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念 · 第五篇 科學與幸福

道德家意在改進人類行為。不得不稱其雄心可嘉，因為他們的行為大都十分不堪。然而，不管是道德家所欲求的具體改進，還是他用以實現改進的方法，我都無法為之稱頌。他檯面上的方法是道德說教，真正的方法（如果他屬於天主教派）則是經濟賞罰制。前者帶來的影響並不長久，也不重要；自薩沃納羅拉(1)以降，宗教復興派帶來的影響總是轉瞬即逝。後者——賞罰——則確有成效。例如，賞罰制令男人情願和娼妓春風一度而不肯養情婦，因為需要採取最隱蔽的方法。他們由此而令這一風險極高的行業得以運轉，性病為之流行。這並非道德家所欲求者，但他過於缺乏科學頭腦，竟未察覺這正是他實際造成的後果。 要取代這種不科學的布道加賄賂大法，還有沒有更好的路可走？我想是有的。 人類行動之所以造成危害，若非源自無知，就是出於惡欲。從社會角度來看，「惡」欲可定義為意在阻撓他人慾求的欲求，確切而言，即其所阻撓的欲求多於其所助力的欲求。源自無知的危害無須細述；此間所需，莫過於更多的知識，故此，改進之法在於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教育。出於惡欲的危害則更為棘手。 凡人男女身上活躍著某種程度的惡意，包括對特定敵人的特定敵意，以及對他人的幸災樂禍。人們常以言辭精心將其掩飾，傳統道德約有半數是在為其塗脂傅粉。然而，道德家若要實現改進我們人類行動的目標，就不得不面對這一點。這一點處處可見，不遺巨細：見於人們一再重複並相信醜聞的歡欣之態，見於明知善待罪犯對其改造更有成效卻仍加以虐待之舉，見於全體白人對黑人令人髮指的野蠻行為，見於一戰期間老太太與教士們指點年輕人參軍義務的熱忱。就連兒童也可能成為恣意暴行的對象：大衛·考坡菲和奧立弗·退斯特絕非憑空想像。這種活躍的惡意乃是人性之至惡，假如這個世界想變得更幸福，最需要改變的就是這一點。這一原因與戰爭之間的牽連，或許比所有經濟、政治原因加在一起還要多。 有了防範惡意這一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首先，讓我們理解其來由。我以為，其中一部分是社會原因，一部分是心理原因。這個世界從過去到現在都立足於生死攸關的競爭；一戰期間的關鍵問題在於，是德國兒童還是協約國兒童應當死於饑渴。（拋開雙方的惡意，沒有任何理由表明雙方不能同生。）大多數人打心底里懷有一種對毀滅的深深恐懼；尤其是那些拖兒帶女的人。富人生恐布爾什維克會沒收他們的資產；窮人生恐失去工作或健康身體。所有人都陷入了對「安全感」的狂熱追求，想像著唯有征服潛在敵人才能獲得這種安全感。恰恰是在驚恐之中，暴行蔓延，愈演愈烈。各地反動派都訴諸恐懼：在英格蘭，是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恐懼；在法國，是對德國的恐懼；在德國，是對法國的恐懼。這些訴求的唯一結果就是，他們所欲保護的對象反而面臨更大的危險。 因此，具備科學頭腦的道德家應將戰勝恐懼列為首要關注之一。為此，可從以下兩點著手：一方面增強安全，一方面培育勇氣。我在這裡提及的恐懼是一種非理性情感，而不是對於潛在災禍的理性預見。當劇院著火時，理性的人和驚恐的人一樣明明白白地預見了災難後果，但理性的人採取了有可能減災的方法，驚恐的人反而加劇了災難後果。一九一四年以來的歐洲，就像著火的劇院中一名驚恐的觀眾；此時需要鎮定、權威的指揮，引導大家有序逃生，以免將彼此踩踏成泥。維多利亞時代雖然空話連篇，卻是迅猛發展的時期，因為此間主宰乃是希望，而非恐懼。如欲重新獲得發展，我們必須讓希望做回主宰。 凡可增強普遍安全的一切，往往也能削弱暴行。這不僅適用於防止戰爭，無論是通過國際聯盟(2)或其他；也適用於通過醫藥、保健與公共衛生方面的改進來改善健康；更適用於一切減緩恐怖的方法，這恐怖潛藏在人類心靈深處，每當他們入眠時便成了夢魘。但若我們努力讓一部分人類獲得安全，卻要以另一部分人類為代價——法國人以德國人為代價，資本家以工薪階層為代價，白種人以黃種人為代價，諸如此類——那就是徒勞無益了。這種方法只會在優勢群體中平添恐怖，生怕單單憤恨會令受壓迫者揭竿而起。唯有正義能賦予安全；而我所謂「正義」，指的是承認全體人類的平等要求。 不過，除了旨在帶來安全的社會變革之外，還有另一種更直接的削弱恐懼之法，那就是旨在增添勇氣的政權。鑒於勇氣在戰場上的重要性，人們早就發現了增添勇氣的辦法，即通過教育和飲食——例如，吃人肉一度被視為有效之法。然而，軍事上的勇氣總是統治集團的特權：斯巴達人比奴隸擁有更多，大英軍官比印度士兵擁有更多，男人比女人擁有更多，依此類推。幾百年來，勇氣一向被視為貴族的特權。統治集團每添一分勇氣，受壓迫者肩上就要承擔多一道重負，壓迫者據以產生恐懼的根基便再添一分，引起暴行的理由也就無從削弱了。勇氣必須民主化，方可使人之為人。 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近期發生的事件，勇氣已經開始民主化了。女性參政論者表明她們擁有的勇氣不輸最英勇的男人；這一表現對她們贏得投票至關重要。一戰中的普通士兵所需的勇氣並不亞於一名上校或中尉，更是遠遠超過一名將軍；這與他在退伍後不須應召有很大關係。自詡為無產階級捍衛者的布爾什維克也不缺乏勇氣，無論他們在其他方面聲名如何；這已為其革命前的表現所證明。在武士階層一度獨享尚武精神的日本，正是徵兵制向全體男性提出了對勇氣的需求。由此可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有大國都付出了諸多努力，以使勇氣不再為貴族獨享：如若不然，民主所面臨的危險就會遠超當下。 但戰鬥中的勇氣絕非其唯一形式，甚至稱不上最重要的形式。也有面對貧困的勇氣、面對嘲笑的勇氣和面對己方敵意的勇氣。可嘆便是最勇敢的士兵，也往往付之闕如。更不要說在面對危險時保持平靜與理性的思考、在驚慌引發的恐懼或憤怒之下控制衝動的勇氣。以上這些，自可通過教育的助力取得。而有了良好的健康、強壯的體格和充足的營養，加上生命基本衝動的自由宣洩，各種形式的勇氣也會更易授予。通過比較貓與兔的血液，或可找到勇氣在生理上的來源。對於增進我們的勇氣，科學可為之事幾無止境，例如冒險經歷、鍛煉健身與合理飲食。然而，我們上流社會之子大都享有的這一切，至今仍多為與財富掛鉤的特權。目前，在社會較貧困階層之中激發的勇氣只是聽令而行的勇氣，尚不具備主動性與領導力。當那些造就領導力的品質遍及各人，領導者與追隨者之分不再存在，民主也就終將實現。 不過，恐懼並非惡意的唯一來源；嫉恨與幻滅同樣有所貢獻。眾所周知，瘸子與羅鍋的嫉恨之心乃是怨艾之源，但除此之外，其他不幸也能造成類似後果。性受挫的男女很容易滿懷嫉恨；這往往表現為對幸運者的道德詆毀。革命運動有很大一部分驅動力源自對富人的嫉恨。妒忌當然也是嫉恨的一種特殊形式——對愛的嫉恨。(3)老年人常常嫉恨青年人，這時他們往往會虐待對方。 就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嫉恨，除了讓嫉恨者的人生美滿豐富起來，並在青年人之中倡導集體事業而非競爭的觀念。形式最為惡劣的嫉恨來自那些在婚姻、親子或職業方面未能稱心如意的人。就大多數案例而言，更好的社會制度可以避免此類不幸。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嫉恨很可能會有所殘留。史上多有此例，將軍們互相妒忌，寧可戰敗也不願讓對方收穫聲名。同屬一黨的兩名政客，或同屬一派的兩名藝術家，幾乎勢必互相妒忌。在此類案例中似乎無路可走，只能儘量保證各位競爭者無法傷害彼此，唯有憑藉巨大優勢取勝。藝術家的妒忌往往為害甚微，因為既然他沒有打算毀掉對手的作品，唯一有效的滿足之法就是畫出更好的作品。當嫉恨無法避免時，應通過這一刺激來促進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去挫敗對手的努力。 在增進人類幸福這一方面，科學的可能性並不局限在削弱人性中趨於兩敗俱傷的部分，即我們據以稱為「惡」的部分。在增進積極美德這一方面，科學可為之事幾無止境。健康狀況已經獲得巨大改善；雖有些戀舊者為之唱哀歌，不管和十八世紀哪個階層、哪個國族相比，我們總是壽命更長、病痛更少。只要對我們已掌握的知識稍稍多加應用，我們或許會比現在健康得多。而未來的發現很可能使這一進程大幅加速。 目前，還是自然科學對我們的生活影響最廣，但在未來，生理學與心理學帶來的影響很可能遠在其上。等我們發現生理條件是如何決定了性格，要是我們願意，就能打造出更多我們所欽慕的那一類人。智力、藝能、仁慈——所有這一切，無疑均可通過科學增進。只要人類肯善用科學，那麼，在打造更美好的世界這一方面，可為之事或無止境。我曾在別處闡明我的恐懼，擔心人類無法對他們取自科學的力量善加利用。(4)眼下，我所考慮的是人類選擇向善時所能為之善，而非人類是否情願選擇為害這一問題。 對科學在人類生活中的應用，存在那麼一種態度，令我有所共鳴，但作為結論又不敢苟同。那就是人們對一切「不自然的」事物心懷憂懼的態度。盧梭自是這一觀點在歐洲最大的倡導者。在亞洲，老子對這一觀點的闡述甚至更令人信服，而且還早了兩千四百年。我認為，在對「自然」的欽慕中，真理與謬誤難解難分，重要的是對此進行釐清。首先，何為「自然的」？略而言之，即論者幼年時所慣見的一切。老子反對的道路舟車(5)，大概都是在他出生的村子裡見不到的東西。盧梭習慣了這些東西，便不覺其有違自然。但若他活到鐵路問世的年代，無疑也會大加抨擊。衣服和烹飪的歷史過於悠久，大部分自然的信徒都不至於橫加指責，即便他們都反對新式樣。有人視節制生育為邪惡之舉，卻能容忍禁慾之行，因為前者是一種新出現的悖逆自然，後者則由來已久。如此種種，足見自然鼓吹者之前後矛盾，令人不由視其為保守分子。 即便如此，他們並非一無可取之處。以維生素為例，其發現引得「自然的」食物突然回潮。然而，魚肝油和電光似乎也能提供維生素，這可不屬於人類「自然的」飲食。此例可證，無知之下，對自然做出新的背離可能帶來無法預料的危害；而當人們漸漸了解這一危害之後，往往很快就會以新的人造物來彌補。至於我們的物質環境與我們滿足欲求的物質手段，「自然」主義除了證明在採用新對策時應當謹慎試驗之外，我不認為還有什麼別的意義。譬如說，衣服有違自然，且要保證它們不致病，還須佐以另一種不自然措施：洗滌。然而，兩相疊加，就能讓我們比一無所有的野人更健康。 在人類欲求這一方面，「自然」還有更多可取之處。將某種生活強加給男女兒童而令其最強烈的衝動受挫，不僅殘酷，而且危險；在此意義上，給定某些附帶條件，依照「自然」去生活就是值得嘉許的。論人為者莫過於地鐵，但兒童去搭乘地鐵對其天性並無折損；相反，幾乎所有兒童都會覺得這一體驗再愉快不過了。在同等條件下，能滿足普通人慾求的人為之物就是好的。不過，受權威與經濟需求所迫而選擇的人為生活方式就不可取了。毋庸置疑，眼下這樣的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必要的；輪船少了司爐，遠洋航行就會寸步難行。但此類需求未免令人遺憾，我們也應設法將其免除。一定的工作量並不會引發抱怨；實際上，這多半比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更令人幸福。然而，眼下人們必須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工種，都可謂慘澹之至：那些終其一生無法擺脫的日常事務，尤為不堪。人生不可管制太嚴，或過於井井有條；我們的衝動只要不是確確實實對他人造成毀滅或傷害，就該在可能的情況下任其自由宣洩；要給冒險留些空間。我們應當遵從人類天性，因為我們的幸福須從我們的衝動和欲求中去醞釀。給人某些抽象意義上的「好」東西並沒有用；假如我們要帶來更多幸福，就必須給予某些他們所欲求或所需要的東西。假以時日，科學或可學會塑造我們的欲求，令其自此不再與他人的欲求產生衝突；與現在相比，到那時我們將能夠滿足我們的欲求中的更大多數。在此並僅僅在此意義上，我們的欲求就會變得「更好」。孤立狀態下的單一欲求無謂更好或更壞；但如果有一系列欲求能夠同時獲得滿足，而另一系列欲求彼此之間互不調和，那麼前者就比後者更好。這就是愛之所以比恨更好的緣故。 遵從物質自然是愚蠢之舉；應以使之盡最大可能服務於人類目的為考量，對物質自然進行研究，但在倫理意義上，它始終無謂好壞善惡。在物質自然與人類相會之處，譬如考慮人口問題時，不必束手臣服，兀自相信唯有通過戰爭、疫病和饑荒才能解決過度生育。神學家們宣稱：就此而言，將科學應用於問題的物質一面乃是惡行；我們必須（他們如是說）將道德應用於人性一面，實施節慾。且不說就連神學家本人都知道這一建議無人採納，運用物質手段避孕以解決人口問題又何以成為惡行呢？對此能給出的答案莫不來自陳舊教條。顯而易見，神學家所宣揚的悖逆自然，至少並不亞於節制生育。神學家選擇的悖逆自然，一旦成功實施，便將招致不幸、嫉恨與迫害傾向，並往往伴隨瘋狂。而我寧肯選擇與蒸汽機甚或打雨傘同類的「悖逆」自然。由此可見，我們應遵循「自然」這一原則的應用是何等含混不清、捉摸不定。 自然，甚或人類本性，漸漸不再是一種絕對基準，而將日益成為科學操作所塑造的模樣。只要人們願意，科學就能通過給予知識、自控以及促進和諧而非衝突的品性，使我們的孫輩享有美好人生。當前科學教給我們子輩的是如何自相殘殺，因為許多科學工作者情願犧牲人類的未來，換自己一時的成功。然而，當人類得以像他們掌控外在世界那樣掌控自我情感之時，這一階段便告終結。那時，我們也終將收穫屬於我們的自由。 * * * (1)　薩沃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義大利多明我會修士，1494—1498年任佛羅倫薩的精神和世俗領袖。他反對宗教腐敗、世俗享樂和商業經營，焚燒了文藝復興期間的大量藝術品與書籍，以嚴厲的布道著稱。——譯註 (2)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簡稱國聯，成立於1920年巴黎和會召開後。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主要任務的國際組織，在本書寫作的1920年代有顯著功績，但終未阻止二戰爆發。1946年為聯合國所取代。——譯註 (3)　妒忌（jealousy）與嫉恨（envy）之辨：兩詞在英文中區別明顯，jealousy是因對方可能奪去自己所欲求或已有之優勢而產生的猜忌心理，在三角關係中表現為占有欲，俗稱「吃醋」；envy則是看到對方擁有高於自己的優勢時產生的屈辱與渴望。——譯註 (4)　參見拙作《伊卡洛斯：科學的未來》。 (5)　應指《道德經》談及「小國寡民」理想時所云「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