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第二章　基本衝突

衝突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性往往是超乎想像的。然而，要洞察衝突卻非易事，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衝突在本質上是無意識的，但更多的是因為神經症患者會施展渾身解數去否認衝突的存在。那麼，是什麼徵兆使我們有理由懷疑潛在衝突的存在？在前一章所舉的例子中，有兩個因素表明衝突的出現，兩個例子都相當明顯——第一個例子中是疲乏，第二個例子是偷竊。其實每種神經症症狀都指向一種潛在衝突，也即是說，每種症狀多多少少都是某個衝突的直接後果。我們會逐漸看到，未消除的衝突會給人們帶來什麼影響，它們如何產生焦慮、抑鬱、優柔寡斷、怠惰、孤僻等。弄清楚這裡的因果關係，有助於將我們的注意力從顯性紊亂導向源頭——儘管這並不會揭露這個源頭的確切性質。 表明衝突在起作用的其他徵兆則是自相矛盾。第一個例子中，我們看到這個男人相信決策過程有問題，也相信自己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卻沒有表示任何抗議。第二個例子中，一個珍視友誼的人轉而要竊取朋友的錢。有時，他自己也不會意識到這種矛盾，但更多時候，即便在毫無經驗的觀察者看來都一目了然，他仍然熟視無睹。 就像體溫升高是生理紊亂的明確指標一樣，自相矛盾也是存在衝突的指標。舉幾個常見例子：一個極度渴望結婚的姑娘，卻畏懼任何男人的靠近。一位母親過於關心她的孩子們，卻常常忘記他們的生日。一個對別人一貫慷慨大方的人，卻對自己緊衣縮食。一個嚮往離群索居的人卻從不獨處。一個對大多數人寬宏大量的人，卻對自己錙銖必較。 與症狀不同，自相矛盾常常能使我們對潛在衝突的性質做出初步的假設。例如，急性抑鬱本來只說明一個人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但如果一個過於奉獻的母親忘記孩子的生日，我們可能會傾向於認為，這個母親更熱衷的是做一個好母親的理想，而不是孩子本身。我們還可能承認，她的理想可能與挫敗孩子的無意識衝動發生衝突。 有時，衝突也會浮出水面——也即是，有意識地體驗到衝突本身。這似乎與我神經症衝突是無意識的主張相矛盾，但其實出現的只是將真實衝突扭曲變形或篡改過後的東西。因此，如果一個人面臨著必須做一個重大決定，儘管他有避重就輕、閃爍其詞的技術，但卻也派不上用場，那他就可能被一種有意識的衝突所拉扯。現在他完全無法決定是和這個女人還是那個女人結婚，或是否要結婚，是做這份工作還是那份，是繼續維持還是解散一項合作關係。於是，他會經受嚴峻的折磨，從一個極端穿梭到另一個極端，完全無法做出任何決定。他可能憂心忡忡，求助於精神分析師，期望分析師把相關的具體問題弄清楚。而他必然失望不已，因為當前的衝突只能說明內心衝突終而爆發。如果不認識到背後所潛藏的衝突，不踏上這條宛然曲折的漫漫長路，就不可能解決這個令他煩惱痛苦的問題。 在其他例子中，內心衝突可能被外化，在這個人的意識中表現為自身與環境格格不入。或者，他發現毫無根據的恐懼與抑制干擾了他的渴望，於是可能意識到自己內心這股逆流來自更深的源頭。 我們對這個人了解越多，就越能辨別出引發症狀、自相矛盾與表面衝突的衝突要素——而且，我們必須補充，他的情況也藉由大量各式各樣的矛盾而更令人費解。所以我們不禁會問：是否有一個基本衝突潛藏於所有這些具體衝突的背後，並從根本上造成了這些衝突？我們是否可以根據諸如婚姻來描述衝突的結構，在這段婚姻中，那些毫無干係的爭論無止無盡，關於朋友、孩子、財務、進餐時間、用人等，這些是否說明這段關係本身根本不和諧？ 人格中存在基本衝突，這個觀念由來已久，並在各種宗教與哲學中具有重要作用。光明與黑暗的力量，上帝與魔鬼的力量，善與惡的力量，都是這種觀念的某種表達方式。在現代心理學中，弗洛伊德在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樣，做了開拓性的研究。他的第一個假設是，基本衝突是本能驅力與禁忌環境之間的衝突，我們的本能驅力盲目地渴望滿足，而我們的家庭和社會環境戒律森嚴。這種環境在早年被內在化，從那時起表現為冷峻的超我。 這裡不太適合認真討論這個觀念，那需要概述所有反對力比多理論的爭議。我們還是試著理解這個概念本身的意思吧，儘管我們摒棄了弗洛伊德的前提假設。那麼，剩下的爭議就在於：原始的自我中心動力與我們的禁忌意識的對立，是我們各式各樣衝突的基本來源。正如後面會看到的，我也認為這種對立（或在我的思考方式中類似於對立的東西）在神經癥結構中占居顯要地位。我所質疑的是它的基本性質。我認為，儘管它是一種重要衝突，但它卻是次要的，是神經症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 這種駁斥的依據稍後會愈加明顯。這裡只提出這個理由：我並不認為，渴望和恐懼中的任何衝突都能讓神經症患者的內心分裂到這種程度，也不認為它們引發的後果的危害竟足以毀掉一個人的生活。像弗洛伊德假設的那種心理處境便意味著，神經症患者仍然有能力全心全意地追求某些事物，只是恐懼的阻滯作用挫傷了他的這種努力。在我看來，衝突的源頭之所以圍繞著神經症患者喪失由衷渴望的能力，是因為他的渴望是分裂開來的，也即是，他的種種渴望是背道而馳的。[1]這樣所形成的心理環境，就的確比弗洛伊德想像的更嚴重、更危急。 雖然與弗洛伊德相比，我認為基本衝突的破壞性更強，但我所認為最終消除衝突的可能性也更大。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基本衝突具有普遍性，一般不可能消除：所能做的只是更好地妥協或更好地控制。根據我的觀點，神經症基本衝突不一定生來就有，如果它產生了，也有消除的可能——只要這個受折磨的人不畏艱難困苦。這個差別不在於樂觀或是悲觀，而必然來自我們假設上的差異。 弗洛伊德後來對於基本衝突的解釋在哲學上相當具有吸引力。先不管他這個思路的各種內涵，歸根結底，他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理論是人類建設性動力與破壞性動力之間的衝突。弗洛伊德本身並不是想把這個理論與衝突聯繫起來，而是防止兩種動力混合在一起。譬如，他發現可以將受虐和施虐動力解釋為性本能和破壞性本能的融合物。 要把這個理論運用到衝突研究中，就需要引進道德價值觀。然而，他又覺得這些東西是科學世界的非法入侵者。按照他的信念，他力圖發展一種與道德價值觀無關的心理學。我相信，這種想要從自然科學的意義上表現「科學化」的努力是強有力的原因之一，解釋了為何弗洛伊德理論與療法被限定在非常狹窄的渠道內。尤其是，這似乎還導致了他沒有領會到衝突在神經症中的作用，儘管他在這個領域做了大量研究。 榮格也很重視人類的對立傾向。他對於個體中起作用的種種矛盾影響非常深刻，以至於他把它作為一個普遍規律：任何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著其對立元素的存在。如，一種外在的女性氣質暗示著一種內在的男子氣概；一種表面的外傾性，與一種隱藏的內傾性；表面看起來是思維和推理占優勢，而內心是情緒感覺占優勢，等等。從這點上看，榮格看似是把衝突視為神經症的基本特徵。然而，他接下來說，這些對立所具有的不是衝突性，而是互補性——目標是要接受雙方面，從而趨近完整。在他看來，神經症患者是一個被困於單面發展之中的人。榮格用互補律來闡釋這些觀點。現在，我也意識到了對立傾向包含互補的成分，完整的人格離不開任何一方。但我覺得，這些對立傾向已經是神經症衝突的產物了，它們之所以如此頑強，是因為它們代表著嘗試解決的努力。例如，如果我們把傾向於內省、迴避以及關心自己的感受、想法或幻想勝過他人視為一種真實的傾向，也即是說，這些傾向在本質上是由體驗所建立和加劇的，那麼榮格的推理就是正確的。有效的治療過程會顯現他所隱藏的「外傾」傾向，會指明單面發展的危害，會鼓勵他接受和實踐這兩種傾向。然而，如果我們把內傾性（或我更願意稱之為神經症離群）視為一種手段，用來逃避那些因為與他人近距離接觸而產生的衝突，那麼治療的任務就不是鼓勵他更外向，而是分析潛在的衝突。只有消除了這些潛在衝突，才可能接近全心全意這個目標。 現在繼續推演我的觀點，我還在神經症患者指向他人的基本矛盾態度中看到了基本衝突。在討論細節之前，請大家注意一下這種矛盾在《化身博士》小說中的戲劇性。我們看到主人公一方面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等，而另一方面又冷酷無情、自私自利。當然，我並不是說神經症的分裂嚴格按著這個故事的線路走，而只是提供一個基本矛盾態度的生動描寫。 想從遺傳學角度著手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追溯到我所說的基本焦慮[2]上，這裡所指的是孩子在潛在的敵對世界中的孤立感和無助感。環境中各式各樣的敵對因素都會使孩子產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間接的控制、冷漠、反覆無常的行為、不尊重孩子的個體需求、蔑視態度、稱讚過盛或缺失、缺乏真實可靠的溫情、必須在父母爭吵中選擇立場、責任過多或過少、過度保護、與其他孩子隔離、不公平、歧視、不信守諾言、敵對氣氛等。 關於這一點，我唯一特別關注的因素是孩子對於環境中潛在虛偽的感覺：他覺得父母的愛、基督教慈善事業、誠實、慷慨、寬容等可能只是假裝的。在這點上，孩子所感覺到某些東西確實是虛偽的，但還有一些可能只是他對於種種矛盾行為的反應，而這些矛盾是他在父母行為中所感覺到的。然而，這些感受往往結合了各種限定因素。而這些因素可能顯而易見或深藏不露，所以在分析過程中，我們只能循序漸進地識別這些影響孩子發展的因素。 在這些干擾條件的煩擾下，這個孩子摸索著生活下去的路，摸索著應對險惡世界的路。儘管，他自身的懦弱與恐懼，無意識地形成了他應對環境中特定勢力的策略。通過摸索，他不僅發展出自己特有的策略，還發展出持久的人格傾向，這些傾向成為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它們稱為「神經症傾向」。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衝突是如何發展的，我們勢必不能一味關注個體傾向，而應縱觀這個孩子在這些環境中可行和實際的動向。儘管我們暫時看不見細節，但我們能夠更清楚地觀察到他應對環境的基本動向。一開始可能雜亂無序，但最後從中形成了三條主線：他可以親近他人、對抗他人或遠離他人。 在親近他人時，他接受自己的無助，儘管懷著隔閡與恐懼，他還是試圖贏得他人的愛，試圖依賴他們。只有這樣，他才能在與別人相處時感到安全。如果家庭中有不同的陣營，他會選擇有至高權威的一方。通過順從他們，得到歸屬感和支持感，這使他不再感覺那麼孤立無援。 當他對抗他人時，他接受身邊的敵意，並有意無意地決定反抗。他完全不信任別人對他的感覺和意圖。他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反抗。他想要更強，想要擊敗別人，部分出於自我保護，部分出於報復。 當他遠離他人時，他既不想有所歸屬，也不想有所抗爭，而是拉開距離。他覺得自己跟別人沒什麼共同點，別人無論如何也不了解他。他用自己的性格、玩具、書和夢想等建立了一個個人世界。 對於每一種態度，都有一個涉及基本焦慮的突出因素：第一種態度中是無助，第二種態度中是敵意，第三種態度中是孤立。但事實是，這個孩子不可能真心採取任何一種行動，因為在這些態度賴以發展的環境中，三種態度都一定會出現。我們縱觀所見的只是占主導性的動向。 如果我們現在跳到發展成熟的神經症，這就更顯而易見了。我們都知道這樣一些成年人，在他們身上，我們剛剛說的某一態度十分明顯。但同時我們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傾向也沒有停止發揮作用。在一種依賴和服從為主導的類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攻擊傾向和離群需要。一個敵意占主導的人也有依從性格和離群需要。而一個離群性格的人不會沒有敵意，或不會不需要愛。 然而，主導性態度是最能決定現實行為的態度。它反映了應對他人的途徑與手段，他在這些途徑與手段中感到舒適自在。因此，一個離群索居的人，通常會使用無意識技術來與他人保持安全距離，因為只要需要與他人近距離接觸，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再者，優勢態度並不總是他意識所最能接受的態度。 這並意味著不顯眼就沒有威力。例如，我們很難說，在明顯依賴和順從的人身上，控制渴望的強烈程度是否就不如愛的需要；他表達攻擊衝動的方式只是更間接而已。很多例子都可以證明隱匿態度的潛力非常巨大，而在這些例子中，占主導的態度是完全顛倒的。我們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這種反轉作用，但它也會在後期生活中出現。薩摩賽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中的斯特里克蘭德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女性的個案史也常常能揭示這種轉變。一個女孩原先頑皮叛逆、野心勃勃，當她墜入愛河後，變成了一個百依百順、仰人鼻息的女人。或者，在慘痛經歷的壓力下，一個孤僻的人可能變得病態依賴。 應該補充一點，諸如這樣的轉變，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一個常見的疑問，即後期經歷是否毫無價值，我們是否永遠被童年處境所引導和控制。從衝突角度看待神經症的發展，能使我們更給出一個更充分恰當的答案。有可能是：如果早期處境是頗為自由的自然發展，那後期經歷，尤其是青春期，就能對人格塑造產生影響。然而，如果早期經歷的影響很大，使這個孩子的行為模式刻板僵硬，那麼新的經歷不可能有所突破。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的刻板使他無法接受新經歷：例如，他可能非常孤僻，任何人都無法靠近他，或他的依賴性太根深蒂固了，以至於總是被迫附屬他人、被他人剝削。還有部分是因為，他會以自己現有行為模式來解讀所有新的經歷：例如，一個攻擊型的人面對友善，要麼視之為愚蠢的表現，要麼覺得別人是想剝削他，而新的經歷只會強化原來那個行為模式。一旦神經症患者採取了一種不同的態度，看起來好像是後期經歷給人格帶來了改變。然而，這個改變並不如看起來那麼徹底。實際上，真正的情況是，內憂外患的壓力使他被迫放棄自己的主導性態度，而選擇另一種極端，但如果起先沒有衝突，就不會發生這個改變。 從正常人的角度看，這三種態度沒有相互排斥的理由。一個人應該既能遷就他人，也能有所抵抗，也能杜門不出。三者能夠彼此互補，有助於促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如果有一個占優勢，只能表明這個人朝著一個方向過度發展。 但對於神經症，就有幾個原因使得這些態度不可調和。神經症患者不易變通，他被迫服從、反抗和疏遠，不管這種行為在具體情形中是否恰當，如果他表現為其他方式就會陷入恐慌。因此，如果三種態度都出現了，不管以何種強度，他勢必會落入嚴重的衝突中。 另一個因素嚴重擴大了衝突的範圍，這些態度並沒有限定於人際關係，而是逐漸彌散到整個人格，就像惡性腫瘤擴散到整個機體組織一樣。它們不僅涉足到這個人與他人的關係，還包括他與自己的關係以及與普通生活的關係。如果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包羅萬象的性質，就禁不住會絕對化地思考衝突，比如愛與恨、順從與反抗、從屬與支配等。然而，這種絕對化的看法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讓我們根據某個單一的對立特徵來區分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諸如它們在宗教信仰或權力統治上的差異。這些固然是差異，但一味強調這種差異只會混淆視聽，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本來就有天壤之別，代表著兩種完全不相容的人生哲學。 衝突起始於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最後影響到整個人格，這並非偶然。人類關係極其重要，以至於它們必定會塑造我們的品性、我們的目標、我們的價值觀等。這些東西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因而盤根錯節。[3] 我認為，由不相容態度所導致的衝突是神經症的核心，因而稱得上「基本」。補充一句，我用「核心」這個詞，不僅是比喻重要性，還強調它是神經症擴散的動力中心。這個觀點是一種新神經症理論的核心，這種理論的含義在後面會愈加明顯。廣義而言，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完善了我之前的觀點，即神經症是人類人際關係紊亂的一種表現。[4] * * * [1]參見弗朗茨·亞歷山大，《結構衝突與本能衝突的關係》，載於《精神分析學季刊》第6卷，第2期，1933年4月。 [2]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1937年。 [3]由於對他人的態度和對自己的態度無法分割開來，所以有時候能在精神分析學著作中找到某種觀點，認為其中某一個態度是理論與實踐中最重要的因素，而這種看法根本站不住腳。 [4]這個觀點第一次出現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並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詳細闡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