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與觀念 · 第一部分 思想與見解

失去的天堂[1] 直到17世紀，整個歐洲的學者和藝術家們還被一種共同的理想主義紐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其合作很少受到政治事件的影響。對拉丁語的普遍使用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團結。 然而撫今追昔，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失去的天堂。民族主義的激情已經摧毀了這個思想共同體，曾將整個世界聯合在一起的拉丁語業已死去。學者們成了最極端的民族傳統的代表，並且失去了思想共同體的意識。 今天，我們正面臨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講求實務的政治家竟然成了國際主義觀念的倡導者。正是他們創立了國際聯盟。 [1]本文寫於1919年國際聯盟成立後不久，最初以法文發表，亦收錄於《我的世界觀》（Mein Weltbild,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1934）。——如無說明，本書腳註內容均為原著編者所注 我對美國的最初印象[2] 我必須信守諾言，談談我對這個國家的印象。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受到了盛情難當的友好款待，這使我很難充當一個客觀公正的觀察者。就讓我先從這一點談起吧。 在我看來，個人崇拜總是不合理的。人的天資稟賦固然分配得並不均衡，但感謝上帝，天賦異稟的人不在少數，我深信他們大都過著寧靜淡泊的生活。從這些人當中挑出幾個加以無止境的讚頌，認為他們具有超人的思想和品質，我覺得這很不公平，甚至品味低劣。我的命運就是如此，大眾高估了我的能力和成就，與實際情況的反差簡直大得荒謬。意識到這種奇特的狀況令人無法忍受，聊以告慰的是，在這個通常被斥為物質主義的時代，將畢生致力于思想和道德領域的人看成英雄，算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這表明有不少人把知識和正義看得比財富和權力更高。我的經歷告訴我，在被譴責為物慾橫流的美國，這種理想主義看法特別盛行。說完這些題外話，現在讓我言歸正傳，希望讀者勿要對我這番謙卑的評論太過在意。 首先使訪客感到驚異的是這個國家在技術和組織上的優勢。其日用品要比歐洲的堅固耐用，房屋設計也實用得多，一切東西的設計都是為了節省人力。美國自然資源豐富，相比之下地廣人稀，因此勞動力昂貴。在這種激勵下，技術裝備和工作方法得到了驚人的發展。人口過盛的印度是另一個極端，那裡廉價的勞動力阻礙了機器的發展。而歐洲則處於兩者之間。機器一旦充分發展起來，最終會比最廉價的勞動力還要便宜。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者應當留意這一點，他們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希望看到自己國家的人口更為稠密。而美國卻憂心忡忡地通過禁止性關稅來抵禦外國商品，這無疑同一般形象大異其趣……但不能指望一個天真的訪客用腦過度，每個問題也未必都能作出合理的回答。 積極愉快的人生態度同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人們臉上洋溢的笑容象徵著美國人的一大優點。美國人友好、自信、樂觀而不易心生嫉妒。歐洲人覺得與美國人交往輕鬆而愉快。 與美國人相比，歐洲人更愛批評，比較在意自己，不太熱心，不太樂於助人，比較孤立，在閱讀和休閒上更加挑剔，一般來說多少有些悲觀主義傾向。 美國人很重視物質上的舒適，為此不惜犧牲平靜、閒適和安全。與歐洲人相比，美國人更為自己的目標和未來而活。對美國人來說，生活總是變動不居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在這方面，歐洲人介於美國人和俄國人、亞洲人之間。 但有一個方面，美國人比歐洲人更像亞洲人，那就是從心理層面而非經濟層面來看，歐洲人比美國人更個人主義。 美國人強調「我們」甚於強調「我」。這自然會使風俗習慣極為強大，讓美國人的人生觀、道德觀和審美觀比歐洲人一致得多。這是美國經濟強於歐洲的主要原因。無論在工廠、大學還是私人慈善機構，合作分工都比歐洲更容易推動。這種社會意識也許部分緣於英國傳統。 與此明顯矛盾的是，與歐洲相比，美國政府的作用範圍受到更多限制。歐洲人驚奇地發現，在美國，電報、電話、鐵路和學校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我剛才提到美國人擁有更強的社會意識，正是它的一個原因。這種態度的另一個結果是，雖然財產分配極度不均，卻並未導致無法忍受的苦難。在美國，富人的社會良知要比在歐洲發達得多。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把很大一部分財產甚至常常連同其精力、幹勁交由社會支配。強大的輿論也強令他們這樣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可留給私人企業去實現，政府在這個國家所起的作用相對來說就非常有限了。 政府的威信無疑因《禁酒令》而大打折扣，因為通過這種無法執行的法律最能危及政府和法律的尊嚴。美國犯罪率的急速增長便與此密切相關，這已是公開的秘密。 在我看來，《禁酒令》還從另一個方面損害了政府的威信。酒館原本是一個使民眾有機會就公共事務交流意見、觀點的地方。然而就我所見，這個國家缺乏這樣的機會，結果導致多由既得利益集團控制的報刊對輿論有過度的影響力。 美國人還是比歐洲人更看重金錢，不過我覺得程度正在減弱。人們終於開始認識到，巨額財富對於幸福如意的生活並非必要。 在藝術方面，美國的現代建築和日常用品所顯示的良好品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我也發現，與歐洲相比，視覺藝術和音樂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沒有什麼位置。 我非常欽佩美國科研機構所取得的成就。若將美國研究工作持續增長的優勢完全歸功於更多的經費，那是不公平的；專注、耐心、夥伴精神以及善於合作對於這些成就的取得起著重要的作用。 最後再談一點：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技術先進的國家中最強大的，它對國際關係的塑造有著無法估量的影響。美國是一個大國，但迄今為止，美國人對於重大的國際問題尚未表現出很大興趣，如今首要的就是裁軍問題。即使只為美國自身的利益著想，這種情況也必須改變。上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表明，大陸之間不再有任何壁壘，今天所有國家的命運都緊密相連。因此，美國人必須意識到自己在國際政治領域負有重大責任。袖手旁觀不僅與這個國家不相稱，而且終會導致全世界的災難。 [2]1921年《新鹿特丹報》（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所作的採訪，載1921年7月7日的《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 答美國婦女[3] 我從未遇到過來自女性的如此強烈的抗議；即使有，也從未一次遇到過這麼多反對者。 然而，這些心懷警惕的女性公民做得不是很對嗎？誰會願意給這樣一個人敞開大門呢？他就像克里特島的牛頭怪吞食可口的希臘少女一樣吞食冷酷無情的資本家，何況這個人還如此低賤，以至於除了與妻子發生不可避免的戰爭之外，還極力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聽從你們這些聰明的愛國婦女的建議吧，別忘了，強大的羅馬城就曾被它那忠誠的鵝的嘎嘎亂叫拯救了。 [3]本文是愛因斯坦對抗議他訪美的一個婦女組織的回應，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我的世界觀[4] 我們這些終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麼奇特啊！每個人都是這裡短暫的過客；目的何在，他並不知曉，儘管有時自認為感覺得到。但不必深思，從日常生活就可以知道，人是為別人而存在的——首先是為這樣一些人，我們自己的幸福完全依賴於他們的愉快和健康；然後是為許多素不相識的人，同情的紐帶將他們的命運與我們緊密相連。我每天無數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賴於別人的勞動，無論是去世的還是健在的，我必須盡力以同等程度回報我已經領受和正在領受的東西。我強烈嚮往儉樸的生活，並時常為發覺自己占用了同胞們過多的勞動而心情沉重。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終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無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簡單純樸的生活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會有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個人的行為不僅受外界強迫，還要符合內在的必然。叔本華說：「人能做其所願，但不能願其所願。」[5]從青年時代起，這句話就一直激勵著我；面對自己或他人生活中的困境時，它總能帶來慰藉，並且永遠是寬容的源泉。幸好有這種認識，使責任的重負得以減輕，避免對自己和他人過分苛責，並且有助於培養一種幽默的人生觀。 客觀地講，探究一個人自身或所有生物存在的意義或目的，我總覺得是荒唐可笑的。但每個人都有一些理想來決定他的努力方向和判斷。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不把安逸和享樂看成目的本身——我把這種道德基礎稱為「豬群的理想」。照亮我前方道路的理想是善、美、真，它們不斷使我充滿生活的勇氣，使我樂觀面對人生。倘若沒有志同道合者的心意相通，倘若不是全神貫注於那個在藝術和科學上永遠也達不到的客觀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是空虛的。人們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標——財產、虛名、奢侈——我總覺得是可鄙的。 對於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我有著強烈的感受，而對於直接接觸他人和社會，我又表現出明顯的淡漠，這兩者之間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過客」，我從未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家庭、朋友，甚至是我的直系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從未失去一種距離感和保持孤獨的需要，而且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與別人的相互理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並不足惜。這樣的人無疑會失去一些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但也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避免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個人都應當作為人而受到尊重，不要把任何人當作偶像來崇拜。我一直受到別人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並非我個人的功過使然，而實在是命運的嘲弄。這大概源於許多人無法實現的一種願望，他們想了解我以自己的綿薄之力經過不斷努力所獲得的幾個觀念。我清楚地知道，一個組織要想實現目標，必須有人擔任思考指揮之大任。但被領導的人不可受到強迫，他們必須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性的獨裁專制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總是吸引品德低劣之徒。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惡棍來繼承，這是一條亘古不變的規律。因此，我向來極力反對當今在義大利和俄國出現的制度。今天，歐洲的民主形式之所以受到懷疑，不能歸咎於民主原則本身，而是因為政府缺乏穩定性，以及選舉制度與個人無關的特徵。在這方面，我相信美國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選出的總統任期足夠長，有充分的權力來真正履行職責。而另一方面，在德國的政治制度中，我看重它為救助病人或貧困的人做了全面的準備。在豐富多彩的人生中，我認為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和感情的個體與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貴和崇高的東西，而民眾在思想和感覺上總是遲鈍的。 接著這個話題，我要談談民眾生活中一種最壞的表現，那就是我所憎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樂於隨著軍樂隊的旋律在隊列中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讓我鄙視他。這種人長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單憑一根裸露的脊髓就足以滿足他的需要。文明的這個罪惡之源應當儘快根除。聽令而行的英雄主義，殘忍的暴行，打著愛國主義旗號所進行的一切令人作嘔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邪惡、卑鄙！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憎的勾當。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很高的，我相信，若不是政治商業利益集團通過學校和報刊系統地為民眾洗腦，戰爭這個妖魔早就銷聲匿跡了。 我們所能擁有的最美好的體驗是神秘體驗。這種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藝術和真正的科學的策源地。誰要是不了解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和驚異感，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是黯淡無光的。正是這種對神秘的體驗——即使夾雜著恐懼——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無法參透的東西存在著，感受到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以最原始的形式直通我們的心靈，這種認識和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性；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我無法想像有一個神會對自己的造物加以賞罰，也無法想像他會有我們所體驗的那樣一種意志。我不能也不願想像一個人可以超越肉體死亡而存在；讓那些脆弱的靈魂，出於恐懼或荒謬的唯我論，去拿這些思想當寶貝吧！我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知曉和窺探現有世界的神奇結構，能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顯示於自然之中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極小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4]本文最初發表於《論壇和世紀》（Forum and Century, Vol. 84, pp. 193-194，the thirteenth in the Forum series, 「Living Philosophies」），亦收錄於Living Philosophies (pp. 3-7),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1。 [5]叔本華的德文原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翻譯底本英譯文是：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 but not want what he wants.——譯者注 生活的意義[6]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或者就此而言，任何生物生活的意義是什麼？要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意味著要有宗教信仰。你問：那麼提出這個問題是否有意義呢？我回答：認為自己和別人的生活毫無意義的人不僅不幸，而且很難適合生活。 [6]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人的真正價值[7] 一個人的真正價值主要取決於他在什麼程度和什麼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 [7]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善與惡[8] 對人類和人類生活的提升最有貢獻的人應當最受愛戴，這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如果進一步追問這些人是誰，就會碰到不小的困難。就政治領袖甚至宗教領袖而言，他們究竟做的好事多還是壞事多，往往令人懷疑。因此我非常真誠地相信，一個人對民眾最好的服務是讓他們去做某種提升的工作，從而間接地提升他們自己。這尤其適用於大藝術家，在較小的程度上也適用於科學家。當然，提升一個人、豐富其本性的並非科學研究的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衝動，是創造性或領悟性的思想活動。因此，根據《塔木德》[9]的思想成果來判斷這部法典的價值肯定是不適當的。 [8]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9]《塔木德》（Talmud）成書於公元1世紀至公元2世紀間，是猶太律法、思想和傳統的集大成之作，也被稱作「猶太教法典」。——譯者注 論財富[10] 我非常確信，世界上的財富無法幫助人類進步，哪怕掌握財富的是對進步事業最熱誠的那些人。只有以偉大而純潔的個人為榜樣，才能把我們引向高尚的思想和行為。金錢只會引發自私自利，並且難以避免地導致惡習。 誰能想像摩西、耶穌或甘地竟挎著卡內基的錢包呢？ [10]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社會與個人[11] 只要考察一下生活和工作，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們幾乎所有的行動和願望都和別人的生存緊密相關。我們注意到，人類的整個本性和群居動物的本性非常相像。我們吃別人生產的食物，穿別人縫的衣服，住別人造的房子。我們的知識和信念大都是以別人創造的語言為媒介，由別人傳授給我們。倘若沒有語言，我們的心智能力將會貧乏得如高等動物一般；因此不得不承認，我們相對於動物的主要優勢就在於生活在人類社會裡。一個人如果生下來就離群索居，孤立無援，那他的思想感情中保留的原始性和獸性將會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個人的本質和意義與其說是憑藉他個人，不如說因為他是偉大人類社會的一員，從生到死，他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存在都由社會指引。 一個人對社會的價值主要取決於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動對於增進人類的利益有多大貢獻。我們根據一個人在這方面的態度來判斷他是好是壞。初看起來，我們對人的評價仿佛完全依賴於他的社會性質。 但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很容易看到，我們從社會中獲得的一切有價值的成就，無論是物質的、精神的還是道德方面的，都是由世世代代有創造性的個人所取得的。有人發明了用火，有人培育了可食用的植物，還有人發明了蒸汽機。 唯有個人才能思考，從而為社會創造新的價值，甚至還能為社會生活建立起新的道德標準。如果沒有能夠獨立思考判斷的創造性個體，社會的前進就無從想像，就像如果沒有社會土壤的滋養，個體人格的發展就無從想像一樣。 因此，社會的健康既取決於個人之間密切的社會結合，又取決於個人的獨立性。有人說得不錯：希臘–歐美文化，尤其是在那個終止了中世紀歐洲停滯狀態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繁榮興旺，其真正的基礎就在於個人的解放和相對孤立。 現在來看看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社會的情況怎麼樣？個人的情況怎麼樣？與以前的時代相比，文明國家的人口稠密多了；今天歐洲的人口大約是一百年前的三倍，而第一流人物的數量卻不成比例地減少了。只有少數人因其創造性的成就而為大眾所知。組織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領導人物，這在技術領域尤為突出，在科學領域也已達到很顯著的程度。 傑出人物的缺乏在藝術領域特別顯著。繪畫和音樂明顯退化了，基本上失去了對大眾的吸引力。在政治上不僅缺乏領袖，公民的獨立精神和正義感也已大大衰退。建立在這種獨立性基礎上的民主議會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動搖；由於維護個體尊嚴和權利的意識已經不再強烈，導致獨裁政權不斷湧現，並且得到容忍。任何國家的羊群般的民眾，短短兩周時間就能被報紙煽動得群情激憤，準備穿上軍裝，為少數黨派利益的骯髒目的去廝殺戰鬥。今天，文明人正在遭受個人尊嚴的淪喪，在我看來，義務兵役制就是其最可恥的症狀。難怪有不少先知預言，人類的文明很快就會衰落。我並非這樣的悲觀論者，我相信更美好的時代正在到來。我想簡述一下這種信心的理由。 在我看來，目前之所以呈現衰敗之象，乃是因為經濟與技術的發展使生存競爭大大加劇，嚴重損害了個人的自由發展。但技術的發展意味著，為滿足社會需求，個人必須做的工作越來越少。同時迫切需要計劃分工，使個人的物質生活得到保障。有了這種保障，加之個人能自由支配更多的閒暇和精力，他的個性就能得到發展。這樣一來，社會就可以恢復健康。希望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將今日社會之病症，解釋成懷有遠大抱負的人類的童年疾病，一切皆因文明進展過快所致。 [11]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記者[12] 被要求為自己的言行公開做出解釋，哪怕只是開開玩笑、情緒過激或一時氣話，也許會令人尷尬，但至少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被要求對別人以他的名義所說的話也公開做出解釋，而這人又無法辯駁，那他的下場就慘了。你也許會問：「誰會碰到這種倒霉事呢？」嗯，那些被記者們窮追不捨的公眾人物就是。你也許會面露狐疑，一笑了之，但我自己就有許多親身經歷可以說給你聽。 試想某天早晨，有位記者來訪，友善地請你談談某位朋友。起初，你無疑會對這項建議心生不快，但很快你就會發現，自己已經別無選擇。你若是緘口不言，記者就會這樣寫：「據稱某人是某某的摯友，我讓他談談朋友的情況，而他卻小心翼翼地拒絕了。單憑這一點，讀者們就不難從中得出結論。」你看，你真的是無路可走，只好說：「某某先生開朗直率，甚得朋友喜歡。凡事他都能往好處去想，進取心強，異常勤奮，對工作全力以赴。他深愛自己的家人，對妻子關懷備至……」 而經過記者的潤色，這段話就成了這個樣子：「某某先生對一切事情都滿不在乎，總有辦法討人喜歡，特別是因為他精心練就了一套阿諛逢迎和讓人開心的本事。他完全是工作的奴隸，沒有時間考慮個人以外的事情。他把老婆寵壞了，對她百依百順、言聽計從……」 現實生活中的記者更會添油加醋，但我想這已經足夠你和你的朋友消受了。無論你的朋友平日裡多麼寬厚可愛，他要是在第二天一早讀到這類報道，不火冒三丈才怪。他所受到的傷害會讓你痛苦不已，特別在你真正喜歡他的時候。 親愛的朋友，遇到這樣的事情，你會怎麼做呢？如有什麼良策，請不吝賜教，我一定馬上照辦。 [12]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賀某評論家[13] 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在感覺和判斷上不人云亦云，能以優雅的句子甚至巧妙的詞語來表達自己的所見所感，這不是了不起又是什麼呢？就憑這一點，我便要向您道賀了。 [13]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致日本學童[14] 日本的學童們，今天向你們致以問候，是有特別理由的。我曾造訪你們美麗的國家，那裡的城市、房屋、群山和樹林，還有你們對美麗祖國的熱愛，讓我記憶猶新。我的案頭一直放著一本大厚書，其中都是日本小朋友的彩繪。 如果你們收到了我這份遙遠的問候，請不要忘了，直到我們這個時代，不同國家的人民才開始友好交往和相互理解。而過去，國與國之間了解很少，甚至還彼此仇恨或恐懼。真希望國與國之間能夠建立越來越深的兄弟般的理解。請記住我這位老人家從遠方捎來的問候，希望你們這代人有朝一日的表現能讓我們自嘆不如。 [14]1922年，愛因斯坦訪問日本。這封信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時間膠囊中的信[15] 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有創造性的人，他們的發明使我們的生活便利許多。我們正依靠動力跨越海洋，利用動力以減輕人類繁重體力勞動的負擔；我們已經學會了飛行，並且能用電波將信息輕鬆地傳到世界各地。 然而，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卻混亂無序。每個人都唯恐從經濟體系中脫離，而遭遇物品短缺。而且，不同國家的人還不時爭鬥殘殺，讓人一想到未來就戰戰兢兢、惶恐不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與極少數對社會產生真正價值的人相比，民眾的才智和品格還相差甚遠。 我衷心期盼，子孫後代們讀到這封信時，會帶著一種自豪感和正當的優越感。 [15]作於1939年世界博覽會。 評伯特蘭·羅素的知識論[16] 當編者要我就羅素寫點東西時，出於對這位作者的欽佩和尊敬，我立刻答應了下來。與閱讀托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一樣，閱讀羅素的作品使我度過了無數愉快的時光，除此之外，我對當代任何其他科學作家都不能這樣說。然而，我很快就發現，承諾容易履行難。我已經答應談談作為哲學家和認識論者的羅素。起初我滿懷信心，但很快就意識到，我冒險進入的是一個多麼難以處理的領域。由於缺乏經驗，此前我一直小心地局限在物理學領域。物理學的當前困難迫使物理學家比前人更深入地應對哲學問題。主要是出於對這些困難的關注，我採取了本文中概述的立場，不過這裡我並不打算討論這些困難。 數個世紀以來，在哲學思想的演進過程中，下面這個問題起了重要作用：純粹思維不依靠感知能夠提供什麼知識？是否存在這樣的知識？如果不存在，我們的知識與感覺印象所提供的材料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對於這些問題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一些問題，哲學上可謂聚訟紛紜。不過，在這個相對徒勞但卻奮勇向前的努力過程中，可以看到一種系統性的發展趨勢，那就是：對於用純粹思維去認識「客觀世界」，認識那個與純粹「概念和觀念」世界相對的「事物」世界的一切嘗試，人們越來越心存疑慮。順便說一句，我像真正的哲學家一樣，這裡用引號來引入一種不合法的概念。雖然在哲學督察眼裡這種概念是可疑的，但還是請讀者暫時容忍一下。 在哲學的童年時代，人們普遍相信，通過純粹的反思就可以發現一切可知的東西。任何人只要暫時不去考慮他從後來的哲學和自然科學中所學到的東西，就不難理解這是一種幻想；他不會感到驚訝，柏拉圖把更高的實在性歸於「理念」，而不是歸於可經驗的東西。甚至在斯賓諾莎乃至後來的黑格爾那裡，這種偏見仍然是一種活躍的力量，似乎起著重要作用。誠然，有人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若是缺乏這類幻想，哲學思想領域是否可能取得真正偉大的成就？不過，我們並不想問這個問題。 這種關於思維的無限洞察力的幻想比較貴族化，與之相對，素樸實在論的幻想則比較平民化。按照素樸實在論的看法，事物「就是」我們經由感官所知覺的那個樣子。這種幻想支配著人和動物的日常生活，它也是一切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出發點。 這兩種幻想無法獨立地克服。克服素樸實在論向來比較簡單。羅素在其《意義與真理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的導言中非常簡潔地闡明了這個過程。 我們都是從「素樸實在論」出發的，這一學說認為，事物就是它們看起來的那個樣子。我們以為草是綠的，石頭是硬的，雪是冷的。但物理學使我們確信，草的綠、石頭的硬和雪的冷並不是我們從自身經驗中知道的綠、硬和冷，而是某種非常不同的東西。一位觀察者自以為在觀察一塊石頭，但如果相信物理學，那麼他實際上是在觀察石頭對他本人的作用。於是，科學似乎自相矛盾：當它最希望客觀的時候，卻發現不由自主陷入了主觀。素樸實在論引出了物理學，而若物理學正確，卻表明素樸實在論是錯誤的。因此，如果素樸實在論是正確的，它就應該是錯誤的；所以它是錯誤的。（第14-15頁） 且不說這些表述如何精妙，它們說出了我從未想過的一些東西。從表面上看，貝克萊和休謨的思維方式似乎與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相對立。然而，剛才引用的羅素這段話卻揭示了一種聯繫：如果貝克萊相信，我們憑藉感官並不能直接把握外在世界的「事物」，只有與「事物」的存在有因果關係的事件才能到達我們的感官，那么正是由於我們信任物理的思維方式，這種想法才有說服力。如果對物理思維方式最一般的特徵也表示懷疑，那麼就沒有必要在客體與視覺行為之間插入任何東西把客體與主體分開，而使「客體的存在」成了問題。 然而，正是這種物理思維方式及其實際的成功，讓我們動搖了那種以為通過純粹思辨就能理解事物及其關係的信心。人們逐漸認為，對事物的一切認識都完全是對感官所提供原材料的加工。今天，以這種籠統的（而且故意表述得有些含混）形式表達出來的這句話也許已被廣泛接受。但這種信念並非基於一個假定，即有人已經實際證明不可能通過純粹思辨來認識實在，而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經驗（上述意義上的經驗）程序表明，它自身已足以成為知識的來源。伽利略和休謨率先明確支持了這一原則。 休謨看到，我們必須認為必不可少的那些概念，比如因果關係，無法從感官提供的材料中獲取。這種洞見使他對無論哪種知識都持懷疑態度。如果讀過休謨的著作，你一定會感到驚訝，在他之後居然還有很多而且往往是備受尊敬的哲學家寫出這麼多晦澀難解的東西，甚至還有讀者為此而心懷感激。休謨對他之後最優秀哲學家的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閱讀羅素的哲學分析會讓人感到休謨的存在，羅素敏銳而簡潔的表達常常讓我想起休謨。 對於可靠的知識，人們有著強烈的渴望。正因如此，休謨的明確主張才讓人感到沮喪：感覺材料作為我們唯一的知識來源，經由習慣也許能給我們帶來信念和期望，但那不是知識，更不是對定律關係的理解。接著，康德帶著這樣一種觀念登上了舞台，雖然他所給出的形式肯定是站不住腳的，但這種觀念仍然標誌著向解決休謨難題邁進了一步（這個難題是：凡起源於經驗的知識都是不確定的）。因此，康德認為，如果有確實可靠的知識，那它必定基於理性本身。例如，幾何命題和因果原理就被認為是這種情況。可以說，這種類型的知識是思維工具的一部分，因此不需要事先從感覺材料中獲得（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先驗知識）。今天當然大家都知道，上述概念並不包含康德賦予它們的那種確定性和內在必然性。不過在我看來，在康德對該問題的表述中，有一點是正確的：從邏輯的觀點看，我們在思考時有「權」使用一些無法從感覺經驗材料中獲得的概念。 事實上，我確信甚至可以斷言更多的東西：在我們的思維和語言表達中出現的概念，從邏輯上看都是思維的自由創造，無法從感覺經驗中歸納出來。我們之所以不容易覺察到這一點，僅僅是因為我們習慣於將某些概念和概念關係（命題）同某些感覺經驗明確結合起來，以致沒有意識到，感覺經驗的世界與概念和命題的世界之間存在著一條邏輯上無法逾越的鴻溝。 例如，整數序列顯然就是人類心靈的一種發明，這種自創的工具簡化了對某些感覺經驗的整理。但這個概念無法直接從感覺經驗中產生。這裡我特意選擇數的概念，是因為它屬於前科學思維，還因為其構造性特徵仍然清晰易辨。不過，越是日常生活中最原始的概念，就越難從大量根深蒂固的習慣中認識到，這種概念乃是思維的獨立創造。於是就有了一種致命的看法——所謂致命是指了解這裡的情況而言——認為概念是通過「抽象」（忽略它的一部分內容）而從經驗中產生的。現在我想說明，為什麼這種看法是如此致命。 一旦熟悉休謨的批判，就很容易相信，所有不能從感覺材料中導出的概念和命題，因其具有「形上學」特徵，都要從思維中清除。因為一切思維只有通過與感覺材料的關係才能得到物質內容。我認為後一命題是完全正確的，但以此命題為基礎的思維準則卻是錯誤的。因為只要徹底貫徹這種主張，就會把任何思想都當作「形上學的」而絕對排除掉。 為使思考不致退化為「形上學」或空談，只要概念體系中有足夠多的命題與感覺經驗有足夠可靠的關聯即可。同時，鑒於需要對感覺經驗加以整理和考察，概念體系應儘可能統一和簡潔。不過除此之外，這種「體系」（就邏輯而言）不過是按照（邏輯上）任意給定的遊戲規則對符號進行自由操弄罷了。這既適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適用於更加自覺和系統的科學思考。 現在，我下面所說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休謨用清晰的批判不僅決定性地推進了哲學，而且也為哲學造成了一種危險。雖然這並非他之過，但在他批判之後，產生了一種致命的「對形上學的恐懼」，它已成為當代經驗主義哲學的疾病；與這種疾病相對立的是早期虛無縹緲的哲學推理，認為可以忽視和擺脫感官所給予的東西。 無論羅素在其新著《意義與真理的探究》中給出的敏銳分析多麼令人欽佩，我仍然認為，即使在那本書中，形上學恐懼的幽靈也造成了某種傷害。比如在我看來，這種恐懼似乎導致人們把「事物」設想成「一捆性質」，而這些「性質」必須從感覺材料中獲得。如果兩個事物所有性質都一致，就說它們是同一個事物，這就迫使我們把事物之間的幾何關係也看成它們的性質。（否則就不得不把巴黎的埃菲爾鐵塔和紐約的摩天大樓［如果建成一模一樣的］看成「同一個事物」了。）[17]然而，如果把事物（物理學意義上的客體）當成一個獨立的概念，連同固有的時空結構一起放入這個體系，我看不出有什麼「形上學的」危險。 鑒於這些努力，我特別高興地注意到，羅素在該書的最後一章終於指出，沒有「形上學」畢竟是不行的。那裡我反對的僅僅是其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理智上的內疚。 [16]選自《羅素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 V of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 1944），由保羅·阿瑟·希爾普（Paul Arthur Schilpp）自德文譯為底本英文，都鐸出版社。 [17]試比較羅素的《意義與真理的探究》第119-120頁討論「專名」的一章。——作者注 數學家的心靈[18] 法國數學家雅克·阿達瑪做了一項關於數學家的心理學研究，欲了解他們工作中的心理過程。以下是兩個問題，然後是愛因斯坦的回答。 ［問題：］ 知道以下兩個問題的答案，對於心理學研究將是非常有益的：數學家利用了什麼內在意象或心靈意象，或者哪種「內在語詞」？根據他們的研究主題，這些意象是動覺的、聽覺的、視覺的，還是混合的？ 特別是在研究思維中，這些心靈圖像或內在語詞是以完全意識呈現出來，還是以邊緣意識呈現出來……？ 我親愛的同事： 接下來，我將盡我所能簡要回答您的問題。我本人對這些回答並不滿意，如果您認為對您這項非常有趣的困難工作有所幫助，我願回答更多的問題。 1.在我的思維機制中，寫下來或說出來的語詞或語言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充當思想要素的心理實體似乎是一些符號和更為清晰的意象，能夠「隨意」再現和組合。 當然，這些要素與相關的邏輯概念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而且很清楚，渴望最終獲得有邏輯關聯的概念，這是用上述要素進行這種相當模糊的活動的情感基礎。不過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在用可以與他人交流的語詞或其他類型的符號所作的邏輯構造與之有任何聯繫之前，這種組合活動似乎就是創造性思維的本質特徵。 2.就我而言，上述要素是視覺型的，也有一些是肌肉型的。只有在第二階段，當上述聯想活動已經充分建立並且能夠隨意再現時，才需要努力尋找慣用的語詞或其他符號。 3.根據前面所說，用上述要素所做的活動是為了同正在尋求的邏輯聯繫做類比。 4.視覺的和運動的。就我而言，在詞語介入的階段，這些詞語純粹是聽覺的，但如前所述，它們只是在上述第二階段才會涉及。 5.在我看來，您所謂的「完全意識」乃是一種永遠無法完全實現的極限情形。在我看來，這與所謂「意識的狹隘性」有關。 附註：馬克斯·韋特海默教授曾試圖研究可再現要素的單純聯想或組合與理解力之間的區分；我無法判斷他的心理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關鍵點。 [18]為雅克·阿達瑪的《論數學領域的發明心理學》（An Essay on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所作的證言。 國家與個人良心[19] 親愛的科學家同仁： 如果一個人的良心認為，政府規定他去做的事情或者社會期望他採取的態度是錯誤的，他該怎麼辦呢？這其實是一個老問題。我們很容易說，個人完全依賴於他所生活的社會，自然必須接受它的規則，因此對於在不可抗拒的強迫下所做的事情，個人不應負責。但對這種想法的表述本身就清楚地說明，這樣一個概念同我們的正義感有多麼大的反差。 外界的強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個人的責任，但永遠無法將它完全消除。在紐倫堡審判中，這種想法被視為自明的。我們的制度、法律和習俗中一切有道德意義的東西，都可以追溯到對無數個人正義感的詮釋。制度要是得不到個體責任感的支持，在道德的意義上就是無能的。努力喚起和加強這種個體責任感乃是對人類的重要貢獻。 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特殊的道德責任，因為發展大規模破壞性武器屬於他們的活動領域。因此我覺得，成立「科學的社會責任協會」滿足了一種實際需要。通過討論固有的問題，該協會將使個人更容易澄清自己的想法，對於自己的立場有明確的定位。此外，對於那些因為遵照自己的良心而面臨困境的人，相互幫助是必不可少的。 [19]致美國「科學的社會責任協會」的公開信，1950年12月22日發表於《科學》（Science, Vol. 112, p. 760）。 致利奧·拜克[20]的獻詞[21] 我要向此人表示敬意，他一生樂於助人、無所畏懼，從不肆意妄為、憤恨不平。偉大的道德領袖都有這種素質，使人類在自作自受的苦難中得到慰藉。 企圖智慧與權力兼得，鮮有成功者。即便能夠成功，也是曇花一現。 人通常不願認為別人很聰明——除非對方是敵人。 很少有人能夠鎮定自若地表達與其社會環境意見相左的看法。大多數人甚至無法形成這樣的看法。 愚蠢的大眾永遠所向無敵，而且總能穩操勝券。然而，他們的專制恐怖因其缺少一致性而有所緩和。 要成為羊群中一個純潔無瑕的成員，必須首先是一隻羊。 一個人腦袋裡永遠和平共存的對立和矛盾，使得樂觀者和悲觀者的一切政治體系皆成虛妄。 誰要是自封為真理和知識領域的裁判官，就會在諸神的笑聲中覆滅。 觀察和理解的樂趣，是大自然最美的恩賜。 [20]利奧·拜克（Leo Baeck，1873-1956），德國宗教思想家、猶太教改革派領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任德國猶太移居委員會領袖和世界進步猶太教運動聯盟主席。 [21]收錄於慶祝利奧·拜克八十壽辰的兩卷本紀念文集，1953年5月23日。 論學術自由[22] 學術職位有很多，睿智高尚的教師卻很少。寬敞的報告廳有很多，真正渴望真理和正義的年輕人卻很少。大自然的製造品有很多，但其中意的產物卻很少。 這一點我們都知道，那為何還要抱怨呢？難道不是向來如此，將來也將一直如此嗎？誠然，我們必須接受自然的安排，但還有一種類似於時代精神的東西，即一代人所特有的心靈態度，彼此傳遞而給社會打下了獨特的印記。我們每個人都應當為改造這種時代精神而儘自己的力量。 試把一百年前大學裡的年輕人朝氣蓬勃的精神與今天流行的精神做對比。那時，他們相信人類社會能夠得到改良，尊重任何誠懇的意見，並保有偉大人物曾為之獻身奮鬥的那種寬容。在那些日子裡，人們為一個更大的政治統一體（時人稱之為「德意志」）而奮鬥。熱衷於這些理想的正是大學裡的學生和教師。 如今，也有人在渴望社會進步，渴望寬容和思想自由，渴望有一個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即我們今天所說的歐洲。但大學裡的學生和教師已經不再體現人民的希望和理想了。任何人只要清醒而冷靜地打量一下時代，就必定會承認這一點。 我們今天聚在一起就是要省視自身，做出判斷。本次聚會的外因是「貢貝爾事件」。這個宣揚正義的人以滿腔的熱情和極大的勇氣，光明正大地揭露了許多未受懲處的政治罪行，通過寫書為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成為他所在大學師生的排擠對象。 絕不能允許政治激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我深信，任何不帶偏見地讀過貢貝爾著作的人都與我有同感。若想建立一個健康的政治社會，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可或缺的。 希望每個人都能根據自己所讀的東西來判斷，而不是任憑道聽途說。 果真如此，貢貝爾事件縱使有不光彩的開端，也可能變成好事。 [22]事涉1931年的「貢貝爾事件」。貢貝爾（E. J. Gumbel）是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他勇敢揭露德國納粹和其他極右翼分子的政治暗殺行動，因此遭到右翼學生等人的暴力襲擊。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法西斯主義與科學[23] 親愛的部長先生： 出於良知，義大利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兩位科學家在危難之時請我給您寫信，希望可能防止當今的義大利學者遭到殘酷折磨。我指的是要求向法西斯主義制度宣誓效忠。我想請您勸告墨索里尼先生，莫讓義大利的知識精英受這種羞辱。 不論我們的政治信仰有多麼不同，我知道我們在一個基本點上是一致的：我們都欽佩歐洲知識分子的卓越成就，並且從中看出了我們的最高價值。這些成就的基礎在於思想自由和教學自由，在於追求真理的渴望必須優先於其他一切渴望。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我們的文明才能在希臘產生，才能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重獲新生。我們這份最寶貴的財富是用純潔而偉大的殉道者的鮮血換來的，正因為有了他們，義大利至今仍受到愛慕和尊敬。 我無意同你爭論以什麼樣的國家名義對人的自由的侵犯才算合法。但任何一個政府都應認為，追求與日常生活實際利益無涉的科學真理是神聖的。讓那些誠摯地侍奉真理的人不受打擾，這符合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無疑也符合義大利國家的利益及其在世人眼中的威望。 [23]致1925年至1932年擔任義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司法和教育部長的羅科（Rocco）的一封信，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論自由[24] 我知道，對基本的價值判斷進行爭論是一件沒有希望的事情。例如，倘若有人贊成把人類從地球上消滅掉當作目標，我們就無法基於理性來反駁這種觀點。但如果有些目標和價值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我們就可以從理性上探討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現在，讓我們指出讀者們大概都會同意的兩個目標： 1.用來維持人類生活和健康的物資應以儘可能少的勞動來生產。 2.滿足物質需求固然是美滿生活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僅有這一點還不夠。為了得到滿足，人還必須能夠根據自己的特點和能力來發展思想和藝術上的才能。 第一個目標要求促進一切與自然規律和社會過程規律有關的知識，也就是促進一切科學事業。因為科學事業是一個自然的整體，各個部分以一種無法預料的方式相互支持著。但科學進步的前提是，所有結果和判斷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交流，也就是一切思想領域裡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由。我認為自由是這樣一種社會條件：一個人可以就知識的一般和特殊問題發表意見和主張，而不會因此遭遇危險或嚴重損害。這種交流的自由對於科學知識的發展和拓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有很大的實際意義。首先，它必須有法律保障。但單憑法律還不能保證言論自由。為使每個人都能不受處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所有人都必須有一種寬容精神。這種外在自由的理想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但若想儘可能地推進科學思想、哲學思想和一般的創造性思想，就必須堅持不懈地爭取這種理想。 若想落實第二個目標，也就是讓所有人的精神發展成為可能，就需要有第二種外在自由。人不應為了獲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沒有時間或精力做自己的事情。沒有這第二種外在自由，言論自由對他就毫無用處。如果合理分工的問題得到解決，技術進步會提供這種自由的可能性。 科學以及一般精神創造活動的發展還需要另一種自由，或可稱為內在自由。這種精神自由在於，思想獨立於違背哲理的常規和一般習慣，也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這種內在自由是大自然的罕見饋贈，也是值得個人追求的一個崇高目標。但社會也能做很多事情來促其實現，至少不要干涉它的發展。例如，學校既可以通過權威的影響，給年輕人施加過度的精神負擔來干涉內心自由的發展，也可以通過鼓勵獨立思考來支持這種自由。只有堅持不懈地自覺爭取外在自由和內在自由，精神才能得到發展和完善，人的外在生活和內在生活才能得到改進。 [24]選自《自由的意義》（Freedom, Its Meaning, edited by Ruth Nanda Ansh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0），詹姆斯·古特曼（James Gutmann）譯。 獲羅德–泰勒獎感言[25] 我欣然接受這個獎項，以表達友誼之情。看到一個不可救藥、頑固不化的異己分子受到熱情讚揚，我真的很高興。而且，這裡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冷僻領域中的異己分子，參議院委員會至今尚未感到有必要採取重要行動，以防該領域出現危險，威脅到那些無批判力或感到恐懼的公民的內心安全。 至於對我的溢美之詞，我得小心謹慎地不提出異議。現在誰還相信有真正的謙虛這樣一種東西呢？我弄不好會被看成一個老偽君子。你們肯定知道，我沒有勇氣冒這個險。 最後所要表達的，唯有我的感激之情。 [25]1953年5月4日廣播播出（錄音）。 現代審問制度[26] 1953年5月16日 親愛的弗勞恩格拉斯先生： 感謝你的來信。所謂「冷僻領域」，我指的是物理學的理論基礎。 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面臨的問題非常嚴峻。反動政客在公眾眼前虛晃著一種外來的危險，成功地使他們對一切知識上的努力都表示懷疑。到目前為止，這夥人已經得逞，現在又開始壓制教學自由，凡不順從者就剝奪其職位，也就是要把他們餓死。 作為少數，知識分子應當如何來抵抗這種罪惡呢？坦率地講，我認為只有走甘地那種不合作的革命道路。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拒絕做證，也就是說必須準備坐牢和經濟破產，簡而言之，準備為其祖國的文化福祉犧牲個人幸福。 但這種拒絕做證絕不能基於眾所周知的那種遁詞，即援引《第五修正案》以免受到牽連，而應依據這樣的主張：清白的公民屈服於這種審問是可恥的，這種審問違反了憲法精神。 如果有足夠多的人願意邁出這嚴正的一步，他們將取得勝利。否則，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接受為其量身定造的奴役是咎由自取。 又及：此信不必視為「機密」。 [26]致紐約布魯克林一位拒絕在美國國會委員會做證的教師威廉·弗勞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的信，發表於1953年6月12日的《紐約時報》。 人權[27]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你們舉行集會，專門關注人權問題。你們已經決定值此之際授予我一個獎項。我得知這個決定時是有些沮喪的。因為一個團體找不出更合適的人來接受這一殊榮，那是多麼不幸啊！ 長期以來，我一直致力於更加深入地認識物理實在的結構。我從未傾力改善人類的命運，同不義和壓迫作鬥爭，或者改進人際關係的傳統形式。我做的僅僅是：長期以來，只要在我看來是極為惡劣和不幸的事件，我就會對公眾議題發表意見，緘口不言會讓我覺得在犯同謀罪。 人權的存在和有效性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歷史上的有識之士構想出與為人處世和良好社會結構有關的理想，並且傳授給人們。這些理想和信念得自歷史經驗和對美與和諧的渴望，理論上很容易被人接受，但在人的動物本能的驅策下，又總是遭到踐踏。因此，歷史上充滿了爭取人權的鬥爭，在這場永恆的鬥爭中，最終的勝利永遠無法獲得。但若厭倦這場鬥爭，則意味著社會的毀滅。 今天我們談論人權，首先是指以下要求：保護個人免受他人或政府的肆意侵犯；工作和從工作中獲得適當酬勞的權利；討論和教學的自由；個人恰當參與組建政府的權利。這些人權如今已得到理論上的承認，但由於過度使用形式化的法律手段，它們遭到的侵犯甚至比上一代還嚴重。 但還有一種人權，雖然不常提到，卻似乎註定會變得非常重要，那就是個人有權利或義務不參與他認為錯誤或有害的活動。在這方面，首先就是拒絕服兵役。我知道一些很有骨氣的正直的人，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而與國家機構發生了衝突。針對德國戰犯的紐倫堡審判默認了一條原則：犯罪活動不能以執行政府命令為由而免受懲罰，應以良心來取代國家法律的權威。 今天，我們主要是為了爭取政治信仰和討論的自由，以及教學研究的自由。因恐懼共產主義而採取的種種做法已經變得無法讓其他文明人理解，並使我們的國家遭到嘲笑。對於那些竭力以這種方式撈取政治利益的貪求權力的政客們，我們還能容忍多久呢？今人的幽默感有時似乎已經喪失殆盡，以至於法國諺語「嘲笑致死」已經不再奏效。 [27]致芝加哥十誡學會的信，1954年2月20日宣讀。 宗教與科學[28] 人類所思所做的一切，都與滿足內心深處的需要和減輕苦痛有關。若想理解精神活動及其發展，就務必要牢記這一點。情感與渴望是人類一切努力與創造背後的動力，無論這些努力和創造看起來有多麼高貴。那麼，是什麼情感和需要將人們引到了最廣義的宗教思想和信仰呢？稍做思考便不難明白，是各種各樣的情感產生了宗教的思想和經驗。在原始人那裡，喚起宗教觀念的主要是恐懼——對飢餓、野獸、疾病和死亡的恐懼。因為在人類生存的這一階段，對因果關係的認識通常還不夠深入，人們就在頭腦中創造出一些與自己多少有些相像的虛幻之物，各種令人恐懼的事物便來自它們的意志和行為。於是人們便試圖取悅那些虛幻之物，按照代代相傳的傳統，用一些行動和祭獻來討好它們，或者使之對凡人有好感。在這個意義上，我稱之為恐懼式宗教。這種宗教雖然不是被創造出來的，卻因為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祭司階層而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穩定性。祭司階層把自己確立為民眾與他們所害怕的鬼神之間的中間人，並藉此建立起一種霸權。在許多情況下，靠別的因素而獲得地位的首領、統治者或特權階層為了鞏固世俗權力，會把這種權力同祭司的職能結合起來；或者，統治者與祭司階層會為了各自的利益而進行合作。 社會情感是形成宗教的另一個源泉。無論是父母還是更大人類共同體的領袖都不免會死亡和犯錯誤。渴望得到引導、關愛和支持，使人們形成了社會或道德意義上的上帝觀念。這是一個司掌天意的上帝，擁有保護、處置和獎懲等權力。他以信徒所願的方式愛護部族或人類的生命，甚至是生命本身；他是生者悲傷難過或願望得不到滿足時的安慰者，也是死者靈魂的保護者。這便是社會或道德意義上的上帝觀念。 猶太教經典很好地說明了從恐懼式宗教到道德式宗教的發展，這種發展在《新約》中得以持續。所有文明民族尤其是東方民族的宗教，主要都是道德式宗教。從恐懼式宗教發展到道德式宗教是人類生活的一大進步。但我們必須防止一種偏見，以為原始宗教完全以恐懼為基礎，而文明人的宗教純粹以道德為基礎。事實上，一切宗教都是以上兩種宗教的混合，區別在於：社會生活水平越高，道德宗教就越占主導。 所有這些類型的宗教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的上帝觀念都有擬人化特徵。一般來說，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個人和特別高尚的集體才能大大超越這一層次。但還有第三個階段的宗教經驗，它屬於所有這些宗教，儘管很少能見到它的純粹形式，我稱之為「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沒有這種經驗的人講清楚它是什麼，那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因為沒有什麼擬人化的上帝觀念同它對應。 這類人感覺到人的欲望和目標皆屬徒然，而大自然和思維世界卻顯示出令人驚異的崇高秩序。他覺得個人的生活猶如監獄，想把宇宙當作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來體驗。宇宙宗教感情在人類發展的早期階段就已初現端倪，比如在大衛的《詩篇》和一些猶太先知那裡。佛教中這種情感要素還要強烈得多，這尤其可以從叔本華的美妙著作中讀到。 歷代的宗教天才皆因這種宗教感情而卓著，它沒有教條，也沒有以人的形象而構想的上帝，因此不會有哪個教會把核心教義建立在它的基礎上。因此，恰恰在每個時代的離經叛道者當中，我們可以找到充滿這種最高宗教感情的人。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都被其同時代人視為無神論者，有時也被看作聖人。由是觀之，像德謨克利特、亞西西的方濟各和斯賓諾莎這樣的人彼此都很相近。 既然沒有明確的上帝觀念，也提不出什麼神學，宇宙宗教感情又如何能得到傳承呢？在我看來，喚醒人心中的這種感情並使之保持活力，正是藝術與科學最重要的功能。 由此可見，我們對科學與宗教關係的看法與通常的理解很不相同。從歷史角度來看，人們總是傾向於認為科學與宗教勢不兩立、無法調和，其理由顯而易見。凡徹底相信因果律發揮著普遍作用的人，對於神干預事件進程的那種想法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當然前提是，他對因果假說是非常認真的。他用不著恐懼式宗教，也用不著社會式或道德式宗教。一個有賞罰的上帝對他來說是匪夷所思的，理由很簡單：一個人的行為是由外在和內在的必然性決定的，因此在上帝看來，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正如無生命物體不必為自己的運動負責一樣。有人因此指責科學損害了道德，但這種指責是不公正的。一個人的道德行為應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社會聯繫和社會需求上，並不需要任何宗教基礎。如果一個人僅僅因為害怕死後受罰和希望死後得到獎賞才去約束自己，那就太可悲了。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教會總是與科學作對，並且迫害獻身科學的人。另一方面，我堅信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學研究最強烈和最高尚的動機。只有認識到理論科學的開創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尤其是獻身時，才能領會這樣一種感情的力量，只有憑藉這種力量才能從事那種遠離現實生活的工作。為了揭示天體力學的原理，克卜勒和牛頓不知默默工作了多少個年頭，他們對宇宙合理性的信念該是多麼真摯，理解宇宙的願望又該是多麼熱切啊！而宇宙合理性僅僅是在這個世界中揭示的理性的微弱反映罷了。主要從實際結果來認識科學研究的人很難正確理解下面一些人的心態：他們遭到世人質疑，卻為世界各地和各個時代的志同道合者指明了道路。只有終生致力於類似目標的人才能深切體會到，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激勵這些人並且賦予他們以力量，使之無論經歷多少挫折都能矢志不渝。給人以這種力量的正是宇宙宗教感情。有一個當代人說的不錯，在我們這個唯物主義的時代，只有嚴肅的科學工作者才是篤信宗教的人。 [28]為《紐約時報》周末增刊版（New York Times Magazine）所作，發表於1930年11月9日（pp. 1-4），德文版發表於1930年11月11日《柏林日報》。 科學的宗教精神[29] 在思想深刻的科學家當中，很難找到一個沒有宗教感情的人。但這種宗教感情與常人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對常人而言，上帝是這樣一個存在，人們希望得到他的庇佑，害怕受到他的懲罰。這種感情類似於孩子對父親那種感情的升華，可以說常人與這個上帝建立起一種個人關係，無論他被渲染成多麼令人敬畏。 但科學家卻一心相信普遍的因果關係。在科學家看來，未來和過去一樣，任何細節都是必然和確定的。道德並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它純粹是人的事情。其宗教感情表現為對自然法則的和諧感到狂喜和驚奇。這種和諧揭示出一種高超的智慧，與之相比，人類一切系統性的思想和行動都只是它微不足道的反映罷了。這種感情是科學家生活和工作的指導原則，只要他能成功擺脫私慾的束縛。這種感情與歷代宗教天才所懷有的感情無疑非常相似。 [29]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科學與宗教[30] 一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人們廣泛認為知識與信仰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衝突。大多數先進之士認為，信仰應當日益被知識所取代；不以知識為基礎的信仰是迷信，必須加以反對。根據這種看法，教育的唯一功能就是為思考和知識開闢道路，學校作為教育民眾的主要機構必須完全服務於這一目標。 以這種粗糙形式表達的理性主義觀點或許並不容易找到，因為任何明智的人都會立刻發覺，這樣一種對立場的陳述極為片面。但如果想釐清思想，把握觀點的本質，也不妨毫無遮掩地做這種直截了當的表述。 誠然，信念最好能得到經驗和清晰思考的支持。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毫無保留地同意極端理性主義者的看法。但其缺點在於，對人的行為和判斷必不可少且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那些信念，並非只能以這種純粹的科學方法找到。 因為科學方法只能告訴我們事實之間的關係和影響。渴望獲得這種客觀知識屬於人類最高層次的能力，大家肯定不會以為我想貶低人類在這個領域的成就和英勇努力。但同樣清楚的是，了解事物是什麼並不能直接導向事物應當是什麼。對於事物是什麼，我們可以有最清晰完整的了解，但依然無法從中導出人類應當追求什麼目標。客觀知識為我們實現某些目標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但最終目標本身以及實現它的渴望必須有另外的源泉。毫無疑問，只有確立了這樣的目標和相應的價值，我們的生存和行動才能獲得意義。認識真理本身是美妙的，但這種認識幾乎無法充當嚮導，甚至證明不了對真理本身的渴望的正當性和價值。因此，這裡出現了關於我們存在的純理性觀念的界限。 但絕不能認為，理智思考對於形成目標和道德判斷不起任何作用。當人意識到某種手段對實現一個目的有用時，手段本身也因此而成為目的。理智向我們清楚地揭示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但僅憑思考無法讓我們弄清楚最終的根本目的。在我看來，弄清楚這些根本的目的和評價，使之牢固地確立在個人的感情生活中，正是宗教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發揮的最重要功能。如果有人問，既然這些根本目的不能單憑理性來陳述和辯護，那它們的權威來自何處呢？我們只能回答：它們作為強大的傳統存在於健康的社會中，這些傳統作用於個人的行為、志向和判斷；它們活生生地存在著，其存在無須辯護。它們不是通過證明，而是經由啟示、藉由強大的人格而產生的。我們不應嘗試證明其正當性，而應簡單明確地感受其本性。 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為我們提供了志向和判斷的最高原則。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以我們的微薄之力遠不足以達到，但它為我們的志向和評價提供了可靠的基礎。若將這個目標從其宗教形式中抽取出來，僅看它純粹人性的一面，或許可以這樣來表達它：個人自由而負責地發展，從而能自由而快樂地傾力為全人類服務。 這裡沒有給國家、階級的神化留下任何餘地，更不要說個人的神化了。用宗教語言來說，我們難道不都是同一位父親的孩子嗎？事實上，甚至將人類當成一個抽象的整體來神化，都不合乎這種理想的精神。只有個人才有靈魂。個人的崇高使命是服務而非統治，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強迫別人接納自己。 如果取其實質而非形式，我們也可以認為這些話表達了基本的民主立場。真正的民主人士就像我們所謂篤信宗教的人士一樣，可以不怎麼崇拜他的國家。 那麼在這方面，教育和學校的功能何在呢？它們應該幫助年輕人在這樣一種精神下成長，讓這些基本原則對他來說就如同呼吸的空氣。單憑教導並不能做到這一點。 若是認真查看這些崇高的原則，並把它們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和精神相比較，就會清楚地看到，文明的人類目前正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在極權主義國家，實際力圖摧毀這種人性精神的乃是統治者本人。在受威脅較輕的地方，民族主義、不寬容和用經濟手段來壓迫個人，導致這些最寶貴的傳統有可能遭到扼殺。 然而，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巨大的危險正在蔓延，並努力在國內與國際政治、立法或一般組織的領域內尋求這種危險的應對之道。這些努力無疑很有必要。但我們似乎忘了古人知道的一件事：如果背後沒有一種活生生的精神，一切手段都只是遲鈍的工具罷了。但如果心中充滿著實現目標的渴望，我們就會有足夠的力量找到實現目標的手段，並把它轉化為行動。 二 關於什麼是我們所理解的科學，其實不難達成一致的看法。科學是一種長久以來的努力，試圖通過系統性的思想將這個世界上可感知的現象儘可能徹底地聯繫在一起。或者說得簡略一些，它試圖通過概念化過程對存在進行後驗重建。但如果自問宗教是什麼，我就無法輕易作答了。即使當下找到了一個讓我滿意的回答，我也確信它永遠都不可能涵蓋所有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的想法。 於是，在問宗教是什麼之前，我想先問，那些讓我覺得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志向有哪些特徵：在我看來，受到宗教感化的人，已經盡其所能從私慾的羈絆中解放了出來，而專注於那些因超越個人價值而為他所秉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負。我認為，重要的是這種超個人內容的力量，以及對它深刻意義的堅定信念，而不在於是否嘗試將這種內容與某個神聯繫起來，否則佛陀和斯賓諾莎就不算宗教人物了。因此，說一個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誠的，是說他毫不懷疑那些超個人目標的意義和崇高，這些目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礎，它們的存在和他自己的存在是同樣必然和同樣實實在在的。在這個意義上，宗教是人類長久以來的努力，想要清楚完整地意識到這些價值和目標，並且不斷加強和擴展它們的影響。如果根據這些定義來設想宗教和科學，它們之間似乎就不會有衝突了。因為科學只能確定是什麼，而不能確定應當是什麼，在科學的領域之外仍然需要各種價值判斷。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對人類思想行為的評價，而不能言明事實以及事實之間的關係。按照這種解釋，過去宗教與科學之間那些眾所周知的衝突，應當完全歸咎於對上述情況的誤解。 例如，當宗教團體堅稱《聖經》上記載的一切說法都是絕對真理時，就會發生衝突。這意味著宗教一方介入了科學領域，教會反對伽利略和達爾文的學說就屬於這一類。另一方面，科學的代表人物也常常基於科學方法對價值和目的做出根本的判斷，從而與宗教對立起來。這些衝突全都源自致命的錯誤。 然而，即使宗教領域與科學領域本身是涇渭分明的，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牢固的依存關係。雖然決定目標的也許是宗教，但宗教是從最廣義的科學那裡學到了用何種手段才能達到它所確立的目標。科學只能由那些一心致力於追求真理和理解事物的人來創造，而這種感情的源泉卻來自宗教領域。相信對世間有效的規律是理性的，也就是可以由理性來理解，這種信仰同樣屬於這個源泉。我無法設想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這種深摯的信仰。這種情況可以用一則比喻來形容：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足的，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 雖然我已斷言，宗教與科學之間實際上不可能存在正當的衝突，但我必須在一個關鍵點上再次對它做出限定，這涉及歷史上宗教的實際內容。此處的限定與上帝觀念有關。在人類精神演化的幼年時期，人以自己的形象創造出諸神，認為其意志決定著或影響著現象世界。人們試圖通過巫術和祈禱來改變諸神的意向，以使其對自己有利。目前宗教教導的上帝觀念乃是古老諸神概念的一種升華。例如，人們祈求上帝滿足自己的願望，就是其擬人化特徵的表現。 當然，認為存在著一個全能、公正和仁慈的人格上帝，無疑能給人帶來安慰、幫助和指引；而且，這個觀念因為簡單，即使最不開化的人也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這種觀念本身也有其致命弱點，自古以來就讓人痛苦不安。那就是，如果這個神是全能的，那麼每件事情，包括每個人的行動、想法乃至感覺和抱負都是神的作品，那麼在這樣一個全能的神面前，如何能指望人為自己的行為和思想負責呢？做出賞罰時，神也必定要對自己做出某種評判。這如何能與神的善和正義結合在一起呢？ 今天，宗教領域與科學領域之間衝突的主要來源正是這個人格上帝的概念。科學旨在確立一般規則，以決定物體和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相互關聯。這些規則或自然定律需要有絕對的普遍有效性，儘管這得不到證明。它主要是一種綱領，相信它原則上可以實現，只是基於部分的成功。不過，大概沒有人會否認這些部分的成功，而將其歸於人的自我欺騙。基於這些定律，我們能在某些領域極為精確和確定地預言現象隨時間的變化，這一事實已經深植於現代人的意識之中，即使他對這些定律的內容可能知之甚少。只需想到，基於少數幾條簡單的定律，就可以預先非常準確地計算出太陽系中行星的運行軌跡。同樣，雖然精度有所不同，但可以預先計算出電動機、傳輸系統或者無線電裝置的操作方式，甚至在處理新發明時也是如此。 誠然，如果一個複雜的現象涉及過多的因素，科學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無法奏效的。只需想想天氣就可以知道，我們甚至無法預測幾天以後的天氣。但沒有人會懷疑，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種因果聯繫，其原因要素大體已知。該領域中的事件之所以無法精確預測，是因為有各種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為自然之中缺少秩序。 對於生物領域的規律性，我們認識得還不夠深入，但至少足以使人感覺到確定必然性的支配。只要想想遺傳的系統性秩序，以及酒精等毒物對有機體行為的影響就可以明白。這裡缺少的仍然是對具有深刻一般性的聯繫的掌握，而不是對秩序本身的認識。 一個人越是深切地感受到一切事件都規律有序，就越是堅信，除此之外不存在不同性質的原因。在他看來，無論是人的支配還是神的支配，都不能作為自然事件的獨立原因而存在。誠然，認為有一個人格上帝在干預自然事件，這種教義永遠無法被科學真正駁倒，因為它總能躲進科學認識尚未涉足的一些領域。 但我相信，宗教人士的這種行為不僅不值得，而且很致命。因為一種不能光明正大而只能在黑暗中保全自己的教義，對人類的進步有著不可估量的害處，必然會失去對人類的影響力。在追求道德上的善的過程中，宗教導師們必須有氣量放棄人格上帝的教義，也就是放棄曾把極大的權力置於教士手中的那個恐懼和希望的源泉。他們應當努力培養人性中真、善、美的力量。這項任務雖然更為艱巨，但絕對更加值得。[31]待完成上述淨化過程之後，宗教導師們肯定會高興地認識到，科學知識已經使真正的宗教變得更加高貴和深刻了。 如果說宗教的目標之一是使人類從自我中心的渴望、欲求和恐懼的束縛中儘可能地解放出來，那麼科學推理還可以在另一種意義上幫助宗教。雖然科學旨在發現能把各種事實聯繫起來並加以預測的規則，但這並非唯一的目標。它還試圖把發現的聯繫歸結成儘可能少的幾個彼此獨立的概念要素。正是在努力把雜多合理地統一起來的過程中，科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正是這種努力使科學面臨最大的危險，有可能淪為幻想的犧牲品。然而，只要對科學領域的勝利進展有過深切的體驗，就會對存在之中顯示出來的合理性至為崇敬和感動。通過理解，他從個人願望和欲求的束縛中完全解放出來，從而對存在之中的莊嚴理性心生謙卑，這種莊嚴理性極為深奧，非凡人所能及。但我認為，這種態度正是最高意義上的宗教態度。科學不僅滌淨了宗教感情的擬人論糟粕，而且有助於使我們對生活的理解達到宗教的精神境界。 在我看來，人類的精神越是進化，就越可以確定，真正的宗教不是通過對生與死的恐懼，也不是通過盲目信仰，而是通過追求理性知識而達到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一個教士若想對得起自己崇高的教育使命，就必須成為一位導師。 [30]第一部分是愛因斯坦1939年5月19日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發言，收錄於《晚年集》（Out of My Later Yea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第二部分是愛因斯坦在「科學、哲學和宗教與民主生活方式的關係會議」上所作的發言，收錄於《科學、哲學和宗教研討會》（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New York, 1941）。 [31]赫伯特·塞繆爾（Herbert Samuel）的著作《信仰與行動》（Belief and Action）已經令人信服地闡述了這種思想。——作者注 宗教與科學無法調和嗎？[32] 宗教與科學之間真有無法調和的矛盾嗎？宗教能被科學取代嗎？長期以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引起了大量爭議，甚至導致了殘酷的鬥爭。不過依我之見，若對這兩個問題做冷靜的思考，無疑只會得出否定的回答。然而使答案複雜化的是，雖然大多數人容易就「科學」的含義達成一致，但是對「宗教」的含義卻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對於科學，我們不妨把它定義成「尋求我們感覺經驗之間規律性聯繫的條理性思考」。科學直接產生知識，間接產生行動的手段。如果事先確立了明確的目標，科學便導向有條理的行動。至於確立目標和陳述價值，則超出了它的職能範圍。誠然，就科學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因果聯繫而言，科學可以就目標與價值是否相容得出重要結論，但獨立而根本地界定目標和價值仍然超出了科學的範圍。 而對於宗教，人們普遍認為它涉及目標和價值，而且通常涉及人類思想和行動的感情基礎，只要這些東西不是由人類經久不變的遺傳傾向預先決定的。宗教涉及人對整個自然的態度，涉及為個人生活和集體生活確立理想，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了達成這些理想，宗教試圖對傳統施加教育影響，發展和宣揚易於接受的思想和敘事（史詩和神話），從而按照既定的理想來影響價值和行動。 正是宗教傳統的這種神秘的或者說象徵的內容可能與科學發生衝突。只要這套宗教觀念包含著對屬於科學領域的主題所作的一成不變的教條，這種衝突就會發生。因此，要想保存真正的宗教，就要避免在對於實現宗教目的並非真正必要的那些主題上引起衝突，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當我們就其基本實質、撇開其神話來考察現存的各種宗教時，我覺得它們並不像「相對主義」理論或傳統理論的倡導者所主張的那樣有根本區別。這絲毫不讓人驚訝。因為一個以宗教訴求來維繫的民族，其道德態度總是旨在維護和促進集體與個人的心智健康和活力，否則這個集體必定會滅亡。事實上，一個以謊言、誹謗、欺詐和謀殺為榮的民族是不可能長久的。 然而在面對具體情況時，清晰地確定什麼可取、什麼應當避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很難判定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一幅畫或一首曲子成為好作品。這種東西用直覺去感受也許要比用理性去認識更容易。同樣，人類偉大的道德導師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生活藝術中的天才。有一些最基本的訓誡直接出自保護生命和免除不必要痛苦的動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訓誡，雖然表面上看與那些基本訓誡並不很相稱，但我們還是認為非常重要。例如，倘若為了讓所有人獲得和接近真理，就必須在工作和幸福上做出很大犧牲，那麼是否還應毫無保留地追求真理呢？有許多這樣的問題從理性來看並不容易回答，或者根本無法回答。但我並不認為所謂「相對主義」觀點是正確的，即使在涉及更微妙的道德決定時也是如此。 即使從最基本的宗教誡命來考察今天文明人類的實際生活狀況，我們也必定會對現狀深感痛苦和失望。雖然宗教規定個人群體間應如兄弟般友愛，但實際景象卻更像戰場而非管弦樂隊。無論在政治生活還是在經濟生活中，到處都以犧牲自己的同胞、冷酷地追求成功為指導原則。這種競爭精神甚至在學校里也非常盛行，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友愛之情，認為成功不是源自對創造性思想工作的熱愛，而是源自個人野心和害怕被排擠。 有些悲觀主義者認為，這種狀況乃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真正宗教的敵人正是主張這些觀點的人，因為他們暗示，宗教教義都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不適合為人類事務提供指導。然而，對某些所謂原始文化的社會模式的研究似乎已經清楚地表明，這種失敗主義的觀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個問題在宗教研究中至關重要。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可以讀一讀魯思·本尼迪克特[33]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書中提到，普韋布洛印第安人在極為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把大家從競爭精神的苦難中拯救了出來，在部落中培養出一種和睦相處的合作生活方式，不受外界壓力且不減損任何幸福。 這裡提出的宗教解釋，暗示科學對宗教態度有一種依賴。在我們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這種關係很容易遭到忽視。科學成果固然完全不依賴於宗教或道德方面的考慮，但那些在科學上做出過偉大創造性成就的人，全都懷有真正的宗教信念。他們相信我們這個宇宙是完美的，並可通過理性來認識它。這種信念若非帶有強烈的感情，這些求知之人若非受到斯賓諾莎那種「對上帝的理智之愛」的激勵，他們就很難有那種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只有這種精神才能使人取得至高的成就。 [32]給紐約自由牧師俱樂部的回信，刊登於1948年6月的《基督教紀事報》（The Christian Register）。 [33]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國人類學家。《文化模式》（1934）和《菊與刀》（1946）是她最負盛名的著作。——譯者注 道德文化的必要[34] 值此道德文化協會慶祝周年紀念之際，我特向你們致以祝賀和良好的祝願。誠然，對於這75年來在道德方面的誠摯追求所取得的成果，我們尚不能感到滿意。因為我們很難斷言，今天人類生活的道德風貌總體上要比1876年更加令人滿意。 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在可確知的科學事實領域獲得啟發，並且克服了偏見和迷信，就有望得到一切。當然，所有這些都很重要，值得最優秀的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在這方面，這75年成績斐然，並通過文學和舞台傳播了出去。但清除障礙本身並不會使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高尚起來。因為除了這個消極的結果，更需要一種積極的抱負和努力，以使我們的共同生活具有一種倫理道德結構。在這方面，科學救不了我們。我甚至認為，在我們的教育中過分強調純粹知識的、往往只講求事實和實用的態度，已經直接危害到道德價值觀。我所想到的與其說是技術進步使人類直接面臨的危險，不如說是一種「務實的」思維習慣對人類互信互諒的壓抑，這種思維習慣已經給人類的關係蒙上一層致命的嚴霜。 專注於藝術要比專注於科學更容易在道德和審美方面得到滿足。當然，理解我們的同胞是重要的，但只有在憂樂與共的同情心的維持下，這種理解才能有好結果。清除了迷信成分之後，留給宗教的正是培養道德行為的這個最重要的源泉。在這個意義上，宗教構成了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教育對宗教考慮太少，就連那一點考慮也很不系統。 當前世界政治形勢的可怕困境，與我們文明的這種忽視之罪有很大關係。沒有「道德文化」，人類就不會得救。 [34]1951年1月在紐約道德文化協會成立75周年紀念會上宣讀的賀信，收錄於1953年《我的世界觀》（Mein Weltbild, Zurich: Europa Verlag, 1953）。 達沃斯的大學課程[35] 「元老院的議員是好人，元老院卻是野獸。」我的一個朋友在瑞士當教授，有一次系裡得罪了他，他便回了這樣一句幽默的話。良心和責任感對個人的引導相對容易，對集體的引導卻更加困難。這一事實給人類造成了多大不幸啊！戰爭和各種壓迫皆源於此，讓人世間充滿了悲痛、嘆息和苦難。 然而，只有通過眾人的無私合作，才能成就真正有價值的事業。因此，每當看到人們為了促進生活和文化，經過奉獻犧牲開創了某種公共事業，那些有善良意願的人就會欣喜非常。 得知達沃斯擬開設的大學課程時，我就感受到這種單純的喜悅。這裡正以聰敏和智慧開展一項救助工作，這實在是一場及時雨，雖然並非每個人此時都有這種需求。許多年輕人來到這個山谷，希望這裡充足的陽光能使自己的身體恢復健康。但如果這樣長時間脫離正常工作，失去磨鍊意志的機會，整日焦慮其身體狀況，人就容易喪失精神的恢復力，或者說在生存鬥爭中保持力量的意識。他成了某種溫室植物，即便身體得到恢復，也很難回到正常生活。正在學習的年輕人尤其如此。在重要的成長時期中斷精神訓練，很容易留下日後難以彌合的缺口。 一般而言，適度的腦力活動非但不會妨礙治療，還會像適度的體力活動一樣間接促進健康。出於這種認識，設置大學課程不僅可以為這些年輕人謀職做準備，還能激勵他們從事腦力活動。為此，有關課程不僅要考慮學生的工作和鍛煉，還要關注他們的心靈健康。 別忘了，這項事業非常適合在各國人士之間建立聯繫，進而加強歐洲共同體這一觀念。在這方面，新機構若能從一開始就將一切政治意圖排除在外，效果可能會更好。為國際主義事業服務的最佳方式就是合作推動某種利生的工作。 基於這些理由，我很高興地看到，創建者憑藉其能力和智慧已經使達沃斯的大學課程獲得了很大成功，初創時期的困難已經克服。祝願該校欣欣向榮，將很多寶貴的人從貧乏的療養院生活中解救出來，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 [35]1928年，愛因斯坦參加了在瑞士結核病療養勝地達沃斯舉辦的國際大學課程，本文是其演講《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發展》的開場白，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教師和學生[36] 親愛的孩子們： 今天很高興見到你們，在這個充滿陽光的幸福國度，你們是幸福的青少年。 請記住，你們在學校里學到的那些美妙的東西無不凝結著世界各國一代代人的極大付出和辛勤努力。這些遺產傳到你們手中，希望你們能夠受用、尊重並發揚光大，有朝一日再忠實地傳給你們的後代。這樣一來，我們這些終會逝去的凡夫俗子就能在我們共同創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永生。 若能銘記這一點，你們就會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意義，對於別的國家和時代也會獲得正確的態度。 [36]對一群孩子的講話，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教育和教育者[37] 讀了你大約16頁稿件，不覺莞爾。從內容上看，你聰慧機智、觀察敏銳，為文也誠實，有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但也有典型的女人氣。所謂女人氣，我指的是不夠自主，而且夾雜著個人怨恨。我以前讀書時，老師也是這樣對我的，他們不喜歡我的特立獨行，需要助手時總是對我視而不見（不過我得承認，我做學生時不如你規矩）。不過在我看來，我當年的學校生活實在不值得付諸筆墨，更沒有責任讓人印出它或實際讀到它。此外，一些人以自己的方式拼死拼活爭取自己的地位，我們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因此，建議你別再鬧情緒，把稿件留給你的孩子吧，他們興許還能從中得到安慰。還有就是，不要在乎老師對他們的說法或看法。 順便說一句，我來普林斯頓只是做研究，不是來教書。總的說來，教育已經太多了，尤其是在美國學校。唯一合理的教育方式就是做出榜樣——如果沒有辦法，就做一個以儆效尤的榜樣。 [37]給一位年輕女孩的回信，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教育與世界和平[38] 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美國很幸運能在學校里教導明智的和平主義。美國沒有外來侵犯的嚴重危險，因此無須給年輕人灌輸一種尚武精神。但有一種危險是，人們可能只從感情的角度而不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處理和平教育的問題。若不能透徹了解這個問題背後的困難，就會一無所獲。 首先，美國青年應當明白，即使美國領土不大可能遭到實際侵犯，但美國隨時可能捲入國際糾紛。只要想想美國對世界大戰的參與，就能證明這種理解是必要的。 和其他國家一樣，對美國而言，安全僅僅在於令人滿意地解決世界和平問題。年輕人絕不能以為，通過政治孤立能獲得安全。恰恰相反，應當喚起大家對普遍和平問題的嚴肅關注。尤其應當讓年輕人清楚地認識到，美國政客們在世界大戰結束時未支持威爾遜總統的自由計劃，從而妨礙了國際聯盟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對此他們應負多大的責任。 應當指出，只要還有強權國家願意採取軍國主義手段來獲得更高的世界地位，僅僅要求裁軍是不會有結果的。此外還要說明，像法國提議的那樣建立國際組織來保衛各個國家是合理的。為獲這種保障，須簽訂國際條約來共同抵抗侵略者。這些條約是必要的，但僅有條約本身還不夠，還要採取進一步措施。軍事防禦手段應當國際化，要進行大規模的軍隊合併和駐防輪換，以免使駐紮在任何一國的軍事力量單為該國留用。在為這些步驟做準備時，年輕人須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國際之間的團結精神也應當加強，應同阻礙世界和平的沙文主義作鬥爭。學校里的歷史教育應被用來闡述文明的進步，而不應灌輸帝國主義勢力和軍事勝利的理想。在我看來，可將H. G.威爾斯的《世界史綱》（World History）推薦給學生。最後，地理和歷史一樣，至少具有間接的重要性，可以激勵學生對不同民族的特性做出一種同情式的理解，包括通常被稱為「原始」或「落後」的那些民族。 [38]1934年11月23日致美國進步教育協會的信。 論教育[39] 一般來說，在紀念日裡首先要回顧過去，尤其是回憶那些為了文化生活的發展而獲得殊榮的人。對先輩的這種緬懷的確不應忽視，尤其是因為回憶往昔最美好的事物有助於激勵今天善良的人們勇敢地奮鬥。不過，這應由自幼便與本州有聯繫且對它的過去如數家珍的人來做，而不是由我這個如吉卜賽人一般四處流浪、遊歷過各個國家的人來發表意見。 於是，我只能談談那些不受時空限制、始終與教育事業密不可分的問題。即使在這個方面，我也不敢以權威自居，尤其是因為各個時代的有識之士都在探討教育問題，而且已經多次清楚地表達過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我在教育領域只能算是個門外漢，除了一些個人經驗和信念，我從哪裡來的勇氣敢去闡述我的看法呢？倘若這真是一個科學問題，我還是緘口不言為好。 然而就積極的事務而言，情況卻有所不同。這裡，僅僅認識真理是不夠的；恰恰相反，要想不失去這種知識，必須不懈地加以更新。好比沙漠中的一尊石像，隨時都可能被流沙掩埋。必須不斷用手拂拭，才能使它在陽光下繼續閃耀。我也應出一臂之力。 學校向來是將傳統財富一代代傳承下去的最重要手段。與過去相比，這更適用於今天，因為隨著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的載體已經弱化。因此，人類社會的延續和健康比以前更依賴於學校。 有時候，人們只把學校當成把最多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一代的工具。但這是不對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服務於活人。它應當培養年輕人那些有益於民眾幸福的品質和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消滅個性，讓個人像蜜蜂或螞蟻一樣僅僅成為社會的工具。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目標的標準化個體所組成，那將是一個不幸的社會，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恰恰相反，學校必須以培養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為目標，而個人要把為社會服務看成最高的人生理想。依我之見，英國的學校體制最接近於實現這種理想。 但如何努力達到這種理想呢？是不是要用道德說教來實現呢？絕對不是。言語永遠是空洞的聲音，沉淪之路總是伴隨著對理想的空談。但人格的形成不能靠耳聞口說，而要靠行動和付出。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總是鼓勵學生實際做事情。兒童初學寫字是如此，大學畢業寫博士論文也是如此，哪怕只是背一首詩、寫一篇作文、解釋和翻譯一個文本、解一道數學題或練習體育運動，也都是如此。 但每一項成就背後都有動機做基礎，而任務的完成又會強化和培養這種動機。這些動機極不相同，其差別對於學校的教育標準極為重要。做同樣一件事情，既可能出於恐懼和強迫，或者對權威和榮譽的追求，也可能出於對事物的興趣愛好和對真理與理解的渴望，亦出於每個健康孩子都擁有的神聖好奇心，只是往往很早就消泯了。同一件事情的完成對學生的教育影響可能大不相同，全看這件事情的動機是害怕受到傷害、個人私慾，還是對快樂和滿足的渴望。大家都認為，學校管理和教師態度肯定會對學生心理基礎的塑造有影響。 在我看來，最糟糕的做法莫過於學校主要用恐嚇、強制和製造權威等方式進行教育。這樣做會毀掉學生們健康的情感、真誠和自信，它所造就的是百依百順的人。難怪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已經司空見慣。我知道美國的學校沒有這種最壞的邪惡，在瑞士以及大多數民主國家也都是如此。讓學校避免這種最壞的邪惡並不困難。只要讓教師掌握的強制手段儘可能少，讓學生只因為教師的才智人品而尊師重道。 第二種動機是好勝心，或者說得婉轉些，是期望得到認可和尊重。這種動機深植於人的本性之中。倘若沒有這種精神激勵，人與人的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希望得到同仁的讚許肯定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凝聚力之一。在這種複雜的情感中，建設與破壞的力量比肩而立。期望得到認同和肯定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希望別人認為自己比同事更好、更強或更聰明，則容易導致唯我獨尊的心態，這對個人和集體都是有害的。因此，學校和教師都應避免使用那種導致爭強好勝的簡單方法誘導學生勤奮學習。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選擇理論曾被許多人用來鼓勵競爭精神。一些人甚至試圖以偽科學的方式證明，個體之間這種破壞性的經濟競爭是必然的。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之所以有力量，正因為他是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蟻丘中單個螞蟻之間的交戰對於生存沒有什麼意義，人類社會的個體成員之間也是如此。 因此，應當防止把慣常的成功當作人生目標向年輕人灌輸。成功人士從同伴那裡獲得的東西，通常要遠遠多於他為同伴所做的貢獻。然而，一個人的價值應當看他貢獻了什麼，而不是獲得了什麼。 在學校和人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動機是工作中的樂趣、獲得成果的快樂，以及認識到成果對社會有價值。我認為學校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喚醒和強化年輕人的這些心理力量。只有這種心理基礎才能讓人愉快地追求知識、藝術等人類最高財富。 與使用強制或者喚起個人的好勝心相比，喚醒這些創造性的心理能力確實要更難，但卻因此而更有價值。關鍵在於培養孩子天真愛玩的傾向和對獲得認可的願望，然後引導孩子進入一些重要的社會領域。這種教育主要建立在希望取得成功和得到認可的基礎上。如果學校從這種觀點出發能夠成功運作，新一代的學生就會予以高度肯定，並把學校布置的任務像禮物一樣來接受。我就認識愛上學甚於放假的孩子。 這種學校要求教師在他的本職工作中有如一位藝術家。如何在學校培育這種精神呢？這就像一個人要保持健康一樣，並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還是有某些必要條件可以達成。首先，教師應當在這樣的學校里成長；其次，教師應當有充分的自由來選擇教學材料和教學方法，因為強迫和外部壓力同樣會扼殺教師在工作中的樂趣。 如果各位用心聽到這裡，也許會對一件事感到奇怪。我已經詳細闡述了應當用何種精神來教育年輕人。但我既沒有談教學科目的選擇，也沒有談教學方法。應以語言文字為主，還是以科學專業教育為主呢？ 我的回答是，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次要的。如果年輕人以體操和步行鍛煉了自己的肌肉和耐力，他以後就什麼體力活都能幹。思想的訓練和練習動手動腦也是如此。因此，有位機智幽默的人對教育定義得不錯：「一個人若是忘掉他在學校的一切所學，剩下的便是教育。」因此，對於更注重古典文史教育的人與更注重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之間的爭論，我並不急於偏袒任何一方。 但我反對這樣一種想法，認為學校應直接教給學生那些日後可直接用於生活的專門知識和技能。生活的要求太過多樣，學校的專門化訓練是不可能滿足的。除此之外，我還反對把個人當作沒有生命的工具來對待。學生在離開學校時應當是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這應是學校始終不渝的目標。在我看來，即使是對專業技術學校來說，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的，儘管那裡的學生會從事非常明確的職業。永遠要把培養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而不是獲得專門的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那門學科的基礎，又學會了獨立思考和行動，他自然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與那些主要以獲得細節知識為培訓目標的人相比，他也會更好地適應發展變化。 最後我想重申，這些聽起來毅然決然的話僅僅是我的個人見解，所根據的不過是我做學生和老師的個人經驗罷了。 [39]1936年10月15日在紐約州奧爾巴尼舉行的「美國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收錄於《晚年集》。 論古典文學[40] 有的人只看看報紙，最多再讀一些當代作家的書，在我看來，這種人就像嚴重近視而又不屑戴眼鏡的人。他完全受制於他那個時代的偏見和時尚，因為他從不去看也從不去聽任何別的東西。一個人若只是自己思考，而不受別人思想和經驗的啟發，那他的想法無論如何也是無甚價值和單調乏味的。 一個世紀裡，頭腦清楚、文體明暢且具有良好品味的人只有寥寥幾位。他們留傳下來的作品當屬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多虧了幾位古代作家，中世紀的人們才從五百多年迷信無知的黑暗生活里漸漸擺脫出來。 沒有什麼能比克服現代派的自命不凡更要緊的了。 [40]1952年2月29日為「瑞士商人協會青年商人分會」主辦的月刊《青年商人》所寫。 確保人類的未來[41] 如同火柴的發明，原子核鏈式反應的發現並不一定導致人類的毀滅，但我們必須竭力防止對它的濫用。技術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只有一個執行力足夠強大的超國家組織才能保護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有力量做出必要的犧牲，以確保人類的未來。如果未能及時達成這個目標，我們每個人都要負責任。一種可能的危險是，每個人都袖手旁觀，坐等別人行動。 對於我們這個世紀的科學成就，每一位有識之士都會給予高度評價。哪怕隨便看一下科學的技術應用，也會有此感覺。但如果銘記科學的基本問題，就不會過高估計近來的成就。就像坐火車時，如果只看近處的東西，我們似乎就在急速地奔馳，但如果注視遠處的山脈，景色似乎就變化很慢了。科學的基本問題正是如此。 在我看來，甚至談論「我們的生活方式」或俄國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合理的。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談的都是一堆傳統和習俗，這些東西並不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更有意義的是追問：哪些制度和傳統對人有害，哪些對人有利？哪些讓生活更幸福，哪些讓生活更痛苦？之後我們應當努力取其精華，無論目前認為它能否在我們這裡實行。 現在談談教師的工資。在一個健康社會裡，任何有益的活動都應得到報酬，以使人過上像樣的生活。從事任何對社會有價值的活動，都會帶來內心的滿足，但這不能當作工資的一部分。教師無法用內心的滿足來填飽家人的肚子。 [41]致1952年加拿大「教育周」（3月2日至8日），收錄於1953年《我的世界觀》。 培養獨立思考的教育[42] 教給人專業知識是不夠的。專業知識可能使人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卻無法使人格得到和諧發展。務必讓學生對價值觀有所了解並產生熱烈的感情，對於美和善也必須有強烈的感受，否則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更像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為與同伴和集體達成適當關係，他必須學會理解人們的動機、幻想和痛苦。 這些寶貴的東西是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而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通過教科書傳授給年輕一代的。文化基本上就是這樣形成和保存的。當我把「人文學科」當作重要的東西推薦給大家時，心裡想的正是這個，而不僅僅是歷史和哲學領域中那些枯燥的專業知識。 過分強調競爭制度，以及基於實用過早地劃分專業，將會扼殺包括專業知識在內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賴的那種精神。 還有一點很重要，有價值的教育要培養年輕人獨立的批判思考能力。數量眾多、種類繁雜的科目（學分制）使年輕人負擔過重，這大大危及了年輕人的發展。負擔過重必然導致膚淺。要讓學生覺得教育是一件珍貴的禮物，而不是沉重的義務。 [42]載1952年10月5日《紐約時報》。 約瑟夫·波普爾–林凱烏斯[43] 波普爾–林凱烏斯不僅是才華橫溢的工程師和作家，也是少數秉持時代良心的傑出人物之一。他反覆提醒世人，社會要對每個人的命運負責，而且還向我們表明，如何讓社會落實應盡的義務。他不迷信社會或國家，認為社會必須先給個人提供和諧發展的機會，才有權要求個人為社會做出犧牲。 [43]約瑟夫·波普爾–林凱烏斯（Joseph Popper-Lynkaeus，1838-1921）是奧地利工程師，以尖銳批評國家和社會以及勇於推動消除社會罪惡而著稱，他的一些著作在奧地利帝國遭到查禁。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向蕭伯納致敬[44] 今天，看到同時代人的弱點和愚蠢，很少有人能夠保持足夠的獨立性，不受其影響。而在這寥寥無幾的人當中，面對眾人的頑固執拗仍能積極處理好事情者更是少之又少。只有極少數人能以幽默風雅吸引住同時代的人，並通過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藝術向其真實地反映生活。今天，我要向這位最精通此法的大師致以真誠的敬意，感謝他對我們所有人的寓教於樂。 [44]1930年訪問英國時所作，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賀阿諾德·柏林內爾七十壽辰[45] 藉此機會，我想告訴我的朋友柏林內爾和本刊讀者，為何我對他的為人和工作評價如此之高。之所以要做這件事情，是因為現在不講便沒機會了；平日裡接受的客觀訓練導致我們把任何有關個人之事都視為禁忌，只有碰到今天這樣的特殊場合，我等凡人才能有所僭越。 隨意嘮叨幾句之後，現在讓我們回到客觀性。科學研究領域已經大為擴展，各門科學的理論知識也日益深奧。但人類理智的融通能力還非常有限，因此個人的研究活動不可避免會局限在越來越小的知識領域。更糟糕的是，由於這種專業化，現在即使要對科學的全貌做出整體的了解也越來越困難了。若缺乏這種了解，真正的研究精神勢必會受到損害。這種情況很像《聖經》中記載的巴別塔的故事[46]。每一位嚴肅的科學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識到，自己被迫流放到一個日益狹窄的知識領域，原本視野廣闊的研究者有可能淪為匠人的層次。 我們都曾深受其害，卻未努力減輕它。但柏林內爾卻在德語世界挺身而出，以極可欽佩的方式做了補救。他知道，現有的科普雜誌足以教導和鼓勵外行，但他也意識到，為了讓科學家了解科學的問題、方法和成果有什麼發展，以形成自己的判斷，需要一份專為科學家提供信息的內容均衡的刊物。經過多年辛苦努力，他以極大的才智和決心致力於這個目標，為我們大家和科學奉獻著，對此我們怎樣感激都不為過。 他需要爭取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共同合作，提醒他們注意表達方式，讓非專業讀者也能看懂。他時常告訴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可沒少費工夫。他用一個謎語來形容遇到的困難——「問：什麼是科學作者？答：是含羞草與豪豬的混合體。」柏林內爾之所以能夠做出今天的成就，是因為他始終強烈渴望清晰、全面地了解儘可能廣大的科學研究領域。在這種感情的驅使下，他也寫了一本物理教科書，這是他多年辛勞的成果。有一位學醫的學生曾跟我談起這本書，他說：「倘若沒有這本書而任憑自己摸索，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弄清楚現代物理學的原理。」 柏林內爾力求清晰、全面地看待科學，使科學的問題、方法和成果在很多人的頭腦中煥發了生機。在當今時代，若是沒有他的刊物，科學生活簡直無法想像。使知識活起來並且保持生氣，其重要性絕不亞於解決具體的問題。 [45]載《自然科學》（Die Naturwissenschaften, Vol. 20, p. 913, 1932）。阿諾德·柏林內爾（Arnold Berliner）是德國猶太物理學家，1913年至1935年任該周刊主編，1935年因猶太人身份而遭納粹政權解職。7年後，80歲的柏林內爾在即將被驅逐出境前自殺。 [46]《舊約》中，《創世記》第11章1-9節所載，巴比倫人想在巴比倫尼亞的示拿建造一座「塔頂通天」的高塔。神對他們的放肆感到不快，變亂了工人的語言，使他們互不相通，破壞了此工事。塔未能建成，而人們卻分散到世界各地。——譯者注 洛倫茲對國際合作事業的貢獻[47] 19世紀以來，科學研究日益專業化。在此背景下，很少有某一門科學的頂尖學者同時還能在國際組織與國家政治方面為社會做出可貴的貢獻。做出這些貢獻不僅要有能力、眼光以及傑出成就所帶來的名聲，還要擺脫民族偏見，致力於人類的共同事業，這在當今的時代已不多見。據我所知，只有洛倫茲能將所有這些品質完美地集於一身。洛倫茲的人格頗有一些魅力：獨立和倔強是學者的共同天性，學者們不願屈從於他人的意志，往往只是勉強接受他人的領導。然而在洛倫茲擔任主席期間，他所營造的氛圍總能讓人愉快地合作，無論與會人員的目標和思維習慣有多麼不同。其成功秘訣不僅在於洛倫茲對人和事敏於洞察，對語言有高超的駕馭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感覺到，他全身心撲在事業上，一旦進入工作狀態，就把其他一切拋到腦後。能讓倔強者消除敵意的莫過於此。 戰爭爆發之前，洛倫茲的國際關係活動僅限於主持物理學家的一些會議，其中最著名的是索爾維會議，前兩屆於1909年和1911年在布魯塞爾召開。接著，歐洲戰爭的爆發使所有心繫人類關係改善的人遭遇重大打擊。無論是戰爭結束之前還是之後，洛倫茲都投身於國際和解工作，尤其致力於在學者和科學團體之間重新建立富有成果的合作。外人很難想像這項工作多麼艱難。戰爭期間的積怨尚未消除，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物迫於形勢壓力又拒不和解。洛倫茲就像一位醫生，在與執意不肯吃藥的頑固病人打交道。 不過，一旦認識到某條道路是正確的，洛倫茲就會勇往直前，絕不退卻。戰爭剛一結束，他便參與領導了研究委員會。該組織由戰勝國的學者所創立，同盟國的學者和學術機構則被拒之門外。洛倫茲此舉得罪了同盟國學術界，但其目的在於對該機構施加影響，使之真正具有國際性。經過不懈努力，他和其他一些正義之士終於將冒犯性的排除條款從研究委員會的章程中拿掉。然而，恢復學術團體之間富有成果的正常合作的目標尚未實現，因為在近十年的時間裡，幾乎所有國際科學會議都把同盟國學術界拒之門外，被觸怒的同盟國學術界已經養成了不與人來往的習慣。不過，憑藉著為美好事業奮鬥的一腔熱情，洛倫茲巧妙地開展了工作，現在看來可望很快破冰。 洛倫茲還以另一種方式為國際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他同意為國際聯盟知識合作委員會效力。這一機構成立於大約五年前，時任主席是柏格森，去年則由洛倫茲擔任主席。在其附屬機構巴黎研究院的鼎力支持下，該委員會成為不同文化圈知識與藝術活動領域的橋樑。在這裡，洛倫茲那智慧、謙遜而又富於同情心的人格也將把人們引上正確的道路，他那未曾明言但忠實履行的原則是：「不求統治，但求服務。」 願洛倫茲的榜樣能使這種精神發揚光大！ [47]1927年作。洛倫茲（H. A. Lorentz）是荷蘭理論物理學家，當時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他的工作涵蓋了物理學的諸多領域，但最突出的貢獻是電磁學理論的各個分支。其發現為物理學的許多現代發展特別是相對論奠定了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洛倫茲為重組國際合作尤其是科學家之間的國際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享有崇高威望，備受各國學者尊敬，其努力獲得了成功。晚年的洛倫茲曾任國際聯盟知識合作委員會主席。本文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在洛倫茲墓前的講話[48] 洛倫茲是這個時代最偉大、最高尚的科學家，我謹代表德語學術界尤其是普魯士科學院，但首先是作為學生和深摯的仰慕者站在他墓前。他的天才思想照亮了從麥克斯韋的理論通往當代物理學成就的道路，並為今天的物理學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和方法。 洛倫茲的人生直到每一個細節都像一件精緻優雅的藝術品。他一向樂善好施，極富正義，對人世敏於洞察，這使他在涉足的任何領域都成為領導者。人人都樂意跟隨他，因為感覺他不求統治，只求服務。其工作和榜樣將會激勵世世代代繼續前行。 [48]洛倫茲生於1853年，卒於1928年。本文收錄於1934年《我的世界觀》。 創造者洛倫茲及其人格[49] 世紀之交的時候，各國的理論物理學家都把洛倫茲看成他們當中的領導者，這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當今的物理學家大都沒有充分意識到，洛倫茲對於理論物理學基本概念的塑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之所以出現這種怪事，是因為洛倫茲的基本觀念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大家觀念的一部分，以致很難意識到這些觀念是多麼大膽，以及如何簡化了物理學的基礎。 當洛倫茲開始其創造性的科學工作時，麥克斯韋的電磁學理論已經取得最終的勝利。但該理論的基本原理包含著一種獨特的複雜性，導致理論的關鍵特徵無法清晰地呈現出來。雖然場的概念的確已經取代了超距作用概念，但電場和磁場尚未被看成原初的東西，而是被看成後來被當作連續體來處理的有重物質的狀態。結果，電場被分解為電場強度矢量和電介質位移矢量。在最簡單的情況下，這兩種場以介電常數聯繫在一起，但原則上被當作獨立的東西來處理。對磁場的處理也是類似。與這種基本觀念相一致，真空被當作有重物質的一種特殊情況來處理，此時場強和位移之間的關係碰巧特別簡單。特別是，根據這種解釋，我們不能設想電場和磁場與被視為場的載體的物質的運動狀態無關。 對麥克斯韋電動力學的這種當時流行的解釋，可見於赫茲對運動物體電動力學的研究。 洛倫茲對該理論做了決定性的簡化。他始終一致地將其研究建立在如下假說之上： 電磁場存在於真空中，只包含一個電場矢量和一個磁場矢量。這種場是由原子式的電荷產生的，而場又反過來將有質動力施加於電荷。電磁場與有重物質之間唯一的關聯產生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基本電荷牢固地附著在原子式的物質粒子上。對於這種物質粒子，牛頓運動定律是成立的。 在這個簡化的基礎上，洛倫茲建立起一種完備的理論，解釋了當時已知的所有電磁現象，包括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現象。經驗科學中極少有這種一致、明晰和美妙的工作。在此基礎上不做額外假定就不能完全解釋的現象只有著名的邁克爾孫–莫雷實驗。若不是把電磁場定位於真空中，就不能設想這個實驗會引出狹義相對論。事實上，關鍵步驟正是把電磁學歸結為真空或（當時所說的）以太中的麥克斯韋方程。 洛倫茲甚至還發現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洛倫茲變換」，儘管沒有認識到它的群特徵。在他看來，真空中的麥克斯韋方程只適用於一個特殊的坐標系，該坐標系因其靜止狀態而區別於其他一切坐標系。這種狀況實在悖謬，因為該理論對慣性系的限制似乎比經典力學更強。從經驗的觀點看，這似乎完全沒有道理，它必定會引出狹義相對論。 感謝萊頓大學的慷慨，我經常到那裡同我的摯友保爾·埃倫菲斯特小聚，因此常有機會聆聽洛倫茲講課，這些課程是他退休後定期給少數年輕同事開的。從他卓越的心靈中流出的東西總是如藝術傑作一般清澈美妙，那種平易流暢的表述是我在任何人那裡都沒有感受過的。 我們年輕人即使只認識到洛倫茲心靈的崇高，就已經非常欽佩和尊敬他了。然而當我想起洛倫茲時，所感受到的還遠不止於此。在我的人生中，他對我個人的意義超過了所有其他人。 和對物理學和數學形式的駕馭一樣，他對自己的駕馭也是輕鬆自如的。他完全沒有平常人的那些弱點，但從不會讓人有壓迫感。大家都覺得他很卓越，但誰都不會因此而感到壓力。對於人世，他雖然並未心存幻想，但對每個人和每件事都充滿善意。他從未給人專橫的印象，而總是服務和助人。他勤勤懇懇，認真盡責，但又不過分看重任何東西；一種微妙的幽默守護著他，這從眼神和微笑中可以流露出來。與此相應，他儘管完全投身於科學，但深信我們的理解力無法洞徹事物的本質。直到晚年，我才能完全理解這種懷疑與謙卑參半的態度。 儘管做了誠懇的嘗試，但我發現語言——至少是我的語言——無法道盡這篇短文的主題。因此，我想引用洛倫茲讓我印象特別深的兩句話作為結語： 「我幸而屬於這個國家，它太小了，干不出什麼大蠢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人想說服他相信，人類的命運取決於強權和武力，對此他答道： 「或許您說得對，但我不想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 [49]1953年在荷蘭萊頓舉行的「洛倫茲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致辭，收錄於1953年《我的世界觀》。 悼念瑪麗·居里[50] 像居里夫人這樣受人景仰的人物走到生命的盡頭時，我們不要僅僅滿足於回顧她給世人帶來的研究成果。對一個時代和整個歷史進程而言，一流人物的道德品質也許比純粹理智上的成就更有意義。即使是純粹理智上的成就，也遠比通常認為的更依賴於高尚的品質。 我有幸能與居里夫人有二十年崇高而真摯的友誼。她偉大的人格讓我越發感到敬佩。她內心堅毅、意志純潔、嚴於律己、公正無私、不偏不倚，所有這些難得的品質都集於一身。她任何時候都自視為社會的僕人，謙虛恭謹、永不自滿。她因社會的嚴酷和不平等而心情壓抑，遂有了那副嚴肅的外表，不了解她的人很容易因此產生誤解——這是一種無法用任何藝術氣質來緩解的不同尋常的嚴肅性。一旦認定是正確的道路，她就會毫不妥協、堅韌不拔地走下去。 她一生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證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並把它們分離出來。這種成就不僅要歸功於大膽的直覺，更有賴於她全身心的投入，在難以想像的極端艱苦條件下頑強地工作，這在實驗科學史上並不多見。 居里夫人的風骨和熱忱哪怕有一小部分活在歐洲知識分子心中，歐洲的未來就會更加光明。 [50]1935年11月23日在紐約羅里奇博物館舉行的居里夫人追思會上的悼詞，收錄於《晚年集》。 聖雄甘地[51] 甘地是民族的領袖，從不倚靠任何外在權威；他是一位政治家，其成功不是依賴於陰謀詭計或技術手腕，而是純粹依靠其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他是一個勝利的鬥士，向來鄙視使用武力；他智慧而謙卑，果敢而堅韌，畢生致力于振興民族精神，改善民族命運，用質樸的人性尊嚴對抗歐洲的殘暴，永遠卓異出眾。 後人也許很難相信，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曾經來過世間。 [51]1939年為甘地七十壽辰而作，收錄於《晚年集》。 悼念馬克斯·普朗克[52] 一個註定以偉大創見造福世界的人無須後世讚揚，其成就本身已經給了他更高的回報。 然而，今天所有追求真理和知識的人的代表從世界各地趕來，這是一件好事，而且很有必要。大家來到這裡就已經證明，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政治狂熱和殘酷武力如利劍一般懸在痛苦不堪、驚恐萬狀的人們頭上，我們追求真理的理想旗幟也依然高高飄揚、光芒不減。這種理想是一條紐帶，將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科學家永遠聯繫在一起。馬克斯·普朗克就罕見地完美體現了這種理想。 希臘人早已構想出物質的原子性，19世紀的科學家則使這個概念變得更加可信。但最先不依賴於其他假設而精確地定出原子絕對尺寸的卻是普朗克的輻射定律。不僅如此，他還令人信服地表明，除了物質的原子結構，能量也具有原子結構，而且受普朗克所引入的普適常數h的支配。 這一發現成為20世紀整個物理學研究的基礎，自那以後幾乎完全決定了物理學的發展。若是沒有這一發現，就不可能建立一種關於分子、原子的可行理論，並且確定支配其轉變的能量過程。不僅如此，它還打破了經典力學和電動力學的整個框架，並且為科學規定了一項新的任務：為整個物理學找到一個新的概念基礎。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些顯著進展，但還遠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 在向這位偉人致敬的同時，美國科學院表示，希望為純粹知識而進行的自由研究能始終不受妨礙和損害。 [52]1948年在普朗克追思會上的悼詞，收錄於《晚年集》。 紀念莫里斯·拉斐爾·柯恩[53] 女士們、先生們： 得知在這個紛亂的大都市裡還有人未被當下五光十色的景象完全吸引，我真是高興。這個研討會表明，無論是當下的自命不凡，還是死亡的分界線，都沒有威脅到思想者之間的關係。與我們特別親近的人大都已經故去，莫里斯·柯恩最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我知道，他是一個熱心助人、特立獨行的人，我常常有幸與他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不過，偶爾嘗試談論他的精神人格，我便痛苦地發覺，我對他的心路歷程還不夠熟悉。 為了稍微填補這個空白，我拿起他與歐內斯特·內格爾共同出版的《邏輯與科學方法》（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一書來讀。可以想見，此時的我並未感到輕鬆愜意，而是因為時間太少而感到不安。然而，我一開始讀便沉迷其中，以至於讀書的外因已被拋到腦後。 幾個小時以後，我回過神來，自問是什麼使我如此著迷。答案很簡單。作者並未給出現成的結論，而是先通過構想事物的不同可能性來喚起科學好奇心，然後再嘗試以徹底的論證來澄清問題。作者理智上的誠實使我們和他一樣經歷了內心的掙扎，這正是天生教師的標誌。知識以兩種形式存在——儲存在書本中的死知識，以及人們意識中的活知識。第二種存在形式終究是最重要的；第一種雖然不可或缺，但只占次要地位。 [53]1949年11月15日在莫里斯·拉斐爾·柯恩學生紀念基金（Morris Raphael Cohen Student Memorial Fund）成立儀式上的致辭。（莫里斯·拉斐爾·柯恩［1880-1947］，美國哲學家、法學家，他將邏輯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結合在一起。——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