不僅使他不分擔自己的困難，還排除了所有與他無關卻影響他生活的因素。然而，它具有自身的邏輯。它是孤立者的典型觀念，他只以自我為中心，這使他無法看到自己只是大鎖鏈中的一個小鏈環。他只是理所應當地認為，在某個社會體制中的某個時間，他應該得到生活中的一切好處，而不管好歹，他都痛恨與別人聯繫在一起。因此，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要為與他個人無關的事情而痛苦。 第三種措施與拒絕認識到因果關係有關。在他心裡，後果被視為孤立事件，與他自己或他的困難都無關。例如，抑鬱症或恐懼症可能從天而降。當然，這可能是由於心理學方面的無知或缺乏觀察。但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病人會表現出最為頑固的阻抗，拒不承認任何無形的關聯。他可能會一直懷疑或遺忘這些聯繫；或他可能覺得，分析師不是趕緊消除這些令人惱火的障礙——這正是他來這裡的原因，而是把「責任」推給他，然後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顏面。因此，某個病人可能逐漸熟知那些與他惰性有關的因素，但無視於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他的惰性不僅使分析過程慢下來，還使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慢下來了。或者，另一個病人可能逐漸意識到自己對別人帶有攻擊性的詆毀行為，但無法理解他為何總是爭吵不休，總是被人討厭。這些困難存在於他心中是一件事，而他在現實中的日常問題又是另一件事。像這樣將自己內心的問題與這些問題對生活的影響分離開來，正是整個間隔劃分傾向的主要動力之一。 對於認識到神經症態度和動力的後果的阻抗，在極大程度上被掩蓋起來了，而且可能很容易被分析師忽視，因為這種因果關係在分析師看來太過於明顯。這很不幸，因為只有使病人意識到自己對後果以及行為原因視而不見，他才可能認識到他有多阻礙自己的生活。後果意識是分析中最強有力的治療因素，因為它讓病人注意到，只有改變他內心的某些東西，他才能獲得自由。 那麼，如果神經症患者無法負責自己的偽裝、自大、自我中心、卸責，我們還能完全是從道德方面來說嗎？有一種觀點認為，和外科醫生一樣，我們只需要關注病人的疾病與治療，而他的道德問題不屬於我們的領域。這種觀點還會指出，弗洛伊德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推翻了我所提倡的「道德」態度！ 這種觀點被視為具有科學性的，但它是站得住腳的嗎？我們真的能在人類行為問題上排除是否判斷嗎？如果分析師來決定什麼需要分析性檢查而什麼不需要，難道他們不是基於自己在有意識中所拒絕的判斷來著手的嗎？然而，在這種隱性判斷中有一個危險：它們的判斷基礎不是過於主觀，就是過於傳統。因此，一個分析師可能覺得並不需要分析一個男人拈花惹草的問題，而一個女人的這個問題就值得仔細審查。或者，如果他相信離開性驅力也能無拘無束地生活，他可能會覺得忠誠問題需要分析，不管是對於男性還是女性。實際上，判斷應該基於這個病人的神經症。要決定的問題是，病人所採取的態度是否具有損害他發展與人際關係的後果。如果有，那它就是錯的，是需要解決的。為了使病人能夠在這方面形成自己的觀點，分析師應該把自己下結論的理由向病人說明。最後，上面那種觀點難道不包括存在於病人想法中的那些謬論——也即是，道德只是一個判斷問題，而根本不是與後果相結合的一個事實？讓我們以神經症自大為例子。它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不管病人是否對此負責。分析師相信，自大是病人需要認識與最終克服的問題。他之所以採取這個批判態度，難道不是因為他在主日學校里學到，自大是罪惡的，而謙遜是種美德？或者，他的判斷所依據的事實是，自大是不切實際的，具有不良後果，必然是病人的負擔——就算他忽視自己的責任。其後果，就自大的情況而言，就是使病人無法了解自己，從而阻礙他的發展。另外，自大的病人容易對他人不公平，這本身就具有後果：不僅在於使自己與他人時有衝突，還在於使自己疏遠所有人。然而，這只會加深他的神經症。因為病人的道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他的神經症，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維持他的神經症，所以分析師除了關注別無選擇。 * * * [1]威廉·詹姆斯，《記憶與學習》，朗曼格林書局，1934年。 [2]鈴木大拙，《禪宗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東方佛教協會（東京）出版，1938年。 [3]參見卡倫·霍妮，《自我分析》，見前引，第八章，病態依賴。 [4]參見林語堂，《啼笑皆非》，見前引。在「業緣」一章中，西方文化中的人對這些心理規律缺乏認識，作者對此表達了自己的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