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第八章　虛假和諧的輔助手段

一個謊言常常導致另一個謊言，第二個又需要第三個來支持，以此類推，直到陷入混亂複雜的蛛網中，這是司空見慣的事。這種事情總是會發生在無須刨根問底的個體或群體的生活場景中。拼拼補補可能有一些幫助，但會產生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反過來又需要新的權宜之計。所以，神經症嘗試解決基本衝突也是這樣，而且如出一轍的是，一切都於事無補，僅僅是極端地改變了最初產生困境的環境條件。而神經症患者所做的，而且是情不自禁地做的，是把一個虛偽疊在另一個上面。他可能像我們看見的那樣，努力使衝突的某一面占主導。他一如往常地感覺被撕裂，他可能訴諸徹底把自己與他人隔絕到誇張的程度。但儘管衝突沒有起作用了，但他的整個生活卻搖搖欲墜。他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自我，在這個自我中，他顯得得意揚揚、完整統一，但同時也製造了一個新的裂口。他試圖通過將內心的自我從戰場上淘汰來消除這個裂口，卻只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更為難以忍受的困境中。 因此，不穩定的平衡狀態還倚賴進一步的支撐。於是他求助於無意識設施，這些設施可以分為盲點、間隔劃分、合理化、過度的自我控制、武斷的正確性、逃避和憤世嫉俗。我們不會試圖討論這些現象本身，那個任務的難度太大了，而只是為了揭示患者是如何運用它們去對抗衝突的。 神經症患者的現實行為與他對自己的理想化描述之間的反差非常明顯，以至於我們會驚訝於他們為何看不到這一點。但他非但沒有看到這點，還能對清清楚楚擺在眼前的矛盾也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首先讓我注意到所討論過的那些衝突的存在與聯繫的事情之一，就是之於最明顯的矛盾的盲點效應。例如，一個病人具備所有的依從型特徵，雖然覺得自己是耶穌一樣的好人，卻曾用非常漫不經心的口吻告訴我：在員工會議上，他常常想要輕輕扣動扳機，把同事一個接一個地擊斃。激起這種象徵性殺戮的破壞性追求在當時的確是無意識的，但這裡的重點在於射殺，他把這戲稱為「遊戲」，這種認同絲毫沒有干擾到他耶穌般的自我意象。 另一個病人是位科學家，他認為自己兢兢業業，認為自己是所在行業的革新者，在選擇發表物時純粹以投機取巧為導向，只發表那些他覺得能給他帶來最高喝彩的論文。他也沒有試圖掩飾，只是同樣無憂無慮，沒有察覺到其中的矛盾。同樣，一個男人本來在自己理想化意象中善良老實，卻覺得從一個女孩那裡拿錢花在另一個女孩身上沒什麼大不了。 在這些例子中很明顯，視而不見的功能就是使潛在衝突遠離意識。令人驚訝的是其可能達到的程度，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病人不僅聰明，還具備心理學知識。如果說這是因為所有人都很容易漠視自己不待見的東西，這種解釋明顯不夠充分。我們還應該補充，我們清除這些東西的程度取決於我們在這方面的興趣有多濃厚。總而言之，這種人為的盲視簡潔有力地表明，我們有多討厭意識到衝突。但這裡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忽視像前面所舉的那樣明顯的矛盾。事實確實是離不開種種特殊條件。其中一個就是對自己的情感體驗過於麻木。另一個是斯特里克爾[1]已經提出過的，即間隔劃分的生活現象。斯特里克爾也舉了盲點的例證，他談到了邏輯嚴密的間隔劃分和隔離措施：一塊區域給朋友，一塊給敵人，一塊給家人，一塊給私人生活，一塊給社會地位相同的人，一塊給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從此對神經症患者來說，一塊區域裡發生的事情便不會牴觸另一塊。一個人只有因為衝突而失去了統一性才可能那樣生活。因此，間隔劃分既是衝突分裂個體的結果，也是對抗自己意識到衝突的一種防禦手段。這個過程與理想化意象的情況不同：矛盾依舊，但衝突被悄然帶走。很難說是這種理想化意象導致了間隔劃分還是正好相反。不管怎樣，看起來好像間隔劃分更具有根本性，它可以解釋這種意象的建立。 要理解這個現象，就必須考慮文化因素。人在複雜社會體制中越來越微不足道，以至於自我的疏遠非常普遍，而且人類價值本身也一落千丈。在我們文化中，無以計數的矛盾凸顯，結果發展出一種對於道德認知的普遍麻木。道德標準被看得太隨便了，即使一個人頭天還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或疼愛子女的父親，隔天表現得像個惡棍，[2]人們也不會為之感到驚訝。我們周圍真誠完整的人少得可憐，以至於無法給我們自身的潰散提供對照。在精神分析情境中，弗洛伊德拋開了道德價值觀，因為他把心理學視為一種自然科學，這就使得分析師和病人一樣無視這種矛盾。分析師認為，帶著自己的道德價值觀，或對病人的這些價值觀產生興趣，都是「不科學的」。事實上，在許多理論闡釋中，接受矛盾並不一定只限於道德領域。 合理化可被定義為通過推理來自欺欺人。普遍認為，這個詞主要指自圓其說，或使一個人的動機和行為符合公認的意識形態，這個觀點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其含義是相同文化下的人都會沿著同一條線路進行合理化，然而實際情況是，個體在合理化對象和方法上的差異非常廣泛。只要我們把合理化視為神經症嘗試建立偽和諧的一種支持方式，就會認為個體差異理所當然。圍繞基本衝突而豎起的每一根保護性腳手架上都能看見這個過程的作用。推理加強了主導性態度，能使衝突顯現的那些因素不是被最小化了，就是被重塑至與之相適應。在依從型與攻擊型的對比中能告訴我們，這種自欺欺人的推理如何有助於使人格合理。前者認為他的渴望有助於同情心，即使他表現出強烈的控制傾向，而如果控制傾向太明顯，他就會把它們合理化為熱心腸。而後者，當他幫助他人時，會堅決否認任何同情的感受，還把他的行為完全歸於一己私利。理想化意象總是需要大量合理化來支撐：必須通過說理來消除現實自我與理想化意象的反差。對於外化作用，是要證明外部環境的相關性，或表明個體自身無法接受的特質只是對他人行為的「自然」反應。 過度自我控制的傾向可能非常強烈，以至於我一度把它視為原始的神經症傾向。[3]它的功能是充當一道堤壩，以防被矛盾情緒淹沒。儘管最初它通常是一種有意識的意志力，但最後它往往變得多少有些自動化。運用這種控制力的人不允許自己失控，不管是出於熱情、性衝動、自憐自艾還是憤怒。在精神分析中，他們最難自由聯想；他們也不會用酒來振奮精神，常常更願意忍受痛苦而不是接受麻醉。簡而言之，他們力圖約束所有自然的舉動。那些衝突相當公開化的個體最為大力發展這個特質，他們沒有採取通常用於掩蓋衝突的任何一步，明顯主導性優勢並是衝突態度中的某一方，也沒有讓自己足夠離群以使衝突不起作用。這些人僅靠理想化意象來維持完整，而一旦沒有建立內心統一性的基本嘗試手段的幫助，它的黏合力就明顯不足。每當採取混合矛盾元素的形式時，理想化意象就特別無能為力。那麼，意志力的運用便有意無意地是用來控制衝突性衝動。由於最具破壞性的衝動就是那些由憤怒激發的衝動，所以用於控制憤怒的精力最多，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憤怒由於被壓抑而獲得爆發力，這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自控來遏制。如果病人的過度自控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會辯解說，這是美德，任何一個文明人都需要自控。他所忽略的是他控制力的強迫性。他情不自禁地以最刻板的方式運用自控，如果出於某個原因，自控失效了，他就會驚慌失措。這種驚慌可能表現為害怕精神錯亂，這就明顯說明，自控的功能就是逃避分裂的危險。 武斷的正確性具有消除內心疑慮和外部影響的雙重功能。疑慮和優柔寡斷一直都是未解決衝突的副產品，可以達到足以麻痹所有行為的強大威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自然而然很容易受影響。當我們擁有真正的信念時，並不會輕易受影響。但如果我們的一生都處於一個十字路口，無法決定走哪個方向，那麼局外者可能很容易成為決定性因素，哪怕只是暫時。而且，優柔寡斷不僅與可能的行動方案有關，還包括對個人、個人正確性和個人價值的懷疑。 所有這些不確定性都有損我們應對生活的能力。但很明顯，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樣覺得難以忍受。一個人越是把生活看作一場冷酷無情的戰爭，就越會把懷疑視為一種危險的弱點。他越孤立、越堅持獨立，對於外來影響的敏感性就越是一種惱怒的來源。我的所有觀察表明，占主導的攻擊性傾向和離群傾向的混合，是發展刻板正確性最肥沃的土壤；而且攻擊性越是淺層化，正確性的方式就越激進。它試圖一次性解決衝突，而且是通過武斷專橫地向所有人宣稱自己永遠是正確的。對於過度受理性管理的機體，情感是內部的叛徒，必須通過堅定的控制力來約束它。和平是可能實現的，但只是一種安息。正如所料，這種人討厭精神分析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威脅著要打亂整齊的局面。 逃避算是刻板的正確性的另一極，但它是以其他方式有效預防意識到衝突。傾向於這種防禦方式的病人常常很像童話里的那些主人公，一旦被追逐就變成魚；如果在這種偽裝下不安全，他們就變成鹿；如果獵人追趕他們，他們就變成鳥飛走。你永遠也摸不透他們的任何言論，他們否認自己說過，或向你保證他們絕不是那個意思。他們擁有一種遮蔽問題的能力，能夠令人暈頭轉向。他們總是無法具體報告任何事情，就算他們努力這麼做了，聽者最後還是不確定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 他們在生活中也同樣混淆視聽。他們這一刻道德敗壞，下一刻又富有同情心；一時過於熱心，一時冷酷無情；在一些方面專橫跋扈，另一些方面又態度謙遜。他們找一個專制的伴侶，只是要轉變成一個「受氣包」，然後又回到之前的形式。在無禮對待某人之後，他們又會感到懊悔，試圖彌補，然後又覺得自己像個「傻瓜」，然後又再次變得惡毒殘暴。什麼對他們來說都不太真實。 分析師可能很容易發現自己被搞迷糊了，然後氣餒，覺得沒有實質性的東西可處理。但他錯了。這只是病人沒有採取慣常的統一性手段：他們不僅沒有壓抑自己的衝突部分，也沒有建立明確的理想化意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可以說是證明了這些嘗試手段的價值。因為不管這些後果有多令人困惱，這類人都更有條理，都幾乎不如那些難以捉摸的人那麼迷失。另一方面，分析師的錯誤還在於他指望這是個簡單的分析工作，因為他覺得衝突顯而易見，因而就不需要從隱匿狀態中揪出來。然而他會發現，自己面臨著病人對於任何透明性的反感，而這很容易挫敗他，除非他明白這是病人逃避任何真實洞察力的方式。 最後一種防禦意識到衝突的手段是憤世嫉俗，即否認和嘲笑道德價值觀。對於道德價值觀根深蒂固的不確定性一定會出現在所有神經症中，不管這個人有多教條地堅持他所接受的特定標準。雖然憤世嫉俗的起源不盡相同，但功能不變，都是否認道德價值觀的存在，從而削減神經症患者弄清自己到底信仰什麼的必要性。 憤世嫉俗可能是有意識的，然後變成馬基雅維利傳統中的一條準則，並且被嚴加保護。最重要的是外部表現。你可以為所欲為，只要不被抓住。每個人都是一個根本不蠢的偽君子。這種病人可能對分析師使用道德一詞非常敏感，不管是什麼內容，就像弗洛伊德時代的那些人對於提及性的敏感。但憤世嫉俗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對於普遍意識形態的口頭應酬便揭露了這點。儘管，他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沉浸於憤世嫉俗，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談論他生活的方式都揭露了他的這個行為準則。或者，他可能不知不覺讓自己捲入矛盾中，就像有些病人確信自己信仰誠實正直，卻嫉妒那些沉溺於不正當手段的人，而且還憎恨自己從未像他們那樣「逃脫處罰」。在治療中，在適當的時間讓病人意識到並幫助他弄清楚自己的憤世嫉俗很重要。這也許還需要向他解釋，為何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價值觀是可取的。 那麼，上述就是圍繞基本衝突核心所建立的防禦手段。為了簡單起見，我將把整個防禦機制稱為保護性結構。每種神經症都發展出一系列防禦手段，通常它們會全部表現出來，儘管活動性的程度不同。 * * * [1]斯特里克爾，見前引。 [2]林語堂，《啼笑皆非》，紐約莊台出版社，1943年。 [3]卡倫·霍妮，《自我分析》，見前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