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與觀念 · 第四部分 論德國

1933年3月聲明[106] 只要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待在這樣一個國家：它奉行政治自由和寬容，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政治自由意味著可以用語言文字自由地表達政治觀點，寬容則意味著尊重他人的任何信念。 目前德國尚不具備這些條件。在那裡，為促進國家間的共同理解而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正受到迫害，其中不乏頂尖的藝術家。 個人受到壓力會精神失常，社會有機體也會患上精神疾病，尤其是在困難時期。在通常情況下，國家可以挺過這些疾病。但願德國能夠很快恢復健康，也希望將來像康德和歌德那樣的偉人不僅受到緬懷，他們所教導的原則也能在公眾生活中得到普及與貫徹。 [106]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與普魯士科學院的通信[107] 1933年4月1日科學院發表的反愛因斯坦聲明 普魯士科學院憤慨地從報紙上獲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參與了法國和美國的煽動活動。他需要立即對此作出解釋。在此期間，愛因斯坦宣布退出科學院，理由是他不能在目前的統治下為普魯士邦效力。身為瑞士公民的他似乎也有意放棄1913年成為科學院正式院士時附帶取得的普魯士公民資格。 普魯士科學院為愛因斯坦在外國從事煽動活動而感到痛心疾首，因為科學院及其成員一向認為與普魯士邦密切聯繫在一起。他們雖然極力避免一切政治派別，但始終強調並永遠忠於國家的思想。有鑒於此，科學院沒有理由對愛因斯坦的退出感到惋惜。 普魯士科學院 （簽字）恩斯特·海曼教授博士 常務秘書 愛因斯坦致普魯士科學院的聲明 勒科克海濱，1933年4月5日 據可靠消息，普魯士科學院在一份官方聲明中稱，「愛因斯坦參與了美國和法國的惡意煽動活動」。 在此聲明，本人從未參與任何惡意煽動活動。還必須重申，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見過這種煽動。人們一般只是滿足於複述和議論德國政府負責人的官方聲明和命令，以及用經濟手段來消滅德國猶太人的計劃。 我在報紙上聲明，我打算辭去科學院的職位，並且放棄普魯士的公民身份，因為我不想生活在一個在法律面前不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論和教學自由的國家。 此外，我還把目前德國的狀況稱為大眾的一種精神病態，並就原因作了評論。 我曾擬過一份文件，可供「國際反排猶主義同盟」謀求支持之用，但完全無意訴諸報端。我在文中呼籲所有明達之士，倘若仍對危機四伏的文明理想忠貞不渝，應極力防止這種大眾精神病進一步蔓延，它在當今德國已經顯示出極為可怕的症狀。 在發錶針對我的聲明之前，科學院要找到我的原始文件並不困難。德國報界也轉載我故意被歪曲的說法，對於今天受到鉗制的輿論來說，實屬意料之中。 我願意為我發表的每一個字負責，也希望科學院能夠禮尚往來，將我的這份聲明告知各位院士和德國公眾，因為我在他們面前遭到了污衊，貴院也在這件事上插了一手。 普魯士科學院的兩封回信 柏林，1933年4月7日 作為普魯士科學院現任首席秘書，我謹奉告，您3月28日關於辭去科學院院士一職的來信已收悉。 科學院已在1933年3月30日的全體會議上對此作了通報。 科學院對事態的發展深表遺憾。作為地位崇高的科學權威，您與德國人共事那麼久，也擔任院士多年，照理說應當熟知德國人的性格和思維方式，出人意料的是，您竟然在這個時刻與國外一幫人攪在一起。部分是出於對實際情況和事件的無知，這幫人散布錯誤觀點和毫無根據的謠言，對德國人民造成了很大傷害。您在本院任職多年，無論本人持何種政治立場，我們當然期望您能站在國家的捍衛者這邊，反對別人對它的肆意誹謗。曾幾何時，那些惡意中傷既卑鄙可恥又荒謬可笑，那時您哪怕為德國人民講一句好話，在國外也會產生巨大反響。但您的證詞卻被敵人利用了，他們不僅是當今德國政府的敵人，也是德國人民的敵人。這件事讓我們大為痛苦和失望，即使沒有收到您的辭呈，我們也不得不與您分道揚鑣。 此致 （簽字）馮·菲克爾 1933年4月11日 科學院在此聲明，本院1933年4月1日所作的聲明不僅是基於德國報紙的報道，更是基於外國尤其是法國和比利時報紙的報道，愛因斯坦先生對此並未加以否認。何況在此之前，科學院已經看到了他向「反排猶主義同盟」發出的那份廣為兜售的聲明，文中悲嘆德國已經退回到遠古的野蠻不化。再者，雖然愛因斯坦先生自稱從未參與惡意煽動，但科學院認定他並沒有駁斥不公的猜疑和誹謗，而在科學院看來，這本是身為資深院士的他所應盡的義務。可愛因斯坦先生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國外發表了一些聲明。這些聲明出自一個有世界聲望的人之口，必定會被敵人利用和濫用，他們不僅是當今德國政府的敵人，也是全體德國人民的敵人。 普魯士科學院常務秘書 （簽字）馮·菲克爾、恩斯特·海曼 愛因斯坦的回覆 勒科克海濱（比利時），1933年4月12日 你們4月7日的信我已收到，對於你們在信中表露的心態，我深感遺憾。 在事實方面，我只能回復如下：關於我的行為，你們的說法其實只是把已經發表的那篇聲明換了個形式罷了，在那篇聲明中，你們譴責我參與了反對德國人民的惡意煽動。在上一封信中我已講明，這種指控純屬污衊。 你們還說，哪怕我能「為德國人民講一句好話」，在國外也會產生巨大反響。對此我必須回應說：要我像你們建議的那樣做證，無異於徹底否認我終生秉持的正義與自由信念。這樣的證言不會如你們所願是為德國人民講好話，而只會為一些人背書，他們正企圖破壞曾使德國人民在世界文明中贏得光榮席位的觀念和原則。在目前情況下做這樣的證詞，我就是在間接促進道德敗壞和現有一切文化價值的毀滅。 有鑒於此，我感到不得不退出科學院，你們的信只是證明了我這樣做是多么正確。 [107]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與巴伐利亞科學院的通信[108] 巴伐利亞科學院 慕尼黑，1933年4月8日 致愛因斯坦教授： 您在給普魯士科學院的信中聲稱，是德國目前的形勢導致了您的辭職。幾年以前，巴伐利亞科學院曾遴選您做通訊院士，本院與普魯士科學院以及其他德國科學院都有密切的聯繫，因此，您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勢必會影響您與本院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詢問您，經歷了同普魯士科學院之間的事情以後，您如何看待與本院的關係？ 巴伐利亞科學院院長 愛因斯坦的回覆 勒科克海濱，1933年4月21日 我之所以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是因為在目前的形勢下，我既不願做一個德國公民，也不願與普魯士教育部保持某種依附關係。 這些理由本身並不會導致我與巴伐利亞科學院解除關係。但如果我希望從院士清單中除名，那是出於另一個理由。 科學院的首要任務是促進和保護一個國家的科學生活。但據我所知，許多德國學者、學生以及受過學術訓練的專業人士在德國被剝奪了一切工作謀生的機會，此時德國的學術團體卻袖手旁觀、默不作聲。我不願屬於任何一個這樣行事的團體，即使它這樣做是出於外界壓力。 [108]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對受邀參加反排猶主義示威活動的回覆[109] 我從各個方面認真思考了這項非常重要的提議，它與近來我最為關切的一個問題有關。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我無法親自參加這場極為重要的示威活動，理由有二： 首先，我還是一個德國公民。其次，我是猶太人。關於第一點我須做些補充：我曾在德國機構工作，在德國始終被視為可靠的人。無論我對德國正在發生的可怕事件感到多麼遺憾，對政府授意犯下的可怕錯誤表示多麼強烈的譴責，我都不宜親自參加由外國政府的官方人士發起的活動。為了充分理解這一點，請您設想一位法國公民遇到了類似情況，要同一些知名的德國政客聯合起來抗議法國政府的行動。您即使承認這種抗議完全正當，大概也仍然會把自己同胞的做法看成一種背叛。假如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110]發生時覺得有必要離開法國，他也肯定不會參與由德國官方人士發起的抗議活動，無論他對此可能多麼認同。他所能做的僅僅是為國人感到羞愧而已。 其次，如果反對不公正和暴力的抗議活動的參與者完全是出於人道情懷和對正義的愛，這種抗議就要有價值得多。這並不適用於像我這樣一個視其他猶太人為弟兄的人。對我來說，對猶太人不公正就等於對我自己不公正。我在自己的事情上不便裁判，而只能等公正客觀的局外人做出裁決。 這些便是我的理由。不過我還想補充一點，我向來讚賞和尊重那種強烈的正義感，它是法國傳統最高貴的特徵之一。 [109]以下是愛因斯坦對受邀參加在法國舉行的一場反德國排猶主義示威活動的回覆，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110]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籍的上尉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有叛國罪，被革職並處終身流放，法國右翼勢力趁機掀起反猶浪潮。此後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國政府一直不願承認錯誤，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無罪。這一事件史稱「德雷福斯案件」。——譯者注 致華沙猶太人區戰爭中的英雄[111] 在抵抗德國有組織的謀殺過程中，他們作為猶太民族的成員英勇犧牲。這些犧牲加強了各國猶太人之間的凝聚力，在苦難中共同努力，為實現更美好的人類社會而奮鬥，先知們明確而堅定地把這種社會樹立為我們的目標。 如果世界上還有正義，如果各國的集體責任感還沒有消失殆盡，那麼整個德國民族要為這些大屠殺負責，必須受到懲罰。納粹黨身後是德國民眾，希特勒在其著作和演說中明確無誤地表達了可恥的意圖之後，德國民眾選擇了他。在所有民族當中，只有德國人未做認真抵抗來保護無辜受害者。當他們被徹底擊敗並開始哀嘆自己的命運時，我們絕不能再次上當受騙，而應牢記：他們故意用他人的人性，來為他們對人類犯下的最後也是最嚴重的罪行做準備。 [111]載《波蘭猶太人協會會報》（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Polish Jews, New York,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