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第三章　親近他人

要介紹基本衝突，不能靠簡單呈現大量相關個案。由於基本衝突的破壞性勢力，神經症患者在周圍搭建了一套防禦機制，不僅用於掩耳盜鈴，還用於混淆視聽。結果就是，我們從表面上看到的是各種各樣的解決途徑，而非衝突本身。因此，簡單羅列個案史沒法全面展示其含義與種種細微差別，這樣的陳述未免旁徵博引過頭，猶如盲人摸象。 而且，前面章節所描繪的輪廓仍然需要充實。為了了解基本衝突的全貌，我們必須從分別研究每個對立要素著手。我們只要觀察各種個體類型就能有所收穫，在他們身上，非此即彼的要素占主導，而且對於他們來說，這個要素代表著更能接受的自我。為了簡明扼要，我把這些類型[1]分為依從、攻擊和孤立型人格。在每個個案中，我們的重點會放在這個人更願意接受的態度上，而不考慮其中可能隱藏的衝突。對於每一種類型，我們會找出他對他人建立起來或培養出來的基本態度，以及某種需要、品性、敏感、抑制、焦慮的發展，最後同樣重要的是，找出他特有的一套價值觀。 這種做法可能存在某種弊端，但同樣也有一定的優勢。針對這些類型中相對明顯的態度、行為反應、信念等，先檢查它們的功能和結構，就更容易在那些含混不清的案例中辨識出相似的組合。進一步說，會使我們清楚看到這三種態度本質上的不相容。回到我們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比喻上來：如果我們想指出民主與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本質差異，我們不會一開始就舉出一個人，他有一定的民主理想，這種信仰暗中傾向於與法西斯手段相結合。我們更可能是從納粹黨的文字與行為來描述法西斯思想，然後再與民主主義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做比較。這會使我們對兩套信仰之間的差異印象深刻，從而幫助我們理解那些試圖折中兩種信念的個人和群體。 第一組，依從類型，表現出所有「親近」他人的特質。他對愛和支持有顯著需要，尤其是需要一個「同伴」——一個朋友、戀人或配偶，「他們能滿足他所有生活期望，而且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他的善惡和成功負責」。[2]這些需要與所有神經症傾向的特徵相同：強迫性、不加區分，而且在受到挫折時會導致焦慮或沮喪。這些需要與有關的「他人」的內在價值毫不相干，也無關於他對他們的真實感受。不管這些需要的表現形式如何變幻，它們都圍繞著對人類親密行為的渴望、對「歸屬」的渴望。因為依從型的需要是不加區分和選擇的，所以他傾向於高估自己與周圍人的共同志趣，而忽視種種差異。[3]他的這種錯誤判斷不是因為愚昧無知或缺乏觀察能力，而是取決於他的強迫性需要。他感覺（就像病人的畫中所證明的）像一個嬰兒，被陌生人與危險動物所包圍。她站在畫中央，渺小又無助，圍繞她的是一隻想要刺傷她的大蜜蜂、一隻要咬傷她的狗、一隻要撲向她的貓和一頭要撞傷她的公牛。而且顯而易見，其他生物的真實本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越是具攻擊性、越是令人恐懼的那些人，他們的「愛」卻是最為必需的。總之，這種類型的人需要被喜歡、被需要、被渴望、被愛；他們需要感到自己被接受、被歡迎、被支持、被讚賞；他們需要別人重視他們，覺得他們不可或缺，尤其是對於某些特殊的人；他們還需要得到幫助和指導、受到保護與照顧。 一旦在分析過程中指出病人這些需要的強迫性特徵，他往往會聲稱所有這些渴望都非常「自然」的。當然，在這裡，他是有正當理由的。有些人身心都被施虐傾向嚴重扭曲（後面會講到）到對愛的渴望全然失效，拋開這類人，我們確實可以毫無風險地斷言，每個人都想要感覺被愛、有所歸屬、得到幫助等。病人的錯誤在於，他聲稱自己對於愛和支持的瘋狂是真心實意的，然而實際上，對於安全感的渴望已經使真心的部分黯然失色。 滿足這種渴望的需要急不可待，以至於他做的一切都是以安全感需要為導向。在這個過程中，他發展出塑造他人格的某些品性與態度。其中有些可以稱得上討人喜愛：他開始敏感於別人的需要——在他情感上有能力理解的範圍之內。例如，儘管他總是忘記一個離群的人渴望疏遠，卻會充分意識到另一個人需要同情、幫助和支持等。他不由自主地努力達到他人的期望，或他自以為的他人的期望，以至於經常到了對自己的感受視而不見的地步。他變得「慷慨無私」、自我犧牲、無欲無求——除了他對愛無邊無際的渴望。他變得順從、過度體貼（在他的極限範圍內）、過度欣賞、過於感恩、寬宏大量等。自欺欺人的是，其實他內心深處並不太在意別人，而且還認為他們都是虛偽自私的人。但如果我可以用有意識的話來說無意識的過程——他說服自己，讓自己以為他喜歡每一個人，讓自己以為他們都是「友好」、可信賴的，這樣一種錯覺不僅會導致心碎般的失望，還平添他普遍性的不安全感。 這些性質對他來說之所以沒那麼有價值，主要是因為他不會捫心自問自己的感受或是判斷，而只是盲目地把己所之欲強施於人。還因為如果沒有得到回報，他就會極度焦躁不安。 這些性質，以及重重疊代後又出現的另一些性質，目的都在於避免敵視、爭執和競爭。由此，他傾向於降低身份，使自己屈居於次要地位，將舞台聚光燈留給別人。他會姑息讓步、息事寧人，他還起碼有意識地不存芥蒂。任何報復或取勝的渴望都壓抑至極，以至於他常常對自己如此輕易和解以及從來不計前嫌感到吃驚。最重要的是，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引咎上身。仍然因為他極其忽視自己的真實感受，不管他是否真的感到內疚，仍然會反躬自責，而不是指責他人，在面對明顯不正當的批評或預料中的攻擊時，他還是傾向於反求諸己或於心有愧。 這些態度逐步轉變為一定的抑制作用。因為任何攻擊行為都是禁忌，所以我們在剛毅自信、批評評判、提出要求、發號施令、引人注目、追求抱負目標等方面發現了抑制作用。同樣，因為他的生活完全以別人為主導，所以他的抑制總是阻礙他為自己服務或自我享受。這可能使他達到一種狀態，即任何不與他人分享的經驗，不管是一頓飯、一場演出、音樂還是大自然等，都是毫無意義的。無須說，這種在享樂方面的刻板限制不僅會使生活變得平乏無味，還會使他更依賴他人。 且不說他對於上述性質的理想化[4]，這種類型的人還具有某些針對自己的態度特徵。其一是他對於自己軟弱無助的一般性感受——一種「我多麼可憐又微不足道」的感受。一旦讓他自己來出謀劃策，他就會茫然不知所措，就像脫開了錨的船，或像沒能得到仙女幫助的辛德瑞拉。這種無助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的，一個人感覺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反抗或競爭，這確實會促進現實軟弱感。此外，他還向自己和別人坦承自己的無助。在夢中，也會戲劇化地強調這點。他總是作為一種求助或防禦手段訴之於此：「你必須愛我、保護我、原諒我，不要拋棄我，因為我是那麼地軟弱無助。」 第二個特徵產生於他屈居附屬地位的傾向。他認為理所當然的是，每個人都比他優越，都比他更有魅力、更聰明、更有文化學識、更有價值。這種感覺的現實基礎是他缺乏自信與剛毅，這損傷了他的種種才能，即便在他能力毋庸置疑的領域，自卑感仍然會使他無視自己的價值，認為別人比他更勝任。在那些具有攻擊性或傲慢自大的人面前，他就更加自慚形穢。然而，即使獨處，他不僅傾向於輕視自己的品質、天賦和能力，還低估自己的物質財富。 第三個特徵在於他普遍依賴他人。這是他無意識地傾向於通過別人對他的看法來評估自己。他的自尊隨著別人認可與愛而起起落落。因此，任何拒絕對他來說都是現實災難。如果有人答覆他的邀請，他可能在意識上通情達理，但按照他生活的內心世界的邏輯，他自尊的晴雨表就會降到零點。換言之，任何批評、拒絕或背棄都是可怕的危險，而且他可能卑躬屈膝地想要贏回這個威脅者的尊重。他的逆來順受並非來自某些隱秘的「受虐」驅動力，而只是基於他心理前提的邏輯產物。 這一切便促成了他特殊的價值觀。當然，根據他的成熟情況，這個價值觀本身的清晰明確程度有高有低。這些價值觀在於美德、同情、愛、慷慨、無私、謙卑等方向；而對自負、野心、冷酷、狂妄、揮霍權力等深惡痛絕——儘管，因為這些屬性代表著「力量」，他可能又同時暗中羨慕不已。 因此，這些就是神經症「親近」他人的要素。顯而易見，通過任何一個詞語來描述這些東西，諸如順從或依賴，是多麼不充分恰當，因為它們背後隱含著一整套思考、感受和行為方式——整個生活方式。 我承諾過不討論反面因素。但是，除非我們弄清楚，壓抑對立傾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鞏固主導傾向，否則就無法完全理解所有這些態度和觀念是有多冥頑不化。所以，我們還是要簡略了解一下反面情況。在分析依從類型時，我們發現各種攻擊傾向被嚴重壓抑。與表面上的過分關心形成鮮明對比，我們發現的是對他人缺乏興趣、蔑視態度、無意識寄生或剝削他人、操控他人的傾向、不懈需要有所超越或享受報復性勝利。當然，這些受壓抑的驅動力在形式和強度方面都不盡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早期與他人不愉快經歷的反應。例如，有一份個案史顯示，他直到八歲還常常發脾氣，之後又變得溫順聽話。但許多源頭都源源不斷地產生敵意，所以攻擊性傾向也藉由後期經歷得以加強。這樣說下去會使我們離題太遠而不能面面俱到，這裡只需要說，謙遜和「善良」會遭致踐踏和利用。再者，依賴他人會造成異常脆弱，這反過來又會導致他感覺自己被忽視、被拒絕，以及沒有立即得到過度的愛或支持時就會感到被羞辱。 當我說所有這些感覺、動力和態度被「壓抑」，我是採用弗洛伊德對於這個詞的觀點，意思是個體並非只是沒有意識到它們，而是永遠也不要意識到它們給他帶來的無可替代的好處，以至於他嚴防死守，唯恐向自己或他人泄露任何跡象。因而每種壓抑都會使我們面臨疑問：壓抑心中的某些動力究竟給他帶來什麼好處？對於依從類型，我們能找到諸多答案。大部分只得放在後面討論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傾向時來了解。現在我們能了解的是，對於敵意的感受或表達會危及他喜歡他人和被他人喜歡的需要。此外，任何形式的攻擊行為，或甚至是自我主張，對他來說都是自私自利的。他自己會譴責這種行為，因而覺得別人也會譴責這些行為。而且他無法冒譴責的風險，因為他的自尊實在是太依賴他們的支持了。 壓抑所有主張、報復和野心的感受與衝動也有其他的功能。這是神經症患者消除衝突並取而代之以完整統一感的眾多努力之一。我們內心對統一的渴望並不是秘密，但產生於對生活機能的現實需要——除非這個人一直受到相反方向的驅使——以及最終會導致我們極度恐懼分裂的那些東西。通過掩埋所有違逆部分而給某個傾向賦予主導地位，是一種組織人格的無意識努力，它是解決神經症衝突的主要途徑之一。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了不斷嚴格核查所有攻擊性衝突的雙重利益：否則他的整個生活方式會瀕臨危機，他臆造的統一性也會被戳穿。而且攻擊性傾向越具有破壞性，就越是迫切地想要驅逐它。他會矯枉過正，絕不表現自己想要謀一己私利，絕不拒絕請求，總是喜歡每一個人，總是退居幕後等。換言之，依從和姑息傾向得以加強，變得更具有強迫性、更不加區分。[5] 當然，所有這些無意識努力並沒有使被壓抑的衝動停止運作，但它們發揮作用的方式是符合這種人格結構的。他會提出要求，「因為他太悲慘不幸了」，或以「愛」為幌子暗中控制。被壓抑敵意的積累也可能表現在或多或少的怒氣爆發，從偶爾的煩躁易怒到發脾氣。這些爆發雖然並不符合親切與溫和，但對他自己來說卻是正當合理的。而且根據他的諸多前提，他也是無比正確的。他並不知道自己對他人的要求既過分又自私，有時還不禁覺得自己遭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以至於他簡直忍無可忍。最後，如果被壓抑的敵意具有狂怒的力量，就可能導致各種功能紊亂，諸如頭痛或腸胃疾病。 因此，依從類型的大多數特徵都有雙重動機。例如，當他使自己居於次要地位的時候，就能避免摩擦，從而與他人和諧相處；但這也可能是一種手段，用來消除想要超越他人的所有痕跡。當他讓別人利用他時，就是依從和「善良」的表達方式，但也可能是厭惡自己剝削他人的欲望。要克服神經症依從，就要修通衝突的兩面，並有條不紊地按順序處理。我們從保守的精神分析著作中能看到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攻擊行為的「釋放」是精神分析治療的本質，但這種方法說明作者對於神經癥結構的複雜性和具體變式一無所知。只有對於現在所討論的這種類型，這個方法才具有一定的效度，但即便如此，這個效度也有效。揭露攻擊動力的確是一種釋放，但如果這種「釋放」是為釋放而釋放，那也很容易損害他的發展。如果最後要整合人格，這個方法就必須放在修通衝突問題之後。 我們仍然需要注意到愛和性在依從類型中的重要性。對他來說，愛常常是唯一值得追求、值得為此而活的目標。沒有愛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空洞無聊的。借用弗里茨·維特爾斯[6]對強迫性追求的說法就是，愛變成坐地自劃的幻影。人、自然、工作或任何興趣娛樂都索然無味，除非有某段愛的關係賦予其趣味。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這種痴迷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見、更明顯，這就使我們認為它是女性特有的渴望。實際上，這與女性氣質或男子氣概完全無關，而是一種神經症現象，因為它是一種非理性的強迫性動力。 如果我們明白了依從類型的人格結構，我們就能知道為何愛對他如此重要，以及為何「他的瘋狂中自有條理」。由於他矛盾的強迫性傾向，這其實是實現他所有神經症需要的唯一途徑。它能夠保證他既滿足被喜歡的需要，又滿足（通過愛）控制別人的需要，既滿足屈居次要地位的需要，又滿足（通過對方一心一意的尊重）超越他人的需要。它能使他基於正當、無辜或甚至值得稱頌的基礎上實施自己所有的攻擊性衝動，同時又讓他能夠表達自己所要求的所有可人品質。而且，由於他不知道自己的障礙和痛苦來自內心的衝突，所以愛似乎能保證他治癒一切問題：只要他能找到一個愛他的人，一切都會好起來。這種希望顯然是荒謬的，但我們也必須明白，他的這個邏輯多多少少是一種無意識推理。他認為：「我軟弱無助，如果我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孤立無所依，我的無助就是一種危險、一種威脅。但如果我找到一個愛我勝過其他的人，我就不再處於危險之中，因為他（她）會保護我。和他在一起，我就沒有必要自我主張，因為他會明白並且給予我想要的，而無須我要求或解釋。事實上，我的軟弱就是資本，因為他愛我的無助，因為我可以依靠他的力量。如果要為他付出，或甚至是為我自己，就能夠發揮我自己振作不起來的主動權，因為這是他想要的。」 他所制定的推理有部分是謹慎思考而來的，部分只是一種感覺，還有部分基本上是無意識的，同樣根據這些推理進行重整，他覺得：「孤獨太折磨我了。我不僅無法享受任何不與人分享的樂趣。更有甚者，我感覺茫然若失，焦慮不安。我當然可以在周六晚上獨自看電影或讀書，但那是種恥辱，因為這是在向我說明沒人需要我。所以因為這樣，我必須小心翼翼地計劃，免得周六晚上（或其他任何時間）孤零零的一個人。但如果我找到一個好戀人，他就會讓我免受折磨；我再也不會孤單；現在了無生趣的事情，不管是準備早餐、工作還是看日落，都會是令人高興的事。」 而且他還認為：「我沒有自信。我總是覺得別人都比我有能力、有魅力、有天賦。即使是事情是我完成的也算不上什麼，因為我確實無法歸功於自己。我可能是矇混過關，或只是僥倖。我一定無法保證自己還能再次完成。而且如果人們真的了解我，他們一定用不著我。但如果我找到一個人，像我一樣愛我，無比重視我，我就能成為重要人物。」於是，難怪愛具有幻影的一切誘惑力。難怪牢牢抓緊愛勝過由內改變自己的艱苦過程。 如此一來，性關係除了生理功能，還具有證明自己被需要的價值。依從類型的人越是傾向於超然獨立——即害怕捲入感情，或越是對愛心灰意冷，性就越可能只是愛的替代品。於是，性關係似乎就是人類親密關係的唯一途徑，而且還會被高估，就像高估愛一樣，因為它有解決一切問題的力量。 如果我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兩種極端，即要麼認為病人對愛的強調「只是天性」，要麼當作「神經症」而不予考慮，那麼我們就能看到，依從類型的人在這方面的期望來自他人生哲學的邏輯推論。在神經症現象中總是如此——或是否總是如此？我們發現，病人的推理過程，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都是天衣無縫的，但卻是基於錯誤的前提之上。這些錯誤前提就是，他誤以為需要愛、需要隨之而來的一切產物就是真正的愛的能力，而且他完全忽視自己的攻擊傾向，甚至是破壞性傾向。換言之，他忽視整個神經症衝突。他指望不對衝突本身做任何改變就擺脫未解決衝突所帶來的惡果，而這正是每種神經症嘗試解決途徑的態度特徵。這也是為何這些努力註定會失敗的原因。不管怎樣，我們勢必可以把這種愛形容成一種解決途徑。如果依從類型的人足夠幸運，找到了一個既強大又好心的伴侶，或這個人的神經症剛好與他合得來，他的痛苦可能就會大大減輕，還可能尋得一定的幸福。但是通常情況下，他期望從中尋得人間天堂的這段關係，只是將他推入更深的苦難當中。他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內心衝突帶到這段關係中，從而毀掉這段關係。即使是最好的情況，也只是緩解現實壓力，除非他的衝突得以消除，否則他的發展仍然會受到阻礙。 * * * [1]「類型」這個詞用在這裡，只是為了簡化那些帶有獨特性格特徵的人。我當然不打算在這章或後面兩章建立一種新的類型說。類型說肯定是可取的，但必須建立在一種更廣闊的基礎上。 [2]引自卡倫·霍妮，《自我分析》，1942年。 [3]參見《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第二章和第五章中關於愛的神經症需要，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關於病態依賴。 [4]參見第六章，理想化意象。 [5]參見第十二章，施虐傾向。 [6]弗里茨·維特爾斯，《神經症中的無意識幻影》，載於《精神分析學季刊》第8期，第2部分，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