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 引　言

不管出發點是什麼，不管有多迂迴曲折，我們最終必須得出——人格紊亂是精神疾病的源頭。同樣，幾乎對於其他所有心理學發現，我們都可以這麼說：這其實是一項再發現。各個時代下的詩人和哲學家都知道，淪為精神紊亂受害者的人，絕不是內心平靜、頭腦清醒的人，而是那些被內心衝突所折磨的人。用現代的話說，每一種神經症，不管症狀表現是什麼，都是一種人格性神經症。因此，我們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努力必須針對神經症人格結構。 實際上，弗洛伊德的開拓性工作也日益聚焦在神經症上，儘管他的遺傳學取向使他無法把這個問題闡釋得清楚明確。但有些學者一直致力發展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弗朗茨·亞歷山大、奧托·蘭克、威爾海姆·賴希和哈羅德·舒茲漢克，他們更清晰明確地界定了這個概念。然而，他們都不贊成有關這種人格結構的確切性質與動力。 我的出發點本來就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對於女性心理的假設使我開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因素明顯影響了我們關於男子氣或女子氣的觀念，對於弗洛伊德亦是如此，正是因為他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才得出了某些錯誤的結論。我對這一主題研究了15年有餘。在某種程度上，這得益於與埃里希·弗洛姆的交往，他在社會學與精神分析學方面知識淵博，由此我愈加注意到，社會因素的意義遠遠不只停留在女性心理學上。1932年，我來到美國，這些看法便得到了證實。那時我發現，這個國家的人，在態度和神經症的諸多方面，都與歐洲國家的人不同，而只有文化差異能解釋這一點。最後，我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闡述了我的觀點。其主要論點是神經症產生於文化因素，更具體說就是，神經症產生於人類人際關係的紊亂。 在完成《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的前些年，我走的是另一條研究路徑，這條路徑在邏輯上是沿著早期理論假設的，它圍繞的問題是神經症的驅動力。弗洛伊德第一個指出，這些驅動力是一種強迫性動力。他認為這些動力在本質上是一種本能，目的在於滿足，無法忍受挫折。因而他相信，它們並不限於神經症本身，而是作用於所有人類。然而，如果神經症是失調的人際關係的產物，弗洛伊德的這個假設就不可能站得住腳。簡單說，我在這一點上的觀點是這樣的：強迫性的動力是神經症所特有的動力；它們產生於孤立感、無助感、恐懼和敵意，還反映了在這些感受下應對世界的方式；它們的主要目的不是滿足，而是安全；它們之所以具有強迫性這個特徵，是因為背後暗藏著焦慮。其中有兩種動力——對愛和權力的神經症追求，在減緩焦慮方面最為突出，我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詳細探討過。 儘管弗洛伊德所教導的基本原理我仍銘記於心，但那時我卻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探索已經使我與弗洛伊德背道而馳。如果被弗洛伊德視為本能的諸多動機都是文化決定因素，如果弗洛伊德所說的力比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愛的神經症需要，這種需要產生於焦慮，其目的是與他人在一起時感到安全，那麼力比多理論就再也站不住腳了。童年經歷依然重要，但它們對於我們生活的影響便會表現為另一番景象，理論上的其他差異也就難免接踵而來。因此，我必須在自己心中弄清楚，對於弗洛伊德，我的立場究竟是什麼。由此澄清的結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在此期間，我繼續探索了神經症的驅動力。我把強迫性動力稱為神經症傾向，並在我下一本書中描述了其中10種。那個時候，我還認識到神經症人格結構具有核心意義。我把它當作一種由許多彼此相互作用的微觀世界所形成的宏觀世界，每個微觀世界的中心就是一種神經症傾向。這個神經症理論具有實際用途。如果精神分析主要不在於將我們現有的困難與我們過去的經歷聯繫在一起，而在於解讀我們既有人格中種種動力的相互作用，那麼只需要一點點或甚至不需要專家的幫助，我們也完全可能認識和改變自己。面對精神分析師供不應求的現狀，自我分析似乎給我們帶來希望，讓我們能夠滿足這個至關重要的需求。由於大部分是在處理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自我分析的方法，所以我把那本書命名為「自我分析」。 然而，我並不完全滿意自己對於個體傾向的闡釋。我對這些傾向本身已有準確的描述，但令我煩惱不已的是，我覺得自己只是簡單羅列了它們的獨立形態。我可以看到的是，愛的神經症需要強迫性謙卑以及一個形影不離的「同伴」。而我沒有看到的是，它們對他人與自我共同呈現出一種基本態度，以及一套特定的生活哲學。這些傾向就是我現在描述為「親近他人」的核心。我還看到，強迫性追求權力和威望與神經症野心之間具有共同之處，它們大致上構成了某些因素，這些因素涉及我所稱的「對抗他人」。但是，雖然讚美需要和完美主義動力都具有所有神經症傾向的特徵，也影響了神經症與他人的關係，但似乎主要影響的是他與自己的關係。同樣，剝削需要看起來也不如愛或權力需要那麼基本必需，它的表現沒有那麼全面廣泛，好像它不是一個單獨的實體，而出自一個更大的整體。 後來，我的疑問得到了證實。之後那幾年，我把關注的焦點轉向了衝突在神經症中的作用。我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說過，神經症是通過矛盾神經症傾向的衝撞而出現的；在《自我分析》中我說過，神經症傾向不僅彼此加劇，還會製造衝突。然而，衝突一直是個枝節問題。弗洛伊德逐漸意識到了內心衝突的意義，但他把它們視為被壓抑和正在壓抑的動力之間的較量。我開始注意的衝突是另一種不同的衝突。它們作用於兩組矛盾的神經症傾向之間，儘管它們起初是關於對於他人的種種矛盾態度，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它們還包含了對於自我的矛盾態度、矛盾品質和矛盾價值觀。 越來越多的觀察結果使我對這些衝突的意義另眼相看。第一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病人對於自身明顯的矛盾熟視無睹。當我指出這些矛盾時，他們感到莫名其妙，似乎失去了興趣。反覆經歷這種情況之後我意識到，這種莫名其妙所傳達的是對於處理這些矛盾的一種深切反感。最後，他們在突然意識到衝突後驚慌失措，這就告訴我，我正在跟炸藥包共事。病人們有很好的理由逃避這些衝突：它們竭盡全力要把他們撕成碎片。 於是，我開始意識到，他們投入了驚人的精力與智力資源，多少令人絕望地嘗試「解決」衝突，更確切地說，是努力否認它們的存在並創建一種偽和諧狀態。我看到了四種主要的解決途徑，在本書中會有詳細討論。第一種嘗試的解決途徑是遮蔽部分衝突，然後將這部分衝突的對立面提升到主導地位。第二種是「遠離」他人。神經症離群現在也有新的功能表現。離群是基本衝突的一部分，也即是，原本對於他人的衝突態度之一；但它也是一種解決途徑，因為它使得自我與他人之間保持一段情感距離，從而衝突便無法運作。第三種途徑極為不同。它不是遠離他人，而是神經症患者自己遠離自己。他的整個現實自我對他來說多少有點不真實，於是他建立了一個自我的理想化意象來取代現實自我，從而極大地美化了衝突部分，因此衝突不再表現為衝突，而是某種豐富個性的各個不同方面。這個觀念有助於澄清許多神經症問題，而這些問題目前是我們的知識和治療所鞭長莫及的。它還將兩種之前無法整合的神經症傾向放到適當的範圍內來考慮。對完美的需要，現在表現為要努力達到這個理想自我標準；追求讚美可以被看作患者需要外部肯定，使他確定自己真的是他那個理想化意象，而且這個意象距離真實越遙遠，這些需要按照邏輯也就越貪得無厭。所有解決途徑中的理想自我可能都極其重要，因為它對於整個人格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反過來，它又會產生新的內心衝突，因此需要進一步的補救。第四種解決途徑主要就是力圖消除這個新衝突，儘管它也有助於除去所有其他衝突。通過我所說的外化作用，這些內部過程似乎是在自我之外來進行。如果理想自我意味著遠離現實自我，那外化仍然是一種更激進的分裂方式。它再次製造了新衝突，更確切地說，它放大了原來的衝突——自我與外部世界的衝突。 我之所以把它們稱為四種主要解決途徑，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有規律地在所有神經症中起作用——儘管程度不同——還有部分是因為它們導致了人格深刻的變化。但它們絕不是唯一因素。其他不太具有普遍意義的因素還包括各種策略，如：武斷的正確性，主要功能是消除所有內部疑慮；刻板地自我控制，通過純粹的意志力量使破裂的個體連在一起；憤世嫉俗，通過詆毀所有價值觀，消除有關種種理想的衝突。 同時，未消除的衝突的所有後果也逐漸明晰。我看到了各式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操守不可避免的損傷、繁雜糾葛所導致的極度絕望等。 在領悟到神經症絕望的意義之後，我才注意到受虐傾向。現在我知道，它是一個對做自己感到絕望的人通過替代性生活來補償的嘗試手段。這樣的人對於報復性勝利的欲望是無休止的，我們很容易觀察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在施虐傾向中。於是，我開始明白，破壞性剝削需要其實不是一種獨立的神經症傾向，而絕對只是某個更全面廣泛的整體的一種表達方式，由於沒有更好的詞語，所以我們稱這個整體為受虐傾向。 因此，一種神經症理論便這樣逐步發展起來，它的動力中心是「親近」態度、「對抗」態度與「遠離」態度各自間的基本衝突。因為一方面害怕被分裂，另一方面又需要作為一個統一體來發揮功能，所以神經症患者不顧一切地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一旦他通過製造一種偽平衡來成功解決掉這個問題，新的衝突又源源不斷地產生，持續不斷地需要進一步補救措施來消除它們。這種維系統一性的努力使得神經症患者更敵對、更無助、更恐懼、更疏遠自己和他人，結果導致種種衝突的困境變得更尖銳，變得更不可能真正消除。他最終開始絕望，也許還試圖在施虐中找到一種補償，但施虐反過來又增加了他的絕望感，並製造了新衝突。 這就是神經症發展和神經症人格結構的悲慘景象。然而，我為何還要稱我的理論是一種建設性理論？首先，它消除了不切實際的樂觀，這種樂觀讓我們以為只需簡單得可笑的手段就可以「治癒」神經症。但它並沒有涉及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我之所以認為它具有建設性，是因為它使我們能夠第一時間處理並消除神經症絕望。我之所以認為它具有建設性，主要是因為儘管它承認神經症糾葛的嚴重性，但它不但使我們有可能調和這些潛在衝突，還使我們有可能真正消除它們，因而使我們能夠致力於人格的真正整合。神經症衝突不能靠理性的決策來解決。神經症患者的那些解決方式不僅是掩目捕雀，還是有害無益的。但這些衝突能夠通過改變人格內部的相關條件來消除。每一次分析工作都能很好地改變這些條件，因為它能使一個人不再那麼無助、那麼恐懼、那麼敵意，也不再那麼疏遠自己與他人。 弗洛伊德對於神經症和神經症治療方面的悲觀之處在於，他極其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成長。他假設的是，人註定受苦或破壞。人的驅動本能只能被控制，最多是「升華」。我個人認為，人既能夠也渴望發展自己的潛力，並成為一個體面正直的人，而且，如果他與別人以及與自己的關係是紊亂的，還持續紊亂下去，那他的潛力就會退化。我相信，人只要活著，就能夠改變並不斷改變。隨著對神經症更深入的了解，我的這種想法也逐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