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與觀念 · 第二部分 論政治、政府與和平主義

科學的國際性[54] 正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達到頂點時，埃米爾·費舍爾在戰時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說了這樣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沒用的，先生們，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的。」對此，真正偉大的科學家不僅心知肚明，而且感同身受，即便在政治紛爭的年代，他們被氣量狹窄的同事孤立時，也會這樣堅持。戰爭期間，每一個陣營中都會有不少選民背叛自己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已經解散。從當時到現在，學術會議都把敵國的同事們拒之門外。政治方面的考量被一本正經地提出來，導致純粹客觀的思維方式無法起主導作用，我們偉大的目標必定受挫。 在情感上不為一時所惑的正義之士如何才能進行補救呢？當前大多數學人仍然群情激憤，真正國際性的大會是無法召開的。至於恢復國際科學工作者協會，大家的心理障礙還太強，尚不能被少數更為開明之士克服。為使國際協會恢復健康，這部分人其實大有用武之地，他們可以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接觸，在各自的領域堅定支持國際事業。大獲成功尚需時日，但無疑會有這一天。我要藉此機會向我們的各位英國同事致敬，在那些艱苦的歲月，他們始終懷有維護知識共同體的強烈願望。 無論在什麼地方，個人的態度都比官方聲明要好。正義之士要記住，「元老院的議員是好人，元老院卻是野獸」，不要讓自己被激怒或誤導。 如果說我對國際組織的進展充滿信心，那麼這種感受與其說是因為我對同事們的聰明才智和高尚情操有信心，不如說是源於經濟發展的迫切壓力。既然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依賴於立場保守的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也會違心地幫助創建國際組織了。 [54]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辭職信[55] 尊敬的杜富爾–福隆斯先生： 對於您的友好來信，我絕不能置之不理，否則您可能會對我的態度產生誤解。我決定不再去日內瓦參會，僅僅是因為：很遺憾，經驗告訴我，整個委員會並未真正下決心要在改善國際關係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在我看來，它更像是體現了「做表面文章」的原則。在這方面，委員會甚至比整個國際聯盟還要糟糕。 努力建立一個高於國家的國際仲裁調解機構，是我始終掛懷的一個目標，因此我才感到不得不離開委員會。 該委員會在各國設立的「國家委員會」成了各國知識分子與委員會溝通的唯一渠道，這等於認可了對各國文化少數族群的壓迫。因此，就給予國家少數族群以道義支持、反對文化壓迫而言，委員會是有意失職。 在反對各國教育的沙文主義和軍事化傾向方面，委員會的態度也是不冷不熱。因此，在這個至關重要的領域，不能指望它能有什麼真正作為。 對於那些義無反顧地致力於維護國際秩序和反對軍事制度的個人和組織，委員會也未能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在成員任命上，明知有人倒行逆施，不去履行相關義務，委員會也允許其加入。 無須再有更多論證，由以上幾點您肯定已經看出我去意已決。寫起訴書不是我的事情，我只是在解釋我的立場。您若是覺得本人還有留下的希望，放心吧，那肯定是錯覺。 [55]1923年愛因斯坦寫給國際聯盟知識合作委員會的辭職信。阿爾伯特·杜富爾–福隆斯（Albert Dufour-Feronce）時任德國外交部高官，後來成為國際聯盟首任德國籍副秘書長。1924年，為了抵制德國沙文主義者利用其較早的決定來反對國際合作，愛因斯坦重新加入了知識合作委員會。本文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知識合作研究所[56] 今年，歐洲的政治領袖們第一次認識到，傳統政治團體只有停止彼此之間的鉤心鬥角，歐洲大陸才能重獲繁榮。因此，必須鞏固歐洲的政治組織，並逐漸嘗試取消關稅壁壘。這一偉大目標不能只靠協定來實現，而是必須先有思想上的準備。必須努力逐漸喚起人們的團結意識，迄今為止，這種意識並非止於前線。正是懷著這種想法，國際聯盟創建了知識合作委員會。該委員會是一個與政治無關的純國際組織，其任務是在因戰爭而遭到孤立的各國知識分子之間建立起聯繫。事實證明，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不得不承認，至少在我最熟悉的國家，藝術家和學者遠比擔任重要職務的人更受制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 迄今為止，知識合作委員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為使工作更有成效，法國政府決定出資創建一個永久的知識合作研究所，該所近期就會開放。對於法國的這一慷慨之舉，所有人都應心存感激。 聚在一起談笑風生、互相恭維，對感到遺憾或不認同的事情一概不談，這固然輕鬆愉快，但唯有誠實才有助於推進我們的工作。因此，在祝賀其新生的同時，我也要提一些批評。 據我平日觀察，委員會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對自己在政治上的客觀公正缺乏信心。今後，凡有助於增強這種信心的事情我們就做，凡可能削弱這種信心的事情就不做。 因此，法國政府在巴黎出資創建一個研究所，把它當作知識合作委員會的一個永久機構，並由一個法國人出任所長，這難免讓外界產生一種印象，以為委員會由法國主導。加之目前委員會的主席也是法國人，則更是加深了這種印象。雖然相關人士都享有極高聲譽，處處受到尊敬愛戴，但這種印象依然存在。 「我已經說完，並且拯救了自己的靈魂。」衷心希望新成立的研究所能夠通過與委員會的持續互動，成功推進其共同目標，並贏得全世界知識分子的信認和認可。 [56]可能寫於1926年，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57]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讓一個經濟學領域的門外漢敢於對當前令人憂慮的經濟困難的性質發表意見，那定是專家之間沒有一致的看法，讓人無所適從。我講的東西並不新鮮，只是表達了一個獨立而誠實的人的看法。我既無階級偏見，也無民族偏見，只是希望人類幸福，人的生存能夠儘可能地和諧。如果以下內容讓讀者覺得我好像言之鑿鑿，那只是為了表達的方便，而絕非出於無端的自信，或者自認為對一些問題的淺見絕對無誤，那些問題其實是異常複雜的。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本質上不同於以往，因為它所處的經濟形勢是全新的，而這乃是生產方式突飛猛進的結果。今天，只需現有勞動力的一部分，即可生產出生活所需的全部消費品。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下，這必然會導致失業。 出於一些我不打算在這裡分析的原因，大多數人不得不為維持生計的最低工資而工作。如果兩家工廠生產同樣的商品，若其他情況相同，並讓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強度達到人體所能承受的極限，則雇用工人較少的工廠生產出的商品會更便宜。因此，憑藉當今的生產方法，無可避免只會用到現有勞動力的一部分。雖然對這部分人有不合理的要求，但其餘的人卻被生產過程自動淘汰。這終將導致商品銷售和利潤下降，企業走向破產，由此又會引發新的失業和對企業信心的不足，公眾對銀行參與減少。最後，銀行會因遭到擠兌而無力償還債務，工業齒輪也隨之完全停滯。 關於這次危機的原因還有另一些說法，我們現在就來考察一下： 生產過剩：這裡我們應當區分兩種東西，即真正的生產過剩和表面的生產過剩。所謂真正的生產過剩，我指的是生產超出了需求。當前美國汽車和小麥的生產也許就是這種情況，雖然這也是可疑的。而另一種所謂的「生產過剩」，通常是指某種商品的產量超出了現有情況下所能賣出的量，儘管此消費品在消費者中仍然短缺。我稱這種狀況為表面的生產過剩。在這種情況下，缺少的不是需求，而是消費者的購買力。這種表面的生產過剩只不過是危機的代名詞，所以不能用來解釋危機；因此，試圖用生產過剩來解釋當前的危機，不過是在玩文字遊戲罷了。 賠款：支付賠款對於債務國及其經濟來說是沉重的義務，為此這些國家不得不參與傾銷，結果也損害了債權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危機卻出現在有很高關稅壁壘的美國，可見這不可能是世界危機的主要原因。因賠償而導致的債務國黃金短缺，最多只能說明應當停止這種支付，而不能用來解釋世界危機。 新關稅壁壘的設置，非生產性軍備負擔的加重，潛在的戰爭威脅所導致的政治不安：所有這些都使歐洲的局勢更加嚴峻，對美國卻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危機在美國的出現表明，這些不可能是危機的主要原因。 中國和蘇聯兩個大國的退出：這對世界貿易的打擊在美國同樣表現不明顯，因此不可能是危機的主要原因。 戰後下層階級的經濟崛起：這即使是事實，也只會導致商品短缺，而不是供給過剩。 我不再列舉其他論點來煩擾讀者了。在我看來，這些論點都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我確信，技術進步本身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人類生存所需的勞動負擔，但卻是目前這種苦難困境的主要原因。於是，一些人便一本正經地要禁止引入技術革新。這顯然是荒謬的。但如何才能以更為合理的方式為我們的困境找到出路呢？ 若是能防止群眾的購買力（以商品價值來衡量）降到某個最小的程度以下，像我們今天經歷的這種產業循環的停滯就不可能發生。 要做到這一點，邏輯上最簡單但也是最冒險的辦法是完全的計劃經濟，由社會來生產和分配消費品。今天蘇聯正在嘗試的做法本質上就是如此。情況究竟如何，主要要看這種強迫性的試驗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在這裡做出預言會有傲慢放肆之嫌。在這種體制下生產商品，能否比私人企業享有更多自由的體制更加經濟呢？與這種體制相伴隨的恐怖，我們「西方」人任誰也不願去碰，倘若沒有了這種恐怖，它是否還能維持下去？這種僵化集中的經濟體制難道不會走向貿易保護和阻礙有益的創新嗎？但我們必須注意，切不可讓這些想法變成偏見，妨礙我們形成客觀判斷。 我個人認為，只要能與著眼的目標相容，尊重現有傳統和習慣的那些做法一般要更為可取。我也不相信突然將經濟交由政府去管理會有利於生產；應當給私人企業留出活動範圍，只要它還沒有通過卡特爾化被產業本身所淘汰。 不過，這種經濟自由應受兩方面的限制：每一個生產部門都應通過法律規定來縮短每周工作時間，以便系統性地消除失業。同時還應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以使工人的購買力跟得上生產。 此外，在通過生產者組織而形成壟斷的那些行業，價格應由國家來控制，以使資本收益保持在合理限度，並防止人為地抑制生產和消費。 這樣一來，或許能夠建立起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既不用對企業自由限制太多，亦可制止生產資料（土地、機器）所有者對最廣義的工薪階層的壓榨。 [57]本篇與接下來兩篇文章寫於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期間。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生產和購買力[58] 我不相信解決當前困難的方法在於認識生產能力和消費，因為這種認識一般而言都來得太晚。而且在我看來，德國的問題並不在於生產設備過剩，而在於一大部分人口購買力不足，這些人因為產業的改進而被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 我認為，金本位制有一個嚴重的弊端，即黃金供應的短缺會自動導致信貸緊縮和通貨減少，而價格和工資卻無法迅速調整到位。 依我之見，擺脫我們的困境有如下天然藥方： 1.對各個產業部門進行分級，依照法令減少工作時間以消除失業，固定最低工資，以使大眾購買力適應商品的供給。 2.控制流通貨幣總量和信貸規模，使物價水平保持穩定，取消一切形式的貨幣本位。 3.對因壟斷或形成卡特爾而沒有實際參與自由競爭的商品實行法定限價。 [58]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生產和勞動[59] 在我看來，根本的麻煩在於勞動力市場幾乎無限的自由，以及生產方法的突飛猛進。要想滿足今日世界之所需，早已不需要現有的全部勞動力。由此導致的失業和工人之間的惡性競爭都會降低購買力，從而使整個經濟體系難以承受，陷入癱瘓。 我知道，自由派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勞動力的任何節省都會被需求的增長所平衡。但首先我並不相信這一點，即使它是對的，上述因素也總會導致大部分人的生活標準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和您一樣，我也認為必須採取措施使年輕人能夠參與生產過程。此外，不應讓上了年紀的人從事某些類型的工作（我稱之為「不能勝任的」工作），而應直接發給他們一定數量的養老金作為補償，因為他們以前為社會所作的生產性勞動已經夠多的了。 我也支持取消大城市，但不贊成將某種類型的人如老年人安置在特定的城鎮。坦率地講，這種想法讓我感到厭惡。 我也認為必須避免貨幣價值波動，根據消費狀況選出某些類型的商品作為標準來取代金本位制。如果我沒有記錯，凱恩斯早就提過這樣的建議。如果引入這套制度，只要相信國家會合理利用這樣一筆額外收入，那麼根據目前貨幣的購買力，人們或許願意忍受某種程度的「通貨膨脹」。 因此在我看來，您這份計劃的弱點在於心理方面，或者說忽視了這個方面。資本主義不僅帶來了生產的進步，而且也帶來了知識的進步，這絕非偶然。遺憾的是，利己主義和競爭是比集體精神和責任感更強大的力量。在俄國，據說得到一塊像樣的麵包都很困難……對於國家和其他形式的集體事業，我的看法也許過於悲觀了，但我確實對此不抱什麼希望。官僚體制會葬送一切成就。我見過和經歷過太多可怕的警告，即使連堪稱楷模的瑞士也是如此。 我傾向於認為，國家僅僅作為限制和調節的因素才對勞動過程真正有用。國家務必把勞動力之間的競爭保持在健康的限度內，確保所有孩子都能茁壯成長，還要確保收入足夠高，以使產品能被消費掉。不過，如果有關措施由一些獨立的專家本著客觀的精神制定出來，那麼國家是能夠通過調節功能來施加決定性影響的。 [59]一封回信，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在學生裁軍集會上的講話[60] 前幾代人贈予了我們一份極為寶貴的禮物，那就是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我們的生活因此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自由和美好。但這份禮物也給我們的生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險。 文明人類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我們的道德力量。因此，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任務一點不比前幾代人完成的任務更輕鬆。 如今，生產食品和消費品所需的勞動時間比過去少得多。但勞動和產品的分配問題卻比過去困難得多。我們都感到，經濟力量的自由運作，個人對財富權力不加控制和約束的追求，無法使這些問題自動得到妥善的解決。必須將商品生產、勞動力使用和產品分配以明確的計劃組織起來，才能不浪費寶貴的生產性勞動力，大部分民眾才不致陷入貧困和道德敗壞。 不加限制的「神聖利己主義」會給經濟生活帶來可怕的後果，用它來指導國際關係就更糟糕了。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如果不能及時找到防止戰爭的辦法，人類的生活將變得無法忍受。這個目標非常重要，而迄今為止所做的努力還遠遠不夠。 人們試圖通過限制軍備和對戰爭做出限制性規定來減輕危險。但戰爭不是室內遊戲，參與者不會老老實實地遵守規則。在生死攸關之際，規則和義務不起任何作用。只有無條件地拒絕戰爭，才能有用。僅僅創立一個國際仲裁法庭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條約來確保該法庭的裁決能夠得到所有國家的切實執行。倘若沒有這種保證，各國絕不敢真的裁軍。 例如，假定美、英、德、法政府以經濟抵制相威脅，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在中國的戰爭行動，大家認為日本政府會無視命令，讓自己的國家陷入危險境地嗎？那麼，為何不這樣做呢？為什麼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要為了生存而擔驚受怕呢？因為大家都在追求自己可憐的眼前利益，而不是首先致力於整個社會的幸福與繁榮。 因此我一開始就說，今天人類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道德力量。要想生活得幸福快樂，就必須通過克己和自我約束。 這種發展的力量從何而來呢？只能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年少時便有機會以學習來磨鍊心志和開闊視野。因此，我們老一輩人正寄望於你們，努力完成我們未竟之事。 [60]1930年前後對一群愛好和平的德國學生髮表的講話，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1932年裁軍會議[61] 一 請允許我以一則政治信條開篇，那就是：國家為人而設，人非為國家而生。對於科學，也可以說出同樣的話。這樣古諺只可能出自那些將人格視為最高人類價值的人。若不是這些話有可能徹底遭到遺忘，特別是在我們這個講求制度、墨守成規的時代，我本不應重複提及。我認為國家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個人，使其有機會發展個人創造性。 也就是說，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人，我們不應是國家的奴隸。一旦國家用暴力逼迫我們服兵役或上戰場，國家便違反了這項準則，何況這種奴性兵役的目標和結果都是殺戮他國人民或干涉其自由發展。只有能夠促進個人的自由發展，我們才會為國家做這種犧牲。這種看法對於每一個美國人來說也許是自明的，但對於歐洲人來說卻並非如此。因此也許可以希望，反戰鬥爭能在美國人那裡得到強有力的支持。 現在讓我們談談裁軍會議。想到裁軍會議，我們是該笑、該哭還是該心存希望呢？假定有一座城市，那裡的居民性情暴躁、言不由衷、爭吵不休，嚴重的障礙使一切健康發展都變得不可能。市政府希望改善這種糟糕的狀況，而所有政府顧問和市民都堅持繼續隨身攜帶刀具。經過數年準備，市政府終於決定妥協，但提出一個問題：出門時隨身攜帶的刀具應該多長和多鋒利？當然，只要那些狡猾的市民拒絕通過立法、法庭和警方來禁止使用刀具，一切都會是老樣子。無論對刀具的長短、利鈍做何種規定，得利的都只是好勇鬥狠之人，弱者只能任其擺布。大家都明白這則比喻的意思。不錯，我們是有國際聯盟和仲裁法庭，但國際聯盟不過是個開會的地方，仲裁法庭也無法強制執行自己的決議。倘若某個國家受到攻擊，這些機構並不能為其提供安全保障。記住這一點，你對法國拒絕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進行裁軍的態度便不會像通常那樣嚴厲了。 除非讓所有國家都同意限制自己的主權，並且聯合起來抵制那些公然或暗中對抗仲裁法庭決議的國家，否則將永遠無法擺脫那種恐怖的普遍無政府狀態。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讓各國既擁有不受限制的主權，又擁有防止攻擊的安全保障。還需要新的災難發生，才能迫使各國履行被認可的國際法庭的每項決議嗎？目前的事態發展讓我們對不遠的將來很難有什麼奢望。但每一個心系文明與正義的人都應盡力向自己的同胞說明，所有國家都需要履行這種國際義務。 對於這種觀點，有人會不無道理地反駁說，它高估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卻忽視了心理方面尤其是道德方面的因素。他們宣稱，精神上的裁軍必須先於物質上的裁軍，並進而正確地指出，國際秩序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被過分渲染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有一個冠冕堂皇但被誤用的名字——「愛國主義」。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這個偶像在世界各地獲得了異乎尋常的有害力量。 要想恰如其分地評價這種反駁，就必須意識到，外在的制度因素與內在的心理因素是相互決定的。不僅制度因素的產生和存續都依賴於傳統的感情態度，現有的制度因素也會反過來對民眾的感情態度產生強大的影響。 可悲的是，當前各地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在我看來，這與義務兵役制（比較好聽的名字是「人民軍隊」）的設立密不可分。一個國家若是要求其國民服兵役，就必定會培養他們的民族主義精神，為從軍報國打下心理基礎。在學校里，除了宗教，國家還必須讓年輕人將這種暴力工具奉為神聖。 因此我確信，推行義務兵役制是白人道德淪喪的首要原因。它不僅威脅著文明的存續，還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法國大革命不僅給社會帶來了恩惠，也產生了這種詛咒，很快便席捲了所有其他國家。 因此，凡是渴望培養國際主義精神、反抗沙文主義的人，必須堅決反對義務兵役制。與前幾個世紀的宗教殉道者所受的迫害相比，那些懷著道德動機反對服兵役的人受到的嚴重迫害難道不是更讓人感到羞恥嗎？我們能像《凱洛格公約》[62]那樣，一邊譴責戰爭，一邊又把個人置於各國戰爭機器的魔爪之下嗎？ 從裁軍會議的觀點看，如果不只限於制度上的技術問題，而是也從教育動機的角度更為直接地處理心理問題，我們就必須嘗試創造一些國際的法律手段，使個人能夠拒絕服兵役。這種規定無疑會產生強大的道德作用。 總結一下我的觀點：僅僅用協議來限制軍備保證不了安全。強制性的仲裁必須具有執行力，由所有成員國來保證，對於和平的破壞者可以動用經濟或軍事制裁。義務兵役制是滋生有害的民族主義的主要溫床，必須堅決打擊。最重要的是，反對服兵役的人必須在國際基礎上得到保護。 二 如果制度的發展能夠跟得上技術的步伐，那麼上個世紀的發明天才創造出來的成果早已能讓我們的生活幸福無憂了。然而，這些辛苦所得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就如同三歲小孩揮舞的一把剃刀。奇妙的生產手段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憂慮和飢餓。 技術進步最大的危害是為毀滅人類的生命和勤勞果實提供了工具。在世界大戰期間，我們這些上年紀的人都有過不寒而慄的體驗。不過在我看來，比這種毀滅更可怕的是，戰爭使個人淪為了屈辱的奴隸。在社會的逼迫下去做每個人都認為十惡不赦的事情，難道不恐怖嗎？只有少數人擁有偉大的道德力量而做出反抗。我認為他們才是世界大戰的真正英雄。 不過還有一線希望。我認為，今天各國負責任的領袖們大都真心希望消除戰爭。這個絕對必要的步驟的阻力來自各個國家的不幸傳統，通過教育體制的運作如遺傳病一般代代相傳。不過，承載這些傳統的主要是軍事訓練以及對它的讚美，受重工業和軍隊控制的媒體也一同推波助瀾。沒有裁軍就沒有持久和平。反過來，以目前的規模繼續發展軍備則勢必導致新的災難。 這就是為什麼1932年的裁軍會議會決定這代人和下代人的命運。鑒於此前的會議總體上收效甚微，有識之士應盡力向民眾反覆宣講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只有當大多數民眾都有和平意願時，政治家才能實現其偉大目標。而要形成這種輿論，每個人都應對自己的一言一行負起責任。 如果與會代表都是帶著既定的政策命令而來，那麼圍繞著這些命令的執行，會議馬上就會變成實力的角逐，於是會議的失敗是註定了的。大家似乎都已經認識到這一點。最近，政治家們頻繁舉行雙邊會面，就裁軍問題進行商談，試圖為裁軍會議打下基礎。我認為這種辦法很可取，因為如果沒有第三方在場，兩個人或雙方就能比較理性、誠懇和冷靜地交換意見，否則說話時必定會顧慮重重。唯有做出充分準備，排除各種意外，真心誠意營造出信任的氣氛，大會才有望取得成功。 在這種重大事情上取得成功，依靠的不是機靈或狡詐，而是誠懇和信任。我想說，謝天謝地，理智終究代替不了道德。 我們每個人不能只是等待和批評，而應盡其所能為這項事業服務。世界將會得到它應得的命運。 [61]載《民族》（The Nation, Vol. 133, p. 300, 1931），德文原文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62]《凱洛格公約》（Kellogg Pact），又稱《凱洛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非戰公約》或《巴黎非戰公約》，全稱《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簽署的一項國際公約。該公約規定，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或衝突。由於該公約本身建立在理想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下，所以沒有發揮實際作用，但該公約是人類第一次放棄戰爭作為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嘗試。——譯者注 美國與1932年裁軍會議[63] 今天的美國人對國內的經濟狀況憂心忡忡，其負責任的領導人主要致力於解決本國嚴重的失業問題。美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歐洲發源地之間休戚與共的感覺還不如平日。 但自由經濟本身並不能自動克服這些困難。為使勞動和消費品得到合理分配，還要有社會的調節措施；否則，即便是最富裕國家的人也難以為繼。隨著技術方法的改進，滿足人們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那麼多勞動，因此，經濟力量的自由運作無法保證一切勞動力都能得到運用。為使技術進步惠及所有人，需要有意進行調節和組織。 如果說沒有計劃性的調節，經濟就無法恢復秩序，那麼對於國際政治問題來說，這種調節就更是不可或缺。今天已經很少有人認為，暴力戰爭有利於解決或值得用來解決國際問題。不過，對於積極採取措施來防止戰爭這種早該淘汰的來自蒙昧時代的野蠻遺蹟，我們的態度還不夠一致。我們需要做些反思才能看清這個問題，也需要勇氣才能堅定有效地服務於這項偉大事業。 倘若真想消滅戰爭，必須明確贊成他的國家為支持國際組織而放棄一部分主權；如果遇到衝突，也必須願意讓自己的國家服從國際法庭的仲裁。他還必須毫不妥協地支持全面裁軍，就像不幸的《凡爾賽條約》所實際設想的那樣。若不廢除激進的愛國軍事教育，進步便無希望。 過去幾年，最讓當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國家丟臉的事情莫過於，迄今為止的所有裁軍會議均以失敗而告終。這種失敗不僅是因為那些野心勃勃的無良政客耍弄陰謀，各國民眾的漠然和懈怠也難辭其咎。這種情況若不改變，前人取得的寶貴成果將會毀於一旦。 我相信，美國民眾並不完全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 他們肯定會想：「歐洲若是被其民眾的爭吵不休和作惡多端毀滅了，那就讓它見鬼去吧！威爾遜總統播撒的良種，在歐洲貧瘠的土地上幾乎絕收。強大而安全的美國不要急於摻和別人的事務。」 這種想法顯然可鄙且短視。對於歐洲的困難，美國難辭其咎。它不計後果地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張，從而加劇了歐洲經濟和道德的滑坡；它促進了歐洲的分裂割據，因此對於政治道德的衰敗以及因絕望而產生的復仇精神，美國也負有責任。這種復仇精神將不會止步於美國國門，也不會說停就停。請大家環顧四周，務必小心啊！ 簡而言之，要想保存人類最寶貴的文明成果，裁軍會議對於你我都是最後一次機會。你們是我們當中最強大的，相對來說也最健全，所有目光和希望都聚焦在你們身上。 [63]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裁軍問題[64] 裁軍計劃之所以得不到實現，最大障礙在於人們普遍不了解這個問題的主要困難。大多數目標的達成都是漸進式的，民主制對君主專制的取代便是如此。但這裡所講的目標卻無法漸進地達成。 只要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各國便會盡一切可能做好軍事準備，以期贏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只要認為需要用好戰精神讓民眾為戰爭做準備，就不免會用尚武傳統來教育年輕人，培育其狹隘的民族虛榮心，讓他們以好戰精神為榮。武裝意味著同意為戰爭而非和平做準備。因此，裁軍不能逐步進行；要麼一步到位，要麼一事無成。 裁軍對民眾的生活影響深遠，為實現這樣一種深刻的轉變，需要道德上的巨大努力，使人們有意拋棄那些根深蒂固的傳統。衝突發生時，誰要是無意於讓其國家的命運無條件地服從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並以條約的形式將這一點毫無保留地規定下來，誰便沒有真正下決心避免戰爭。這是一個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問題。 不可否認，迄今為止確保和平的努力都因為尋求不充分的妥協而失敗了。 裁軍和安全只有結合在一起才能實現。要使安全得到保障，所有國家都必須承擔起執行國際裁定的義務。 因此，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岔路口。是尋找和平之路，還是繼續走那條與文明完全不相稱的殘忍暴力之路，決定權就在我們手上。一方面，個人自由和社會安全在召喚我們；另一方面，對個人的奴役和文明毀滅在威脅著我們。今後的命運如何，全看我們的取捨了。 [64]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仲裁法庭[65] 只有基於一個獨立於各國政府的永久仲裁法庭，保障每個國家的安全，短時間內有計劃的裁軍才是可能的。 所有國家應無條件服從該法庭所做的判決，還要無條件地加以落實。 歐非兩洲、美洲和亞洲這三區可各設一個仲裁法庭，澳大利亞可歸入其中一區。在這三個區的權限之內無法解決的問題，宜再設一個聯合仲裁法庭。 [65]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66] 尊敬的弗洛伊德教授： 您探求真理的熱情已經超越了其他一切渴望，這真是讓人敬佩。您以無可辯駁的清晰性表明，在人的心靈中，好鬥和破壞的本能與愛和生的本能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但與此同時，那些令人信服的論證也表明，您對一項偉大的目標懷有深切的渴望，那就是使人類的身心都從戰爭中解放出來。一切超越自己的時代和國家而被尊為道德精神領袖的人，都曾懷有這種深切的渴望，從耶穌到歌德和康德皆是如此。他們對人類事務進程的改變固然成效有限，但卻被公認為領袖，這難道不是意味深長的嗎？ 我深信，那些成就過人的偉人，即使是在較小的領域脫穎而出，也基本上會認同這一理想。但他們對政治的發展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看起來，這個決定各國命運的領域幾乎不可避免會掌握在那些毫無顧忌、不負責任的政治統治者手中。 政治領袖或政府的地位部分來自武力，部分來自民眾選舉。不能認為他們就是各自國家道德境界或智力水平最高的人的代表。今天，知識精英對於各國的歷史沒有任何直接影響；他們缺乏凝聚力，因此無法直接參與當前問題的解決。您難道不認為，如果一些成績斐然、卓有才幹而又真誠正直的人自由聯合起來，或許會改變這種狀況嗎？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團體，其成員需要經常交換意見以保持聯繫。通過將其態度亮明報端（在任何情況下，簽名者都要負起責任來），這個團體或許會對政治問題的解決產生重要而有益的道德影響。當然，這樣的團體可能染上常常導致學術社團退化的各種弊病，這種危險與人性的缺陷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但儘管如此，這種努力難道就不應冒險一試嗎？我認為這種嘗試恰恰是一種不可推卸的義務。 這樣一個永久性的知識團體若能成立，定會努力動員宗教組織參加反戰鬥爭。今天，許多人的善良意願已經因為心灰意冷而消泯，對於這些人，該團體將會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最後我相信，由在各自領域德高望重的人組成的這樣一個團體，對於國際聯盟中那些同樣致力於這一偉大目標的成員也會給予寶貴的道義支持。 我之所以要把這些建議向您而不是世上其他人提出，是因為您最不容易被自己的欲望所矇騙，也因為您的批判性判斷總是帶有一種非常誠摯的責任感。 [66]寫於1931年或1932年初的一封私人信件，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和平[67] 以前的有識之士都知道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對於今天的人類文明而言，這個道德假定已經成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積極推動解決和平問題，成為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無法推卸的道德責任。 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那些參與武器製造的工業列強，正在各國極力阻撓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此外，只有贏得大多數民眾的有力支持，統治者們才能實現和平這一重要目標。在這個民主政治的時代，國家的命運掌握在民眾自己手中，每個人都要永遠牢記這一點。 [67]這篇文章表達了盛行於20世紀30年代的看法，雖以後世的眼光看來，該文對原因的解釋過於狹隘，但結論仍然成立。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和平主義問題[68] 女士們、先生們： 很高興能有機會就和平主義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近年來的事件發展再次表明，將反對軍備和武力的鬥爭交給政府是多麼失策。另一方面，雖然成立了一些有眾多成員的大型機構，但僅憑這一點對於我們目標的實現幫助甚微。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強行拒絕服兵役，並讓有關機構在物質和道義方面給予各國反戰勇士以支持。這樣一來，我們便有可能讓和平主義問題變得尖銳，使之成為一場可以感召強大精神的真正鬥爭。這場鬥爭並不合法，但卻是一場反對政府、爭取真正權力的鬥爭，正是政府迫使民眾採取了這種不合法的行動。 許多自認為優秀的反戰人士，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對這種徹底的和平主義嗤之以鼻。在危急時刻，這些人是指望不上的，世界大戰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衷心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發表自己的看法。 [68]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義務兵役制[69] 與其允許德國也實行義務兵役制，不如讓所有國家將這一制度廢止。今後只允許僱傭軍存在，其規模和裝備也應提交日內瓦大會討論。對法國來說，與其眼睜睜看著德國實行義務兵役制，這個辦法反而更好，因為這樣一來便可避免軍事教育對人心理的致命影響，以及與之相關的對個人權利的侵犯。 若兩國同意以強制仲裁的方式來解決與雙邊關係有關的一切爭端，則將雙方的僱傭軍機構合併成一個由混合兵團組成的機構就要容易得多。對於雙方來說，這意味著減輕財政負擔和獲得安全保障。這種合併過程可以逐漸擴大，最後形成一個「國際警察」組織，而隨著國際安全的增加，該組織必定會逐漸式微。 您是否願意與我們的朋友一起討論這項建議？當然，我絕不會強求大家都同意它。但我認為的確需要提出一個積極主動的方案，單純防禦性的建議不大可能產生實際效果。 [69]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婦女和戰爭[70] 依我之見，下次戰爭爆發時，應當把愛國婦女而不是男人送到前線。對於戰場這個無限混亂、苦不堪言的地方，這至少也算新鮮事——何不讓婦女同胞的這種大無畏情感得到更加生動的使用，而非要攻擊一個手無寸鐵的平頭百姓呢？ [70]本文是對美國婦女的反駁，那個「手無寸鐵的平頭百姓」就是愛因斯坦。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致和平之友的三封信[71] 一 據他人講，出於對人類及其命運的關心，擁有偉大靈魂的您正在默默地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親眼觀察和親自用心感受的人為數不多，但正是這些人的力量決定了人類是否會再次陷入渾渾噩噩的狀態，而今天許多受蠱惑的人竟然還把這種狀態當作理想去追求。 有些國家也許很快就會看到，它們得犧牲多少自決權才能避免人與人的相互廝殺！事實證明，僅憑良知與國際精神的力量是不夠的。目前，這種力量已經弱到得忍氣吞聲與文明最邪惡的敵人進行談判。有種妥協看似是政治智慧，實則是對人類的犯罪。 我們不能對人類不抱希望，因為我們自己也是人。如今還有像您這樣充滿活力、處變不驚的人存在，實在是一種安慰。 二 坦率地說，和平時期還要徵兵的國家發出這樣的宣言，我認為是毫無價值的。你們的鬥爭必須以擺脫普遍兵役制為目標。毫無疑問，法蘭西民族不得不為1918年的勝利付出沉重的代價，那場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法蘭西民族陷入了這種最可恥的奴役。 願你們在這場鬥爭中不懈努力。德國反動分子和軍國主義者有一個強大的同盟。如果法國堅持普遍兵役制，將來就無法阻止它向德國蔓延。因為德國人終會得到平等權利；到那時，法國每有一個軍事奴隸，德國就有兩個軍事奴隸，這肯定對法國不利。 只有徹底消滅義務兵役制，才可能在年輕人心中培養和解寬容、幸福人生和博愛眾生等精神。 我相信，若同時有五萬人出於良心的動機而拒絕服兵役，那種力量將勢不可擋。在這方面個人很難起什麼作用，我們也不希望看到，我們當中最優秀的人被那種背後潛藏著愚昧、恐懼和貪婪這三大力量的機器所絞殺。 三 您在信中所講的觀點非常重要。軍火工業的確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那種四處泛濫的民族主義背後所潛藏的正是這股邪惡勢力…… 國有化固然可能有所幫助，但很難界定應當把哪些工業包括進來。航空工業是否應該包括？金屬工業、化學工業又該包括多少呢？ 關於軍火工業和戰爭原料的出口，多年來國際聯盟一直想控制這種可憎的貿易，但收效甚微，這是眾所周知的。去年我曾請教一位知名的美國外交家：「為何不通過商業制裁，迫使日本終止其武力政策呢？」他的回答是：「我們的商業利益過於巨大。」若是滿足於這種說辭，就根本沒救了。 您以為我的一句話就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嗎？純粹是幻想！只要我不妨礙別人，別人便會奉承我。而一旦我努力的目標讓他們感到不舒服，他們就會立刻翻臉，對我進行辱罵和誹謗，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對此，旁觀者大都作壁上觀、默不作聲，真是懦夫啊！您有沒有試驗過自己同胞的政治勇氣？大家默認的座右銘是「閒事莫管，閒話莫說」。請放心，我會按照您的意思盡力而為，但結果可能不會如您所願。 [71]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積極的和平主義[72] 能夠親眼見證佛蘭德斯人組織的盛大的和平示威，真是幸運。我謹代表所有關心未來和有良好意願的人士，向所有參加遊行的人呼籲：「值此反思和喚醒良知之際，我們感到與你們最深地聯結在一起。」 毋庸諱言，不經過艱苦鬥爭，目前令人絕望的局勢便不可能好轉；因為真正下決心設法補救的人屈指可數，更多的人要麼還在觀望，要麼誤入歧途。此外，有意維持戰爭機器運轉的勢力還很強大，為了讓輿論服從其殺戮目的，他們將無所不用其極。 今天的當權者似乎真想謀求永久和平的目標，但軍備的持續擴充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們無力對抗正在積極備戰的敵對勢力。在我看來，人民只能自己救自己。必須堅定支持全面裁軍，才不致淪為兵役的奴隸。只要軍隊存在，任何嚴重的衝突都會導致戰爭。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不能積極反對國家武裝的和平主義都是軟弱無力的。 但願民眾的良知和健康感受能被喚醒，讓生活再上一個新台階。屆時人們會把戰爭看成祖先的精神失常，讓人無法理解。 [72]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對歐洲時局的觀察[73] 在我看來，當今世界特別是歐洲的政治局勢似乎有一個顯著特徵：無論在物質方面還是思想方面，政治發展都要落後於在短時間內發生質變的經濟需求；每一個國家的利益都應服從於更大集體的利益。要邁向這種新的政治思想和感情，鬥爭將會非常激烈，因為需要對抗的是數百年的傳統。然而，歐洲的存續必須仰賴這份成功。我堅信，一旦克服心理障礙，實際問題就不難解決了。要想營造適宜的氛圍，關鍵在於志同道合者之間的團結合作。願我們共同努力，在各國之間架設起一座信任之橋！ [73]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德國和法國[74] 法國免於軍事進攻的安全訴求只有得到了滿足，法德兩國才可能有互信和合作。但如果法國提出這種要求，德國肯定會加以敵視。 不過，以下步驟也許行得通：讓德國政府自願向法國提議，兩國共同向國際聯盟提交提案，建議所有成員國履行以下義務： 1.服從國際仲裁法庭所作的各項裁定； 2.與國家聯盟其他成員國一道，採取一切經濟和軍事力量，抵抗任何破壞和平或拒不履行國際和平決議的國家。 [74]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文化與繁榮[75] 要想估計政治災難給人類文化的發展造成了多大傷害，就必須記住，高等文化是一株嬌嫩的植物，其成長依賴於複雜的條件，任何時候只有在少數地方才能枝繁葉茂。文化要想開花結果，首先要達到某種程度的繁榮，這樣才能使一部分人從事與生計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此外，還要有尊重文化價值和成果的道德傳統，使提供生活直接必需品的其他階層能為這些人提供生活所需。 在上個世紀，德國是同時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國家之一。總體而言，德國雖然說不上特別繁榮，但也已經足夠；它也有著尊重文化的強大傳統。在此基礎上，德意志民族創造的文化成果為現代世界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而在今天的德國，傳統大體上還保留著，但繁榮卻已不再。德國工業的原料供應幾乎完全被切斷，產業工人因此失去了生存之本。維持知識分子生活所需的盈餘也已經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尊重文化的傳統也勢必瓦解，使枝繁葉茂的文化苗圃成為一片荒蕪。 只要人類還重視精神財富，就必須避免這種貧瘠。面對當前的困境，人們將儘可能地做出補救，並且重新喚醒那種被民族自大主義遮蔽的更高的團結互助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人類價值才能獨立於政治和國家邊界而存在。然後，人們將為各國創造工作條件，讓國家得以存續，進而創造文化價值。 [75]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少數族群[76] 少數族群，尤其是由身體特徵能夠識別時，會被一起生活的多數族群視為低人一等，這似乎很普遍。但命運悲劇不僅在於，少數族群在社會經濟方面會自動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而且在多數族群的影響下，受此對待的人多會不知不覺地屈從於這種價值偏見，認為自己就是要低人一等。要想克服這第二種更糟糕的惡，可以讓少數族群加強聯繫，並且有意識地進行教育，這樣他們的精神就能獲得解放。 美國黑人朝這個方向做出的堅定努力，理應得到大家的讚許和幫助。 [76]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時代的繼承者[77] 以前的人可能認為，知識文化的進步不過是繼承自先人的勞動果實罷了，這些果實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舒適也更幸福。但我們這個時代的災難表明，這是一種致命的錯覺。 現在我們看到，要想證明人類的這筆遺產帶來的是福而不是禍，還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前一個人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人格上的自我中心主義，即可成為社會中有價值的一員，而今，他還必須克服在民族和階級上以自我為中心。只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他才能為改善人類社會的命運貢獻自己的力量。 小國居民比大國居民更能響應這項最重要的時代要求，因為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大國都忍不住要通過武力達成目標。過去幾年，歐洲發展的唯一亮點是荷蘭與比利時之間簽署了協議。有理由希望，小國在未來可以擔任領導角色，讓各國放棄不加限制的自決權，從而使世界擺脫導致退化的軍事主義枷鎖。 [77]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贏了戰爭，卻輸掉和平[78] 物理學家的處境與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並沒有什麼兩樣。諾貝爾發明了一種當時最猛烈的炸藥，破壞力驚人。為了對此贖罪，以及減輕良心上的不安，他設立獎項來促進與實現和平。今天，參與研製有史以來最可怕和最危險武器的物理學家，即使不說深有愧疚，也是備受責任感的折磨。我們必須一再發出警告，不能也不應當有片刻鬆懈，要讓世界各國尤其是政府明白，除非改變對待彼此和塑造未來的態度，否則肯定會釀成不可言喻的災難。我們之所以幫助研製這種新武器，是為了防止人類公敵搶先得手。若以納粹的思維，那將意味著難以想像的破壞和對全世界的奴役。我們將這種武器交給英美兩國，是因為把他們看成全人類的依託與和平自由的戰士。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既沒有看到和平的保證，也沒有看到《大西洋憲章》向各國許諾的自由保證。我們贏了戰爭，卻輸掉和平。曾經團結奮戰的大國，如今卻在和平協議上四分五裂。世界曾被許諾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事實上，自戰爭結束以來，恐懼卻大大增加。世界曾被許諾有免於匱乏的自由，然而現在，世界上大多數人正面臨飢餓，另一部分人卻養尊處優。各國曾被許諾自由和正義，而我們卻一再目睹悲慘的景象：所謂的「解放」部隊朝著追求獨立和社會平等的民眾開火，用武力來支持那些國家中最能為既得利益服務的政黨和個人。領土問題和權力之爭雖然已經過時，但仍然壓過了對共同幸福和正義的根本要求。請允許我特別以猶太同胞為例來談談這個問題，它不過是普遍症狀的反映罷了。 只要納粹的暴行只針對或主要針對猶太人，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就會袖手旁觀，甚至與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國政府簽訂條約和協議。後來，當希特勒快要占領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時，麥達內克和奧斯維辛兩處集中營已經落到同盟國手中，毒氣室的殺人方法已為世人所知，解救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兩國猶太人的所有努力卻落空了，因為英國政府拒絕猶太移民去巴勒斯坦，也沒有國家願意收容那些被遺棄的人，讓他們就像被占領國的兄弟姐妹一樣遭到殺戮。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斯堪的納維亞各國、荷蘭、瑞士等小國的英勇努力，不能忘記歐洲被占領地區竭盡全力保護猶太人的人們。我們也忘不了蘇聯的人道主義態度，當納粹軍隊挺進波蘭時，蘇聯是唯一為數十萬猶太人敞開大門的歐洲大國。然而在所有這一切未受阻止地發生之後，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歐洲領土正在被瓜分，當事人的意願絲毫沒有被顧及，而僅有戰前人口五分之一的殘存的歐洲猶太人，仍被拒絕進入巴勒斯坦的避難所，聽任他們饑寒交迫並繼續受到敵視。即使是今天，也沒有國家願意或能夠為其提供一個地方，讓他們和平安全地生活。事實上，他們中有很多人仍然被盟軍留在條件惡劣的集中營里，這足以證明形勢的可恥與絕望。這些人被禁止進入巴勒斯坦是以民主原則為由，但實際上，西方列強支持「白皮書」禁令，只不過是屈從於五個地廣人稀的阿拉伯國家的威脅和外部壓力罷了。英國外交大臣對總數少得可憐的歐洲猶太人說，他們應當留在歐洲，因為那裡需要他們的才智，另一方面又建議他們不要搶在隊伍前頭，以免招致新的仇恨和迫害。這真是十足的諷刺！唉，恐怕他們也很無奈。想想600萬死難同胞，他們也不願被推到隊伍前頭，推到納粹受害者的隊伍前頭啊。 戰後的世界景象並不光明。我們物理學家不是政客，也從沒想過要干預政治，但我們知道一些不為政客所知的事情。我們覺得有義務大聲說出來，並提醒那些有負責的人：不存在輕鬆安逸的退路，時間已經不允許我們磨磨蹭蹭，將必要的改變推到遙遙無期的未來，也沒有時間錙銖必較。形勢要求我們做出勇敢的努力，徹底改變我們的整個態度，改變整個政治概念。但願那種促使諾貝爾設立偉大獎項的精神，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寬容友好的精神，能在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人心中綻放，否則人類文明將在劫難逃。 [78]1945年12月10日在紐約阿斯特酒店舉行的第五屆諾貝爾獎晚宴上的講話，收錄於《晚年集》。 要原子戰爭還是要和平[79] 一 釋放原子能並沒有產生新的問題，而只是一個現有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迫切。可以說，它對我們的影響在量上而不是質上。只要有主權國家擁有強大的力量，戰爭就不可避免。這並不是說戰爭何時會來，而只是說戰爭肯定會來。原子彈製造出來之前就是如此，所改變的只是戰爭的毀滅性。 我不相信戰爭中使用原子彈會毀掉整個文明。也許地球上的人會死去三分之二，但還會留下足夠多有思想的人和書籍，使文明可以重建。 我並不認為應當把原子彈的秘密交給聯合國組織，也不認為應當交給蘇聯。這兩種做法就像一個有資金的人想同別人合夥辦企業，一開始就把一半的錢交給了對方。那人拿到錢之後可能會開辦一個競爭的企業，而原本需要的卻是他的合作。原子彈的秘密應當交給一個世界政府，而美國應當立刻宣布願意這樣做。這個政府應由美國、蘇聯和英國來建立，因為只有這三個大國才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三個國家應把它們全部的軍事力量交給這個世界政府。事實上，只有這三個國家才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應當使建立世界政府變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既然美國和英國保有原子彈的秘密，而蘇聯沒有，那就應該邀請蘇聯籌備和草擬世界政府憲章，這將有助於消除俄國人的不信任。他們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原子彈被視為機密，主要是為了防止他們獲得。顯然，初稿不會是最後的定稿，但應該讓俄國人感覺到，世界政府會確保他們的安全。 明智的做法是，美國、英國和蘇聯各派一位代表就此憲章進行商議。他們必須有顧問，但這些顧問只有徵詢時才能提出建議。我相信三個人就能寫出一份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的憲章。要是由六七個或更多的人來做，反倒可能失敗。三個大國草擬並採用了憲章之後，就應邀請較小的國家來加入世界政府。它們應當有不加入的自由，雖然不加入也會感到安全，但我相信，它們會希望加入的。它們當然有權對三個大國草擬的憲章提出修改。但無論小國是否加入，三個大國應當繼續前進，把世界政府組織起來。 這個世界政府應當有權裁決一切軍事議題。此外還需要一項權力，那就是有權對這樣一些國家進行干預，在這些國家，少數人壓迫多數人，從而造成一種可能導致戰爭的不穩定狀況。今天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情況就是如此，應當加以處理。所謂不干預的概念必須終止，因為終止它是維護和平的一部分。 世界政府不應等到這三個大國都達到同樣的自由狀況時才去建立。蘇聯固然由少數人統治，但我並不認為其國內局勢會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必須記住，俄國人沒有悠久的政治教育，改進俄國的狀況必須由少數人來實現，因為多數人還沒有能力做到。如果生為俄國人，我相信自己能夠適應這種形勢。 建立一個壟斷軍事權力的世界政府時，沒有必要改變這三個大國的結構。起草憲章的三個人應當就其不同結構進行設計，使之能夠共同合作。 我是否擔心世界政府會淪為一種專制呢？當然擔心。但我更擔心再來一次戰爭。任何政府在某種程度上都必然是惡的，但與戰爭更大的惡相比，尤其是破壞性越來越大的戰爭，世界政府要更好。如果這個世界政府不是通過協議過程建立起來的，我相信它最終還是會出現，不過是以危險得多的形式，因為經過一次或多次戰爭，總會有一個強權勝出，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統治世界的其餘地方。 現在我們有了原子彈的秘密，絕不能失去它。如果把它交給聯合國組織或蘇聯，便是在冒險。但我們必須儘快向大家說清楚，我們保守原子彈的秘密並非為了自己的權力，而是希望通過一個世界政府來確立和平，我們將竭盡全力把這個世界政府建立起來。 我知道，有些人雖然贊成把世界政府當作最終目標，但主張以漸進的方式來建立它。然而，逐步達到最終目標的麻煩在於，我們一直持有原子彈，但又無法說服那些沒有原子彈的國家。這本身會導致恐懼和猜疑，從而使敵對國家的關係危險和惡化。因此，主張漸進的人也許自認為是走向世界和平，但實際上卻在緩步走向戰爭。我們沒有時間可以這樣浪費。要想避免戰爭，就必須迅速行動。 何況，我們也無法保住原子彈的秘密太久。我知道，有人認為沒有別的國家能把足夠多的錢花在研究原子彈上，因此美國可以長期保有這個秘密。美國人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用花錢的多少來衡量事物，但其他國家只要把原料、人力和心思用於發展原子能，就能做到這一點，因為所需的一切不是錢，而是人力和材料以及使用它們的決心。 我不認為自己是原子能釋放之父。在這方面，我所起的作用非常間接。事實上，我並未預見到原子能會在我有生之年得到釋放，而只在理論上認為它是可能的。正是鏈式反應的偶然發現才使它成為現實，而這是我所無法預料的。鏈式反應是哈恩在柏林發現的，起初他對自己的發現給出了錯誤的解釋。提出正確解釋的是莉澤·邁特納，她從德國逃了出來，將這些信息資料交給了尼爾斯·玻爾。 我並不認為，只要像組織大公司一樣把科學組織起來，就能確保原子科學的偉大時代。人們可以組織起來運用一項已有的發現，但無法做出發現。只有自由的個人才能做出發現。不過，可以通過一種組織方式來確保科學家享有自由和適宜的工作條件。例如，美國大學裡的科學教授就應當減少教學，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做研究。你能想像一個科學家組織做出了查爾斯·達爾文的發現嗎？ 我也不認為，美國龐大的私人公司符合時代的需求。如果有位外星訪客來到地球，看到這個國家竟然允許私人公司掌握那麼大的權力，卻不要求承擔相應的責任，他難道不會覺得奇怪嗎？我這樣說是想強調，美國政府必須繼續控制原子能，這並非因為社會主義一定是可取的，而是因為原子能由政府所發展，將人民的這份財產轉交給任何個人或團體是不可想像的。至於社會主義，除非其國際性已經足以產生一個控制所有軍事力量的世界政府，否則它可能比資本主義更容易導致戰爭，因為它代表著更大的權力集中。 對於原子能何時能被用於建設性的目的，還做不出任何估計。我們現在只知道如何使用大量的鈾。至於使用少量的鈾，比如說用來開汽車或開飛機，目前還不可能，也無法預測何時能做到。雖然未來必定可以做到，但無人能給出確切的時間。也沒有人能夠預測，何時能用比鈾更常見的材料來產生原子能。適合這個目的的材料也許都是原子量較大的重元素。由於不夠穩定，這些元素相對稀少。經過放射性衰變，這些材料或許已經消失大半。因此，雖然原子能的釋放在未來無疑會有益於人類，但短時間內恐怕無法實現。 我本人缺乏解說的天賦，無法讓大家相信人類目前面臨問題的緊迫性。因此，我想推薦一個有此天賦的人，那就是埃默里·雷韋斯，他的《對和平的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Peace）一書睿智、清晰、簡潔、有力地（如果我能使用這個被濫用的字眼的話）討論了戰爭話題和對世界政府的需要。 既然我認為原子能在很長時間裡都不會有很大益處，因此我不得不說，目前它是個威脅。這也許是好事。它可以迫使人類給國際事務帶來秩序，若是沒有恐懼的壓力，這種秩序無疑是不會出現的。 二 自第一顆原子彈製成之後，世界並沒有遠離戰爭，而戰爭的破壞性卻大為增加。我無法從任何一手知識來談論原子彈的發展，因為我不在這個領域工作。但專業人士已經明確指出，原子彈的威力變得愈發強大。當然，可以設想製造出尺寸更大的原子彈，能夠造成更大範圍的破壞。還可能廣泛使用放射性氣體，將它散布於廣大區域，能在不損壞建築物的情況下造成嚴重傷亡。 我不認為有必要超出這些可能性去思考更廣泛的細菌戰，我懷疑細菌戰所造成的危險是否能與原子戰爭相提並論。我也不認為有可能啟動一種足以摧毀整個或部分地球的鏈式反應，因為假若人造的原子彈爆炸能夠引發這樣的鏈式反應，那麼持續射到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線的作用早就使之發生了。 然而，不必設想地球會像新星一樣因爆炸而毀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子戰爭的規模正與日俱增。應當認識到，除非防止另一場戰爭，否則它所造成的破壞很可能是空前的甚至是現在無法想像的，人類文明將因此而蕩然無存。 在原子時代的頭兩年，還有一個現象需要注意。雖然公眾對原子戰爭的恐怖已經有所警惕，但卻未有行動，而且基本上已將這種警惕拋諸腦後。危險若是無法避免，或者一切可能的防範措施都已用盡，也許還是忘掉為好。這麼說來，要是美國把它的產業和城市分散開，民眾或許有理由忘掉自己所面臨的危險。 順便說一句，美國並沒有採取這樣的防範措施，這也許是好事，因為果真這樣做了，反倒會讓別的國家相信，美國對原子戰爭聽之任之，而且在做著準備，從而增加了原子戰爭的可能性。但政府對於避免戰爭沒有任何作為，反倒使原子戰爭變得更加恐怖。因此，對於眼前的危險不能視而不見。 我認為，自原子彈製成以來，在避免戰爭方面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儘管美國曾向聯合國提議對原子能進行超國家控制。美國只是提出了一個帶有附加條件的建議，而蘇聯現在肯定不會接受這些條件。這樣便可以把失敗歸咎於俄國人。 但在責備俄國人時，美國人不應忽視一個事實：他們自己並未承諾，在達到超國家控制之前，或者如果無法實現超國家控制，會自願放棄將原子彈用作常規武器。這樣便加深了別國的恐懼，認為只要不接受美國提出的超國家控制的條件，美國人就會把原子彈當成軍火庫里的一種合法武器。 美國人也許自信絕不會發動侵略性或預防性的戰爭，因此可能認為沒有必要公開宣布不會再次首先使用原子彈。但國際上已經鄭重促邀美國宣布放棄使用原子彈（也就是禁用原子彈），而美國卻拒絕這樣做，除非它所提出的超國家控制的條件得到接受。 我認為這項政策是錯誤的。我知道，不放棄使用原子彈的確可以獲得一些軍事上的好處，因為這可以阻止別的國家發動戰爭，否則美國會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但有得必有失，這恐怕會讓別的國家更難理解為何要對原子能進行超國家控制。倘若只有美國擁有原子彈，或許沒有什麼軍事上的壞處，然而一旦別的國家也能大量製造原子彈，美國就會因為沒有國際協議而損失巨大，因為產業集中和城市生活高度發展都是它的弱點。 既壟斷原子彈又拒絕禁用，這使美國遭遇到另一個問題，即無法回到戰前公認的戰爭道德標準。別忘了，美國製造原子彈原本是為了防止德國人先發制人。轟炸民用中心是德國人先發起，日本人又跟進的。盟軍則給予了同樣的還擊（效果還要更好），這樣做在道德上是正當的。然而現在，既無任何挑釁，又無任何理由進行報復，美國卻拒絕宣布禁用原子彈（除非作為報復），這是把擁有原子彈用作政治目的，讓人難以原諒。 我並不是說美國不應製造和貯存原子彈，而是認為它必須這樣做，以便阻止別國在擁有原子彈時發動原子攻擊。但威懾應當是貯存原子彈的唯一目的。我也認為，聯合國應當擁有原子彈作為軍事武器，但它擁有原子彈也應當僅僅是為了防止侵略者或搗亂國家發動原子攻擊。聯合國應當和美國或任何別的國家一樣不主動使用原子彈。既貯存原子彈，又不承諾不首先使用，是用原子彈來達到政治目的。也許美國是希望以這種方式來恐嚇蘇聯，迫使其接受對原子能的超國家控制。但製造恐懼只會加劇對抗，增加戰爭的危險。我認為，這種政策削弱了對原子能進行超國家控制的實際好處。 在剛剛結束的戰爭中，我們不得不接受敵人那種低得可恥的道德標準。然而現在，我們非但沒有感到從敵人的標準中解放出來，自由地恢復人類生命的神聖和平民百姓的安全，反倒把上次戰爭中敵人的低標準當成了我們自己的標準。可以說，我們正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滑向另一場墮落的戰爭。 公眾可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未來的戰爭有可能大量使用原子彈，其危險性可由上次戰爭結束前爆炸的三顆原子彈來估量。他們同樣可能沒有認識到，就破壞性而言，原子彈已經成為最經濟的攻擊手段。在未來的戰爭中，原子彈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價格便宜。除非美國的政治軍事領袖和公眾以更大的決心不使用原子彈，否則原子戰爭將很難避免。除非美國人認識到，他們不會因為擁有原子彈而更強，而會因為易受原子彈攻擊而更弱，否則他們不大可能本著促進相互理解的精神來推動成功湖[80]的政策，或者改善與蘇聯的關係。 但我並不是說，美國未能禁用原子彈（除非為了報復）是它沒有同蘇聯就原子控制達成協議的唯一原因。俄國人已經說得很清楚，他們將竭力阻止一個超國家政體的產生。他們不僅在原子能的議題上拒絕超國家政體，在原則上也完全拒絕它，這等於預先拒絕了任何加入有限世界政府的提議。 葛羅米柯先生說得不錯，美國關於原子彈的提議的本質在於，國家主權與原子時代不相容。他宣稱，蘇聯不能接受這種論點，但給出的理由卻很模糊，因為顯然都是些託詞。但事實上，蘇聯領導人似乎相信，在超國家政體中無法保住蘇聯的社會結構。蘇聯政府決意要維持其現有的社會結構。由於蘇聯領導人本身就是通過這種結構的本性而掌握大權的，所以他們會極力阻止一個超國家政體的產生，無論是為了控制原子能還是別的什麼事情。 俄國人認為在超國家政體中難以維持其現有的社會結構，這也許不無道理，但他們早晚會認識到，這遠比孤立在法治世界之外更好。不過目前，他們似乎正受到恐懼的牽制，必須承認，美國在原子能等許多方面都在極力製造這些恐懼。的確，美國在執行對蘇政策時，仿佛深信恐懼是最有效的外交工具。 雖然俄國人正竭力阻止建立一個超國家安全體系，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他國家就不應嘗試建立它。前已指出，俄國人會竭力阻止他們所不願看到的事情發生，然而一旦發生，他們也能變通適應。因此，美國和其他國家最好不要讓俄國人有機會否決超國家安全體系的建立。他們著手創建時可以懷有一種希望：一旦看到無法阻止這樣一個政體，俄國人就會參加進來。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於維護蘇聯的安全並沒有表現出興趣。美國只關心自己的安全，這是主權國家之間爭奪權力的典型特徵。但我們無法預先得知，假如美國民眾迫使其領導人制定新的政策，以法治來取代當前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會對俄國人的恐懼造成怎樣的影響。在法治世界裡，俄國的安全就等於我們自己的安全。倘若美國人民對此衷心擁護（這在民主制度下應當是可能的），或許能讓俄國人的思想發生不可思議的轉變。 當前俄國人沒有理由相信，美國人民實際上並不支持被視為有意恐嚇的備戰政策。如果有理由表明，美國人的確渴望以一個超國家的法治政體來維護和平，那麼這將扭轉俄國人的看法，即當前的美國思潮會對他們構成威脅。直到能向蘇聯提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提議，並且得到覺醒的美國民眾的支持，才有資格說俄國會做何反應。 也許俄國人的最初反應是拒絕接受這種法治世界。但如果俄國人漸漸明白，這樣一個世界即使沒有他們也能建立起來，而且他們自己的安全也會隨之加強，則他們的想法必定會改變。 我贊成邀請俄國人加入一個獲准提供安全的世界政府，若他們不願加入，便著手建立沒有他們的超國家安全體系。但不得不說，這種做法非常危險。如果真這樣做了，一定要徹底講清楚，這個新政體並非反俄聯盟。它必須是一個聯盟，這樣才能大大降低戰爭的可能性。它在利益上要比單一國家更加多樣，所以不大可能訴諸侵略性或預防性的戰爭。它也會比單一國家更大，因此也更強。它在地理上要廣闊得多，因此更難用軍事手段摧毀。它將致力於超國家安全，因此不會強調國家至上，而後者正是煽動戰爭的一個強大因素。 倘若在沒有俄國的情況下建立起了超國家政體，則它對和平的推動將會取決於在此過程中的技巧和誠意。讓俄國參與進來，這種願望應當永遠都是明確的。要讓俄國和所有加入這個組織的國家明白，一個國家不會因為拒絕加入就受到明里暗裡的懲罰。如果俄國人開始時沒有加入，那就必須向其保證，日後決定加入時，必定會受到歡迎。這個組織的創建者必須明白，建立這個組織的最終目標是得到俄國的支持和加入。 這些說法都很抽象，一個不完整的世界政府必須採取哪些具體做法才能誘使俄國加入，這並不容易概括。但我認為有兩個條件是清楚的：首先，新組織不得有軍事秘密；其次，每次開會起草、討論和採用新的法律條文以及制定政策時，俄國均可自由派觀察員參加。這樣便可摧毀那個在世界上製造出眾多猜疑的龐大秘密工廠。 建議創立一個不保守任何軍事秘密的政體，也許會讓有軍事頭腦的人蹙額，因為他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如果秘密泄露出去，會讓好戰國家企圖征服世界。（至於所謂原子彈的秘密，相信俄國憑藉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能掌握。）我承認，不保守軍事秘密是有風險的。但如果有足夠多的國家將力量集中在一起，它們的安全保障就會大大提升，從而經得起這樣的風險。此外，由於減少了恐懼、猜疑和不信任，這樣做也能有更大的信心。日益增加的戰爭威脅在基於主權的世界上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將會讓位於日益增長的對和平的信心。有朝一日，這也許會對俄國民眾產生極大吸引，以至於他們的領袖對待西方的態度會有所軟化。 依我之見，超國家安全體系的成員資格不應基於任何獨斷的民主標準。但有一個要求是必需的：被派到超國家組織——會議或委員會——的代表，必須由各成員國民眾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這些代表必須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任何政府，這將增強該組織的和平本性。 我並不建議要求滿足別的民主準則。民主的制度和標準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而在享有這種制度的國家裡，並不總能認識到這一點。制定獨斷的標準會使西方制度與蘇聯制度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變得更加尖銳。 然而，現在把世界推向戰爭的並不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事實上，即使所有西方國家都在維持國家主權的情況下實行社會主義，東西方的權力衝突也依然可能持續。就現有的經濟體制進行唇槍舌劍的爭辯，我認為是非常不理性的。美國的經濟生活究竟應像現在這樣由少數人來支配，還是這些人應當由國家來控制，這個問題也許很重要，但其重要性還不足以證明由此激起的一切情緒都是正當的。 我希望看到，這個超國家的所有成員國能將各自的軍事力量集中起來，自己只保留地方警察。接下來我願意看到，這些軍隊得到混編和分配，就像以前奧匈帝國的軍團一樣。那時的人認識到，不讓士兵和軍官只駐紮在自己的省份，以免受到地方和種族的牽制，這樣能讓他們更好地為帝國服務。 我希望看到，這個超國家政體的權力只限於安全領域，但我並不確定能否做到這一點。經驗表明，讓超國家政體對於掌管經濟事務也能有些權力，或許是可取的，因為在現代條件下，經濟問題有可能導致國家混亂，從而埋下暴力衝突的種子。但我寧願看到該組織的整個職能僅限於安全任務，也期望該政體能夠通過加強聯合國的力量而建立起來，以便在追求和平的過程中保持連續性。 無論開始時有沒有俄國參與，建立世界政府都會遇到巨大的困難，這一點我毫不隱瞞。我深知有風險存在。我不希望有國家在加入了超國家組織之後又允許退出，那樣就有爆發內戰的危險。但我也相信世界政府終將來臨，問題在於允許付出多大代價。我相信，即使再爆發一次世界大戰，世界政府也會出現，只不過那樣一來，它將在戰後由獲勝方依靠軍事力量而建，因此只有通過人類的永久軍事化才能維持下去。 但我也相信，世界政府能夠僅憑協議和遊說來建立，這樣代價極低。只是這樣一來，僅僅訴諸理性是不夠的。東方共產主義制度的一個長處就在於，它帶有某種宗教性，能夠激起宗教情感。除非受到一種宗教力量和熱情的推動，否則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和平事業很難有成功的希望。那些對人類的道德教誨擔負重任的人，正面臨重大的任務和機遇。我認為原子科學家已經確信，單憑邏輯無法喚醒美國人認清原子時代的真相，還必須加上深摯的感情力量，而這正是宗教的一個基本成分。希望不僅是教會，而且大專院校和主要輿論機構都能在這方面很好地盡到自己獨特的責任。 [79]與美國新聞記者雷蒙德·斯溫（Raymond Swing）的談話記錄，載《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Boston, November, 1945 and November, 1947）。 [80]成功湖（Lake Success），位於美國紐約長島，在1953年聯合國大廈落成之前，這裡是聯合國總部的臨時所在地，故當年一般以「成功湖」稱呼聯合國。——譯者注 軍國主義心態[81] 在我看來，當今形勢的決定性因素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面臨的問題不能孤立看待。首先，有人可能會提出以下問題：有種種理由表明，私人的經費來源是不夠的，因此從今往後，學術和研究機構將越來越依賴於國家資助。但這難道意味著，出於研究的目的，就有理由將徵收的稅費交由軍隊來支配嗎？對於這個問題，明智的人肯定會回答：「不！」因為對這些經費做出最有利的分配這項困難的任務顯然應當交給這樣一些人，其訓練和從事的工作表明，他們懂得科學和學術。 然而，如果明事理的人寧願讓軍事機構來分配大部分經費，那麼這只能說他們把普遍的政治主張置於文化關懷之上。於是，我們必須把注意力放在這些實際的政治觀點及其根源和影響上。這樣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裡討論的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只有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才能做出全面估計和恰當判斷。 我們所講的這些傾向對美國來說是某種新的東西。它們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把一切力量都集中於軍事目標，這樣便發展出一種支配一切的軍國主義心態，突然的勝利又進一步加強了它。這種心態的典型特徵是，人們把伯特蘭·羅素所謂的「赤裸裸的權力」看得遠遠比影響國際關係的所有其他因素更重要。特別是受到俾斯麥成功的誤導，德國人的心態恰恰經歷了這樣一種轉變，結果不到一百年就完全毀滅了自己。 必須坦言，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有時使我不禁想起德皇威廉二世統治下德國的態度。我知道，不僅是我，別人也會做出這種苦痛的聯想。軍國主義心態的典型特徵就是認為，原子彈、戰略基地、各種武器、原材料等物質因素是最重要的，而人的欲望和思想等心理學因素則是不重要或次要的。個人被降格為一種純粹的工具，淪為「人力物資」。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人所追求的那些正常目標就消失不見了。而軍國主義心態則把「赤裸裸的權力」提升為目標本身，這真是人類最離奇的錯覺之一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軍國主義心態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因為進攻性武器已經變得比防禦性武器強大得多。因此，這必然會導致預防性戰爭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而這又會導致以所謂國家利益的名義犧牲公民權利。政治迫害和各種控制（比如對教學研究和媒體的控制等）似乎無可避免，因此並沒有遇到大眾的反抗，而若不是軍國主義心態作祟，這種反抗是可以提供保護的。所有價值都會逐漸被重估，因為任何對烏托邦目的沒有明顯用處的東西都被視為劣等的。 在我看來，除了提出一種有遠見、誠實、勇敢的政策，以在超國家基礎上確立安全，沒有任何其他道路可以幫助我們擺脫困境。我們希望，只要外部環境還要求美國擔任領導角色，還能找到足夠多有道德力量的人沿著這條道路來引導這個國家。那樣一來，這裡討論的這類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 [81]載《美國學人》（The American Scholar, New York, Summer, 1947）。 與蘇聯科學院院士的通信[82] 愛因斯坦博士的錯誤想法——一封公開信 著名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僅是因為他的科學發現而出名，近年來他還非常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他做廣播講話，在報刊上撰寫文章，還參與了多個公共組織。他多次呼籲抗議納粹的野蠻行徑。他倡導持久和平，抗議新戰爭的威脅，反對軍國主義者企圖完全掌控美國科學的野心。 對於激勵這位科學家從事這些活動的人道主義精神，蘇聯科學家和廣大的蘇聯人民表示讚賞，儘管他的立場並不是那麼前後一致和清晰明確。不過，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一些言論，有些方面在我們看來不僅是錯誤的，對於愛因斯坦熱心擁護的和平事業肯定也是有害的。 我們覺得有責任提醒大家注意這一點，以便澄清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如何最有效地實現和平。愛因斯坦博士最近倡導的「世界政府」觀念必須從這種觀點加以考察。 在這種觀念的各色倡導者當中，除了那些藉以掩護其無限制擴張的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以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很多知識分子，他們被這種觀念貌似合理的外表所迷惑，而並沒有意識到其真實含義。這些主張思想自由的和平主義者相信，「世界政府」不啻為一服對抗世界罪惡的靈丹妙藥，是持久和平的守護者。 「世界政府」的倡導者們廣泛使用那個看起來很激進的論點，認為在這個原子時代，國家的主權是過去的遺蹟，正如比利時代表斯巴克在聯合國大會上所說，是一種「過時的」甚至「反動的」思想。很難想像能有什麼指控比這更遠離真理了。 首先，「世界政府」和「超國家」的觀念絕非原子時代的產物，其歷史要悠久得多，比如在成立國際聯盟時就已經提出來討論過。 其次，這些觀念在現代絕不是進步的。它們反映的是，主導工業大國的壟斷資本家們覺得自己的國界太過狹窄。他們需要全世界的市場、全世界的原料供應和全世界的投資範圍。由於在政治和行政事務上占統治地位，這些壟斷大國得以在爭奪勢力範圍和從政治經濟上征服別國的鬥爭中利用政權機器，以便在別的國家也能自由地扮演主導角色。 從我國過去的經驗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沙皇俄國的反動政權屈從於資本主義的利益，因其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而成為令外國資本家垂涎的肥肉。法國、英國、比利時和德國的公司如餓鷹一樣撲向我國，賺得在他們自己國家無法想像的利潤。他們用勒索性的貸款將沙皇俄國與資本主義西方牢牢綁縛在一起。沙皇政府依靠從外國銀行得到的資金支持，殘酷鎮壓革命運動，阻礙俄國科學文化的發展，煽動對猶太人進行集體屠殺。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粉碎了使我國在經濟和政治上依附於世界資本主義壟斷的鎖鏈。蘇維埃政府使我國第一次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和獨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技術、科學和文化的進步，把我國變成了國際和平安全的可靠堡壘。在內戰中，在反對帝國主義國家集團干涉的鬥爭中，在反抗納粹侵略者的偉大戰役中，我國人民都在維護國家的獨立性。 然而現在，「世界超國家」的倡導者卻要求我們為了「世界政府」而自願放棄這種獨立性，這不過是壟斷資本家為了稱霸世界而打出的漂亮招牌而已。 向我們提出那樣的要求顯然是無法容忍的。這種要求不僅對於蘇聯來說是荒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國家成功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這些國家的人民正在努力鞏固經濟和政治上的獨立性，阻止國外對本國事務的干預。不僅如此，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正迅速蔓延開來，喚醒了億萬人民的民族意識，他們不願繼續處於被奴役的狀態了。 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已經失去了許多有利可圖的剝削領域，而且還有失去更多東西的危險。對於那些已經擺脫了他們掌控的民族，他們正極力剝奪令其厭惡的國家獨立性，並且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帶著這個目的，帝國主義者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發動戰爭。 正是按照這種社會命令，帝國主義理論家正全力抹黑國家主權的觀念。他們訴諸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吹自負的「世界國家」計劃，說什麼這會消滅帝國主義、戰爭和民族仇恨，確保普遍法律的勝利云云。 於是，帝國主義勢力爭奪世界霸權的掠奪欲望偽裝成一種偽進步觀念，吸引了資本主義國家某些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等）的興趣。 在去年9月致聯合國各代表團的一封公開信里，愛因斯坦博士提出了一種限制國家主權的新方案。他建議把聯合國大會改造成一個永久運作的世界議會，擁有比安理會更大的權力。愛因斯坦重複著美國外交親信們天天在講的話，宣稱安理會已經被否決權搞癱瘓了。按照愛因斯坦博士的計劃改造後的聯合國大會將擁有最終的決定權，大國一致原則將被拋棄。 愛因斯坦建議，聯合國的代表應由普選產生，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各國政府任命。初看起來，這個建議似乎是進步的，甚至是徹底的。但實際上，它對現狀不會有絲毫改進。 讓我們想像一下，選舉對於這種「世界議會」有何實際意義。 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殖民地和附屬國，這些國家由少數帝國主義國家的長官、軍隊以及財政和金融寡頭統治著。在這些國家，「普選」實際上意味著由殖民政府或軍事當局來任命代表。殷鑑不遠，希臘公投便是保皇黨–法西斯統治者在英國刺刀的護衛下出演的一場鬧劇。 但在形式上存在著普選權的那些國家，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在資本占據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資本以各種花招詭計將普選權和投票自由變成鬧劇。愛因斯坦肯定知道，美國上屆國會選舉只有39%的選民投票；他也心知肚明，南方各州的千百萬黑人實際上被剝奪了選舉權，或者在並不少見的私刑威脅下，被迫投票給他們最兇惡的敵人，比如極端反動且仇視黑人的上屆參議員比爾博就是這樣當選的。 人頭稅、特殊試驗等許多手段都被用來剝奪千百萬移民、流動工人和貧苦農民的投票權，且不提普遍存在的賄選行為，以及反動報刊作為報業大亨影響大眾的有力工具所起的作用，等等。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愛因斯坦所建議的世界議會普選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現有條件下意味著什麼。其組成不會比目前的聯合國大會更好，它將扭曲地反映大眾的真實情緒以及對永久和平的渴望。 我們知道，在聯合國大會和各個委員會裡，美國代表團掌控著固定的投票機器，因為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都依賴於美國，它們不得不按照華盛頓的要求來調整外交政策。例如，一些拉美國家是農業單一作物制國家，其產品價格由美國壟斷資本家所決定，因此手腳被束縛。既然如此，在美國代表團的壓力下，聯合國大會裡出現一種機械的大多數，按照其實際主人的命令進行投票，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某些情況下，美國外交發現，打著聯合國的旗號採取某些措施要比通過國務院更方便。聲名狼藉的巴爾幹委員會或者指派到朝鮮的選舉觀察委員會便是明證。美國代表團正在強行通過一個「小型大會」計劃，以實際取代安理會，其目的就是把聯合國變成美國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因為事實證明，安理會的大國一致原則妨礙了帝國主義陰謀的得逞。 愛因斯坦的建議也會導致同樣的後果，因此絕不會促進持久和平和國際合作，而只能掩蓋各個主權國家防止外國資本強索其慣常利益時受到的攻擊。它會進一步推動美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擴張，並且讓那些堅持維護獨立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解除武裝。 在命運的捉弄下，愛因斯坦實際上已經成為和平與國際合作最兇惡敵人的陰謀和野心的支持者。他沿這個方向已經走得太遠，竟然在其公開信中預先宣布，倘若蘇聯拒絕加入他這個異想天開的組織，其他國家應當有權不管蘇聯而繼續前進，同時敞開大門讓蘇聯最後作為成員或「觀察員」加入這個組織。 從本質上講，這與美帝國主義的極力擁護者的建議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無論愛因斯坦博士實際上離他們有多遠。這些建議的要點和實質是，倘若不能把聯合國變成美國政策的武器，變成掩蓋帝國主義實施陰謀計劃的帷幕，那麼就應當把它解散，用一個沒有蘇聯和新民主國家加入的新「國際」組織取而代之。 愛因斯坦博士難道意識不到，這些計劃對於國際安全和國際合作會有多麼致命的影響嗎？ 我們相信，愛因斯坦博士已經走上了一條錯誤而危險的道路。在當今世界，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各有不同，而他卻在追逐「世界政府」的妄想。當然，這並不是說社會經濟結構不同的國家就不應當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合作，只要這些差別被審慎對待。然而，愛因斯坦倡導的這種政治時尚，卻對真誠的國際合作和持久和平的不共戴天之敵有利。他建議聯合國成員國採取的路線，將不會使國際上更加安全，而會導致新的國際爭端。它只會有利於壟斷資本家，因為新的國際爭端將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軍火合同和利潤。 我們非常尊敬愛因斯坦，他不僅是著名的科學家，而且是熱心公益之人，正在不遺餘力地推進和平事業。因此，我們認為應當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看法，而不必作外交辭令的修飾。 愛因斯坦的答覆 我的四位俄國同事在《新時代》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對我進行了善意的批評。我欣賞他們所做的努力，更欣賞他們如此坦率直接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只有努力充分理解對方的思想、動機和關切，透過他的眼睛看世界，才能在人類事務中理智地行動。一切心懷善意之人都應儘可能地增進這種相互理解。希望我的俄國同事和其他讀者也能本著這種精神來接受以下回復。做此回復的人正在努力尋求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幻想自己已經知道了「真理」或「正確道路」。如果以下說法顯得有些武斷，那只是為了清晰簡潔起見。 雖然你們的信主要是對非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攻擊，但我相信，在這種攻擊背後是一種防禦心態，趨向於幾乎無限制的孤立主義。只要了解過去三十年來俄國在外國手中受到的種種苦難，比如德國入侵者對平民的蓄意屠殺，內戰時期的外國干涉，西方報刊系統性的誹謗宣傳，扶植希特勒來對抗俄國，這種逃入孤立主義的願望是不難理解的。然而，無論這種對孤立的願望是多麼可以理解，它都會給俄國和所有其他國家造成災難。這一點稍後我會詳談。 你們攻擊我的主要目標在於我支持「世界政府」。在討論這個重要的問題之前，我想先來談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因為你們關於這種對抗的態度，似乎完全主導了你們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如果客觀考察一下這個社會經濟問題，情況似乎是這樣的：技術發展已經導致經濟機制越來越集中。也正因為這種發展，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權力普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在資本主義國家，這些人不需要向公眾解釋自己的行為；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卻必須這樣做，因為他們就像那些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是為公眾服務的。 我同意你們的看法：只要社會主義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恰當的標準，社會主義經濟的優點就肯定能夠抵消缺點。總有一天，所有國家（只要這樣的國家仍然存在）都會感謝俄國，因為它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第一次有力地證明了計劃經濟的實際可能性。我也相信，事實將會證明，資本主義或自由企業制度無法減少失業，技術進步會使失業問題變得日益嚴重，它也無法在生產與民眾的購買力之間保持健全的平衡。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錯誤地把所有現存的社會政治弊端都歸咎於資本主義，並且以為只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就能治好人類的一切社會政治痼疾。這種信念的危險首先在於鼓勵了「信徒」狂熱的不寬容，因為它把一種可能的社會方法變成了一種教會組織，若有不從便被打成叛徒或壞人。一旦到了這個階段，理解「非信徒」信念和行為的能力就完全消失了。我確信，你們從歷史上可以知道，這些僵化的信念曾給人類帶來多少無謂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有淪為暴政的傾向，它本身就成了一種罪惡。但除了極少數無政府主義者，我們每個人都深信，沒有政府就不可能有文明社會存在。在健全的國家，人民的意志與政府之間有一種動態平衡，可以防止政府淪為暴政。如果在一個國家，政府不僅掌控著軍隊，而且還掌控著所有教育信息渠道和每一個公民的經濟生活，那麼這種墮落的危險就更加嚴重了。我這樣說僅僅是想表明，不能認為社會主義本身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它只是能夠促成這種解決的一個框架罷了。 你們在信里表達的一般態度中，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以下這個方面：你們在經濟領域如此強烈地反對無政府狀態，而在國際政治領域卻又同樣熱情地擁護無政府狀態，即擁護無限制的主權。在你們看來，建議削減各個國家的主權，這本身就應受到譴責，是對自然權利的侵犯。你們還試圖證明，在削減主權觀念的背後是美國的包藏禍心，想不必通過戰爭就能對世界各國進行經濟統治和剝削。你們用自己的方式來分析戰爭結束以後這個政府的種種行為，試圖證明這種指控是合理的。你們企圖表明，聯合國大會不過是由美國或美國資本家操控的傀儡罷了。 此種論據讓我覺得像是一種神話，是無法令人信服的。不過，這凸顯了我們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巨大隔閡，它緣於彼此之間不幸的人為隔絕。若能促成和鼓勵個人觀點的自由交流，那麼知識分子也許最能幫助兩國創造一種相互理解的氣氛。這種氣氛是有效發展政治合作的必要前提。不過，既然我們暫時還要依靠「公開信」這種麻煩的方式，我只好做些簡單回應了。 沒有人會否認，經濟寡頭對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非常強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也不應過高估計。儘管受到這些強力集團的拚命反對，羅斯福還是當選了總統，而且連任了三次。當時正是必須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刻。 關於戰後美國政府的政策，我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或資格去為他們辯護或做出解釋。但不能否認，美國政府關於原子武器的某些建議至少是在嘗試建立一個超國家安全組織。它們即使未被接受，也至少可以充當一個討論基礎來實際解決國際安全問題。事實上，正是蘇聯政府半否定半拖延的態度，才使得美國的善良人士難以如願施展政治影響力來反對「戰爭販子」。關於美國對聯合國大會的影響，我認為這不僅與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有關，而且源於美國和聯合國真正解決安全問題的努力。 至於備受爭議的否決權，我相信之所以致力於取消它或者讓它失效，主要不是因為美國有什麼特定意圖，而是因為否決權遭到濫用。 現在回到你們的看法，即美國的政策試圖對他國進行經濟統治和剝削。既然談論目的和意圖沒有什麼把握，我們不妨考察一下所涉及的客觀因素。美國很幸運，所有重要的工業產品和糧食都能自給自足，而且擁有幾乎一切重要的原材料。但由於堅信「自由企業」，美國無法使民眾的購買力與全國的生產能力保持平衡。基於同樣的理由，失業經常達到危險的程度。 由於這些情況，美國不得不注重出口貿易，否則就無法充分利用其總產能。倘若進出口大體平衡，本來不會有什麼害處。那時，對外國的剝削將在於出口物的勞動價值大大超過進口物的勞動價值。但美國正竭盡全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因為幾乎任何進口物都會造成部分產能閒置。 這就是為什麼外國無法支付美國出口商品的原因。的確，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支付只有通過美國的進口才是可能的。這解釋了為什麼全世界大部分黃金都流到了美國。總的來說，除了購買外國商品，這些黃金不能有別的用處，基於上述理由，這是行不通的。這些黃金被小心貯藏，以防失竊，成為歌頌政府智慧和經濟成就的紀念碑。這些理由使我很難認同所謂美國剝削世界的說法。 然而，上面的情況有它嚴肅的政治方面。基於上述理由，美國不得不把部分產品運送到國外。這些出口是通過美國給外國的貸款來提供資金的。的確，很難想像如何才能償還這些貸款。因此從實際目的來看，必須把這些貸款看成一種饋贈，可以用作強權政治舞台上的武器。考慮到現在的情況和人類的特性，我得坦率承認，這真的很危險。不過，我們目前所處的國際事態難道不是傾向於把人類的所有發明和物品都變成武器，從而對人類構成威脅嗎？ 這個問題引出了最重要的事情，與之相比，其他一切事情都顯得無關緊要了。我們都知道，強權政治遲早會導致戰爭，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場戰爭將意味著人類生命財產的巨大毀滅，程度恐怕是歷史上空前的。 我們的激情和積習難道真的註定要使我們自相殘殺，不留下任何值得保存的東西嗎？與當今我們所面臨的危險相比，我們奇特的通信中所觸及的一切爭論和意見分歧難道不都顯得微不足道嗎？難道我們不應盡一切力量來消除這個威脅著所有國家的危險嗎？ 如果抓住無限制國家主權的概念和做法不放，那就只能意味著，每個國家都保有通過戰爭手段來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國家都必須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這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竭盡全力比其他國家更強大。這個目標將會越來越主導整個公共生活，在實際大難臨頭之前就已經毒害年輕人了。只要我們還保有一丁點冷靜的理性和人類感情，就決不能容忍這一點。 僅僅是基於這些考慮，我才支持「世界政府」的觀念，至於其他人致力於同一目標的理由，我沒有關注過。我之所以擁護世界政府，是因為我深信，沒有其他途徑可以消除人類這個最可怕的危險。避免遭到徹底毀滅必須優先於任何其他目標。 你們肯定深信，我是帶著最為嚴肅和真誠的態度來寫這封信的。我相信，你們也會本著同樣的精神來接受它。 [82]載《莫斯科新時代》（Moscow New Times, November 26, 1947）和《原子科學家會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Chicago, February, 1948）。 「世界一家」獲獎感言[83] 你們希望授予我的這項殊榮讓我至為感動。在漫長的人生中，我從同胞那裡獲得的認可遠遠超出了我的應得。必須承認，我的愧疚總是超過欣喜。但這種痛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遠遠超過快樂。因為當今所有關心和平以及理性與正義勝利的人都必定會清楚地意識到，理性和誠實善良對於政治事件的影響是多麼微不足道。但無論這種影響有多麼小，無論未來的命運如何，我們都可以確信，倘若沒有那些關注人類幸福的人們的不懈努力，人類的命運會比現在還要糟糕。 在此存亡攸關之際，我們必須首先向同胞們說明：武力萬能的信念在政治生活中占了上風，這股力量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生命，連那些只把它用作工具的人都無法駕馭。建議將國家軍事化不僅立即使我們面臨戰爭威脅，而且必將逐步摧毀這片土地上的民主精神和個人尊嚴。宣稱國外事件迫使我們武裝起來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竭力與之鬥爭。事實上，從他國的反應來看，我們重整軍備的行為只會造成其倡導者不願見到的局面。 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向和平和安全，那就是超國家組織之路。各國單方面進行武裝，只會加劇普遍的不安與混亂，無法形成有效的保障。 [83]1948年4月27日在卡內基音樂廳的演講，收錄於《晚年集》。 給知識分子的信[84] 今天，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懷著深切的歷史責任感在這裡相聚。感謝法國和波蘭同行的提議，使我們為了一個重大目標聚集在一起：利用有識之士的影響力來促進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柏拉圖是最早試圖解決這個古老問題的人之一，他用理性和審慎來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屈服於祖先遺傳下來的本能和衝動。 經由痛苦的經驗我們已經知道，理性思考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深入的研究和熱情的科學工作對於人類往往有悲劇性的內涵。一方面，它的發明使人從辛苦勞動中解放出來，使生活更加舒適富裕；但另一方面，它又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惶恐不安，使人成為技術環境的奴隸。這其中最大的災難就是創造出人類大規模毀滅自己的手段。這實在是令人無比痛心的悲劇！ 這個悲劇已經令人痛心，但更加悲劇的也許是，雖然科技領域產生了諸多極為成功的學者，但長期以來，對於困擾人類的種種政治衝突和經濟壓力，卻找不到合適的解決方案。毫無疑問，國內國際經濟利益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當今世界危險局面的根源。時至今日，人類依然沒有發展出某些政治、經濟的組織形式，可以確保世界各國和平共處，也沒有構建出一種制度，可以永遠消除戰爭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幫助製造更加可怕和有效的滅絕方法是我們科學家的悲劇命運。我們必須擔負起莊嚴而超然的義務，竭力阻止這些武器被用於殘忍的目的。對我們來說，還有什麼任務能比這更重要呢？還有什麼社會目標能比這更接近我們的心靈呢？這也就是為何這次大會肩負著如此重要的使命。我們在這裡彼此協商，必須建起連接世界各國的精神與科學之橋，必須克服國界所造成的可怕障礙。 在較小的社會群體中，人們在打破反社會的統治權方面取得了一些進步。比如城市裡的生活就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個別國家內部的社會生活也是如此。在這樣的社會裡，傳統和教育發揮著調節性的影響，給生活在這裡的人帶來了寬容的關係。但國家間的關係仍然主要是完全的無政府狀態。我並不認為在過去的幾千年里，人類在這方面有什麼真正的進步。國家之間太過頻繁的衝突仍然是通過武力和戰爭來解決的。只要實際上有可能，隨時隨地都會激起無窮的野心，無限制地追求越來越大的權力。 在整個歷史上，國際事務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給人類造成了無法形容的痛苦和毀滅。它一次次地阻礙人類的發展，擾亂他們的身心。有的時候，它幾乎將一切毀滅殆盡。 然而，各國隨時願意備戰，也對人類的生活產生了其他影響。在過去的幾百年里，每個國家對其公民權力的控制穩步增長，無論在權力得到明智運用的國家，還是在殘暴專制的國家，情況都是如此。主要由於現代工業設備的集中，國家在民眾之間維持和平有序關係的功能已經變得日益複雜和廣泛。為了防止民眾受到外部攻擊，現代國家都需要建立強大的、不斷擴張的軍事機構。此外，國家認為有必要教育民眾正視戰爭的可能性，這種「教育」不僅敗壞了青年人的靈魂和精神，對成年人的心態也有不利的影響。任何國家都避免不了這種敗壞。甚至在那些並無明顯侵略意圖的國家，民眾中也瀰漫著這種氣息。因此，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偶像，很少有人能夠逃脫其暗示力量。 然而，戰爭教育是一種妄想。過去幾年的技術發展已經創造出全新的軍事形勢。可怕的武器被發明出來，能在幾秒鐘之內造成大規模傷亡和破壞。由於科學尚未找到這些武器的防範之道，現代國家將無法確保其民眾的安全。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得救呢？ 只有一個超國家組織單獨擁有生產和擁有這些武器的權力，人類才能得到保護，免於無法想像的破壞和恣意消滅。然而，除非該組織擁有合法的權力和義務來解決過去導致戰爭的一切衝突，否則很難想像在現有條件下，各國會把權力拱手讓給超國家組織。各國的職能將或多或少集中於內部事務，至於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則只處理那些絕不會危及國際安全的爭端和問題。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各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人類目前的處境正迫使人們採取革命手段。我們的處境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早期階段也許足夠解決問題的方法手段不能用於現在。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思維和行動，必須有勇氣徹底改變世界各國的關係。昨天的陳詞濫調今天將不再管用，明天無疑也會過時。讓全世界的人都認識到這一點，是知識分子肩負的最重要和最重大的社會功能。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超越自己國家的紐帶，引導世人徹底改變其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呢？ 巨大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現在失敗了，超國家組織將在以後建立，不過那時它將建立在大半已成廢墟的世界上。但願不需要非得來一場超乎想像的大災難，才能消除現有的國際無政府狀態。時間緊迫，要行動就必須現在行動。 [84]為波蘭弗羅茨瓦夫舉行的「知識分子和平大會」（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準備的發言稿，但未能宣讀，後於1948年8月29日發表。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85] 一個不是專門研究經濟社會問題的人，卻要對社會主義這個話題發表意見，這是否恰當呢？從一些理由來看，我相信是恰當的。 我們先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考察這個問題。天文學和經濟學似乎並沒有根本的方法論差異：這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發現對一組有限範圍的現象普遍適用的定律，以儘可能清晰地理解這些現象之間的聯繫。但實際上的確存在著這種方法論差異。在經濟學領域，發現普遍定律非常困難，因為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常常受到許多難以獨立評價的因素的影響。此外，正如大家所知，從人類歷史的所謂文明時期開始積累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絕非只受經濟原因的影響和制約。例如，歷史上多數大國都依靠征服而存在。征服者在法律和經濟上自封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層。他們壟斷土地所有權，指派自己人擔任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把社會的階層劃分固定成永久的制度，並且創造出一種價值體系，不知不覺地引導著民眾的社會行為。 但歷史傳統可以說是昨天之事，無論在哪裡，我們都還沒有克服凡勃倫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可觀察的經濟事實都屬於這個階段，甚至連由此導出的定律也不適用於其他階段。既然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就在於克服並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所以目前狀態下的經濟科學就無法闡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社會主義以一種社會道德目的為導向。然而，科學創造不出目的，更不用說把目的灌輸給人了，科學頂多只能為達成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是由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構想出來的，只要沒有胎死腹中，而是有生命活力，這些目的就會被許多人採納和推進，這些人半自覺地決定著社會的緩慢演化。 基於這些理由，在討論人的問題時，應當注意不要過高估計科學和科學方法。我們不應認為，只有專家才有權對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發表看法。 一段時間以來，無數人都說人類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危機，其穩定性已經遭到嚴重破壞。這種狀況的典型特徵是，個人對於所屬的群體（不論大小）漠不關心，甚至保持敵意。為了說明我的意思，這裡我想講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不久前，我同一個聰明而溫和的人討論下一場戰爭的威脅，我認為那會嚴重危及人類的生存。我說，只有一個超國家組織才能防止那種危險。而這位客人卻無動於衷，他冷冷地對我說：「您為什麼要強烈反對人類滅絕呢？」 我相信，短短一個世紀以前，不會有人那麼輕率地說出這種話。說這話的人曾力求達到內心的平衡，但失敗了，而且多多少少已經失去了成功的希望。這番話所表達的痛苦、寂寞和孤獨，正是今天許多人的內心寫照。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否有出路？ 提出這樣一些問題很容易，但卻難以給出確切的回答。不過我還是要試試，儘管我很清楚，我們的感情和努力常常矛盾不清，無法用簡易的公式表達出來。 人既是孤獨的存在，又是社會的存在。作為孤獨的存在，他試圖保衛自己和至親的生存，滿足個人的欲望，並且發展天賦才能。作為社會的存在，他試圖得到同胞們的認可和喜愛，分享他們的快樂，悲痛時給予安慰，並且改善其生活條件。解釋一個人特殊性格的，正是這些多種多樣、時常相互衝突的努力，它們特定的結合決定了一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達到內心的平衡，以及對社會福祉做出多少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相對強度很可能主要由遺傳決定，但一個人最後顯現出來的個性主要取決於他的發展環境、社會結構、社會傳統以及社會對各種特殊行為的評價。對於個人來說，「社會」這個抽象概念意指他對同時代人以及所有前人的直接與間接關係的總和。一個人自己能夠思考、感覺、努力和工作，但他在身體、理智、感情等方面的生存卻極大地依賴於社會，以至於不可能在社會框架之外思考或理解他。正是「社會」給人提供了糧食、衣服、住所、勞動工具、語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思想內容。古往今來億萬人的勞動和成就使他的生活成為可能，而他們全都隱藏在「社會」這個小小的語詞背後。 因此，個人對社會的依賴顯然是一個無法抹殺的自然事實，就像螞蟻和蜜蜂一樣。然而，螞蟻和蜜蜂的整個生命過程在最小的細節上都由不變的遺傳本能所決定，而人類的社會模式和相互關係卻多種多樣、容易改變。記憶力、重新組合的能力、口頭交流的稟賦，已經使人大大發展，不再受制於生物學上的必然性。這些發展可見於傳統、制度和組織，可見於文學、科學和工程成就，還可見於藝術作品。這解釋了為什麼人能在某種意義上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影響生活，而且自覺的思考和希望能在這種過程中起作用。 人出生時通過遺傳獲得了一種固定不變的生物學體質，包括人類那些典型的自然衝動。此外，人在一生中也通過交流和其他各種類型的影響而從社會中得到了一種文化體質。這種文化體質會隨時間而變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通過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研究告訴我們，人類的社會行為可以相差很大，這取決於流行的文化模式和社會中占主導的組織類型。那些力圖改善人類命運的人可以把希望建基於此：人類並非因其生物學體質而註定要彼此毀滅，或者要完全受制於一種殘酷的自作自受的命運。 如果我們問自己，應當如何改變社會結構和人的文化態度，才能使人生儘可能讓人滿意，我們就應謹記在心，有些條件是我們無法改變的。如前所述，人的生物學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此外，過去幾個世紀的技術和人口發展已經創造出一些被廣泛接受的條件。在人口相對稠密的地區，要想生產生活必需品，必須有極細的勞動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設備。個人或者相對較小的群體能夠完全自給自足的田園般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說得誇張一點，人類現已組成一個生產和消費的地球集體。 現在可以簡要說明這個時代危機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在我看來，它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比以往更能意識到自己對社會的依賴，但並未把這種依賴看成一種正面資產、一條生命紐帶或者保護的力量，而是視之為對其自然權利乃至經濟生活的威脅。此外，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會不斷加強其性格中的唯我論驅力，而天生較弱的社會驅力卻會逐漸衰退。所有人，不論其社會地位如何，都會遭遇這種衰退過程。他們不知不覺淪為唯我論的囚徒，感到不安與孤獨，失去了樸素單純的生活樂趣。人生短暫而艱險，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到生命的意義。 依我之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態乃是今天這種禍害的真正根源。我們看到了一個龐大的生產者集體，其成員不斷努力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果實，不是通過暴力，而是整體上嚴格按照法定規則進行的。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認識到，按照法律，生產資料（即生產消費商品和附加的資本商品所需的全部生產能力）可以是而且大部分已經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簡單起見，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將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的人統稱為「工人」，雖然這並不完全符合該詞的習慣用法。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可以購買工人的勞動力。通過使用生產資料，工人生產出新的商品，成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關鍵在於，工人生產的商品與獲得的報酬之間的關係（兩者都以實際價值來衡量）。在勞動合同是「自由」的情況下，工人的收入並非取決於他所生產商品的實際價值，而是取決於他的最低需求，以及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多少人競爭工作的關係。關鍵是要明白，即使在理論上，工人的報酬也不是由產品的價值決定的。 私人資本往往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部分是因為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因為技術發展和不斷增長的勞動分工促成了更大的生產單位，而犧牲了較小的生產單位。這些發展造成了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的政治社會也無法有效地遏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關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來的，而這些政黨基本上由私人資本家資助或者受他們影響，他們實際上將選民與立法機關分離開來。結果導致人民代表實際上無法充分保護弱勢人群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情況下，私人資本家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報刊、廣播、教育等主要信息來源。因此，公民要想得出客觀的結論，並且理智地運用其政治權利，那是極為困難的，多數情況下則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資本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中，常見的情況以兩條主要原則為典型特徵：第一，生產資料（資本）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可以隨意處置；第二，勞動合同是自由的。當然，在這個意義上，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的。尤其應當注意到，通過長期艱苦的政治鬥爭，某些行業的工人已經得到了形式上有所改善的「自由勞動合同」。但整體來看，今天的經濟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少差別。 生產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使用。沒有條款規定，凡是有能力工作並且願意工作的人總有就業機會。「失業大軍」幾乎一直存在著，工人時常害怕失去工作。既然失業的和薪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了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就會受到限制，從而導致嚴重的困境。技術進步往往導致更多的失業，而不是減輕工作負擔。資本家的追逐利潤和彼此之間的競爭，造成資本積累和利用的不穩定，從而導致經濟越來越蕭條。無限制的競爭導致勞動力的巨大浪費，以及前面談到的個人社會意識的嚴重削弱。 這種對個人的戕害，我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我們整個教育制度都深受其害，將誇張的競爭心態灌輸給學生，訓練他們崇拜貪婪好勝，為日後的職業生涯做準備。 我深信，只有一種辦法才能消除這些嚴重弊病，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並且配上一套以社會目標為導向的教育制度。在這種經濟制度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且有計劃地加以利用。計劃經濟會按照社會需求來調節生產，分配工作給所有能夠工作的人，並且保障男女老幼的生計。至於對個人的教育，除了促進他本人的天賦才能，還要嘗試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以取代當今社會對權力和名利的頌揚。 然而必須記住，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可能伴隨著對個人的完全奴役。實現社會主義需要解決一些極為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於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官僚系統變得權力過大和目空一切呢？如何才能讓個人權利得到保護，從而確保民主力量能與官僚權力相抗衡呢？ [85]載《評論月刊》（Monthly Review, New York, May, 1949）。 國家安全[86] 感謝羅斯福夫人，讓我有機會表達我對這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的信念。 就目前的軍事技術而言，相信通過武裝國家來達到安全，這是一種災難性的幻想。美國因為最先製造了原子彈而助長了這種幻想。人們普遍相信，美國最終能夠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優勢，嚇退任何潛在的對手，從而將人們熱切期盼的安全帶給美國和全世界。過去五年我們遵循的格言簡單來說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以優越的軍事實力來獲得安全。 這種機械的技術軍事心態已經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後果。外交政策中的每一項行動都完全受制於一種觀點：如何才能在戰爭中取得對敵人的絕對優勢？回答是：在全世界所有可能的戰略要地建立軍事基地，加強潛在盟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在國內，將巨大的財力集中到軍隊手中；讓青年人接受軍事訓練；用日益壯大的警察力量嚴密監視公民尤其是公務員的忠誠度；恐嚇具有獨立政治思想的人；通過廣播、報刊和學校對公眾進行潛移默化地灌輸；以軍事機密為壓力，不斷限制公共信息的範圍。 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據說原本是一種防衛措施，現在卻已歇斯底里。雙方都躲在各自機密的高牆背後，以狂熱的速度完善著大規模破壞的手段。現在氫彈又作為新的目標顯示在公眾眼前，總統已經莊嚴宣告，要向這個目標加速發展。如果取得成功，那麼對大氣的放射性毒害以及地球生命的徹底滅絕，都將在技術上成為可能。這種發展的可怕之處在於那種似乎勢不可擋的趨勢。每一步都像是前一步不可避免的後果，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盡頭處就是完全毀滅。 是否有辦法走出這種由人自己製造的困境呢？所有人（尤其是美蘇兩國的決策者）都應該認識到，我們或許已經戰勝了外在的敵人，但卻未能除去戰爭引發的心態。只要每一項行動都著眼於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就永遠無法實現真正的和平。因此，一切政治行動的指導思想應當是：如何才能實現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甚至是精誠合作呢？首先要消除相互的恐懼和不信任。鄭重放棄暴力（不只是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無疑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同時建立一個超國家的審判執行機構，讓它有權裁定與各國安全直接相關的問題，這种放棄才能有效。即使只是宣稱各國會為實現這種「有限的世界政府」而精誠合作，也會大大減輕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 歸根結底，人與人的任何和平共處都首先要基於相互信任，其次才要靠像法庭和警察這類機構。這不僅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國家。信任的基礎是忠誠的互讓。 國際管控是否可行呢？作為一種維護治安的措施，它也許具有次要作用，但明智的做法或許是不去過高估計它的重要性。只要想想美國實施禁酒令的時代，就會使人猶豫起來。 [86]1950年2月13日作為嘉賓在羅斯福總統夫人的電視節目裡談氫彈的意義。 追求和平[87] 問：說世界的命運懸於一線是不是有些誇張？ 答：不誇張。人類的命運總是懸而未決……但現在尤其如此。 問：如何才能讓世人意識到那一刻的嚴重性？ 答：我認為這是可以回答的。解決之道不在於為戰爭的發生做準備，而在於相信，只有通過耐心協商和建立解決國際問題的法律基礎，才能免於軍事災難。而這需要得到一個足夠強大的執行機構的支持，簡而言之，一種世界政府。 問：當前的原子軍備競賽究竟會導致另一場世界大戰，還是像一些人所堅持的，是一種防止戰爭的方法？ 答：軍備競爭並不能防止戰爭。朝這個方向邁出的每一步都會使我們更接近災難。軍備競賽是防止公開衝突最糟糕的方法。恰恰相反，倘若沒有超國家規模的系統性裁軍，真正的和平根本不可能實現。再說一遍，軍備無法防止戰爭，而會不可避免地導向戰爭。 問：有沒有可能同時為戰爭和世界共同體做準備呢？ 答：爭取和平與備戰是不相容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更是如此。 問：我們能防止戰爭嗎？ 答：答案很簡單。如果我們有勇氣決定自己的和平，我們就將擁有和平。 問：如何做呢？ 答：憑藉堅定的意志達成協議。這是不言自明的。我們不是在做遊戲，而是生存形勢極為嚴峻。如果不下定決心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就永遠也得不到和平的解決。 問：您如何估計未來一二十年原子能對我們文明的影響？ 答：這無關緊要。如果得到正確的應用，……我們現有的技術可能性已經足夠令人滿意了。 問：一些科學家預言，人類的生活將會發生深刻的變化，例如，我們每天可能只需要工作兩小時……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答：我們依然是同樣的人，其實沒有什麼深刻變化。工作五小時還是兩小時並不那麼重要。我們的問題是國際層次的社會經濟問題。 問：對於目前已經儲備的原子彈，您有什麼建議？ 答：把它交給一個超國家組織。在達成持久和平之前，必須有某種保護力量。單方面裁軍是絕對不可能的。武器只能委託給一個國際權威機構，沒有其他可能性，系統性裁軍與超國家政府有關。不能把安全問題看得太技術化。和平的意志和願意為此目標邁出每一步是最重要的。 問：個人能為戰爭或和平做些什麼？ 答：個人可以讓任何參選人（如國會選舉）明確承諾，願意為國際秩序而奮鬥，並為這種秩序而限制國家主權。每個人都參與形成輿論。他必須真正明白需要什麼……他必須有勇氣說出來。 問：聯合國廣播電台用27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時值危急存亡之際，您有什麼話想讓我們向世界人民傳達呢？ 答：總的來說，我認為甘地的觀點是這個時代所有政治人物中最開明的。我們應當努力繼承他的精神……不是用暴力為事業而戰，而是不參與我們認為邪惡的事情。 [87]1950年6月16日聯合國廣播電台的採訪，錄製於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書房。 「文化必須是世界相互理解的一個基礎」[88] 為了理解《世界人權宣言》的全部意義，應當充分認識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誕生時的世界形勢。過去半個世紀的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已經使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按照當今的技術成就水平，各國安全只能基於超國家的機構和行為準則。我們知道，從長遠來看，只有建立一個由國家組成的世界聯邦，才能避免毀滅一切的衝突。 就這樣，聯合國建立起來了，這是國際秩序的一個良好開端。然而，該機構僅僅是各國政府代表集會的地方，而不是人民代表基於各自的信念獨立行事。此外，聯合國的決議對於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沒有約束力，也沒有任何具體措施能夠強制執行這些決議。 由於拒絕某些國家加入，聯合國的效力被進一步削弱。把這些國家排除在外嚴重影響了這個組織的超國家性質。然而，把國際問題帶到陽光下進行討論，有助於衝突的和平解決。超國家討論平台的存在容易讓各國民眾逐漸習慣於這樣一種觀念：必須通過談判來維護國家利益，而不是動用武力。 我認為，這種心理效果或教育效果是聯合國最有價值的特點。世界聯邦預設了人的一種新的忠誠，一種並不囿於國家邊界的責任感。要想真正有效，這種忠誠必須不限於純政治議題。不同文化團體之間的相互理解，經濟文化方面的互助，都是必要的補充。 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信任感。戰爭的心理作用已經使這種信任感喪失殆盡，軍國主義與強權政治的狹窄哲學則使之大為削弱。倘若沒有相互理解和信任，就不可能有保障各國集體安全的有效機構。 聯合國增設的教科文組織就旨在追求這些文化目標。它遠比聯合國更能避免強權政治所帶來的癱瘓影響。 聯合國認識到，唯有個人健康獨立，才能創造健康的國際關係。因此，聯合國精心草擬了一份《世界人權宣言》，並於1948年12月10日由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 這份宣言確立了一些普遍可理解的標準，旨在保護個人，防止經濟剝削，維護髮展，保證社會框架內的自由活動。 在聯合國所有成員國之間傳播這些標準，被視為一個重大目標。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這個三周年慶典，旨在讓這些基本訴求得到廣泛關注，為恢復各民族的政治健康打下基礎。 這份宣言幾乎不可避免要寫成法律文件的形式，其嚴格性也許會導致無休止的爭論。這一文本不可能將不同國家多種多樣的生活條件完全考慮在內，而且還要容許對它的細節做各種不同的解釋。然而，這份宣言總的傾向是明確無誤的，它為判斷和行動提供了恰當的、可以普遍接受的基礎。 從形式上認可這些標準是一回事，無論情況如何變化，永遠把它們當作行動指南則是另一回事。客觀公正的觀察者從宗教機構的歷史中尤其能夠看到這一點。只有當聯合國本身通過決議和行動來表明它的確體現了這份宣言的精神時，宣言才能發揮有效的影響。 [88]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使》（Unesco Courier, December, 1951）。 消除戰爭威脅[89] 在製造原子彈的過程中，我只參與了一件事：我簽署了一封致羅斯福總統的信，強調需要進行大規模實驗以探索製造原子彈的可能性。 我完全明白，萬一這種努力取得成功，那將對人類造成可怕威脅。但我不得不邁出這一步，因為德國人也在研究同樣的問題，而且有可能成功。那時我只能這樣做，儘管我一直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我認為，戰爭中殺人絲毫不比通常的謀殺更好。 然而，只要各國沒有下決心共同行動來消除戰爭，並且在法律基礎上通過和平決議來化解衝突和保護利益，它們就會感到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為了不在普遍的軍備競賽中落後，它們不得不準備一切可能的、甚至是最可惡的武器。這條道路必然導向戰爭，在今天的條件下則意味著全部毀滅。 在這些情況下，與武器作鬥爭是無濟於事的，唯有徹底消除戰爭和戰爭威脅才能有所幫助。這是人人都應為之奮鬥的目標。必須下定決心，不要被迫做任何違反這個目標的事情。一個人若是意識到自己對社會的依賴，那麼這是一項很高的要求，但並非不可能達到。 甘地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他已經指明了道路。他表明，一旦找到正確的道路，人能夠做出多大的犧牲。他為印度解放事業所做的貢獻生動地證明，受堅定信念支持的意志要比看似不可戰勝的物質力量更強大。 [89]寫於1952年9月20日，發表於日本東京的雜誌《改造》（Kaizo, Autumn, 1952）。 文化衰落的症狀[90] 和在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裡一樣，無拘無束地自由交流思想和科學成果對於科學的健康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來，美國政治當局對個人之間自由交流知識的干涉，無疑已經造成嚴重的傷害。這種傷害首先可見於科學研究領域，不用多久就會顯見於技術和工業生產。 政治當局對美國科學生活的侵入，尤其顯見於阻撓美國科學家和學者出國，以及阻撓外國科學家來美國訪問。一個大國做這種小動作，不過是更深疾病的一種表面症狀罷了。 干涉口頭和書面交流科學成果的自由，龐大的警察機關加劇了普遍的政治不信任態度，人們焦慮不安、提心弔膽，竭力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嫌疑或威脅其經濟地位的事情——所有這些都只是症狀，即使它們更清楚地揭示了疾病的嚴重性。 然而在我看來，真正的疾病在於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一種態度，它支配著我們的所有行動，那就是相信：和平時期必須對整個生活和工作進行組織，這樣才能保證戰時取得勝利。這種態度導致人們相信，強大的敵人威脅著我們的自由和生存。 這種態度解釋了所有那些被我們稱為「症狀」的討厭事實。如果不加以糾正，它必然會導致戰爭和大規模破壞。美國的預算即是明顯例證。 只有克服了這種迷戀，才能真正把注意力合理地轉向那個實際的政治問題：「如何才能使人在這個越來越小的地球上生活得更加安全和寬容？」 如果戰勝不了正在影響我們的更深疾病，就不可能治好上述那些症狀。 [90]載《原子科學家會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Vol. VIII, No.7, October, 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