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觀 · 第四部 猶太人的理想

猶太人的理想 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為了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近乎狂熱般地熱愛正義，以及對個人獨立的渴望——這些猶太傳統的特徵，讓我感激命運，使我生為一名猶太人。 今日那些對理性與個人自由的理想感到氣憤厭惡，並且正試圖通過暴力建立一個死氣沉沉的國家奴隸制的人，很自然地將我們視為勢不兩立的敵人。歷史賦予我們一項艱難的任務；但只要我們繼續做真理、正義和自由的忠實僕人，就不僅僅將作為現存於世的最古老的文明民族而生存下去，而且還會像以前一樣，用創造性的工作來提升人類。 存在一種猶太世界觀嗎？ 本文最初是為1932年9月26日出版的期刊《觀點》（Opinion）以及1932年倫敦出版的《猶太評論》（Jewish Review）準備的。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97]。 在我看來，哲學意義上的猶太世界觀並不存在。我覺得猶太教關注的幾乎只是在生活當中持有的以及對待生活的道德態度。我認為猶太教的核心，就是猶太民族體現的生活態度，而不是記在《妥拉》 上並被《塔木德》闡釋的律法的核心。對我而言，《妥拉》和《塔木德》只不過是猶太人早些時期人生觀的重要見證。 猶太人生觀的本質在我看來在於：對世間萬物的生命持肯定態度。個體生命的意義，在於它有助於讓每一個生靈的生命更美好、更高尚。生命是神聖的，也就是說它具有最高價值，其他所有價值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把超越個人的生命視為神聖，隨之對一切有靈性的東西懷有崇敬之心，是猶太傳統中一個尤為獨有的特徵。 猶太教絕非信仰：猶太教上帝的存在僅僅是對迷信的否定，是消除迷信後的替代之物。它試圖將道德律法建立在恐懼之上，這種做法令人遺憾，也不光彩。然而在我看來，猶太民族強烈的道德傳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擺脫了這種恐懼。同樣清楚的是，「侍奉上帝」就等同於「侍奉生命」。猶太民族中最優秀的人，尤其是先知們和耶穌，曾不知疲倦地為此而鬥爭。 因此，猶太教不是一種先驗的宗教；它只關心我們的現實生活，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把控的生活，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因此，在我看來，從「宗教」這個詞的常用意義上看，猶太教能否被稱為宗教，值得懷疑；尤其是猶太人想要的並不是「信仰」，而是在一種超越個人意義上的對生命的神聖化。 但是猶太傳統中還包含著其他一些東西，這在《詩篇》中的許多地方都有精彩的揭示，即對這個世界的美麗與莊嚴感到一種狂喜與驚異之情，而對此人們只是獲得了一點點模糊的認識。這種喜悅就是真正的研究者汲取其精神養分的情感來源，但它似乎也出現在鳥兒的歌聲中。這樣一來，把這種情感附加到上帝的觀念里的想法似乎有如兒童般天真。 上面所述是猶太教的典型特徵嗎？在其他任何地方，它們是否以其他名字出現？純而又純的東西哪裡都不存在，在猶太教中也找不到。許多拘泥於經文的解釋遮蔽了純潔的教義。但我在猶太教中看到了這種特徵最純粹和最生動的表現形式。這尤其適用於將生命神聖化這個基本原則。 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在讓安息日變得神聖化的刑律中，也明確地包括了動物，這種團結一切生命的理想情感是多麼強烈。而對全人類團結的主張就表現得更加強烈，因此對社會主義的要求主要是由猶太人首先提出的，這一事實絕非偶然。 瓦爾特·拉特瑙在和我的一次對話中，曾經用一句短語很好地解釋了這種生命的神聖感在猶太人中發展的強烈程度：「如果一個猶太人說他要去打獵取樂，他一定是在撒謊。」人們再也找不出比這更簡單的有關猶太人對生命的神聖感的表達了。 妥拉（Torah），又稱托拉，廣義上指上帝啟示給以色列人的真義，稱為《希伯來聖經》，狹義上指《摩西五經》，即《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編譯者注 基督教與猶太教 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如果從猶太教中把先知書去掉，並從耶穌基督傳授的基督教中去掉那些後來附加的東西，尤其是那些關於神職人員的東西，剩下的教義能夠治癒人類所擁有的所有社會弊病。 盡其所能，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堅持不懈，讓這種純粹人性的教義具有生命的活力，是每一個有善心的人的職責所在。如果他朝這個方向做了一番真誠的嘗試而沒有被同時代的人拒絕和摧毀，那麼他自己以及他所處的共同體就算是幸運的了。 猶太共同體 ——在倫敦的一次演講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0年10月29日在倫敦薩伏伊酒店（Savoy Hotel）發表的一篇演講。講稿最初分兩次發表在《紐約時報》（1930年10月29日和11月2日）上。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對我而言，要克服喜歡安靜沉思生活的本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不能對ORT 和OZE 的呼籲置若罔聞，因為我響應這個呼籲，就是在響應我們遭受痛苦壓迫的猶太民族發出的呼籲。 與此同時，我們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團體的狀況是政治世界的道德晴雨表。一個國家如何對待一個沒有自衛能力，以保留古老的文化傳統為特徵的少數民族，難道不就是評判政治道德和對正義的尊重的最可靠指標？ 現在，這個晴雨表的讀數很低，正如我們從自己遭受的虐待中痛苦地意識到的。但正是這種低潮讓我確信，維持與鞏固我們的共同體是我們的責任。對正義和理性的熱愛深植於猶太人的傳統中，它將繼續有助於所有國家的利益，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在現代時期，這個傳統已經造就了斯賓諾莎和卡爾·馬克思。 那些想要保護好這種精神的人必須要照顧這種精神所依附的身體。OZE實際上就在照顧著我們民族的身體。在東歐，它夜以繼日地工作著，來幫助那裡遭受經濟蕭條沉重打擊的猶太同胞，以維持他們的生計；而ORT正試圖消除猶太人自中世紀起就苦於承受的苛刻的社會和經濟障礙。因為我們那時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產性的職業之外，而被迫從事純粹的商業性職業。唯一能真正幫助東方國家的猶太人的方法，是給予其從事新領域的機會，而這正是他們想在全世界範圍內努力爭取的。這是ORT正在有效地處理的一個重大問題。 現在我們要向你們——英國的猶太同胞發出呼籲，請求你們參與到這項由傑出人士所開啟的偉大事業中來。最近幾年，甚至最近幾天帶給我們的失望之情必定也格外觸動你們。不要抱怨命運，而要把這些事件看作繼續忠實和堅守猶太民族聯合體事業的理由。我堅信，這樣做也將間接地促進人類整體目標的實現，而我們必須始終將它們視為最高的目標。 記住，困難和阻礙對於任何共同體而言都是力量與健康的寶貴來源。如果我們的床是由玫瑰鋪就的 ，就不可能作為一個共同體而存活幾千年；對此我確信不疑。 不過，我們有一個更美好的慰藉。我們的朋友雖然不多，但其中不乏精神高貴者，具有強烈正義感，他們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提升人類社會，並將個人從可恥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偉大事業。 我們高興而又榮幸地看到今晚在我們中間有這樣一些來自非猶太世界的紳士；他們的出現為這個值得紀念的夜晚增添了格外的莊重。在我面前，我很高興看到了蕭伯納和威爾斯，他們的人生觀格外吸引我。 您，蕭伯納先生，在一條曾使其他人殉難的路上，成功贏得了人們的愛戴和欽佩。您不僅向人們傳揚道德上的教誨，甚至還嘲笑那些被許多人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情。您的成績只有天生的藝術家才能做到。您從您的魔法盒裡創造了無數個小人物，它們像人，卻沒有血肉之軀，而是由頭腦、智慧與優雅組成。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比我們自己更像人，人們幾乎忘記了它們並非是大自然的創造，而是蕭伯納的傑作。您使這些迷人的小人物在一個微型世界裡舞蹈，在這個世界面前有美惠三女神擔當守衛，禁止任何怨恨進入。但凡見識過這個小世界的人都會用新的眼光來看待我們的真實世界；小世界的木偶影射著真實的人，使他們突然看起來與以前截然不同。由於您把鏡子放在我們面前，使我們獲得解放，而這在我們同時代中幾乎沒有其他人做到過，同時您也多少減輕了塵世生活的重負。為此，我們都衷心地感謝您，也感謝命運，因為它給我們帶來嚴重的疾病時，也給我們帶來了靈魂醫生（撫慰者）和解放者。就我個人而言，我還要感謝您對那個與我同名的神話般的人講了一番令人難忘的話，儘管他是一個無辜的人，他的尷尬可敬的偉大使我的生活變得非常困難。 但我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民族的生存和命運較少地取決於外界因素，而更多地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要矢志不渝地忠於我們的道德傳統，正是這種傳統讓我們得以經歷狂風暴雨存活幾千年。在人生的服務中，犧牲成為美德。 ORT是1880年在俄國聖彼得堡成立的為年輕的猶太人提供專業和職業培訓的非營利性的全球性猶太人組織（Общество Ремесленного Труда，Obchestvo Remeslenogo Truda，簡稱ORT，意為「技能貿易促進協會」）。它的活動跨越五大洲的100多個國家。——編譯者注 OZE是1912年8月7日在俄國聖彼得堡成立的致力於促進猶太人健康、衛生和兒童保育的組織（最初稱為Obshchestvo okhraneniia zdorov'ia evreiskogo naseleniia，意為「保護猶太人健康協會」，後來改為Obschestvo zdravookhraneniia evreev，簡稱OZE，意為「猶太人衛生協會」）。——編譯者注 此處指一帆風順。——編譯者注 在愛因斯坦發表關於猶太共同體的講話之前，蕭伯納致歡迎辭。他列舉了歷史上8個偉大的宇宙製造者（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托勒密、克卜勒、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最後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在自己的演講提到了蕭伯納以讚美的話語提到的「神話愛因斯坦」，見本書《祝賀蕭伯納》一文。——編譯者注 反猶主義與學術青年 本文最初準備印在由流亡到西歐的東歐猶太青年學生所編的一本年曆上。這本年曆由兩位來自柯尼斯堡大學的醫學學生所編。這兩名學生拜訪了愛因斯坦，請他就「德國大學中的反猶主義」發表看法，於是愛因斯坦寫了這篇文章。遺憾的是，這本年曆最終沒有出版。 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只要我們在猶太人聚居區生活，猶太人身份就會使我們陷於物質上的困境，有時甚至是生命危險之中，卻不會帶來社會或心理問題。隨著猶太人的解放，情形發生了變化，尤其是那些轉向從事腦力勞動的猶太人。 年輕的猶太人在中小學與大學裡，受帶有鮮明的民族色彩的社會的影響。一方面，他尊敬和欽佩這個社會，從中獲得精神養料，獲得歸屬感；然而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將他視為異族的一員，報以某種蔑視與敵意。由於這種心理優越性的暗示性影響，而不是功利主義的考慮，驅使他背棄自己的民族和傳統，並認為自己完全屬於其他民族；同時他又徒勞地對自己和其他民族隱瞞下面的事實，即雙方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雙向互惠的。過去和現在受過洗禮的猶太樞密顧問這種可憐產物，就是這麼產生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衝動與性格上的不足使得他成為現在的樣子，而是，如我上文所說，由一個人數與影響方面占優勢的環境的暗示性力量造成的。他當然知道，有許多令人欽佩的猶太子孫對歐洲文明的輝煌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除了少數人例外，他們不也都和他一樣屈從於環境嗎？ 正如許多精神疾病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治療措施在於了解病人的疾病狀況以及疾病發生的原因。我們必須自覺意識到自己的異族身份，並從中得出結論。通過訴諸理性的論證來試圖使其他人相信我們在心靈與智力上與其平等是徒勞的，而這些人的態度根本不是來自大腦。相反，我們必須在社會方面解放自己，並且基本上自己滿足自身的社會需求。我們要有自己的學生社團組織，並對非猶太人採取謙恭而始終如一的謹慎態度。讓我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不是模仿與我們的本性中沒有的決鬥和飲酒的習俗。人們可以既是一個文明的歐洲人和一個好公民，又是一個忠實的猶太人。如果我們記住這一點並採取相應的行動，那麼反猶太主義的問題，就其社會性質而言，就會得到解決。 我們對猶太復國主義欠下的債 「巴勒斯坦全國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for Palastine）1938年4月17日在紐約准將飯店 舉辦了第六屆「逾越節第三日宴會」（Third Seder），愛因斯坦出席並發表演講。本文1938年4月29日刊登於華盛頓特區出版的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周刊《新巴勒斯坦》（New Palestine）。 儘管歐洲猶太人遭受了許多苦難，愛因斯坦並沒有將巴勒斯坦視為一個「完全的或者甚至是主要的為受迫害者提供庇護的地方」。他認為，「巴勒斯坦的建設工作，首先應當成為猶太傳統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理想的體現」。隨著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與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阿拉伯人襲擊猶太定居點、猶太人報復性殺害阿拉伯人的事件時有發生，有些甚至演變成慘案。到了1937年，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一片混亂。託管當局建議巴勒斯坦實行分治。國際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多數人贊成這一方案，阿拉伯人明確反對。 與絕大多數贊成建立實體國家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同，愛因斯坦更主張一個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的文化猶太復國主義目標。這篇演講集中反映了他的與眾不同的觀點。 自從提圖斯 征服耶路撒冷至今，猶太共同體很少經歷過比時下經受的壓迫更沉重的時期。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我們現在的時代比過去更加不幸，因為當前移民的可能性比過去更有限。 然而，不論這個時期會在生活中帶來多大的悲哀、多麼沉重的損失，我們還將生存下去。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共同體，純粹靠傳統的原因來維繫，只會在外來壓力下更加有力。因為今天的每個猶太人都覺得，做一個猶太人不僅意味著需要承擔對自己共同體的責任，還要肩負起對人類的責任。總而言之，做一個猶太人，首先意味著去認同並實際遵從那些在《聖經》中規定的人道主義原則。沒有那些原則，人類就不可能有任何健全幸福的共同體。 今天，出於對巴勒斯坦發展的關切，我們聚集到了一起。此時此刻，首先需要強調一件事：全體猶太人應感激猶太復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猶太人中復活了集體情感。它已經做出了一番出乎所有人預料的頗有成效的工作。全球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猶太人都為這項在巴勒斯坦進行的事業做出了貢獻，它卓有成效地把相當多的兄弟姐妹從無援的境地中拯救出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已經有可能把我們的一部分數量可觀的青年引導到從事愉快的創造性工作的生活中去。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最致命的痼疾，即由盲目的仇恨而引發的過分誇張的民族主義，把我們在巴勒斯坦的事業帶到了一個最困難的境地。白天耕種過的土地，晚上必須加以武裝保護，以免遭受阿拉伯亡命徒的洗劫。一切經濟活動飽受不安全之苦。進取心開始衰萎，也出現了一定規模的失業現象（當然，用美國的標準來衡量，則實屬一般）。 面對所有這些困難，我們在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們表現出的團結與自信值得我們欽佩。那些仍有職業的人對失業者提供的自願援助，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之中拯救了出來。由於堅信理性和安寧會最終得以伸張，他們的情緒仍然很高漲。人人都知道，這些混亂是由那些不僅存心想和我們過不去，而且還想難為別人——特別是英國人——的傢伙刻意挑起的。大家都很清楚，若是外國的資助被撤銷了的話，這些匪盜行為就會停止。 不過，我們在其他國家的同胞絕不會落在巴勒斯坦的那些同胞後面。他們也堅決果斷地支持這項共同的事業，沒有灰心喪氣。這無須多言。 我個人只想就分治問題談一點個人看法。比起建立一個猶太國家，我更願意看到在和平共處基礎上同阿拉伯人合乎情理地達成一致。除了實際的考慮，我對猶太教義精髓的意識使我反對建立一個有邊界、軍隊和一定程度的世俗權力的猶太國家，無論其權力的使用是如何節制。我怕猶太教受內傷——特別是在我們自己的圈子內搞狹隘的民族主義帶來的傷害，而那種民族主義正是我們在甚至還沒有猶太人自己的國家時就已經不得不強烈抵抗過的。我們不再是馬加比 時期的猶太人。回到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便等於拋棄我們共同體的精神化，而這種精神化應歸功於我們先知的天才。如果外部需要最終還是我們挑起這副重擔的話，那就讓我們機智、耐心地承擔它吧。 我還想就整個世界上目前的心理狀態——這關係我們猶太人的命運——多說一句。反猶主義總是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拿來作為欺騙人民的最廉價的工具使用。一個以這種欺騙為基礎，靠恐嚇來維持的專制暴政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產生的毒素毀滅。因不公正積聚起來所造成的壓力加強了人們心中的道德力量，這些力量會引起大眾生活的解放與淨化。祝願我們的共同體因其遭受的苦難和努力的拼搏，能對這些解放力量的釋放做出貢獻。 紐約准將飯店（Commodore Hotel）是紐約君悅飯店的前身，位於紐約市曼哈頓中城的中央車站正中央。它最初建於1919年1月28日，以紐約中央鐵路公司（NYCRR）的創立者范德比爾特「准將」（"Commodore" Cornelius Vanderbilt）命名。1980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曼哈頓的第一個建築項目中對建築外部進行了現代化改造，並對其內部進行了翻修。——編譯者注 提圖斯（Titus，41—81），羅馬帝國晚期皇帝，皇帝韋斯巴薌之子。他早年參加軍隊，駐守不列顛和日耳曼，67年在其父麾下任猶太地區軍團司令。68年尼祿死後，他協助父親取得皇位。韋斯巴薌即位後，派他指揮對猶太人作戰。據說，他曾殺死100萬猶太人，並把耶路撒冷夷為平地，為此在81年建成提圖斯凱旋門，迄今仍屹立於羅馬廣場。71年返回羅馬後，他任御林軍司令，後數次任執政官，與其父共執朝政。79年父皇死後，他繼承皇位，只在位三年（79—81）。有關他的經歷，參見《羅馬十二帝王傳》，[古希臘]蘇維托尼烏斯著，張竹明等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北京，316～324頁。——編譯者注 馬加比（Judas Maccabee，？—公元前160年），古代猶太國的愛國志士。公元前168年，他曾率領猶太民眾反抗當時統治猶太人的塞琉西王國。公元前141年，猶大之弟西門在耶路撒冷及周圍地區建立了馬加比家庭的統治，即哈斯蒙王朝。公元前63年羅馬人占領巴勒斯坦後，猶太人遭到殘酷鎮壓，絕大多數猶太人逃離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漫長而艱辛的猶太人流散生涯開始了。——編譯者注 他們為何憎恨猶太人? 迄今為止，在愛因斯坦有關猶太人事務的作品中，這篇文章最為有名。在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兩周後，它的英文翻譯稿發表在1938年11月26日在紐約出版的《科里爾雜誌》（Collier’s）上。所謂「水晶之夜」，其實就是打砸搶之夜，指的是納粹法西斯於1938年11月9日夜在德國全境範圍內發起的直接針對猶太人的行動。當時猶太商店遭到肆意的破壞，猶太教堂被洗劫一空，猶太人當街挨打，被驅趕到一起，登記後關入集中營。愛因斯坦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提到這恐怖的一幕，是因為愛因斯坦早在1938年8月就用德文寫好了文章。 這篇文章最突出的特點是對反猶主義進行了客觀分析。愛因斯坦發現，反猶主義這一社會痼疾，和其他形式的偏見一樣，都有忌妒與仇恨的成分。他強調指出，若想獲得思想的自由與獨立，就必須克服這種弱點。猶太民族的理想就是為了社會正義而奮鬥。德文版標題為《反猶主義》（Antisemitismus），也沒有如英文版中再細分為兩小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120—936]。 我想用一個稍做修改後的古老寓言作為文章的開頭。這個寓言有助於揭示出政治上的反猶主義的主要動機： 牧童對馬說道：「你是四足著地的獸類中最高貴的，理應在無憂無慮中盡享清福。要不是奸詐的牡鹿，你的幸福一定會十分完美。但牡鹿從小就練就出比你更敏捷的四足。它敏捷的腳步使得它比你先到達水窠。遠近四周的水都被它及它的同伴喝光了，而你和你的小馬駒則被棄置於口渴的境地。與我為伍吧！我的智慧和指導將把你和你的同類從淒涼與屈辱的境地中解救出來。」 出於對牡鹿的嫉恨，馬不明就裡地應允了牧童。它同意讓牧童套上馬勒，從此喪失了自由，成為牧童的奴隸。 寓言中的馬代表著一類人，而那個牧童則代表著一個極想絕對統治這一類人的階層或集團；另一方面，那隻牡鹿代表著猶太人。 我會聽到你們在說：「這是一個完全不可信的寓言!沒有任何一種生物會像你說的寓言中的馬那樣愚不可及。」還是讓我們再多思考一下。那匹馬感受過口渴的苦楚，而且每當它看到牡鹿捷足先登時，它的虛榮心時常受到傷害。你們這些沒嘗過這種苦痛和煩惱的人當然很難明白，憎惡和蒙昧會驅使馬這麼快不假思索地輕易上當。不過，馬成為輕易受誘惑的犧牲品，正是因為它先前受的苦難導致它鑄下這等大錯。要提出公正明智的忠告——給別人！——是容易的，而很難使自己公正而明智地行動，這一說法很有道理。我可以明確無誤地告訴你們：我們都常常扮演著類似於那匹馬的悲劇性的角色，而且總是處於再次受人蠱惑的危險之中。 這個寓言中所說的情形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在個人及國家的生活中。簡而言之，我們可把它看作對某個特定的人或群體的厭惡和仇恨，引入了另一個缺乏有效自我防衛能力的個人或群體的過程。但是，為什麼要如此頻繁地由猶太人來承擔寓言中牡鹿的角色呢？為什麼猶太人如此頻繁地引起大眾的怨恨？主要是因為幾乎所有國家中都有猶太人，而且因為各處的猶太人如此稀疏地分散著，無力抵抗猛烈的攻擊。 一些過去不久的例子可以證明上面的觀點。直到19世紀末，俄國人民還因政府的專制而惱怒。在外交政策上愚蠢的嚴重失誤更使得人民的怒氣達到爆發的頂點。在這危急關頭，俄國統治者卻通過煽動群眾去憎惡猶太人，對猶太人發泄暴力來化解自己的不安。自從俄國政府血腥鎮壓了危險的1905年革命後，這些策略就反覆被採用過——可以說，這種花招使這個眾怨所歸的政府一直維繫到了世界大戰快結束時。 當德國人在由他們的統治階級所策劃的世界大戰中失敗後，立即有了責備猶太人的企圖，他們認為猶太人首先煽動了戰爭，之後又讓戰爭失利。隨著時間推移，這些企圖得逞了。它造成的這種對猶太人的仇恨不僅保護了特權階層，而且使一小撮肆無忌憚、蠻橫無理的人得以置德國人民於受奴役的地位。 在歷史中，猶太人所受到的指責——這完全是為了美化對猶太人所犯的罪行——層出不窮，變迭頻仍。猶太人被猜疑向井裡投毒，被說成是出於宗教禮儀而殺害兒童的兇手，被錯誤地指控為有系統地企圖獨占經濟命脈從而剝削全人類。一些偽科學的書標明猶太人是劣等的、危險的種族。他們被說成以善於為了本身自私的意圖醞釀戰爭、煽動革命而聞名。他們既被認為代表了危險的激進分子，又是與文明進步為敵的匪徒。他們被指控在逐漸被同化的偽裝下通過對國家生活進行滲透來篡改這些國家的文化。他們還被同樣的口氣指控為如此頑固不化，以至於他們為任何社會所不容。 對猶太人的控訴幾乎超出了你們的想像，儘管連一手炮製這些控訴的人都覺得其內容荒誕不經，但它們還是一次又一次在公眾身上產生了效應。在動盪不安與騷亂頻仍的時節，群眾傾向於憤恨和粗野。而和平時期人類的這些本質特徵只不過悄然流露出來。 至此我還只是提到對猶太人的暴力與壓迫，而絲毫未提及反猶主義本身。作為一種心理的和社會的現象，反猶主義甚至在並無針對猶太人的特別行動的時期和環境中也存在著。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可以被說成是潛在的反猶主義。它的基礎是什麼呢？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們實際上可以把它看成是民族生活中一個正常的表現。 在一個國家裡，任何群體的成員之間的聯繫比起他們同其他人的聯繫更緊密。因而，只要這些群體仍保持著差別，國家就永遠擺脫不了群體間摩擦的糾纏。在我看來，絕不能對全體人民的完全一致做任何奢望，哪怕這是可以做到的。共同的信念和目標、相似的利益會在每個社會中培養出一些群體，這些群體在某種意義上作為一個單元而行動。在這些群體之間總會有摩擦，這與個人之間存在著的反感與競爭一樣。 這種形成群體的必要性或許最容易從政治領域裡政黨的形成中看出來。若無政黨，各國公民的政治興趣就會銷聲匿跡，也不會有不同意見進行交流的論壇。個人會被孤立起來，並且無法表明自己的信念。而且，政治見解的產生、成熟必須藉助於具有相同性情和意圖的人之間的相互啟發和批評才能達成。政治與我們文化生存的其他領域毫無二致。比如說，大家都承認：一方面，在宗教熱情強烈的時候，不同的教派可能會湧現出來，這些教派間的競爭普遍刺激了宗教生活。另一方面，眾所周知，集中化，即消除相互獨立的群體，會導致科學和藝術上的片面甚至荒蕪，因為這種集中化阻止甚至壓倒了不同見解及研究方向之間的競爭。 猶太人究竟是什麼? 群體的形成在人類奮鬥的所有領域中均有令人鼓舞的影響，這主要是由於不同群體所代表的信念與目標之間的鬥爭所致。猶太人也組成了這樣一個擁有自己確定特點的群體，而反猶主義不過是由猶太群體引起的非猶太人所持有的一種敵對情緒。這是種正常的社會反應。要不是導致了政治上的弊端，它絕不會被冠以這樣一個專有名稱。 那麼，什麼是猶太群體的特徵呢？首要的問題是：何為猶太人？對於這個問題，不存在什麼簡潔的答案。最明顯的答案是：猶太人是具有猶太信仰的人。通過一個簡單的類比，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個答案的膚淺之處。讓我們問一下，什麼是蝸牛？一個同上面那個在類型上相似的回答是：蝸牛是棲居蝸牛殼內的動物。這個答案不是完全不對，當然也不完備，因為蝸牛殼恰好只是蝸牛的物質產品之一。同樣，猶太民族的信念也只是猶太人群體特徵的產物之一。況且，蝸牛去掉殼，依然是蝸牛。摒棄了其信仰（從這個字的表面意義而言）的猶太人與上述情形相同，他依然是個猶太人。 每當人們試圖解釋一個群體的基本特徵，總會出現這種窘境。 幾千年來把猶太人維繫在一起而且至今還維繫著他們的紐帶，首先是關於社會正義的民主理想，其次是全人類互助互諒的理想。連最古老的猶太宗教經典都深入探討了這些社會理想，這些理想後來強烈地影響了基督教教義和伊斯蘭教教義，並對絕大部分人類的社會結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裡還應提到每周休息一天的引入，這可是一個對全人類意義重大的恩賜。諸如摩西、斯賓諾莎和卡爾·馬克思這類人物，雖然他們可能各不相同，但均為了社會正義的理想而獻出了畢生的精力，而自我犧牲。正是他們先輩的傳統引導他們走上了這條坎坷的道路。猶太人在慈善事業上絕無僅有的成就也是出於同樣的根源。 猶太傳統的第二個典型特徵是其對各種形式的理智追求及精神努力的崇尚。我深信，這種對理智努力的崇敬為猶太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給知識進步做出貢獻起到了重要作用。鑒於他們人數相對較少，並且在他們前進的路上經常受到外界的阻礙，他們所做的貢獻理應為所有正直的人所景仰。我堅信，這不是由於任何特別豐富的天資，而是由於如下事實：猶太人對智慧上的成就的尊重，營造了一個特別有利於任何可能存在的天才發展的氛圍。同時，強烈的批評精神阻止了對任何權威的盲目服從。 在此我只局限於談了上述兩個在我看來最本質的傳統特徵。這些標準和理想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中都同樣有所體現。它們被父母傳給孩子；它們浸染了朋友之間的交流與判斷，它們遍布在宗教經典中，它們還賦予猶太群體的集體生活特有的烙印。就是在這些與眾不同的理想中，我看到了猶太民族本性中的精華。只不過，這些理想在猶太群體，在其實際的日常生活中並非完美地得以實現。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若有人想對一個群體的本質特徵做出簡要的描述，那他所描述的常是他們的理想。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激勵 在前面，我把猶太主義設想為一個傳統的共同體。而另一方面，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常宣稱猶太人代表著一個種族，他們獨特的行為是由其固有品質所引起的，這種固有品質通過遺傳代代相承。幾千年來，猶太人主要是在族內通婚，這一事實又給上面的觀點加重了分量。這樣的習俗會保存一個純正的人種——若是此種族一開始就是純正的話；而要是一開始便有了種族的融合，它就不可能製造出種族的純一性。毫無疑問，猶太人是一個混雜的種族，正如我們文明中的所有其他群體一樣。誠實的人類學家也同意這一點；相反的斷言都屬於政治宣傳，它們必須被相應地加以駁斥。 猶太群體的興盛依靠的不僅是自身的傳統，而且靠它們在世界上永遠受到的壓迫和敵視。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使猶太人幾千年來得以一直持續生存的重要原因。 在前面我們已簡要地對其特性加以描述了的猶太群體包括大約1600萬人——這個數字略少於世界總人口的1%，或約等於當今波蘭總人口的一半。作為政治因素，他們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計。他們幾乎遍布於全球的各個角落，而且不會有任何辦法被聯合為一個整體——這意味著他們毫無能力在任何方面採取一致行動。 如果有人願意只從敵人的說法中給猶太人做一番描繪的話，他將得出如下結論：猶太人代表了一種全球勢力。乍看上去，這一結論顯然荒謬透頂，而在我看來，這個結論卻有一定的意義。作為一個群體，猶太人也許沒有什麼力量，但各個成員的成就加在一起處處都顯著可觀，哪怕這些成就是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取得的。洋溢在群體中的精神激發了潛伏在個體中的力量，激發他們投入自我犧牲的努力中。 因此那些有理由來躲避大眾啟蒙的人煽動了對猶太人的仇恨。相比害怕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他們更害怕具有理智上獨立的人產生的影響。我從中看到了在如今的德國正趨於激烈的對猶太人瘋狂仇恨的根本原因。在納粹集團眼中，猶太人不僅是一種擺脫人民對自己，即對壓迫者不滿的工具，他們還視猶太人為一個不可被同化的元素，這個元素不能被驅使進行不加批評的接受教義，因此只要它還存在，就會威脅到他們的權力，因為它堅決主張對群眾進行大眾啟蒙。 納粹篡奪政權後不久，即上演了隆重的焚書儀式。這件事足以證明上述觀念已觸及了問題的核心。這種從政治觀點看來毫無意義的所作所為只能被理解為一種自發的情感發泄。因此它在我看來要比許多目的性更強、有實際意義的行為更能說明問題。 在政治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早已發展出一種對於過於寬泛的概括產生合理懷疑的心理。當思想過於嚴重地為這些概括所支配時，就容易出現曲解特定的因果關係的情況，對事件實際的複雜性做出不公正的判斷。但是，摒棄這種概括意味著完全放棄理解。因此，我認為一個人只要對這種概括的不確定性保持清醒的頭腦，就要而且必須要冒險來進行概括。正是出於這種想法，我才願意儘可能謹慎地表述我對反猶主義的看法，這個看法是通過對普遍觀點的考慮而得出的。 在政治生活中，我看見有兩種互為對立的趨勢在起作用，它們總是在互相爭鬥。第一種趨勢是樂觀的，它源於如下信念：個人與集體的創造力的自然擴展，本質上能導致一個令人滿意的社會狀態。它認可對一種凌駕於集體與個人之上的中央權力的需求，但承認這種權力只會起到組織和調整的作用。第二種趨勢是悲觀的，它認為個人與集體的相互影響導致社會的破壞，因而它試圖完全把社會建立在權威、盲從及強制服從之上。其實，這種趨勢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是悲觀的，因為對於那些本身就是或者渴望掌握權力和權威的持有者來看，它反倒是樂觀的。附和於第二種趨勢的是自由團體的公敵，是獨立思想教育的公敵。這些人更是政治反猶主義的鼓吹者。 在美國這塊土地上，所有人都口頭上支持第一種也就是樂觀的那種趨勢。不過，第二種趨勢也有強烈的表現。這隨處可見，儘管它的大部分真相都被隱匿了起來。它的目標是要通過控制生產方式的迂迴道路來實現少數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對人民的統治。它的倡議者已試著使用反猶主義及對其他各種群體的敵視這個武器了。不久的將來，他們還會重複這種企圖。迄今為止，所有這類企圖都歸於失敗，因為人民的政治本能是健全堅實的。 這種狀況將來仍會繼續，如果我們堅持這條原則：警惕奉承者，尤其是當他們來鼓動仇恨的時候。 離散異邦的歐洲猶太人 這篇講話是愛因斯坦以「難民及海外需求猶太聯合募捐協會」（United Jewish Appeal for Refugees and Overseas Needs）名譽主席的身份發布的，其擴充版刊登於1939年3月22日《紐約時報》，題為《愛因斯坦呼籲援助受迫害者》（Einstein Asks Aid for Persecuted），收錄於《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愛因斯坦檔案編號： [28—476]。 猶太人遭遇迫害的歷史之長讓人難以想像。但是，今天 在中歐針對我們而發動的戰爭卻前所未見。過去，儘管我們是《聖經》的子民，我們還是受到迫害；然而現在，恰恰因為我們是《聖經》的子民，所以才被迫害。其目標不僅是消滅我們本身，而且要連同我們一起摧毀《聖經》和基督教中表達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讓中歐和北歐的文明得以興起。如果這個目標得逞，歐洲將成為一片蠻荒之地。因為倘若人類群體的生活建立在蠻力、殘暴、恐怖和仇恨之上，註定無法長久。 理解我們的鄰人，公正地行事，並且樂於幫助我們的同伴，只有這些品質才能確保人類社會的長久和個人的安全。無論是才智、發明或是機構，都無法替代這些在教育中最關鍵的部分。 隨著目前歐洲的劇變，許多猶太人團體被迫離開家鄉。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流離失所，不得不在世界各地流亡的道路上絕望地徘徊。猶太人今日的悲劇，折射出現代文明根本結構所面臨的挑戰。 對猶太人和其他群體的迫害，最不幸的方面之一就是產生了難民階層。很多在科學、藝術和文學方面十分傑出的人都被驅逐出他們曾貢獻才華的土地。在這樣一個經濟衰退的時期，這些流亡人士中可能有人會為振興經濟和文化帶來希望；難民中有許多工業界和科學界高水平的專家。他們可以為世界的發展做出寶貴的貢獻。他們有能力報答本地人的好心收留，給當地帶來新的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據我所知，在英國，由於允許難民入境，直接為1.5萬名失業者帶來了就業機會。 作為一位曾經的德國公民，我能有幸離開那個國家；當我對世界上的民主國家表示感謝，感謝他們以極好的態度收留了我們的時候，我知道我能夠代表我流亡的同胞，不管是在此地還是在其他國家。我們，我們所有人，都欠我們的新國家一份人情，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在竭盡全力通過對所在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工作的高質量貢獻來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 然而，最令人擔心的是，難民的隊伍一直在擴大。在過去的一周，事態的發展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很可能出現數十萬難民。我們又一次看到，一個有著民主與公共服務的高貴傳統的猶太群體陷入了悲慘的命運。 猶太人能夠延續上千年的對外界的抵抗能力，正是由於猶太民族堅守《聖經》中有關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信條。在那些受苦受難的歲月里，我們彼此相助的意願經歷了格外嚴格的考驗。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親自面對它，和我們的父輩一樣經受住考驗。除了團結，以及對我們所承受的極為重要和神聖事業的認知，我們再沒有其他可以自衛的手段。 該演講的時間為1939年。——編譯者注 以色列的猶太人 阿拉伯人—猶太人的關係在愛因斯坦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雖然他以為隨著英國人的退場，兩個族群的關係會得到很大改善，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愛因斯坦看來，英國是激起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仇恨的元兇。 1949年11月27日，在「難民及海外需求猶太聯合募捐協會」在新澤西州的大西洋城召開的會議上，愛因斯坦在全美廣播公司（NBC）的廣播中發表了這場演講。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862]。 對於我們猶太人來說，鞏固在以色列通過驚人的精力和無比的犧牲精神贏來的一切，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但願當我們想起這麼一小群精力旺盛、富于思想的人所取得的一切成績時，心中洋溢著的喜悅與敬仰能賦予我們勇氣，來承擔當前形勢置於我們肩上的重大責任。 然而，在評價這些成就的同時，讓我們不要忽視這些成就服務的事業：營救我們那些分散在各處的危難之中的兄弟，把他們團結到以色列來；建立一個儘可能遵從我們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道德理想的共同體。 和平是這些理想之一，它的基礎是理解和自我克制，而非暴力。倘若心懷這種理想，我們的歡樂中就會稍微夾雜著些痛苦，因為時下我們同阿拉伯人的關係距此理想還很遙遠。如果條件允許我們不受外界干涉，解決同鄰人的關係，我們很可能已達到了這個理想。因為我們需要和平，並且認識到我們將來的發展也有賴於和平。 我們沒能實現一個不分裂的巴勒斯坦，使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平等自由地生活於和平之中。這不是我們本身抑或是我們鄰人的過錯，而更多地要歸咎於委任統治國 。若是一個民族統治其他一些民族，就如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那樣，她就幾乎不可避免地施行聲名狼藉的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鬼把戲。簡單來說就是：在被統治的人群中製造不和，以便他們不會團結起來推翻強加在他們脖子上的枷鎖。好了，枷鎖已被去除，但糾紛的種子已結出了果實，並且仍有可能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造成損害——讓我們希望它不會持續太久。 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並非為了自己爭取政治獨立才去鬥爭，而是為了許多國家中正在面臨生存威脅的猶太人取得自由移民權而鬥爭，也是為了所有那些渴求生活在自己人中間的人能自由遷徙而鬥爭。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鬥爭是為了能做出也許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犧牲。 我指的並不是在與數量上遠超過我們的對手進行鬥爭而帶來的生命和財產上的損失，也不是在一片被人遺忘的不毛之地上的開拓者的精疲力竭的勞作，我想到的是，生存在這種條件下的人們，為了在18個月內接收為數超過該國猶太人總數三分之一的移民，而不得不做出的額外犧牲。要弄懂這其中的意義，你只需想像一下美國猶太人無與倫比的功績。假定沒有法律限制向美國移民，設想美國猶太人自願在一年半時間裡接納100萬外國猶太移民，照料他們，並使他們融入本國的經濟中去。這肯定會是一個巨大的功績了，但這還遠比不上我們在以色列的同胞的成就。因為美國是一個遼闊富饒的國家，人口密度低，生活水準高，生產力高度發達，面積狹小的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在這些方面無法與之比擬。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即使沒有大量移民的額外負擔，也過著艱難儉樸的生活，而且他們還面臨敵人進攻的威脅。想想這一出於兄弟情誼的自願舉動，對以色列猶太人意味著何等的艱辛和個人犧牲！ 以色列的猶太人共同體的經濟手段還不足以把這項宏圖偉業引向成功的終點。從1948年5月起，在移入以色列的數量超過300萬的人口中，有100萬人尚得不到住所和工作。他們不得不被集中在臨時營地里住下來，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恥辱。 絕不能讓這個壯麗的事業因為美國的猶太人沒有提供充分而及時的援助而遭到失敗。在我心目中，擺在全體猶太人面前的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在這個偉大的任務中扮演一個積極角色的機會。 此處指英國。——編譯者注 關於巴勒斯坦重建問題的講話 從1920年開始，由於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猶主義在德國的擴散，在此之前對宗教事務幾乎沒有任何興趣的愛因斯坦，成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堅定支持者。1921年，他與後來成為以色列國第一任總統的哈伊姆·魏茨曼 教授來到紐約，為以色列國家基金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成立於1918年）籌集資金。 下文的前三篇講稿是源於他在1931—1932年第三次訪美時所做的演講（他第二次訪美是在1930年）。第四篇是他1921年訪問美國回到柏林時的講稿，而第五篇就晚得多，不過也是他在定居普林斯頓（1933年）之前的講稿。這些講稿都收錄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一 十年前，我第一次有幸向你們宣講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的時候，我們把幾乎所有希望都寄託於未來。今天，回顧已走過的十年，我們很是欣慰，因為在此期間，猶太人團結一致，在巴勒斯坦出色地完成了具有建設性的工作，遠遠超出我們以前所能想到的。 我們經受住了過去幾年裡一些事件帶來的嚴峻考驗。 以崇高的理想為支撐，我們不懈地努力，正緩慢而堅定不移地走向成功。英國政府最近的聲明表明，他們對我們的訴求的判斷正漸趨公正。對此，我們予以感激的肯定。 但我們又切切不可忘記這次危機給我們的教訓：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建立滿意的關係，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與英國無關。我們——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必須就建設有利的夥伴關係形成一個主要框架，以滿足兩個民族的需求。公正地解決這一問題將惠及兩個民族，其價值與重要性不亞於巴勒斯坦的建設本身。須知，瑞士之所以代表民族國家更高級的發展階段，正是因為在不同民族之間建立起一個穩定共同體之前，他們不得不先解決一些更棘手的政治問題！ 要做的事情雖然還有很多，但是赫茨爾 的目標中至少有一個已經實現：他在巴勒斯坦所倡導的事業為猶太人帶來了超乎尋常的團結和樂觀精神。沒有這一點，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健康地存在。 我們為了共同目的所做的任何事情不僅是為了我們在巴勒斯坦的同胞，而且是為了整個猶太民族的健康與榮譽。 二 今天我們集會的目的，是喚起大家對我們古老的族群及其命運和存在問題的關注。這是一個擁有道德傳統的群體，在面臨壓力的時刻，她總能彰顯自身的力量與活力。歷覽古今，它培養出來的人體現了西方世界的良知，成為人類命運與正義的捍衛者。 只要我們關心自己，我們這個族群就會繼續存在並為人類造福，儘管事實上我們還沒擁有一個獨立的組織。幾十年前，以不朽的赫茨爾為代表的一群有遠見的人得出結論，認為我們需要一個精神家園，以便在艱難時世中保存我們的凝聚力。猶太復國主義和定居巴勒斯坦運動由此應運而生，我們有幸見證其成功，至少開始的時候前景燦爛。 帶著巨大的喜悅和滿足，我很榮幸地看到，以上成績的取得對猶太民族的振興厥功至偉，因為作為世界民族之林中很小的一支，猶太人面臨的危險不僅來自外部，還有自己內部的心理問題。 過去幾年裡，巴勒斯坦的建設工作面臨的危機，沉重地壓在我們肩上，至今還沒完全克服。不過，根據最近的報道，國際社會，特別是英國政府已經願意承認我們為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經過艱苦的鬥爭而取得的偉大成就。此時此刻，讓我們滿懷感激之情緬懷我們的領袖魏茨曼，正是他的熱情與深謀遠慮，使偉大的事業取得了成功。 我們經歷的困難，並非一點兒好處也沒有，它們至少又一次向我們昭示：讓各國猶太人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聯結是多麼堅不可摧。有關危機也使我們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認識得到釐清，清除了民族主義的雜質。我們已明確宣布，我們所尋求的並非創建一個政治共同體，而是基於猶太傳統的廣義上的文化共同體。因此，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以一種開誠布公、寬宏大量、彼此尊重的方式與阿拉伯兄弟相處。我們正好有此良機向外界展示我們在數千年的磨難中學到的智慧。如果我們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我們的事業便會成功，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一個榜樣。 我們為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整個猶太民族的榮譽與健康。 三 我很高興有機會向這個國家忠於猶太人共同目標的青年人講幾句話。不要因為我們在巴勒斯坦遇到的困難而泄氣！這些困難正可以考驗我們猶太民族的生存意志。 英國當局的有關做法與聲明遭到了義正詞嚴的批評。不過，我們絕不能就此了事，而是應該儘量從中吸取教訓。 我們應十分重視與阿拉伯人的關係。通過謹慎地培養這些關係，我們以後就能夠防止陷入緊張局勢，被人利用來引發敵對行為。這一目標我們完全有能力實現，因為我們搞建設的目的也是為了阿拉伯民眾的實際利益，以後也將繼續如此。 我們如此行事，便不至於動輒陷入一個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皆不利的境地，需要請託管國出面調停和仲裁。為達此目的，我們不僅要遵守上帝的旨意，還將發揚我們的傳統，只有這一傳統才能給猶太共同體提供存在的意義和穩定性。我們的共同體現在不是，今後也不能是一個政治性的實體。只有這樣，它才能不斷獲得新的力量；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它的存在才是合法的。 四 在過去兩千年間，猶太人的共同財產不外乎它的歷史。由於散居世界各地，除了精心呵護的傳統外，我們的民族沒有其他共同點。毫無疑問，就個人而言，猶太人厥功至偉，不過，猶太人作為一個整體，似乎並無能力做出集體性的偉大貢獻。 不過，現在的情況已然不同，歷史賦予了我們一項偉大而崇高的使命，那就是積極合作共建巴勒斯坦。我們民族中的傑出人士已盡其所能來實現這一目標。現在，建立一個被所有猶太人當作自身事業的文明中心的機會就在我們面前。我們心存希望，要在巴勒斯坦為本民族文化建立自己的家園，為近東地區人民帶來新的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 猶太復國運動領導人眼前的目標，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會和文化性的。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共同體必須著力實現先輩在《聖經》中確立的社會理想，同時使自己成為全世界猶太人共有的現代精神生活的重鎮。為此，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學當是猶太復國組織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過去幾個月里，我去了美國，任務是在那裡為這所大學募集物資。此計劃取得了預期成功。由於在美猶太醫生的不懈努力和勇於犧牲的精神，我們湊集了足夠的資金，成立了醫學部，前期準備工作即將馬上展開。初戰告捷，使我堅信，其他各部所需的物質條件也都有望得到解決。醫學部得以優先發展，作為研究機構，關注確保國民身體健康的研究工作，這對這個國家的建設尤為重要。大規模的教學工作待日後再提上日程。由於一大批訓練有素的科研工作者已經準備出任有關職務，醫學部的成立看來已經勝券在握。再補充一句，與國家建設的一般基金完全分開的、為這所大學設立的專項基金也已啟動。在美期間，由於魏茨曼教授及其他猶太復國運動領導人不懈的工作，以及主要是一些中產階級人士的自我犧牲精神，上述大學專項基金已籌集到相當可觀的數量。最後，我懇請在德國的猶太人克服眼下的經濟困難，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而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這不是什麼慈善活動，而是關乎所有猶太人的一項偉業，它的成功將為所有猶太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滿足。 五 對於我們猶太人而言，巴勒斯坦絕非一項慈善或者殖民事業，而是猶太人的一個核心問題。從根本上講，巴勒斯坦並非東歐猶太人的避難地，而是整個猶太民族團結精神覺醒的化身。這種團結意識的覺醒與加強，現在不是正當其時嗎？對於這一問題，不僅出於直覺，而且在理性的基礎上，我會給出一個絕對的回答：「是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百年間德國猶太人的歷史！一個世紀以前，我們的前輩毫無例外地生活在猶太人聚居區。他們窮困潦倒，沒有政治權利，他們與非猶太人之間，在宗教傳統、生活習俗以及司法限制等方面壁壘重重；在精神發展方面，他們也主要專注於本民族的文獻，對文藝復興後取得長足進步的歐洲精神生活，幾乎無動於衷。不過，與我們相比，這些卑微而籍籍無名的先輩也有巨大的優勢：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完全徹底歸屬於一個共同體，並自覺地享有充分權利，而沒有任何壓抑。在那些時代，我們的先輩在知識和物質上都很貧乏，但在共同體中，他們享有令人稱羨的精神平等。 後來，猶太人得到解放，一下子為個體帶來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機遇。少數人很快在更高層次的商業和社會生活中謀得了位置。他們貪婪地受用西方世界的藝術與科學碩果。他們激情四射地匯入進程之中，做出具有永恆的貢獻。同時，他們模仿非猶太人的生活方式，與猶太人的宗教和社會傳統漸行漸遠，接受了別人的習俗、舉止以至思維習慣。如此看來，他們在這種人多勢眾而文化具有更高度組織性的周圍民族之中正失去自我，要不了幾代人的時間，他們便會找不到自己的痕跡。猶太民族特性在中歐和西歐的完全消失似乎難以避免。 不過，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似乎不同民族天生具有抗拒融合的本能。不論猶太人如何調適自身，力求在語言、舉止甚至宗教形式等方面融入周圍歐洲人的生活，然而，猶太人與歐洲主人之間的陌生感始終存在。這種天然的陌生感最終導致反猶太主義思潮盛行，這是那些善意宣傳不應忽略的。各民族的發展都希望遵循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混跡在一起。要讓各民族和睦相處，唯有相互容忍與尊重。 首先，猶太人應該重新認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民族存在的，若要健康生活，就必須恢復自尊。我們必須再次學會以本民族的祖先與歷史為榮，作為一個民族，重振旨在培養民族意識的文化大業。在人類文化發展中，個人所發揮的作用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解決一些以整個民族為整體才能完成的任務。唯其如此，猶太人才會重新贏得社會尊嚴。 基於以上看法，我提請大家關注我們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今天，歷史賦予我們重任，積極參與在故土重建本民族的經濟與文化。一些才華橫溢的熱心者已為我們鋪好前路，很多優秀的猶太兒女也已準備全心全意地投入這項偉大的事業中來。希望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充分認識這項偉業的重要性，並為之貢獻自己的力量！ 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出生於俄羅斯的英國猶太裔化學家、猶太復國運動政治家、以色列第一任總統。——編譯者注 愛因斯坦在這裡指的是1929年8月下旬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一系列示威和騷亂。其根源是穆斯林與猶太人之間圍繞進入耶路撒冷西牆所發生的長期爭執。在8月23—29日發生的騷亂期間，有133名猶太人被殺，200多人受傷，其中大多數猶太人是在家中被阿拉伯人殺害的；至少有116名阿拉伯人遇害，至少232人受傷，其中大部分傷亡是英國警方在試圖鎮壓騷亂時造成的，儘管也有大約20人是被猶太人襲擊的。在騷亂期間，有17個猶太社區被撤離。——編譯者注 赫茨爾（Theodor Herzl，1860—1904），奧匈帝國的一名猶太裔記者，曾任維也納《新自由報》主編。1896年，他出版《猶太國》（Der Judenstaat），主張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或宗教問題，而是民族問題，其解決之道就在於建立猶太人自己的國家。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大會上，他被推選為會長，以後每次大會都全額當選。他因而被視為猶太復國運動的創始人，現代以色列國的國父。——編譯者注 勞動的巴勒斯坦 本文寫作年代不詳，愛因斯坦的秘書杜卡斯認為很可能寫於1932年，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24]。 「勞動的巴勒斯坦」（Arbeitende Palästina）是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一員，他們直接服務的對象，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最有價值的一類人，也就是那些通過自己的雙手把沙漠變為繁榮的定居點的人。這些工人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從整個猶太民族中挑選出來的精英，他們是一群堅強、自信、無私的人。他們不是把自己的勞動出賣給出價最高者的愚昧苦力，而是受過教育、思想活躍的自由人；因為他們在一片荒蕪之地上和平奮鬥，使得整個猶太民族直接或者間接地受益。通過儘量減輕他們沉重的負擔，我們將拯救最寶貴的人類生命；因為第一批移民在尚未適於居住的土地上的奮鬥，乃是既艱難又危險的工作，涉及個人的重大犧牲。只有親眼所見，才能知道這是多麼真切。任何幫助改善他們物質裝備的人，都相當於在關鍵時刻對這項美好的事業伸出了援手。 此外，只有這個勞動階層才有能力與阿拉伯人建立起良好關係，這正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最重要的政治任務。管理部門換來換去，但最終為不同民族生活定調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支持「勞動的巴勒斯坦」同時就是在巴勒斯坦推進一項人道的、有價值的政策，並能有效地抵制那些狹隘民族主義的暗流。如今，整個政治生態圈都在遭受這股暗流的侵蝕，巴勒斯坦事務相關的小政治圈子也只是程度稍輕而已。 猶太人的復興——代表「巴勒斯坦籌款基金會」發出呼籲 本文是1931年愛因斯坦代表「巴勒斯坦籌款基金會」（Keren haYesod，亦稱Keren Hajessod）向匈牙利的猶太人發出的呼籲書，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64]。 「巴勒斯坦籌款基金會」是為了回應1917年的《貝福爾宣言》，於1920年7月7日至24日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宣告成立的，目的是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提供猶太人返回以色列定居所需的資金。20世紀20年代，「巴勒斯坦籌款基金會」幫助籌集資金建立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和各種實體項目。1926年，其總部從倫敦遷至耶路撒冷。以色列立國後，它變成其在世界各地（美國除外）的官方籌款組織，在45個國家開展活動。 猶太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榮譽感的最大敵人是「富足後產生的墮落」，即源於富足與安逸造成的潛意識中的麻木不仁，以及對周圍非猶太世界的一種內在依賴，而這種依賴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猶太共同體組織鬆散了。一個人最好的一面，只有當他忘我地投入一個共同體時，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所以，猶太人道德上的危險就在於失去了與自己族群的聯繫，並被居住地的人視為陌生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往往只能產生一種可鄙而無趣的利己主義。 目前猶太人承受的來自外界的壓迫格外沉重。但正是這種危機幫助了我們。猶太人的共同體生活方式的復興已經開始，而這種復興是上一代人做夢都不曾想到的。由少數幾位熱忱且明智的領袖，在面對看起來不可克服的困難時發起的巴勒斯坦屯墾計劃，通過最近被喚醒的猶太人團結意識的作用，到目前為止已經取得蓬勃的發展，使我毫不懷疑它將取得永久性的成功。對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這項成就意義非常重大。巴勒斯坦將成為所有猶太人的文化中心，成為遭受最痛苦壓迫的人的避難所，成為我們之中最優秀人士的活動場所，一個有團結力量的理想之地和讓全世界猶太人維持精神健康的一個藥方。 給某位阿拉伯人的信 本文是1930年3月15日愛因斯坦寫給當時巴勒斯坦出版的報紙《巴勒斯坦》（Falastin）編輯的一封信，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愛因斯坦建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一個由賢者組成的委員會來解決，無須政黨政治的介入，這一建議恰恰表明愛因斯坦大大低估了在巴勒斯坦普遍存在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積怨。儘管如此，他依然堅守希望，認為妥協能夠勝利。 您的來信讓我很高興。這封信向我表明，您那邊也存有善良的意願，想用對我們兩個民族都合適的方式，來解決目前的困難。我相信這些困難的心理層面要大於實際，如果我們彼此都帶著真誠和善意，那麼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使現在的情況變得如此糟糕的原因是這樣一個事實，即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在托管國的管理下視彼此為敵人。這種事態對於我們兩個民族而言都不利，只有找到一個雙方都贊同的中間道路，才能改變這種事態。 現在我要告訴您，我自己對如何改善目前困難處境的思考；同時我必須補充說明一下，這只是我的個人觀點，還未曾跟其他任何人討論過：成立一個「顧問委員會」（Geheimer Rat），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各派四個代表，這些代表必須獨立於所有政治派別。 各個小組的組成人員如下： 一名醫生，由醫生協會選舉。 一名律師，由律師群體選舉。 一名工人代表，由工會選舉。 一名神職人員，由神職人員群體選舉。 這八個人每周舉行一次會議。他們將承諾不去擁護他們所在的行業與民族的局部利益，而是依照良心行事，盡最大的努力，致力於服務所有國民的福祉。他們的商議過程應該是秘密的，嚴禁泄露任何商議內容，即使是私底下也不允許。 對於任何一項主題，每一方有不少於三個人同意時，就視為決議達成，可以發表，但是只能以委員會整體的名義。如果有一位成員不贊同決議，他可以從委員會退職，但仍需盡保密義務。如果上文列舉的選舉團體中的任何一個對委員會做出的決議表示不滿，這個團體可以替換其在委員會中的代表。 雖然這個「顧問委員會」沒有明確的權力，它仍然可以逐漸整合分歧，在面對托管國家時，聯合起來代表這個國家的共同利益，並清除「沒有遠見的政治」 的塵埃。 原文為Tagespolitik。這裡取這個詞的貶義用法，用來批評政治家和政黨沒有採取任何面向未來的政策，或不做出任何重要決策的行為。——編譯者注 論猶太復國主義的必要性——致州務部長黑爾帕赫教授的一封信 威利·黑爾帕赫（Willy Hellpach，1877—1955），德國政治家、新聞記者、心理學家和醫生。黑爾帕赫最初在大學學醫學，畢業後又去萊比錫大學跟隨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學心理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開了一家診所。「一戰」期間，他是一名戰地醫生。1918年，他加入德國民主黨。1922—1924年，他擔任巴登州教育部部長。1924年，在德國民主黨的大力支持下，他成為巴登州第六任州長。在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因闌尾炎於1925年突然去世後，他曾代表德國民主黨參與帝國總統大選，但僅獲5.8%的選票。在1928年至1930年暫任國會議員後，他退出了政治舞台。 1929年，當他在瑞士采爾馬特附近的利菲爾阿爾卑雪山（Riffelalp bei Zermatt）度假時，給德國柏林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福斯報》寫了一篇文章，談到他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看法。在黑爾帕赫去世前兩年，1953年3月22日，已76歲的他接受《我的世界觀》德文版編輯澤利希的採訪時，專門談到了他的寫作動機。「儘管我只是簡短地與愛因斯坦先生見過面，但這已足以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是一個具有高度原創性的人，但似乎缺少對現實的認識。我在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身上不斷地發現這一點。作為成功的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他們完全沉浸在演繹邏輯中，而這與人類社會生活的現實是衝突的。」「猶太復國主義可以從其發展能力反映出來。我們所知的每一個民族主義，一開始非常狂熱，結束（或達到頂峰）時充滿激情，把自身從理想主義窄化為盲目信仰。就像每一個理想主義的發展命運一樣，當民族主義的發展從精英階段向大眾運動發展時，它就產生分裂了，黯然無光、狹隘偏執和固守已見。猶太復國主義其實否認了流散四方的猶太人給西方文明帶來的重要的『維生素』：世界公民的感覺和思想。現在，已具有世界公民眼光的猶太人也要像其他那些或大或小的民族一樣，作為民族主義者。在我看來，這對猶太人的世界使命來說是非常重大的損失。」 閱讀了您關於猶太復國主義和蘇黎世會議的文章，作為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堅定支持者，我覺得必須回應您，哪怕只是簡短的回覆。 猶太人是靠血緣和傳統的紐帶維繫的，而不是只有宗教：世界上的其他人對猶太人的態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5年前來到德國時，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猶太人，我覺得這一發現應該更多地歸功於非猶太人，而不是猶太人。 猶太人的悲劇在於，他們是特定類型的人，缺乏一個能讓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共同體。其結果就是個人缺乏堅實根基，極端表現就是道德上的動搖。我意識到，只有世界上的每個猶太人都隸屬於一個他個人願意欣然歸屬的有活力的共同體，讓他能夠承受住世界強加給他的仇恨與屈辱，整個民族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看到值得尊敬的猶太人被畫成卑鄙的醜類，我的內心在滴血。看到學校、滑稽小報以及來自大多數非猶太人的其他無數勢力如何逐漸摧毀我的那些猶太同胞的自信，即便是最出色的猶太人也難逃厄運，我覺得再也不能讓它繼續下去。 接著我意識到，只有一個共同的事業，一個全世界猶太人從心底珍視的事業，才能使這個民族恢復健全。赫茨爾意識到（並且為之全力呼號），不論猶太人的傳統觀點如何，我們都應該集中努力，建立民族家園，或者更準確地說，建立一個在巴勒斯坦的中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果。 您稱這一切為民族主義，這一指責確有幾分道理。但共有的目標永遠都可以被扣上那種醜陋的帽子，然而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沒有它我們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管怎樣，這種民族主義的目的並不在於權力，而在於尊嚴和活力。如果我們不是迫不得已要和一群排外的、心胸狹隘和殘暴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肯定第一個拋棄所有的民族主義轉而支持普世的人道主義！ 比如說，那種認為如果我們猶太人想要成為一個「民族」，就無法成為合格的德國公民的反對意見，就是建立在對國家性質的誤解上，這種誤解來自大多數國民的偏執。面對那份偏執，我們永遠都不會安然無恙，不管我們稱自己為一個「種族」（Volk），還是「民族」（Naion）。 為了簡明起見，我把一切都坦率地呈現出來了，不過從您的文章中我知道，您是一個謹守理智而不拘泥於形式的人。 獻給萊奧·貝克的警句 本文是愛因斯坦為祝賀猶太拉比、神學家和學者萊奧·貝克（Leo Baeck，1873—1956）80歲生日的獻詞。原文發表在1953年5月23日為慶祝萊奧·貝克80歲壽辰而出版的兩卷本文集上。 第一條警句是對貝克一生的一個簡明扼要的概述。貝克是20世紀上半葉德國猶太人的道德化身。愛因斯坦把他與聖雄甘地和史懷澤列在同等道德地位上。 貝克1873年5月23日出生於普魯士波森（Posen，現屬波蘭），是一位猶太拉比的兒子。1894年，他在布雷斯勞學習猶太神學，後來到柏林大學追隨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學習哲學。1905年，他出版《猶太教要旨》，作為對神學家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的《什麼是基督教》的回應。這是一本通過新康德主義的稜鏡重新解釋猶太教的著作，讓他一舉成名，成為「自由猶太教」的代表。「一戰」期間，他在帝國陸軍當牧師。1933年納粹上台後，他出任作為猶太人保護傘的「德意志猶太人全國代表機構」（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主席，為維護猶太人的利益與納粹周旋。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所謂「水晶之夜」後，他還沒有完全放棄與納粹進行合法鬥爭的想法。1943年，他自願來到特雷津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Theresienstadt），充當獄中牧師，安慰被關押的猶太同胞。在這裡被關押的來自東西歐的14萬猶太人，包括被送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數萬名兒童，有12萬人因毒氣、飢餓和感染傷寒而身亡。「二戰」後，他定居英國倫敦，同時也在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希伯來聯合學院（Hebrew Union College）任教，並擔任「世界進步猶太教聯盟」（World Union for Progressive Judaism）主席。 對於貝克在納粹期間，尤其是在集中營期間的表現，亦有不同的評價。首先，他進入集中營初期，在吃住方面比其他獄友享受相對優越的待遇。其次，早在1943年，他就知道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人都將被殺死，但還是決定不將此消息告訴獄友。第三，他主張為了維持集中營中的秩序，有必要選出猶太人當獄警。按照阿倫特的看法，這些猶太警察往往更粗暴。 貝克後來在集中營受到了非人待遇，他的四個姊妹死於集中營。晚年他出版了《族人以色列》（This People Isreal），其思想由「自由猶太教」向傳統猶太教回歸。種族大屠殺的發生，讓德國猶太人試圖將猶太文化與德意志文化在德國大地上結合而產生一種新的更高文化的理想徹底破滅。誠如他從集中營中被解放後所說：「對於我們猶太人來說，一個歷史時代已經結束。」 我要致敬的這個人，一生樂於助人，不知何為恐懼，挑釁好鬥與憤恨不滿與他格格不入。這是偉大道德領袖的素養，也正是如此他們能為在自作自受的痛苦掙扎中的人類帶來慰藉。 試圖智慧與權力兼得，極少有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 人通常不願認為別人是聰明的——除非那是一個敵人。 很少有人能夠坦然平靜地表達與他們社會環境中的偏見不同的意見。大多數人甚至不能產生這樣的意見。 大多數愚蠢之人都所向無敵，而且總能穩操勝劵。然而，因各自為政，他們殘暴的恐怖程度有所緩解。 要成為羊群中完美的一分子，首先必須是只羊。 能在一個腦袋裡永遠和平共處的對立和矛盾，將所有政治上的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的體制都化為虛妄。 無論是誰把自己標榜為真理和知識領域裡的審判官，都會被上帝的笑聲挫敗。 觀察和理解的樂趣是大自然最美麗的饋贈。 給「信仰猶太教的德國公民中央協會」的信 本文是愛因斯坦1920年4月5日於柏林寫給「信仰猶太教的德國公民中央協會」（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的信。 非常尊敬的先生： 我今天收到了即將在本月14日舉行的一個會議的邀請，這個會議將致力於在學術界開展反猶太主義鬥爭。如果我相信這種形式的行動可能會取得成功，我將很願意前往。但是首先，我們必須通過教化來同反猶太主義和我們猶太人中間奴顏婢膝的思想意識做鬥爭。我們自己要有尊嚴和自主性！只有當我們敢於把自己當成一個民族來看待，只有當我們自己尊重自己，我們才能贏得其他人的尊重。換句話說，尊重來自自己。作為精神（短暫的）現象意義上的反猶太主義會一直存在，只要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互相接觸——這又何妨？也許正因如此，我們才能作為一個種族存在。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當我讀到「信仰猶太教的德國公民」時，我忍不住苦笑起來。有什麼隱含在這麼漂亮的名字里呢？什麼是猶太人的信仰？難道有這樣一種非宗教信仰，它能夠讓猶太人不是猶太人嗎？根本沒有。在這個名字里只隱含著美麗心靈的兩項招供，即： 1.我不願意與我貧窮的東方猶太兄弟有什麼關係。 2.我不願意被當作我們民族的子孫看待，而希望被看成宗教團體的一個成員。 這樣講合適嗎？「雅利安人」會尊重這些虛偽的人嗎？我既不是德國公民，而且在我內心也沒有人們可以稱為「猶太人的信仰」的東西。但我是猶太人，並且很高興屬於猶太民族，即使我不認為猶太民族是（上帝）以某種方式選出來的。我們也不用去管非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保持對我們同胞的愛就好！ 請不要因我的表白而憤怒！它絕對不帶有冒犯或敵意。 致以崇高的敬意！ A.愛因斯坦 關於希伯來大學的聲明 本聲明寫於1920年2月18日。1920年1月19日，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教育部執行秘書貝格曼（Hugo Bergmann）代表希伯來大學懇請愛因斯坦為一本鼓勵人們介紹籌劃中的希伯來大學的宣傳手冊寫篇聲明。貝格曼在信中這樣寫道：「請您為這本小冊子寫一些話，表達您對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來大學的迫切性的看法和展望……您的名字和您的建議就意味著對我們工作的最大支持。」 一想到猶太大學的夢想現在已接近實現，我就興奮不已。考慮到猶太人中普遍的對學術事物的興趣，以及東歐猶太人進行學術活動面臨的巨大障礙，建立猶太大學是必需的，哪怕巴勒斯坦的發展並不需要一個學術中心。然而我們也需要培養巴勒斯坦的學術青年，以使這個國家有動力發展自己的文化生活。海外猶太人對這個新大學的興趣將會保證這個新大學和歐洲及美國等文明國家保持交流，而不至於被隔離癱瘓。希望這所大學成為我們民族的一個新的聖地！ 關於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的提議 從1919年年末到1920年年初，愛因斯坦積極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1921年年初，為了重振猶太復國主義事業，愛因斯坦第一次穿越大西洋，來到美國。這次旅行更加豐富了他對猶太復國主義者政治和美國猶太人的了解。旅行期間，一個特別的規劃漸漸在愛因斯坦的心裡形成：他要在美國和英國成立大學資助委員會，以此促成希伯來大學的建立。本文發表在1921年4月3日《紐約時報》第5頁以及《紐約美國人》（The New York American）第1和13頁（有少許修改）。愛因斯坦檔案編號：[91—392]。 本人美國之行的目的是幫助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尋求美國猶太人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建立這樣一所大學，是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長期以來最重要的計劃之一。如果不是戰爭爆發，早在1914年，它就應該開始實施；當時為此已經在瞭望山（Mount Scopus）買下了一塊地皮作為校址。1918年，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主席魏茨曼博士為它奠定了基石。從那以後，大學校址得到擴張，還買下了一座建築以便開始展開活動。那裡還有一座圖書館，藏書三萬冊，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兩個相關計劃都已制訂完成，一個是為將來的一所完備的大學，另一個是為相對簡樸的開始階段。現在需要確保後者馬上順利實現。 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認為此事對於猶太民族祖國的精神價值極其重要。儘管組織面臨移民安置的艱巨任務，正集中力量於「巴勒斯坦籌款基金會」，它還是對大學格外開恩，在籌款基金中設立專門分支並為之提供特別服務。 在本人一生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公共事件，能像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來大學的提議那樣讓我欣喜。多少猶太青年才俊無法接受高等教育和研究，苦苦尋求進入中歐和東歐大學的門路而不得？猶太人在許多世紀的艱難困苦中完好保存下來的對知識的尊重，讓我們在目睹這一切的時候心裡格外痛苦。另外一些人為了獲得自由研究的機會，不得不經歷痛苦甚至是恥辱的種族同化之路，摧殘我們民族精神特質的自由和自然的發展，讓他們失去自己的文化領袖。現在到了我們為自己的精神生活尋找屬於它自己家園的時候。各個科學分支傑出的猶太人學者正期待前往耶路撒冷，為一個繁榮昌盛的精神生活打下基礎，並促進巴勒斯坦的學術和經濟發展。我們的耶路撒冷大學將會成為現今散布全球的猶太人的精神中心，而不僅僅屬於巴勒斯坦。 在時代的嚴酷的政治現實以及包圍我們的物質主義氣氛之中，仍然可以看見人類理想的高尚觀念的光芒；美國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作為，就是一個範例。因此我們從病痛的歐洲，懷著希望而來，相信我們的精神目標能夠得到美國人民的同情，以及在美國的猶太同胞的熱烈贊同和有力支持。 獻給華沙猶太隔都抵抗戰中的英雄 本文選自1944紐約出版的《波蘭猶太人協會通信》（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Polish Jews），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原標題為To the Heroes of the Battle of the Warsaw Ghetto。英文Ghetto，通譯為（城市中）猶太居民區，這裡音義兼顧，譯為隔都。 作為猶太民族中的成員，在抵抗有組織的德國劊子手的鬥爭中，他們戰鬥了，犧牲了。對我們而言，這些犧牲加強了我們這些遍布各國的猶太人間的聯繫。在苦難中，在為更美好的人類社會的奮鬥中，我們努力聯為一體，而這樣的社會正是先知如此明確而堅決地擺在我們面前的目標。 德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整體，要對這些大規模的屠殺負責。而且如果世界上還有正義可言，如果各國的集體責任感還沒有完全從地球上消失的話，整個德國民族理應受到懲罰。在納粹黨身後的是德國民眾，希特勒在他的著作和言行中已經明白地表露了他難以啟齒的意圖。之後，他們選擇了他。這些意圖表現得如此明顯，以至於完全不可能被誤解。德國公眾是唯一沒有任何誠意採取一些相應的行動來保護無辜受害者的民族。當他們被徹底擊敗並開始哀嘆其命運的時候，我們絕不能讓自己再次受蒙蔽。要牢記：他們曾經頗有心機地利用他人的惻隱之心，來為他們針對人性犯下的最近一次也是最嚴重的違反人性的罪行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