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第七章　外化作用

我們已經看到了，為了縮小真實自我與理想化意象的差距，神經症患者訴諸的所有偽裝都只是拉大了這個差距。但是，因為這些意象具有巨大的主觀價值，所以他必須堅定不渝地努力與之妥協。他的處理方式各式各樣，有些方式會在下一章講。這裡，我們只限於討論不如其他方法那麼耳熟能詳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對神經癥結構的影響特別深刻。 我把這種嘗試方式稱為外化作用，指的是他傾向於把內部過程體驗成好像發生在他之外，還常常用這些外部因素去解釋自己的種種困境。它與理想化的目的一樣，都是遠離真實自我。但是對於理想化，修飾和再造現實人格的過程可以說仍然在自身範圍內，而外化作用卻意味著徹底放棄自我的領土。簡而言之，一個人可以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躲避自己的基本衝突，可是，一旦現實自我與理想化意象的差距達到某種難以忍受的程度，他就無法再訴諸任何自己內心的東西。於是唯一可行的就是完全逃離自己，把一切都看作似乎在自我之外。 其中有一些現象可以用投射來概括，投射意味著是個人困境的客觀化。[1]通常使用投射時，指的是由於主觀上的拒絕傾向而將過失與責任轉嫁給他人，例如懷疑別人具有他自己的那些背叛、野心、支配、自以為是、懦弱等傾向。從這點上看，這個詞是完全可用的。然而，外化作用是種更全面廣泛的現象，轉嫁責任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不僅把自己的錯誤體驗成別人的，還在某種程度上把所有感受也體驗成別人的。一個傾向於外化的人，可能為小國家的壓迫行為感到深深不安，然而卻沒有意識到他自己感受到了多少壓迫。他可能沒有感覺到自己的失望，而在情感上把失望體驗成別人的。這個關係中最重要的是，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對自己的態度，例如，當他其實是對自己生氣時會感覺別人在生他的氣。或者，他會有意識地生別人的氣，而其實是在針對自己。再者，他不僅把自己的紊亂歸咎於外部因素，還把自己的好心情或成就也歸咎於外界。他的失敗看起來是天意，而他的成功被歸為機遇，他的興致昂揚也是因為天氣等。 當一個人覺得自己的生活無論好壞都取決於其他人，那麼從邏輯上講，他應該一心只想著改變他們、改造他們、懲罰他們、保護自己不受他們的侵擾或令他們刮目相看。這樣一來，外化作用會導致他依賴他人，然而，這種依賴與愛的神經症需要所造成的依賴截然不同，它還會導致過度依賴外部環境。這個人是住在城市還是郊區，是這種飲食還是那種飲食，早睡還是晚睡，任職於這個委員會還是那個，這些事情對他來說都無比重要。因此，他習得了榮格所說的外傾性的人格特質。但榮格認為外傾性是先天傾向的單面發展，而我認為，它是通過外化來試圖消除未解決衝突的結果。 外化的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產物就是空虛和膚淺的痛苦感受。這個感受也沒有分配到恰當之處。他感覺到的不是這種情感上的空虛，而是把它體驗成飢腸轆轆，試圖通過強迫性進食來消除這種感覺。或者，他可能害怕體重不足，使他像羽毛一樣翻來覆去，他覺得任何暴風雨都可能把他吹走。他可能甚至會說，如果什麼都拿來分析，他就只是個空殼了。外化作用越徹底，神經症患者就越像個幽靈一樣飄來飄去。 這個過程的含義很多。現在讓我們看看，它是如何特別有助於減緩自我與理想化意象的緊張狀態。由於不管一個人如何有意識地看待自己，二者的差異都會產生無意識的負面影響，他越將自己等同於這個理想化意象，他的反應的無意識程度就越深。最常表現為自輕自賤、對自己大發脾氣以及強制感，這些東西不僅極端痛苦，還以各種方式剝奪一個人的生活。 自輕自賤的外化作用可能採取的形式是鄙視他人，或覺得是別人看不起他。兩種形式都經常出現，哪一個更占主導或更有意識，取決於神經症人格結構的整個構成。一個人越具有攻擊性，就越覺得自己正確無誤、優越無比，越容易鄙視他人，也越不可能覺得別人會輕視他。相反，一個人越順從，他對於沒有達到理想化意象的自我譴責就越使他覺得別人不需要他。後者的效果特別具有損害性。它使一個人害羞、呆板、沉默寡言。它使他過於感激（的確是低三下四地感激）別人對他的任何愛或讚賞。同時，他甚至無法從表面價值上接受真摯的友誼，而是當作不應有的施捨而茫然接受。它還使他無力對抗傲慢的人，因為他部分贊同他們，而且他覺得不被人放在眼裡是很正常的事。自然而然，這些反應會滋生怨恨，如果壓抑並且堆積這些怨恨，就可能聚集出爆炸性的力量。 儘管如此，外化形式的自輕自賤體驗具有明顯的主觀價值。要感受自己所有的不屑一顧，就會粉碎他偽造的安全感，那神經症患者可能步入崩潰的邊緣。被他人鄙視是足夠令人痛苦的，但他還總是希望能夠改變他們的態度，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或在內心保留關於他們不公平的看法。當一個人自己看不起自己，所有這些東西便都不起作用了，而且這是投訴無門的。神經症患者關於自己的所有無意識無助感都會逐漸顯現。他不僅會開始鄙視自己現實的弱點，還覺得自己徹頭徹尾是個令人鄙夷的人。因此，甚至他的優良品質也會墜入毫無價值感的深淵之中。換言之，他會覺得自己是那個他藐視的意象，他會視之為不可逆轉的事實，因為這無可救藥。這就表明，在病人的無助感被削弱且不那麼緊抓住理想化意象之前，可取的治療程序是不要觸及自輕自賤這一塊。只有這樣，病人才能夠面對這一點，才會開始意識到自己毫無價值並非客觀事實，而是一種來源於他無情標準的主觀感受。對自己採取更寬大的態度，他就能看到這個處境並不是不可逆轉的，他如此反對的品質並不是真的那麼卑劣，而只是他最終能夠克服的困難。 除非我們考慮到，維持他就是自己理想化意象的假象對他來說有多重要，否則我們不能理解神經症患者對於自己的憤怒以及呈現的規模。他不僅對自己無法達到這個意象感到失望，還大為光火，這是因為這個意象不變的特性是無所不能的感覺。不管童年時期對他不利的障礙有多不可逾越，他作為萬能者，本應該能夠克服。即使他在理智上認識到他的神經症糾葛有多嚴重，但他還是對自己沒能消除障礙感到一股於事無補的憤怒。當他面對衝突性動力並意識到自己無力實現種種矛盾目標時，這種憤怒就會達到極值。這也是為何突然意識到衝突會使他陷入嚴重的驚慌之中的原因之一。 對自己憤怒的外化作用有三種主要途徑。敵意的宣洩不受約束，憤怒就很容易被推向外。於是憤怒轉向他人，看起來要麼是普遍性的煩躁易怒，要麼是特別針對別人身上的錯誤，而這個錯誤正是他討厭出現在自己身上的。舉一個例子可能更能說明這個問題。一個病人抱怨自己丈夫優柔寡斷。由於一件小事上的優柔寡斷，她激動狂躁，明顯不合情理。了解了她自身的優柔寡斷之後我指出，她泄露了自己是多無情地責難自己身上的優柔寡斷。於是，她突然氣得發瘋，覺得有一股衝動想把自己撕成碎片。在她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自己是力量之塔，這使她不可能忍受任何自身的弱點。最特別的是，儘管這種反應能令人十分吃驚，但在下次會談時卻被忘得一乾二淨。她在一霎間看到了外化作用，但並不打算放棄。 第二種途徑採取的形式是，有意無意地持續性害怕或預感這些他所無法忍受的錯誤會觸怒他人。一個人可能非常確信他這方面的行為會挑起深深的敵意，因而如果沒有遭遇敵意反應，他可能真的感到不知所措。例如，有一個病人，她的理想化意象包括想要像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的神父一樣善良，她萬分驚訝地發現，每當她堅定立場，或甚至是發怒，人們反而比她表現得像個聖人時更喜歡她。正如我們從這種理想化意象中推測的一樣，這個病人的主導傾向是依從。依從始於她想要親近他人的需要，通過她對敵意反應的預感得以加劇。事實上，依從的加劇也是這種外化形式的主要後果之一，這一點也說明了神經症傾向是如何在惡性循環中彼此不斷增益的。強迫性依從因為理想化意象而增長，這個理想化意象的構成中包含了聖潔慈愛的成分，驅使他更嚴重的自我消解。於是，作為結果的敵意衝動又激起對自我的憤怒。然後敵意的外化，導致對他人的恐懼增加，反過來又加劇了依從。 第三種外化敵意的途徑在於身體障礙。對於自我的憤怒，一旦不是體驗為這種感受，就能明顯導致相當嚴重的生理緊張，可能表現為腸道疾病、頭痛、疲乏等。這就使我們看到，一旦憤怒本身被有意識地感覺到，所有這些症狀會消失得有多快如閃電。有人可能會心懷疑慮，到底是稱這些生理表現為外化作用，還是僅把它們視為受壓抑憤怒的生理後果。但我們很難辨別出病人是利用了哪些表現。通常，他們迫不及待地渴望把自己的心理問題歸於生理疾病，然後又反過來把生理疾病歸為某種外部刺激。他們很想證明自己沒有心理問題；他們只是因為吃錯東西而患了腸道疾病，或因為過勞而疲乏，或因為濕氣而忍受風濕等。 至於神經症患者通過外化自己的憤怒而實現了什麼，可以說跟自輕自賤的情況一樣。然而，還應該補充一點。除非認識到這種自我破壞性衝動的真實危險，否則我們無法完全明白這種病人的竭力程度。第一個例子中所說的病人只有片刻的撕裂自己的衝動，但精神病患者可能真的會這麼做，而且會自殘。[2]很可能，如果不是因為外化作用，還會發生更多的自殺。意識到自我破壞性衝動的威力，弗洛伊德也確實應該假設一種自我破壞性本能（死本能），儘管通過這個概念，他阻擋了真正弄清問題的道路，從而也阻擋了有效治療的路。 內心壓迫感的強度取決於理想化意象的權威控制力把人格限制到何種程度。這種壓力很難高估。這比任何外部強制力更糟，因為後者還允許保持內心自由。病人一般意識不到這種感覺，但一旦壓迫感被移除而獲得大量內心自由，他們就如釋重負，我們便可以由此估計到它的力量。一方面，壓迫力可能通過給別人施加壓力而外化。這與神經症患者追求支配的表面效果相同，但儘管兩種情況都可能出現，它們的區別卻在於，內心壓力外化而來的壓迫主要不是要求個人服從。它首先在於將己所不欲施加於人，而且同樣全然不顧他們的幸福。清教徒的心理就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熟悉的例子。 內心強迫感的外化作用同樣重要，這種外化採取的形式是高度敏感於外界一切強迫性事物，哪怕只是微微類似於強迫。正如每個有觀察力的人所知，這種高度敏感非常普遍。並不是所有敏感都來自自我強加的壓迫。通常還有一個成分是，在別人身上體驗到自己的力量驅力然後憎恨它。對於離群人格，我們主要想到的是，強迫性地堅持獨立一定會使他們敏感於任何外來壓力。無意識自我約束的外化作用是更隱蔽的來源，在分析中更常被忽略。由於它常常在病人與分析師關係中形成一道有影響力的暗流，這便尤為不幸。病人傾向於持續不斷地使分析師的每個建議都失效，即使他在這方面的其他敏感來源都已經被分析過了。著手於這件事上的顛覆性戰役更為艱巨，因為分析師實際上並不想改變病人。他坦言自己只是想幫助病人自己恢復，病人生活的內心源泉是毫無用處的。病人是否可能屈服於一些無意施加的影響？事實是，由於他不知道他「真的」是什麼樣，他不可能有選擇性地接受或拒絕，不管分析師有多注意避免施加任何個人信念的影響也沒有用。而且，由於他也不知道自己苦於內心的壓迫感，這種壓迫感使他產生一種特定的行為模式，所以他只是不加區別地反抗一切改變他的外來意圖。無須說，這場徒勞的征戰不僅表現在分析情境中，還勢必或多或少地出現在任何親密關係中。正是對這種內部過程的分析最終能夠消除這種情況。 更為複雜的是，一個人越傾向於服從他理想化意象所提出的要求，他就越會把這種服從外化。他會渴望達到分析師或其他任何人對他的任何期望，或達到他以為他們對他的期望。他可能表現得自願，或甚至輕信，但同時他會暗自積蓄對這種「壓迫」的怨恨。結果可能就是，他最後會看到每個人都處於支配地位，然後對所有人懷恨在心。 那麼，一個人通過外化自己內心的約束能得到什麼？只要他相信這種約束來自外界，他就能反抗，即使只是通過內心持保留態度的形式。同樣地，他能夠避免外部施加的約束，也能夠保持自由的錯覺。但更重要的是下面這一點：承認內心壓迫感意味著承認他並非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 這種內心強迫性是否也會表現出生理症狀，以及能到達什麼程度，是有趣的問題。我個人的印象是，它是哮喘、高血壓和便秘的影響因素，但我在這方面的經驗有限。 我們仍然要討論各種特徵的外化作用，這些特徵與他的理想化意象形成對比。大體看來，這種外化只通過投射起作用，也即是，在別人身上體驗到這些特徵，或認為別人要對這些特徵負責任。這兩種過程不一定同時發生。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們可能必須重複某些我們已經在這方面討論過的內容，以及其他眾所周知的內容，但這些例證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投射的意義。 一個酗酒的病人A，抱怨他的妻子不體諒人。就我看來，這個抱怨並不正當，或至少不至於A所說的程度。他自己受到衝突的折磨，這在外來人看來都很明顯，一方面要依從、和藹可親和寬宏大量，另一方面要專橫、苛刻和傲慢。於是，這是一種攻擊性傾向的投射。但是什麼導致投射的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擊性傾向只是強大人格理應具備的要素。然而，他最占主導的特徵仍然是善良，他覺得自聖·弗朗西斯之後，沒人比他更善良，再也不會有這樣理想的朋友了。那麼，投射是否迎合理想化意象？當然！但投射也使他毫無意識地實踐自己的攻擊性傾向，從而無須面對自己的衝突。這個人陷入了解決不了的兩難境地。他不能放棄自己的攻擊性傾向，因為它們是強迫性的。他也不能放棄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因為它使他保持完整。投射便是這個困境的出路。因而它反映出一種無意識的表里不一：它使他能夠維護自己所有傲慢無禮的要求，同時又能當一個理想朋友。 這個病人還懷疑這個女人私通。這種莫須有並沒有任何證據——她以相當母性的方式愛著他。而事實是，他自己暗自沉溺於曇花一現的風流韻事。有人可能會想到以己度人的報復恐懼。這當然涉及為自己開脫的需要。考慮同性戀傾向的投射可能性無助於澄清這個情境。線索在於他對自己不忠的古怪態度。他並沒有忘記這些情事，但在回想中記錄。它們不再是活生生的經歷。而另一方面，他所謂的女方的不忠卻栩栩如生。於是，這裡便是經歷的外化。其功能與之前的例子一樣：它使他維持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使他隨心所欲。 強權政治可以作為另一個例子，如在政治和職業群體中所運用的那樣。通常，這種操縱的動機是意圖削弱對手並鞏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產生於類似上述的無意識兩難境地。在上面那個案例中，表現為一種無意識的表里不一。它使一個人可以發動所有有關於此的詭計和操縱，而不會玷污他的理想化意象，與此同時，還提供了一條絕佳的途徑，使一個人把對自己的所有憤怒和蔑視宣洩到另一個人身上——更妙的是，宣洩到一個他原本就想挫敗的人身上。 作為總結，我要指出一種常見的方式，這種方式可能將責任轉嫁給他人，而無須給他人蒙上自己的困難。許多病人，一旦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某種問題，就會迅速跳到自己的童年期，然後把所有解釋推到這上面。他們對壓迫很敏感，他們說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專制的母親。他們很容易受到羞辱，因為童年期就遭受到羞辱；他們報復心重，因為他們早期受到傷害；他們孤僻，因為在他們年輕時候沒人理解他們；他們性方面受到抑制，因為清教徒式的家教，等等。我這裡並不是指在會談中分析師和病人都忙於弄清早期影響，而是指過於熱切探究童年期只會導致無止境的重複，而且還同樣對病人當前驅力缺乏探究。 由於弗洛伊德過度強調起源而支持了這種態度，那不妨讓我們仔細檢驗一下，這種態度有多少是正確的，又有多少是錯誤的。病人的神經症發展的確始於童年期，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資料都與我們所了解的特殊發展情況有關。他本身也確實不是他神經症的原因。環境的影響使他被迫發展成這樣。出於下面會討論的那些原因，分析師必須把這一點弄得非常清楚。 錯誤在於病人對於自己基於童年期建立起來的所有驅力缺乏興趣。不管怎樣，其中既有現在運作於他身上的驅力，也有隱藏在當前困境背後的驅力。當他是個小孩時，看到了身邊許許多多的偽善，這就對他諸如憤世嫉俗起作用。如果他只把自己的憤世嫉俗與早期經歷聯繫在一起，他就會對自己當前憤世嫉俗的需要視而不見——這種需要來源於他被分割於相異的理想之間，所以他嘗試解決這個衝突的途徑就是拋棄所有價值觀。再者，他傾向於承擔他不能承擔的責任，而拒絕承擔他應該承擔的。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讓自己相信他真的是被迫具有某些缺點，他一直提到早期經歷，同時還覺得他本應該從早期災難中全身而退——本應該出淤泥而不染。他的理想化意象也應為此負部分責任，因為它不允許他接受帶有瑕疵的自己，或接受過去或現在的衝突。但更重要的是，他對於童年的喋喋不休，是逃避自我的一種特定方式，仍然使他能夠維持自己渴望自省的錯覺。因為他將其外化，他就體驗不到自己心中的驅力，他也無法設想自己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他已經不再是推進劑，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球，一旦推下坡，就必須不斷翻滾，或是一隻豚鼠，一旦習慣就永遠定型了。 病人對於童年的一味強調非常清楚地體現了他的外化傾向，因而每當我遇到這種態度，就能估計到這個人是完全疏遠自我的，而且一直受離心驅力而遠離自己。而且我在這種預期上還沒有出現過失誤。 外化傾向也作用於夢境。如果分析師在病人的夢中是一個獄卒，如果丈夫「砰」地關上病人想進的門，如果發生意外，或出現障礙物干擾他達到很想去的地方，這些夢算是嘗試否認內心衝突，嘗試把內心衝突歸於一些外部因素。 一個具有普遍外化傾向的病人會給精神分析帶來特殊困難。他來分析就像去看牙醫一樣，期望分析師完成真與他無關的工作。他感興趣的是他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經症，而不是他自己的。他侃侃而談自己生活的艱苦處境，而極不情願檢查自己在其中的責任。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太神經質，或他的工作太令人心煩意亂，他多半會安好無恙。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可能有任何情感動力在起作用。他害怕鬼怪、竊賊、暴風雨，害怕身邊有報復心的人，害怕政治環境，但永遠不害怕自己。他頂多只是出於知識或藝術的樂趣而關心自己的問題。但只要他在心理上可以說是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將他可能具備的洞察力運用到他的現實生活中，因而，縱然他更了解自己也難以帶來改變。 因此，外化作用在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消解的能動過程。它可行的原因完全在於疏遠自我，而這種疏遠始終是神經症過程固有的。通過自我消解，內心衝突也理所當然地被消除於意識。但通過使一個人對他人更責難、更報復和更恐懼，外化作用就能把內心衝突替換成外部衝突。更具體地說，它嚴重惡化了最初掀起整個神經症過程的衝突：個體與外部世界的衝突。 * * * [1]這個定義是愛德華·斯特里克爾與肯尼思·阿佩爾在《發現我們自己》（麥克米蘭出版公司，1943年）中提出來的。 [2]卡爾·門寧格在《人對抗自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中舉了很多這種例子。然而，門寧格是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來談的，因為他跟從弗洛伊德的觀點，假設了一種自我破壞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