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觀 · 第二部 追求和平

和平 本文出處不明，但應該寫於1930年前後，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自文章發表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盛行於20世紀30年代的觀點，對和平事業的解釋過於狹隘。儘管如此，其結論現在看來仍然適用。 確保國際和平這一目標的重要性，向來受到世世代代真正偉人的肯定。然而現在由於技術進步，已將這個倫理假定變成了今天文明人類生死攸關的問題，積極參與解決和平問題就成為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迴避的道德責任。 我們必須明白，任何一個勢力強大的軍火工業集團，都會反對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各國政府只有在得到大多數民眾強有力的支持下，才能實現和平解決爭端的偉大目標。在我們這個民主政府統治的時代，國家的命運掌握在民眾自己手中；每個人都必須記住這一點。 消除戰爭威脅 1939年，一群從中歐，尤其是從匈牙利流亡到美國的物理學家，包括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1898—1964）、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和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1902—1995）在內，試圖警告美國政府，納粹德國正在進行原子彈研究，並且有可能會贏得研製原子彈競賽的勝利。「鈾元素會變成一種重要的新能源……也可以用來製造炸彈……只要一個這種類型的炸彈，用船運出去，並且使之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會把整個港口連同它周圍的一部分地區一起毀掉。」他們想藉助愛因斯坦的巨大影響，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寫封信，建議美國政府注重並直接介入核武器研究。1939年8月2日，愛因斯坦在西拉德起草的信上簽字。由於愛因斯坦的這封信，美國加入了研製原子彈的競賽，並依託其巨大的科技實力，開展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曼哈頓計劃」，成為在「二戰」中唯一成功研製出原子彈的國家。 對愛因斯坦而言，「戰爭是一種疾病」，他呼籲抵抗戰爭。他寫給羅斯福的那封信違反了他自己所支持的和平主義。在去世前一年，愛因斯坦說：「我一生中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是簽署了那封要求羅斯福總統研製核武器的信。但是犯這個錯誤是有原因的——德國人研製核武器的危險是存在的。」 除了聖雄甘地，愛因斯坦還崇敬「原始森林醫生」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認為他是「當代最純粹的道德哲學家」。他在1953年4月給出版商的信中寫道：「我與史懷哲見了兩次面，交談了很長時間。在我看來，他是西方世界唯一能與甘地媲美，對我們這一代產生了超越國家道德影響的人。正如甘地一樣，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他畢生的實際事業產生的榜樣所帶來的。」 1952年，在廣島和長崎事件發生七年後，日本人民終於看到了原子彈所造成的巨大破壞的照片。面對這些勾起戰爭回憶的圖像，他們對愛因斯坦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原子彈在將來的應用前景感到困惑。為此，《改造》雜誌的編輯勝原（Katusu Hara）1952年9月15日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四個問題：1.當看到展示原子彈巨大破壞力的照片時，您的反應是什麼？2.對於一個毀滅人類的工具，您如何看待原子彈？3.大家都預測，下一場世界大戰將是一場核戰爭。這是否意味著人類的毀滅？4.您很清楚原子彈具有巨大的毀滅力，為什麼還要參與原子彈的研製？ 愛因斯坦在五天後（1952年9月20日）做出了回復。本文同年秋天在日本東京的《改造》雜誌上發表。 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我只參與了一件事：簽署了一封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強調有必要開展大規模實驗，來調查生產原子彈的可行性。 我很清楚，如果實驗成功，將會對人類造成可怕的威脅。但德國人正在致力於研究相同的問題，而且有可能取得成功，這迫使我採取這一步驟。我別無選擇，儘管我一直都是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在我看來，戰爭中殺人絲毫不比普通謀殺好多少。 但是，只要各國不打算通過共同行動來結束戰爭，並以現有法律為根據通過和平協商來解決他們的爭端和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就不得不為戰爭做準備。他們覺得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即使是最卑鄙的手段，這樣才不會在常規的軍備競賽中落後。這條道路必然導向戰爭，在當前情況下，意味著全人類的毀滅。 在這種情況下，反對製造某些特定的武器，也於事無補；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徹底廢除戰爭，消除戰爭的威脅。這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為之奮鬥的目標。一切與這個目標相違背的行動，我們都必須予以堅決抵制。這對於任何一個意識到自己有賴於社會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強烈的要求，但並不是一個不可實現的要求。 甘地，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已經為我們指出了一條道路。他讓我們表明，人們一旦發現正確的道路，能夠為之付出多大犧牲。他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證明了憑藉堅定的信念，人的意志要比那些看似不可戰勝的物質力量更強大。 和平主義問題 本文出處不明，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女士們、先生們： 我很高興你們能讓我有機會就和平主義問題跟你們講幾句話。一方面，最近這幾年的事情發展再次表明，我們把反對軍備競賽以及與軍國主義做鬥爭之事留給政府是多麼錯誤。另一方面，即使組建了擁有眾多成員的大型組織，也無法更加接近我們的目的。依我看，在這種情況下，要達到這個目標的最好辦法是採取強行拒服兵役的激進方式，各個國家的各種組織應該在精神和物質上對那些有勇氣拒服兵役者給予支持。這樣我們才能將和平主義問題尖銳化，把它變成一場真正的戰鬥，吸引那些意志堅強的人。這無疑是一種不合法的鬥爭，但是當政府強迫公民參與戰爭這種犯罪行為時，這就成了民眾為真正的權利所進行的鬥爭了。 有許多自認為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基於愛國主義的理由不願意參與這種激進的和平主義。在危急時刻，這些人是無法指望的，「世界大戰」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衷心感謝你們為我提供這次機會，讓我來表達一些個人觀點。 在學生裁軍會議上的講話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按照《觀念與見解》一書的看法，這是愛因斯坦1930年對一群德國信仰和平主義的學生髮表的演講。但按照利夫所編的《反對戰爭》一書中的說法，這應該是1932年2月27日愛因斯坦在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市政禮堂（Civic Auditorium）召開的南加州11所大學代表大會上就國際關係所做的演講，主題為《經濟抵制》（Economic Boycott）。 文中提到的「神聖的利己主義」（Sacro Egoismo）一詞，是義大利政治家安東尼奧·薩蘭德拉（Antonio Salandra，1853—1931）1914年在義大利外交部官員的演講中首次使用的。他呼籲「對祖國無限奉獻，對義大利神聖自私」（della esclusiva ed illimitata devociation alla patria nostra，del sacro egoismo per l'Italia）。從此之後，「神聖的利己主義」就被用來形容義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僅考慮自己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之前的幾代人為我們提供了高度發達的科學和技術，這是一份最有價值的禮物，它使我們有可能創造出自由和美好的生活，達到前幾代人從未享有的高度。但這份禮物也給我們的生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險。 文明人類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它所能產生的道德力量。因此，賦予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絲毫不比我們的前輩所完成的任務更輕鬆。 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需要的時間比從前少得多。但勞動和產品的分配問題卻變得更加困難。我們都知道，經濟力量的自由運轉、個人不受約束地追求財富和權力，自然無法讓上述問題得到一個讓人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為了避免寶貴的生產能量被浪費，以及大量人口陷入貧困而絕望，生產、勞動和分配都必須根據明確的計劃組織起來。 如果說不受限制的「神聖的利己主義」導致了可怕的經濟後果，那它就是使國際關係更加惡化的罪魁禍首。如果人們不能很快找到防止戰爭的方法，軍事技術的發展將使人類的生活變得苦不堪言。與防止戰爭這一目標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實現它，迄今為止人們在這方面的努力還不夠。 人們試圖通過限制軍備、制定針對戰爭行為的限制性規則來減輕危險。然而戰爭不是合作夥伴遵守規則的一場集體遊戲。事關生死存亡之際，規則和義務都會變得無能為力。只有無條件放棄一切形式的戰爭才會有所幫助。設立國際仲裁法庭是不夠的。條約還必須保證，該法庭的裁決將會由各國協力生效。若是沒有這種保證，各國永遠不會有勇氣去解除武裝。 想像一下，假如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政府堅決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對中國的戰爭，否則將遭受全面經濟制裁。你相信會有任何一屆日本政府敢於讓自己的國家走上這條充滿危險的冒險之路嗎？為什麼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呢？為什麼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在為自身的生存擔憂？因為他們都在謀求自己那可憐的眼前利益，而不肯將整個人類社會的福祉和繁榮昌盛放在首位。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就告訴你們，今天人類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於它的道德力量。任何通往歡樂幸福之路，都必須摒棄私利和自我克制。 這種發展的力量從何而來？只能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早年有機會通過學習來強化他們的心志、拓寬他們的視野。因此，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指望你們能盡最大的努力來實現我們未能實現的目標。 論義務兵役制 本文首次出現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這是愛因斯坦對「反戰國際」赫伯特·R.布朗（Herbert Runham Brown，1879—1949）1932年12月10日來信的回覆。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22]。 與其允許德國推行義務兵役制，不如從一開始就讓所有國家取消義務兵役制。除僱傭軍外，任何軍隊都不允許存在，僱傭軍的規模和裝備應該在日內瓦討論決定。對法國而言，相較於被迫允許德國實行義務兵役制，這樣做會更好，可以避免軍事教育給民眾帶來的嚴重心理影響，以及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此外，對於同意將彼此相關的所有爭端交由強制仲裁法庭解決的兩個國家而言，將二者的僱傭軍隊合併成一個具有混合人員的統一組織也會更容易一些。對這兩個國家而言，這將意味著財政問題的緩解與安全感的增加。這樣一個合併的過程可能會向更大的聯合體發展，最終變成一種「國際警察」。隨著國際安全性日益增強，這種力量將逐漸衰落。 「您能與我們的朋友討論一下這個提議嗎？」當然，我完全不堅持非要這項特別的提議。但我認為，非常關鍵的是我們應該主動提出積極的計劃；僅僅是消極應付的政策不太可能帶來任何實際的成功。 和平主義之再檢討 本文是愛因斯坦為了回應活躍的和平主義者布倫特·陶·阿林森（Brent Dow Allinson）在《政體》（Polity）雜誌1934年11月號的文章《愛因斯坦，請為歐洲的和平發聲》（Speak, Einstein, for the Peace of Europe）而寫的，發表在該雜誌1935年1月號上。 文中提到的戴維·戴維斯勳爵（Lord David Davies，1880—1944），是威爾斯自由派政治家和慈善家，「新聯邦協會」（New Commonwealth Society）的創始人，該協會提倡創建國際警察機構來負責執行安全協議。愛因斯坦於1933年春在格拉斯哥同戴維斯會面，隨後兩人很快便聯手合作。 阿林森先生用一種友善的態度將我放在了被告席。對此我很高興，因為它能讓我藉此良機公開地講一些應該講的事情。 阿林森先生的指控簡單概括起來是這樣的：「幾年前你公開號召人們拒絕服兵役。現如今——儘管國際局勢變得出人意料的糟糕和嚴峻——你自己倒沉默起來，也許甚至收回了曾經說過的話。這是因為你的認知還是勇氣，或是兩者都遭到了各種事件的衝擊？如果不是的話，那麼請毫不猶豫地向我們證明你依然屬於勇士的行列。」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堅持的原則是，和平主義問題的真正出路唯有建立超國家的仲裁法庭；該機構不同於當前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是，它本身將掌握能夠執行其決議的手段。簡而言之，是有常設軍事組織的國際法庭，最好是設有警察機關。對於我的這一信念的精彩表述見戴維斯勳爵的《力量》一書 ，我強烈建議每一位深切關注人類這一根本性難題的人都看一看這本書。 從這一基本信念出發，我支持所有在我看來能使人類更加接近上述目標的舉措。直到幾年前，勇敢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拒絕參軍的做法就曾是這樣一種舉措；但是這種做法——尤其是在歐洲——已不再是一種值得推薦的手段了。當大國基本都有同樣民主的政府，並且都不以軍事侵略作為未來計劃的基礎，這時相當數量的公民拒絕服兵役的行為，確實有可能促使這些大國政府支持國際法律的仲裁。此外，這種抗拒有利於將公眾輿論導向真正的和平主義。民眾開始認為，國家向公民施壓，要求他們履行軍事義務的做法，不僅從倫理層面是不道德的，還是一種壓迫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抗拒確實對最高利益起到了推動作用。 然而，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強勢的政府禁止其公民自由發表政治言論，並且還通過有計劃地散布虛假消息來誤導本國國民。同時，這些國家還建立了覆蓋全體人口的軍事組織，對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都構成了威脅。這些虛假消息通過言論受管制的媒體、集中控制的廣播系統，以及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主導的學校教育進行傳播。在符合上述情形的國家，拒絕服兵役意味著這部分有膽量反對的人會面臨犧牲與死亡。在那些國民還存有部分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拒絕服兵役意味著文明世界理性尚存的部分所具有的抵抗力也遭到削弱。 正因如此，任何明智的人今天都不會贊成拒絕服兵役的做法，至少在當前危機四伏的歐洲是這樣。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不認為消極抵抗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便是採用最英勇的方式。雖然最終的目標仍然一致，但不同的時機，需要採取不同的手段。 因此，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在當下必須尋找一個與先前較為和平的時期不同的行動方案。他必須朝這樣的目標努力：讓那些支持和平進程的國家儘可能地團結在一起，抑制那些建立在強取豪奪基礎上的國家中的政治投機分子，降低他們實現戰爭計劃的可能性。我腦海中想到的，首先是美國和大英帝國方面要採取深思熟慮、堅持不懈和步調一致的行動，如果有可能的話，也要將法國和蘇聯 聯合在一起。 或許當前的危機能有助於恢復友好邦交，並由此帶來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案。這或許將成為眼下灰暗局面的希望一面，而此時持續穩定的行動將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公眾輿論朝正確方向發展。 《力量》（Force），Lord Davies, London, Ernst Benn, Ltd., 1934。——編譯者注 原文此處為「俄國」，按文章發表日期，改成「蘇聯」。——編譯者注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31年底或1932年初寫給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封私人信件，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1927年弗洛伊德訪問柏林時，愛因斯坦曾經與他見過一面。最初，愛因斯坦雖然對弗洛伊德的學說有所懷疑，但相比卡爾·榮格（Carl Jung，1875—1961），他「更偏向於弗洛伊德」。「我並不信奉他，但是我很喜歡他簡明的風格和獨創性的想法，雖然這些想法過於誇張。」後來，他與弗洛伊德通信，就戰爭的根源交換意見。弗洛伊德對戰爭的心理根源的深入思考讓愛因斯坦有找到知音的感覺。和弗洛伊德一樣，他把戰爭看成是一種野蠻的人類活動，源於動物界的侵略本性。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十分敬佩您探求真相的熱情，這份熱情在您的思想中已超過一切。您以無法抗拒的清晰性表明，人類心理中的侵略和破壞本能，與愛的本能和生命的欲望有著怎樣密不可分的關係。與此同時，您令人信服的論證也表明，您從心底獻身於讓人的身心都從戰爭的惡魔中解放出來的偉大目標。這是所有那些被尊為道德與精神領袖的人共同懷有的殷切希望，從耶穌到歌德與康德，他們受到的尊重都超越了自身時代與國家的限制。雖然他們未能如願改變人類事務的進程，但卻是公認的領袖，這一點難道不意味深長嗎？ 我相信，那些由於自身的成就而被公認為群體的領袖，即便是小團體的領袖，都擁有共同的理想。但是，他們對政治事件的進程都沒有什麼影響。而人類活動中決定國家命運的最重要環節幾乎無一例外地全都掌握在那些肆無忌憚的和不負責任的政治統治者手裡。 政治領袖或者政府獲取權力的途徑要麼是動用暴力，要麼是由群眾選舉產生。他們不能被視作一個國家在道德或智力方面的優秀代表。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對世界的歷史進程不產生任何直接影響；正是因為被分割成許多派別，知識分子成員之間無法合作以解決當今世界的問題。如果有一些人，他們先前的工作和成就保證了其能力和正直的品格，由他們自由聯合起來，您難道不認為這可以帶來一些改變嗎？這樣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團體，需要其成員通過經常交換意見來維持相互的聯繫，如果這一團體的態度得到其成員簽名同意，隨後通過媒體公布，也許在政治問題的解決方面能夠取得有效且有益的道德影響力。當然，這樣一個團體可能會染上讓學術團體墮落的通病；不幸的是，鑒於人性的不完美，這種墮落的危險永遠存在。但是，儘管有這些危險，難道我們不應該冒著這些危險至少試著組成這樣的團體嗎？對我來說，這完全是迫在眉睫的責任。 一旦我所說的這種知識分子團體能夠建立起來，就必須不斷努力，設法動員宗教組織來一同反對戰爭。它會給許多因痛苦的順從，其善意不再發揮作用的人提供道義上的支持。我也相信，由那些因個人成就而受到敬仰的人所組成的這樣一個團體，將會為國際聯盟中那些積極支持該機構偉大目標的力量，提供重要的道德支持。 這些意見，除了您，我沒跟別人說過，這是因為您不會像其他人一樣，讓自己的現實感被一廂情願的想法蒙蔽，而且您還兼具真誠、責任心以及批判性思維的品質。 致和平之友的三封信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一 我聽說，從您偉大的靈魂出發，出於對人類及其命運的關心，您正在默默做著了不起的事情。雖然用自己眼睛觀察和用自己內心感受的人已經不多了，但正是這少數人才有力量決定人類是否會陷入困境，而此困境竟被現今受蠱惑的民眾視為理想的目標。 希望人們儘早看到，為了他們的民族自決，他們得犧牲多少才能擺脫人類的自相殘殺！人類良知與國際精神的力量已被證明太過脆弱。目前，這種力量是如此弱小，以至於能容忍與危害人類文明的最糟糕的敵人進行妥協。這種妥協實際上是對人類的犯罪，儘管它是以政治智慧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我們不能對人類感到絕望，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人。令人欣慰的是，世界上還有如您這般正直且活躍於人類事務的人存在。 二 我必須坦白承認，一個在和平時期仍計劃徵兵的國家，弄出一份像擺在我面前這樣的和平宣言，在我看來，是毫無價值的。人們必須竭力爭取的是全面廢除普遍兵役制度。法國人為1918年的勝利付出了多麼昂貴的代價！這場勝利應該為之後興起的各類最卑劣的奴役行為負責。 願您在這場鬥爭中堅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普遍兵役制在德國保守派和軍國主義者當中有強大的盟友。如果法國堅守普遍兵役制，就無法阻止德國有樣學樣，也引進這種制度。因為德國人對平等權利的要求最終會占上風，到那時候，在德國軍隊服役的人數將是法國的兩倍，而這顯然不符合法國的利益。 只有在廢除普遍兵役制方面取得成功，我們才有可能培養年輕人的和解精神，才能做到快樂生活以及對萬物生靈的愛。 我相信，如果出於良知，有五萬人同時拒絕服兵役，其勢力將不可阻擋。在這裡，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們也不希望看到我們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是通過機器而毀壞的，因為這些機器背後存在著三種巨大的力量：愚蠢、恐懼和貪婪。 三 您在來信中討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事實上，軍火工業是對人類最大的威脅之一。這是隱藏於泛濫成災的民族主義情緒背後的邪惡力量…… 也許通過國有化能得到一定的收穫。但是，要準確界定哪些工業應包括其中是相當困難的。飛機製造業算嗎？冶金工業與化學工業又有多少能算呢？ 至於軍火業和戰爭原料出口，國際聯盟多年來一直試圖控制這一卑鄙的交易，但眾所周知，收效甚微。去年，我問一位美國知名外交官，為何不使用貿易抵制的辦法，迫使日本被迫放棄武力政策。他的回答是：「我們兩國之間的商業利益實在太強大了。」一個能接受這種話的人，還有救嗎？ 您難道相信，我說一句話便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嗎？這不過是幻想而已！只要我沒有擋著他們的道，他們就會說我的好話，而一旦我致力於解決的問題與他們的目標背道而馳，他們會立即採取侮辱和誹謗的手段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對此，旁觀者大多怯懦地作壁上觀。您是否曾經考驗過您的同胞剛正不阿的勇氣？大家默認的信條是：別管它，別討論它！請您放心，我會按照您的意思盡力而為，但沒有事情會像您想像的那樣馬上有成效。 積極的和平主義 本文是愛因斯坦為1931年8月23日在比利時迪克斯梅德（Diksmuide）舉行的和平示威集會而寫的講稿，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57]。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親眼見證了佛蘭德人 組織的偉大的和平示威遊行。我覺得有必要代表所有關心未來、有良好願望的人向參與此事的人發出呼籲：在這樣一個反省和良心覺醒的時刻，我們強烈地感到與你們同在。 我們絕不能隱瞞下列事實：如果不進行艱苦的鬥爭，就不可能改善目前令人沮喪的局面；因為那些真正下定決心要去做些事情的人與大部分冷淡和被誤導的人相比真是屈指可數。而且希望戰爭機器繼續運作的那部分人的勢力龐大，他們會不擇手段地讓公眾的意見屈服於他們蓄意殺人的目的。 當今執掌政權的政治家看來似乎真的是想爭取永久鞏固的和平目標。但是無休止的軍備擴張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們無法戰勝那些正在為戰爭做準備的敵對勢力。在我看來，人民只能靠自身才能獲救。如果他們想要避免被服務戰爭奴役，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徹底解除武裝。只要軍隊繼續存在，任何嚴重的衝突都會導致戰爭。一種不能積極反對國家軍備的和平主義，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是軟弱無力的。 但願各國人民的良知和常識能被喚醒，讓不同國家的共存狀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那時的人們會將戰爭看作是他們祖先不可理解的精神失常。 佛蘭德人指的是比利時西部講荷蘭語的族群。——編譯者注 辭職信——致國際聯盟副秘書長 阿爾伯特·杜福爾—弗倫斯（Albert Dufour-Féronce，1868—1945），生於倫敦，是瑞士將軍亨利·杜福爾（Henry Dufour）的孫子，1918年起在德國外交部工作，1920年被任命為德國駐倫敦大使館參贊。自1927年以來，他成為國際聯盟第一個來自德國的副秘書長，負責智力合作部門。 正如卡爾·澤利希（Carl Seelig）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與瑞士》（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一書中披露的，愛因斯坦在1923年12月25日寫給瑪麗·居里的信中表明，當時的國際聯盟打著客觀公正的旗幟，實際上成為獲勝的強權政治的工具，因而他在1923年宣布退出國際聯盟下的智力合作委員會。但是，當意識到這一決定對德國沙文主義者有利，而對國際聯盟的理想有害時，愛因斯坦又於1924年重新加入了這個委員會。 這封寫於1923年，給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的辭職信，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令人尊敬的杜福爾—弗倫斯先生： 您的來信我一定會回復的，否則您可能會對我的態度產生錯誤的看法。我決心不再前往日內瓦的原因如下：很遺憾，經驗告訴我，總體而言，委員會並不是真正下決心去促進國際關係在任何方面的實質性改進。在我看來，它更像是「做些表面功夫」（ut aliquid fieri videatur）這一原則的具體化身。對我而言，委員會在這個方面做得比整個國際聯盟更加糟糕。 正因為我渴望盡我之力，為建立一個高於國家的國際仲裁與調節機構而努力，我非常珍愛這個目標，因此不得不離開委員會。 委員會允許通過在每個國家建立一個國家委員會，成為該國知識分子與委員會之間唯一的溝通橋樑，從而成為鎮壓各國的文化少數群體的幫凶。因此，當各國少數群體反抗文化壓迫時，委員會的做法是有意放棄了給予他們道德支持的職能。 此外，委員會在與不同國家的教育中出現的沙文主義以及軍國主義趨勢進行鬥爭這一問題上，表現得如此漠不關心，使人們在這個如此重要的問題上，無法希望委員會做出真正的努力。 對於那些毫無保留地投入維護國際秩序與反軍國體制的工作中的個人與組織，委員會自始至終都無法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委員會從來沒有試圖抵制對某些成員的任命，雖然明知這些人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傾向。 我無意通過與您進一步爭辯來煩擾您，因為您會從我的字裡行間充分理解我的決心。我並不想做檢察官，而僅僅想表達我的立場。您應該清楚，如果我還抱有任何希望，都不會這樣行動的。 論裁軍問題 本文是愛因斯坦1932年2月1日在美國帕薩迪納由洛杉磯國際關係大學主辦的會議上發表的講話。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82]。列印稿用的是帶有加州理工學院信頭的信箋，發表在洛杉磯國際關係大學出版的季刊《世界事務解釋者》（World Affairs Interpreter）1932年夏季號中。 在《凡爾賽和約》中，裁軍問題是未來歐洲集體安全布局的核心。來自50多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1932年春在日內瓦召開的期待已久的裁軍會議。儘管裁軍有強大的民意支持，但會議沒有達成任何有意義的協定。愛因斯坦對此十分不滿，提出了強烈抗議，堅持不懈地與他後來稱之為軍國主義心態的那種東西做鬥爭。「人們不會逐步裁軍，他們要麼一下子解除武裝，要麼就乾脆不干。」 裁軍計劃要獲得成功，其最大障礙在於，人民通常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艱巨性。大多數目標都是通過漸進式的步驟實現的，想想民主製取代君主專制（所花費的時間）！然而我們現在關心的目標卻是不可能一步一步慢慢實現的。 只要還存有戰爭的可能，各個國家為了贏得接下來的戰爭，便會做好儘可能充分的軍事準備。此外，為了讓民眾做好應戰的準備，就免不了以好戰的傳統教育青少年，培養狹隘的民族虛榮心，並且發揚好戰的精神。「武裝起來」意味著為戰爭，而非為和平做準備。因此，人們不會逐步裁軍；他們要麼一下子解除武裝，要麼就乾脆不干。 要實現不同國家共同生活中如此深刻的變化，需要做出強有力的道德努力，有意識地拋棄那些根深蒂固的傳統。如果沒有做好準備，願意在發生衝突時讓國際仲裁法庭來決定各國的命運，並且毫無保留地簽訂這類條約，就不是真正下定決心避免戰爭。答案只有一個：要麼一下子做到，要麼乾脆啥也不做。 不可否認的是，之前為確保和平的種種嘗試都因為尋求不充分的妥協而失敗了。 裁軍和安全只有相互結合才能共同實現。只有所有國家履行義務，執行國際機構做出的決定，安全才能獲得保障。 因此，我們現在正處於十字路口：是尋求通向和平的道路還是繼續走殘暴的武力這條與我們的文明不配的老路子，一切都掌握在我們手中。一方面，個人自由和社區的安全在召喚著我們；另一方面，個人的奴役和對我們文明的毀滅也在威脅著我們。我們的命運如何，將取決於我們如何行動。 論1932年的裁軍會議 本文第一部分首次發表於1931年11月22日《紐約時報》，第二部分首次發表於1931年9月23日紐約出版的《國家》（The Nation）周刊133卷，第300頁。 作為激進和平主義的倡導者，愛因斯坦決心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戰，這一新秩序拒絕將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由於全球陷入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興起，他強烈地感覺到，1932年2月即將在日內瓦召開的裁軍大會是阻止另一場世界大戰的最後機會。在大會召開的幾個月前，匈牙利出生的出版家、作家伊姆雷·雷韋斯（Imre Revesz，後改名為Emery Reves，1904—1981）找到愛因斯坦，讓他再次分析參加裁軍會議的各方面臨的問題。受會議召開前正在進行的雙邊會談的鼓舞，愛因斯坦看到了大會的一線希望，但只有談判桌前的政治家們有決心貫徹全面裁軍的決議，希望才有可能實現。與此同時，愛因斯坦強調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旨在克服已經根深蒂固的美化軍旅生活的傳統。愛因斯坦重申，要想實現國際安全，其必要條件是所有國家都同意對他們的主權加以限制，並且遵守國際仲裁法庭的決議。與此同時，他指出義務兵役制是「白種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正如他所說，「僅就限制軍備達成協議不能提供保障。強制仲裁必須有其可支配的行政權力，這些成員國能夠介入，並對擾亂和平者採取經濟和軍事制裁。義務兵役制是滋養不健康的民族主義的主要根源，必須加以反抗；特別是，拒絕服兵役者必須受到國際條約的保護」。 一 我可以從一個政治信條開始談嗎？它是這樣的：國家是為了人民設立的，而人民不是為了國家而存在的。這個對國家的信條也可以用在科學上。凡是那些將人格視為人類的最高價值的人都主張這種古老的說法。若不是因為它們時常有被遺忘的危險，尤其是在如今這個組織化和定型化的時代，我是不太願意再次提起的。我認為，國家最重要的職責就在於保護個人，並為他成為創造性的人提供機會。 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人，而非我們是國家的奴隸。當國家強迫我們服兵役時，尤其是當這種奴役服務的目標和結果是殺害其他國家的人或是干涉他們的自由發展時，它就違背了這項原則。唯有促進個人的自由發展時，我們才會為國家做出這種犧牲。這些話對於每個美國人而言可能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對每個歐洲人來說卻不是這樣的。因此，我們可以希望美國人能大力支持反戰鬥爭。 現在說說裁軍會議。當人們想到它時，是該笑、該哭還是該有所期待呢？想像一座城市裡居住的都是脾氣暴躁、不誠實而且愛好爭吵的市民。生命時刻遭受著嚴重的威脅，這使得任何健康的發展都變得不可能。市議會非常想補救這糟糕的局面，然而所有議員和剩下的市民堅持要繼續腰上挎刀。歷經數年準備之後，市議會決定就下列議題進行辯論：市民出門時，腰上挎著的刀該有多長和多鋒利？只要狡猾的市民不藉助法律、法院或者警察的方式禁止攜帶匕首，事情就不會有任何不同。對於允許使用匕首的長度和鋒利度的規定只會讓那些最強壯、最狂暴的人受益，而弱者只能聽任擺布。你們應該完全明白這個比較的寓意了。的確，我們有一個國際聯盟和一個仲裁法庭。但是國際聯盟不過是個聚會場所，仲裁法庭也無法使它的裁決生效。這些機構對任何國家遭遇的攻擊都無法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您記住這一點，那麼對於法國的態度，即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拒絕解除武裝，就不會像通常那樣苛刻了。 除非所有國家都一致同意限制自己國家的主權，並聯合抵制任何公然對抗或秘密違反仲裁法庭裁決的國家，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擺脫目前這種普遍混亂和恐怖的狀態。沒有什麼竅門能讓各個國家既保持無限制的獨立主權，同時又享有不受侵略的安全保障。難道還需要更多的災難才能使各國負責任地執行國際法庭做出的每項裁決嗎？迄今為止的事態發展讓我們很難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情形將變得更好。但是每一個關心文明和正義的人，都必須盡其所能讓他的同胞相信，所有國家都有必要承擔這種國際義務。 有人會反對這個主張，認為它高估了組織機構的效能而忽視了精神層面尤其是道德層面的因素。這不是沒有一點兒道理的。有人堅決認為精神上的裁軍必須先於物質上的裁軍。他們進一步正確地指出，實現國際秩序的最大障礙在於民族主義，這是一個被誇大到扭曲程度，並貼上了「愛國主義」這個讓人同情卻又被濫用了的名字。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這個虛假偶像到處攝取著可怕致命的邪惡力量。為了判定這一異議是否具有價值，我們必須意識到[外在]組織機構和[內在]精神狀態是相互依賴的。不僅僅是組織依賴傳統的情感態度作為自己的起源和繼續存在的基礎，現存的組織也反過來對各民族的感情態度施以強大的影響。 在我看來，目前無處不在的民族主義之所以在各地如此致命地高速發展，都與義務兵役制——或者美其名曰「國民軍」——密切相關。一個國家要求它的公民服兵役，就必須對其進行民族主義精神的培養，從而為他們的軍事用途奠定心理基礎。除了讚美宗教外，國家在學校的青少年面前美化它的暴力工具！ 因此，在我看來，義務兵役制的實行是白種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這種退化引起了對我們文化的延續，甚至是我們的存在的嚴重懷疑。這項詛咒與偉大的社會福祉一道開始於法國大革命，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席捲了所有其他國家。 因此，凡是希望培養國際精神、反抗沙文主義的人都挺身而出，反對義務兵役制。難道對於公眾而言，與前幾個世紀裡那些宗教殉道者遭受的迫害相比，如今社會對於這些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所進行的殘酷迫害要更光彩一點兒嗎？人們能像《凱洛格公約》 那樣，一方面譴責戰爭，同時又將不受保護的個人交由各個國家的戰爭機器嗎？ 如果在裁軍會議上，人們不僅局限於討論組織層面的技術問題，而且從教育動機的立場直接解決心理問題，我們必須在國際法上設法給予個人以合法機會，使他拒絕服兵役。這樣的舉措無疑會產生巨大的道德影響。 簡短地總結一下我的觀點：僅就限制軍備達成協議不能提供保障。強制仲裁必須有它可支配的行政權力，這些成員國能夠介入，並對擾亂和平者採取經濟和軍事制裁。義務兵役制是滋養不健康的民族主義的主要根源，必須加以反抗；特別是，拒絕服兵役者必須受到國際條約的保護。 二 如果社會制度的發展能夠跟上其技術進步，過去的一百年間由人類充滿創造力的天才所給予我們的東西，本可以令人類的生活幸福無憂。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來之不易的成果，就像三歲小孩使用剃刀一樣。獲得絕妙的生產手段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憂慮與飢餓。 最糟糕的是，技術的進步製造出了能用來摧毀人的生命以及珍貴的勞動成果的工具。我們老一輩的人經歷過世界大戰 的恐懼。但是對我來說，比這種破壞更可怕的是個人被戰爭捲入無謂的奴役狀態。受到團體的脅迫去犯下每個人都認為最卑劣的罪行，這難道不可怕嗎？只有少數人能有偉大的品德與之抗爭，他們在我的眼中是世界大戰中真正的英雄。 但還存有一線希望。在我看來，當前各國負責的領導人基本上還是懷有真誠的意願想要取消戰爭。毫無疑問，這種屬於必要的進展，其反對力量在於各民族不幸的傳統。這種傳統像遺傳病一樣，由於我們有問題的教育機制而被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當然，對這一傳統主要的支持是軍事訓練和對它的美化，同樣重要的還有相關媒體的作用，這些媒體太過依賴於軍隊和大企業。沒有裁軍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反之，如果軍備在現在這種規模的基礎之上繼續增長，必將引發新的災禍。 因此，1932年裁軍會議將對我們當代和下一代的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只要人們考慮到迄今為止的會議取得的少得可憐的成果，就會清楚地意識到，所有有思想且負責任的人都應盡全力反覆向公眾宣講1932年會議的至關重要性。只有當他們在各自的國家絕大多數的人有想要和平的意願，來推動政治家們，他們才能達成重要的目標。每個人都有責任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創造支持裁軍的公眾輿論。 如果代表們帶著確定好的指令和目標來到日內瓦，企圖通過達成這些指令和目標來為國爭光，會議篤定失敗。大家似乎都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們最近見到了很多雙邊會談，任何兩個國家的政治家在其中藉機商討裁軍問題，從而為會議鋪路。在我看來，這樣的程序非常好，因為兩個人或兩個團體，在沒有需要顧忌的第三方傾聽的情況下，通常都會以最理智、最值得尊敬、最冷靜的方式行事。假使會議能以這種提前協商的方式做好周密準備以防意外發生，假使事先能以真誠的善意成功營造出彼此信賴的氛圍，我們就能期待這場至關重要的會議取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在這種大事上取得成功靠的不是機靈，也不是精明，而是誠實和信任。我想說，謝天謝地，道德不能由才智取代。 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每個人，不能僅僅等待和評論，而必須盡其所能為這一偉大事業做出貢獻。因為全人類的命運，是全人類自己贏得的。 《凱洛格條約》（Kellogg Pact），又稱《凱洛格—白里安條約》（Kellogg–Briand Pact），或《巴黎公約》（Pact of Paris），全稱為《關於放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於1927年由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Frank B. Kellogg，1856—1937）和法國外交部部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共同發起，1928年8月27日由美國、德國、法國以及其他很多國家共同簽署的一項國際協定，簽署國承諾不使用戰爭來解決「任何爭端」。凱洛格為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凱洛格—白里安條約》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沒有達到其所有目標。它並沒有結束戰爭，也沒有阻止軍國主義的興起，並且無法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維持國際和平。該協議因其道德主義和合法性以及對外交政策缺乏影響而被嘲笑。——編譯者注 這裡指的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譯者注 美國與1932年的裁軍大會 按照《愛因斯坦論和平》編者的說法，這篇文章有可能是出於愛因斯坦1932年1月在美國加州一所貴格會所辦的惠蒂爾學院（Whittier College）的演講。愛因斯坦直截了當地宣稱，只有「每個國家為了支持國際機構」而放棄「一部分主權」才能成功地終止戰爭。他在「二戰」後開始強烈呼籲建立「世界政府」，也主張各個國家應該「放棄部分主權」。 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52］。寫作日期：1931年6月16日。 今天的美國人正忙著關心他們自己國家經濟狀況所引發的問題。他們負責任的領導人主要致力於解決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與平常時期相比，美國人現在更少意識到自己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尤其是同歐洲發源國之間的命運休戚相關，這種意識比平常時期更弱化。 但是，自由放任的經濟力量本身，不會自發地克服這些困難，需要靠社會的調控措施對人類的勞動力與消費品進行合理的分配。如果不這麼做，即便是最富有的國家的人民，也會受到扼制。事實上，由於技術手段的進步，使得需要用來供應每個人需求的工作量變少，因而自由放任的經濟力量再也無法創造出一種狀態，讓所有可用的勞動力都能找到就業機會。為了使技術進步成果惠及所有人，有目的的調控和組織行為變得越來越有必要。 如果沒有系統的調節監管，經濟狀況尚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那麼在處理國際政治問題時，這種有計劃的監管調節就更是不可或缺。今天我們中很少有人依然堅持認為，以戰爭形式發生的暴力行為是有利的，或者不失為人類的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手段。然而，對於戰爭這一早該被淘汰的蠻荒時代殘忍而卑劣的遺蹟殘留，我們的態度還不夠堅持一致，沒有盡全力採取可能的措施來阻止它的發生。對此，我們需要有一些反思的能力去看清問題，還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在實質上堅決地推進這一偉大事業。 任何真正想廢除戰爭的人必須堅定地宣布，他贊成自己的祖國為了支持國際機構而放棄一部分主權：如果發生爭端，他必須準備好讓他的祖國接受國際法庭的仲裁。他必須以絕不妥協的姿態支持《凡爾賽條約》中設想的那種全面裁軍；除非軍國主義和侵略性愛國主義的教育能被徹底消除，否則我們沒有任何進步的希望。 主要的文明國家蒙受的最大恥辱，就是迄今為止所有裁軍會議都以失敗告終。這一失敗不僅僅是因為野心勃勃和肆無忌憚的政客的陰謀詭計，還因為所有國家公眾的漠然與懈怠。如果這樣的局面得不到改變，我們將毀掉前人取得的所有真正有價值的成就。 我相信，美國人民還沒有很好地意識到在這一問題上他們所肩負的責任。 他們肯定在想：「如果歐洲因自己住民的爭吵和罪惡而毀滅，那就任由她墮落吧！在歐洲的不毛之地上，我們的威爾遜總統善意的種子長不出好苗。我們強大而安全，不用忙著捲入別人的事情里。」 這種態度既不夠高尚，也缺乏遠見。對於歐洲的困境，美國負有部分責任。由於美國無情地提出迫切的要求，歐洲經濟及道德水平加速下降；美國幫助歐洲巴爾幹化（分裂成若干小國），因而對政治道德的崩潰和因絕望而滋長的復仇情緒同樣負有責任。這種情緒將來也不會止步於美國門口——我幾乎想說的是，這種情緒過去就沒有止步於美國的門口，現在也不會。看看周圍吧，提高警惕！ 事實可以簡要地概括成：裁軍會議是保護文明人類所創造的精華的最後時機，這對於你們和我們來說都是一樣。而且，美國作為我們中最強大和相對最健全的一員，所有的目光和期待都聚焦於你們。 論仲裁法庭 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原文寫於1933年夏天，草稿寫在印有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Oxford）的信箋上。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49]。 唯一在短時期內推動全面裁軍的可能途徑，與每一個國家都獲得的安全保證聯繫在一起，而這樣的安全保證建立在一個永久獨立於政府的常設仲裁法庭基礎之上。 所有國家無條件承擔義務，不僅要接受，而且要執行仲裁法庭做出的判決。 建議分區設立仲裁法庭：負責歐洲與非洲、美洲和亞洲，可將大洋洲分配到其中的一個區。超出上述任何一個區域仲裁法庭之外的問題，應由聯合仲裁法庭解決。 科學中的國際關係 愛因斯坦曾多次就科學中的國際關係發表看法。這篇文章寫於1921年4月2日至8月10日之間，可以和《科學的國際性》一文結合起來閱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77—090]。 ……在國家和社會階層之間紛爭不斷的這個不安時代，一個人類最珍貴的事物似乎受到威脅，這就是科學的國際性。個別國家的學術機構已被民族主義的激情裹挾，快趕上政治鬥爭中的政治團體了；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使命是培育和保護超然於所有人間政治鬥爭之上的事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年輕一代中喚醒對科學真理的強烈愛好和抱負，使得由此產生的更純潔的氛圍逐漸淹沒給我們這一代人帶來諸多不幸的沉悶情緒…… 科學的國際性 「一戰」結束後，德法兩國之間瀰漫著相互仇恨的情緒。德國政治家海因里希·施特勒貝爾（Heinrich Ströbel，1869—1944）請求愛因斯坦為一本倡導和平主義的手冊寫稿，計劃的題目是《即將誕生的世界機構——國際關係小手冊》（Die werdende Welteinheit. Kleines Hand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由哈里·凱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1868—1937）和施特勒貝爾共同編輯。愛因斯坦接受邀請寫了這篇文章，但此書似乎並未出版。 施特勒貝爾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德國人權聯盟（Deutsche Liga für Menschenrechte）領導人之一。1922年，德國人權聯盟與法國的對應組織一起發表了一份呼籲書，要求兩國聲明放棄民族主義，實現和解。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戰爭期間，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達到頂峰時，埃米爾·費歇爾 在［普魯士］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說了一句名言：「先生們，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的。這一點你們是無法改變的。」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始終都知道這一點並對此有強烈的感受，即便在政治紛擾的時代，他們被心胸狹隘的同事孤立時，也堅持如此。在上次戰爭期間，各邊陣營選出的代表大多背棄了他們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 被解散了。以前召開的和今後還將召開的學術會議，都不允許有來自過去敵對國家的學者參會。 愈演愈烈的政治考慮，使得純粹的客觀性無法占據優勢，而沒有客觀性，我們偉大的目標終將化為泡影。 不為當前情緒所惑的正直的人，能做些什麼挽回這種損失呢？在大多數知識分子仍舊如此激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籌劃出一場真正大格局的國際大會的。另外，對於恢復國際科學工作者協會存在的心理牴觸情緒仍過於強大，只靠少數高瞻遠矚的有識人士，一時還無法將其戰勝。這些有識之士在推動恢復國際組織的重大任務上，可以與世界範圍內的志同道合者保持密切聯繫，堅定不渝地在各自領域裡捍衛國際主義事業。大規模的成功需要時間，但毫無疑問，它一定會到來。我不能錯過這次表達感謝的機會，尤其是對眾多的英國同事，在這段艱苦歲月里，他們始終表現出對保衛知識分子的國際組織的強烈意願。 無論在什麼地方，官方乾巴巴的聲明都不如比個人充滿情感的態度好。善意的人應該記住這句話，不讓自己被激怒或是被誤導：元老院議員大都彬彬有禮，元老院卻無惡不作。 我對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進展抱有極大的期望。與其說它是建立在對科學家的智力和崇高品德的信心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迫切壓力之上。因為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家，甚至哪怕是保守的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也別無選擇，不得不去支持建立一個國際性組織。 費歇爾（Emil Fischer，1852—1919），德國化學家。1915年，為了報復法蘭西科學院逐出德國人，某些德國科學家提出將法國通訊院士從普魯士科學院除名。這一提議遭到了費歇爾的反對。——編譯者注 國際科學院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於1899年10月在德國威斯巴登創建。到1914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實際解散為止，已有24個科學院加入。——編譯者注 比如，1920年9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共有來自27個國家的200位數學家與會，但前同盟國的成員被排除在外。——編譯者注 原文為拉丁文：senatores bani viri, serzatus autem bestia。——編譯者注 論少數族群 本文首次發表於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機關報《危機》（The Crisis）月刊，1932年2月號（39卷，45頁），由著名的非洲裔美國歷史學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1868—1963）編輯。1932年1月29日的《紐約時報》也刊登了這封信。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208]。這裡譯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這似乎是個普遍的事實：少數族群——尤其是通過外貌特徵即可辨認者——被一起生活中的多數民族看作劣等族群。造成這種悲劇命運的原因，不僅在於這些少數族群在社會以及經濟事務上自然處於劣勢，而且事實上，也在於大多數受害者無形之中受到了多數族群的影響，不知不覺地屈服於這種偏見並視他們的同類為劣等人。上述第二種不幸，也是最大的不幸，可以通過少數族群內部更加密切的團結和有意識的教育得以克服，這樣，少數族群便能達到精神上的解放。 美國黑人在這個方向上所做的不懈努力，是值得大家充分認可和支持的。 德國與法國 1929年10月，德國外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逝世，天主教中央黨領袖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就任總理。1930年12月，布呂寧告訴美國大使：「與法國達成全面的諒解，對全世界的政治穩定來說是真正有決定性的目標。」1931年10月3日，愛因斯坦給布呂寧寫了這封信，簡要概述了一個全面而深遠的計劃，遠遠超出了緩解當前法國與德國間緊張局勢的問題。據推測，布呂寧很可能知道信的內容，因為愛因斯坦得到了總理辦公室的保證，說會將信轉交給布呂寧。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62]。 只有當法國對免於受到軍事攻擊的安全需求得到滿足後，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才能實現。但如果由法國提出這樣的要求，勢必被德國視為挑釁。 然而，似乎可以採取如下方式：讓德國政府主動向法國提議，他們聯合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請，建議所有成員國都應該遵守如下承諾： 1.服從國際仲裁法庭做出的各項決議。 2.協同國際聯盟其他所有會員國，運用所有經濟和軍事力量，共同對抗任何破壞和平或抵制為世界和平利益而做出的國際判決的國家。 德國文明的危險 本文於1922年9月11日提交，1922年10月6日發表於《新領袖》（The New Leader）1（1922）。 提問 親愛的愛因斯坦教授： 我認為在德國人民經歷的這一可怕的生存危機之中，您的公開信可能會產生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使得公眾輿論加速回歸理性。 我覺得英國讀者特別感興趣的問題可以簡述如下： 1.停戰以來的貧困化，對各個大學的影響如何？ 2.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所下降？ 3. 在新的局勢下，工人們的實際收入和健康情況是否受到影響？ 4. 在德國發生的眾多政治謀殺案是否與貧困有關？ 5. 協約國的政策是否加劇了魏瑪共和國內部的困難？ 6. 您是否也和很多人一樣，擔心德國馬克突然穩定的後果？ 7. 科學研究者的經驗能否帶來希望，構建一個以社會服務而不是以索取為基礎的社會？ 我相信自己可以代表《新領袖》的讀者們這樣說，如果您能夠寬宏地抽出時間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將會非常感激。 布雷斯福德 回答 親愛的布雷斯福德先生： 感謝您滿懷善意地向我提出關於德國經濟狀況的幾個問題。您告訴我說您希望讓英國公眾了解關於時事的客觀表述，以期有助於回歸健康的政治關係。我感謝您提問背後的信任，並努力保證只講自己完全相信和確定的事實。下面就逐一進行回答。 1. 由於戰爭還有《凡爾賽和約》引發的局勢，學者和教師的實際工資一直在降低。目前最多只有以前的20%，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還遠遠不如。對於沒有固定職位的腦力工作者，這個估計還是太高了。營養不良在腦力工作者和學生中非常普遍，另外書籍的費用已經變得如此難以承受，對精神生活和下一代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科學與藝術活動的生存，尤其是戲劇和期刊，愈發受到威脅，有些已經消失。獨立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為生存而進行絕望的掙扎。這樣的狀況，尤其是對個人物質生存基礎的持續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導致公眾對專業工作和精神成果的需求明顯降低。我堅信，如果現狀繼續下去，或者甚至進一步惡化，所謂中產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將會陷入底層。而中產階級一直是我們精神傳統的主要創造者和保存者。 2. 顯然，在困難時候，維持當前經濟活動所必需的工作相對來說報酬最好，而那些僅僅是為了經濟活動的繼續發展而展開的工作，甚至是純文化目的的工作，在目前情況下就會受到嚴重的不利影響。幾乎所有的腦力工作都屬於後者。一位同事有一次告訴我，現在的科學會議比以前少多了，因為與會者買不起火車票。絕大部分學生都需要依靠工作收入，學習成了第二職業。至於教師，我前面提到的腦力工作者的一般情況對他們也適用。 3. 我知道現在普遍抱怨體力和腦力工作者的產出效率下降，但是不能肯定其原因有多少是營養不良，是對食物來源的擔心，或是純心理因素。毫無疑問，部分地由於過高的不斷增加的賦稅負擔，人們覺得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為將來做準備，因此幹勁衰竭。 4. 很多政治謀殺的兇手，確實都在目前狀況下失去了謀生手段；但是我不想說，糟糕的經濟狀況，是可悲的政治道德的下滑背後的唯一原因。毫無疑問，舊體制支持者在政治上的不寬容也部分地和傳統有關。 5. 必須承認，協約國的政策極大地加劇了共和國政府的困難，尤其是對整體國民的不斷羞辱，動搖了政府的威信。另外，這裡的每個人都明白，強加在國家身上的賠款額，以現在的數目，無論怎樣努力，根本無法實現。所有這些都使我們相信，想用合理的方式，通過努力擺脫目前的困境，是沒有希望的。這使得我們的經濟活動陷入癱瘓，迫使人們逃稅，把資本轉到國外。 6. 也許我們要承認，馬克的穩定可能會帶來某些暫時的困難，但毫無疑問的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儘早穩定馬克，否則無法提供穩定的經濟條件。德國政治家和專業人士參與國際經濟關係的諮詢當然是有利的，如果不是必需的話。 7. 對於您的最後一個問題，我只能作為外行人非常謹慎地進行回答。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自己覺得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和對匱乏的恐懼是取得工作效益不可缺少的動機。我的觀點是，社會可以減輕個人的經濟鬥爭，但是不能取消它。 我希望自己正確理解並回答了您的問題。 您永遠忠誠的， A.愛因斯坦 柏林，1922年9月11日 亨利·諾埃爾·布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1873—1958）是20世紀上半葉最多產的英國左翼記者。——編譯者注 關於戰爭責任的調查 本文1922年11月25日發表於《人權手冊》（Les cahiers des droits de l』homme）22（1922）：547。 關於這場對悲哀過往的深究以及所有試圖清理我們兩個民族的道德的討論，我不抱任何期待。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法德兩國為重建遭受兵燹的地區而共同努力。共同的努力是富有成果的，它將孕育出信任。 原子戰爭，還是和平？ 本文是愛因斯坦於1945年秋天在普林斯頓向美國廣播公司（ABC）時事評論員斯溫（Raymond Gram Swing，1887—1968）發表的談話。談話的記錄稿首次發表於美國波士頓出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945年11月號。本文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185～190頁）。 一 原子能的釋放並沒有產生新的問題，它只是使得解決一個現存的問題的必要性變得更加迫切。人們可能說，它從量上，而不是從質上影響了我們。只要存在實力強大的主權國家，戰爭便是不可避免的。這並不是說人們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戰爭，但它肯定會發生。在原子彈被製造出來以前，這也是千真萬確的。被改變的只是戰爭的摧毀力。 我不相信文明會在一場原子戰爭中被毀滅。也許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會被殺死，但是會留下足夠多有思想的人和足夠多書籍，重新開始，恢復文明。 我不認為原子彈的秘密應該交給聯合國，也不認為它應該交給蘇聯。這兩種情況都像一個有資本的人希望別人與他合夥從事某個事業，開始便分給對方一半的錢一樣。當他需要這個人的合作時，對方可能會開始和他唱對台戲。原子彈的秘密應交給一個「世界政府」，美國應立即宣布願意將它交給「世界政府」。這一政府應由美國、蘇聯和英國這三個強國組成。只有這三個國家具有巨大的軍事力量。這三個國家應把它們所有的軍事力量交給這個「世界政府」。只存在三個軍事強國這一事實，應使建立這種「世界政府」變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既然美國和英國擁有原子彈的秘密，而蘇聯沒有，它們就應該邀請蘇聯準備並提交「世界政府」的第一個憲章草案，這樣有助於消除蘇聯人的不信任感。蘇聯人之所以有此感覺，是因為原子彈成為高級機密的原因，就是不想讓蘇聯人知道。顯然，草稿不是最後定稿，但應該使蘇聯人感覺到「世界政府」將保護他們的安全。 我認為，由美國、英國和蘇聯各推選一人來共同商討這個憲章，是明智之舉。他們應該要有顧問，但這些顧問應該只是被諮詢時才提出建議。我相信三個人能寫出一個他們三人都能接受的可行的憲章。六七個人或更多人則可能會失敗。在三個強國已起草一個憲章並採納它之後，小國應該被邀請加入這個「世界政府」。它們可以不加入，雖然那樣它們也感到相當安全，但我肯定它們是希望加入的。自然，它們應有權力提議對三大強國起草的憲章進行修改。但是，三大強國應該繼續組織「世界政府」，不管小國是否參加。 這個「世界政府」的權力應當覆蓋所有軍事事務，除此之外還需要一項權力。這就是它將對少數人壓制大多數人，因而導致戰爭的不安定國家進行干涉。例如對阿根廷和西班牙存在的問題應有所行動。應該取消不干涉的觀念，因為這是維護和平的分內之事。 「世界政府」不應等到三個強國具有同樣的自由狀況時才建立。雖然在蘇聯是由少數人統治，但我認為其內部的情況並未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必須記住，蘇聯人民沒有受過長期的政治教育。改進蘇聯的狀況必須由少數派來實施，這是因為多數人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我出生在蘇聯，我相信我自己也會適應這個狀況。 在建立一個壟斷軍事權威的「世界政府」的過程中，並不需要改變三個強權國家的內部結構。要設計怎樣的方法以使得他們不同的結構能結合到一起進行協作，那是三個起草憲章的人的事。 我究竟害不害怕「世界政府」的專制呢？當然害怕。但我更害怕會發生另一場或者一系列戰爭。從某種程度上說，任何政府都是罪惡的。「世界政府」比罪惡更大的戰爭好，尤其是在戰爭的摧毀力已經越發強大之際。倘若不能在協議基礎上建立起「世界政府」，我相信戰爭遲早會來臨，而且是以一種更危險的形式來臨。因為一次戰爭或多次戰爭的結果，會導致一個強權勝出，以其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統治全世界。 現在我們有原子彈的秘密，我們不能失去它。如果把它交給聯合國組織或蘇聯，就會有失去秘密的危險。但我們也應儘快讓人們明白，我們並非是為了自身的權力才保守原子彈的秘密，而是希望通過「世界政府」建立和平。而我們自己將盡全力以促成這個「世界政府」的建立。 我知道有一些人雖然把「世界政府」作為最終的目標，但是更願意支持以漸進方式實現目的。指望通過一次一小步達到最終目的的做法，其困難在於，小步走的時候，我們繼續持有原子彈，卻又沒有使沒有原子彈的那些人接受我們的理由。這本身就會帶來恐懼和猜疑，導致對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嚴重惡化。因此，當人們一次一小步前進時，他們以為自己的目標是世界和平，卻因為步驟緩慢，實際上助長了戰爭危險。我們已沒有時間採取這種方式。若要防止戰爭，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我們不應該長久地保守這個秘密。我知道有一種論點，即其他國家都沒有足夠的錢發展原子彈，所以我們能長時間保持這個秘密。這正是在這個國家裡經常犯的錯誤：人們總是用金錢來衡量事物。倘若別的國家有原料，有人力，並且願意用這些資源發展原子能的話，它同樣能夠製造出原子彈，因為真正所需的是原料、人力和決心，而不是金錢。 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原子能釋放之父。我是以一種很間接的方式參與其中的。事實上，我沒有預見到原子能會在我這個時代被釋放出來。我只是覺得在理論上這是可能的。通過鏈式反應的偶然發現，它成了現實，而這不是我能預料到的。它是哈恩 在柏林發現的，但他曲解了自己的發現。正確的解釋是莉澤·邁特納 提供的，她從德國逃出來，將消息告訴了尼爾斯·玻爾。 我並不認為，用大公司的組織方法來組織科學能夠帶來一個偉大的原子科學時代。我們可以組織起來去應用一個已知的發現，但不能組織起來去獲得發現。唯有自由的個體才能做出發現。可以存在一種組織形式，使得科學家的自由和合理的工作條件得到保證。例如，美國大學的科學教授，應該從他們的一些教學負擔中解脫出來，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你能想像一個科學家組織能做出查爾斯·達爾文那樣的發現嗎？ 我也不認為美國大量的私人公司是適應當前時代的需要的。若一個外星旅客來到這個國家，當他發現，這個國家的私人公司有那麼多權力而不承擔相應的責任，難道不會覺得奇怪嗎？我說這些也是想強調，美國政府必須控制原子能。因為原子能是政府發展的，將人民的這種權力交給任何個人或單個團體都不可想像。 要估計原子能何時能用於建設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只知道怎樣利用大量鈾。比如利用少量、適當的鈾，來操縱一輛汽車或一架飛機，到目前為止還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無法預料何時能實現。毫無疑問，這個目標能夠達到，但沒人知道將在什麼時候，也沒有人能預知什麼時候能有比鈾更常見的原子能原料。所有用於這個目的的原料應屬於有較大原子量的重元素。這些元素因其不穩定性而非常稀少。大多數這些原料可能已經通過衰變消失了。因此，雖然原子能的釋放能夠做到，而且肯定會對人類產生巨大的益處，但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行。 我本人缺乏解說的天賦，無法向很多人說明人類目前面臨的迫切問題。因而，我很樂意推薦一個有此天賦的人：埃默里·里夫斯 。他的《對和平的剖析》一書，論述了戰爭主題以及「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智慧、簡潔、清晰、有力——若我能使用這些被濫用的字眼兒的話。 由於我覺得原子能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很大益處，我只好說目前它是個威脅。可能這樣也好。它可以迫使人類在國際事務中建立秩序，倘若沒有這種恐懼的壓力，這種秩序絕不會出現。 二 自從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成功以來，並沒有使世界更遠離戰爭，之後的發展只是增加了戰爭的摧毀力。我無法說出原子彈發展的第一手知識，因為我不在此領域工作。但是那些在這個領域裡工作的人已經說得夠多的了，他們指出，原子彈變得更有威力了。當然，造一個非常大的尺寸、能夠摧毀更大面積的炸彈，其可能性是可以想像的。同樣可信的是，大規模的放射性氣體在一個廣泛的區域內傳播，在不摧毀建築物的情況下，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我認為在這些可能性之外去推測一種大規模細菌戰是必要的。我懷疑這種戰爭的危險性能與原子核戰爭的危險相比。我也不認為鏈式反應會導致強大得足以毀滅這個星球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地步。之所以排除這種考慮，是因為它若能從人造原子爆炸中發生的話，它早已在持續射向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線中發生了。 我們也用不著設想地球像一個被恆星爆炸摧毀的新星一樣被毀滅，就可以生動地理解戰爭日益增長的規模，並且承認，除非阻止另一場戰爭的發生，否則它將產生前所未有的，甚至現在我們也無法想像的摧毀力，只有極少數文明能夠被保留下來。 在原子時代的頭兩年，另一個現象值得一提。儘管大眾對原子戰爭的恐怖性有所警惕，但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已經在思想意識方面喪失了警惕。有一種危險，倘若不能避免的話，那麼最好忘了它。同樣，還有一種危險，倘若所有預防措施已被採用的話，也最好忘了它。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政府分散工業區，使城市非集中化，人們忘掉他們面臨的威脅，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我應該附帶說一句，這個國家沒有採取預防措施，這倒是正確的。因為如果那樣做的話，就會使原子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加大，因為它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信我們已著手準備戰爭了。但是對於預防戰爭的事情，我們也沒做什麼。相反，卻做了許多事情使原子戰爭更可怕。因而，我們沒有理由忽視這個危險。 自原子彈研製成功後，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防止戰爭，儘管美國曾在聯合國提出過超國家控制原子能的建議。但這個國家所提出的是一個有條件的建議，而對於這個條件，蘇聯是絕不能接受的。這便有可能把失敗的罪名歸咎於蘇聯人。 但是在責備蘇聯人的同時，美國人不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在超國家控制形成之前，或者沒有取得超國家控制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自願放棄利用原子彈作為常規武器。這便使得其他國家感到恐懼。因為他們 感到，若其他國家拒絕接受超國家控制的條約，他們便會把原子彈當作他們武器中的合法部分。 美國人或許可以使人相信，他們沒有發動侵略戰爭或者預防性戰爭的決心，因而他們或許認為沒有必要公開宣布自己不會第二次首先使用原子彈。但是，這個國家曾被鄭重地邀請宣布放棄原子彈的使用——也就是說，宣布它不合法——而它卻被拒絕了，除非超國家控制的條件被接受了。 我認為這個政策是個錯誤。拒絕聲明不使用原子彈，的確有一定的軍事利益，它抑制了其他國家，使他們不能發動一個在其中美國可能使用原子彈的戰爭。但是，有所得便有所失。這樣一來，超國家的原子能控制基礎上的相互理解變得更遙遠了。只要美國掌握原子彈的唯一使用權，便不存在軍事障礙。但是，一旦其他國家能夠大量製造它，由於缺乏國際的協定，美國的損失將更重大，因為它集中的工業區和密集的人口在原子彈面前十分脆弱。 既拒絕宣布原子彈為不合法化，同時又壟斷它，這使得美國在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損失，它不能使公眾接受在上次戰爭以前已被普遍接受的戰爭倫理準則。我們不該忘記，原子彈在這個國家是作為一種預防措施產生的，原本是用於阻止德國人使用原子彈的，若德國發現了它的話。轟炸非軍事區是德國人始創的，也為日本人所採納。對此，盟軍以牙還牙——實際上，具有更大的殺傷力——而且，他們這樣做在道義上是講得通的。但現在，沒有了挑釁，也就沒有了軍事報復和復仇的必要。拒絕使原子彈的使用不合法化顯然有政治目的。這讓人難以原諒。 我並不是說美國不應當生產和儲存原子彈，我認為它應該這樣做，因為它能抵禦一個同樣擁有原子彈國家的原子進攻。但是，防範應該是儲存原子彈的唯一目的。同樣，我認為當聯合國有自己的部隊和武器時，它也應該有原子彈。但其目的也應是出於防範好戰者或者反叛國家的原子進攻。同美國或者其他國家一樣，它更不應該在最初階段使用原子彈。在沒有保證不使用原子彈的條件下儲存它，是為了利用其使用權達成政治目的。可能美國是希望用這種方法恐嚇蘇聯接受原子能的超國家控制。但是，這產生的恐懼只能加強對抗性並增加戰爭的危險。我的觀點是：這個政策損害了原子能超國家控制的真正優點。 在戰爭中，我們不得不接受敵人卑劣低下的道德水準。我們已從這種戰爭中逃脫出來。但我們並未感受到從這個道德水準中逃離出來的自由，並沒有開始恢復人類生活的神聖並保障平民的安全。事實上，我們把過去戰爭中敵人低下的道德水準作為我們目前的水準，因而，我們開始了另一場因我們的選擇而變得卑劣的戰爭。 可能公眾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在另一場戰爭中，原子彈將會被大量使用。由在上次戰爭結束以前爆炸的三顆原子彈的破壞力就可以衡量出這種危險。公眾也許還未認識到：因其巨大的破壞性，原子彈已成為用於進攻的最經濟的摧毀手段。在另一場戰爭中，將有足夠多的原子彈，而且它們會相當便宜。除非在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首腦以及公眾自己這一邊，有一個比現在更堅定的不使用原子彈的決心，否則，原子戰爭在所難免。除非美國人逐漸認識到他們並不因有原子彈而在世界上更強大，而是因受原子彈攻擊而更脆弱；否則，他們不可能指導在成功湖 的政策，甚至不能處理它們與蘇聯推進相互理解的關係。 但我並不是說：美國未能宣布除報復外，原子彈的使用不具合法化，是其在原子能控制方面未能與蘇聯達成一致意見的唯一緣由。蘇聯人清楚地表示，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超國家政體的存在。他們不僅在原子能方面拒絕超國家政體，更在原則上竭力阻撓它。這樣，他們便預先拒絕了加入「有限世界政府」的任何倡議。 葛羅米柯 先生正確地表明，美國原子提議的本質，證明國家主權已不適於原子時代。他宣稱蘇聯不能接受這個論點。他給出的理由令人費解，因為它們顯然是託詞。但看來蘇聯領導者真的相信，在超國家政體下，他們不能保證國家的社會結構。蘇聯政府決定維持當前的社會結構，掌握了巨大權力的蘇聯領導人會通過這種結構的本性，毫不費力地阻止超國家政體的存在，控制原子能或其他任何東西。 在超國家政體制度下維持他們目前的社會結構會遇到困難，蘇聯人在這方面的想法可能部分是正確的，雖然他們很快會發現參加超國家政體比孤立於一個法治世界之外損失要少得多。但目前他們被恐懼引導，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不僅在原子能方面，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面，美國極大地激起了這些恐懼。事實上，這個國家在指導其對蘇聯的政策時似乎令人相信：恐嚇是最有效的外交工具。 儘管蘇聯人力爭阻止超國家安全體系的形成，但這並不等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就不應該創立此體系。上面已經指出，蘇聯有辦法使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們不想發生的事；但是一旦發生了，他們又能靈活地適應它。所以，美國和其他強國最好不要允許蘇聯否決建立超國家安全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還抱著一絲希望：一旦蘇聯人明白他們不能阻止這樣的政體，他們或許會加入其中。 迄今為止，美國政府表現出對保障蘇聯的安全不感興趣。它關心的是自己的安全。這正是主權國家間權力衝突競爭的特徵。但是沒有人能夠預先知道，倘若美國人民迫使他們的領導者建立一個取代當前國際關係無政府狀態的政策，又會對蘇聯人的恐懼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法治世界裡，蘇聯人的安全如同我們自己的安全一樣重要。要是美國人全心全意地支持這個計劃——這在民主制下是可能的——在蘇聯人的思想中會產生一種奇蹟。 目前蘇聯人尚沒有證據使自己相信，美國人民不準備支持軍事預備政策，而他們把這種政策看成是蓄意恫嚇。如果他們能確信，美國人確實熱切渴望以一種能夠維持和平的方式，即通過超國家法治政權以維護和平，蘇聯人便不會為美國目前思想趨勢中對蘇聯安全的威脅擔心。只有等到一個由覺醒了的美國民眾支持的天才的、令人信服的提議交給蘇聯之後，我們才有資格說蘇聯人的答覆會是怎樣的。 他們的最初反應也許會是拒絕這個法治世界。但如果有一天，蘇聯人開始明白，沒有他們，這樣的世界依然會形成，而且他們自身的安全感增加，他們的觀念或許會改變。 我贊同邀請蘇聯人加入一個有權威提供安全保障的「世界政府」。若他們不願加入，就開始建立沒有他們參加的超國家安全組織。但我要承認，我很快意識到這樣會產生很大的危險。倘若被採納的話，就必須讓人立即明白新的政體並非是一個反對蘇聯的政權聯盟，它必須是一個聯合體，由於其組合的性質，大大減少了戰爭的機會。它自己的利益比任何一個單獨政體的利益都要複雜分散，這樣更不可能發動侵略性的或者預防性的戰爭。它的權力將比任何單獨的國家都要大，因而也更強。它在地理位置上幅員遼闊，這樣更難以軍事方式被打敗。它將致力於超國家的安全，這樣便不強調國家主權，而後者正是戰爭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個沒有蘇聯加入的超國家政體建立起來了，那它的和平使命將依賴於它的技巧和真誠。對盡力讓蘇聯人加入進來的願望的強調，在任何時候都應是明確的。這一點必須讓蘇聯人明白，同樣也要讓組成這個組織的國家明白：絕不因為一個國家拒絕加入而懲罰它。如果蘇聯人開始沒有加入，必須讓他們確信，當他們決定加入時，他們會受到歡迎。創立這個組織的人應該理解：它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得到蘇聯人的支持。 這是一些抽象的東西，很難概括出不完整的「世界政府」用以勸告蘇聯人加入的詳細綱要。但對我而言，有兩個條件是很清楚的：新的機構必須沒有軍事秘密；並且，在新的政策被起草、討論和通過時，以及在決定機構的政策時，蘇聯人都有派遣觀察員出席這個組織的每一次會議的自由。這樣便會摧毀那個製造了大量世界猜疑的巨大秘密工廠。 提議設立一個沒有任何軍事機密的政體，可能冒犯了有軍事頭腦的人。他被教導相信，如此泄露秘密會使一個好戰的民族意欲征服地球（對於所謂的原子彈的秘密，我猜想，蘇聯人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它）。我承認不保守軍事秘密是個冒險行為。但是如果有足夠數量的國家齊心協力的話，他們能冒這個險，因為他們的安全會大大增加。由於減少了恐懼、猜疑和不信任，我們有信心去冒這個險，世界上基於主權的戰爭可能性所增加的緊張形勢，將會被逐漸增長的對和平的自信的輕鬆感所取代。很快，這可能對蘇聯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至於他們的領袖對西方的態度會變得溫和。 在我看來，超國家安全體系內的成員關係不應當建立在一個任意的民主標準之上。在所有要求之中，最重要之處便是超國家組織——代表大會和委員會——的代表必須在每一個成員國內通過秘密投票由人民選舉產生。這些代表必須代表人民而不代表任何政府——這將提高該組織的和平性質。 我認為，要求與不同的民主標準相一致是不明智的。民主制度和標準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並不總是能被享有它們的國家所接受。任意的標準會加劇西方與蘇聯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但是，並不是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把世界推向了戰爭。事實上，如果所有西方國家都實行社會主義，同時保持其國家主權的話，很有可能東西方之間的權力鬥爭會繼續下去。在我看來，對目前的經濟制度表現出的熱情相當不合理。不管美國的經濟生活是像現在這樣由相當少的個人所支配，還是這些人應該受國家控制，這可能很重要，但不會重要到能證明在這個問題上所激起的熱情是有道理的地步。 我希望看到一切組成超國家組織的國家集中他們所有的軍事力量，而他們自己僅僅保留地方警察。那時，我願意看到這些軍隊被混合起來，像奧匈帝國兵團一樣被分配。那時的一些做法受到了高度評價。出於為帝國效力的目的，一個地區的士兵和軍官，最好不是僅限於駐紮在自己出生的省里，以免受制於地方或種族的壓力。 我希望看到超國家政體的權威集中限制到安全領域，我不敢肯定這是否可能做到。經驗表明，除此之外，附加一些經濟事務的權威的期望，或許是可取的，因為在現代條件下，這是引起國家動亂、播下暴力衝突的種子。但我寧願看到此組織的作用都被限制在安全事務上。我也希望看到此政體通過聯合國力量的壯大而建立起來，不至於犧牲在追求和平過程中的連續性。 不管一開始有沒有蘇聯的參與，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會遇到巨大困難，對此我並不想隱瞞。我知道這存在風險。既然我不希望允許任何已加入國退出該組織，那麼風險之一便是可能爆發內戰。但我也相信這個「世界政府」到時是會產生的，問題在於我們會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即使有另一場世界大戰，我也相信它是會產生的。若戰爭勝利了，那麼在這場戰爭之後，它會是勝利者建立的「世界政府」，它依賴於勝利者的軍事力量，這個政府只能通過人類的永久性軍事化而被長期保留下來。 但是我也相信它會通過協商和說服的力量來形成，這樣我們的代價就會小一些。但要它以這種方式形成，只訴諸理性是不夠的。那些被委以人類道德教育重任的人肯定有很大的責任和機會。我想，原子科學家們已經相信，他們不能僅僅靠邏輯來喚醒美國人民認識原子時代的真理，必須加上感情的深沉力量，這就是宗教的基本成分。希望不僅是教堂，而且還有大中小學和輿論機構都能為這個目的而好好履行它們獨特的職責。 哈恩（Otto Hahn，1879—1968），德國化學家，因在1938年年末發現核裂變現象而獲得1944年諾貝爾化學獎。——編譯者注 邁特納（Lise Meitner，1878—1968），奧地利女物理學家，與化學家O．哈恩及F．斯特拉斯曼共同獲得費米獎（1966），他們共同研究並發現了鈾裂變現象。——編譯者注 埃默里·里夫斯（Emery Reves，1904—1980），英國著作家、發行人。他的《對和平的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Peace）一書曾紅極一時。他曾收到四千多封信與他探討書中的問題，其中有許多贊同他的主張的社會名流。——編譯者注 這裡指美國人，下同。——編譯者注 成功湖（Lake Success），聯合國總部所在地，在美國紐約市。——編譯者注 安德烈·葛羅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1909—1989），蘇聯外交家，政治家，1939年起歷任駐美國大使、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代表、外交部副部長、駐英國大使等職，1957年至1985年任外交部部長，1985年起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編譯者注 贏得了戰爭，卻沒有贏得和平 本文是愛因斯坦1946年12月10日在紐約阿斯托酒店（Hotel Astor）舉行的為紀念諾貝爾逝世50周年而舉行的第五次諾貝爾紀念會晚宴上的致辭，選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無論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還是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都將這一日期整整提前了一年，即1945年12月10日。現依據舒爾曼博士的意見，予以糾正。 物理學家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極其類似於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發明了到他那個時代為止最具威力的炸藥——一種極強的破壞手段。為了贖罪，也為了減輕良心上的負擔，他為促進和平與實現和平設立了獎項。今天，這些參與製造有史以來最可怕、最危險武器的物理學家也被同樣的責任感——如果不說是罪惡感的話——折磨著。我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發出警告，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放棄我們的努力。我們要使世界各國，尤其是讓其政府明白他們必將引起無法形容的災難，除非他們改變了彼此共處的態度，改變形成未來任務的態度。我們幫助製造新式武器的目的在於防止人類的敵人先製成它。倘若納粹得到這樣的武器，他們必會奴役世界，必會給世界帶來不可設想的破壞。我們把此武器交到美國人和英國人手上，是因為我們把他們看成是全人類的受託人、和平與自由的戰士。但至今為止，我們從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證，也沒有看到任何《大西洋憲章》中承諾的自由的保證。贏得了戰爭，卻沒有贏得和平。戰時聯合起來的強國在和平解決問題時分道揚鑣了。世界曾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戰爭結束後，恐懼卻與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於匱乏的自由，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時，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仍面臨著飢餓。國家也同樣得到了解放和正義的諾言，但我們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解放」部隊向謀求獨立和社會平等的人開火，而以武力支持那些國家裡似乎最適合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黨派和個人。領土問題和權力之爭，儘管已經過時，卻依然壓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義的基本要求。請允許我詳細闡述一個例子，它僅是普遍症狀的一個例子而已。這個例子是關於我自己的民族——猶太民族的。 只要納粹的暴行僅僅是，或主要是針對猶太人的，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漠然地觀望著，有的甚至同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國政府達成條約和協議。後來，當希特勒正要攻取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時，當麥達內克和奧斯威辛 落在同盟國手中，毒氣室已為世界所知時，所有解救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兩國猶太人的努力卻落空了。英國政府向猶太移民關閉了巴勒斯坦之門，沒有國家接納那些被遺棄的人。他們被拋進了像在被占領國的兄弟姐妹們一樣滅亡的命運。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斯堪的納維亞各國、荷蘭、瑞士聯邦這些小國的英雄行為，不能忘記歐洲被占領地區里竭盡全力保護猶太人的人們。我們也忘不了蘇聯的人道主義態度，當納粹軍隊挺進波蘭時，她是強國中唯一為數十萬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國家。但是，當不受阻止的一切發生之後，今天的狀況又如何呢？在不考慮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歐洲領土正在被瓜分。與此同時，殘餘的僅有戰前五分之一人口的歐洲猶太人，又被拒絕接近巴勒斯坦的避難所，又被拋進饑寒交迫的邊緣並受到持續的敵視。至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或能夠為其提供和平、安全的生活場所。事實上，許多人依然被同盟國拘留在集中營之中，此等卑劣丟臉的狀況足以證實現狀的可恥與無望。他們據稱是依據民主的原則被禁止進入巴勒斯坦，而事實上是握著白皮書禁令的西方強國屈服於來自五個廣闊而人口稀少的阿拉伯國家的威脅和壓力。英國外交大臣告訴可憐的一小部分歐洲猶太人，他們應留在歐洲，因為那裡需要他們的智慧；另一方面，他又建議他們不要試圖站在隊伍的最前列，以免招致新的仇視和迫害。這真是最絕妙的嘲諷。嘿，我擔心他們幫不了什麼忙。與其意願大相違背的是，與六百萬死難同胞一起，他們被推到了前列，推到了納粹受害者的前列。 戰後的世界景象並不光明。對於我們物理學家而言，我們不是政客，也絕不試圖干涉政治，但我們知道一些不為政客所知的事情。我們覺得有責任宣告並且提醒那些負責的人注意，不存在逃避責任、進入從容舒適狀態的辦法；我們再不能一點點前進而把必要的改變拖至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已沒有時間做微不足道的討價還價；形勢要求我們做出不懈的努力，要求我們在整個政治概念上的態度做出根本性的轉變。但願那種促使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偉大獎項的精神，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自信、慷慨和兄弟情誼能在一些決定我們命運的人的頭腦中占據優勢。否則，人類文明便會毀滅無疑。 麥達內克（Maidanek）和奧斯威辛（Auschwitz）是兩處納粹德國用來殺害無辜猶太人的集中營，位於波蘭南部。——編譯者注 軍國主義的心態 本文首次發表在紐約出版的1947年夏季號《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選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科學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資金支持，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軍方的曼哈頓工程。戰後，美國陸軍試圖通過《梅—約翰遜法案》（May-Johnson Bill）繼續保持對原子能研究的控制，卻遭到了科學界的堅決抵制。陸軍的計劃在1946年春天化為泡影，當時杜魯門總統宣布支持《麥克馬洪法案》（McMahon Bill），該法案授權建立一個由文職政府控制的原子能委員會。儘管如此，根據共和黨參議員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1884—1951）提出的修正案，陸軍通過一個與原子能委員會（AEC）相關的常設軍事聯絡委員會維持它的影響。這與主要的原子科學家產生了衝突。這一衝突很快引發了關於是由軍方還是由文職機構來控制大規模科學研究項目的廣泛討論。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是對路易斯·賴德諾爾（Louis N. Ridenour，1911—1959）的文章——《軍方對美國科學的支持，是一個危險嗎？》（Military Support of American Science，a Danger?）的眾多回應文章之一。賴德諾爾曾在「二戰」期間領導開發了綽號為「麥克」（Micky）的機載微波雷達，能通過雲層進行轟炸。他曾擔任洛克希德公司副總裁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顧問。 在我看來，我們的形勢中決定性的一點在於，我們面前的問題不能被看成是孤立的。首先，有人會提出這樣的觀點：從今以後，學術和研究機構越來越依賴於國家的撥款，因為各種原因表明，私人的財力是不夠的。但這是不是說，為了學術和研究的目的，就有理由把納稅人為此目的設立的基金交由軍隊方面來分配？每一個精明的人都會對此說——「不！」顯然，這種慈善分配的艱巨任務應落到特定的人手裡，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經歷證明他們懂得一些關於科學和學術的事情。 倘若明白事理的人還是傾向於由軍事機構來分配這種可利用的大部分基金的話，他們的態度是基於如下事實：他們把其普遍的政治主張置於文化關懷之上。那麼，我們就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現實的政治觀點的根源及其應用上。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應很快認識到，當前討論的問題僅為滄海一粟，只有在更廣闊的框架中才能對其進行全面的評估和恰當的裁定。 我們所提及的趨勢對於美國來說卻是新鮮之物。它們的興起受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集中所有力量達成軍事目標的影響，這樣一來，一種壓倒一切的軍事主義被發展起來，而後者又隨著突然的勝利而備受強調。這種主義的特徵就是伯蘭特·羅素非常生動地稱之為的「赤裸裸的權力」（naked power）的重要性被置於其他所有影響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因素之上。德國人，尤其是在俾斯麥 勝利的誤導下，其精神狀態也經過了同樣的轉變。其結果便導致他們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遭到了徹底的毀滅。 我不得不坦白承認，敵對狀態結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使我有時不自覺地想到威廉二世 統治下的德國。而且我知道，不光是我，這種相似性也讓很多人產生了痛苦的感覺。軍國主義的特徵在於，人以外的因素（原子彈、戰略基地、各種類型的武器、對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成至關重要的；而人本身、人的欲望和思想——簡言之，心理因素——被看成是無關緊要的、第二位的。個人被降級為單純的工具，成了「人的材料」。人渴望的正常目標在這種觀點下便消逝了。軍國主義的心態所提出的「赤裸裸的權力」取而代之成了目標本身——這是人類所能屈服的最奇特的幻覺之一。 在我們的時代，軍國主義的心態比以前更危險，因為進攻性武器越來越比防禦性武器厲害。因而，它必然會導致預防性的戰爭。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普遍的不安全性，在國家福利的幌子下犧牲了公民的民事權。政治迫害、各種類型的控制（比如控制教學和研究、控制新聞報道等等）便不可避免。正因如此，不要期望會為公眾的抵抗提供一點兒保障——倘若它不合乎軍國主義的心態。逐漸地，對一切價值的重估開始了。任何東西，只要不能明確服務於這個烏托邦式的目標，都會被當作下等的東西對待。 在我看來，要擺脫這種普遍狀況的唯一出路，便是要有建立在超國家基礎上的以安全為目標的，長遠的、誠實的、勇敢的政策。讓我們期盼能尋找到足夠多並且具有崇高道德權威的人來引導這個國家走上正軌，只要外部情況還賦予他領導的角色。如果找到了這樣的人，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便不復存在了。 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Schoenhausen，1815—1898），普魯士王國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國宰相（1871—1890）。執政期間，他採取「鐵血政策」，故又有「鐵血宰相」之稱。其實這個稱號最多只反映了他的一個側面。他的深謀遠慮才是讓德意志第二帝國在脆弱的國際環境中崛起的真正原因。——編譯者注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1888—1918），因不滿老牌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瓜分，主張以艦隊為手段的「世界政策」，煽動民族沙文主義。「一戰」失敗後，他被迫退位，逃往荷蘭多恩，後死於該地。——編譯者注 與蘇聯科學院院士的書信往來 本文選自1947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出版的《新時代》（The New Times）雜誌及1948年2月在芝加哥出版的《原子科學家通信》（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一封公開信：愛因斯坦博士的錯誤觀點 著名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僅以其科學發現而知名，近年來，他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表現了極大的關注。他通過電台發表演講，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他與許多公共組織保持著聯繫。他一次又一次大聲疾呼反對納粹的殘暴行徑。他是持久和平的倡導者，並就反對新戰爭的威脅、反對軍國主義者把美國的科學完全置於其控制之下的野心發表了講話。 蘇聯科學家和蘇聯廣大人民欣賞這種人道主義精神，它促成了這位科學家的這些活動，儘管他的立場並不總是如人們所要求的那樣堅定不移和輪廓鮮明。然而，在愛因斯坦一些新近的言論中，有些方面在我們看來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對愛因斯坦熱烈擁護的和平事業有很大損害。 我們認為有責任促使公眾關注，以便澄清如何最有效地為和平而工作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愛因斯坦博士最近一直倡導的「世界政府」思想正應該從這一角度進行考慮。 在對這種思想表示擁護的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中，除了將其用來為無限擴張做掩護的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他們被這種思想的貌似合理性所俘獲，卻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想的真實含義。這些愛好和平、思想自由的人相信「世界政府」將是制止世界邪惡的一副萬應靈丹和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的衛士。 「世界政府」的鼓吹者大量利用似乎激進的論據，即在原子時代，國家主權是過去的遺物，正如比利時代表斯巴克 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說的，是一種「過時的」甚至是「反動的」觀念。很難想像有比這個論據更遠離真理的了。 首先，一個「世界政府」和超國家的觀念絕不是原子時代的產物，它比這個時代要古老得多。例如，在國際聯盟形成時，它們就曾引起過爭論。 其次，這種觀念在當今時代中從來都不是進步的。它們反映了統治主要工業國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其本國國界太狹窄這一事實。他們需要一個世界範圍的市場、世界範圍的原材料來源和世界範圍的資本投資場所。由於他們在政治和行政事務中的支配地位，勢力龐大的壟斷利益能夠利用國家機器爭奪勢力範圍，並用經濟和政治手段努力征服其他國家，以便能像在他們自己國家一樣自由地充當主人。 我們從自己國家的經歷中很清楚地認識了這一點。在沙皇制度下，由於俄國的反動統治以其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奴性十足地迎合資本家的利益，俄國成為外國資本家的誘人佳肴。法國、英國、比利時和德國的公司像肉食鳥一樣在我國大吃大喝，賺取在他們國內不可想像的利潤。他們以敲詐性的貸款把沙皇俄國跟資本主義西方綁在一起，在由外國銀行提供的資金支持下，沙皇政府殘酷鎮壓革命運動，阻止俄國科學文化的發展，煽動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 偉大的十月革命打碎了把我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壟斷勢力束縛在一起的經濟和政治依賴的鎖鏈。蘇維埃政府使我國第一次成為真正自由、獨立的國家，以歷史上迄今為止從未有過的速度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技術、科學和文化的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可靠堡壘。我國人民在國內戰爭中，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干涉和反抗納粹侵略的偉大戰爭中支持國家的獨立。 而現在一個「世界超級國家」的鼓吹者卻正在要求我們為了「世界政府」自願交出這種獨立。這只是資產階級壟斷勢力爭奪世界霸權的一塊色彩艷麗的招牌。 顯而易見，對我們提出任何這樣的要求都是十分荒謬的。而且，這樣的要求不僅僅對蘇聯而言是荒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國家成功地掙脫了壓迫和奴役的帝國主義體系。這些國家的人民正努力把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結合起來，排除國外勢力對他們國內事務的干涉。再者，殖民地和附屬國中迅速發展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喚醒了數以億計人民的民族意識，他們再也不願保持其奴隸身份了。 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者已經失去了許多有利可圖的、可進行剝削的領域，並面臨著失去更多這種領域的危險。但他們正在盡力剝奪已經從其統治下掙脫出來的、獨立了的國家，這些壟斷勢力很討厭這種獨立。它們還在盡力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為了達到此目的，帝國主義者就訴諸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戰爭等儘可能多樣的方法。 與這一社會訓令一致的，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努力使人們懷疑「國家主權」這一概念。他們所用方法之一就是為「世界國家」的虛偽計劃辯護。這些計劃聲稱要消滅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家之間的仇視，確保普遍法律的勝利，等等。 正在努力奪取世界霸權的資本主義掠奪欲就這樣被披上了偽進步的觀念的外衣，這一觀念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對一些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以及其他人——頗有吸引力。 在去年9月致聯合國各代表團的一封公開信中，愛因斯坦博士提出了一個限制國家主權的新方案。他建議聯合國大會應加以改組，應被改為一個擁有比安理會更大權威的長期起作用的世界議會。愛因斯坦宣稱（重複著美國外交追隨者們一天到晚都在講的論調）：安理會因否決權而陷於癱瘓。根據愛因斯坦博士的計劃，改組後的聯合國大會有最後決定權，大國一致的原則將被摒棄。 愛因斯坦建議聯合國代表應通過普選產生，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各國政府任命產生。乍一看，這個建議似乎是進步的，甚至是激進的，事實上，它絲毫無助於改進現狀。 讓我們自己想像一下，這種「世界議會」的選舉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生活在被總督、軍隊和一些資本主義大國的金融和工業壟斷勢力統治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之中。在這些國家中的「普選」實際上意味著代表由殖民政府和軍事當局任命產生。人們很容易就能找到例子，只要回想一下在希臘舉行公民投票的拙劣表現就可想而知。這次公民投票是在英國刺刀的保護下，由保皇分子－法西斯主義統治者實施的。 但在正式存在普選制的國家裡，情況並好不了多少。在由資本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資本家們藉助數以千計的欺詐和詭計使普選制和投票自由成為一場鬧劇。愛因斯坦當然知道美國上次的國會選舉只有39%的選民前去投票，他當然知道南方各州數以百萬計的黑人事實上被剝奪了公民權，或不時在私刑的威脅下，被迫選舉他們的死敵，例如極端反動、仇恨黑人的比爾博參議員（Senator Bilbo）。 選舉稅、特別檢查和其他方法被用於剝奪數以萬計的移民、移民工人和貧困農民的選舉權。我們暫且不提及廣泛盛行的賄選，也不提及被腰纏萬貫的報業主控制的對公民有巨大影響的工具——反動的新聞界——的作用，等等。 所有這些表明，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現有條件下，愛因斯坦建議的通過普選成立世界議會究竟意味著什麼。它的結構不會好於現在的聯合國大會，它將是對群眾的真實情感、對他們持久和平的要求和願望的扭曲反映。 我們知道，由於聯合國壓倒多數的成員有賴於美國，被迫根據華盛頓的要求修改它們的外交政策，所以在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各委員會中，美國代表團有一套任憑差遣的固定表決機器。例如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是農業單一作物制的國家，被美國壟斷者捆住了手腳，後者決定著它們產品的價格。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在美國代表團的壓力下能在聯合國大會產生一種機械多數（mechanical majority），因為這些國家根據他們事實上的主子的命令進行投票。 在有些情況下，美國的外交使團發現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實施某些法案比通過國務院更有利。看看臭名昭著的巴爾幹委員會或被派去監督朝鮮選舉的委員會就很清楚了。正是懷著把聯合國變成美國國務院一個部門的目標，美國代表團才強行通過「小型大會」的方案。這實際上是取代遵循大國一致原則——這個原則被證明是妨礙實現帝國主義方案的一個障礙——的安理會。 愛因斯坦的建議將導致同樣的結果，它遠不能促進持久和平與國際合作，而將其僅僅作為對建立了阻止外國資本從當地掠奪利潤的政權的國家進行攻擊的掩護屏障。它將助長美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擴張，並在思想意識方面解除保持獨立的國家的武裝。 由於命運的嘲弄，愛因斯坦事實上已經成為和平與國際合作最兇惡敵人的陰謀與野心的支持者。他在那條路上走得太遠，竟然在公開信中預先宣稱，如果蘇聯拒絕加入他那個新奇的組織，別的國家完全有權單獨行動，而為蘇聯最終作為成員或「觀察員」參加這個組織敞開大門。 本質上，這個建議與美帝國主義的公開擁護者的建議沒有什麼區別，不論愛因斯坦博士事實上跟他們有多大不同。這些建議的要點和實質是，如果聯合國不能成為美國政策的武器，不能成為帝國主義陰謀和方案的掩護，這個組織就應被摧毀，代之以一個沒有蘇聯和新的民主國家參加的新的「國際」組織。 難道愛因斯坦博士不知道這些計劃對國際安全與合作會是多麼致命嗎？ 我們認為愛因斯坦博士已走上了一條錯誤而且危險的道路，他在一個存在著不同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世界裡追逐著「世界國家」的海市蜃樓。如果人們能清醒地看待不同國家之間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差異，就沒有理由能說明為什麼這些國家不能進行經濟和政治合作。愛因斯坦正發起一場政治奇想，但實際上卻落入誠懇的主張國際合作與持久和平的死敵手中，任憑把玩。他所發明的聯合國成員國採納的方針沒有帶來更大的國際安全，而是帶來了新的國際複雜性。它只會使資本壟斷者受益，對於他們而言，新的國際複雜性帶來了更多戰爭合同和更多利益的保證。 正是由於我們如此看重愛因斯坦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一位盡其全力促進和平、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所以我們認為以完全坦誠而不帶外交飾詞的方式表達觀點是我們的責任所在。 瓦維洛夫 弗魯姆金 約飛 謝苗諾夫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回答 在《新時代》雜誌的一封公開信里，我的四位蘇聯同行發表了對我的善意的抨擊。我欣賞他們所做的努力，更欣賞他們如此坦誠直率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只有當一個人盡力地去全面了解他的對手的想法、動機、理解方式，以至於能夠用自己的觀點 看清世界時，才有可能在人與人的事務中表現得明智。所有本意善良的人都應儘可能為增進這種相互的了解做出貢獻。正是出於這種精神，我懇請我的蘇聯同行和其他讀者接受我對於他們來信的如下答覆。這是一個急切地努力尋找可行解決辦法的人的答覆。他並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本身」或「正確的道路」。倘若我在下文中表述的觀點有些武斷，我那樣做也僅僅是為了清晰、簡潔。 儘管你們的來信主要看起來是針對非社會主義的別國，尤其是對美國的攻擊，但我相信，在進攻性陣地後面存在著防禦性的精神態度，那不是別的，正是走向無限的孤立主義的趨勢。這種向著孤立主義的逃離是不難理解的，只要你認識到蘇聯在過去30年里在他國手中遭受到的一切——德國入侵時對平民有計劃的大屠殺，內戰時期外國的干預，西方媒介系統的誹謗運動，以及將希特勒作為攻打蘇聯的聯盟工具加以扶持行為。但是，不管這種孤立的願望是多麼可以理解，它對蘇聯乃至所有其他國家都有著巨大的災難性。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面詳細闡述。 你們攻擊我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我對於「世界政府」的支持。我將會討論這個重要的問題，但首先我想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敵對說幾句話，因為看起來你們對於這種敵對的重大意義的態度完全決定了你們對於國際問題的觀點。如果客觀地考慮社會—經濟問題的話，情況是這樣：技術的發展使得經濟機構不斷集中。也正是這種發展使得在所有廣泛工業化的國家裡，經濟實力開始集中在相對少數人的手裡。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這些人不需要就他們的行為對廣大民眾負責，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他們必須對民眾負責，因為在那裡，他們正如行使政治權力的人一樣，都是民眾的公僕。 我贊成你們的觀點，即社會主義經濟擁有的優點完全可以平衡其缺陷，只要這種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適當的標準。毫無疑問，終有一天所有國家（只要那些國家依舊存在）將會感激蘇聯第一次排除了巨大的困難，以有力的行動展示了計劃經濟的實際可行性。我也認為資本主義，或者我們應該說自由企業制度，將不能夠應付失業問題，而這又由於技術的進步而變成一個長期的問題，而且不能夠在生產能力和民眾購買力之間維持一個合理的平衡。 另外，我們不能把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罪惡歸咎於資本主義，並且錯誤地假定社會主義的建立恰好能夠治癒人類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痼疾。這種信念的危險首先在於它實際上鼓勵了所有「忠實信徒」的狂熱的不寬容性，它把一種可能的社會方式變成了一種像教會一樣的東西，把所有不屬於它的人視為反叛者或骯髒的罪人。一旦達到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實信徒」的信念和行為的能力便消失殆盡了。我確信，你們從歷史中知道這種頑固堅持一類信念的做法使人類遭受了多麼大的不必要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然而，除了極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以外，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沒有政府，文明社會也就不復存在。在健全的國家裡，民眾的意願和政府的意願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蛻化為專制暴政。顯然，當在一個國家裡，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信息渠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的危險就更加嚴重。我說這些僅僅是想表明，不能把社會主義當成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而只能看作能夠容納這種解決方法的一個框架。 在你們的信里所表述的普遍態度中，最令我驚詫的是以下方面：你們在經濟領域是如此激烈地反對無政府狀態，同時你們又是無政府狀態如此熱烈的贊同者，比如，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無限制的主權問題上。對於你們來講，縮減各個獨立國家的主權的建議本身是該受譴責的，因為它是對天賦權利的一種侵犯。而且你們努力去證明，在縮減主權的想法背後，美國隱藏了不通過戰爭便對世界其他國家實施經濟統治和剝削的企圖。你們以極大的熱情分析了這個政府自上次戰爭後的某些行為，試圖證實這個暗藏的意圖。你們試圖表明，聯合國大會不過是由美國乃至美國資本家操縱的傀儡。 這些論點給我的印象如同一種神話，它們是不能說服人的。但是，它們使我們兩國知識分子深刻的疏遠變得明顯，這種疏遠是令人惋惜的，是人為隔離的結果。如果個人之間自由的意見交換成為可能，並受到鼓勵的話，那麼知識分子，或許比別的人更能夠幫助在兩國及他們的問題間建立相互理解的氛圍。這種氛圍是政治合作的進展富有成效所必需的先決條件。然而，既然我們暫時只能依賴於這種麻煩的「公開信」的形式，我想簡潔地表明我對於你們的論點的反應。 沒有人想否認經濟的寡頭統治對我們公眾生活的所有部門的影響力。然而，這種影響力也不應被高估。儘管有這些強大集團的絕望的反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依然當選為總統，而且還當選過三次，並且這是在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影響的決策的時刻發生的。 關於戰後美國政府的政策，我不願意，也不能，更無資格去對之進行辯護或解釋。但不能否認，美國政府對於原子武器的建議至少表明了朝建立超國家的安全組織所做的努力。如果它們不是可接受的，至少可以作為對於真正解決國際安全問題進行討論的基礎。實際上，正是蘇聯政府部分否定、部分拖拉的態度，才使得這個國家本意善良的人很難如願地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去反對「戰爭販子」。至於美國對於聯合國大會的影響，我想說，在我看來，這似乎不僅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也由於美國和聯合國朝著真正解決安全問題所做的努力。 關於有爭議的否決權，我相信努力消除它或使其無效，有它們基本的原因，這種原因主要不是美國的特別意向，而更多的是否決權被濫用的做法。 現在，我來談論你們所認為的下列看法：美國政策的目的在於獲得對別國的經濟統治和剝削。談論任何關於目的和企圖的事情都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不妨考察一下其中的客觀因素。美國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國家生產足夠數量的工業產品和食品，它又擁有幾乎所有重要的原材料。由於固執地堅信「自由企業」，它不能維持民眾購買力和國家生產能力之間的平衡。正是這個原因使失業問題帶來的危險已達到迫在眉睫的地步。 由於這些情況，美國被迫強調出口貿易，非此它不能永遠保持其全部生產設備被充分利用。倘若出口被進口以相同價值平衡的話，這種狀況便是無害的。那時，對外國的剝削就在於進口的勞動價值遠遠超過出口。然而，由於每一種進口將使生產設備的一部分閒置，（美國）正全力避免這一點。 這便是為什麼外國不能償付美國的出口商品的緣由。從長遠看，只有通過後者的進口，償付才真正成為可能。這就解釋了為何大部分黃金都來到了美國。總的來說，這些黃金是無用的，除非購買外國商品，其原因在上文中已陳述過。於是，這些被仔細保護起來以防偷盜的黃金成了稱頌政府的智慧和經濟的科學的紀念碑。上面陳述的理由使我很難認真對待所謂美國剝削全世界的說法。 然而，上面描述的狀況有其嚴重的政治後果的一面。由於上述原因，美國被迫出口部分產品到外國。這些出口是通過美國給別國的貸款來支付的。實際上，我們很難想像這些貸款會被還清。因而，出於現實的原因，這些貸款必須被當成一種饋贈，它成了權力政治領域裡的武器。鑒於現存的狀況及人類的普遍性格，我坦率地承認，這表現出了一種真正的危險。然而，難道事實上不正是表明我們已陷入國際事務中的一種狀態——傾向於把我們頭腦里的每一個發明、每一件實物當成武器，並最後成為對人類的危害嗎？ 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上來，與之相比，任何別的事情都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都知道強權政治遲早會導致戰爭。而在現有狀況下，戰爭就意味著巨大的人員和物資毀滅，其程度將遠遠大於歷史上發生過的任何事情。 難道真的由於我們的衝動和積極性，不可避免地使我們註定相互徹底毀滅，而不留下任何值得保留的一點兒東西嗎？在我們在這次奇怪的通信往來中所論及的爭議和不同的觀點與我們身處其中的危險相比，難道不都是顯得毫無意義嗎？難道我們不該以我們的力量減少威脅著所有國家的危險嗎？ 如果我們堅持無限制的國家主權的想法和行為，那它就只能意味著每個國家保留為達到各自目的而採用類似戰爭手段的權力。在此狀況下，每個國家都必須為這種可能性做準備，這又意味著它必須盡全力超過其他國家。這個目標會逐漸統治我們的公眾生活，而且在災難降臨前毒害我們的年輕人。但是，只要我們還保留了一點兒冷靜的理智和人類情感，就堅決不能容忍它。 這便是我支持「世界政府」這一想法時所持有的觀點，而不管為此目標工作的其他人是如何想的。我贊同「世界政府」，是因為我深信沒有別的可行辦法能減輕人類所面臨的最恐怖的危險。避免完全毀滅的目標必須高於其他一切目標。 我深信，你們會認為這封信是集我所有的憂慮和誠摯寫成的；我相信，你們會以同樣的精神接受它。 斯巴克（Paul-Henri Spaak，1899—1972），曾兩度任比利時首相（1938—1939、1947—1949），三次任外交大臣（1936—1938、1939—1945、1965），1946年任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主席，1949—1951年任歐洲委員會協商會議主席，1952—1954年任歐洲煤鋼聯合體主席。他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歐洲，並極力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可謂歐洲一體化的先驅者。1957—1961年，他擔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編譯者注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1891—1951），專長於熒光領域的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長。——編譯者注 亞歷山大·N．弗魯姆金（Алекса́ндр Нау́мович Фру́мкин，1895—1976），著名膠體化學家，莫斯科科學院膠體與電化學研究所所長。——編譯者注 A. F. 約飛（Абра́м Фёдорович Ио́ффе，1880 —1960）以其對晶體在水下情況的研究工作著稱，是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科學院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編譯者注 N. N. 謝苗諾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емёнов，1896—1986）是化學動力學的權威，莫斯科科學院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編譯者注 此處的英文為his eyes（他的眼睛）。——編譯者注 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美國第32屆總統（1933—1945），民主黨人。——編譯者注 在接受「一個世界獎」頒獎會上的演講 本文選自1948年4月27日愛因斯坦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接受「一個世界獎」(One World Award)時的致辭。 現在還不完全清楚是哪個組織在1948年給愛因斯坦頒發了「一個世界獎」。獎項委員會主席是雅克·費朗（Jacques F. Ferrand），其真實姓名為伊薩克·弗里德蘭（Isaak Friedland），生卒年月無從考證。他原本是一名德國記者，納粹上台後，他先從德國移民到法國，然後又在1940年移民美國紐約。費朗似乎在一家公共廣播電台的對外部門工作，擔任過美國諾貝爾紀念委員會（American Nobel Memorial Committee）的秘書。愛因斯坦於1948年4月27日在卡內基音樂廳發表了這篇呼籲建立一個超國家組織的演講，這是眾所周知的。 現在的「一個世界獎」與1948年愛因斯坦獲得的「一個世界獎」沒有任何關係。它成立於1974年，是由一家以格林兄弟童話《萵苣姑娘》（Rapunzel）命名的天然食品集團創辦的。 我被你們想要授予我的這份殊榮深深感動了。在漫長的生命歷程中，我從同代人那裡獲得了遠非我應得的認可。我承認，我的羞愧感始終超過我從中可能獲取的快樂。然而，此時此刻，跟以前任何時候相比，得獎給我帶來的痛苦遠遠超過快樂。因為，所有像我們這樣關注和平、關注理性與正義從而獲得勝利的人都必須清楚地意識到，理性與誠實善良對政治領域發生的事件所產生的影響是多麼微不足道。然而，不論這種影響多麼微弱，也不論我們未來的命運會怎樣，我們都可以確信：如果沒有那些關注全人類利益的人所進行的不知疲倦的奮鬥，人類的命運會比現在還要糟糕。 在此危急存亡之際，我們必須先要向同胞說明的似乎是：在對物質力量無所不能的信仰在政治生活中占上風的情況下，這種物質力量將顯示出自身獨有的生命力，而且比試圖只將其作為工具的人想像的更加強大。建議國家實行軍事化，不僅會使我們遭受迫在眉睫的戰爭威脅，而且還將緩慢並必然地摧毀我們這塊土地上的民主精神與個人尊嚴。宣稱因為國外發生的事件迫使我們武裝起來的做法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地與此做鬥爭。事實上，我們自己重新發展軍備的行為，通過其他國家對此做出的反應而將導致的局面，恰恰構成了贊成發展軍備的人堅持自己主張的基礎。 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向和平：超國家組織之路。而建立在國家基礎上的單方面軍備，只能強化普遍的不確定感以及缺乏有效保護的混亂局面。 給知識分子的信 本文是愛因斯坦為1948年8月25日在波蘭弗羅茨瓦夫（Wroclav）召開的「知識分子和平大會」（The 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準備的發言稿。愛因斯坦收到邀請，但未能成行，他委託奧托·那坦（Otto Nathan，1893—1987）代為宣讀。但由於裡面有建立「超國家組織」等內容，大會組織者建議那坦刪掉，但遭到了拒絕。這篇發言稿最終並未真正在會上宣讀。愛因斯坦後來將本文交給《紐約時報》，於1948年8月29日發表。 作為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今天我們懷著深刻的歷史責任感在這裡相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感謝法國和波蘭的同行，由於他們的提議，我們為了一個重大的目標集合在一起：利用有智之士的影響來促進世界範圍的和平與安全。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柏拉圖是最早試圖努力為之奮鬥的人之一——運用理性和謹慎來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向遠祖遺傳下來的本能和熱情投降。 通過痛苦的經驗，我們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學工作對人類常常具有悲劇性的含義。一方面，它產生了使人從精疲力竭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的發明；但另一方面，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不安，使人成為其技術環境的奴隸，所有這些中最為災難性的是——發明了人類自我大規模毀滅的手段。這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悲劇！ 儘管這個悲劇是令人痛心的，但更具悲劇性的是：人類在科學和技術領域裡產生了這麼多極為成功的學者，但長期以來，我們在尋找困惑人類的許多政治衝突和經濟壓力的適當解決途徑時卻束手無策。無疑，國內以及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要對導致今日世界的危險局勢和威脅負責。人類在創建一個保證世界上民族之間和平共存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形式方面還未成功，在構建一個消除戰爭的可能性、永遠禁止大規模毀滅的謀殺性裝置的體系方面還未成功。 我們這些具有悲劇命運、幫助製造更可怕和更有效的滅絕方法的科學家，必須考慮運用我們的全部權力去阻止這些武器被用於野蠻的目的，把它看成是我們神聖和莊嚴的責任。有什麼目的對我們來說能比這更重要呢？有什麼社會目的能比這更接近我們的心靈呢？這就是為什麼這次會議具有如此重要使命的原因。我們來這裡相互協商。我們必須建築聯結各國之間的精神和科學的橋樑。我們必須克服國家邊界的可怕障礙。 在較小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在瓦解反社會的統治權方面取得了一些進步。比如，在城市裡的生活就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在個別國家內部的社會生活也是如此。在這樣的社會裡，傳統和教育具有一種調節性的影響，給生活在這些範圍內的人帶來了寬容的關係。但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完全的無政府主義仍然流行。我不認為在過去的幾千年里，我們在這個領域裡做出了任何真正的進步。國家之間長年不斷的衝突仍然是訴諸武力、訴諸戰爭來解決的。不論在何方，不論在何時，只要實際上有可能，隨時隨地都會激發無窮無盡的野心，無限制地貪求更大的權力。 貫穿歷史的國際事務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讓人類承受了不可言狀的痛苦和毀滅。它一次又一次阻礙人類的進步，妨礙他們身心的發展。在某些時候，它幾乎毀滅了整個區域。 然而，國家試圖經常處於戰爭準備的願望，仍然對人類的生活產生了其他反響。每個國家對其居民的權力的控制，在過去的幾百年里，已經穩步地增長了。在這一點上，權力被明智地運用的國家一點兒也不比被殘暴專制統治的國家差。很大程度上因為現代工業設置的集中化，政府在其居民間保持和平及有秩序的關係的功能，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廣泛。為了防止其居民免受攻擊，沒有一個現代政府不要求一個擴張的軍事設施。另外，政府認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戰爭的可能性是必要的，這種「教育」不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靈，而且反過來影響了成年人的心理狀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免這種腐化。這種腐化甚至蔓延到了那些並無侵略意圖的公民之中。國家因而變成了一個現代偶像，它的挑動性的權力很少有人能逃脫。 然而，戰爭教育是一種妄想。過去幾年裡的技術發展創建了一個全新的軍事狀況。令人恐怖的武器被發明出來，它能在幾秒鐘內讓大量的人滅絕，並讓巨大的地區毀滅。由於科學還沒有發明防範這些武器的方法，現在國家不再能恰當地保護其居民的安全。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得救呢？ 只有當一個超國家的組織唯一具有產生和擁有這些武器的權力時，人類才能從這種不可想像的毀滅和不負責任的滅絕中得到保護。然而，除非這個組織具有合法的權力，能解決過去導致戰爭的所有衝突，否則很難想像在現存條件下，國家把自己手中的權力交給超國家組織。單個國家的功能將或多或少集中在內部事務上，在它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它們只處理那些絕不會導致危及國際安全的爭端和問題。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各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人類目前所處的情形已迫使人們不得不採取革命性手段。我們的情形是過去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比擬的。因而，不可能把在較早階段滿足的方法和手段應用到現在。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徹底改變我們的行動，必須有勇氣徹底改變世界上國家之間的關係。昨天的陳詞濫調不再適合於今天，無疑也將在明天毫無希望地過時。讓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認識到這一點，是知識分子肩上從未擔負的最重要和最重大的社會職責。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儘可能超越民族教育的紐帶，來啟發世界人民以最徹底的方式改變其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呢？ 巨大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現在失敗了，那麼超國家的組織將在以後建成，那時它將不得不建造在現在尚存的世界的大部分廢墟之上。讓我們希望，廢除現存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將不需要導致一個自作自受的世界災難，這場災難的程度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想像得到。時間苦短，如果我們要行動，就必須現在行動。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1949年5月，愛因斯坦應朋友奧托·那坦的邀請，為後者的朋友、美國社會主義期刊《每月評論》創刊號的編輯休伯曼（Leo Huberman，1903—1968）寫了這篇被認為是其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政治著作之一的文章。在愛因斯坦看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即使具有民主運行機制，也無法控制；更重要的是，這種體制未能釋放人類創造力的全部潛能。他最後得出結論，只有通過有計劃的非官僚經濟，寡頭政治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類的潛能才能得到真正釋放。 文章的最後一節未被收錄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一個不是研究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專家，卻要對社會主義這一主題發表意見，這樣做合適嗎？我有諸多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讓我們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看起來，天文學與經濟學之間並不存在基本方法論方面的差別：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針對特定範圍內的現象發現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規律，以求儘量清晰地理解這些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繫。然而實際上確實存在方法論上的差別。由於看到的經濟現象經常受許多難以分開進行評估的因素影響，發現經濟學領域的一般規律變得很困難。而且，眾所周知，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積累的經驗，受到的主要影響與限制，從性質上講絕不是經濟因素。例如，歷史上大多數主要國家都是通過征服得以存在。征服民族使自己在法律上和經濟上成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並從他們自己的階級中任命教職人員。這些控制教育大權的教職人員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恆的制度，而且創造出一套價值體系。從那時起，人們的社會活動一直受到這套價值體系的引導，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覺的。 然而，歷史傳統可以說是昨天的陳跡，各處的人類都從未真正超越索爾斯坦·凡勃倫所謂的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可以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就屬於這一階段的產物，甚至我們從中可以得出的規律也不能適用於其他階段。既然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恰恰在於克服並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那麼現階段的經濟科學幾乎無法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社會主義追求一種社會——倫理目的。但科學本身並不能創造目的，更無法將它們灌輸給人們。科學至多只能提供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自身則是由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理想的人物構想出來的，並且——只要這些目的沒有胎死腹中，而是充滿活力——就會被那些自覺不自覺地決定著緩慢的社會進程的人所接受並進一步發展。 基於這些原因，在涉及人的問題時，我們應該保持謹慎態度，不能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的作用，也不應該認為只有專家才有權在影響社會組織問題上發表見解。 一段時間以來，不知道多少人聲稱：人類社會正經歷著一場危機，它的穩定性已經受到嚴重的動搖。這種狀況的特徵在於，個人對他們所屬的或大或小的團體採取了一種可有可無甚至是敵視的態度。為了闡明我的觀點，請允許我寫下一段個人經歷。最近我與一位聰明並且脾氣很好的人討論一場新戰爭的威脅問題。在我看來，這場戰爭將嚴重危及人類的生存。我提到，只有建立一個超國家組織，才能使人類免受這一危險。聽了我的話，我的客人以一種非常沉著冷靜的口氣對我說：「你為什麼如此強烈地反對人類的毀滅？」 我確信，即使在近一個世紀前，也不會有人如此輕率地做出這樣的聲明。這是一個努力使自己內心保持平衡卻徒勞無獲，而且或多或少喪失了成功希望的人做出的聲明。它表示了當今這個時代許多人都在經受著的一種痛苦的孤寂。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能否擺脫它？ 提出這樣的問題很容易，而給出具有任何把握的答案卻很困難。儘管如此，我仍然必須盡全力，雖然我很清楚，我們的感情與追求經常互相矛盾、模糊不清而且無法用簡單明了的形式加以表述。 人在同一個時刻既是一個單獨的人，又是一種社會的人。作為一個單獨的人，他試圖確保自己以及與他最親近的人的生存，滿足他的個人慾望，發展他的天賦才能；作為一種社會的人，他試圖獲得其他人的認可與好感，分享他們的快樂，在他們悲傷時給予安慰並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多種多樣、頻繁衝突的追求，才決定了人類的特殊性質，而它們在每個人身上的具體結合決定了一個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內心的平衡並為社會福利做出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相對強弱很可能主要由遺傳因素決定。但人格的最終形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的成長環境、他所處的社會結構、傳統以及該社會對特定類型的行為做出的評價。對人來說，作為抽象概念的「社會」意味著他與同時代人以及所有前代人發生的直接或間接關係的總和。雖然個人憑藉自身就可以進行思考、感覺、追求與工作，但他在肉體、精神與情感生活方面如此嚴重地依賴社會，以至於無法想像或者理解一個人能夠生活於社會的框架之外。是「社會」為人類提供了食、衣、住、勞動工具、語言、思維方式以及大部分思想內容；只有依靠隱藏在「社會」這一小小的名詞背後的無數過去與現在人們的勞動和取得的成就，個人的生活才有可能。 因此，顯而易見，個人對社會的依賴是一種無法被剝奪的天性——正如螞蟻與蜜蜂的情況一樣。然而，與螞蟻及蜜蜂的整個生命過程完全取決於固化的遺傳本能不同，人類的社會形態以及相互聯繫是非常富於變化的。記憶力、重新組合的能力以及口頭交談的天賦使不受生物必然性左右的人類發展成為可能。這種發展表現在傳統、制度和組織上，表現在文學、科學與工程方面的成就上，表現在藝術作品上。這就解釋了人類如何能夠在某種意義上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自己的生活，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自覺的思考與願望又是如何發揮一定作用的。 人類在出生時就通過遺傳獲得了一種我們必須認為是固定且不可變更的生物學上的成分，包括組成人類這一物種特徵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一生中，人通過交往以及受到許多其他形式的影響又從社會獲得了一種文化成分。這種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發生變化的文化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通過對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研究已經向我們表明：受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與組織類型的決定，人的社會行為具有重大差別。那些試圖改善人類命運的人就是將希望建立在這一基礎上：人類不會因他們的生物特性就註定要相互殘殺，或者只能任由殘酷且咎由自取的命運擺布。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類的生活儘可能稱心如意，應該如何改變社會結構及人類的文化態度，那麼我們應該始終記住有些狀況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正如上面提到的，人類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能改變的。而且，近幾個世紀以來的技術與人口的發展所創造出的我們目前的生存環境，也不會改變。在相對密集的定居人口中，為了確保他們持續生存所必需的物品，高度的勞動分工與高度集中的生產組織是絕對必要的。那種個人或相對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回想起來，真如世外桃源一般——已經永遠一去不復返了。可以不太誇張地說，當今人類甚至組成了一個遍布全球的生產和消費的共同體。 至此為止，我可以簡要地表述一下在我看來構成我們這個時代危機實質的東西。它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已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對社會的依賴性。但他並沒有體驗到，這種依賴性不是一種確定的財富、一種有機的聯繫或一種保護性力量，反而把它看成是對他的自然權利甚至經濟生存的一種威脅。不僅如此，他在社會中的境況是：本性中的利己主義傾向不斷被突出，而生性虛弱的社會性傾向卻日漸衰退。所有人都在經歷這一衰退過程，不論他們處於何種社會地位。在不知不覺中，他們成了自身利己主義的囚徒，並感到不安全、孤獨，覺得被剝奪了天真單純而質樸的生活情趣。人類只有將自己投身於社會中，才能在短暫而危險的一生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在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當前存在的經濟無政府主義是罪惡的真正淵藪。在我們面前，我們看到一個巨大的生產者團體，其成員為了互相剝奪其他人應有的集體勞動的果實而不停地爭鬥著——不是依靠強力，而是大體嚴格地遵照合法規則。在這方面，應該認識到以下事實：生產資料——就是說，為生產消費品以及附加的資本商品所必需的全部生產能力——可以合法地而且大部分情況下已經成為私有財產。 為了簡潔起見，在下面的討論中，我把那些不共同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都稱為「工人」——雖然這不太符合這一名詞通常的用法。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購買工人勞動力。通過使用生產資料，工人生產的新產品成為資本家的財產。這一過程的關鍵之處在於，以實際價值衡量的工人生產的產品與他獲得的報酬的關係。就勞務合同是「自由的」這一點而言，決定工人報酬的，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而是他的最低需要，以及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同就業競爭的工人數量的關係。即使從理論上講，工人的報酬也不是由他生產的產品的價值決定的，理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很容易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部分是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由於技術進步與日益增長的勞動分工，有利於形成更大的生產單位，犧牲小的生產單位。這些發展的後果是出現了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巨大的權力即使在通過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中也無法受到有效的制約。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著的，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一些政黨選舉產生的，而這些政黨又主要由那些實際上將選民與立法機構隔離開的私人資本家提供資金或者受他們影響。這樣做的後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並沒有充分保護人口中弱勢者的利益。而且，在現存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控制著信息的主要來源（新聞、廣播、教育）。這樣，公民個人想得出客觀的結論以及明智地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端困難的，而且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對於一個以資本的私人所有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可以用兩條原則來描述它的基本情況：第一，生產資料（資本）由私人所有，由可以按照自己認為適合的方式支配；第二，勞務合同是自由的。當然，純粹的該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的。特別應該注意，工人經過長期嚴酷的鬥爭，已經成功地為某些部門的工人贏得了形式上多少有點兒改善的「自由勞務合同」。然而，從整體上看，當今的經濟制度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少區別。 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贏利。不能保證所有有能力且願意工作的人總能找到工作。「失業大軍」幾乎一直存在著。工人無時不在擔心失去工作。因為失業工人以及低薪工人不能提供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就會受到限制並導致嚴重的生活困難。技術進步往往導致更多的失業，而不是為所有人減輕工作負擔。贏利動機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結合起來，共同導致資本積累與使用的不穩定，從而引發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蕭條。無限制的競爭導致勞動力的巨大浪費，並摧殘了個人的社會意識，這些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在我看來，這種對個人的摧殘是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罪惡。我們的整個教育體制都深受其害。人們把過分誇張的競爭意識灌輸給學生，並培養他們對富有掠奪性的成功頂禮膜拜，作為未來事業的準備。 我確信，要消除這些危害嚴重的罪惡只有一條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並配之以社會目標導向的教育體制。在這一經濟制度下，生產資料由社會本身所有，並採用計劃的形式加以利用。使生產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將在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當中分配工作，並確保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的生存需要。對個人的教育，除了要增進他天賦的能力外，還要試圖培養起他對其他人的責任感，以取代我們當今社會中對權力與成功的讚美。 然而，有必要記住，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這種計劃經濟也可能同時帶來對個人徹底的奴役。社會主義的實現，需要解決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考慮到廣泛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夠防止官僚的權力無限膨脹而凌駕於人民之上，如何保護個人的權利以及如何確保民主力量與官僚的權力相抗衡？ 在我們這個轉型的時代，釐清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當前的情況下，對這些問題自由無阻的討論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禁忌，所以我認為這份雜誌的成立對公眾十分重要且有益。 智力合作協會 本文可能寫於1926年1月16日，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037]。 嚴格地講，這個協會的全稱應該為「國際智力合作協會」（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Coopération Intellectuelle）。之所以在1926年成立這個協會，是因為1922年組成的「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被證明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還繼續存在的情況下，在法國政府的支持下，「國際智力合作協會」被看成是「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常設的執行機構。智力合作協會的絕大部分雇員是法國人，運行費用的80%由也法國政府出。儘管是一個國際機構，從1926年成立到1946年停止運行，三任會長均為法國人。 「國際智力合作協會」的任務是處理版權、智慧財產權和翻譯等方面的問題。每個國聯成員國都設有分支機構。但由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民族沙文主義泛濫，「國際智力合作協會」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不過，它的檔案資料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繼承。 今年，歐洲的主要政治家第一次推出了這樣一種結論：只有傳統政治團體之間的潛在鬥爭能夠終止，我們的歐洲大陸才能重新獲得繁榮。必須加強歐洲的政治組織，並嘗試逐漸消除關稅壁壘。但是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不能只靠國家間簽署的協議。最重要的一點是，人們必須從思想上為此做好準備。我們必須努力逐漸喚醒他們的團結精神，使之不像從前一樣受國界的阻隔。正是因為秉承了這樣的理念，國際聯盟設立了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成為一個嚴格意義上國際化的和完全非政治性機構，其職能在於使因戰爭而被隔絕的所有國家的知識分子得以彼此交流接觸。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不得不承認——至少在我最熟悉的國家裡——藝術家和學者受狹隘的民族主義掌控的程度要比企業家嚴重得多。 到現在為止，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為了使其工作更加有效，法國政府已決定設立並維持一個常設的智力合作協會，眼下它就要開始運作。法國政府做出的這一行為很慷慨，應該受到所有人的感激。 僅僅是慶祝與讚揚、避免談及令人不快或者不贊同的事情，是件容易並且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只有誠實才能有助於促進我們的工作。所以在慶賀這個新生事物的同時，我也要提出一些批評。 每天我都有機會注意到，我們委員會的工作所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其政治公正性得不到充分信任。我們必須全力增進這種信任，並避免做出有損這種信任的事情。 所以，當法國政府利用公共基金在巴黎建立並維持一個作為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常設機構的協會，並且任命一名法國人擔任主管時，外界的觀察者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法國勢力主導委員會的印象。因為迄今為止委員會的主席也是法國人，這一印象就更加強烈。儘管它涉及的人物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然而法國主導的印象始終存在著。 「我已說完，我的靈魂得到了救贖」（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衷心希望新成立的協會能夠通過與委員會長久的互動，成功地促進他們的共同目標，並贏得全世界知識分子的信任和認可。 追求和平 本文來自聯合國電台訪談，1950年6月16日錄製於愛因斯坦位於新澤西普林斯頓的家的書房。 問：世界命懸一線的說法誇張嗎？ 答：一點兒也不誇張。人類的命運一直處於危險狀態……但現在更甚過以往，尤為迫切。 問：我們如何才能讓全體人民意識到當下狀況的嚴重性？ 答：我認為可以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為戰爭發生做準備，並不是解救之道，但是我們確信，若想免於軍事災難的威脅，只有通過耐心談判並為解決國際問題創造一個合法的基礎才能做到，而這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執行機構——簡言之，某種類型的「世界政府」——的支持。 問：目前的原子武器競賽是否導致另一場世界大戰，或者像有些人堅持的那樣，是一種防止戰爭的方式？ 答：競爭性的軍備競賽不是防止戰爭的方法。每朝這個方向邁一步，都使我們更接近災難。軍備競賽是防止公開衝突最糟糕的方法。相反，如果沒有在一個超國家層次上的系統裁軍，就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我再說一遍，軍備競賽非但沒有避免戰爭，反而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 問：是否有可能既備戰同時又構建「世界共同體」（world community）？ 答：爭取和平和準備戰爭互不相容，在我們這個時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如此。 問：我們能防止戰爭嗎？ 答：答案非常簡單。如果我們有勇氣讓自己投身和平，就會有和平。 問：如何做到這一點？ 答：有堅定的意志就能達成協議，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我們不是在進行一場體育比賽，而是關乎人類面臨的最危險的生存狀態。如果你沒有堅定的決心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就永遠也達不成和平的解決辦法。 問：您如何估計原子能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內對人類文明的影響？ 答：這無關緊要。我們現在的技術可能性已經足夠令人滿意了……如果正確地使用它們的話。 問：您如何看待一些科學家預測的我們生活的深刻變化，比如，我們每天只需要工作兩個小時的可能性？ 答：我們永遠是同一個人，沒有真正深刻的改變。我們工作五個小時還是兩個小時，這並不重要。我們的問題在於在國際層面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問：對於現在已經儲備的原子彈的庫存，您會提出什麼建議？ 答：把它交給一個超國家組織。在和平時期，必須有一定的保護力量。片面的裁軍是不可能的。武器只能委託給一個國際機構。除了由超國家政府主導的系統裁軍，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人們不應在技術上過於關注安全問題。和平的意願以及願意接受達成這一目標所需的每一步才是最重要的。 問：個人能為戰爭或和平做點兒什麼？ 答：個人可以讓任何試圖被選為（國會等機構）的人明確承諾為國際秩序工作，為達成這一秩序而限制國家主權。每個人都參與輿論意見的表達……他必須真正了解需要什麼……他必須有勇氣表達出來。 問：聯合國電台正在以27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這是一個命懸一線的時刻，您有什麼話想讓我們向世界各國人民廣播呢？ 答：總的來說，我相信甘地的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有政治家中最開明的。我們應該努力按照他的精神去做事……在我們為事業奮鬥時不要使用暴力，更不要參與那些我們認為是邪惡的事情。 文化：國際諒解的必要基礎 本文發表於1951年12月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使報》（UNESCO Courier），題為《文化必須是世界諒解的基礎之一》（Culture Must Be One of the Foundations for World Understanding），這裡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163～165頁），參考1975年德文版《愛因斯坦論和平》（557～559頁），題為《文化：國際諒解的必要基礎》（Kultur: ein notwendiges Fundament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為了正確理解《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重要性，就要充分認識設立聯合國及其從屬機構「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所依據的世界形勢。過去半個世紀中戰爭帶來的災難，已經向人們表明，鑒於目前技術成就的水平，各個國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超國家的措施和制度。人們普遍認識到，從長遠來看，只有建立世界聯邦（World Federation of Nations），才能避免引起全面毀滅的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的建立，成為國際秩序的一個良好開端。這個機構不過是一個由各國政府派出的代表所組成的聯合會，它的成員並非按照自己的信念獨立行事的人民代表。而且，聯合國的決議對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沒有約束力，也不存在任何能夠實際執行這些決議的具體手段。 聯合國的實際效力由於不准某些國家參加而受到進一步削弱；把這些國家排除在外，嚴重地損害了這個組織的超國家性質。但即使國際問題被放到光天化日之下進行討論和談判，也可能有利於衝突的和平解決。這種超國家談判機構的存在，也可能逐漸使各國人民認識到，要保護國家利益，必須通過談判，而不是訴諸武力。 我認為這種心理教育的效果，是聯合國最有價值的特徵。世界聯邦需要有一種新型的忠誠作為前提，這是一種超越國界的責任感。要使這種忠誠真正有成效，除了純粹政治問題，還必須包括更多東西。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相互了解以及文化和經濟方面的相互援助，就是必要的補充。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重建相互信任，這種相互信任感已經喪失在戰爭的心理後果之中，被狹隘的軍國主義和強權政治所壓制。要是沒有成員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無法建立有效的國家間安全機制。 聯合國增設的「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就是要從事這些文化任務。在擺脫強權政治所造成的癱瘓影響方面，它已經比聯合國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鑒於健康的國際關係只能來源於具有健康的見解並且享有一定獨立性的各國人民，聯合國起草了一份《世界人權宣言》，於1948年12月10日由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這個宣言確定了許多普適的條款，用以保護個人，防止個人在經濟上受到剝削，保護個人的發展，並且保證個人在社會中能夠自由地追求事業。 應該歡迎的是，在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中間傳播這些條款，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目標和計劃。因此，「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已經開始慶祝這個宣言誕生三周年的活動，旨在為這一根本理想吸引廣泛的關注，為恢復這個世界的政治健康打下基礎。 這個不得不以法律文件形式寫成的宣言，其嚴格性可能會引起無休止的爭論。這樣一個文件不可能完全考慮到不同國家中生活條件的巨大差別，而且對文件的細節肯定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是，這個宣言總的精神是明白無誤的，而且為決議和行動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被普遍承認的基礎。 對這些標準給予形式上的承認是一回事，在變化的局勢中克服困難，始終把它們作為行動指南又是另一回事。這一點，中立的觀察者從宗教組織的歷史中得到了客觀的判斷。只有當聯合國本身用它的決議和行動來證明它確實是體現了宣言的精神時，這個宣言才能獲得真正的影響力。 文化與繁榮 愛因斯坦的秘書海倫·杜卡斯認為，這篇文章很可能是愛因斯坦在1930年訪問英國期間所寫。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18]。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如果人們想評估巨大的政治災難對人類文明發展所造成的損害，就必須記住，更為精緻的文化像一株需要細心呵護的植物，它的生長依賴於一系列複雜的條件，並且無論何時，它只會在少數幾個地方茂盛生長。為了讓它生長旺盛，首先，需要一定程度的繁榮，這樣才會使得一個國家的小部分人能夠從事與生活所需沒有直接關係的工作；其次，需要一種尊重文化成果和文化服務的道德傳統。正是由於這種尊重，這一人數較少的階層才可以依賴其他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的階層生存下來。 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德國一直是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國家之一。總體來看，它們繁榮的程度並不是很高，但是也夠了，而對文化傳統的尊重之風也是很強的。在這樣的基礎上，德國人創造出了許多現代世界發展不可能被忽視的重要文化成果。儘管這種傳統基本上完好無損，但繁榮已不復存在。這個國家的工業幾乎完全被切斷了原材料來源，而這恰是從事工業的那部分人口賴以生存的基礎。用以維持創造精神價值的人們生活所需的盈餘突然間不復存在了。在這種生存條件下，傳統也將瓦解，碩果纍纍的文化苗圃必將變得荒蕪。 只要人類還重視精神財富，就有理由防止這種文化上的貧困化。在目前的危機中，人們將盡其所能提供幫助，並重新喚醒現在被民族自大主義掩蓋了的更高級的團結互助精神。正是因為它，人類的價值才可以不受政治與國家邊界的影響。人類將為每個民族取得能夠存在下去的工作條件，並在此基礎上創造出文化價值。 文化生活的病症 在公共領域，愛因斯坦大膽直言，強力反對美國政府干涉科學事務的傾向。他認為這樣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科學工作的質量與完善。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美國政府在1952年6月出台了《麥卡倫—沃爾特法案》（The McCarran-Walter Act），對外國人進入美國給出了新的限制政策。《原子科學家通報》（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邀請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一些科學家就美國新的簽證政策發表自己的看法。下面為愛因斯坦的回覆。本文首次發表於《原子科學家通報》1952年10月出版的《美國簽證政策和外國科學家》專號（第8卷第7期）。本文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166～167頁），參考1975年德文版《愛因斯坦論和平》（565～566頁）。 一般來說，正如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領域一樣，思想和科學研究結果不受阻礙的交流對於科學和文化生活的健康發展必不可少。我堅信，美國政治當局對個人之間知識的自由交流的干涉，已經造成了重大危害。這種危害首先會表現在科學工作領域本身，經過一段時間後，在許多其他領域會變得很明顯。 通過阻止美國學者出國旅行和外國學者訪問美國，政治權力侵入這個國家的科學生活已變得非常明顯。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此狹隘的行為，只是深層病根的表面症狀。 對科學成果口頭和書面交流自由的干涉，在龐大警察組織支持下普遍的政治不信任態度，迴避任何可能招致懷疑以及威脅其經濟狀況的事端的個人的膽怯與焦慮，所有這些都只是症狀，儘管它們更加清晰地顯示了疾病的威脅性。 然而，在我看來，真正的疾病在於由世界大戰引發的支配我們所有行為的心態。換句話說，就是認為我們必須在和平時期規劃好我們所有的生活和工作，使得一旦戰爭發生，我們能確保勝利。 這樣的心態讓人們相信，一個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存都受到強敵的威脅。 這種心態解釋了以上所有我們認定為症狀的不愉快的事實。它必定——如果它沒有被克服——會導致戰爭乃至於影響更加深遠的破壞。這在美國的財政預算中就有所體現。 只有克服了這種強迫的觀念，我們才能以理性的方式解決真正的政治問題，即我們怎樣才能使人類在這個不斷衰減的地球上的生活變得更安全，更能讓人接受。 這一切原因何在？因為如果我們不能治癒真正的疾病，就不可能擺脫我們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許多病症。 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思考 本文中指的是始於1929年，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那場世界經濟危機。其直接後果是價格崩潰、銀行倒閉，債務緊縮，工業生產大幅下降，許多企業無法繼續經營，造成大規模失業、社會苦難和政治危機。歐洲許多國家的激進黨派利用失業民眾的不滿趁勢崛起，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迅速抬頭。 愛因斯坦對此十分憂慮，寫了這篇和隨後的兩篇文章。儘管當前情況不盡相同，而且一些補救措施已被不同國家採用，這些文章仍然值得一讀。文章也反映了他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政治發展的強烈興趣。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如果有什麼事能讓一個經濟領域的門外漢有勇氣就當前令人擔憂的經濟困境的本質發表意見，那就是專家之間令人絕望的意見混亂。我要說的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只不過是一個獨立而真誠的人表達的觀點，他不受階級和民族偏見的束縛，所追求的無非是人性的美好以及人類生存的儘可能和諧的方案。當我寫這篇文章時，看上去似乎對我所做的陳述的真實性確有把握，其實不過是為了用一種更簡單的方式進行表達；並不是出於毫無根據的自信，或是堅信我對於現實中極其複雜的問題的有些簡單的智力構想就是正確無誤的。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性質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基於一個全新的狀況，起因於生產方法帶來的飛速發展。現在只需要世界上可用人力中的一小部分，就能夠生產所有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在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系統中，這一事實必將導致失業。出於一些我並不打算在這裡加以分析的原因，在自由經濟中，大部分人被迫為僅能滿足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而工作。如果兩家工廠生產相同的商品，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一定是雇用更少工人的工廠生產的商品更廉價——也就是說，讓每個工人在人的身體允許的條件下儘可能長時間、儘可能賣力地工作。加上今天他們所採用的生產方式，由此帶來的必然後果是，可用的勞動力中只有部分會被採用。讓這部分人不堪重負的同時，又把其餘人自動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這導致了銷售及利潤的下滑。生意紛紛破產，進一步增加了失業率，並且降低了人們對工業企業的信心，以及中介銀行的公眾參與度；最終銀行因賬戶突然提款而破產，因此經濟完全處於停滯狀態。 也有人認為這場危機是由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 生產過剩：人們必須區分兩件事情，即真正的生產過剩以及表面上的生產過剩。我說的真正的生產過剩，意思是生產過多以至於超出了需求。這可能適用於美國現階段的汽車和小麥的生產，雖然對此也不是沒有疑問。當提到「生產過剩」時，人們通常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其中某一特定物品的產量在現有情況下賣不掉，儘管在消費者中還是缺乏消費物資品，我將之稱為「表面的」生產過剩。在這種情況下，缺少的不是需求，而是消費者的購買力不足。這種表面的生產過剩僅僅是危機的另一種表示，所以不能用來解釋後者；如果人們試圖將當前的危機歸咎於生產過剩，那不過是找到一個自欺欺人的虛假理由。 賠款：支付賠款的責任給債務國及其經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迫使他們走傾銷的路子，因此也傷害到了債權國。這一點是不容辯駁的。然而在美國，即便有很高的關稅壁壘，依然出現了危機，說明傾銷並不是世界性危機的主要原因。債務國由於賠款而導致黃金短缺，最多作為取消償付賠款的論據，並不能解釋這場世界危機。許多新的關稅壁壘得以建立，非生產性的軍備負擔成倍增加，潛在的戰爭危險帶來的政治上的不安定，所有這些情況都使得歐洲局勢明顯惡化，卻沒有真正影響到美國。在美國出現的危機表明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中國和蘇聯兩個大國的退出：這對世界貿易的確造成了打擊，但在美國卻沒有太強烈的感受，因此它也不是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 自從戰爭結束以來處於底層的人的經濟增長：就算確有此事，那也只會造成商品的供不應求，而非供給過剩。 我不想列舉我認為沒有觸及問題中心的論點來勞煩讀者。可以肯定的是：技術進步在將人類從大部分生存所必需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也成為我們當前不幸的罪魁禍首。因此，有些人真心實意地阻撓技術的進一步完善！這顯然是荒唐的。但是，我們怎樣才能找到一個更理性的方法走出我們所面臨的困境？ 如果我們能以某種方式，阻止大眾購買力（以商品形式衡量）跌破最低值，那麼就不可能出現像如今我們所經歷的工業周期中的停滯現象。 要實現這一點，在邏輯上最簡單也是最大膽的方法就是完全的計劃經濟，其中的消費品的製造與分配都是由社會進行的。這基本上就是如今蘇聯所嘗試的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次巨大的嘗試會帶來什麼結果。在這裡不能對結果妄加揣測。在這樣的體系中生產的商品，會比擁有更多自由的私人企業更經濟嗎？離開至今與之形影不離的、讓西方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這樣的體系能否維持下去？這樣一個僵化而集權的經濟體制會不會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並且會抵制有利的創新？不管怎樣，我們必須要注意不讓這些疑慮變成偏見，阻礙我們形成客觀的判斷。 我的個人觀點是，總體上來講，應該優先考慮那些尊重傳統和習俗的方法，只要它們能以某種方式與設想的目標相一致。我還認為，將生產管理快速轉移至公共部門的做法不利於商品生產；只要私營部門還沒有因其經濟活動在卡特爾化中被消除，它的倡議就應得到保留。 然而，在任何情況下，這種私有經濟應當在兩方面受到限制。在工業的各個分支行業里，應立法減少每周工作的小時數，這樣可以系統性地消除失業。與此同時，應當確定最低工資，使工人的購買力與生產力保持一致。 此外，在那些通過生產者的組織化而產生壟斷性質的行業中，價格必須由國家控制，以使資本增值能夠處於合理的限制範圍內，並防止出現人為扼制生產和消費的情況。 這樣一來，或許有可能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建立一個適當的平衡，而不用過於限制私有企業。與此同時，也能阻止生產資料（土地與機器）所有者對廣義的工薪階層採取過分專橫的行為。 生產力與購買力 本文寫於1931年11月7日，原本是一封寫給《柏林日報》編輯的信，但沒有在那裡發表。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我覺得擺脫現有困境的出路不在於生產力與消費的知識，因為這樣的知識基本上總是來得太遲了。此外，在我看來，德國的問題不是機器生產的過度增長，而是大部分人口缺乏購買力，由於生產過程合理化，他們失業了。 在我看來，金本位制存在嚴重的缺陷，當黃金供給量不足時就自動導致信貸以及流通貨幣的收縮，而物價和工資無法及時適應這種收縮。 在我看來，削除這種困境的自然之道在於： 1. 立法減少工作時數，對工業各個部門制定不同標準，以擺脫失業問題，同時確立最低工資，使大眾的購買力能夠適應商品的供給量。 2. 控制流通中的貨幣量和信貸額，通過這種方式維持價格水平的穩定，取消任何特別保護。 3. 對於因壟斷或形成卡特爾而實際上退出自由競爭的商品，要依法限制其價格。 生產力與勞動力——對一封來信的答覆 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是為了回應瑞典建築師卡爾·亞馬爾·塞德斯特倫（Karl Hjalmar Cederström，1880—1953）的提問而寫的。在英譯本《我的世界觀》里，收錄了信的開頭部分： 「親愛的塞德斯特倫先生： 「謝謝您將您的方案寄給我，對此我非常感興趣。由於對這一問題曾思考良久，我覺得有必要將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坦率地告訴您。」 從中可以看出，愛因斯坦的提議大部分局限在貨幣控制層面，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文中提到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策略。凱恩斯主張政府應介入勞動力市場，這成為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的一大推動力。 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弊端是勞動力市場中幾乎不加限制的自由，同生產方式的超常進步結合在一起。為了滿足當今需求的東西，人們早就不再需要所有可利用的勞動力了。這導致了失業以及工人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兩者都降低了購買力，因而使整體經濟循環降低到難以承受的地步。 我知道，自由派的經濟學家主張，勞動力上的每一項節省都將由需求的增長而得到平衡。但是，首先，我並不相信這一論點；其次，即便它是正確的，上面提到的因素也會一直起作用，迫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標準迅速下降到一個不合情理的低水平上。 我的想法和您一樣，非常有必要採取措施使年輕人有機會，同時也必須參與生產。年長者應當被排除在某些工作之外——我稱之為「無法勝任」的工作；作為補償，他們將領取一定的養老金，因為他們先前已經做了足夠多被社會認可的有意義的工作。 我也贊成廢除大城市，但不贊成把人們按照特定的類型分類，例如把老年人安置到特定的城市。坦白說，這個想法讓我感到非常難受。 我也認為，必須避免貨幣價值的波動，可根據消費狀況選擇某類商品為標準來取代金本位制——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就是凱恩斯很久前提議過的。隨著這種制度的引入，如果人們相信國家會真正合理利用由此產生的意外收入，那麼與當前的貨幣狀況相比較而言，人們也許會贊成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 在我看來，您的方案的弱點在於心理方面，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於您對心理層面的忽視。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不僅是生產上的進步，而且還有知識上的進步，這並非偶然。利己主義和競爭（令人遺憾！）比公益精神和責任感更加強大。在蘇聯，人們連一塊像樣的麵包都沒有……也許我對有關國家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事業太過悲觀了，但我對它們也沒抱多少期望。官僚主義會扼殺一些成就。我看到過也經歷過太多可怕的前車之鑑了，即便在相對而言稱得上典範的瑞士也是如此。 我傾向於認為，國家對工作過程只能起到一種限制和調節的作用。它必須確保勞動力之間的競爭保持在健康範圍之內，所有孩子都有機會健康成長，並且工資水平應提高到足以消費掉生產出來的商品。如果由獨立自主的專家秉承客觀精神來制定措施的話，國家能夠通過它的調節功能施加決定性的影響。 在英譯本《我的世界觀》中，最後還加上一段：「我本想給您寫封長信，但卻沒有時間。」——編譯者注 對當前歐洲形勢做出的評論 本文的出處不甚清楚，有可能是1922年6月在德國和平聯合會（Deutsche Friedenskartell）會議上的講話，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9—012]。 在我看來，當前世界，尤其是歐洲的政治形勢的顯著特徵是這樣的：無論是從物質層面，還是從觀念層面上看，政治上的發展都未能跟上經濟的需要，而後者已經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發生了改變。每個國家的利益必須從屬於更廣泛的共同體的利益。為此爭取新的政治思想與情感態度而進行的鬥爭是非常艱難的，因為它與幾個世紀的傳統相矛盾。但是，歐洲的生存能力取決於它的成功。我堅定地相信，一旦克服這種心理障礙，那麼實際問題的解決就不會這麼艱難。為了營造適宜的氛圍，最重要的是志同道合者之間的個人合作。希望我們的共同努力能在不同民族之間成功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橋樑！ 論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參加羅斯福夫人電視節目的談話 「二戰」結束後，圍繞著是否進一步研製「超級彈」（氫彈），美國政界、軍界和學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極力主張，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應該加速發展氫彈。1949年8月29日，蘇聯進行了原子彈首次試爆，從此拉開了「二戰」後的軍備競賽的序幕。1950年1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1884—1972）宣布美國將全力以赴製造氫彈。這一決定遭到多數正直科學家的強烈反對。羅斯福夫人特意為此組織了一系列電視講話，出席者除了愛因斯坦，還包括剛從「曼哈頓計劃」主管位置上辭職的J. R.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戴維·利連撒爾（David Lilienthal，1899—1981）等人。愛因斯坦的演講是直播前兩天在他位於普林斯頓的家中事先錄製的，1950年2月13日播出，講稿刊載於當日的《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和《紐約時報》。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870 ]。 科學家的警告沒有起到多少作用，1953年1月7日，杜魯門總統向外界宣布，美國已經成功試爆了氫彈。半年多後，8月12日，蘇聯也宣布氫彈爆炸成功。從此，美蘇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核軍備競賽。 羅斯福夫人，我要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就這一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表達我的信念： 在目前的軍事技術水平下，認為能夠通過國家的軍備得到安全保障，這是一個災難性的幻想。尤其是美國，由於成功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更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幻想。人們似乎相信自己最終能夠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優勢，這樣就可以嚇住任何潛在的敵人，並給我們以及全世界人民帶來大家都急切需要的安全保障。最近的五年里我們奉行的準則，簡而言之就是：不計任何代價，憑藉軍事力量的優勢獲得安全。 這種機械的、軍事技術上的心理傾向已經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後果。外交政策上的每一個行動完全被這樣一種考慮支配著：我們該採取怎樣的行動，才能在戰爭發生時獲得壓倒性優勢？答案是：在地球上一切可能的戰略要地建立軍事基地，同時軍備以及經濟上加強我們潛在的盟友。在美國國內，巨大的財政權力集中在軍隊手中，年輕人接受軍事訓練，日益增長的警察勢力嚴密監督公民尤其是公務員的忠誠度。有獨立政治思想的人遭受恐嚇。通過廣播、媒體和學校巧妙地對公眾進行洗腦。在軍事保密的壓力下，公開信息的範圍不斷地受到更多限制。 進一步的後果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原本是作為防禦手段，現在卻呈現出了歇斯底里的特徵。雙方在各自的秘密圍牆後面帶著狂熱而又輕率的態度完善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如今氫彈作為一個很可能實現的目標進入了公眾的視野。總統已經莊嚴宣告要加快氫彈的研發。如果獲得成功，大氣受到放射性物質的污染，並由此造成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滅絕，都將在技術上成為可能。這種發展的恐怖之處在於它顯然已是必然趨勢。每一步都好像是上一步的必然結果。最後，越來越清楚的便是全人類的毀滅。 有什麼方法可以擺脫人類自己製造的這種僵局嗎？我們所有人，特別是美國和蘇聯的決策者，必須意識到，儘管我們可能已經戰勝了一個外部敵人，但還不能將自身從戰爭情緒中解放出來。只要我們採取每一步行動都考慮到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那麼永遠都不會獲得真正的和平。因此，所有政治行動的指導思想應當是：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做些什麼才能實現所有國家的和平共處乃至真誠合作？首要的目標就是必須消除彼此的恐懼和懷疑。莊重承諾放棄暴力（不僅僅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無疑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同時建立起超國家的仲裁和執行機構並授權它解決國家安全的直接問題，這樣的聲明才能生效。即便是多個國家簽署一份共同聲明，表示願意精誠合作以實現這樣一個「有限權力的世界政府」，也將大大降低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 歸根結底，人類的和平共處首先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之上，其次才是像法院和警察局這類組織機構。這對國家和個人都是適用的。而信任的基礎是一種真誠的「付出和回報」。 那麼，國際管控的手段怎麼樣？也許可以作為警戒措施的次要手段，但最好不要高估它的重要性。想想「禁酒令」的後果，令人深思。 確保人類的未來 本文是愛因斯坦1952年為加拿大「教育周」（3月2日至3月8日）所寫的賀信，後收錄於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儘管愛因斯坦是用德文寫的，但首次發表時卻是用英文。這種情況自愛因斯坦到美國後經常發生。考慮到這一點，在翻譯此篇文章時參考了英譯本。 原子核鏈式反應的發現不會比火柴的發明更加導致人類的毀滅。我們要做的就是必須竭力防止它被濫用。在如今的技術發展階段，只有一個具備足夠強大執行力的超國家組織才能保護我們。一旦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有勇氣為保護人類而做出必要的犧牲。如果我們的目標沒有及時實現，那麼每個人都負有責任。危險在於每個人都無所事事，等待別人替他採取行動。 任何有知識的人，甚至只是偶然接觸到技術應用的那些漫不經心的觀察者，都會高度讚揚科學在這個世紀取得的進步。然而，如果我們牢記科學的基本問題，就不會高估其近期成就。就像坐火車旅行，如果你密切關注周圍的環境，似乎感覺移動速度超快。如果我們注意看遠方的高山這樣的大景色，景色似乎變得非常慢。科學的基本問題也與此相同。 在我看來，談論「我們的生活方式」，或者蘇聯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沒有道理的。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所涉及的只是一堆傳統和習俗，而非一個有機的整體。顯然更有意義的問題是，哪些制度和傳統對人類是有害的，哪些對人類是有益的；哪些讓生活更幸福，哪些讓生活更痛苦。之後，我們應該努力引進較好的那種方式，而不必管它是在我們這裡實行的，還是在別的地方實行的。 德文版到此為止。英譯本還有一小段，似乎與「確保人類的未來」這一主題關係不大，這也可能是德文版將之略去的原因。這裡補譯如下：「現在談論一下教師的薪水問題。在一個健全的社會裡，一個人從事任何有益的活動，都應得到報償，過上體面的生活。一個人從事任何有社會價值的活動都能獲得內心的滿足，卻不能將其視為薪水的一部分。教師不能用他內心的滿足感來填飽他的孩子們的肚子。」——編譯者注 時代的繼承者 本文出處不詳。愛因斯坦的秘書杜卡斯認為很可能寫於1931年。本文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166]。 先前的數代人可以相信，知識和文明的進步只不過是繼承祖先的勞動成果，它為人類提供了更輕鬆和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嚴重災難卻向我們表明，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覺。 我們看到，為了讓人類遺產成為祝福而不是詛咒，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從前一個人只需在某種程度上從個人自我中心主義中解脫出來，就能成為社會中有價值的一員，但如今他還必須要克服民族與階級的自我中心主義。只有當他達到這樣的高度時，才能為改善人類共同體的命運做出貢獻。 面對這一時代的關鍵需求，小國公民相較於大國公民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因為後者在政治與經濟方面都受到以暴力實現其目標的誘惑。荷蘭與比利時達成的協定是過去幾年裡歐洲事務中唯一的亮點，它鼓勵人們期望小國能起到領導作用，通過放棄每個國家無限制的自決權，將世界從有損尊嚴的軍國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 致《施瓦本聯盟》 愛因斯坦出生在施瓦本地區的烏爾姆，一歲時就隨父母離開施瓦本去了慕尼黑。15歲，即1894年，他離開慕尼黑，直到1914年才從蘇黎世返回柏林。《施瓦本聯盟》（Der Schwäbische Bund）是一本從1919年10月開始發行的季刊，直到1922年才因通貨膨脹而停止發行。該刊是南部德國的文化與知識類期刊。它反對德國文化的集中化與同質化，反對德國地區由普魯士人支配，並宣揚文化獨立，儘可能在巴登—符騰堡保持不同的文化形態。 這是愛因斯坦於1919年5月19日從柏林寫給編輯部的一封信。 敬啟者： 我還沒有回覆您的第一個善意的溝通，因為這封信使我處在兩難境地之中。您的宣言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令所有最近失去信心的有識之士重新找回了希望。但另一方面，我不認為自己有資格簽署該宣言，因為實際上我不是一個合格的施瓦本人。我出生在施瓦本，父母都是施瓦本人，但我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國外度過的，我對施瓦本的熱愛更多是來自文學而不是親身經歷。因此，我不敢作為你們的領導者，而更願意留在幕後做一個謙卑的支持者。 另外，您還希望我推薦一個人，讓他寫一篇關於我和我的理論的文章。關於這件事，我思考了很久，但我覺得讓任何一個人來寫這樣一篇文章都顯得有些冒昧。結果，在日常工作的壓力下，我擱下了您的來信，而且直到現在都不知道應該怎樣滿足您的願望。但您要相信，我真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任何文章只要是認真研究我的理論，我都很樂意去核對。對於您來說，找到這樣的作者應該不會很難。在這封信中，我寄給您我的理論的一個概述，如果您計劃刊登這樣一篇文章，那麼您本人也許會從閱讀它的過程中找到樂趣。 致以最高的敬意。 愛因斯坦 聲援尼柯萊教授——致漢斯·德爾布呂克教授的信 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尼柯萊（Georg Friedrich Nicolai，1874—1964）是柏林大學醫學和生理學副教授。1914年10月，面對由93位德國知名學者和文化人士簽署的《告文明世界書》（Aufruf an die Kulturwelt）所造成的惡劣國際影響，他針鋒相對地起草並簽署了《告歐洲人書》(Aufruf an die Europäer)，儘管只有愛因斯坦等4人在上面簽字，影響有限，但尼柯萊成了普魯士警察特別關注的對象、右翼媒體攻擊的目標。為了躲避迫害，他1918年6月逃離德國，「一戰」結束後才回來。之後，他於1919年起草了反對謀殺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和盧森堡（Rosa Luxemberg，1871—1919）的聲明。愛因斯坦也在那封請願書上籤了字。 尼柯萊在柏林大學的醫學和生理學課程被參與1919年秋天暴動的學生所打斷。在1920年1月12日那一周，尼柯萊決定繼續上課，但是民族主義者、右翼學生以及不是學生的暴徒再次干擾了課程的進行，並舉起民族主義和反對猶太人的標語。由於由法國主導的對戰敗德國進行懲罰的《凡爾賽和約》於1920年1月10日生效，德國必須正式割讓領土。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視尼柯萊這種主張和平的人為背叛者，將德國遭受的損失歸結於他們身上。 在校長愛德華·邁爾（Eduard Meyer，1855—1930）的帶領下，柏林大學教務會13名人員於1920年1月23日開會商討有關學生對尼柯萊不適合教學的控告。為此，愛因斯坦在1月26日寫信給歷史系教授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德爾布呂克是第一批現代軍事史學家之一，基於對古代資料進行批判性研究的方法，並運用人口學和經濟學等輔助學科來完成對不同時代的追蹤分析和比較，以追蹤軍事機構的演變。他曾擔任國會議員，是一個自由溫和的政治家。他主要是基於戰術而非道德考慮，敢於批評威廉二世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965—1937）在「一戰」中所使用的策略。他堅決反對德國發動潛艇戰爭，認為這會成為美國加入戰爭的導火索。「一戰」結束後，他是簽訂《凡爾賽和約》會議期間德國代表團成員。他認為，德國不能單獨為「一戰」的爆發負責。他的兒子，馬克斯·德爾布呂克（Max Delbrück，1906—1981）1969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尊敬的同事： 幾周以來，泛德媒體都在試圖詆毀尼柯萊教授的學術活動。目前大學校長和大學委員會正在認真調查此事。管理者們不可能全都傾向於尼柯萊的觀點，所以這樣一來，他們的調查結果的客觀性自然是值得相信的。 而媒體的煽動是最應該受到譴責的。信中所附的一篇《德意志日報》（Deutsche Tageszeitung）刊登的文章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由校長和大學委員會進行的調查可能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最好能夠發布一份由大學教師發表的聲明，以對抗這些文章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有關聲明，由於時間緊，我只發給了少數德國同事。如果您同意這項聲明，我請求您通過電話或者電報告訴我。 忠實於您的， A.愛因斯坦 為尼柯萊的《戰爭生物學》日文版寫的序 在愛因斯坦1922年出訪日本前，身為日本勞工運動的基督教領導人，生物學家、政治活動家山本宣治（Senji Yamamoto，1889—1929），將德國生物學家、政治活動家尼柯萊的《戰爭生物學》（Die Biologie des Krieges）第一卷譯成日文。1922年12月10日，山本宣治拜訪了住在京都都酒店（The Miyako Hotel）的愛因斯坦，並請他為日文版寫序。儘管他們在討論期間，對於諸如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知識分子在和平運動中的角色這類意識形態問題產生了分歧，愛因斯坦還是為日文版寫了序。 我認為，當今政治出版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讓「戰爭毫無意義」這一理念廣泛流傳、深入人心，同時宣傳成立國際組織以避免戰爭發生的必要性。從這一立場出發，我滿懷激情地歡迎這本書的面世。從真正意義上講，本書可以給這個領域帶來真正多樣和深刻的啟發，並且能夠消除因歷史而加深了的致命的偏見。 A.愛因斯坦