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觀 · 第三部 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
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的聲明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歷史學家習慣用「奪取政權」（Machtergreifung）來形容這一歷史巨變。事實上，希特勒是通過選舉上台的，屬於「政權轉移」（Machtübertragung）。但希特勒上台後，通過控制輿論，製造事端（國會大廈縱火案），迅速將權力獨攬於手中。愛因斯坦意識到，魏瑪共和國已名存實亡，德國已不是久留之地。那個曾經極力將他請過去的普魯士科學院已被納粹意識形態控制。儘管他與科學院中的一些同事，比如馮·勞厄、普朗克等人依然保持著真摯的友誼，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從來都秉持原則。
希特勒上台的時候，愛因斯坦正好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在離開帕薩迪納的前一天，他發表了這篇再也不回德國的聲明。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35.1]。
只要還有任何機會，我就只會留在一個政治上自由、寬容，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國家。政治自由包括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表達政治觀點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個人的每一個觀點。
這些條件在當下的德國並不具備。許多為促進國際相互諒解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藝術家在內，正在那裡遭受迫害。
正如每個人一樣，任何社會有機體，都有可能會變得精神不健全，尤其是當面臨困難的時候。通常情況下，國家經歷這些疾病仍能存續下去。我希望不久之後德國能回歸健全的狀態，而且從此以往，她所孕育的像康德和歌德這樣的偉人，不僅會時常受到人們的紀念，他們的教誨也會成為公共生活的主流和人們的共識。
與普魯士科學院之間的書信往來
普魯士科學院本來就對愛因斯坦長期出訪比較擔心。當時加州理工學院和新成立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都希望愛因斯坦每年能有一半的時間擔任訪問學者。後者已與愛因斯坦簽訂了長期工作協議。在決定留在美國之前，愛因斯坦回了一趟歐洲，將德國護照交給德國駐布魯塞爾公使館，宣布放棄德國國籍。愛因斯坦搶在普魯士科學院將他除名前，於1933年3月28日向普魯士科學院遞交了辭呈。他在信中這樣寫道：「鑒於德國目前的事態，我在此不得不從普魯士科學院的職位上辭職。19年來，科學院讓我有機會專心從事科學研究，不用承擔任何職業義務。我知道我虧欠科學院太多了，我不願意離開這個圈子。在作為院士的這段漫長歲月，我享受到了智力激勵，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對此我總是給予高度評價。但在目前情形下，我認為我若還依賴普魯士政府，是無法容忍的。」
愛因斯坦的公開聲明在普魯士科學院內部引起了一片譁然，科學院於3月30日召開了全體會議。考慮到愛因斯坦已經辭職，本來會議的出席者們已決定不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但是科學院的4位常務秘書之一恩斯特·海曼博士（Ernst Heymann，1870—1946），受納粹當局暗示，認為這是一個表現自己忠誠的機會，在沒有進一步明確徵求他人意見的情況下，發表了一個譴責愛因斯坦的聲明。當時暫住在比利時勒科克海濱（Le Coq sur Mer）的愛因斯坦，馬上對這種指控進行了回擊。
普魯士科學院1933年4月1日的聲明
普魯士科學院從報紙上獲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法國和美國參與了煽動暴力的活動，為此感到憤慨，並要求其立即做出解釋。在這期間，愛因斯坦宣布退出科學院，理由是在目前政府下，他不能繼續為普魯士王國效勞。同時，作為一名瑞士公民，他似乎有意放棄普魯士公民權，這個公民權是1913年他成為科學院正式專職院士時獲得的。
普魯士科學院為愛因斯坦在國外參與煽動活動感到極其痛心。因為科學院和它的院士始終覺得自己與普魯士王國密切相連，儘管嚴格戒絕一切政黨活動，但他們始終強調並且永遠忠誠於國家觀念。因此，對於愛因斯坦的辭職，科學院沒有理由感到遺憾。
普魯士科學院代表
常務秘書恩斯特·海曼博士教授
愛因斯坦給普魯士科學院的信
愛因斯坦檔案編號：[36—062]。
1934年4月5日，[比利時]奧斯坦德，勒科克
我從一個極其可靠的消息來源得知，科學院在一份官方聲明中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美國和法國參與了煽動暴力的活動」。
我在此宣布，我從未參與過任何煽動暴力的活動，而且必須補充的是，我也沒有在任何地方見過任何類似的煽動行為。一般而言，人們滿足於複述和評論德國政府相關責任人的官方宣言和命令，以及用經濟手段消滅德國猶太人的計劃。
我向媒體發出的聲明是為了說明我從科學院辭職以及放棄普魯士公民身份的意圖；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無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沒有言論和教學自由的國家。
此外，我將德國的現狀形容為一種群體性的精神失常狀態，並就其成因做了一些評論。
我在一份並非為媒體而作，而是給「國際反對排猶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en Liga zur Bekämpfung des Antisemitismus）用來謀求支持的文件中，同樣呼籲所有理智的，對正處在危險之中的文明理想依然保持忠誠的人，應當盡己所能地阻止這場群體性精神失常的進一步惡化，這種病在現今的德國已經顯露出十分可怕的症狀。
在發表這樣一份關於我的聲明之前，應該弄清楚我言論的真實內容，這對科學院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德國媒體報道時故意歪曲我的原話，在目前這種對媒體的管制狀況下，人們也不可能指望出現別的結果。
我願意為我發表的每個字負責。但是，我也期望科學院能將我的聲明告知每一位院士和每一位德國人，因為我在世人面前受到了詆毀，而科學院本身也參與了這一過程。
普魯士科學院的兩封回信
一
柏林，1933年4月7日
非常尊敬的教授先生：
作為普魯士科學院現任首席秘書，我確認已收到您3月28日的來信，信中您宣布辭去科學院的職務。
科學院已在1933年3月31日的全體會議上同意了您的辭呈。
科學院對事態的發展深表遺憾，而引發遺憾的是這樣的事實：您身為地位如此崇高的科學權威，與德國人共事多年，而且成為我們科學院學術圈成員多年，理應熟悉德國人的性格和思維習慣，但竟然選擇在這個時刻同國外的一群人聯合起來，這群人——在一定程度上無疑對實際情況和事件一無所知——通過散布虛假的觀點和毫無根據的謠言給我們德國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損害。我們曾滿懷期望，一位曾那麼長時間屬於我們科學院的人，不論其政治主張如何，都應該跟我們站在一邊，捍衛德國人民，反對那些肆意蔓延的誹謗。在那些卑鄙又可笑的充滿誹謗的日子裡，如果您為德國人民說幾句好話，將會在國外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但是恰恰相反，您的證詞卻被敵人利用了，他們不僅是當前德國政府的敵人，而且是德國人民的敵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既痛苦又傷心的失望；即使沒有收到您的辭呈，我們也必須與您分手。
致以崇高的敬禮
馮·菲克爾
二
1933年4月11日
科學院在此說明，1933年4月1日的聲明，不只是根據德國報紙上的報道，更主要是根據外國，尤其是法國和比利時的報道。對此，愛因斯坦先生並未否認。此外，在此之前，科學院已得到他那份流傳甚廣的對「國際反對排猶主義聯盟」的聲明。在聲明中，他悲嘆德國已退化到遠古時期的野蠻。再者，儘管按照愛因斯坦先生自己的聲明，他從未參與過任何煽動暴行的活動，科學院也確認他至少沒有挺身而出，駁斥不公正的懷疑和誹謗，而在科學院看來，這是他作為科學院正式院士應有的責任。與此相反，愛因斯坦先生卻在國外發表了一份聲明。作為一位具有世界聲望的人物，他的聲明註定會遭到所有敵人的利用和濫用，這些敵人不僅針對當前的德國政府，還針對全體德國人民。
普魯士科學院代表
常務秘書H.馮·菲克爾、恩斯特·海曼
愛因斯坦的回覆
（比利時）勒科克海濱，1933年4月12日。
我已收到你們在本月7日的來信，並且為其中表露出的態度深感遺憾。事實上，我只需要回答以下問題：
你們關於我行為的說法，基本上不過是換了另外一種方式重複你們已發表的聲明，你們在聲明中指責我參與了針對德國人民的煽動暴行的活動。而在上一封信中，我已經明確表示這一指控就是誹謗。
你們還提到，我若能為「德國人民」說幾句「好話」，將會在國外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此我必須做出回答，若提供你們所期望的證詞，等於是讓我拋棄一輩子堅守的所有公平和自由的理念。這樣的證詞，並非像你們所言，是為德國人民說好話；恰恰相反，它只會有助於那些企圖破壞理念與原則的人，然而恰恰是這些理念與原則才是德國人在文明世界的立身之本。在當前狀況下，如果我做出這種證詞，哪怕可能只是間接地作用，也會幫助造成道德的墮落以及所有現有文明價值觀的坍塌。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覺得有必要從科學院辭職。你們的來信只不過證明我這樣做是多么正確。
海因里希·馮·菲克爾（Heinrich von Ficker，1881—1957），奧地利氣象學家和地球物理學家。從1911年起，菲克爾任格拉茨大學氣象學教授，1923—1937年，任柏林大學教授。在柏林任職期間，菲克爾曾在普魯士氣象研究所任職多年。1937—1952年，任維也納大學教授；1946—1951年，任奧地利科學院院長。——編譯者注
與巴伐利亞科學院的書信往來
1927年2月19日，在巴伐利亞科學院全體會議上，愛因斯坦被選為數學—科學組的通訊院士，由索末菲和另外7名正式院士聯合提名。提名信中這樣寫道：「他不僅是亥姆霍茲以來自然哲學領域裡最著名的、最深刻的思想家，而且在過去的10年里，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利於維護德國科學界的聲譽。」在總共42名正式院士投票中，有10票反對，勉強達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可能與愛因斯坦的政治立場有關，也與當時德國社會中的反猶主義有關。
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愛因斯坦請求老朋友勞厄幫助他，將他的名字從這些學術機構中除去。為此，巴伐利亞科學院當時的院長利奧波德·溫格（Leopold Wenger，1874—1953）給愛因斯坦寫信，親自詢問他的態度。
特別有趣的是，在「二戰」結束後，索末菲又與已在普林斯頓定居的愛因斯坦聯繫，希望重新推薦他為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為此，愛因斯坦回答說，他「不想再與德國人有任何關係，哪怕是那些相對無害的科學院」。
巴伐利亞科學院來信
慕尼黑，1933年4月12日
尊敬的閣下：
在您給普魯士科學院的信中，您提到目前德國的現狀是您辭職的原因。早在幾年前就選舉您為通訊院士的巴伐利亞科學院，也是一所德國科學院，它與普魯士科學院以及德國的其他科學院保持著密切聯繫；因此，您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對您保持同我們科學院的關係不無影響。
因此，我們必須向您請教：在經歷了與普魯士科學院發生的事情之後，您如何看待與我們的關係？
巴伐利亞科學院主席團
愛因斯坦的回覆
（比利時）勒科克海濱，1933年4月21日
有關我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一事，我曾給出過我的理由：在當前環境中，我既不願意做一個德國公民，也不願意保留任何依賴於普魯士教育部的職位。
這些理由本身與我要同巴伐利亞科學院斷絕關係並無直接聯繫。如果我仍希望將我的名字從你們的院士名單中去除，則還有另外一個理由：科學院的首要職責是促進和保護一個國家的科學生活。然而，當相當多的一部分德國學者、學生以及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被剝奪了一切就業和謀生機會的時候，德國的學術團體——據我了解——卻只是保持沉默。即便它是屈服於外界壓力才這樣做的，我也不願意從屬於任何一個採取這種態度的團體。
愛因斯坦給普朗克的信
希特勒上台後，愛因斯坦發表的一系列言論，讓生性有所保守的普朗克不知所措。18年前，正是在普朗克和能斯特的力邀下，愛因斯坦才來到柏林，成為普魯士科學院最年輕的院士。他給愛因斯坦寫信，勸愛因斯坦少在政治問題上發言，以免讓支持他的人尷尬：「在這種不安定的時期出現的各種有關您在公開場合評論政治的謠言，我感到很痛心，不想就此置評。但有一點我非常清楚，那就是，這些評論很難讓那些尊敬您的人再為您說話了。」
愛因斯坦向普魯士科學院遞交辭職信時，普朗克正在義大利度假，但他沒有中斷度假，去採取行動干涉海曼等人的舉措。他在給愛因斯坦的信中寫道：「對我來說，您的這個主意似乎是唯一既可以使您與科學院體面地斷絕關係，同時又可以使您的同事避免承受過多痛苦的辦法。」
但經過一番思考後，他又給普魯士科學院的執行秘書寫信，「採取正式行動驅逐愛因斯坦，讓我的良心受到極大譴責。雖然在政治上我們存在著分歧，但我可以肯定，在今後的數百年里，愛因斯坦將一直是我們科學院應該感到驕傲的一顆最明亮的星」。
愛因斯坦這封1933年4月6日寫給普朗克的信，語氣比較和緩。他非常看重與普朗克的友誼，耐心地向普朗克進行解釋，同時也重申了自己的原則。愛因斯坦檔案編號：[19—39]。
我從未參加過任何「煽動暴力」的活動。我不以惡意來揣度科學院，假定它只是出於外界壓力才做出了這些誹謗性的聲明。但即便如此，這一行為也很難有助於它的聲譽；直到今日，它的一些正派的院士肯定還為之感到羞恥。
您或許有所耳聞，這些虛假的指控被用作沒收我在德國的財產的藉口。我在荷蘭的同事們聯合起來想要幫助我度過最初的財政危機。幸運的是，我足夠謹慎，已經為應對這樣的危機提前做了準備，因此不需要接受他們的幫助。您一定能很容易想像到德國之外的公眾對於那些針對我的手段會做何感受。當然，將來的某一天，正派的德國人會為我遭受的屈辱而感到羞愧。
我忍不住想提醒您，這麼多年來，我的所作所為只會增強德國的聲望，右翼媒體對我一貫的指責也從未減弱我對德國的感情，即便是近些年，在沒有人願意費心費力支持我的時候。然而今天，滅絕性戰爭針對我那些手無寸鐵的猶太同胞，為了他們，我必須動用我在這個世界上擁有的一切影響力。
請您設身處地想想這樣的場景，或許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心情：假設您是布拉格的一名大學教授，某屆政府上台後不僅剝奪有德國血統的捷克人的權利，與此同時還用嚴酷的手段禁止他們離開國土。進一步假設，邊防站的守衛向所有未經許可但試圖離開國境的人開槍射擊，而那些人所要逃離的國家正在進行一場針對他們的不流血的滅絕戰爭。那時您還會認為應該保持沉默，眼睜睜地看著事態如此發展，而不是大聲疾呼，支持那些遭受迫害的人嗎？而本屆德國政府的官方計劃難道不就是用餓死德國猶太人的方式來毀滅他們嗎？
如果您讀過我的原話（而不是經過歪曲的描述），就必定能感覺到，我是以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並且有所節制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我這麼說不是為自己辯解，而是想形象地展現出德國當局在對待我時那卑鄙可恥的嘴臉。
雖然如此，您還是像對待老朋友一樣聯繫我，儘管有來自外界的嚴峻壓力，但是我們之間的感情沒有受到影響，這些都讓我很是高興。無論在所謂的「更低層次」上發生什麼，我們的友誼依然如從前一樣美好而真摯。這些也同樣適用於勞厄，我對他懷有最崇高的敬意。
又及：我已選用了某種正規的通信住址，以確保這封信不會在中途被打開或被查封。
對邀請參加一項示威活動的回覆
本文是愛因斯坦對受邀參加一場在法國舉行的反對德國反猶主義示威活動一事的答覆，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因為與我心中最關切的一個問題密切相關，我仔細考慮了這個極為重要的請求。考慮的結果是，我個人決定不參加這個極為重要的示威活動，原因有二：
首先，我仍然是一名德國公民；其次，我是一個猶太人。關於第一點，我必須補充說明，我在德國的機構中工作，並且在德國極受敬重。儘管對那裡發生的事深表遺憾，也應該強烈譴責目前德國境內政府批准的駭人聽聞的反常行為，我還是不能以個人身份參與一場由外國政府官員組織的示威活動。為了使您充分理解我的這個態度，請設想一位或多或少處於類似情況之下的法國公民，與著名德國政治家一起發動一場反對法國政府行為的抗議活動。您仍將——即使您完全承認客觀事實為這次抗議提供了充分的正當理由——會把您這位同胞的行為看作一種背叛。如果左拉 認為在德雷福斯案件之時有必要離開，那他肯定不會參加由德國官方人物舉行的抗議活動，無論他多麼贊成他們的行動。他最多不過是為自己的同胞而感到羞愧。
其次，對不公正與暴力的抗議，如果由純粹出於人類的情感和對正義的熱愛的人發起，將會擁有無可比擬的價值。而這不適用於像我這樣的人身上。作為一個猶太人，把其他猶太人視為自己的兄弟。猶太人遭受的不公正對他來說感同身受。他不能充當法官審理自己的案件，而只能等待局外人的判決。
這些就是我的理由。但我想補充一點，我始終尊敬和讚賞這種高度發展的正義感，它是法國人民傳統中最高貴的特徵之一。
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國小說家、劇作家、記者，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最著名的實踐者，對戲劇自然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法國政治自由化的主要人物，在被誣告和被定罪的炮軍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得到無罪赦免的過程中，他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在《震旦報》（L'Aurore）上發表了一封名為《我控訴！》（J'Accuse...!）的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點名指控將軍們精心策劃了對德雷福斯的陷害。1906年，德雷福斯終於被宣判無罪，官復原職，並晉升為上校。1902年逝世的左拉，無法看到這一天了。左拉在1901年和1902年獲得第一屆和第二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