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念 · 第四篇 個人救贖與社會救贖

個人主義是傳統宗教的缺陷之一，傳統宗教相關聯的道德同樣具有這一缺陷。就傳統而言，宗教生活——姑且這麼說——乃是靈與神之間的對話。順從神之意旨，即為美德；此為個人之舉，而幾乎不必考慮社會情形。新教教派發揚了「皈依得救」（finding salvation）這一觀念，但基督教教義中向已有其存在。在歷史上的某些階段，單一靈魂的個人主義自有其價值，然而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更需要一種社會性的而非個人性的福利觀念。在本篇中，我將論及我們關於美好人生的觀念如何受其影響。 基督教興起於羅馬帝國那些與政治權力徹底脫節的人群之中，他們的國族已滅亡，就此融入泯滅個人人格的巨大集合。在基督教時代的前三百年間，皈依基督教的個人無力改變他們所依存的社會或政治體系，儘管他們深知體系之害。在此情境之下，他們很自然地接納了這樣的信念：在這不完美的世界裡，個人可臻完美，而美好人生與這世界毫無關聯。我這話的意思，比照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許更好理解。當柏拉圖想要描述美好人生時，他描述的是一個完整的社會，而非個人；他這是為了定義正義，而正義本質上是一個社會概念。柏拉圖對共和制下的公民身份習以為常，並將政治責任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隨著希臘式自由的喪失，斯多葛主義崛起了，不同於柏拉圖，而更像基督教——關於美好人生，他們秉持一種個人主義概念。 身處偉大的民主制之中，相較於君主專制的羅馬，我們應能在自由的雅典找到更為恰當的道德觀。在印度，政治環境酷似基督時代的猶地亞，我們看到甘地在傳布一種酷似基督所宣揚的道德觀，並因此受到羅馬總督彼拉多的基督教版傳人迫害。然而，較為激進的印度國族主義者不滿足於個人救贖：他們想要國族救贖。其間，他們接納了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觀點。我想指出幾個方面，其中這一觀點因受基督教影響，尚不具備足夠的勇氣與自覺，卻仍囿於個人救贖的信念。 如我們所想，美好人生需要諸多社會條件，否則無法實現。我們說，美好人生啟以愛，導以知。此間所需知識，僅當政府或富人投入其發現與傳播之時，方可取得。譬如，癌症的擴散令人驚恐——我們該如何是好？當前，由於知識的匱乏，這一問題無人可解；而且，不通過資助研究，很難獲取相關知識。話說回來，科學、歷史、文學與藝術方面的知識，應當對一切有意獲取的人開放；這就需要當局出面詳盡安排了，而改宗換派並不能做到這一點。隨後是海外貿易，舍此，則大不列顛有一半居民要忍飢挨餓；如果我們在忍飢挨餓，就不太可能擁有美好人生。種種案例，多說無益。重點在於，在美好人生與不幸人生的一切區別之間，世界乃是一體，那些假裝獨立過活的人實為寄生蟲，無論有意或無意。 個人救贖的理念為早期基督教徒所用，以對其政治上受支配的狀態進行自我安慰，一旦我們擺脫了那種關於美好人生的極度狹隘理解，這一理念就不再成立。在正統的基督教觀念中，美好人生即美德之人生，美德在於順從神之意旨，而神之意旨又借良心之聲示於個人。整個觀念在於：人類受制於外在的專制主義。除美德之外，美好人生還涉及諸多因素，例如智力。而良心是最虛偽不過的嚮導，因其得自關於幼年所聞訓誡的模糊記憶，故此絕不會比持有者的保姆或母親更高明。要在最完滿的意義上實現美好人生，人們必須擁有良好教育、友情、愛情和子女（如有此求），一份足以免於渴求或極度焦慮的收入，良好的健康狀況，以及不至於無趣的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於社會，並為政治事件所協助或阻礙。美好人生應當在美好社會之中發生，否則無法達成完滿。 此即貴族理想的根本缺陷。某些美好事物，諸如藝術、科學、友誼等，在貴族社會誠可蓬勃發展。它們以奴隸制為基礎而存在於希臘，也以剝削為基礎而存在於我們之中。然而，表現為同情或仁慈的愛，卻不能自由存在於貴族社會。貴族階層總會說服自己：奴隸、無產階層或有色人種是用下等泥土捏成的，這些人的苦痛不值一提。今時今日，文雅的英國紳士鞭笞非洲人時用力之狠，竟致他們歷經數小時不可言說的極度痛苦後身亡。即使這些紳士都受過良好教育，具備藝術修養，兼且善於言辭，我也無法認同他們擁有美好人生。人性之下，同情固有所限，但絕不該是這等程度。在一個倡導民主精神的社會裡，也只有瘋子才會如此行事。貴族理想所具有的同情之限，恰是其受譴責的緣由。救贖實為一種貴族理想，因為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理想。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個人救贖的理念無論怎麼解釋或加以擴展，都無法為美好人生下定義。 救贖的另一特徵是產於災變，例如保羅歸信(1)。雪萊的詩篇為這一觀念於社會之應用提供了註腳；當所有人改信之時，那一刻降臨了，「暴君」紛紛逃竄，而「世界的偉大時代重新開始」。(2)或許有人會說，詩人微不足道，其觀點無關緊要。但我確信，大部分革命領袖的觀點與雪萊所持者極度相似。他們以為，一切苦難、殘暴與墮落都源自暴君、神父、資本家或德國人，一旦推翻這些罪魁禍首，人心就會為之一變，我們也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只因心懷此念，他們一向樂於「以戰止戰」。那些遭遇失敗或死亡的人相對而言還算幸運；那些不幸取勝的人在他們的輝煌希望慘遭破滅之後，反而陷入憤世嫉俗或絕望的深淵。這些希望的終極根源，正是將災變改信視為救贖之道的基督教義。 我不願妄言革命絕無必要，唯願指出革命並非通往千禧盛世的捷徑。無論在個人層面或社會層面，都不存在通往美好人生的捷徑。要建設美好人生，我們必須在智力、自控和同情方面都有所積累。這是一個數量問題，涉及逐步改進、早期訓練和教育實驗。蓋因急躁不耐，才會相信驟然改進有可能發生。真正可能發生的逐步改進及其得以實現的方法，是未來或可解決的問題。但我們眼下也並非無話可說。在尾聲中，我將對此試述一二。 * * * (1)　保羅起初認為耶穌是違背猶太教傳統信仰的異端。後來他在往大馬色迫害門徒途中受日光照射而目盲，其間聽到耶穌的聲音，受到啟發並重獲光明，決定改信基督，遂成為後世所知的外邦人使徒。詳見《聖經·使徒行傳》。——譯註 (2)　語出雪萊長篇詩劇《希臘》（Hellas），49/1060行。江楓譯文參見《雪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卷，第72頁。——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