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第九章　恐懼

在深究任何神經症問題的意義時，我們很容易在錯綜複雜的迷宮中失去方向。這並不奇怪，因為不正視其複雜性，我們就不可能理解神經症。然而，為了重新找到方向，時不時停下來做一個整體的觀察是有幫助的。 我們已經漸次深入地探討了保護性結構的發展。我們看到了在建立起一套相對靜態的機制之前，防禦體系是如何一個接一個地建立起來的。這其中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投入這個過程的無限心力，這種心力耗費非常驚人，以至於使我們再次好奇，到底是什麼在驅使一個人要走如此一條艱難的犧牲巨大的路？我們自問，是什麼驅動力讓這個結構如此刻板、如此難以改變呢？整個過程的動力僅僅是之於基本衝突的潛在破壞力的恐懼嗎？打一個比方也許有助於清楚回答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比喻一樣，這個比喻並不準確，所以不妨對此做一個泛義的看待。我們不妨假設一個有過不光彩經歷的男人，他藉助謊言和欺騙的手段加入了某個群體。當然，他極有可能會時時擔心自己的過去被揭發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處境有了改善：他交了朋友，獲得了一份工作，還組建了家庭。他很珍惜自己的新狀態，但同時又被一種新的恐懼所困擾，害怕失去這一切。對於自己體面生活的自豪使他疏遠了難堪的過去。為了清洗過往，他給慈善機構甚至是過去的夥伴捐資。同時，他人格上的改變將他捲入新的衝突，最後，偽飾之下的新的開頭反成了新的困境。 因此，在神經症患者所建立的防禦機制之下，基本衝突依然存在，只不過有所變異而已。它在一些方面得到緩和，而在其他方面又被加強。然而，由於這個過程中固有的惡性循環，之後的衝突便更為緊迫。最激化這些衝突的是，每一種新生的防禦姿態都進一步損害了他與自己及他人的關係，正如我們所見，它們是衝突成長的土壤。再者，因為不管新元素是怎樣的錯覺，是愛或成功，還是實現離群或建立意象，都在他生活中非常重要，因而便形成一種不同的恐懼，即害怕有事物會損壞這些珍寶。而且自始至終，他對自己日益疏遠，這使得他喪失了越來越多處理自己問題的能力，從而逃避自己的種種困難。習慣成自然，便取代了有向成長。 由於其刻板性、保護性結構高度易碎，而且它本身也會引發新的恐懼。其中一種恐懼就是害怕保護性結構的平衡性被打破。雖然保護性結構提供一種平衡感，但這種平衡感很容易被攪亂。這個人本身並沒有有意識地意識到這種威脅，但他不自覺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感受到它。經驗告訴他，他可能莫名其妙地出問題，他可能在毫無預感或最不想要的時候大發雷霆、興高采烈、意志消沉、疲憊不堪、拘謹羞怯等。所有這種經驗讓他感到不確定，感到自己靠不住。他好像如履薄冰，他的失衡也可能表現在步法或姿態上，或缺乏要求身體平衡的一切技術。 這種恐懼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害怕精神錯亂。一旦精神錯亂達到明顯的程度，就會成為最重要的症狀，驅使一個人尋求精神治療方面的幫助。在這種精神錯亂中，恐懼同樣是因為壓抑了想要問心無愧地做一切「瘋狂」事的衝動，而這些事通常具有破壞性。然而，害怕精神錯亂並不是一個人可能真的精神失常的指標。通常，它是暫時性的，只在極度痛苦的情況下才出現。最尖銳的刺激就是突然威脅理想化意象，或不斷加劇的緊張狀態（通常是由於無意識憤怒）使過度自控處於險境。例如，一個女人覺得自己既性情平和又勇氣十足，當她在困境中感到無助、憂慮和暴怒，就會陷入恐慌。使她保持完整性的理想化意象突然爆裂，給她留下支離破碎的恐懼。我們已經說到過，把一個離群者從庇護中拉出來，讓他與他人親密接觸，就可能使他陷入恐慌，譬如他必須從軍或與親戚同居。這種恐懼也可能表現為害怕精神錯亂，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真的會精神病發作。在精神分析中，一個已經竭盡全力製造出偽和諧的病人，當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分裂狀態，就可能出現類似的恐懼。 對精神錯亂的恐懼最常是由無意識憤怒導致的，在精神分析中也證明了這點，這種恐懼已經平息下來，而殘餘物採取的是憂慮形式，擔心自己可能在無法自控的情況下侮辱、毆打或甚至殺害他人。他還害怕睡夢中或在酗酒、麻醉或性興奮的影響下實施暴力行為。一方面，憤怒本身可能是有意識的，或可能在有意識中表現為對暴力行為的一種強迫性衝動，而與情感無關。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完全是無意識的。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只是突然感到一陣隱隱約約的恐慌，可能還伴隨著盜汗、眩暈或害怕暈厥——代表著對暴力衝動可能失控的潛在恐懼。如果無意識憤怒被外化，他可能會害怕暴風雨、鬼怪、竊賊、蛇等，也即是一切來源於他之外的潛在破壞性勢力。 但歸根結底，精神錯亂的恐懼是相對罕見的。它只是害怕失去平衡的最顯而易見的表達方式。通常，這種恐懼是以更隱蔽的方式起作用的。於是它表現為模糊不定的形式，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引發它。遭受這種恐懼的人可能一想到諸如旅行、搬家、換工作、雇用新僕人等事就深受困擾。他們會嘗盡一切辦法來避免這些改變。對穩定性的威脅可能是阻礙病人接受分析的一個因素，尤其是如果他們找到了一種能讓自己活動自如的生活方式。當他們討論精神分析的可取性時，會關心那些乍看似乎足夠合理的問題：精神分析是否會剷除他們的婚姻？是否會暫時使他們無法工作？是否會使他們急躁易怒？是否會與他們的宗教信仰相牴觸？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問題部分是由於病人的絕望，他不認為值得冒任何風險。但在他關心背後真正的憂慮是：他需要確保分析不會攪亂他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胸有成竹地斷定，他的平衡特別不牢靠，而且這次分析必然很艱難。 分析師能消除病人的這個憂慮嗎？不能。任何分析必定會造成暫時的煩惱。然而，分析師可以做的是找到這些問題的根源，向病人解釋他真正害怕的是什麼，告訴他雖然分析會攪亂他當前的平衡，但會使他有機會得到更穩固的平衡。 另一種來源於保護性結構的恐懼是害怕暴露。它的源頭在於發展和維持這個結構本身的各種偽裝。這一點要與未解決衝突所導致的道德損傷聯繫起來討論。根據當前的目的，我們只需指出，神經症患者想要對自己和別人表現得與真實的自己更為不同——更和睦、更合理、更寬宏大量或強有力或冷酷無情。很難說他更害怕暴露於自己還是他人。在有意識中，他最擔憂的是別人，而且他越是外化他的恐懼，就越是擔心別人會識破他。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會說，他對自己的看法並不重要，當他發現自己的問題時尚可從容應對，只要能把別人蒙在鼓裡。其實不然，但這是他有意識的感覺，也是外化程度的指標。 害怕暴露可能要麼表現為隱隱覺得自己是虛張聲勢，要麼訴諸某些品質，而這些品質與真正困擾他的問題並沒有直接關聯。一個人可能害怕自己不如他以為的那麼聰明、能幹、有教養、有魅力，所以把這種恐懼轉嫁到那些不影響他性格的品質上。因而一個病人回想到，在他青年早期，他一直害怕自己在班上名列前茅完全是由於矇混過關。每次轉學他都確信這次會被識破，即使他再次奪得榜首仍然存在這種恐懼。他的這種感覺令他困惑不已，但他無法說出所以然。他無法看透自己的問題，因為他走錯了路：他對於暴露的恐懼完全不在於他的智力，而只是被轉嫁到了這方面。實際上，這種恐懼在於他無意識偽裝成一個不在乎分數的好人，而事實是，他痴迷於一種戰勝他人的破壞性需要。這個例證引出了一個相關的概括：害怕徒有虛名總是與具有一定客觀性的因素有關，但往往並不是他本人所以為的那個。就症狀而言，它的顯著表現是臉紅或害怕臉紅。由於病人害怕被揭穿的是無意識偽裝，如果分析師注意到病人害怕被揭露，然後去尋找一些他覺得病人引以為恥而隱藏起來的經歷，那就會犯嚴重錯誤。而病人可能並不會隱瞞這類經歷。於是他只會越來越害怕自己身上一定有某種特別糟糕的東西，而這種東西是他在無意識中不願被揭露的。這種情境有利於反躬自省，但不會帶來建設性效果。他也許會進一步詳細敘述性渴望或破壞性衝動。但只要分析師沒有意識到病人處於某個衝突中，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只處理了這個衝突的一個方面，病人對暴露的恐懼就仍然存在。 任何對於神經症患者來說意味著面臨考驗的情境，都可能激起暴露恐懼。其中包括開始一份新工作、交新朋友、進入一所新學校、考試、社交聚會，或任何可能使他引人注目的表現，哪怕只是參加一場討論。通常，在有意識中對失敗的恐懼其實都與暴露有關，而且因此連成功也無法減輕這種恐懼。他只是覺得自己這次「通關」了，但下次呢？而且，假如他失敗了，他只會更加確信，自己曾經總是矇混過關，這次被抓包了。這種感覺的後果之一就是羞怯，尤其是在任何新環境中。另一個後果就是在面對被喜歡或被讚賞時懷有戒心。有意無意地想：「他們現在喜歡我，但如果他們真正了解了我，就不會這麼覺得了。」當然，這種恐懼也在精神分析中起作用，分析的明確目的本來就是「識破」。 每一種新的恐懼都需要一套新的防禦手段。那些用來對抗暴露恐懼的防禦手段分為截然相反的類型，而且取決於整個人格結構。一方面，他們傾向於迴避任何考驗性的情境，而且如果無法迴避這些情境，那就要內斂，要自控，要戴上刀槍不入的面具。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意識地嘗試變成一個無懈可擊的騙子，從而就不再需要害怕暴露了。後面這種態度不單單只是一種防禦態度：那些過著替代性生活的攻擊類型個體也會聲勢浩大地唬弄人，他們把唬弄作為一種手段，使他們想要剝削的人印象深刻。於是，任何質疑他們的嘗試都會遭遇到有備而來的反擊。這裡我指的是公開化的施虐者。之後我們會看到，這個特質是如何融入整個人格結構的。 要理解暴露恐懼，我們就要回答兩個問題：一個人到底害怕暴露什麼？以及假如暴露了，他又在害怕什麼？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回答了。要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們必須談到另一種仍然產生於保護性結構的恐懼，即害怕忽視、羞辱和嘲笑。結構的不牢靠導致了失衡恐懼，無意識的欺騙滋生了暴露恐懼，而害怕被羞辱產生於受損傷的自尊。我們已在其他關係中討論過這個問題。創造理想化意象和外化過程都是在努力修復受損自尊，但正如我們所見，這兩種方式都只會進一步傷害自尊。 如果我們採取俯視的角度看自尊在神經症發展中的情況，就會看到兩副蹺蹺板。每當現實自尊的水平下去，不現實的自豪就會上來——為自己如此優秀、如此進取、如此獨特、如此無所不能或無所不知而感到自豪。而另一副蹺蹺板上，我們看到神經症患者的現實自我被矮化，而他人被提升成巨人。通過壓抑和抑制，通過理想化和外化，自我的很大一部分黯然失色，個體看不見自己。他覺得自己就算不是，也像個沒有重量或內容的影子。與此同時，他既需要他人又害怕他人，這不僅使他覺得別人更強大、更可畏，還更必需。因此，他的重力中心更偏向他人，還把完全屬於自己的特權讓給他們。效果就是過分重視他們對他的評價，而他對自己的評價失去了意義。這便使得別人的意見具有壓倒性的勢力。 上述兩組過程共同解釋了神經症患者對於忽視、羞辱和嘲笑的極端脆弱。而且對於每種在這方面高度敏感的神經症中，這些過程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我們了解到害怕被忽視的各種源頭，我們就能看到，要消除或減輕這種恐懼並不是個簡單的任務。我們只能將它減小到整個神經症所能減輕的程度。 總之，這種恐懼的後果就是使自己與他人隔離，使自己與他人敵對。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極大減輕與之相應的痛苦。他們不敢對他人報以任何期望，或為自己制定高目標；他們不敢以任何方式接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他們不敢表達意見，即使他們可能真的有所貢獻；他們不敢鍛煉自己有創造性的能力，即使他們真的擁有這些能力；他們不敢使自己有魅力，不敢給人留下印象；不敢爭取更高的地位等。當他們忍不住有所行動，一想到可怕的嘲笑就又退縮回去，躲在含蓄與尊嚴背後。 比我們討論的這些恐懼更難以察覺的是凝縮作用，即壓縮所有這些恐懼以及出現在神經症發展中的其他恐懼。這便是害怕對自己作任何改變。病人對於改變的反應是採取兩種極端態度中的任意一種。他們要麼使這個問題模糊不清，覺得在未來某個說不清的時間奇蹟出現了，他也就改變了，或者，他們太急於嘗試改變，絲毫不了解情況。對於第一種情況，他們在心理上持保留態度，覺得看到一個問題或承認一個弱點就足夠了。而要實現自我，就必須真正改變自己的態度和動力的這個觀點使他們驚愕不已，也使他們焦慮不安。雖然他們不由得看到這項提議的正確性，但在無意識中，他們還是拒絕它。而相反的情況則相當於無意識地假裝改變。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痴心妄想，源於病人無法容忍自身的不完美，但它也產生於他無意識地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只要希望這個困難消失，就足以驅散它。 害怕改變的背後是擔心自己每況愈下——即失去理想化意象，轉變為他所排斥的自我，變成其他人，或通過精神分析讓自己只剩下空殼；害怕未知，害怕必須放棄安全措施以及迄今得到的滿足感，尤其是放棄追逐那些讓他有希望解決問題的幻影；最後，還害怕沒有能力改變——當我們討論神經症患者的絕望感時，會更好地理解這種恐懼。 所有這些恐懼都產生於未解決的衝突。但是，因為如果我們最終要實現整合，就必須遭受這些恐懼，所以它們也妨礙我們面對自己。它們可以說是煉獄，是我們得到救贖前必須徘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